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时光对我来说都是那样真切、鲜活，所有这些有你的时光。我的心已经碎了，因为我再也不能拥有这样的时光。更有甚者，也许是因为我知道，就算能够重归这样的生活，如今的这个我也不会再有从前那样的感受了。
这一年来，我经历了此生最重大的改变。
我大概早已面目全非，不再是当初那个站在我们家厨房里和你道别的男人了。我猜，也许你会发现我变得冷漠、阴郁、内向，甚至冷酷了。
雨停了。云开始散开，阳光照到了海蚀的岩柱上。在这些突兀的岩石柱子之中，有一根很像一艘石雕的船，只是得眯起眼睛，找对角度去看。
我答应过要永远对你坦诚，所以，我想把实话告诉你：如果放任自己，我可能很快就会跌入一个无比黑暗的地方。也许我是宁愿自己被我们的分离和这份孤独撕碎的，可如今的我太强大，已经做不到了。
这些东西很难诉诸笔端。
我害怕再也无法与你相见。
可我同样害怕，如果有一天能够再次相见，我们之间的牵系却已经变质太多。
我放下笔，合上本子。这个本子里写满了类似的信，有给贝丝的，也有给艾娃的。写信已经成了我的一种自我约束。我写下这些永远不会寄出的信，只是为了让自己能够记住有家人是怎样的感觉，记住身为人类是怎样的感觉。至少在一定的程度上，我还能够受到感性的驱使。我的感受能力就像一块不断萎缩的肌肉，如果彻底放弃使用，就会永远地失去它。
已经到傍晚了，我饿了。
我雇了一些网络调查员、私家侦探和调查公司来追踪卡拉的行踪，给他们发了一圈信息后，我站起来，伸了个懒腰，从厨房门边的衣帽架上取下雨衣。
我走出房门，沿着一条曲折小径穿过青翠的草地，往悬崖边走去。
在我脚下二十多米外的地方，海浪拍打着岩石，发出雷鸣般的轰响。
走在那条通往海滩的陡峭小路上时，我又想起了卡拉，这是今天的第八次。
被我的亲姐姐开枪打中的那次，子弹钻进我的左侧三角肌，撕裂了肌肉，好在没有伤到锁骨和臂神经丛。子弹嵌进我的左侧上胸部，停在了心脏上方差不多五厘米的地方。只差五厘米，那就会是致命的一枪了。
只差一点，我就会因为失血过多，死在母亲那辆被撞毁在巴列西托斯小村街道上的皮卡车里了。
我被紧急送到圣达菲的一家医院，那里的医生救了我。
新墨西哥州并不强制要求上报枪击事件，我只能希望医护人员都能尊重我的医患隐私权，千万别叫来执法人员调查我在巴列西托斯究竟遇到了什么。
可这一点没人能保证。
对我而言，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每一秒都是在冒着被抓捕的风险。
入院十二小时之后，我勉强把自己从病床上拽了起来。我的衣服已经在手术室里被剪碎了，大半夜穿一身病号服在圣达菲的大街上乱晃，想想就知道有多显眼，我一定会暴露，被扣押起来。
于是，我摸进其他病人的房间找衣服，终于在一位老绅士的换洗衣物里翻出了一套我能穿的。
凌晨三点四十五分，我走出了圣文森特医院。深夜寒意凛冽，我身上只有和卡拉在一起时带着的五百元现金。
没有身份证，没有信用卡，没有电话。
那是我这一生中最难熬的夜晚。
比坐牢更难熬。
比被关在玻璃房子里时的茫然未知更难熬。
我满心痛苦。
心力交瘁。
又冷，又累。
要不是升级基因，我肯定就死在了这个晚上。
火车站一开门，我就进去买了一张单程票，准备搭头一班“奔跑者”列车去阿尔伯克基。圣达菲太小了，不适合我流连。而阿尔伯克基看上去就是那种每天都有很多暴力事件发生的地方，在那里，我或许能有机会躲开雷达的扫描，自由行动。
阳光穿过窗户照进来，晒暖了我的脸。
火车车厢轻轻地摇晃着，把我晃睡着了。
检票员把我推醒时，火车正在开进蒙塔尼奥站。
我踉跄着下了车，抱着一个垃圾桶吐了一阵子。
在遇见的第一家药房里，我买了纱布、急救绷带、消炎药膏和泰诺林。
我走进卫生间，脱掉衬衫。血已经浸透了之前在圣文森特医院里最后一次包扎的绷带。我用卫生纸压住伤口，一直等到血液重新凝结后再涂上消炎药膏，用干净的绷带包扎好。
勉强做完这一切，我已经累得站不起来了，于是坐在一个隔间里，靠着肮脏的厕所板壁睡了几个小时，直到被店里的工作人员发现，把我扫地出门。
再一次回到室外，窘迫的现状朝着我迎面压下来。
我穷困潦倒，无处安身，带着重伤，还被追捕。
我无法阻止自己看到周遭一切之中隐藏的模式，只能痛苦地认识到，我眼下所经历的这些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多少人曾经疲惫地流落街头，身无分文，饥寒交迫？而且他们还没有我这经历过升级后非比寻常的基因素质可依赖。
在远处那蓝得叫人心碎的新墨西哥州的天空下，教堂钟塔的轮廓赫然高耸。
我打点起所有精神，走进前厅办公室。
一位和善的女人可怜我，让我借用他们的电话。
打到第三个收容站时，我终于找到了一张床位。
我在收容站待了几天，枪伤飞快地愈合，到最后，总算是能正常走路，不再随时都觉得要晕倒了。
我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如何阻止卡拉上。在着手处理这件事之前，我得确保自己能够自由行动。而要想行动自由，我必须首先弄到一个无懈可击的身份。这需要时间，还有钱。
钱是个难题。
基因升级让我能够轻松胜任这世上的任何一份工作。
可我不能。
我是洛根·拉姆塞，有人正在这个国家掘地三尺地找我。
抢劫、偷窃、欺诈？多半会让我销声匿迹的努力化为乌有。
不过，从我白天在图书馆上网搜索的结果看来，阿尔伯克基一共有六家赌场。
我在一家二手店置办了些行头，把自己收拾干净。就这样，在被卡拉枪击的一周之后，我生平第一次走进了赌场。
赌场里到处都是摄像头，让我有些紧张。我的皮下填充剂至少可以维持一年时间，当初我在西弗吉尼亚为自己做的整容能否成功瞒过人工智能面部识别系统，答案很快就会揭晓了。要知道，全国所有监控摄像头采集到的数据都必然会被纳入它的扫描范围。
只是权衡利弊之下，这一点风险反倒不那么重要了。
我需要钱，别无选择。
老虎机纯属浪费时间。二十一点，像我这样的数学天才当然能算牌，可要算一整盒的牌也太费时间了，毕竟一个牌盒里能装下六到八副牌，成与不成几乎全靠运气。
至于扑克牌，看来倒是个有意思的选项。我以前也玩过，只是向来都不太擅长。
但现在嘛……
计算底池本益比突然间变成了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情。坐在牌桌边，我随时可以在脑子里调出昨天刚在图书馆囫囵吞枣读完的七本扑克牌战术书作为参考，它们讲的都是如何根据对手押注的情况来判断胜率，如何押大盲注、小盲注，如何跟注。
这款游戏犒赏的是强大的计算力和快速消化大量特定成套规则的能力。然而，归根到底，除了算术的部分之外，扑克牌玩的就是对人的解读。读他们的兴奋和试图掩饰兴奋的样子，读他们的心虚胆怯、百无聊赖，读他们骗人的花招、他们的懊恼，然后根据这些做出选择。
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我带着身上仅有的四百三十二美元坐上了一张不限额的德州扑克牌桌。加上我，桌上一共有八个人。就在庄家发出第一手牌时，我的枪伤开始跳痛。我屏蔽疼痛，专心玩牌。
我观察到一个细节：哪怕是精于此道的老手，每当拿到一张出乎意料的好牌时，都会情不自禁地挑一挑眉，反之则会有一个几不可查的“颓丧”反应。我为每个对手都建立了一个方程式，用来追踪他们的情绪流露。比如费德尔，坐在我正对面的那个家伙，看牌后如果露出了超过百分之十的眼白部分，我就知道，他手里有比一个对子更大的牌。到百分之二十？我就直接弃牌，除非觉得手里有足够与之相抗的好牌。
不同的玩家会有不同的微表情泄露他们的秘密。
有一个女人，要是拿到没用的牌，就会厌恶地轻轻皱一皱鼻子，仿佛那牌在散发着什么难闻的味道一样。
有个年轻人，只要一诈唬，心率就会超过每分钟一百一十次，每次都是。
观察对手花了几手牌的时间，不过看着他们的情绪随着翻牌、转牌与河牌起起落落，我还是很快就摸清并且总结出了他们每个人的不同反应模式。
随着牌局一轮轮继续，面前的筹码越堆越高，我忍不住好奇，这是否就是母亲在成人以后大多数时间里的感受，就像是她的头脑运转、思考与解析的速度都比其他人快上十倍。我很明白这会让人形成看似傲慢的表象，可内心深处，却满是深深的孤独。她并没有我这样将情感、情绪剥离并屏蔽的能力，所以，与他人——她的研究生、朋友，甚至家人——的隔膜感一定很让人崩溃。
第一晚，我带着一千九百零七美元离开了赌场，感觉很好，和十二岁那年为邻居剪草坪赚到人生第一笔钱时一样好。
每一晚，我都换一家赌场。
慢慢地累积我的财富。
到第二个星期结束时，我已经赚到了八千美元，并且开始坐上更势均力敌的牌桌。有个玩家甚至悄悄告诉我，里奥兰珠还有一家玩得更大的地下赌场。
我搬出了收容站，留下了一笔尽可能多的捐款，然后住进了我能找到的最便宜的汽车旅馆，这家旅馆提供周租房。
晚上打牌。到了白天，就该开始着手落实我的新身份了。
我的技能包里没有配备白手起家的选项，而我也不相信暗网能为我提供真正靠得住的身份档案。
于是，我用赢来的钱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打算通过网络先找出一个真实存在的特定人选，再设法盗取他的身份。
这个人要和我年纪相当，相貌也要足够相似，这样我就可以对照着他来调整，突出一些面部特征，骗过无处不在的智能面部识别系统。他的出生城市必须远离我自己出生的加州伯克利市，那得是个我从来没去过的地方，没有任何人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任何人。这个人应该已经死了，没结过婚，没有孩子。我需要找的，是一个没在社交网络上留下过太多痕迹的人。可能的话，他最好是死在国外，因为某种灾难性的集体死亡事件而丧生。
我的想法是，如果真的能找到这样一个符合以上所有条件的人，就可以推测，他们的个人出生记录有很大概率不会跟死亡记录挂上钩。也就是说，他们能为我提供有效的身份与行动的自由。这一切就飘荡在官僚机构的以太网络中，只等我伸手去拿。
当然，这样的检索本身就会是一项令人望而生畏的大工程，只是我现在拥有足够的专注力和数据处理能力，一晚上就能扫完成千上万的讣告信息。我的注意力绝不会涣散，一秒也不会，就算我用两倍速听书，也能分毫不差地把每一个字都复述出来。
只要能找到这样一个人，我就可以继续深挖，找出他的生日、出生地、父母的名字，以及母亲的闺名。
得到这些信息后，我会在阿尔伯克基找一处最便宜的办公场所，把它登记为我的住所，然后写一封信到我那位“同名人”家乡的州人口登记部门，申请补办一份新的出生证明。
有了出生证明，再有几封寄到我阿尔伯克基办公室的信件作为居住凭证，我就能申请驾驶执照。
等到这两项文件齐备之后，我就可以重新申请一个社保号。
然后是护照。
到那时，我就可以踏上征途了。
下到海滩之后，我转头往北走，在吸饱了水的冰冷沙滩上留下一串足迹。
风呼呼地刮着。
我饿了。
我想，我可以走到镇上去吃晚餐，坐在吧台边点一杯喝的。
我最终找到的那个身份名叫罗比·佛斯特。这个男人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德卢斯市，一辈子只出门旅行过一趟，结果就丢掉了性命。他在秘鲁坐的那艘船半夜里着了火，沉入了亚马孙河中。
我借用他的信息为自己打造了新的身份。
等在赌场里赚到足够的钱之后，我又买了一辆车。
我渐渐在阿尔伯克基的扑克牌小圈子里出了名，这也就意味着，该是离开的时候了。
我还是会忍不住想回家，想去找贝丝和艾娃。可理智上，我知道就算放任自己去见她们，也无法终结任何痛苦，反倒只会带来更多痛苦。
我会把她们也拖入我如今这不可思议的境地里。
我很清楚，自己多半已经成了基因保护事务局秘密抓捕名单上的头号通缉犯。他们不知道是我的姐姐闯进农场来把我救了出去。虽说如果够聪明的话，他们大概已经有所怀疑，并且开始尝试追踪她的下落，但她终究只是个不明犯罪嫌疑人，我的同谋。在他们看来，杀了那么多探员和安保人员强行越狱的是我，一心要去投奔我的母亲，协助她对全人类实施基因升级的也是我。
任何试图告知家人我还活着的举动都会将她们的生活卷入风暴。
尽管如此，我的软弱还是差一点就压倒了理智。
我只想让她们不那么痛苦，让她们知道我还活着。
回家，听来是如此简单的一件事。
可我的回家之路，重回家人身边的路，绝不是直接通向我们阿灵顿那栋房子的大门前的。只有找到并且成功阻止卡拉，只有让拉姆塞的诅咒止歇，我才能回家。
至少，我是这么告诉自己的。可另一个更深层、更艰难、更令人痛苦的真相却已经开始悄悄在我耳边低语：
也许，你已经飘得太远。
也许，你再也回不去了。
我一直在到处走。
到处流浪。
去到了这个国家许多从没到过的地方。
奥扎克山脉。
新罕布什尔州的白山山脉。
从公路上看美国，看那些偏僻的角落与闭塞的地方，看途经的大街小巷……这是一种强烈的体验，我在新的视角下重新理解了我们这个集体如今正在共同经受的苦难。空荡荡的店铺和光秃秃的货架。我开车经过时，从一户户人家前廊上投来了凶狠而又无望的目光。
生存境遇落差极大。
你可以前一刻还站在华盛顿特区中心，觉得自己生活美好，前途一片光明。转头就来到密西西比州的墨西哥湾沿岸，看着这个近十年来两次遭遇七级飓风扫荡，再也没有什么经济可言的地方，疑惑这里的人们要如何才能找到希望，继续活下去。
有太多地方，只剩下挣扎求生存。
还有掩藏在其下的怒火。
我可以找个地方安顿下来，但好奇心驱使着我不断上路。
我在威斯康星州的一个湖边待了一个月，在那里，孤独的夏日夕照能一直延续到晚上十点以后，湖面水平如镜，只偶尔有一尾鱼儿跃出水面时，它的宁静才会被打破。太阳总是流连着，流连着，像个迟迟不肯告辞的客人。
十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我开车穿行在斯莫基山脉中，看到了一个观景台的指示牌。三年前，我曾经和我的家人一起在这里度过了一个悠闲的周末假期。
我把车开进停车区，熄了火。
站在观景台上放眼望去，森林绽放着绚烂的秋色，覆盖在这颗星球最古老的一段山脉上。
我翻过石墙，沿着陡峭的草坡往下走。
进入森林没多久，我就听到了流水的声响。
那是一条小溪，靠近河岸边的空气越发凉爽、清甜。三年前——确切地说，是一千一百一十五天之前——我就在这个位置。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坐在这里，看着溪流在这片原始森林中穿行，突然间感受到了它的崇高。这个地方的宁静深深地感动了我。我听着艾娃和贝丝在一边说话，内心充盈着喜悦。
可事实上，我并没有真正看到这些。这个地方只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的脆弱与多愁善感，再将它们投射到我自己身上。
我不再是那个男人了。
那些曾经感动他的东西再也无法令我感动。
此时此刻，我所看到的，是营造出那幕场景的每一个实实在在的元素。
水中的变形砂岩圆石。溪水的流速。对面河岸的侵蚀模式，上面还有夏季涨水留下的证据。溪流中有四条静止不动的溪红点鲑，其中两条被困在了漩涡中。光线照在水面上，经过无数个角度被散碎折射开去的方式，以及隐藏在它们留下的影子背后的方程式。每一片在微风的驱使下飘坠的、鲜活的、将死的落叶。微风带走水汽，让我的后颈变得清凉。杜鹃花丛和山月桂花朵精油的浓烈香气，来自数以亿万计的落叶所分解的糖与有机化合物组成的秋天的死亡气息，掩藏在落叶下的隐约的、险恶的腐败气息——只有当风稍稍转向，从北面吹来时才会飘过来——它在提示着，四百米外有一头鹿或啮齿类动物的尸体。
我停留了一个小时，什么也不做，只是观察。
我能在这里待上一整年，研究所有这些细碎的、微不足道的元素是如何拼合，又是如何构建出这样一片土地的。
一阵刺痛掠过心头，为了那个消失的洛根，那个一千一百一十五天以前的我。那时候的那个人，还可以单纯地享受田园牧歌风光。
我转战线上扑克。因为看不到表情，这种玩法更难一些，不过，我也从中找到了纯计算的放松。我得确保自己输掉足额的钱，以免过不了算法那一关而被拉黑。每周赢上几笔大的就足够生活了，所有支付往来都是加密的。除了它能带来的自由之外，金钱对我没有任何吸引力。
我在每个州都雇了私家侦探来寻找我姐姐的踪迹。
我将自己代入她的角色，尝试设想她需要什么才能完成我们母亲的事业。
我回顾自己与埃德温的对话。
那时，我为他分析过母亲如果想推动人类基因升级会需要什么，这也是卡拉如今需要的：一个配备四级生物安全保障的实验室，两到五个团队成员（考虑到她缺乏专业背景，需要的人手可能更多），熟悉分子生物学、病毒学、计算遗传学和安全保障的人。
她的人一定得知道他们在创造什么。
他们一定得甘冒入狱的风险。我要怎样才能把这些人找出来？
很难，我自己就是从那个世界来的。
如果我还在基因保护事务局工作，有权限调用官方资源，倒是可以求助“密士提克”，尝试利用闭路电视监控系统的面部识别数据库来寻找卡拉。
可无论怎么想，我的着落点最终总是会回到百万兆级或量子退火处理器上。毕竟，对她来说，这是必不可少的。
其他实验室装备她都可以在黑市买到，交易记录几乎无迹可寻。可处理器不同，它们不是那种必须偷偷摸摸购买的东西。购买处理器完全不违法，它们只是非常贵，而且不那么随处可见而已。可她一定知道我会盯着，所以一定会掩盖交易痕迹。
全世界只有八家公司出品她需要的硬件型号，分别是原子计算、仙那度、IBM、冷量子、萨帕塔计算、蔚蓝量子和奇异工厂。
我雇了私家商业侦探去找客户名单和购买记录。当然，我知道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
母亲也许已经有了一座完善的实验室，配备好了我们可能需要用到的一切装备，只等我们接手，让她的升级系统最终开花结果。实验室的位置信息可能就藏在她在新墨西哥州荒野里为我们留下的硬盘里，也许还有团队成员的联系方式。
如果真的是这种情况，那么卡拉应该已经开始着手完成母亲未竟的工作了，甚至有可能已经进入了下一个阶段。
如今的我，既然终于拥有了曾经梦寐以求的脑子，便决定亲自验证一下母亲的判断：智人物种的末日近在眼前，我们可以在一千项指标里窥见其中端倪。
我当然相信她的判断，可我还想真正去“知道”它，靠我自己的头脑去理解这些指标。
需要补的资料够正常人好几辈子去读的，可我的感觉门控已经降低，再执着于一次只看一本书就毫无必要了。
我完全可以眼睛看着一本，耳朵听着另一本，还能同时保证对两者的理解都达到七成以上的准确度。
我什么都读，不停地读，读得很快，几乎不眠不休。
成千上万的科学期刊，学术论文背后的研究实验，研究实验背后的原始数据。
我对比人为性全球危机（主要由人类行为引发的危机）与自然灾害的风险，比如超级火山、小行星和其他太空威胁——核恐怖事故，生物恐怖事故，自然出现和人为设计的流行病，纳米技术事故，超级智脑，饥荒，火灾，洪水，海平面上升，全球变暖，极端天气，粮食歉收，农业崩溃，森林退化，土地荒漠化，严重的水污染与水资源短缺，矿产资源耗竭，电网瘫痪，所有形式的战争（网络战、核战、内战、基因战、空间轨道战等）。
除了超级智能或纳米技术失控的大爆发，其他威胁都是相互关联的，它们会彼此呼应，相互作用，将人类文明拖回到极度危险的崩溃边缘。
说起来，我母亲引起的饥荒只抹去了全球百分之二的人口，可二十年过去了，我们依然在为填饱肚子而挣扎。次生效应额外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人，就连人类文明的上层结构也受到了影响。
我们无法将以上种种威胁剥离开来，放在真空环境下独立评估。在这个错综复杂的计算公式中，还必须考虑到认知偏差，比如范围不敏感，也就是说，人类非常不擅长区分两百人的死亡和两百万人死亡的差别；双曲线贴现，即将低价值的短期收益置于较大价值长期获益之上的倾向，换言之，我们当下做出的选择，多半都是未来的我们不会愿意选的；情绪引领，即当前情绪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我们最终做出的决定；过度自信，一个人对于个人判断的自信大大超过了其所谓“判断”的客观准确性。而这些，才不过是个开始。
我吸纳的信息越多，就越能够真切地触及母亲在思考人类现状时看到的东西。
我们这样一群灵长类动物，聚集在一起，突破重重阻碍，建立起了一种惊人的奇妙文明。可非常不幸，时至今日，我们所面临的矛盾却恰恰在于，“智人”这种生物的复杂性已远远超越了我们的头脑能够掌控的程度。
一言以蔽之：我们的处境一塌糊涂，而我们所做的并不足以改变这一塌糊涂的状态。
抛开母亲的傲慢、野心与不计后果的骄傲不说，她对人类前景的判断并没有错。
可她也是会犯错的，稻田蝗虫的事情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这也就意味着，无论形势如何严峻，将她的最新创造散布到全世界都绝非解决之道。
我沿着海滩走了一点五公里后，转上一条砂石小路，走进了加利福尼亚州的特立尼达小镇。
天气又变回去了，一层层薄雾从水面上升起。
雨重新落下，小镇的灯火在幽蓝的暮色中隐约闪烁，那是暖心的邀请。
夜幕降临，我走过寂静的街头，找到了一家模样破旧却面朝大海的悬崖酒馆。炊烟从砖头烟囱里袅袅逸出，闻起来像是真正的烤鱼的香味。
酒馆里人头攒动，很暖和。许多人是全家一起来的，围坐在靠近石头火炉的餐桌边玩桌面游戏。这里有满满一个书架的游戏道具。
吧台边还空着最后一个高脚凳，我坐了下来。
黑板上的当日菜单提供了两个选项：炸鱼薯条、柠檬黄油鳕鱼。
酒保过来了。他沧桑粗糙的面孔和灰白的头发看起来与周围的环境很相称，叫人不禁联想起海浪拍打的海蚀柱。
我问他，鱼是不是真的。
“今天上午刚刚出海钓回来的。”
“那我要炸鱼薯条。”
酒吧里挂着三台电视机。
两台在放橄榄球赛，已经到季后赛了，还有一台开在新闻频道。
趁着等待食物上桌的空当，我抽出永远随身携带的小日记本，解开绑着的皮绳，翻到下一面空白页，开始写一封新的信。
艾娃：
我此刻正坐在北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小酒馆里，等待好几个月来我将吃到的第一份真正的鱼。还记得我们在威廉堡去过的那家俱乐部吗？苏格兰的林尼湖岸边的那家？当时有个家伙跑过来问了你一些问题，可你一个字也听不懂，记得吗？这里让我想起了那个地方。
我身后的火炉边有一对父女在玩跳棋。进门看到他们时，我心里有一种情绪闪过，我想，那是孤独。就这一刻，我允许我的孤独出来透口气，允许自己体会对这个男人和他女儿的嫉妒，允许自己回味一下我们俩下过的棋。我们在上学路上的聊天。我允许自己想念与你在一起的日子，想念对你的生活了如指掌的时候。
然后，我关掉情绪开关，就像按下电灯开关一样轻而易举。
我重新将我的心变成了铁石。
这样逃避感受，会不会让我离你越来越远？我告诉自己，我别无选择。如果不关上这扇情感之门，我一定会忍不住去找你和你的妈妈，将你们拖入危险之中。也许是这样吧，可这并不是全部的真相。逃避人类情感的制约，不带愤怒、心碎、悲伤地活着，这样能简单得多，能更平静。
“先生？不好意思打扰一下，能把番茄酱递给我吗？”
我从笔记本上抬起头来，看向坐在我身边高脚凳上的女人。她看上去大概六十多岁的样子，有一双和善、开朗的眼睛。
我拿过瓶子，递给她。
“在写日记？”她瞟了一眼我的本子，问。
“给我女儿写信。”我说，努力控制在正常的语速范围内。我上一次和其他人说话还是九天之前的事情了。
满脸沧桑的酒保端着我的盘子出现了。满满一盘子漂亮的炸鱼薯条，外加半品脱本地酿制的麦芽啤酒，琥珀色的酒液散发着芬芳。
我合上日记本，塞回背包里。
“多大？”她问。
“十五岁。”
“哦，正是最要花心思的时候。”
一路顶着冷风从租屋走到镇上，让我胃口大开。事实上，自从接受了母亲的基因升级之后，我就总是觉得饿，我猜可能是神经活动提升带来的某种关联反应。
我埋头大吃，享受这一顿难得的珍馐美味。无论下多少功夫调味、烹制，合成鱼肉固有的橡胶口感和其中令人毛骨悚然的诡异感都无法掩盖。
可这份鳕鱼出自我此刻抬眼就能看到的那片大海，烹制一流，肉质新鲜，只要轻轻一抿就化开了。
“我的孩子们都长大了。”她继续将谈话推进下去。
“几个孩子？”
“两个。马克在芝加哥，埃米住在湾区。”我吃饭时，她一直在跟我说她的孩子们：他们是做什么工作的，孙子孙女们是怎样的。“时间过得太快了。”她说，“你叫什么名字？”
“罗比。”我说。
“我叫米兰达。罗比，你是本地人吗？”她并不是在穷凶极恶地窥探信息，只是也有一阵子没和人说过话了，我能在她的声音里听到那种久不开口的生涩与嘶哑。
“只是路过。”
“我也是。停车场里那辆温尼巴格就是我的，弗朗西斯去世之后买的。”
我进门时看到那辆车了。当时，首先在我脑海里浮现出来的并不是“适合上路”这几个字。
“你的丈夫？”
她点点头。
我啜了一口啤酒。
“非常遗憾。”我说。
米兰达说话时，我一直有意识地避免细看她的脸。对微表情和意图的解读可以是包罗万象的，再说了，今晚我只想在这里体会一下“正常”的感觉。
可现在，我看向了她的脸。我看到，在礼貌与勇敢的表象下，掩藏着仍未结痂的赤裸伤痛。
“他死之后，我的房子也没了。”
“你住在车上？”
“是啊。没我想象的那么糟。我还在琢磨着要找一个拖车挂上，有一些是可以共享的。弗朗西斯和我总是说等退休以后要买一辆旅行房车，走遍全国，去看看那些我们只在电视上看到过的地方。没想到，到头来只有我一个人去了，还是迫不得已的。生活永远不缺惊喜，不是吗？”
我想知道她是怎么失去家的，但没问。也许还有许多同样的悲剧在悄无声息地发生，还有许多退休的老人被赶出他们生活了一辈子的家。毕竟，社保福利已经被通货膨胀远远地甩在了身后，不值一提。
我用我的品脱杯轻轻碰了碰她的红酒杯：“说得好。”
“你家里人没和你一起？”她问。
“没有，很遗憾。她们回家去了。”
“你们住在哪里？”
面对以公路为家的人时，回答这类问题是个棘手的事情，因为他们对这个国家很了解，到过很多地方。我在她的口音里嗅到了一点东海岸的味道，康涅狄格或者罗德岛，于是我选了个西部的偏远地区。
“亚利桑那南部。”
从她的眼神看来，她从来没有去过那一带。除此之外，我也能看出，她对我的家庭生活很感兴趣，还想多聊一聊。想知道她们为什么没和我一起旅行？和之前一样，其中并没有任何恶意或怀疑，更多的只是出于好奇和寂寞。
她抬头扫了一眼电视，眼睛立刻瞪大了，我也跟着她的目光看了过去。电视是静音的，只能看到镜头里远远地有一架无人机盘旋在某条高速公路上空的几十米高处。
有士兵在公路上设置亮黄色的路障。
我看了看屏幕底部的新闻标题：
不明疾病已致九十五人死亡，蒙大拿州格拉斯哥市进入军管隔离状态
“你关注这事儿了吗？”米兰达问。
“没有，怎么回事？”
“据说是某种病毒。”
我盯着屏幕，可电视没开字幕，只能看到盘旋的无人机。新闻画面切换，现在是一群全副武装的士兵，穿着生化防护服，戴着防毒面具，走在可能是任何一座城市的某条主街中间。
除了对爆炸性新闻的常规好奇心之外，这个标题里还有某种东西让我隐隐不安。
我能感觉到，我的潜意识已经开始自行挖掘其中的联系。可米兰达又在说话了，问我下一站准备去哪儿。
这顿饭余下的时间里，我尽力保持礼貌，把我的好奇心暂且收拢到脑海中一个偏僻的小角落里，留待稍后再来探究。
趁着米兰达去洗手间的时候，我付掉了自己和她的账单。她回来时，我正滑下高脚凳。
“你要走了？”她的声音里透出一丝难过。
“明天要赶远路，”我说，“所以一大早就得动身。”
她用力拥抱我，太久不曾与人接触的渴求和孤独仿佛在她的骨子里搏动着。如果我忍不住放任自己，很可能就已经屈服于对她的同情了。
“罗比，真的很高兴能认识你。”
我祝她旅途平安。
然后离开酒馆，走进寒风与纷飞的冷雨中。
就算到了镇子里，我的电话也没有蜂窝网络服务。
天色太黑，道路湿滑，再从海滩爬悬崖回我的出租小屋就太危险了。我决定走大路，往南面跑步出城。
越跑越快，越跑越快。
基因改变给我带来的无需负疚的快乐不多，其中之一就是身体素质的提升。我的身体轰鸣着，像一台完美的机器，远不止是恢复到了二十来岁时的状态，比那还要好上无数倍。自从三十多岁时一次严重的扭伤之后，我的髋关节就一直不太好，这个麻烦如今已不再困扰我，左腿膝关节的关节炎也消失了。我可以连喝六杯酒，只睡很少的几个小时，醒来依旧神清气爽、精神百倍。我再也没有生过病。年轻时我也是个长跑者，可人到中年后，身体的种种病痛最终让我沦落到了空调健身房里的椭圆机和划船机上。可现在，一切都不再是问题了。我跑马拉松，只是当作消遣。我跑步登山，在高山湖泊里游泳。我的精力无穷无尽，我感觉自己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
直到远远看见我的海边小屋里亮着的灯光时，我才突然意识到，那则新闻里好像苍蝇一样始终在我脑中“嗡嗡”叫着盘旋不去的究竟是什么。二十年前离开妈妈的实验室时，我在从C国飞往美国的航班上读到过一本航空杂志，里面有一篇文章提到了格拉斯哥，说这个位于蒙大拿州的小地方是美国最最偏远的城市。文章里列出了具体的参数：常住人口刚刚超过一千，与任何一座七点五万人口规模的大城市距离都最遥远，从格拉斯哥到最近的大城市，最少也得有四个半小时的车程。这样一座城市，会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而这样一个地处美国最偏远地带的小城市，又怎么可能成为某种新病毒暴发的原发地呢？
回到小屋时，我浑身都被雨淋透了。
我挂起雨衣，脱掉湿衣服。柴炉里已经空了，只剩下暗红的余烬。我拉开玻璃炉门，往里面扔了几根木头。
然后打开电视机，调到第一个新闻频道就停了下来。
刚好是整点头条时间，主持人正在播报。
“……关注到蒙大拿州东北部地区的形势依然在恶化，截至上周，当地因不明疾病死亡的人数已经达到九十五人。国家疾控中心已于两日前抵达当地，国民警卫队受命执行蒙大拿州州长下达的就地隔离管制令。戒严令已经生效，所有进出格拉斯哥的道路现已封闭，三个小时前，覆盖格拉斯哥城区的无线网络服务已暂时中断。”
屏幕上镜头切换，一队身穿正压防护服的医务人员从一户居民家里走出来，手上抬着装有尸体的运尸袋。
“疾控中心随时可能召开新闻发布会，我们将即时跟进报道。在此期间，我们邀请到医学专家——”
我切换到下一个新闻频道。
一位流行病学专家正在猜测说，这可能是某种毒性异常强烈的流感病毒毒株，可他显然只是在磨时间，并没有提供任何实在的信息。
再下一个新闻频道，依然只是重复我已经听过的东西。
我让电视机开着，到餐桌边打开笔记本电脑，迅速搜索了一圈有关格拉斯哥的消息。我读了三十篇主流媒体发布的报道，没得到更多信息。
社交媒体是阴谋论和病毒式复制粘贴的大粪坑，可我发现有一个视频在不断被转发。
我关掉电视机的声音，点击电脑播放键。
视频时长一分二十一秒，画面精度很低，是用手机拍的。
视频开头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脸离镜头很近，应该是手机就拿在她的手里。背景里有声音，听起来像是某种歇斯底里的笑声。因为视频质量不高，我看不太清，但那女孩的眼睛里像是有泪光。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
她站起来，穿过一个地方，周围的环境还是看不清楚。
笑声变大了。
她在朝着那笑声的方向走。
直到镜头终于停下来时，我才看出她是在一个加宽型旅行拖车的起居室里，光线很昏暗。
她切换手机的摄像头。镜头里出现了一个坐在躺椅上的男人，他骨瘦如柴，整个人不停地剧烈颤抖着，每隔几秒钟就爆发出一阵只能用“病态”二字形容的笑声。
“爸爸，你怎么了？”
他没有回答，甚至都没有看她一眼。
“出什么事了，爸爸？”
他想站起来，可已经丧失了平衡能力。
他整个人扑倒下去，瘫在地板上。
镜头里的画面又开始摇晃，是那女孩在走动，她跑过一小段狭窄的走道，进入了另一个房间，是卧室。
一个女人坐在床头，睡袍半敞着。她也在发抖，只是没那么严重。
“妈妈，我带你去医院。”
“医月满呃（了）。”
“我开车带你们俩去比林斯。”
“乌（不）去！乌（不）去！”
她的母亲冲着她大吼。
画面中断了一会儿，再接上时，女孩已经回到她自己的房间。这一次，她哭了出来。
“到处都是这样，我们全城都在崩溃。我觉得我也病了。过去的三个晚上，我全身都疼。911打不通。我开车去医院，可门外的路拦起来了。我们需要帮助。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可怕的笑声再次响起，就在她的背后。
她回头去看，一个人影出现在她的房间门口。
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坐着没动，小屋里静悄悄的，雨水顺着窗户哗哗地往下流。
我的脉搏越跳越快：一百零九，一百一十，一百十五。
这条视频的转发数已经超过了四万。
我往下拉动页面，去看评论。
我的天哪！这是开始丧尸围城了吗？
难道还有人会觉得这姑娘是在恶作剧？
狗屁！它们都要吃人了。跑吧！
给他们弄辆车，送他们去医院，立刻、马上！
没有什么真正有效的信息。我甚至都无法确认这个视频究竟是不是真实的。
回头扫一眼电视，原来新闻发布会已经开始了。
我回到起居室，坐在炉子旁边，调高音量。
军士长杰克逊·托马赫正对着面前的一堆麦克风发言，背景里有一架波音C-17运输机在沿着跑道缓缓滑行。站在他身后的，是我曾经的老板埃德温·罗杰斯。
“……防撞路障已经分别在城市东南侧的2号公路和24号公路交叉口、西北侧的2号公路路口、246号公路、埃特肯路和42号公路设置完毕。所有学校、商业机构和政府机构关闭。格拉斯哥机场和火车站关闭。所有横贯大陆北线的列车绕行。往返格拉斯哥的超级高铁区间服务全部停运。居家隔离令继续执行，紧急情况不予豁免。自蒙大拿空中国民警卫队调取的即食食品刚刚送达，很快就会分发给格拉斯哥所有受灾居民。需要紧急医疗救助的居民可至移动战地医院就医，医院设在第一大道北路和第五大街北路路口。下面的时间交给曼珀尔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