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什么好处？”
埃德温朝玻璃笼子顶上的通风口瞟了一眼，再将视线挪回我身上。有那么一瞬间，他的鼻子皱了起来，上嘴唇朝上噘了一下。
一个代表厌恶的微表情。
我说：“你在考虑抽空这玻璃笼子里的空气。罗梅罗能这么做，是因为他怨恨我夺走了他的生活和他的热情。他有理由，很合理，可你对我没有这么大的愤怒。为了拿到情报动手折磨我，想一想都会让你觉得恶心。”他叹了口气，有些恼怒，“现在你在想了，要不要在你手下那帮愚蠢的暴力狂里找一个来帮你干这脏活，可你不确定这个程度的规避是不是就能够减轻——”
“你能闭嘴吗？！天哪！你变了，不是我认识的那个洛根了。”
我把他惹火了，很好。现在该给他点甜头了。
我说：“我没听说过我母亲有任何秘密实验室。”
他的脸上闪过一丝如释重负的表情。
“不过，既然要打造这样的基因升级包，她一定是得有一个才行。”
“而且不会是什么仓促之间——”
“不会。”我说，“她需要一个高等级的分子生物实验室，配备四级生物安全保障，用来进行细胞培养和动物实验。需要有提供生物化合物的外部供应者，只靠她自己是做不到的。”
“大概需要多少——”
“也许两个就够了，但更可能是五个人。”
“你知不知道——”
天哪，根本用不着等他说出口，我就能知道他想问的每一个问题。太浪费时间了，太没有效率了。
“——都有可能是哪些人？”
我说：“她需要一个团队，可能涉及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遗传基因学和生物信息学。每个人都年富力强，处于巅峰状态。另外，我想象不出她能在没有量子退火装置或百万兆级处理器的情况下完成这些事情。”
我语速太快了。普通人的平均语速是每分钟一百到一百三十个单词，而我飙到了一百八十。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得慢下来，不能再让他们把注意力放在我突飞猛进的智力发展上了，那只会让他们更害怕我。越是怕我，他们就越不会考虑让我走出这个玻璃笼子去做体能测试。
“所以，她还需要一个计算机工程师。”
这话我不是刚说过了吗？
“是的，一个真正的天才高手，既要有能力写出极度复杂的程序，还得精通具备自主学习功能的人工智能的编码架构。”
“有想法吗？这些人可能是谁？”
语言组织相当糟糕的提问，不过我明白他的意思。他问的是名字，可他不是在十二点五秒之前才刚问过一次了？
我说：“她在S市的同事不是死了就是在牢里。我不知道她假死之后又遇到了什么人，和谁一起工作。”
“在她过去的生涯中，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人物吗？你能不能想到她可能在大饥荒之后去投靠谁？”
“我不知道她的朋友和同事在大饥荒之后对她是什么看法。我猜绝大多数人都会背弃她，可能还会举报她。不过，我倒是真有个疯狂的想法。”
“什么？”
“我可以为你们找到她。”
他凑近玻璃，被勾起了兴趣。
“你是说……放你出去。”
我马上就可以知道，埃德温究竟是对研究我更感兴趣，还是更想找到米里亚姆。当然了，还有第三个可能性，就是在有关我的事情上，决定权已经不在他的手中了。
“追踪我，”我说，“随便你们怎样监控我。我是唯一能做到这件事的人。”
他在思考。
可终究还是拒绝了：“不行。”
“所以你们是指望我坐在这间玻璃牢房里就能帮到你们？与此同时，却宁愿在不久之后把可能真正掌控着信息的人放掉。”
埃德温说：“在有关索伦的事情上，我没对你完全说实话。”
“让我猜猜看。”我说，“索伦根本没正式录入我们的系统。你从国防信息法庭的法官手里弄了一份为期九十天的拘留令。”
埃德温一言不发。他试图保持面无表情，但失败了。
“那么，他在哪里？”我问，“在你的另外某个黑牢里？还是就在这里？”
“他不在这里。”
“你们一直在审讯他。”我说。
埃德温点点头。
“高强度的？”
点头。
“虚拟审讯？”
没有回应，但答案是肯定的。
我听到过一些传言，说在涉及外国生物恐怖分子的极端案例中会用到这种东西。可眼看着一个自己曾经尊重的人亲自承认，我还是大受打击，那是一种深深的失望和羞耻。他们在虚拟的世界里审讯索伦，动用了军事级别的脑机接口。他们侵入他的杏仁核、前额叶和新大脑皮层边缘区域，让他体验各种极致的愉悦与痛苦。虚拟审讯早在十年前就被联合国禁止了，但因为太难查证，禁令几乎形同虚设。
“我估计，现在再来提醒你们他是个美国公民没有任何意义了吧？”我说，“哦，等等，我也是呢。自然，跟你们说他是个人也毫无意义。好吧，你们从他那里弄到了什么？”
“一无所获。看起来他像是真的什么也不知道。”
埃德温站起来，收拾好报纸。
“埃德温，”我说，“我刚才回答了你的问题，但我并不是非这么做不可的。”
“我知道。”
“我想要我的家人知道我很好。我想跟她们通话，看到她们的脸。”
他看着我的样子——嘴唇噘起，眉毛提高。其中有掩藏的悲伤。我能看到他颈动脉跃动的脉搏，跳得比之前快很多……每分钟一百二十九次。我不清楚这数字是怎么来的。我没有刻意去数，我就是……知道。我拥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细致入微的特殊感知力。
埃德温在悲伤，还在紧张，我看得清清楚楚。就在这一瞬间，我知道了，他第一天在这里告诉我的都是谎言。他没有对我的家人说我因为涉嫌改造自身基因被扣押。
我的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了葬礼的画面，就像16K的电影一样清晰。钉紧的棺材。贝丝和艾娃在哭泣。埃德温安慰她们，说我是英雄。当吊唁者都离开后，真正的悲伤降临，我们的家里一片死寂。
“你跟他们说我在出行动的时候死了，是吗？”
他只说了一句话：“我很抱歉。”
他转身离开。
我脱掉衣服，走进淋浴间。这个隔间很小，也是玻璃的，没有隐私，没有空间。我知道，有人坐在某个地方的某台监视器屏幕前，盯着我的一举一动。
我不能让自己去想贝丝和艾娃。想到她们正在因为我而悲伤，我会崩溃。
所以，当热水淋下来时，我想的是母亲，想她此时此刻在什么地方，想她最终会放出什么样的杀招，想她有没有在自己身上尝试这种升级。
一段记忆浮上水面，是那年夏天在C国时的一次讨论，我也参与了其中。那时候，一切糟糕的事情都还没有发生。
偶尔，当米里亚姆想要发泄一下，带着研究员走出实验室散散心的时候，我们会一起去一家名叫“踉跄的修士”的比利时啤酒吧。
在丹佛事件之前，我的自传式记忆力还没有升级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这么清晰地回忆起当时的情形。那天晚上，我们都喝得很多，所有人都激情洋溢地投入了一场激烈辩论中，而辩论的起因是我母亲提出的一个假设性问题：对于我们这个物种来说，最大的威胁是什么？
人人都醉了，兴致高昂，七嘴八舌地提高了嗓门嚷嚷着：
海平面上升。
土地荒漠化。
生态系统衰退。
二氧化碳水平过高。
博士后巴斯里是我母亲的副手，他说：“涉及我们人类生存的所有外部威胁都逃不开气候变化的影响。”
我母亲一直坐在上座，静静地看着我们辩论，时不时地啜一口杯子里的西佛莱特伦修道院12号，她那双深邃神秘的大眼睛将一切尽收眼底。
终于，她开口了：“你们都错了。”
桌上安静下来，所有人都转头看着她。米里亚姆连声音都没提高。在那样吵闹的一个酒吧里，按理说我们是不可能全都听到她说的话。可身处信徒环绕之中时，我的母亲身上有着某种近乎魔法的东西。
“你不相信气候变化是对我们人类最大的威胁？”
她直视着巴斯里：“我们人类最大的威胁，就存在于我们自身之中。”
大家面面相觑，相互交换不安的眼神，不确定她想说的究竟是什么。
此刻，时隔二十年之后，我站在这玻璃笼子的迷你花洒下，清晰地回想起了当时满头雾水的感觉。那时的我完全不明白她在说什么，只觉得昭示我智商与能力不足的证据堆上又添了新证，我被埋得更深了。
我母亲的原话是：“饥饿、疾病、战争、地球变暖……这些威胁像乌云一样压在我们头顶。可是，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会在晨间头条上读到我们的世界正摇摇欲坠，转头却立刻将这些抛在一边，照样过他们每一天的日子。”她环视桌上的人，“在座的各位，我们聚首在这座城市里，各尽所能，努力解决粮食减产的问题，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或许就能彻底消灭饥饿与灾荒。我们每个人都在努力，想要成为解决方案中的一分子。”
她俯身向前，语气突然变得激情洋溢起来：“如果有更多的人像我们这样，想一想我们能做到什么样的事情。新的农作物将能够养活千百万挨饿的人。流行病再也无法在我们的世界肆虐。大多数疾病、所有贫穷、所有战争，都将被终结。再也没有物种大灭绝。有干净的、可再生的、无穷无尽的能源。人类的脚步将延伸到太阳系。”
二十年过去了，尽管热水正冲刷着我的后背，我依然感受到一阵战栗掠过身体。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人类太愚蠢了？”巴斯里问。
“不只是这样。”米里亚姆说，“人类闭塞、自私、迷信。我们并不是理性的存在。我们贪图享乐，而非执着于洞察真相。我们吃喝、打扮，洋洋自得。我们欺骗自己说，只要把脑袋埋在沙子里，怪物就会走开。最简单的一点：我们拒绝将所有人视为同一物种而互相帮助。我们拒绝履行自己必须担负的责任。我们面对的所有危险，最终都可以归结到这一个弱点上。”
我洗完澡，穿上衣服。一个看守——还有什么更好的称呼可以指代他们吗？——送来了早餐。
我在笼子里的书桌旁坐下，浓郁的咖啡醇香充溢在这整个玻璃笼子内。
我的思绪还在飞驰。
离开啤酒吧之后，我和母亲搭同一辆出租车回我们租下的住所。
我多喝了两杯啤酒，城市的灯光拖着光晕从我眼前流过。
我抬眼望向母亲，她一直看着车窗外。不用问，她脑子里想的一定是明天的工作，从来都只有工作。
那时的我已经不是“我”了，所以我向母亲提出了一个问题，而清醒时我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如果可以，你会那样做吗？让人们变得像我们一样？”我飞快地改了口，“像你一样？”
她回头看着我，或许是因为她的脑子也有些发晕，她用我这辈子总共只见过一两次的坦率方式回答了我。
“是的。”她说，“我会。”
“可这只是个梦想，对吗？只是想一想？”
她耸了耸肩：“任何在‘你的故事’上注册账号的人都必须首先完成一份包含三百五十个问题的个人测试，还得使用我们的成像软件上传全身扫描数据。这为我们提供了海量的数据。我手里有七千九百万人的基因代码，其中每个人都有超过两万三千个表型数据点。样本覆盖世界各地。如果我能开发出一套足够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来处理这些数据，并且提出正确的问题，谁知道我能做到什么呢？”说完，她看着我，眼神锐利得吓人，“无论是创造新的生命形态、治愈疾病，还是我们现在在蝗虫身上做的尝试，都是同一件事。只不过，面对一个拥有完整意识的物种，改变其成员思考问题的方式，一定是基因编辑能力的终极表现。”
联想到我身上刚刚出现的情况，这场谈话有了全新的意义。母亲曾经只是尝试编辑几块稻田就杀死了两亿人，如今她在尝试改变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础之一，是人类思考的方式。且不论是有心还是无意，问题是，到头来她又会制造出怎样的大混乱？
我梦到了贝丝和艾娃。
我们站在一片平坦、空茫的大地上。
天空和大地一样灰，一样荒凉，若不是地面的颜色还略微深了那么微不足道的一点点的话，四下里几乎找不到任何维度的指示——没有地平线，没有纵深感。
突然，大地在我们之间裂开。
黑色的裂隙越来越宽。
越来越宽。
我想跳过去，和她们在一起，但裂口已经太宽了。
于是，我们只能站着，眼睁睁看着我们彼此离得越来越远。
我从深度无意识状态中醒来，甚至还没完全清醒，就意识到有动静传来。
“砰，砰，砰”，是一种发闷的声音。
枪声？
我坐起来，睁开眼睛。
我的玻璃笼子里只有我一个人，屋子是黑的，但我还是看得见。
远处传来一声尖叫，声音被外墙和这牢房的玻璃墙削弱了许多。
一个男人从数据终端旁的门里闯进来。
虽然光线幽暗，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是当时到宪法中心四楼抓我的男人之一，又矮又壮的那个。我来这里这么久，从来没见过他。他气喘吁吁，一只手拿着手枪，另一只手按在腰侧，血从指缝间滴下来，在他身后留下一串血脚印。
“出什么事了？”我问。
他转头朝我看来，就在这时，门再一次被撞开，伴随着一声巨大的爆响，他的头消失在了红色的血雾中。
一个穿黑色外套的人大步跨进门来。他双手拎着战术霰弹枪，头上戴着一个击剑面罩。我立刻就察觉到了这个人行动间的不同。有什么东西终于对了。不浪费一丝力气，不拖泥带水。这段日子以来，我不得不一直忍受罗梅罗、埃德温和其他看守那无比笨拙、毫无精准度可言的行动，就像体形巨大却依然跌跌撞撞的婴儿，他们的身体暴露了一切。
在这个时候还分心关注这些东西，的确是件很奇怪的事情，可我就是忍不住被这个人优雅的体态与动作震惊。
那具身体的手指微微比画了一下。
我立刻接收到了它们传达的信息。
我远远退开，远离牢门，顺手把床垫从床上拽下来，竖在身前当防护屏障，在玻璃隔间的另一头蹲下来。
霰弹枪的连发声震耳欲聋，子弹呼啸着穿透防弹玻璃，碎玻璃扎进床垫，雨点般落在我的身上。
枪声停下来后，我扔开床垫，站了起来。
这牢笼的防弹玻璃也抵挡不住霰弹枪的子弹攻击。
二十五天以来，我第一次跨出了这个囚牢。
我的耳朵里还在嗡嗡作响。
击剑面罩人迎上前来。
“你们是什么人？”我问。
他摇了摇头。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他们会叫援兵的。”我说，“人数比你们多——”
一个变声过的声音打断了我：“你对我的能力一无所知。”
我弯腰拾起那名看守失去生命时掉在地上的手枪，迅速检查了一下弹匣。
“跟上。”那人说。
我跟在他身后离开房间，沿着一条昏暗的走廊往下走，走廊墙上拉着电缆。我捡到的是一把史密斯威森，点45口径，沾了血，握在手里黏糊糊的。
前方的走廊顶上，一盏荧光灯忽明忽灭，走廊时不时地陷入黑暗之中。
我们路过了两个趴在地板上的男人，泡在从他们自己身体里流出的血泊里。他们应该是刚从房间里出来就被袭击了。那间屋子摆满了显示器，上面正是我那玻璃笼子的实时监控画面，无数个角度，各不相同。
“你没杀埃德温·罗杰斯和一个矮矮胖胖、科学家模样的家伙吧，是吧？”我问。
“只有配枪警卫。”
快到下一个转角时，我听到了一些动静。
那陌生人举起一只手。
我停下脚步。
三个男人刚刚转过拐角现身，面罩人就把霰弹枪往肩上一甩，加速冲了上去。
那是保安公司的重装安保员。
面罩人用匕首割断了第一个人的喉咙，可第二个人手里的沙漠之鹰已经端起来了。
每一帧画面在我眼里都是那样清楚，那根点50口径的枪管几乎直接怼上了面罩人的脸。
可这念头刚刚闪过，我的救援者就在第二个人扣下扳机的同时及时向侧面跨出了漂亮的一步，很不巧，第三个人的脑袋被沙漠之鹰轰飞了。
面罩人再次横跨一步，唯一剩下的那个人站在原地，端着巨大的手枪转来转去，寻找目标。那双手从他的胳膊下穿过，轻巧地一把抓住那只胳膊，将它折成了三段。
那情形就像拆解手枪一样，只是这是这个人的骨头。
他号叫起来，面罩人紧接着两刀划开了他的肚子。
他跪倒在地，还能动的那只手徒劳地试图把身体里流出来的东西都塞回去。
整个过程只持续了二点五秒。面具人的行动并没有多么迅速，却优雅从容，一击致命。一场暴力的芭蕾。
“走。”面罩人回头招呼我。
我们拐进另一条走廊，走廊尽头是一座通往上方的螺旋楼梯。
我跟着那人往上爬，我们的脚步在金属台阶上踩得咚咚作响。
爬到顶之后，面罩人双手顶住上方小小的舱门，用力一推，可它纹丝不动。
“有人把这里锁住了。”那人说，“还有一个出口，不过去那边的话会遇到更多守卫。”
我想到了一个主意。“在这儿等着。”我说。
我掉头沿着走廊狂奔回之前关我的房间。在那台数据终端前坐下，唤醒屏幕，输入罗梅罗的用户名，这个我是知道的。密码不太确定，但经过了数不清多少次站在玻璃笼子里研究过他的手指活动之后，我大概能估算出一个范围，不超过十七种可能性。
试到第六次时，密码通过了。我迅速翻看界面，找到门禁系统，里面有很多选项，包括我的玻璃牢房、武器室、监控中心，还有一个是所谓的“出口舱门”。
我解锁舱门，按原路冲过走廊。
我的援救者已经出去了。当我爬到梯子顶端时，一只手伸过来，把我拽了上去，四周一片黑暗。
寒意刺骨。
一直到眼睛适应了黑暗之后，我才发现，四面望去都是挂着老式农具的墙，木头房梁横过我的头顶，一架梯子架在装满干草的阁楼下，还有一台老式拖拉机。
这黑牢原来是建在一座老粮仓的地下。
我们冲向敞开的仓门。
到达门边后，那陌生人一个急刹车停下来。
朝外窥看了一下。
一轮皎洁的明月照亮了地面上的一切，为我们眼前的牧场镀上了一层电光蓝，群星黯然失色。
远处有一所农舍还亮着灯。
我呼出的气在冰冷的空气中化作了白雾。
“能跑吗？”他问。
我点点头。
我们飞奔过结霜的草地。这是我第一次像这样置身野外，我这辈子都没有跑得这么快过。我感觉自己重新变得年轻了，身体里蕴藏着无尽的能量。我们一口气跑出了五百多米，来到牧场外围的栅栏前。越过栅栏，我们踏上石子路，继续跑，远离农舍、畜栏和谷仓。
四周是合围的山麓，就像结冻的黑色海浪。
高处的牧场在月亮下闪着微光。
我不停地回头，看着农舍的灯光越落越远。
又跑了四百米，我们面前出现了一道大门和防畜栏。
我们翻了过去。
乡间公路褪色的路面在月光下发着光。
唯一的声响来自我们头顶，刺骨的寒风吹得我们树枝上最后坚守的树叶沙沙作响，它们是昔日绿野留下的骸骨。自从基因升级全面启动并生效以来，这还是我第一次走出户外，太多刺激汹涌而至，我得努力应对，不让自己被它们淹没。
我们踏着路肩向前冲。又跑出了好几百米后，那陌生人放慢脚步，伸手指了一指。路边有个东西，藏得太好了，我一时竟看不出那究竟是什么。我被他领着往路边黝黑的树林里走了几步，这才看清了金属、玻璃和铬合金的闪光。
我们俩挤进那辆谷歌“流浪者”双门小车里。
车门关上，陌生人终于拽下面罩，把它和变声器一起扔到了后座上。
我望着中控台另一侧的那张脸，是我的姐姐。
5
我上一次见到卡拉已经是三年前的事情。
上一次通话也有六个月了。
虽然我们会在彼此生日和圣诞节时打电话，但她依然在役，很多时候都在海外。
她比我记忆中的样子更强悍了，脸上添了一道我从没见过的新疤。我知道她两年前在缅甸执行任务时曾经被捕，并且作为战俘被关押了好几个星期，后来通过一次救援行动才重获自由。但对于当时的情况，我所知道的也就仅限于此了，我们从来没有真正聊过这件事。
车猛地一颠，越过路肩，我们上了公路。
卡拉拨动加速器。
狂野的、冲刺一般的速度。
我们没开车头灯，摸黑在乡间原野上飞驰。
虽然我的夜视能力已经大幅提升，然而公路曲折多弯，只靠着一点月光引路，我依然没法像卡拉这样自如地把车速推到这个程度。可她看上去对此十分得心应手。
我望着我的姐姐。她知道我想问什么，直接给出了回答。
“去年夏天，我在蒙大拿小屋的外廊上被一只蜜蜂蜇了。”她飞快地转过一个发卡弯，快到我们起码遭遇了两到三倍重力的突袭，“只是短暂的一下刺痛，没有红肿。可到了第三天晚上，我被高烧烧醒了。我的体温从来没那么高过，汗水湿透了床单，我开始说胡话，进医院待了三天才稳定下来。”
她的语速快得吓人。
我说：“他们做了一堆检查，但什么也没查出来？”
她点点头。
“于是判断你是染上了某种流感，然后自愈了？”
“完全正确。”
卡拉放慢车速，现在开进了弗吉尼亚州的卢雷，一个沉睡在山脚下的小镇。这个时间，主街上一片寂静。路口的交通指示灯闪着黄灯，月色很亮，足以照亮天空，勾勒出西边影影绰绰的黝黑壁垒，那是谢南多厄河谷的绝壁。
“十六天后，”卡拉说，“我和前一晚刚接到的一位女士都在厨房里，当时她正准备打开冰箱拿橙汁。平板电脑放在中岛台上，里面在放新闻，她有一眼没一眼地看着。眼见她心不在焉地把杯子随手放在了台子边缘，我感觉自己似乎已经看到了她会如何关上冰箱门，拿橙汁时曲起的胳膊肘还没来得及伸直就转身，把台边的杯子碰下来。这并不是什么预感，更像是明明白白写在现实表面的物理方程式，只有我能看到。一切变量都指向同一个必然的结果。现在我看哪儿都有这样的方程式。事实上，就在我脑海中出现这一幕的同时，我正把锅里的薄饼抛起来翻面，同时在水槽上方的窗户反光里瞥见她的手伸进冰箱，饼落回平底锅里，我扔掉锅铲，转身，弯腰伸手，接住了下落的杯子，再晚个半秒钟，它就会掉在地砖上摔碎了。”
“你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其他变化的？”
“在那之前，但那些更像是一种温和的预警。直到那一刻，它们才一拥而出，尖叫着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的专注力更强，夜视能力和记忆力都变好了。我睡得少了，肌肉越来越结实，对疼痛的耐受力也提高了。”
“开始用以前做不到的方式审视其他人了？”
她点点头。
“那只蜜蜂是个遥控飞行器。”我说。
卡拉笑了：“完全没有腐烂。”
整整二十五天，我都只能跟他们打交道。该怎么称呼他们？普通人？如今终于能和一个头脑运转与我相当的人对话，这感觉真是太棒了。
我们开上蓝岭的山顶时，黎明的天空中透出了一抹薰衣草色的晨曦。天亮起来了，我们的视野渐渐开阔，一直延伸到地平线上。我看到前方的山谷里有薄雾缭绕，远处有片片灯光闪烁，那是大大小小的城市和村镇。
卡拉说：“一想清楚这是被人实施了基因改造，我就立刻动身来找你了。”
“为什么？”
“我知道，不管背后的人是谁，他们都绝不是偶然选中我的。一切都只因为我是拉姆塞家的人，因为妈妈。所以，要么你就是背后的一员，要么你也是他们的目标。”
“所以你开始监视我。”
“我需要先找出你在意的东西，以防你不愿意帮忙，甚至想直接逮捕我。就是因为这样，我才会知道你和我一样，也被盯上了，而且你的雇主也一直在监视你。”
“你怎么发现我也被改造了的？”
“下棋。”
“是你发消息说基因保护事务局要来抓我？”
“对我来说，你发生了基因变异是显而易见的事情。我知道他们很快就会来抓你。抱歉，我应该再早一点联系你的。”
“是妈妈做的。”我说。
车里突然变得非常安静。
卡拉看着我，我知道她在想什么，立刻打消了她的念头。
“她没死。”我说，“她想开启一次基因的重大升级。”
“对谁？”
“人类。”
接下来的路程里，我把一切都告诉了她。
早上七点半，卡拉把车开进了西弗吉尼亚州的金伍德市，停在一家“枫叶汽车旅馆”的停车场里。
空中飘着小雪，公路上刚刚开始蒙上白霜。
虽然从下车到进入房间只有短短的距离，为了遮挡面貌，我们俩还是都戴上了巴拉克拉瓦式套头盔帽，同时烦恼地意识到，监控探头无处不在。
司法部的窃听和监控工程虽然算不上国家机密，但也从来没有得到公开确认。绝大多数美国人都以为他们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布满监控的国家里，可事实上，他们对这套网络的真正威力毫无概念，不知道它们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如何纠缠在一起。在美国，平均每一百个人就能分配到四十八点七个监控摄像头，每一个摄像头的背后都连接着政府的人工智能面部识别搜索引擎网络，与之相应的是早已名存实亡的个人隐私保护法。
经过了昨晚的事情，埃德温一定会疯狂寻找我的踪迹，只不过我估计他还不至于向其他执法部门发出全面通缉令。他能怎么说？“一名被我非法关在黑牢里的基因保护事务局探员逃跑了。顺便说一句，他的基因已经全面升级，还有，呃，他姓拉姆塞。”
不可能的，这些事情只能内部解决。
但只要被摄像头扫到我的脸，算法就会自动发送我所在地点的方位警报。
房间里有两张双人床，窗边有张小桌子，老旧的热泵嗡嗡作响，墙上挂着一幅战争花卉主题的装饰画。
我用卡拉的笔记本下单买了些皮下填充剂，花大价钱选择了二十四小时内送达的无人机配送服务。
做完这些之后，我随便选了张床倒下。床垫疙疙瘩瘩的，可在刚刚度过了玻璃牢房里的三个星期之后，我只觉得如卧云端。
“你在农场的时候简直不可思议。”我说，“是一直都这么厉害，还是新技能？”
“一直都是这么个大恶棍。”卡拉大笑，在这一刻，她像是变回了从前的那个她，“无论什么样的升级，都只是为我的能力锦上添花罢了。”
“是什么感觉？”我问，“像那样战斗。”
“你试过吗？”
“坐牢的时候打过两架。”
“战果如何？”
“被狠狠教训了。”
“过程很快，是吗？”
“太快了，我整个人都是僵的，感觉就像瘫痪了一样。”
“我现在的情况完全相反，当肾上腺素水平达到某个阈值的时候，时间反倒像是变慢了，甚至慢到近乎停滞了一样，我能同时关注到周围的一切细节。在我眼中，对手靠近我的动作都是零点五倍速的。我阅读身体语言的能力也提升了。他们的每一项意图都清清楚楚地写在最细微的肌肉抽动中，击倒他们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情。”
当然，我也经历了同样的变化。
所谓压力环境能够提高大脑运转速度的说法是荒谬的。人在害怕的时候，杏仁体会变得更加活跃，瞬时释放出更多的记忆片段，数量远远超过日常生活中的常规数量，正是这些大量涌出的额外记忆造成了时间变慢的错觉。可我怀疑的是，卡拉和我感受到的时间膨胀感并不属于这种情况，它不只是恐惧反应带来的错觉。由于感觉门控被下调，我们在全神贯注时依然会接受到来自外界的大量刺激，而只要我们的大脑还能扛得住这种冲击，它们就真的能允许我们以超人的速度作出预测和反应。
“他们不会就这么罢休的。”我说，“你明白这一点，对吧？”
她耸耸肩：“我知道我们不亲密，但你是我弟弟，我可以为了你去对抗一支军队。”
“我家里人都还好吗？”
“还好，不过她们以为你死了。”
我知道，可听到这话还是禁不住湿了眼眶。
我不能给贝丝打电话。无论是贝丝还是艾娃，我不能用任何方式联系她们，否则就可能让她们背上帮凶或教唆的罪名，把她们拉入更加混乱的境地。毕竟，单单是与我有关系就已经够糟糕了。
眼下这样的情形，还是就让她们以为我死了吧，这样更安全。
因为我曾参与的工作而死去的两亿人、坐牢的时光、父母的死亡、双胞胎兄弟的死……和眼前的困境比起来，过往的一切无不黯然失色，这才是我这辈子面对过的最艰难的事情。
“现在怎么办？”卡拉问。
我迅速开始评估我们的处境：我们两个都被锚定了，从已知信息看来，背后操盘的是母亲，动机不明。我们能做的并不多。
“不好说。”我说，“但是，不管妈妈的计划是什么，我们都要阻止她。”
说完，我就闭上眼睛，睡着了。
醒来时，透过窗帘照进屋子里的光已经暗了，浴室里有淋浴的水声传来。我爬起来，走到床边，看见外面已是一片飘雪的昏蓝暮色。
旅馆停车场里的汽车上全都披上了一层雪。
路面被遮住了。
街对面的房子也在纷纷扬扬的雪花中模糊了轮廓。
卡拉的黑色筒包就放在桌上。
浴室里水声依旧在响。
我拉开包看了看。
有四把枪，其中包括一把CheyTac M200狙击步枪。几盒子弹、闪爆弹、扎线带、几台笔记本电脑、监控装备、两卷现金。三本护照，每本上面都是不同的名字。还有五部不带卫星定位的手机。
我拿起一部手机，注视着它，几乎无法抵挡给贝丝发信息的冲动。我想告诉她，我还活着。我无法想象她和艾娃眼下正经受着怎样的痛苦。
就在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我的情感开关被关掉了。
这也许是一种全新的能力，也许一直都在，只是终于随着我的升级解锁了。总之，我发现我可以把对家人的情感和感同身受都放到一边了。
就像是将它们单独择了出来，放进一个法拉第电磁屏蔽箱里，而不是将我整个人都屏蔽在电磁场之外。当情感与情绪被屏蔽，我也就免于遭受自身软弱感性的困扰了——又或者，毋宁说是摆脱了感性的操控。
我可以把自己的情绪与感受放进这个屏蔽箱，深深地沉入我的脑海最深处。
我可以关上那扇门。
凭借着超乎寻常的意志力，我还能将它锁起来。
我可以脱离这些感受活着。
这种能力令人不安，感觉像是欺骗，而且让我禁不住疑心：这样一项升级，针对的是否正是母亲眼中我们这个物种最根本的基因缺陷？她是不是已经发现了一种方法，可以重新校准智人物种的感性与理性之平衡？
水声停止。
我把手机扔回包里，拉上拉链。
卡拉抽出一台笔记本电脑。
我有罗梅罗的身份认证信息，唯一担心的是把警探引到这个旅馆来。一旦登录成功，我们很可能就只有三十分钟时间，或许还不到。
所以，我花了九个小时的时间下载并阅读了五本有关互联网结构的书，同时浏览了无数信息论坛，那里的人们非常乐于提供秘密造访政府服务器的“假设性”小诀窍。
换作以前，要梳理并吸收这么多混乱的信息，从中辨析错误，去芜存菁，至少得花上我好几个月的时间，更别说枯燥很可能中途就让我崩溃了，可新近获得的专注力帮助我毫不费力地完成了这项工作。
我通过虚拟专用网络连上互联网。我不在乎被他们知道有人在盗用罗梅罗的身份信息登录他们的服务器。我会在他们反应过来之前就满载而归。重要的是，不能让他们发现登录服务器的人是在西弗吉尼亚州的金伍德市。
除了确保卡拉的笔记本电脑和服务器之间的信息交互安全之外，虚拟网还能在一定时间内掩盖我的网络地址和地理位置信息。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悄无声息地完成一次密钥交换，我借助一套暗网算法完成了这一步。
他们为我开了一个单独的文件夹，名字就叫“洛根·拉姆塞”。
我开始研读我自己在基因保护事务局的档案。卡拉则穿上了羊毛外套，戴上巴拉克拉瓦盔帽，出门去给我俩弄些眼下急需的食物补给。
文件里有我的测谎分析报告（我直接略过了）、罗梅罗做的所有测试、我的睡眠模式记录、餐饮表、埃德温和罗梅罗就我们每一次交流给出的详细观察记录、我在丹佛住院期间的医疗记录和华盛顿内科医生的记录、心理医生对我进行三轮诊疗的记录、我阿灵顿家中的监控录音和录像。
可我最感兴趣的还是我的基因变异分析报告。
文件非常大。
点开我的基因编码分析报告时，一个念头再次冒了出来，那是来自我脑海最深处的低语：
母亲从来不会做无缘无故的事。
如果她只是想要威慑基因保护事务局，就没有理由也对卡拉进行基因升级。而且，她也不可能以为这样就能改变基因保护事务局的方针政策。或许威慑也是有的，可她不会只为这一个目的亮牌，一定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埃德温之流和其他人都察觉不到的终极游戏。
她对我们有安排。也就是说，她一定在某个地方，以某种方式留下了信息。一些蛛丝马迹，指导我们现在该怎么做。我一页一页地翻看我的基因分析报告，足足三十亿个字母。无可否认，这是个神秘的时刻：我正在全神贯注地研究我自己的制造说明书。
我停了下来。
呆呆地注视着屏幕。
一个念头带着哔啵作响的刺痛感浮出水面。
有人在敲门。我一惊，以为是基因保护事务局不知怎么追踪到了我。不，不对，他们不会敲门，而是会直接破门而入。
我走到门边，从猫眼望出去，看到卡拉站在雪中。我打开门锁保险链，让她进来。她的黑色羊毛外套上凝了一层白霜，头发也湿了。她随手把怀里抱着的两个纸袋扔到我的床上。
“充电站美食，只有这个开着。”
我扒拉了一下，垃圾食品、三明治、墨西哥卷饼。
“有什么进展吗？”她问。
“还说不好，但我有个猜测。”我撕开一袋薯片，往嘴里连塞了好几把，“你知道DNA里是能写东西的吗？”
“不知道。”
“就数据存储能力而言，DNA的信息密度是常规标准硬盘的一百万倍。”
“你觉得妈妈在我们的DNA里留了信息？”
“我不知道。有可能。”
卡拉的样子像是非常怀疑。
“我们的基因编码不是得有三十亿个字母吗？”
“是的。”
“所以，要在里面把妈妈留的信息找出来，无异于大海捞针。”
“还不如说是在大海里寻找一个与众不同的水分子。”我说。
我坐回笔记本电脑跟前。
“那么，现在该从哪儿入手？”她问。
“如果我想在你的基因编码里留下一条信息，绝不可能随便找一段编码就往里写。”
“为什么？”
“因为这样可能对某个生命机能造成严重破坏。某个器官突然停工，或是引发基因突变，导致你患上癌症或肌萎缩侧索硬化症。如果妈妈在我们身上动了手脚——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她多半会将信息插入某个基因组的安全港里。”
我敢打赌，她完全没听懂我在说些什么。
“可以把我们的身体想象成一个巨大的生物计算机程序。”我说，“如果你跑过来就胡乱改动编码，某些重要的功能就很可能崩溃。安全港是基因组里自带的部分，科学家发现，它们可以在不干扰其他基因且不破坏核心基因组的情况下，接纳新的遗传基因物质并完成整合。”我开始敲打键盘，“我想，我可以写一个检索小程序，查询并定位我身上所有出现了变化的基因组，并限定只显示可能存在安全港的编码段。这样应该可以大幅缩小检索范围。”
我花了几分钟时间编写了一段数据库的查询代码。考虑到我们没有超级电脑，只是在一台笔记本上进行这样的工作，我估计整个检索过程需要花上一些时间。
卡拉和我坐在床上，狼吞虎咽地吃了几个充电站出品的墨西哥卷饼。
一个小时之后，第一份检索结果出来了。
跟丹佛事件发生那时的我比起来，我的基因组里有好几个基因安全港明显被改变了，包括AAVS1、SHS231、hROSA26和CCR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