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每个DNA区域创建了一个报告，以便厘清编辑执行的范围。
CCR5是白细胞表面的一种蛋白，存在于免疫系统中。我的CCR5出现了大量的修改痕迹。我不清楚它们具体都是什么，但其中插入的碱基对大小达到了八万九千字节，相当于一部小说的数据量。
下一步，我打开AAVS1的变化报告，这是一种古老、无害的“搭便车”型基因，正是安全添加DNA信息的理想选择。
嚯。我凑近屏幕。AAVS1的改变非常小，只有一行简短的新基因代码，插在19号染色体的长臂端。
总共只有一百五十六对碱基的长度。
如果转换成蛋白质，可能是五十二个密码子。
从基因测序的结果看来，这段代码已经被写进了我身体每一个细胞的基因组里。这堪称一大挑战性的壮举，非凡之举。尽管人体每个细胞里都包含着完整的基因组，但各个细胞的基因表达都取决于它所对应的独特生物功能。比如，人体所有细胞里都包含有决定其眼睛颜色的代码，但“镰刀”只需要针对真正决定虹膜颜色的那部分数量极少的细胞加以干预，就能改变一个人眼睛的颜色。
所以，有什么必要对所有细胞都进行修改呢？为了确保它不会被漏掉？
“可能是这个了。”我说。
卡拉专心地看着这段新的DNA序列。
TCC CCC CCG ACC CGA CCC ACG CAC CGC ACC CCT CTC GTG GTC ACC GCA CCC ACC CGG GAC CCC ACG GGT CCC CCC CCC CCC CCC CCC CCC GAC CCG ACC CAC GCA CCG CAC CCC TGG TGT CGG TCG GTC GGT CGG ACC CCG GGA CAC CCG CAC CCC
“你真觉得这些字母就是一条信息？”她问。
“有可能。其他被编辑过的安全港里插入的编码都有近百个千字节的量。要是转换成信息的话，也未免太长了。可这一个太短，如果是作为新的基因，它编码形成的蛋白质不可能有任何意义。”
“接下来怎么办？”
“DNA序列可以从正反两个方向读，每个方向可以有三个读码框。我先假设它遵循插入的惯例，也就是说，从左往右读。那么，我们下一步必须解决的，就是如何把这些生物代码信息转化成人类语言信息。”
“有什么想法吗？”
“毫无头绪。”
我人生中的第一道坎，就是孪生兄弟的死，它最终扩大成深渊，吞噬了我的整个家庭，当时我十三岁。两年后的一天，父亲在弥漫的晨雾中登上旧金山湾区东面的魔鬼山山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然而，尽管已经经历过这么多的失去，后来母亲那一场伪造的自杀依然给我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打击。
爸爸死后，卡拉就从康奈尔大学退了学，放弃她一直研读的信息技术学位，报名参了军，加入了特种部队。那个时候，她只说：“我想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就这样，我的世界里只剩下米里亚姆和我，直到我们的蝗虫不小心将大饥荒带到了这个世界。
母亲死后，我被捕入狱。从此，就只剩下我自己了。
因为这一切，今晚显得很不一样。虽说环境不那么理想，可这还是我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和我的大姐姐待在一起，共度时光。
我们坐在床上，吃着好吃的垃圾食品聊天。她只见过贝丝和艾娃两次，我把她们的点点滴滴都说给她听。她则跟我说起她在蒙大拿的生活。
我去过那里一次，和纳丁一起。当时我们是去海伦娜市执行任务，行动结束后顺道去卡拉的小屋看看她。我们坐在门廊上，听对面山谷里传来的麋鹿叫声。那是夏天，夜晚很凉爽，天空中有繁星闪烁。我们谈到生活、工作和家庭。看到纳丁和我的姐姐一见如故，感觉非常好。
那天晚上我就有过这样的感觉，今晚又一次体会到了：和卡拉待在一起，让我内心的某种进化渴求得到了满足。归属于某个部落群体，是人类刻写在基因里的原始需求。
茫茫人类世界，她是唯一能真正理解我眼下正在经历的转变的那个人，也是唯一真正了解我过去的人。
“想过要安定下来吗？”我问她。
“生孩子？结婚当个妻子？”
“诸如此类吧。”
“像我现在这样走了另一条路来寻找幸福，会让你觉得困扰吗？”她问。
“你这是假定我把孩子和婚姻等同于幸福了。要说有关联吗？当然。是因果关系吗？未必。问题在于，你幸福吗？”
“在这一切发生以前，我很幸福，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候。我生活在比尤特山上，住在自己亲手盖的房子里。高居两千一百米海拔之上。冬天滑雪，夏天飞钓，秋天打猎。那地方你也去过的。”
“我一直希望我们能再多见见面。”我说，“我希望能在你的生活中参与得更多一些。”
“小伙子，我不再是那个陪你玩捉迷藏、拼乐高、搭城堡的大姐姐啦。”
“那你是谁？”
“现在吗？这个问题有点意思。在被那只遥控蜜蜂叮过之前，我觉得我是个在独属于自己的地方寻找安宁的女人。”她抬起头，古怪地看了我一眼，“你想知道，是吗？”那道疤从她的左眼外眼角开始，曲曲弯弯地向下穿过脸颊，一直延伸到下巴尖。她伸手摸了摸，说：“是盐酸。”她咽了下口水，“那次是在克钦邦的一个集训营，喜马拉雅山脚下，海拔很高。我们是夜里到的。他们有红外监测，所有人都被狙击手放倒了，除了我。我被抓住了。他们从来没见过女的特种兵，我算是个新鲜玩意。”
“我被关在一个金属笼子里。笼子很小，几乎站不起来。大多数时候，我的眼睛都被蒙着。他们对我施行了四次模拟处决……还有更糟的，非常糟糕。”
我挪到姐姐的床上，跟她面对面坐着。
我想握住她的手，可她抽开了。
“那里面有一个人会说英语。他出生在伦敦，也是在那里上的学。我们有过三次对话。最后一次，我问他，他是怎么能做出对我做的那些事情的，又是怎么做得出对其他人做的那些事情的——烧死、淹死、用石头砸死、砍头。毕竟，他们都是佛教徒。打着你心目中宇宙创世神的名义施暴、杀人是一回事，他们的信仰内核又是另一回事，他们认为没有什么是确定的，没有什么是永恒的。有人说，他们真正信仰的是‘终结痛苦’。”
“他怎么说？”
“他有着世界上最轻柔的嗓声，几乎可以称得上是纤弱了。他说：‘有时候，你必须制造痛苦来终结痛苦。’”
她沉默了好一会儿。
只有隔壁房间电视机的声音透过薄薄的墙壁钻过来。我们房间的热泵又启动了。
我不知道她的记忆力是不是也像我一样提升了。我过去的人生中有许多暗黑时刻，至今想来依然历历在目得近乎残忍，可没有什么是像她刚刚说给我听的那样的。
“我太难过了，你这些事情……”我说。
“我也这么觉得。”
“你跟营救你出来的人还有联系吗？”
卡拉笑了：“他们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半夜里，有警笛声呼啸而来。我冲到窗边，卡拉从床下抽出战术霰弹枪。
透过结了霜的窗玻璃，我看到好几辆警车和一辆消防车从大路上飞驰而过。尽管心脏还在因为本能的惊吓反应而狂跳不已，脑海中更冷静、更擅长分析的部分却在告诉我，他们不会带着消防车来抓我，更不会拉着警笛来。
卡拉走过来，站在我身后。
“不是冲我们来的。”我说。
我回到床边，关了灯，任我的大脑将那串DNA序列投影在这房间的爆米花式天花板上。
TCC CCC CCG ACC CGA CCC ACG CAC CGC ACC CCT CTC GTG GTC ACC GCA CCC ACC CGG GAC CCC ACG GGT CCC CCC CCC CCC CCC CCC CCC GAC CCG ACC CAC GCA CCG CAC CCC TGG TGT CGG TCG GTC GGT CGG ACC CCG GGA CAC CCG CAC CCC
这里面一直有什么东西在让我心神不宁。它一直在盯着我的脸，可我还没能把它找出来。
我在脑子里尝试分析字母出现的频率。
十二个T。
十九个A。
九十二个C。
三十三个G。
很多个C。
这些数字有什么意义吗？
我任由它们在我的脑海里盘旋，就像夏日天空中的云。我细细观察它们：12、19、92、33、12、19、92、33。再倒过来：21、91、29、33、21、91、29、33。
19是个重要的数字。我盯着它胡乱琢磨了一会儿，一无所获。
我的眼睛突然睁开。
天亮了。
卡拉还在打着小呼噜。
我的脑子一定整晚都在思考那个问题，因为我发现那个序列里让一直我心神不宁的是什么了。
“T”和“A”从来都是单独出现的。
我从床上跳起来，打开灯，走到桌边。桌子上铺满了我之前尝试解码的失败草稿，如果这还算得上是个密码的话。
我随手抽过卡拉在充电站买东西的小票抚平，凭记忆写下那串核苷酸序列，剔除密码子之间的空格，用下划线标出所有的“T”和“A”。
TCCCCCCCGACCCGACCCACGCACCGCACCCCTCTCGTGGTCACCGCACCCACCCGGGACCCCACGGGTCCCCCCCCCCCCCCCCCCCCCGACCCGACCCACGCACCGCACCCCTGGTGTCGGTCGGTCGGTCGGACCCCGGGACACCCGCACCCC
“你在干什么？”卡拉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问。
“马上。”我说。
如果母亲想要通过基因编码向我传递信息，她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如何只用简单的四个符号表达意思。如何用“A”“C”“G”和“T”四个字母创造一种暗语，并且确保只有特定的人才能读懂。
卡拉走过来，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
我抬头看看她，说：“如果‘T’和‘A’代表的并不是字母或其他符号，会怎样？”
“你怎么知道不是？”
“因为它们总是单独出现。也许它们是开始的标记，表示一个单词或……”我突然想到了怎样利用DNA仅有的四个字母创造一种置换编码，“哦！我的天。”
“怎么？”
“如果让你来编写密码，”我说，“你觉得密码必不可少的两大基本通信元素应该是什么？”
“数字和字母。”
“如果‘T’和‘A’是用来指示后面的字符是什么的呢？其中一个，先假设是‘A’吧，表示后面跟着的是数字，那么‘T’就表示要多做一步，把得出的数字再转换成字母表里的某个字母。”
“你是说，就相当于1对应A，2对应B，以此类推，一直到26对应Z？”
“没错。”
“这么说，‘G’和‘C’就代表数字？”她问。
“要是我的话就这么做。如果只能用两个符号来表示所有数字，那我一定选择类似罗马字这样的数字系统。假设‘G’是5，对应罗马数字的‘Ⅴ’，‘C’是1，对应‘Ⅰ’，也可能反过来。先试试看第一个序列。”
我写下来：TCCCCCCCG。
“假设‘T’表示后面的‘CCCCCCCG’是一个数字，那么这个序列代表的数字就有可能是12或36。又或者，‘T’也可以表示后面的序列应该生成字母，那就是说，我们要多做一步，从字母表里找出对应的字母。如果是这样，就是‘L’或……等等，不对。”我重新看了一遍编码，忍不住笑了起来，“这就对了。如果我的推测是正确的，那我知道‘C’和‘G’代表什么了。‘G’是1，‘C’是5。”
“你确定？”
“看第二个序列：‘ACCCG’。如果‘C’表示1的话，按照罗马数字的写法，就变成了ⅢⅤ，没有这样的写法。你得反过来，写成‘GCCC’，ⅤⅢ，对应数字‘8’。”
“所以，‘G’是1，‘C’是5。”
“先这么假设着。那么，唯一还没解决的问题就是，‘T’和‘A’分别表示什么。按照我们的假设，‘G’是1，‘C’是5，试一试就知道了。先看看‘T’代表字母、‘A’代表数字能得出什么结果，然后反过来再试一次。”
“‘T’不可能是字母。”她说。
我回头看了看第一个序列：“你说得对。”七个“C”后面跟着一个“G”，得数是36。数字太大了，没办法对应到字母表里。
我起身去煮咖啡，一边煮，一边透过窗帘缝往外瞟了一眼。雪已经停了，现在是早上八点，这小镇正在醒来。
我回到桌旁，开始翻译那串核苷酸编码，“T”表示数字，“A”表示字母。
第一串九个字母转换出来是数字36。
接下来五个序列，拼出的是单词“point”（点）。
我加快速度，把其余的部分全都译了出来。
36POINT5625NORTH106POINT217777WEST
36.5625 北 106.217777 西
“卡拉，我解开了。”
我喝了一口咖啡，卡拉走过来，注视着电脑屏幕。
“坐标？”她说。
“是的。”
她拖过一把椅子，挨着我坐下，接手笔记本电脑，打开了一个搜索引擎。
光标点进检索框，输入：北纬36.5625，西经106.217778。
我们俩都凑在屏幕前，等待下一个页面载入。
一张地图出现了。
全球定位的图钉标在整片的绿色上。
“我看不出这是哪儿。”我说。
卡拉缩小地图。
直到屏幕上出现了一串地名：卡森国家森林。
卡拉继续缩小，终于，我看到一个认识的名字了。
圣达菲。
这个坐标位于新墨西哥州圣达菲西北偏北大约一百三十公里处的一片国家森林里。
我们重新放大地图，回到图标标记的地点，切换到卫星显示图层。图像分辨率极高，显示出一片清晰的常绿森林，中间点缀着少许几处黄色斑点，应该是颤杨林。
我上下左右地拖动图片，想找出点别的不一样的东西，随便什么。
“我只看到树。”卡拉说。
“我也是。”
“有没有可能，这份密码其实只是随机生成了一串数字，碰巧对应到了某个实际地点的全球定位系统坐标？”
“几乎不可能。这里面还拼出了‘点’‘西’和‘北’几个词。”
“可这地方完全就是一片荒野，看不到任何建筑或基础设施。”
卡拉又仔细看了一遍坐标：“纬度一秒等于三十点九米，经度一秒差不多二十四米。”
“这个坐标只覆盖了不到七百五十平方米的面积，”我说，“不算大。”
“会是什么？”卡拉问。
“不知道。有兴趣开车去新墨西哥州看看吗？”
卡拉的电脑跳出一条提醒：一架无人驾驶机刚刚把我的皮下填充剂送到了我们的旅馆房间门口。
我站在浴室的洗脸池跟前剪头发，然后染成黑色——自从过了四十岁以后，我的头发就一直是灰白色的，染黑了反差大一些。被关进那个农场里之后，我足足三个星期没有刮过胡子，无意间蓄起了一把漂亮的胡子，只是胡子也是黑、灰、白交杂的斑驳颜色。为了搭配，我把它也染黑了。
发色的改变能糊弄过人的眼睛，但对闭路电视监控系统和满世界放飞的无人飞行器的面部识别系统就没用了，它们不看类似发色、眼睛颜色这样简单的表面特征。它们测量的是更精细、更难以改变的生理特征：眼睛和耳垂的形状、眼角之间和嘴角之间以毫米为单位的距离、骨骼的结构。
过去五年里，我旁听过两次面部识别前沿技术的研讨会，会上接收到的每个字、每句话如今都清清楚楚地印在我的脑子里。
我使用半永久眼线拉长了眼睛的宽度，制造出眼睛更大、眼距更近的错觉。
和肉毒杆菌（一种神经毒素，能麻痹面部指定区域的神经，抚平皱纹）不同，皮下填充剂只是将一种柔软的凝胶状物质注入皮下，填充由于年龄增长而变得松弛的皮肤空隙。
和偷偷摸摸黑进基因保护事务局的服务器比起来，现学现卖地使用皮下填充剂要可怕得多得多。鉴于存在美容及健康方面相关并发症的风险，厂商一再就自行注射提出警告。
我把能找到的教学视频全都看了一遍，重点看那些寻求脱胎换骨一般变化的使用者。我研究了医疗专业人士拿注射器的手势，研究了什么部位适用哪种产品、合适的剂量、注入的位置等等。
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
我准备好注射器，在我的人中（鼻头以下到上唇以上的垂直凹槽部分）、眉头、耳垂和嘴角进行了注射。
单一处的调整看起来没什么变化，可合起来就完全不同了。
我注视着汽车旅馆房间这面破镜子里呈现出的最终成果。
一点也不像我自己了。虽说还不至于能放心大胆地冒险去闯机场或超级高铁站的严密安检与监控，但和卡拉一起平平安安地抵达我们的目的地，我觉得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
终于，我开口招呼我的姐姐：“我好了！准备好改头换面了吗？”
6
我们赶在傍晚开进了圣路易斯，把车停在一家充电站，然后下车想找找看满大街紧闭的店门之中还有没有哪家餐厅在营业。
大拱门残存的遗迹在落日余晖中反射着刺眼的光。它毁在了七年前的一场风暴中，如今只剩下二十多米高，不锈钢的外壳歪歪扭扭，颤颤巍巍。州长认为，与其花费上百万美金重建它，倒不如用这笔资金来发放食品券，为圣路易斯其他遭受风暴灾害的社区提供援助。
升级之后再次走进外面的世界，堪称一场爆炸式的体验——第一次看到颜色的人或许就是这样的感觉。
一切都变得更加明亮、更加鲜艳，对比度也拉高了。
不过，最吸引我的还是人。
我们路过了一个吹萨克斯风的街头乐手，我不由自主地关注到了他的每一个微小的细节：他脸上的晒斑、他的呼吸频率、他的衣服、翻过来摆在地上收钱用的高帽子，他的脖子上有太多弹片留下的疤痕，他将身体重心放在左腿的样子显示出身上很可能带着旧伤——我几乎可以看到手榴弹在他身体右侧炸开的情形。接下来，我看到了他左侧袖子下面隐约露出的一个文身印记，是一只锚，是海军陆战队EGA（鹰、地球、锚）徽章的一部分。刹那间，一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出现了。他上过乌克兰战场，受了伤，回家后却被剥夺了退伍军人的权益，福利微薄可怜，医疗保障一塌糊涂，还有……
一个女人经过，穿着红色紧身裙、高跟鞋，戴着墨镜，面容紧绷。她脸色苍白，心跳急促，胡乱抹去的泪痕依然隐约可见。就在十九秒之前，我看到她从隔壁街的一个酒吧里走出来，应该是刚刚在里面结束了一段关系。
我的难题在于努力不让自己被汹涌而至的新鲜刺激吞没。除了人之外，城市本身便瞬息万变，融合了无数错综复杂的刺激，驳船、无人机、往来的行人、空中交通、地面交通……每一样都在争夺我的注意力和好奇心，挑战我去找寻其中全新的模式，去发现我以前从没留意过的东西。
当然，这是感觉门控的问题。
关键不在于争取降低接受量，而是要学会同步处理一切信息，学会在活着与呼吸之间吸纳一切。
我感觉自己有无穷无尽的好奇心。
唯一还在营业的餐厅是一家柴烤比萨店，它正对着密西西比河和市中心附近横跨河面的七座桥。
我们吃得很快，一心惦记着回去赶路。
这一段轮到我开车。
夜幕降临时，我们已经行驶在I-44号州际公路上横穿密苏里州。
我很高兴能在黑暗中开车，没有那么多刺激分散我对路况的关注。
卡拉上车不到一个小时就睡着了，汽车近乎无声地前行，所以，此时只有我自己、我的思绪和车头灯光下静静流过的公路路面。
我在想我的母亲。
当年，她在C国的事情失控以后回到了美国。那时还愚蠢无知的我完全不知道情况有多糟糕，只以为蝗虫实验失败了而已。
当然，她一定很清楚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一切。
她住在我们位于伯克利的家族老宅“榆木屋”里，我总觉得那里有些古怪，弥漫着说不清的悲伤。自从爸爸和麦克斯过世，卡拉远赴国外服役，那房子就更是冷清，只会让我想起我们失去的一切。
那是一个时间胶囊，记录着拉姆塞一家的衰亡。
太过美好的记忆中总是暗藏着痛苦。
如果不是妈妈招呼，我是绝不会回去的。
她为我俩做了晚餐，我们坐在餐厅的老餐桌前，气氛悲伤而沉默。
我们没提S市，也没说我们的蝗虫如今正在稻田里做着什么。
妈妈很少怀旧，可那一晚是个例外。
她问起我对这里有哪些美好的童年记忆。
甚至跟我分享了一些她的回忆。
后来，她跟我说了些即便我这样平庸的头脑也永生难忘的话：“生活从来就不会让人称心如意。即便看起来像是得偿所愿，结果却往往不是你真正想要的样子。所以啊，我的儿子，如果你能找到哪怕一丝丝幸福与安宁，就心存感激，好好生活吧。不要索求更多，因为哪怕是那一丝丝，也比大多数人穷尽一生所追求到的还要多了。”
“你是这样吗？”我问，“索求更多？”
我永远不会忘记她坐在餐桌对面凝望着我的样子。
后来，她坐在那台小三角钢琴前，弹起了我最爱的《梦幻曲》。这曲子出自舒曼的《童年情景》。她那时已经醉了，只能勉强卡在调上，有的音不小心糊作了一团。
我想到了从前，一切都还很好的时候，她为我们全家人弹奏，流畅、准确，有时是圣诞节，有时是新年，有时只是随机的夜晚，我们所有人都在，快乐、幸福，浑然不知生活并不会一直这样。
妈妈说要去帮我把我原来的卧室收拾出来，可我找了个借口拒绝，说要回宿舍复习功课，为即将到来的期末考试做准备。
于是，她把我送到门口，在门廊上拥抱了我。
那是一个狠狠的拥抱，就像是她想要抓住什么正在无情溜走的东西。
“会好的。”她说。我没多想，只以为她喝多了，难得地陷入了多愁善感的感情漩涡里。
还没走到汽车跟前，我就听到身后传来“砰”的一声关门声。
空气中飘荡着前院那棵大桉树的味道，有点薄荷味，有点松香味，有点儿甜香味，是与我的童年交织得不可分的味道，是在我骨子里烙得最深的身份印记。
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这就是我和母亲见的最后一面——生活总是这样，你几乎永远都不会知道，什么时候是自己生命中最后的那一章。
三天后，她将开着车冲出1号公路，飞坠三百米，一头扎进太平洋。
天色在得克萨斯北部的大草原上破晓。
圣诞节的早晨到了。
我还在往前开，得益于BHLHE41=DEC2、NPSR1和ADRB1基因的变异，一点也不觉得累。
我想着我的家人，在脑海中毫不费力地勾勒出他们的面容，没有一丝含混的地方。他们是那样鲜活、清晰，就像真的站在我面前一样。
我想知道，在没有我的这些年里，他们怎么样了。我的眼里充满了泪水，将晨光切割得支离破碎。我拾起这失了控的原始情感，将它也扔进了那金属箱子里。屏蔽磁场的高墙一天比一天更坚不可摧。
我痛恨做这样的事。
可每做一次，都比前一次更容易。眼下这个阶段，将自己的心铸成铁石还是一项需要有意识操作的艰难任务，可我能够想象，在不太遥远的将来，总有那么一天，控制和压抑情感将成为我的第二本能。
我们在阿马里洛停车充电，顺便在路边一家小餐馆里解决了早餐，然后继续上路，穿过洒满阳光的大草原。
进入新墨西哥州后，周围的景象变得荒凉起来。
短短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就看到了四枚火箭从“真理还是结果”温泉镇附近的太空船发射场起飞，朝西南方飞去。是亿万富翁们上近地轨道去过他们的圣诞节早晨了。
我们赶在午饭时间爬上了圣达菲旁边的高原荒漠。这座他们口中的“别样之城”是美国第二古老的城市。越是靠近，圣达菲反倒越是在一览无余之中隐匿了身形，低矮的土色建筑悄无声息地融入了褐色山峦的背景中。
我们直接驶入中心广场，在一家名叫“拉方达”的酒店要了一间套房。这座酒店是一栋巨大的土砖建筑，大堂里有一棵大约六米高的大树，灯直接悬在裸露的木梁上，到处都是穿着难看毛衣的合家欢游客。
我睡了一个下午，醒来时饥肠辘辘。
日暮时，我们出门去觅食。
走在这些仿佛凝滞了时光的曲折街巷里感觉很好。这座旅游城镇所提供的，似乎是一次体验的机会，让人可以重新感受一下大衰退前的美国，回到一个仿佛依然还有“未来”的地方。
圣诞树在一扇扇土砖房子的窗户里闪着光，壁炉里柴火的烟熏味丝丝缕缕地飘散在干冷清冽的空气中。镇子东面的群山刚刚开始披上荒漠月亮的银辉。我想家想得心痛，索性放任这疼痛自由舒展了一小会儿。
我们选择在广场边一家西班牙餐厅里吃晚餐。这家店号称供应的都是非合成蛋白质，因此贵得离谱。
“我猜，今年这个圣诞节和你之前想象过的不太一样，对吗？”卡拉问。
我摇摇头，啜了一口杜埃洛河岸红酒。现在几乎找不到西班牙葡萄酒了，因为葡萄的主产区已经北移，太多经典老酒庄都停产了。
在基因升级之后再来品尝世界级的红酒，几乎是头脑爆炸式的体验。我向来自诩拥有一条还算不错的舌头，如今才真正感受到了滋味与气味的轰炸，才发现，原来我可以同时享受它们各自独有的以及彼此交融的滋味：泥土、阳光、挂霜的黑色果实、玫瑰花瓣、橡木与时光的浸润。
“你呢，这个晚上会做什么？”我问。
卡拉拈起一片顶上盖着生腌火腿片的番茄面包。
“看天气。”她说，“要是下雪就待在家里，煮我最拿手的热红酒，看看《圣诞坏公公》。要是路况还不错，就开车进城，和圣诞节里没其他地方可去的人一起在摩尔人酒吧里喝上几杯。不对。”她自己改了口，“那是升级之前我会做的事情。现在？我大概会待在家里，看看书，想想东西。”
“你的记忆力是不是也趋于完美了？”我问。
“是的。”
“我也一样。”
“这很残酷。”她说，“我在蒙大拿的生活是建立在‘忘记’上的，忘掉我是谁，忘掉我从哪儿来。”卡拉隔着桌子望着我，印着伤疤的脸在烛光的映照下几乎是怪诞的，“有许多记忆，我宁愿忘掉。你现在也很受煎熬，对吗？”
我明白她的意思。
“情绪？”我说。
她点点头。
“是的。”
“你可以有办法应对的。”她说。
“我知道。我已经在这么做了。”
“会越来越容易。”
“吓到我的正是这个。”
“为什么？”
我瞥了一眼隔壁桌，那对夫妻已经开始竖起耳朵听我们说话了。我估计，引起他们注意的并不是我们谈论的内容，而是对话的速度。
我收回目光，垂下眼看着桌面，轻声对卡拉说：“我们得把语速降到正常水平。”
“你说得对。”
我开始回答她的问题，强迫自己说得慢一点、从容一点：“我被吓到，是因为害怕自己会因此失去深刻感受事物的能力。”
“深刻感受事物有什么好处？说来听听。”她说，“感受的作用不就是模糊逻辑和理性吗？”
“这只是一方面，可感受也是同情与共鸣的核心。我们的理性思维越来越强，开始用理性看待一切，也许感性能够在其中起到调节制衡的作用。”
“这话不假。但还有一种可能，你只是害怕超越你所爱的人。”
更多食物送了上来。
我的听力范围内有七组人在交谈，无数种气味从厨房里、餐桌上和其他人身上飘出来，单是过滤掉这一切，就几乎耗尽了我所有的意志力。
“你会宁愿没有经历这次升级吗？”卡拉问。
“我不知道，这很难抉择。我一直希望自己拥有超凡的头脑，现在终于有了。”
她啜了一口酒：“一定很难吧。”
“什么？”
“生活在妈妈的领域里，心里却知道自己根本不配待在那里。”
“你知道我的感受？”
“当然。妈妈拥有百年难有的头脑，我一直觉得你那样追随她的脚步是注定要失败的。”
“我的心理治疗师说，这是因为麦克斯。失去双胞胎兄弟——”
“就等于失去了一半的自己。你和妈妈的关系填补了你缺失的那一半。”
我说：“昨晚开车时我想起他了。一些遗忘了很久的事情、一些过去只是模模糊糊记得的时刻，现在全都想起来了，非常清楚。这很不好受。”
卡拉笑了：“不是非得如此的。”
我们在缀满星星的深蓝色夜空下走路回酒店。
广场中央有一队唱诗班正在唱歌。他们手捧着摇曳的烛火，声音轻快冷冽，直上云霄。
我并没看到那个场景，没有真正亲眼看到。
我看到的，是那幕场景背后的故事：流传两千年的传说，神的孩子被送来拯救世界。
我从未对“智人”有这样清晰的认知：从最根本的层面来说，我们就是一个讲故事的物种。
一群将故事置于其他一切之上的生物，尤其是我们自己的生活，这样我们就能为一种冷酷、散漫，甚至有时是野蛮凶残的存在注入虚假的意义。
清晨，我在亚西西圣方济各大教堂的钟声中醒来，那是街对面的一座石头天主堂。
我煮了一杯咖啡，拉开阳台的玻璃移门。
走上阳台。
外面寒冷刺骨。
圣达菲一派寂静安然。
可我已经开始紧张。
这一天，似乎会非常重要。
不到八点我们就上路了，沿着美国84号公路北上，疾驰在我生平仅见的惊人景色中，在我全新的视觉感知之下，它们全都愈发鲜明。
一切都显得更加清晰、丰富。
一切色彩都极致饱和。
刚驶出圣达菲的市郊，沙漠便悍然铺展开去。
空间感令人屏息。
视野里每一秒都在改变。
光与影在砂岩上蔓延、生长。
干旱的沟谷。
高耸的台地。
壮观的纪念碑。
我们高速穿行在科罗拉多高原与里奥格兰德裂谷之间的过渡地带，感觉仿佛看透了时间的流转。
我用前所未有的方式看风景。扁平的中生代地层裸露在山脚，年轻些的新生代沉积层出现在峰肩下方。
有那么一会儿，我们能看到远处白色的超级高铁轨道管线蜿蜒穿过沙漠，是连接丹佛和阿尔伯克基的那一段。
我们越过当年和父亲一起看西部片时听说过的河流。
东面，鼠尾草和刺柏覆盖的丘陵渐渐被高山上的针叶林取代，林线以上有白雪反射的光亮在闪耀。
浩瀚如海洋的天空笼罩着一切，它所俯瞰的，是四亿五千万年前那个被称为“晚白垩世”时期的浅海，如今的大沙漠。
我们在奥霍卡连特停车充了一会儿电——这是我们离开圣达菲后看到的唯一一个充电站——然后继续向前。
我已经把巴列西托斯的定位载入了导航系统中。那是卡森国家公园内一个非正式行政区划的居住点，是距离我们全球卫星定位系统里那个坐标最近的市镇。
我们在早上九点半抵达巴列西托斯，发现这地方并不是城市，甚至连小镇子都算不上。它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村庄，只有几百口人定居在这里，有的房子明显有人居住，可还有许多已然破败倾颓。
我们经过了一座倒塌的老教堂。
然后是一家荒废的酒吧。失去了玻璃的窗户上方，古老的啤酒广告霓虹灯牌还悬在绳子上，用西班牙语写着“我的朋友”几个字的木头招牌依然挂在门口摇摇晃晃，被数十年来高海拔的阳光晒得褪去了颜色。招牌背后的门里已是一片空荡。
卡拉在开车。
我在查看她的手机。
“没信号。”我说，“不过汽车的定位系统还能用。我打算把那个坐标输进去，看看有没有反应。”
我把那串十进制数字转换成标准的度分秒，在全球定位系统里输入：北纬36°33′45″，西经106°13′04″。
巨大的显示屏上，地图切换到了大头钉图标标出的位置，离我们还有十四公里。
自动语音开始播报预警：“导航系统仅可指引至距目的地八公里范围内。”
离开村庄三公里之后，公路变成了干压的碎石路面。
我们已经开进了山麓地带。
常绿树木紧贴着路边生长。
八公里过后，我们依然没有见到任何建筑，也没有人。
只有我们、我们的车和我们身后扬起的一抹尘烟。
开到九点五公里时，我们转上了一条更窄的路，路上的砾石多了起来，阴凉处还积着一片片半融的雪。
卡拉不得不谨慎地放慢了车速。来到这里，就能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谷歌汽车的悬挂系统果然不是为了应付这种伐木老路而设计的。
当地图上显示到十三公里时，老路也到了尽头。
导航助手说：“公路到此结束。您的目的地位于当前位置西北偏北方向约六百米处。”
卡拉停车熄火。
我下了车。
车门甩上的声音在松林里回响。
卡拉也下来了。她绕到车尾，打开后备厢。
我走过去，看见她拉开筒包，从里面掏出一台佳明牌微型卫星通信器，这是专门用于离线全球定位追踪的。
她把通信器递给我：“你能把坐标输进去吗？”
我接过来，往里面输入：北纬36°33′45″，西经106°13′04″。与此同时，卡拉拿起一把格洛克手枪，装上弹匣，再把枪塞进皮套里，扣上磁吸扣。接着，她拎出之前救我出玻璃牢房时用过的那把霰弹枪，开始往里面压子弹。
我们离开公路，徒步朝林子里走去，在卫星导航的指引下找到了一条往北的小路。
这是个寒冷的晴天。
阳光斜穿过树枝洒下来，在林子里造出一口又一口光的井。
空气里满是松树和云杉的味道。
我们爬上一座平缓的小山。
尽管海拔已经接近两千八百米，我们俩却谁也没觉得吃力。我们血液中的血红蛋白能有效地从稀薄的空气里汲取养气，这得感谢我俩被改造过的Egl-9家族缺氧诱导因子1、内皮PAS结构域包含蛋白1、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和促红细胞生成素受体。
森林很大，地面上东一丛西一簇地生长着林下灌木。如果有一辆越野性能更好的车，我们完全可以直接开车上来。
我低头看了一眼卫星仪。
距离我们的目的地还有差不多四百米。
“前面有东西。”卡拉说。
我什么也没看见。
“哪里？”
“正前方，四十五米左右。我看到树丛里有反光。”
我们继续往前走了一小段。
我看见了，那是一辆老皮卡车的车厢。
车身前部暴露在一片阳光下。卡拉看到的反光来自它镀铬的外后视镜。
我们朝着它走过去。
四下里一片寂静，只有我们踏着铺满松针的森林地面前进时发出的脚步声。
在距离汽车还有大约六米的时候，我们俩停了下来。
那是一辆老款的雪佛兰，黄白配色，是全世界最早的纯电动皮卡车之一。前挡风玻璃上几乎铺满了落下的松针，左后轮的车胎是瘪的。
我们躬下身子，悄悄靠近，刚进入能看到驾驶座车门的距离，卡拉便熟练地将霰弹枪架上肩头，瞄准了它。这边的车窗内侧结了霜。
卡拉在几步开外站定。
我感觉胃里有点发堵，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好像我们正在踏进某个圈套里。
又一次落入陷阱。
卡拉回头看看我，冲着车门示意了一下。“拉开。”她悄声说。
“你确定？”
“有什么更好的主意吗？”
“有。掉头离开，先回去找两身防护服再来。”
她翻了个白眼，走上前去，猛地拉开驾驶座车门。
里面有个人，横卧在长条车座上。
卡拉说：“噢，天哪。”
腐尸味冲鼻而来，她退开几步。在身为基因保护事务局探员的生涯中，我也见过许多尸体，其中当然不乏更糟糕的情况，这一次的感觉却特别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