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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布莱克·克劳奇/译者:杨蔚 当前章节:15382 字 更新时间:2026-6-23 08:15

即便是在后“镰刀”系统时代,埃德温所说的一切也是不可思议的。在我们查封过的黑基因实验室中,最厉害的也只能勉力操控屈指可数的几组基因罢了。全面变异这种事情,别说从来没有人遇见过,根本就是闻所未闻。我们目前已知的人类基因有大约两万五千种,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方式更是近乎无限。在已知基因之外,我们的基因组里还包含着难以计数的控制区和所谓的“无用DNA”,但后者绝非真的“无用”,它们是一系列基因系统的自调节功能网络的集合,是历经三十亿年优胜劣汰的生存压力进化而来的。它们构成了一个难以想象的复杂体系,其中任何一个简单的变化都可能有好几十种无法预期的表达方式,更别说成千上万个变化一起出现了。

“我家里人知道我在这里吗?”我问。

“他们知道你因为涉嫌自我基因编辑而被羁押。”

“我要和贝丝通话。”

“目前还不行。”

“埃德温,这不是我自己做的。”

“那是谁?”

“我不知道。亨里克·索伦?或者在丹佛设下陷阱引我们进去的人。”

“你并没有在丹佛事件之后立刻表现出基因变化,我们做过检测。”

“如果我真的知道怎么修改我自己的DNA,并且有装备来实现,又何必让我的医生去一家处于严格管控下的实验室做基因分析呢?如果不是我没有能力做这些事,又有什么必要冒这样愚蠢的风险呢?让我们看看事实吧,别随便来中世纪猎杀女巫的那一套。我已经因为这样的事情经历过一次审判了。我们都知道,有人用一个精心设计的病毒包感染了我,想改写我的DNA。我们之前假定它没有生效,如今看来是大错特错。很明显,那是个休眠型的病毒包,在感染后的大约头一个月时间里都会处于休眠状态。”

“这可能吗?”

“我想说的是,这中间有任何地方是合理的吗?你明不明白做到这一切需要什么样的专业水平?”

埃德温关上平板电脑,抬头看着我,像是还有话想说。

我等着听他究竟要说什么。

可他只是站起来,走到数据终端旁的门前,离开了。

我的双手在发抖。冰冷的汗水顺着脊柱往下流。我闭上眼睛,努力专注呼吸。

我被改造了,不知会变成什么东西。

我的雇主绑架了我,把我关在黑牢里,阻断了我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鬼知道还跟我的家人说了些什么狗屁玩意。

“镰刀”也早已向我们展示过,哪怕最简单的基因改造,也可能带来意料之外并且不可预估的连锁反应。可能——甚至可以说,大概率——会出现连带的基因组损伤,无论结果好坏,它们都很可能直接改变某组基因在千百万年的自然历程中一点点小心构建而成的基本功能。

无论那些人是谁,他们对我做的事情都是在重新编写大自然已经设定的程序,争夺进化本身的掌控权。这是个危险的游戏,不知是好还是坏。但总之,我的基因组已经被植入了各种编码:自我调节,对抗疾病,处理毒素、环境威胁和动态故障……同样,一切依然是以物种存续为最优先考虑。

这些基因的编辑与写入让我的敏锐度得到提升,甚至可能延长寿命,然而,同样是它们,也可能彻底颠覆我脆弱的基因平衡,殃及我的整个人生。

可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沃森、克里克和富兰克林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发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改变了科学界对于物种分类的看法。1980年,奈尔斯·埃尔德雷奇和乔尔·克拉克拉夫特提出,根据系统发育的定义,动物界不同物种的DNA系统之间仅存在百分之二的差异。

如果我的基因有百分之二被修改掉了会怎样?是不是说我就变成了一个全新的物种?

两个小时之后,只听到门闩一响,玻璃牢门打开了。

一个女人走进来,手里端着一把泰瑟电击枪,瞄准了我。一个男人紧跟在她身后,没带枪,块头很大,大概一米九出头,整个人像是从花岗岩里刀削斧凿出来的。是看守。

我翻身打算从床上坐起来,可那个野兽一般的男人说:“待着别动。”

他们一边一个守在敞开的门旁,接着出现的是埃德温,身后还跟着一个面容和善、年纪更大一些的女人,让我想起了我的奶奶。

我看着埃德温:“这是做什么?”

“我想问你几个问题。”

“那就问啊。”

“我希望能确定你说的是真话。这位是汉娜·贾拉勒。”

那个人形野兽另外搬了一把椅子进来,放在桌子旁,然后才比画了一下,让我坐过去。

汉娜走到桌边坐下,拿出一台平板电脑架好,电脑上无数的感应器正对着我的脸。我立刻就认出了这东西:最新款的测谎装置之一。

在模拟时代,测谎专家得把被称为“呼吸描记器”的橡胶管子绑在嫌疑人的胸部来获取呼吸频率数据,把带有魔术贴的血压袖带紧紧套在嫌疑人的胳膊上来测量血压,把叫作“检流器”的贴片贴在手指上,检测皮肤的导电能力。

如今这台平板电脑却可以在不发生实际接触的情况下完成以上所有检测,具体说来,就是借助设备内置的透皮光学成像软件,监测环境光线穿透人体表皮的相关数据,并据此推导出血压、心率、出汗情况、呼吸频率和虹膜扩张等生理反应的实时数据。

以我个人在执法生涯中的经验,我知道,测谎仪测的并不是谎言。它们测试的是负罪感,绝大多数人在说谎时都多少会带有这种心态。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我面前的平板电脑上那些用于记录追踪指标的数据线便会开始大起大落,留下说谎的明证。

汉娜坚持要求其他人都离开。等到只剩下我们两个之后,她开始跟我聊天,先说了说她自己,说她是怎样进入这一行的。我也汇报了些自己的情况,只是大家都心知肚明,这些东西对她来说都不是什么新信息。

她问起我的生活,问我被关在这样一个玻璃房子里是什么感觉。

“焦虑,害怕。”我说。

“一定的。”

就像我合作过的那些最优秀的测谎专家一样,汉娜传达给我的是这样一种感觉:她希望看到我成功,她是站在我这边的,愿意以最大的善意来信任我。

当然,在此期间,她已经完成了对我的侧写,得到了基准读数,有了对我各项反应和我应对提问的模式的初步评估。

“洛根,”终于,汉娜说,“如果你觉得没问题的话,我就要开始测试了。”

“随时。”

“记住了,接下来请只使用‘是’或‘否’作答。”

我能从她背后的玻璃上看到平板电脑屏幕的影子。

她伸手点了一下屏幕,我猜是激活测试。然后,她翻开一张纸,拿起一支铅笔。

“你的名字是叫洛根·拉姆塞吗?”

“是。”

她在第一个问题上打了个勾。

“你是住在弗吉尼亚州的阿灵顿县吗?”

“是。”

又一个勾。

“你是否曾经对别人说过谎?”

“是。”

“你是否会在这次谈话中对我说谎?”

“否。”

她勾掉问题,对着电脑屏幕研究了一番。

“你是否对自己实施过基因改造?”

“否。”

“自从在丹佛受伤以来,你是否发现你的身体出现了任何变化?”

“是。”

“自从在丹佛受伤以来,你是否发现你的头脑出现了任何变化?”

“是。”

“你是否对其他人谈起过这些变化?”

“否。”

“告诉过你的妻子吗?”

“否。”

“告诉过你的女儿吗?”

“否。”

“告诉过你的姐姐卡拉吗?”

“否。”

“跟你的任何朋友提起过吗?”

“否。”

“昨天是否有人给你发过一条短信,说‘他们知道你变异了’?”

“是。”

“你是否知道这个人是谁?”

“否。”

“你是不是米里亚姆·拉姆塞的儿子?”

“是。”

“你母亲是否还活着?”

“否。”

“你是否一直在为她工作?”

什么?“否。”

“是不是米里亚姆·拉姆塞对你实施了基因改造?”

“否。”

“你是否知道是谁改造了你的基因?”

“否。”

在整个问话过程中,她第一次将目光从那张纸或平板电脑上移开,看向我。

“洛根,你现在是在对我说谎吗?”

“否。”

“洛根,你现在是否在刻意控制呼吸?”

“否。”

“你是否在控制心跳?”

“否。”

“你是否在控制血压?”

“否。”

汉娜再次伸手点了一下电脑屏幕。“好了。”她说。

牢门打开。

埃德温站在门口等汉娜收拾东西,对她说:“我什么时候能拿到你的报告?”

“今天之内给你。”

埃德温走进牢房,在桌边坐下。我留意到他的耳朵里塞着一只耳机。

他回头看了看那个人形野兽和那个端着泰瑟枪的女人:“去外面等着。”

我一直等到他们关上玻璃牢门之后才开口:“为什么要问我有关我妈妈的问题?”

“因为她还活着。”

“放屁。”

他掏出手机,放在桌上。

“一年前,她闯进我的家里,事后还给我发了一份视频,内容是她站在我的厨房里,手里端着一杯葡萄酒。”

我点击播放键。

如果这视频是伪造的,那一定是大师级的杰作。

米里亚姆如今变成了一头银发,还做了大量的容貌调整(也许是为了防备人工智能面部识别系统的检测),她面容瘦削,脸上的皱纹比我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多了些,可那无疑就是我的母亲。无论在哪里,我都认得出这双眼睛——深邃幽黑,专注得叫人害怕。

我觉得有些头晕。

然后,她开口了:“基因保护事务局及各国同类机构一直在破坏科学研究和探索。”是她的声音,我对此没有任何怀疑。“如果不能立刻对相关政策实现实质性的调整,包括允许高校和私人机构重新开展它们所应承担的基因研究工作,我将亲自采取行动。我将释放一组病毒性基因驱动系统。”

埃德温伸手拿回手机,说:“我们扫描了酒杯上的指纹,也对她故意留下的头发进行了基因检测。毫无疑问,就是她本人。”

我眼前出现了一大群黑色的飞蚊。

胸口抽紧,双手发麻。

“你还好吗?”埃德温问,“他们说你心率飙升。”

我气得整个人都在发抖。

“我知道你很生气。”

“为什么不告诉我?”

“因为我不知道你是否在跟她合作,不知道她会不会尝试联系你。我监控了你的电话,在你家里装了监视器。最近十个月来你一直处于监控中。”

我真想跳起来,越过桌子,一拳砸到他脸上。我肯定能在看守冲进这动物饲养箱之前就把他彻底干掉。

“这种事情你怎么可以不告诉我!”我大吼。

看守开始朝着笼子靠近,可埃德温挥手让他们离开。

我一直为她的死而哀伤痛苦,我竭尽全力去面对她的死亡。

我猛吸一口气,硬生生咽下,整个人都被击垮了。

埃德温说:“不久之后,她又给我发了一份加密信息,在里面提出了她的要求。我回复了,问她的基因驱动系统针对的是什么物种。”

“人类。”

“答对了。”

“会造成什么变化?”

“她没说,只说是意义重大的升级。她还担保说会给我一个样本,让我看看她的能力。”

我就是那个样本。当然,我并不能确认这一点,但我就是知道。

我能感觉到自己的情绪发生了变化,从看到母亲的震惊变成了恐惧,对她所发出的威胁感到恐惧。

基因驱动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基因工程改造工具。正常情况下,婴儿出生时便携带着来自父母双方的所有基因,任意一方的基因都有可能在同组基因的对抗中占据上风。然而,如果能做到将一个靶向基因驱动系统植入父母基因之中的任何一方,就能颠覆遗传的自然法则。无论是成簇规律间隔短回文重复序列相关蛋白基因Cas9编辑、“镰刀”,还是诸如此类的任何一种技术,一切基因编辑的机制都是通过父母中被选定的一方传递到孩子的DNA中,同时植入指令,在胚胎发育阶段暗中改写另一方的目标基因副本。比如说,假设母亲的眼睛是棕色,而父亲是蓝色的,通过基因驱动,可以改写胚胎中母亲一方决定眼睛颜色的基因,从而确保他们的孩子拥有蓝色眼睛。而真正的杀招在于,这个孩子能将这种靶向系统一代一代向下传递。他们所有的孩子都会是蓝眼睛,子子孙孙,概莫能外。

更重要的是,只需要经过短短几代人,这个基因驱动系统就会覆盖全人类。也就是说,天然的、未经编辑的基因副本将被彻底抹除,所有人类都会变成蓝眼睛。

基因驱动程序能带来不可估量的好处。在拉姆塞饥荒发生以前,其中一项应用便是将所有传播疟疾的蚊子后代限定为雄性。鉴于只有雌性按蚊能够向人类传播疟疾,这项举措彻底阻断了这种疾病的传播,进而最终消灭了这个种类的蚊子。

基因驱动也能造成巨大的伤害,因为它们改变的并不只是一个人、一只动物、一株植物的个体基因组成。它们有足够的力量改变整个物种的进化轨迹。

“既然你一直在监视我,”我说,“就该知道我和她从来没有联系过,那么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我没有跟我的母亲合作。直到五分钟以前,我都不知道她还活着。你们每隔几年就会对我进行一次测试,你不可能想不到,我还不至于蠢到要去改造自己的基因。”

“我完全相信你,洛根。可你正在变异,而我们不知道你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

这是我被困在这动物饲养箱里的第一夜,让我想起了在监狱里度过的第一夜。所有牢门都锁上了,公共区大灯的电流声也消失了,寂静与黑暗紧紧包裹着我。我不得不面对现实:我的人生到此为止了,这几面玻璃墙之内就是我未来三十年的安身之所。

我仰面躺在床垫上,注视着玻璃天花板。

我的母亲还活着。

太多太多的念头和疑问在脑海中盘旋,让我实在无法平静。

她这些年都在哪里?

这二十年来,她都做了些什么?

她为什么一直都不跟我联系?

是她设计了这个升级基因包吗?这个将有史以来所有人能够想象得到的最精密复杂的基因工程技术都被远远抛在身后许多光年以外的大升级?

如果埃德温跟我说的都是真的,那她所谓的人类基因的“意义重大的升级”究竟是什么?如果抱负也可以称量排序,我母亲一定是我所知道的人里面最有抱负的那一个。但说真的,就算是她,也绝不至于疯狂到试图逼迫全人类完成一次物种升级吧。那会是怎样的景象?就像她对我做的这样?

可在内心深处,那个我竭力让自己习惯不去细究的地方,我能察觉到,其中涌动的更多是狂怒。

背叛与狂怒。

我因为她犯下的罪而站在被告席上时,她活着。

我被宣判的那天,她活着。

我在监狱里的第一晚和之后的每一晚,她活着,自由自在。

我重获自由的那天,她活着。

我结婚的那天,她活着。

还有艾娃出生的那个晚上。

她甚至从来没费心想过要跟我联系。

而最致命的一击在于,如今看来,她又一次扮演了上帝。不是面对水稻和蝗虫,而是我,她的亲生儿子。

好几个小时以前灯就熄了,唯一的光亮来自我身后数据终端上闪烁的LED显示屏。我知道有人坐在某个地方的某台监视器屏幕前,盯着我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次呼吸、每一滴眼泪。

我必须从这个地方出去,可我毫无头绪。

头顶的灯把我从纷乱的噩梦中拽了出来。

我抬起胳膊盖在眼睛上,不知道自己究竟睡了多久。

一个小时?也许两个小时?可叫人吃惊的是,我却感觉精神焕发、头脑清醒。应该是我的分化胚胎软骨细胞表达基因2、神经肽S受体基因和β1肾上腺素能受体基因网络上调的缘故。

我坐起来,看到玻璃墙的外面站着一个我曾经逮捕过的男人,那是七年前的一个雪夜,在怀俄明州大角羊山里。

“你好,洛根。”他开口道,声音经过我头顶的扬声器里传进来。

“罗梅罗博士。”

“你还记得我。”他看起来有些惊讶。

“我几乎没有一天能忘记那个晚上。”

“我也一样。”他说,声音里透着悲哀。有那么短短的零点零几秒时间,他下唇紧绷,眉间飞快地皱了皱,闪过一道竖痕。他依旧对我心怀恼怒。当然,这非常合情合理。

这是我第三次通过微表情感知到别人的情绪了,算是基因升级的又一项新福利吗?

我起身下床,伸了个懒腰。

“他们什么时候放你出来的?”我问。

“四年前。麻烦你过来这边,可以吗?”

我这才注意到他站在玻璃墙上的两个金属槽口前方,其中一个是送餐口,另一个则是圆形的,只比成年人握紧的拳头略大一点。

我走过去。

“把你的胳膊从那个小一点的口里面伸出来。”

他拿起一支注射器。

“做什么?”

“我需要抽一点血。以后我们每周都要为你做一次基因分析。”

我没动。

“你看,”他说,“我并不想伤害你。”

我注视着玻璃那一面的他,好奇基因保护事务局是怎样说服一个有着像安东尼·罗梅罗这样头脑的人在黑科学点里工作的。

我说:“你休想把针头扎进我的胳膊里。”

他叹了口气,把注射器放在一旁的托盘上,拿起一台平板电脑。我看不到触摸屏,只知道他的手指动了动。

一阵响动从我的头顶传来,我抬头看了看嵌在玻璃天花板上的通风口。随着通风口后面的马达声越来越大,这笼子也开始颤动。

我首先觉得胸口开始发紧。

我的呼吸越来越急促,却依旧感觉像是一直都憋着气一样。

通风口背后的马达声安静下来。

唯一的声响就是我自己的喘息声。

我跪倒在地。

明亮的光斑充斥在我的视野里,炸开又消失。

我倒下了。

我能感觉到肢端的刺痛,那是它们在渴求血液送去氧气。可这远远及不上肺里的火烧火燎和脑子里炸开的锤击声。

每一秒都是折磨。

黑暗从四面八方爬过来。

我的视野越来越窄。

就在这时,我垂死的大脑接收到了一个声音。一开始,我以为一定是某种幻听,可它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

通风口背后的马达重新转动起来。

我睁开眼睛。

黑暗退去。

世界重新明亮起来。

我重新大口喘息起来,只是这一次,呼吸抵达了我肺底的最深处,满足感涌起,就连焦干已久的嘴唇得到清水滋润也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我坐起身来。

罗梅罗博士放下平板,重新拿起注射器。

“伤害你并不能让我感到一丝愉悦。”他说,“可我得到了命令,要研究你究竟是什么,你在变成什么。你得知道,你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只能服从。现在,请把你的胳膊从那个洞里伸出来吧。”

我妥协了。

在他抽血时,我说:“我想跟我的家人通话。”

“我来这里只是追踪你的演变情况的。如果有什么要求,你应该去问——”

“问谁?我被关在这个玻璃牢房里,没人在意我的意愿。你能不能稍微拿出点人性,就当——”

“不行,我做不到。过去也许是有的,可我的人性已经被夺走了,你也是那台掠夺机器的一部分。”

“对于那件事我很抱歉,真的。我只是在做我的工作,我——”

“你别无选择?我也一样。”

“你感觉现在头脑还清醒吗?”罗梅罗博士问。

“清醒。”

“要不要再来点咖啡?我可以让他们送进来。”

“不必了,谢谢。”

“饿吗?”

“不。”

我坐在我牢房里的书桌前,看着对面坐在玻璃墙外那张桌子跟前的罗梅罗博士。当初被我亲手逮捕的时候,他正值壮年。看样子,这些年对他来说很不好过,这并不奇怪。他的下眼眶皮肤青黑、松弛下垂,鼻头上有红血丝,显示出他用了太多酒精来麻醉自己。当年,一切还好的时候,他的眼睛里是有光的——我在他演讲的视频里见到过——可这光芒也几乎熄灭了。他看上去就像个穷途末路的人,灵魂还在身体里,却已经渐渐腐烂。即便抛开一切,我也无法不对他心怀愧疚:他是拉姆塞饥荒的又一类受害者,此刻就在我面前忍受着智识的饥饿折磨。

他手边放着一台打开的笔记本电脑,而在我的书桌上,给我的是一本纸质的标准记事簿和几支钢笔。

我们先做了语言敏锐度的测试:类推、字母重组拼词、拼字游戏。

所有题目都简单得出奇,这情形一直持续到了语言测试的最后一题。他把笔记本电脑的屏幕转向玻璃,好让我能看到题目。

“Mytacism”最接近以下哪个词义:

a. 好斗

b. 误用

c. 细嚼

d. 左撇子

e. 热切的

f. 我不知道

到目前为止,这是唯一让我费了点脑筋的问题。

我能感到自己的神经元在燃烧。

忙着要找到一个落脚点。

我见过这个单词,就一次,平生仅见。

那是十二年前,贝丝送给我一份《每日一词》日历作为圣诞节礼物,里面全都是生僻、古怪的单词。

11月12日的口令生词就是“mytacism”。

我现在还能看到日历上的那张方形小纸片,小小的日历册只剩下了最后不到两个月的厚度。一枚磁铁将它固定在冰箱上,那是在贝塞斯达,我和贝丝买下的第一套房子里。

那天一大早,我就撕掉了11月11日的那一页——spanghew:用力抛向空中;特指用棍子(把青蛙)挑上半空。

艾娃刚两岁,已经醒了,正摇摇晃晃地走来走去,嘴里嘟嘟囔囔地念叨着:“粥粥,粥粥,粥粥。”翻译一下,就是:“我要吃燕麦粥。”那是那段时间里她最钟爱的食物。

此刻,这个词条再次出现在我眼前,一清二楚。

11月12日

my·ta·cism   .mīt-Ə-.siz- Əm :

字母“m”音的滥用或误用。

我说:“B,误用。”

罗梅罗博士做了个记号。

“你答这道题比其他的多花了二点三秒。”

“这个单词我只见过一次。”

“什么时候?在什么语境里?”

我告诉了他。

他点点头,说:“到目前为止,你一次也没选过‘我不知道’。能跟我解释一下你都是怎么得出答案的吗?”

“很简单。这些题目,我要么知道答案,要么不知道。到目前为止,还没出现我没有见过的单词。”

“所以说,完全没有哪个单词是你猜出来的?”

“没有。”

“你认为你拥有完美的记忆力吗?”

我想了想:“我不知道算不算完美,但至少是非常好的。”

“比在丹佛出事之前好?”

“肯定,而且一天比一天好。”

“能想起去年的今天你在做什么吗?”

我想了一下:“可以。”

“记得有多清楚?”

“就像是我的眼睛后面藏着一台摄像机,把当时看到和发生的一切都录了下来。”

“还记得你当时在想些什么吗?”

一年前的今天,我和纳丁一起在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我们去那里是为了突击搜查一个男人的住所,他涉嫌制造并售卖强化肌肉的基因编辑试剂,主要卖给举重运动员和其他职业运动员。

我发现,我可以随意“切入”那天的任何时间点。

在酒店里醒来时,我摸过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看到贝丝发来的信息:

早上好,亲爱的,睡得好吗?

我在亚瑟·布莱恩特烤肉店里吃切成小块的烤牛胸肉。气味、声音,乃至隔壁桌的对话,那个女人说……

“记得。”我说,“就连思路的来龙去脉都记得。”

接下来,他测试了我的数学能力。我发现这比语言测试还要简单。

“在一片海洋里,生活着一小群海蜇。”罗梅罗说,“海蜇群的数量每天增长一倍。如果它们花了九十天时间来覆盖整个海洋,那么,覆盖一半海洋花了多少时间?”

“你这纯属是在浪费你我的时间,”我说,“还有你们的。”

“请回答。我们得做下去才能提高难度。”

“八十九天。”

我们测试了空间推理、视觉感知和分类技能、逻辑推理,最后一项是模式识别。

“洛根,在下面这个数列中,下一个数字应该是什么?0、1、1、2、3、5、8、13、21、34。”

我仔细看了看电脑屏幕上的数列。

“55。”

“怎么算出来的?”

“哦,这个是斐波那契数列,每个数字都是前面两个数字相加的和。”

“你只是碰巧知道斐波那契数列吗?”

“不是,我大二的时候学过。”

“在丹佛的意外发生之前,你曾经想起过这个数列吗?”

“从来没有。”

“你认为你现在是不是拥有了这样一种能力,只要是曾经看到过或是学过的东西,你都能记起来?”

嗯……我琢磨了一会儿这句话:“我不知道能不能那么绝对地说‘所有东西’都是,但的确不少。绝大多数吧。”

“你高中或大学期间学过外语吗?”

“学过法语。”

“在丹佛之前,你的法语流利程度如何?”

“基本上忘光了。”

接下来,罗梅罗花了十分钟来考查我的法语语法水平,我发现自己突然能讲流利的法语了,阅读也毫无问题。

“我大学里学过的东西全都回来了。”我说,“可能比我念书时最熟练的时候还要流利一些。”

罗梅罗博士向我展示了许多数列,难度越来越高。

一个小时后,终于遇到一个我解不开的数字模型了。

“恭喜。”我说,“你终于难住我了。”

罗梅罗博士合上笔记本电脑。

“那么,我猜我没能得到A?”我问。

“不,其实测试在四十五分钟之前就结束了。你的得分非常漂亮。我只是想看看你究竟能应付到多复杂的数列。另外,为免你想问,我先声明,我不知道你的智商是多少。我只能说,绝对超过了两百,我刚才对你做的测试上限就只到这儿了。”

“麻烦再说一遍?”我说。

他的话我都听到了,只是我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凑近玻璃墙:“你的智商分值不会低于两百,这是这份测试能测出的上限。此外,你的记忆力表现完全是超常的。”

他站起来,离开。

我没动。

我十四岁那年,在进高中之前做过一次智商测试。用我母亲的话来说,这测试就是个简单的工具,用来帮助我们了解我的学习能力怎么样。

我的分数是一百一十八,高于平均分,排在全球人口智商的前百分之十四之列。

我母亲隐藏得很好,但心里一定非常失望。

传说她的智商分值高达一百八十出头。

我在高中拿了全A。

然后进了伯克利,我自己选的学校。

我很自律、很努力。

再后来,我开始学习有机化学,倒也不至于不及格或怎样,只是不那么容易,许多学生都被刷掉了。我们班上有几个最厉害的,学起来似乎不费吹灰之力。鉴于我的雄心壮志,我本该也在他们之列,可我只拿到了B,而且拿得相当吃力。

完成生物化学和遗传学的本科课程以后,我问母亲,能否趁暑假去S市找她,进她的实验室实习。她同意了。

所以,这就是我,智商一百一十八先生,置身于一群想要改变世界的超级天才之中。哪怕对他们所做的事情只能理解到零星皮毛,可越是身处其中,我就越是能看清那大写在高墙之上的断言。要知道,我这辈子都在竭力回避去正视它。

它写的是:你永远无法拥有你母亲那样的聪明才智。

我的母亲当然也知道。从我还是个孩子时,她就知道我没能继承她的“硬件配置”,甚至可以说是望尘莫及。一直以来,我想要的只是追随她的脚步。我这一生都在追赶他们。而那个夏天,在S市,这全速追赶的步伐迎面撞上了铜墙铁壁,那是我的极限之墙,是刻写在我的DNA密码里的命运之墙。

让人全心全意去追寻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愿望,这是极其残酷的事情。

没有人会教导你,该如何面对梦想的死亡。

可现在,那再也不是我的命运了。我的头脑正在变成璀璨的宝钻。

又过了三个晚上,我开始做各种疯狂的梦,就像是吃下了迷幻蘑菇,脑子被萨尔瓦多·达利改造了一样。

迷狂。

狂喜。

恐惧。

惊怖。

欣悦。

还有许多我从未体验过的新情感,混合着对未来的兴奋和对过去的失落。

我梦到过去的我。

梦到未来,我将变成谁,将是什么。

没怎么练习,倒立就变成了毫不费力的事情。稍稍努力,就连单手倒立也不成问题。

第一次尝试,我就完成了一个从床上落地的完美后空翻。

我在这玻璃笼子的地板中间做俯卧撑,一口气做一百个,直到最后十个才出点汗,然后再换成单手俯卧撑,这是从前的我绝对做不到的。

我练习下蹲起跳,从地面直接跳上书桌。

我希望他们看到,我希望我这刚刚被发现的身体超能力能够激起他们的好奇心。

这个玻璃笼子本身是无懈可击的。每一厘米我都检查过了,无论拥有多强壮的肌肉,都不可能击穿这些防弹玻璃,也无法将浇铸在水泥地上的家具拔起来。

到目前为止,他们对我的研究都仅限于头脑,那是可以把我关在这里面完成的。可第一天埃德温报给我的那份清单里也提到了,我有许多身体机能也被改造了,要评估这些,是绝不可能把我关在这个鸽子笼一样的玻璃观察箱里的。

只要想测试这些项目,他们就必须让我出去。等到那个时候,就是我的机会。

我知道我的骨密度增加了,夜视能力也提高了。

很显然,我对疼痛的耐受力也大幅提高了。

既然我的LRP5基因网络已经上调,那么我的骨头现在究竟能承受多大的冲击和压力?

我究竟有多强壮?

我的反应能力提高了吗?

我能跑多快?能跳多远、多高?

所有这些问题,我都想知道答案。我猜,他们也想。

我每天都在这玻璃笼子里锻炼,用迅速增长的力量和协调性挑逗他们,可没人对我的体能和运动能力表现出哪怕一丝一毫的兴趣。我不能主动提起,至少不能太直白。

罗梅罗博士依旧坚持探查我不断发展的认知能力,可是,想要设计出具有挑战性的题目,至少需要一颗能够与我匹敌的头脑。

我怀疑他们是想先等到我的智力发展抵达平台期,然后再考虑需要在笼子外进行的测试。让他们知道我的智力水平仍在不断提升没有任何好处。越早对我的智力放心,他们才会越快开始考虑需要更大空间的测试。像基因保护事务局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机构,是不可能避开凶残老大哥的视线,把我长期留在这里的。国防部的鼻子一定已经伸过来了。在他们接手之前,我还有多少时间?

又一次测试时,我照样假装绞尽脑汁地思索答案,却突然间清晰地感受到了一种全新的知觉,以前从来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确切地说,那是好几种知觉——

空气被强行抽入我头顶上方通风口时发出的“呼呼”的风声。

我自己的心跳声。

胳膊上的汗毛随着空气压力的细微变化而微微摆动。

玻璃、布、钢铁、陶瓷,这监牢里面所有东西的纹理质地,乃至外面的一切。

这感觉几乎压垮了我,同时还带来一种奇怪的幻觉,时间仿佛变慢了。

人类之所以能在无数刺激的混乱漩涡中专注于特定对象,靠的是一种被称为“感觉门控”的神经处理程序。外部环境的一切刺激都可能进入人脑,引发相应反应。感觉门控的作用就是尽可能过滤掉其中关联度较低,也就是冗余或非必要的刺激。如果这个机制失效,更高级的皮层中枢就会被超载的无关信息淹没。

是我的感觉门控也开始变化了吗?

想象一下,当你走过纽约时代广场,同时以同样的关注度接收到每一项外部环境刺激,那会是怎样的情形?人行道上每一块行人脚下的碎片细渣,过往每一个行人的每一个微末细节,汽车尾气、快餐车、地铁通风口、尿液散发出的每一丝气味,撞入听觉系统的每一段零碎的只言片语,这座全速运转的城市里如雪崩般袭来的所有不同的画面、声音、气味和触感……所有这些,都享受着完全相同的优先级。

感觉门控的缺失正是精神分裂的一大关键指标,事实上,它正是导致人类发疯的元凶之一。没有门禁地活着,是一种折磨。

也许是我的感觉门控被下调了。我必须重新调整大脑,不让自己被汹涌而至的刺激压垮。必须训练自己,在接收更多信息的同时依然保持全神贯注。现在的我就能同时全神贯注在两件截然不同的事情上,不是吗?此时此刻,我手上正在计算圆周率的平方根,脑中却在思考着上述种种,这不就是这样的训练吗?

或许这项修改还刚好可以解释之前便已经出现的问题:为什么如今我的眼里处处皆是模式?

比方说:罗梅罗博士每次过来给我做测试,都会首先在门口的数据终端登录个人账号。我能看清他小臂和双手细微的肌肉运动,能分辨他敲击键盘的声音——左手五下(小指最轻,可能是q、a或者z键,无名指稍重一点,可能是w、s或x键,也可能是1);右手六下(都是重击,先食指,后中指,那么就是先u、j或n键,然后i、k、8或者9)——简直和把他的用户名、密码大写加粗放在我面前的墙壁上没什么区别。

不过,真正有用的,是对身体语言的解读。

只要他离我够近,我就能接收到他脉搏和瞳孔的变化。

是什么让他呼吸加快。

是什么让他放松下来。

我还发现,我的身体语言也会让他的自主神经功能作出响应,哪怕是最微小的姿态变化也不例外。

我不但在罗梅罗和其他看守身上研究这些东西,也在自己身上研究。

随着我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外部刺激是如何影响我的生理指征的,我就知道,或许早晚有那么一天,我能控制它们。

一天,我在睡梦中听到埃德温走近我的笼子。我撑起身子,睁开眼睛,看到他在玻璃墙外坐下来,手里拿着一份《华盛顿邮报》。

我坐正了揉揉眼睛,翻身下床,走到洗脸池边。

往脸上泼了两捧水。

“有什么新闻?”我一边刷牙,一边问。

“卫星战。C国指责我们派遣一支秘密太空团队黑了他们的军事卫星。”

我走到书桌旁坐下,玻璃墙隔在我和他之间。我说:“听起来像是我们能干出来的事。”

埃德温慢条斯理地叠起报纸——动作慢得让人看着都着急——然后抬起眼皮,平视着我。他这次来是为了问几个有关我母亲的新问题。

我说:“我跟你说过了,我不知道——”

“我相信你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可你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帮到我们。”

“可我没理由帮你们。”

“好吧。”埃德温点点头,“你在这里,你爱的人在外面。”

他赤裸裸地亮出威胁,却故意留下半截不说。换在一个月以前,这或许真能唬住我,可在看过了他所有的恶劣与短处之后,我眼中的埃德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晰了。我对这个男人的每一次观察都近乎完美地留存在我的记忆中。他不会伤害我的家人。想利用我的话,其实有些东西会是我想要的,一些他完全能够提供的东西:排在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当然就是联系上贝丝和艾娃。

“你出错牌了。”我说。

“什么意思?”

“你应该用胡萝卜,而不是大棒。”

“她是不是有一个秘密实验室?”他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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