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警卫队指挥官退开，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走到麦克风跟前，他一头浅灰褐色头发，下巴上冒出一点泛青的胡茬。
军人就是军人，浑身上下都散发着“能行”的沉着冷静。
至于这位曼珀尔医生，哪怕隔着屏幕，我都能看出他已经吓坏了。
“晚上好。我是大卫·曼珀尔，联络国家疾控中心的通信主管。五天前，我们接到了弗朗西斯·马洪女执事医院发来的第一份有关不明来源疾病的报告。当时共报告了五例病例，患者均在数小时内先后入院。
“症状包括性情的突然变化、失忆、认知能力受损、失眠、功能失调、身体震颤，以及声音的失控爆发。相关症状均于三周前开始出现，所有患者都出现了持续的智力衰退。次日，新增十一名患者入院，症状类似。第三天，病患人数增至三十人。本地医院仅有二十五张床位，至此，该事件迅速进展为医疗危机。”
他低头看了眼自己的笔记，然后重新看向镜头。
“目前有二百一十八例病患在治。本地医院职能转变为分诊机构，我们与国民警卫队及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合作，增设了床位及移动战地医院。此外，我们正在从全国各地征调医护人员前来援助。截至十分钟以前，已有一百零四人死亡。”
一名记者大声提问：“死亡率是多少？”
“嗯，到目前为止，是百分之百。”
另一名记者发问：“死亡原因是什么？”
“病患最终陷入昏迷，出现各种脏器衰竭，但吸入性肺炎是目前最大的致死原因。”
还有人在问：“你们找到零号病人了吗？确定疾病类型了吗？”
“简单的回答是，没有，但我们目前正在对部分尸体进行尸检。”
我关掉电视，坐在寂静的小屋中，听着雨水敲打窗户，海浪拍击下方的海岸，发出滚雷般绵延不绝的声响。
我在脑海中逐帧回放刚才看过的手机视频，特别是其中那一段：“我觉得我也病了。过去三个晚上，我全身都疼。”
我能感觉到，有一个推论正从无数可能性组成的迷雾中挣扎着浮上来。我也能感觉到，我在下意识地抗拒它，不是因为它没有价值。
而是因为，如果真的是它，也就意味着某件可怕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比眼前这些死亡更加可怕的事情。
我走进小卧室，从壁橱里拖出箱子，拿出抽屉里的衣服，开始迅速打包行李。
夜已经很深了，天气很糟糕，可我一秒钟都不能浪费了。
我今晚就要赶去蒙大拿。
8
两天后，我开车穿行在蒙大拿州的土地上，头顶上是我此生从未见过的辽阔天空。距离东面的格拉斯哥还有一百六十公里。
这是一片宁静而孤寂的风光。偶尔有一座谷仓或校舍出现在平原的尽头，在这广袤的无尽荒芜中渐渐风化、衰朽。
一座座鬼镇般的小城里，公共设施几乎荡然无存，只剩下邮局和粮厂。
无处不在的风力发电厂和它们旋转的白色叶翼是唯一的证据，证明我身处的还是二十一世纪中叶的美国西部。
除此之外，眼前的一切似乎都完全摆脱了时间的桎梏。
远方不只是广阔辽远，感觉像是在银河系。
我开的是一辆梅赛德斯凌特四驱电动车，经过我的改造之后，它如今既可以充当简易的卧房，也是一个基础的分子生物实验室。有好几次，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出租房，这辆车的四壁便构筑起了我的家。我曾经在索诺兰沙漠的郊狼嗥叫声或科罗拉多毁天灭地的暴风雪中停车熄火，拉开嵌入式的床铺，酣然入睡。
进入格拉斯哥以西八十公里范围内时，我打开收音机，挨个搜索频道，找到了一个本地的国家公共电台。
“……正在对周边牧场养殖的肉牛和进入格拉斯哥市场的牛肉进行检测。截至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自上周以来造成格拉斯哥一百七十七人死亡的原因与含有牛海绵状脑病——即俗称‘疯牛病’——的肉类食品有关。”
我经过了两个电子交通告示牌，前后只相距几百米。第一个写着：
2号公路欣斯代尔以东路段
东向交通关闭
然后是第二个：
请向北绕行5号公路
或向南绕行200号公路
我继续向东开。
蒙大拿州欣斯代尔镇，人口二百四十二，是个眨一下眼就可能错过的地方，上空矗立着一个一千米级别的风力涡轮机。
开过小镇主街时，我看到远处有灯光闪烁。
在小镇东面大约八百米的地方，三辆蒙大拿州高速公路巡警的电动汽车停在往返两条车道和路肩上。
靠近封锁线时，一个巡警从巡逻车上下来，他身穿卡其色宽松长裤、军绿色扣角衬衫，头戴平顶有檐帽。
我在离巡逻车还有五六米的地方停下车。
很神奇，在去年一整年的流浪经历中，我从未被警察拦下来过。我对自己的整容成果有信心，这张脸完全经得住近距离端详。至于我的身份证件，虽然从来没有经历过执法部门的检查，倒是无数次在其他情况下帮过我的忙。
我把心率控制在每分钟七十次。
那个警察弯了弯手指，示意我放下车窗。
我照办了。
他戴着一副飞行员墨镜，上面映出我坐在方向盘前的模样。我有些好奇，这是那种能把我个人和我的汽车相关资料拍下来传递给后方数据库的光学眼镜，还是单纯的老式墨镜。
我注意到他脸上和脖子上还留着早上刮胡子时新添的刮伤。
“帮个忙，先把发动机熄了。”
我关掉凌特车的发动机。
我看不到他的眼睛，这一点不太好。观察眼部活动无疑是解读一个人情绪、状态和意图的最有效方式。
“你从哪儿来？”他问。
我的凌特车挂的是新墨西哥州牌照。
我说：“新墨西哥。”
“好的。你过来的时候看到告示牌了吗？到这里之前三十多公里的地方。”
“看到了。”
“所以你知道，由于疫情暴发，格拉斯哥周边所有交通都关闭了。”
“我是研究细胞生物的，来自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这一趟就是为了格拉斯哥来的。”
他摘掉眼镜，浅蓝色的眼睛盯着我看了看。
“你的姓名？”
“罗比·佛斯特。”我说。
“驾照和行驶证。”
我早就准备好了。
他接过去，一言不发地返身回到巡逻车上。
风刮过原野。
凌特车微微颤动。
五分钟后，他下车走了过来。
“欢迎来到蒙大拿，佛斯特先生。你是在疾控中心工作？”
“主要还是第三方合作者。”
“哦，很高兴你能来。”
他的胸牌上写着“D. 特劳特曼”，“D”是“大卫”。
他是蒙大拿州的二百三十七名州警察之一，隶属于第五区，驻守格伦代夫镇。第五区下辖十六个县，包括我此刻所在的瓦莱。大卫现年二十四岁，一年前刚刚大学毕业。
非常生嫩的新人。
他的直属上司是贝齐·莱恩警佐，警佐的上司是山姆·霍顿副巡长，副巡长的上司是托米·梅多斯少校，少校的上司是珍娜·斯韦斯古德上校。今天早上我专门花了两个小时来了解蒙大拿州高速公路巡警的人员体系，以及它们目前与国家疾控中心和蒙大拿州国民警卫队驻格拉斯哥团队的沟通联动方式。
蒙大拿州高速公路巡警负责在事件中心区外四十公里半径区域设检查点，执行最外圈的封锁任务。
两个小时前，我冒充疾控中心政府沟通及战略事务主管罗恩·奥尔巴赫，用一个归属地显示为亚特兰大的虚拟电话号码给斯韦斯古德上校打了个电话。我给了她一份名单，列出了三个科学家的名字、车牌号和车辆描述，说名单上的人会走2号公路进入格拉斯哥，并且给出了他们预计抵达欣斯代尔检查点的时间。
“后座里是什么？”这小警察问。他不是在无聊窥探或是有什么怀疑。我看得出来，他只是纯粹的好奇罢了。
我推门下车。一公里的距离不算近，却依然能听到欣斯代尔上空那巨大的白色风车扇翼劈开空气的声音，天空中隐隐弥漫着一种遥远的闷响。
我拉开后座的拉门，出现在我们眼前的第一样东西是一套挂起来的白色防护服。
然后是一个制冷零下二十摄氏度的冰箱。
一台微型离心机。
一架带有摄像功能的荧光显微镜。
一个样式、大小都和微波炉差不多的太空灰颜色的机器。
“那个是数字化微流体纳米孔DNA自动测序仪。”我说，“到时我会穿上防护服，进入疫区，采集受感染者的DNA样本——皮肤细胞、黏液样本、血样之类的——然后把样本放进这台机器里，它就会进行DNA分析，分析他们染上的有可能是什么疾病。如果能测出基因序列，或是找出基因上发生了什么变化，那我们就有机会弄清楚要对付的究竟是哪一类疾病了。”
“我听说好像跟变质的肉有关系？”他说。
他的声音里还藏着些别的东西……不只是对疾病的关注。
“暂时还不知道。你住在这附近？”
“在马耳他。”
“你有熟人也病了。”
这是一个陈述句，不是提问。这句话解除了他的戒备。
“我姐夫。他和我姐姐住在格拉斯哥。”
“抱歉，很难过听到这个。”
“我已经两天没能跟她通上话了。”
“他们叫什么名字？”
“蒂凡尼和克里斯·贾维斯。”
“地址是？”
他在一张名片背后写下了他们的地址，我接过来收进衣服口袋里。
“我尽量找机会去看看他们的情况。相信我们很快就能找出问题的症结。”
很显然，他被我的主动许诺感动了，可最后也只是说：“太谢谢了。如果你见到她……”
我眼看着他努力克制情绪。
“我会告诉她的。”
从欣斯代尔到格拉斯哥的高速公路上一片空旷，仿佛世界末日降临一般。我知道刚才通过的关卡并不是最后一道，也绝称不上严密。我并不想冒险再闯一次关卡。下一个检查点就是军方设的了，高速公路巡警只在疫区二十公里半径范围以外设检查点，再进去就不归他们管了。
在距离格拉斯哥还有不到五公里时，我把车开上公路，藏进一片三角叶杨林里，尽可能藏得隐蔽一些。赶了一整天的路，这还是我见到的第一片小树林。树林紧挨着米尔克河的河岸，这条河全长一千一百七十三公里，是密苏里河的支流，刚好会从格拉斯哥城外四百米的地方流过。
我进城的随身行李包括：防护服、佳明卫星仪、双筒望远镜、一把黑克勒-科赫的VP9手枪、防弹衣、一副“夜影”镜（新一代夜视光学眼镜，款式类似老式的欧克利墨镜）、一台笔记本电脑，以及一整套用来采集并存放血样的注射器和BD真空采血EDTA抗凝管。
筏子已经充好了气，看起来并不打眼，是我昨天花了九十美元在斯坎波的沃尔玛超市运动用品区里买的。
装备都放到筏子上了，现在只需要等待天黑。
直升机、无人机和其他各种飞机接连出现在空中，低飞着进入格拉斯哥，可公路上一辆车也没有。
我靠着一棵三角叶杨坐在地上，看着太阳渐渐沉入地平线下方。
日光消失，寒冷降临。
第一颗星星出现在天空。
晚上八点整，我拖着筏子来到水边，爬上去，拿起一支桨，把筏子推向河心。
水冷得刺骨。
大块的冰从筏子旁边漂过。
月亮只露出一抹银亮的弯钩。我本身的夜间视力就很好，“夜影”镜更是让周遭的一切都清清楚楚地现了形。
四下里阒寂无声，只有我的桨偶尔探进冰冷幽暗的河水中拨水的轻响。
在这条河漂流真是再适合不过了，河面开阔，水流平缓，几乎连流水的汩汩声都听不到。
河流不疾不徐，没有随着公路进城，而是曲曲弯弯地蜿蜒穿行在片片农田之间。
我能看到远远有农舍的灯光闪亮，就像一颗颗绿色的太阳，还有格拉斯哥城里成片的灯光。
我在水上漂了两个多小时了。
筏子每转过一道河湾，城市的灯光就更近一些，也愈发明亮。
我一直警惕地留意着周围，小心观察每一寸河岸。虽说我不认为他们会严密到连河上都设关卡，可谁又能说得准呢？照我的猜测，国民警卫队和疾控中心固然不愿意放人进城，但他们更在意的，应该是严防城里的人出去。
晚上十点四十五分，我的卫星仪响了。
昨晚我花了大半夜的时间在谷歌地图上研究格拉斯哥和周边地形的卫星图，下水之前，我在定位仪上输入了一个GPS坐标，用来标记我提前选好的登陆点。
我划桨靠岸，跳下筏子，再把它拖上岸来。
格拉斯哥城就在我东边不到一公里的地方，中间只隔着一片开阔的野地。
我拿出双筒望远镜，观察这座城市。
眼下我所在的地方很黑，算是占据了地利，能轻松看到对面的情形：城外往西不到一百米的地方，军队在246号公路上设了一个检查站。路面上摆着新泽西式路障，还拉了刺棘铁丝网，后面停着两辆军用悍马汽车，有六七个身穿全套生化防护服的士兵分散在军车周围。
我看到其中一辆车顶上的回转炮塔里有一个戴“夜影”镜的士兵，一直在平缓地匀速扫描四周，我进城必须穿过的那片野地也在他的监控范围之内。不过，只要稍微绕点远路，再全程压低身体，我感觉完全可以确保这一路都有坡地作为掩护。
我把筏子藏进树林，背上背包，趴在地上，开始向着格拉斯哥匍匐前进。路很长，我行进得很慢。
等到终于成功抵达城边时，已经是半夜了。
放下背包，我拽出防护服。倒不是担心被传染上什么，更重要的是它能为我提供掩护。一个穿着防护服走在疫区的人又能引起多少人的戒备呢？
我首先套上磁性防弹衣，又花了好几分钟时间，笨拙地摸黑把自己塞进特卫强防护服里，戴好呼吸面罩，然后把黑克勒-科赫手枪塞进临时挂在防护服臀部充当枪套的皮套里，再重新背好背包。
格拉斯哥城和我刚刚爬过的野地之间还隔着一片小树林，我小心翼翼地穿过去。离我最近的建筑是一个位于城市边缘的汽车修理厂，房子四周的荒草地里胡乱散布着各式各样的车壳。
我跪下来，观察了一会儿。
远处有几栋房子亮着灯。
按照蒙大拿州国民警卫队的规定，在黄昏至黎明的夜间时段里，宵禁巡逻队应该会在城内的每个路口都安排一名士兵看守，偶尔也可能出动悍马或者布莱德利步兵战车巡逻。
一名戴着战术面罩的国民警卫队士兵进入了我的视野，他背着一把机关枪，荷枪实弹，沿着空荡荡的街心走过，背朝我渐渐离开。十四秒之后，另一名士兵沿着垂直方向的街道出现在最近的十字路口。又过了五秒，第三个士兵出现在往北两个街区的路口处，先是差不多正对着我走来，然后右转。
我掐了掐时间，估算出他们各自的步行速度，依次分别是每小时零点三三公里、每小时零点一六公里和每小时零点五六公里，然后迅速在脑海中列出一个算式，代入我自己，算出我可以“隐身”进入的窗口时间。
时机一到，我就离开小树丛，轻快地走上一条人行道。只是面罩遮挡了一部分视野，防护服的阻隔也弱化了我的整体感知，这样的感觉不太好。
我听到各种城市的声音。
一只狗在叫。
一个男人在抽泣着呼喊某个名叫“简”的人，求她醒过来。
五六个街区开外，有一个经过喇叭放大的声音正在咆哮着对一群人发号施令。
从城市的另一头传来某种类似枪响的声音。
不止一处房子里传出狂躁的笑声，和我在那份被疯狂转发的视频里听到过的一模一样。
一路走来，几乎家家户户的门上都悬挂着布条，抹布、毛巾、T恤上撕下的碎布条。只有三种颜色：绿的、红的、黑的。
按照格拉斯哥本地AM广播电台KLTZ的说法，国家疾控中心和国民警卫队要求所有居民都在自家前门挂上明显的标记，以此表示屋内人员的情况。
绿色表示无人患病。
红色表示有人出现症状。
黑色表示有人死亡。
我沿着第九大街南段往北走，沿途的景象触目惊心，每九户或者十户人家里，就有一户的门把手上挂着黑色布条。
每当看到有新的巡逻士兵出现时，我就把他们纳入我的算式。
一开始路过的几栋房子都不合适进入，不是有狗在叫，就是屋里亮着灯，再不然就房门紧锁。犯不着冒险引发警报。我需要一栋黑着灯的房子，没有狗，没锁门。
我看了看北面，那里似乎是本城目前的核心活动区域。
白色的帐篷被探照灯照得雪亮。
人们排着长队等待治疗。
无人机在空中盘旋。
我驻足停留了片刻，想好好看一看这幕景象。
空气里弥漫着的恐惧的味道你几乎可以嗅到，它是活的。可怜的人们，他们一定已经吓得魂不守舍，不知道究竟是怎样病态扭曲的命运才会把这样可怕的疾病扔到他们中间。而且，他们和我还不一样，他们没有办法把恐惧封存起来。
我需要找到一栋房子。
取到样本。
回到我的车上。
就在这时，我瞥见街对面一辆汽车的挡风玻璃反光有点变化，一个穿着夜间迷彩服的士兵正要从街角转出来。
虽然还有四十米的距离，可我知道，按照他的行动轨迹，我在两秒钟之内就会进入他的视野。
我一个箭步闪到旁边一辆汽车的车头前，横着平趴在地上。
一直等到他离开。
到下一个街区时，一个眼熟的门牌号出现在我眼前。我走过去，登上房门前的檐廊。门上系着黑色布条，是从一件碧昂丝告别巡回演唱会的纪念T恤上撕下来的。
我敲了敲门。
门廊灯亮了，可屋里依然没有光亮。我抬起手，把头顶上方的门廊灯泡拧了下来。
然后将耳朵贴到门上。
没有靠近的脚步声。
没有说话声。
我放下手，握住门把手试了试。
门没锁，我继续轻轻转动把手，直到推开房门。
屋子里一片漆黑。
很安静。
我走进去，反手关上房门。
死亡的恶臭扑面而来，就连呼吸面罩也阻挡不住。
我走进一间小起居室。
穿过一道拱顶的小走道，走进厨房。
按下墙上的开关。
轨道射灯亮起，灯光洒在料理台上。台面上堆满了盘子，散发着腐烂的气味。
我试探着提高声音喊了一声：“哈啰，有人吗？”
空无吞没了我的声音，没有回应。
我踩着铺了地毯的楼梯爬上二楼，二楼平台周围有几扇门。
全都关着。
我推开正中间的一扇，是卫生间，左右两边的墙上都另外开了门，想来应该是连通两侧的卧室。
浴室右侧的门背后是一个家庭办公室。
我打开顶灯。
屋里有一张做剪贴簿的手工桌子，上面铺满了照片和林林总总的剪贴工具。
桌子对面的墙上挂着一个相框，是一张祖孙几代人站在一棵巨大圣诞树前的全家福大合影，显然还是在当年一切都好的时候拍的。
我回到卫生间，推开二楼卧室的门。
眼睛立刻开始分泌泪水。
我听到了一声极其轻微的窸窣声，因为隔着头罩，听起来很模糊。
我放下所有随身物品，抽出手枪，差一点就对着一个女人开了枪。她穿着丝绸睡衣，坐在卧室最里面、光线最暗的角落里。
她就那么坐在那里看着我，一动不动，双手环抱着膝盖，头发披散在脸上。
“你在我家里做什么？”她看起来吓坏了，声音单薄僵硬，还隐隐含着一种紧绷的感觉。
“我看到你门上的黑T恤了。”我说，“我敲了门，但是没人来应门。”
那女人没有动，几乎彻底隐身在了黑暗中。
我放下手枪，往前走了几步。
“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我问。
我觉得她应该是摇了摇头。
我走到墙边，按下电灯开关。
亮起来的是床头柜上的灯，灯光下照出一个身体已经开始膨胀的男人。他仰面躺在一张大号双人床上，两眼睁着，皮肤泛出蜡一样的灰白光泽。这男人约莫四十到四十五岁之间的年纪，穿着T恤和睡裤。几十个装着照片的相框围绕在他周围，看上去像是一个临时的纪念仪式。
所有照片上都是这个死去的男人和坐在角落里的女人。
在伦敦眼。
在墨西哥尤卡坦半岛的奇琴伊察。
在西雅图的太空针塔脚下。
在某一场音乐会上。
在雪地车上。
“他什么时候过世的？”我问。
“三天前。我想给他妈妈打电话，但你们的人把我们的无线网关掉了。除了911，所有手机服务都停了。”
“他死前有什么奇怪的举动吗？”
“有。”
“一直坐在床上？发抖？”
她点点头。
“会突然爆发大笑？”
“症状越来越严重。他不吃不喝，不会自己上厕所，不肯跟我去医院。到我终于打电话求救时，城里已经全都乱了。”
“一直都没有人来帮你们吗？”
她摇了摇头：“到后来，他根本就不认识我了。”眼泪顺着她的脸颊滚落下来，“五年前，父亲因为老年痴呆离开了我，这就像是那整个病程在十天内重演了一遍一样。最后一次喂他喝水时，他打了我，打破了我的下巴。”我朝前凑了凑，看到了她的左脸。上面有一块乌青，还肿着。“最后，他完全没有反应了，只是一连几个小时瞪着不知道什么地方。再后来，他陷入了昏迷。我就和他一起躺在床上，把手放在他的胸口，只能凭那里一起一伏的感觉知道他还在。可我睡着了，再醒来的时候，他的胸口已经不动了。”
“你介意我用棉签从他的嘴里取点样吗？”
“做什么？”
“他的基因物质可以帮助我们弄清楚这个致命的疾病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已经死了，那东西不会被破坏吗？”
“有可能，但大概率不会。”
“行吧，我想现在也无所谓了。”
我把背包拎过来，放在床尾凳上，从包里抽出一套取样工具：一个塑料样本管和一根十五厘米长的棉签。
死去的男人嘴闭着，我只希望尸僵已经过去，不然我就不得不从他手指上切一块皮肤组织下来了。
谢天谢地，只轻轻一拨，他的嘴就张开了。我把棉签从他的上下两排牙齿之间伸进去，刮了刮右侧的口腔内壁，抽出来，封装进塑料管里。
“我也会死吗？”那女人问。
她的声音那样缥缈。
充满了恐惧。
我走到她面前。
“你有和你丈夫相似的症状吗？”
她摇了摇头：“可我感觉不对。”
“怎么不对？”
“每天夜里，我身上都会痛得要命，感觉就像是骨头在身体里碎开了一样。”
“还有别的吗？”我问。
她的眼里又开始有泪花闪烁。
“我的记性也变了。”
“怎么说？”
“就像是……以前和克里斯在一起的所有记忆都突然涌到了我的脑子里。非常清楚，就像在我眼前放电影一样。以前从来没有这么清楚过，比其他所有记忆都清楚。
“我们是十三年前认识的，在博兹曼的那个酒吧里。我现在就能把我们那天说过的话告诉你，一句不漏、一字不差，还有我当时所有的感觉。我不会画画，不然可以把克里斯那天晚上的样子画给你看，连他下巴上的胡茬都画出来，还有一撮翘起来的头发，像那样翘着。我还记得他闻起来是什么味道，那感觉是怎样亲切，以及我是怎么样在那个晚上就认定了，他就是我要相伴一生的那个人。”
她看着我，眼里含着祈求。
“我从来没想过最后会是这样。”
我想帮她，安抚她的痛苦。
可激动和恐惧交织在一起，让我的脑子嗡嗡作响。
激动，是因为发现这个女人的症状和我在遭遇丹佛地下室冰弹爆炸之后出现的基因升级早期症状一样，只是她的进程要快得多。
恐惧，是因为它背后所隐含的意味。
在那份被转发了无数次的视频里，那个十几岁的女孩也提到过她出现了身体疼痛。正是那句话激起了我的怀疑，促使我来到这里。而现在，我追寻的答案得到了证实。或者说，至少已经很接近最后的结论，只要最后再用测序仪完成对他们的DNA测序就可以了。
我跪下来，注视着她。
我说：“你介意让我也从你的嘴里取一点样吗？”
“为什么？”
“只是想弄清楚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她点头答应。
我拿出另一根棉签，从她的右侧口腔内壁刮取了一些黏液标本。
“你用这个来做什么？”她问。
我走到床尾，从取样工具包里拿出一支三福牌黑色记号笔，在装有她的样本的塑料管上写上“女未病”。
“我会对你和你丈夫的DNA进行分析、对比，尝试弄清楚为什么他会生病，而你却变好了。”
“变好？”她问，“这可不像是变好的样子。”
“的确，不过你会活下来的。”我背上背包，说，“考虑一下，出门到帐篷区去处理一下你下巴上的伤吧。”
我拉开房门，走到二楼过厅上，回头望着屋子里面。
“我今天来的时候，在欣斯代尔的公路检查站遇见了你的弟弟。他很担心你，想跟你通话，可就算是高速公路巡警也进不了这座城市。他想让我转告你，他爱你。”
这一次，她哭出了声。
“对于你丈夫的死，我很难过，蒂凡妮。”
我带上卧室门，一边下楼，一边在脑子里规划好了出城回车上的路线。
可刚走进门厅，就有什么突然重重地当头撞过来，感觉像卡车一样。
我被砸到了墙上。
手枪落在地板上。
一个胳膊肘横扫在我的下巴上，我眼前一黑，金星乱迸。
我连对面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也不知道我为什么竟会这样毫无还手之力——
因为这个人和我一样，也升级了。
又是一拳，捣在我的肚子上，打得我弓起身子，大口大口地吸气。
下一秒，我双脚腾空，被举到了两米高的半空中，仿佛我只是一根轻飘飘的羽毛似的。
我被掼了出去，在空中飞行了零点八五秒。
然后摔在了厨房门口的硬木地板上。
我听到了自己的呻吟。在努力屏蔽掉大部分疼痛感之后，我抬起头，看到通往二楼的楼梯脚下站着一个男人，正弯腰从地上捡起我的黑克勒-科赫。
他没有戴呼吸面罩，也就是说，他知道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传染病。
二楼有脚步声响起。
他也听到了，抬头瞟了一眼楼梯上方，举起我的手枪，等了片刻，然后扣下了扳机。
蒂凡妮滚下楼梯，停在了他的脚前。他卸下弹匣，退出枪膛里的那颗子弹，一边拆枪，一边朝我走过来，黑克勒-科赫的各个部件七零八落地掉落在他的脚边。他没有穿鞋。
那男人约莫三十五岁的样子，方下巴，胡子刮得很干净，长发齐肩。穿牛仔裤和紧身波罗衫，胳膊上隆起的肌肉俨然要把衣袖撑爆的模样。他应该比我矮十来厘米，宽肩阔胸，虎背蜂腰，拥有一副令人望而生畏的摔跤手体格。
毫无疑问，他也完成了升级，只是还没学会很好地控制微表情，那张脸简直就像是在向我尖叫着宣示他有多么热爱暴力和制造痛苦。他是最糟糕的那一类升级者。
我没在他身上看到武器。
于是躺着不动，等待他靠近。
各种念头仿佛闪电一般在我的脑子里乱飞。
他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很简单。
他就是在等我。
和我一样，他也用谷歌地图进行了勘察，判断出走米尔克河是进城的最佳路线，我爬过的那块空旷野地是最安全的捷径。
在这之后，他所做的就是等待我自投罗网。
我弄砸了。
我太急于找出一条进入这座戒严城市的最佳路线，忽略了还有其他与我智力相当的人也能找出同样的路线。
我应该选择第二或第三优解的，再不济也至少要估算到这种潜在危险的可能性，提前做一点防备。
不过现在再想这些也没用了。
等到他进入我前方一点二米的范围内时，我纵身朝他扑过去。
他只是简单地微微一闪，让开了。
我擦着他的身前飞过，摔到地上。挣扎着站起来后，我拽掉了脸上遮挡住视野的呼吸面罩，塌肩让背包自己滑下去。
他看着我，抬起手，把头发别到耳朵后面。
“嗨，洛根。”
我感觉脑子在飞速旋转，检索我曾经遇见的每一个人，想找出与这句话吻合的声音。
他像是看透了我的想法，说：“我们没见过。”
“你等了我多久？”我问。
“三个晚上。”
“在哪里？”
“垃圾场的一辆废车里。”
他是眼看着我走过去的。
“我姐姐也在这里？”
我忙着搜集信息，判断他来这里究竟是想要我的人，还是我的命，可他只是自顾自地微微一笑。
“拿到样本了？”他问。
我们在起居室再次相遇。
他左肩前倾，右肩往后转，挥出一记足够把我击倒在地的后手直拳。但我已经有了准备，抓住他失去平衡的瞬间，顺势送出一记左手摆拳，打中了他的脸，紧跟着手肘一抬，狠狠撞在他的鼻梁上。
他踉跄着朝后退去，血“刷”地一下从脸上流下来。
我们相互挥拳，有打中的，有落空的。可就算是我最重的拳，对他来说似乎都不过是隔靴搔痒，感觉就像打在一棵橡胶树上。
当我一拳正中他的左边太阳穴时，他甩了甩头，张开那对粗壮的胳膊朝我扑来。我的大脑立刻拼命尖叫起来：不要让他把你扑到地上去！
这时我们已经转战到了楼梯另一侧的走道里，背后是家庭休闲室。他扑上来抓我的腿，我用力跳起，双脚蹬在两侧墙壁上，下一刻便瞄准了他垂直坠下，膝盖砸中他的后脑，发出一声叫人恶心的巨响。
他趴倒在硬木地板上，昏了过去，我趁机把他的长头发缠到我的右手上，一直缠到发根，握紧拳头，揪起他的头用力往地板上砸。
一下。
两下。
三下。
四下。
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挣扎着站了起来，我抓住他的后背，努力攀住他，右手绕到他的颈前，用尽全力勒紧，想要阻断他颈动脉的脑部供血，争取短短几秒钟的时间来想一想——
他整个人倒退着撞在墙上，瞬时间，巨大的冲击力把我肺里的空气全都挤了出去。他迅速转身，背对走廊的另一侧墙壁倒退，再撞，撞得装饰墙板整个碎在了我的背上。
我的肋骨剧痛无比。
他继续用力地把我往墙上撞。
一次。
又一次。
再一次。
直到我再也抓不住任何东西。
直到我无法呼吸。
我松开了手。
仿佛破布口袋一样跌落到地板上，大口喘息着呼吸空气。那男人的拳头疾风骤雨一般砸在我的脸上……
再次恢复意识时，我躺在厨房的地上，那男人站在餐厅的桌子旁，正从一个黑色小包里抽出一支注射器。
我浑身上下都在疼。
感觉就要撑不住了，这一次的疼痛已经超越了我能够屏蔽的极限。
我看着他伸出手指，弹了弹注射器的管身，然后转身向我走来。我闭上了眼睛。
他走到我身边，单膝跪下来，地板发出了“吱呀”的一声响。他温热的手按在了我的肩膀上，我知道，针头就要刺下来了。
就是现在。我猛地睁开眼睛，张开右手，用力戳进那个男人柔软的喉部。
这是完美的一击。
他发出一声可怕的抽气声，丢下针头，双手抓向自己的脖子。
他的脸开始发红。
眼里充满了恐慌。
我翻身爬起来，注视着这个努力想要呼吸的男人。他像是吸到了几丝空气，但远远不够。按照我的估算，他还能撑上极度痛苦的两分钟，然后就会失去意识，在四到十二分钟之后陷入脑死亡。
“我击碎了你的气管。”我一边呻吟着对抗自己身体的疼痛，一边说，“我能看着你就这么窒息而死，也能救你。”
他拼命点头，脸已经变成了紫色。
“你那个包里有刀吗？”
他点头，拼命呼吸。
十五秒。
那男人的黑色小包就放在台子上，敞开着。里面有一把9毫米口径的金伯微型手枪、一副手铐、小玻璃药瓶、注射器和一把“毒蛇”的蓝色幻影匕首。
我快步回到男人身边，他靠坐在厨房橱柜跟前，眼看就快要窒息了。
“平躺下去。”我说，“手拿开。”
四十一秒。
眼下的情形很诡异，只不过短短几秒之间，我就从拼命杀死这个家伙变成了努力要救他的命，毕竟他有我需要的信息。
我趴到他身体上方。
“乱动一下，我就把你切成碎片。”
他疯狂地点头。
他的脸色已经惨不忍睹，喉咙上被我击碎的地方清晰可辨，伤处位于脖颈上半部靠近喉头的位置。我伸出一根手指，摸索着向下探查，直到摸到另一个鼓包，也就是环状软骨。我要找的，就是位于这块软骨和喉结之间的凹陷处，我得在那里开个洞。
看到我弹开蓝色幻影刀，那男人瞪大了眼睛。
这刀锋利得吓人。
我轻轻将刀尖插下去，血从新的伤口涌出，那男人发出“汩汩”的呜咽。我小心翼翼地继续推送刀尖，穿过一层膜，一直插进他的气管里。
他的脸开始发青。
七十八秒。
我知道刀尖已经划开了他的气管，因为伤口周围有血被吸进去。我继续扩大切口，开到一厘米以上。
不知是因为疼痛还是缺氧，男人失去了意识。
我拔出刀尖，站起来，拉开厨房抽屉开始搜寻，想找一根吸管或——
我抓起一支残留着啃咬痕迹的比克圆珠笔，迅速将笔管和笔头拆开。
那男人脖子上被我切出来的伤口模样狰狞，皮翻肉卷，血流个不停，我费了好一番工夫，总算是把那根空心笔管插进了男人的脖子里，不多不少，刚好五厘米。
他没有反应。
我把嘴凑到笔管头上，朝男人的气管里吹了两口气，等了等。
没有反应。
我开始做心肺复苏，每分钟按压胸部一百下。
然后朝笔管里吹两口气。
重复。按压，吹气。
四分钟零十二秒。
就在我正要开始又一轮心肺复苏时，插在破烂切口里的笔管突然颤动了一下，男人发出一声“汩汩”的吞咽声响。
男人的眼睛睁开了。靠着笔管的帮助，他死命地深吸了几口气，这才抬起眼睛望着我，满眼按捺不住的惊吓，但脸色已经开始恢复正常。
他张开嘴想说话，可发不出声音。
我眼看着他又惊恐起来，有那么一瞬间，几乎要对他感到抱歉了。
“你的命现在在我手里。”我说。
他点点头，他知道。
我碰了碰笔管：“你现在还能活着，全靠了它。”
说完，我冲进起居室，从我自己的背包里抓出电脑，又冲回到厨房，挨着这个破了喉咙的男人坐下，迅速新建了一个空白文档。
时间不多了，一定有人听到了蒂凡妮死时的那声枪响。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把电脑递给他。
他打字回答：
安德鲁
“我姐姐在格拉斯哥吗？”
他摇摇头。
“你跟卡拉是什么关系？”
我们是在缅甸时的战友 我是她的营救小队成员 去年她来找我 让我参加她的项目
“升级为什么会死人？”
我不知道
有可能是实话。
“她派你来，是想对我做什么？”
把你弄出去
“送到卡拉那里？”
是的
“她在哪里？”
我不知道
我一把抽出笔管。
抽气。
绝望。
他的双手不由自主地抓向脖子，脸上再一次漫起缺氧的紫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