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我仍然时不时地去看望苏珊娜·鲁维埃，直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她离开了巴黎，消失在我的生命中。那是一天下午，大约是在我叙述的那些事情发生两年之后，我在奥德昂大剧院的走廊里看书，惬意地消磨了一个小时，后来觉得无所事事，便想着去看望一下苏珊娜。我已经半年没有见到她了。她开门时，手里拿着调色板，嘴里衔着一支画笔，身上穿着满是颜料的罩衫。
“啊，是您，亲爱的朋友。请进来，请您进来。[13]”
她的客气让我有些吃惊，因为我们以往都以你我相称。我走进了那间画室兼客厅的小房间。画架上还放着一幅帆布油画。
“我忙得焦头烂额。你先坐着，我得继续工作，浪费不起时间。说来你可能不信，我要在迈尔海姆画廊举行个人画展，得准备三十幅画呢。”
“在迈尔海姆画廊吗？真棒!你是怎么得到这个机会的？”
因为迈尔海姆可不像塞纳路上那些因没钱房付租而濒临破产的无良画商。迈尔海姆在塞纳河富人区有一个极为高级的画廊，而他本人也享有国际声誉。凡是被他看中的画家都有希望赚大钱。
“亚希尔先生带迈尔海姆看了我的作品，迈尔海姆认为我很有才气。”
“别吹了，老伙计。[14]”我回应道。我觉得这句法文最好的译法是“你去跟海军讲这些吧，老太婆”。
她看了我一眼，咯咯地笑了。
“我要结婚了。”
“和迈尔海姆吗？”
“别装傻了。”她放下画笔和调色板，“我已经忙了一整天了，得休息一下了。我们先喝点波尔图红酒吧，然后我再告诉你是怎么一回事儿。”
在法国人的生活中，令人不大愉快的一个方面就是动不动就会被逼着喝那酸溜溜的波尔图红酒，不管在什么时候，你都无法拒绝。苏珊娜取出一瓶酒和两只杯子，斟满酒，坐了下来，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
“今天画画，我已经站了好几个小时了，静脉曲张，血管都开始疼了。哦，情况是这样的。亚希尔先生的太太今年初过世了。她是一个好女人，也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不过，他娶她并非出于爱慕之情，而是出于生意方面的考虑。他虽对她礼遇有加，但要说太太的过世让他悲痛万分则有些言过其实了。他儿子的婚姻门当户对，事业做得也很出色。现在他的女儿也与一位伯爵订了婚。那伯爵虽是个比利时人，倒也是个地地道道的贵族，在那尔慕附近有一座极为美丽的城堡呢。亚希尔先生觉得他可怜的太太在天之灵定不会希望这两个孩子的幸福被自己给耽搁了，所以尽管还在丧期，但打算财务一旦安排妥当，就立刻举行婚礼。显然，亚希尔先生住在里尔的那幢大房子里，会感到寂寞的，他需要有个女人来照料自己，也需要个贤内助来帮助自己管理好家业。长话短说，他要我来接替他那位可怜的太太的位置。他讲得合情合理：‘我的第一次婚姻是为了消除两家公司之间的竞争，虽不后悔，但我的第二次婚姻一定是为了自己的幸福。’”
“那恭喜你了。”我说。
“显然我将失去我的自由。我享受自由，但总得考虑自己的未来。不瞒你说，我马上就要四十岁了。亚希尔先生呢，正处在危险的年纪，万一有一天他灵机一动，去追求一个二十岁的小姑娘，我又该何去何从呢？还有我的女儿，她已经十六岁了，我敢保证她将出落得和她爸爸一样漂亮。我让她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但我无可否认，她既没有做演员的天赋，也没有她那可怜母亲的半分气质去当妓女。你说，她以后该怎么办呢？当个女秘书？还是邮局里的职员？亚希尔很是慷慨，同意她同我们一起生活，并许诺会给她相当丰厚的嫁妆，以便能够让她嫁个好人家。说实话，亲爱的，不管别人怎么说，婚姻仍然是女人最最理想的事业。这事关我女儿的幸福，我不能犹豫，自己牺牲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再说，一年年地过去，我发现要得到幸福越来越难了。跟你说吧，我结婚之后一定会恪守妇道[15]的，这么多年的经验使我深信，幸福的婚姻的基础是彼此的相互忠诚。”
“你很高尚，我的美人儿。”我说，“亚希尔先生还和之前一样会每两周去一次巴黎谈生意吗？”
“哦，哈哈，你太小看我了，小宝贝儿。亚希尔跟我求婚的时候我对他说的第一件事就是：‘听着，亲爱的，你去巴黎开董事会的时候，我也要跟着。你自己在那里，我可不放心。’他回答道：‘你觉得我到了这个年纪还能做那种傻事？’我则说：‘亚希尔先生，你正当壮年，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你是一个多情之人。而且你英俊潇洒，风度翩翩，你的一举一动都令女人为之着迷。总之，我觉得你还是避开诱惑的好。’最后他只好答应把董事的位置让给儿子，由儿子代他来巴黎开会。他表面上假装不快，认为我不可理喻，其实心里乐着呢。”苏珊娜满意地叹了一口气，说，“对我们可怜的女人来说，如果男人没有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虚荣心，生活就会更加艰难。”
“这一切都很好，可是，这跟你在迈尔海姆那边的个人画展有什么关系？”
“你今天有点迟钝呀，小笨蛋。这么多年，我没有告诉过你亚希尔先生是一个极其聪明的男人吗？他是一个有身份的人，而且里尔的那些人喜欢说三道四。亚希尔先生希望，我作为一位像他一样显耀人士的妻子，在社交界应有一席之地，这也是我作为妻子的权利。那些外地人什么样，你也是知道的，他们总喜欢探听别人的私事，他们第一件事就会问：苏珊娜·鲁维埃何许人也？当然，他们会得到这样的回答：‘她是著名的画家，最近在迈尔海姆画廊举办个人画展，非常成功，真是当之无愧。’‘苏珊娜·鲁维埃是殖民步兵团一位军官的遗孀，多年来凭借自己的才艺维持生活，一个人含辛茹苦把幼年丧父的女儿养大成人，她身上体现了法国女人的坚毅品格。令人欣喜的是，她的作品将在独具慧眼的迈尔海姆的画廊展出，公众不久便可观赏到她那细腻的笔触和精湛的技艺了。’”
“你胡说些什么啊？”我竖起耳朵听完后，说道。
“亲爱的，这是亚希尔先生为我做的前期宣传，将会在法国的各大报刊刊出。他就是这么了不起。迈尔哈姆开出的条件很苛刻，但亚希尔先生却认为是小事一桩，全都欣然接受了。预展时要开香槟庆祝[16]，美术部长(他欠亚希尔先生的人情)要在开幕式上致辞，他会赞扬我作为女人的美德和作为艺术家的才能。最后，他会宣布国家的义务和责任就是奖励美德，所以已经买下我的一幅画并交由国家收藏。巴黎的各界人士都会云集于此，而迈尔哈姆也将会亲自招待那些评论家，保证他们的文章不仅对我的画大加赞许，篇幅还得长。可怜的评论家们呀，他们平时挣得太少了，给他们个机会多赚点钱也算是做善事了。”
“亲爱的，你当之无愧，你一直都很优秀。”我说道。
“别啰唆[17]，”她回应道，这句话很难翻译，“这还不够。亚希尔先生又以我的名义在圣拉斐尔海岸买了一套别墅，所以我不仅能以一名杰出的艺术家身份，还能以一个有产业的女性身份在里尔的社交界立足。再过两三年他就退休了，那时，我们就会像那些名门望族[18]一样在里维埃拉住下去。他可以在海上划船、捞虾，而我画自己的画就行。对了，你看看我的画吧。”
苏珊娜作画已有些年头了，她也从她的情人们那里学到了许多，她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现在终于有了自己的风格。她还是不会画素描，但色彩感还是不错的。她给我看了几幅风景画，分别画的是：她与她母亲在安如省居住时的风景；凡尔赛花园的一角；枫丹白露的森林以及她所钟爱的巴黎郊区街景。她的画作华而不实，但却如花一般优雅，透着一丝俏皮。
有一幅画，我很喜欢，我想如果我买下的话，她会很高兴的。我记不得那幅画是叫《林间空地》，还是《白围巾》了，直到今天，我也没搞清楚名称。我问了价格，还算合理，于是决定把这幅画买下来。
“你真是个天使。”她叫道，“这是我做成的第一笔买卖。当然，画展过后你才能拿到，我要登报说你买了这幅画。毕竟，一点点曝光对你的名气没有损害。我很开心你选了这一幅，你知道吗，这是我的得意之作。”她拿起一面镜子，从镜子里欣赏这幅画。“确有意趣，”她眯起眼睛说，“不可否认。那绿色苍翠欲滴!中间那抹白色为点睛之笔，使整幅画浑然一体，自成一格。这简直出自天才之手，绝对是天才画家!”
我看得出，她在成为一名专业画家的路上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了。
“宝贝，我们已经聊了很长时间了，我该继续创作了。”
“我也得走了。”
“对了[19]，可怜的拉里还混在红皮肤的人中间吗？”
她对这个神的国度的居民这样称呼实为不敬，但她已经习惯，改不了了。
“据我所知，是这样的。”
“他这样温和善良的人在那里一定不好过。如果电影里的情节是真的，与那些强盗、牛仔和墨西哥人厮混在一起简直可怕极了。也不是说那些牛仔没有吸引力，就是随便跟你说说。哦啦啦!但不带枪就走在纽约的大街上，好像很危险。”
她送我出了门，并亲吻了我的双颊。
“我们曾经在一起度过了非常美好的时光。记着我的美好吧。”
六
我的故事讲到这里就结束了。拉里那边音信皆无，我也没指望能够听到他的任何讯息。他自由自在，随心所欲。也许他回到美国后，先在修配厂里找个工作，然后当个卡车司机到处跑，直到他足够了解这个他阔别多年的国家。这个目标实现之后，他可能会实施他那开出租的奇想。当然，这只不过是当年我们在咖啡馆闲聊时的一句玩笑话罢了。但是如果他真的这么做了，我也不会感到惊讶。从那以后，每次我在纽约乘出租车时，都会瞥一眼司机，心想说不定哪天就能看到拉里那双深陷的庄重而微笑的眼睛。但我始终没能看到。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他老了，不适合当飞行员了。但他可能重新开卡车，在国内或是国外运输物资，或者在工厂上班。我想，他会在闲暇时刻，著书立说，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谈谈自己的真情实感或者为同胞发蒙解惑。如果写的话，他一定会花很长时间。不过，没关系，他有大把的时间。这些年，岁月没有在他身上留下痕迹，不管从哪方面讲，他依旧是个年轻人。
他没有野心，也不求名利，成为公众人物只会令他反感。所以他很可能悠然地过着自己选择的生活，并乐在其中。这就是他，真实的他。他很谦虚，不肯使自己成为别人的榜样；也许，他会觉得一些说不上来的人会像飞蛾扑火一样被吸引到身边，然后慢慢地和他有了一样的信仰，人生最大的满足是精神上的满足。他始终抱着无我和无求的态度，不断地完善自我，做着他不认为是贡献的贡献，像是著书立传或是传经布道。
但这都是我的设想。我是一介凡人，对于拉里这样光芒万丈的人之翘楚，我只能敬仰。我不能想他所想，走近他的内心深处。我时常认为我只能跟平庸之辈打交道。拉里已如他所愿，置身在喧嚣激荡的人海；而在这充满纷杂利益矛盾的人海里，人们迷失着心智，却又渴望着超越自我；外表上是那么笃定，内心里又是那么彷徨；那样善良，却又那样残忍；那样诚实，却又那样狡猾；那样慷慨，却又那样吝啬。而这就是美国人。关于拉里，我只能讲到这里，我知道这非常不尽如人意，但我也只好作罢。在我写完这部书的时候，我隐约感觉读者可能会有点摸不着头脑，于是又在脑子里重温了一遍，企图设计出一个更加令人满意的结尾。令我非常惊奇的是，我好像在不经意间写了一本“成功”的小说。因为我所牵挂的那些人都如愿以偿：艾略特在社交界光彩夺目；伊莎贝尔凭借财产在活跃而有文化的社区站稳了脚跟；格雷拥有一份稳定且赚钱的工作，每天在办公室过着朝九晚六的生活；苏珊娜·鲁维埃的生活有了保障；索菲以死亡为解脱；拉里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不管那些自命风雅的人多么挑剔，一般人应该都会从心底里喜欢圆满的故事吧。就这一点而言，故事的结尾还算得上令人称心如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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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锋》背后的故事
印度。C少校。他高高的个子，膀阔腰圆，留着一头浓密的棕色短发。很难猜出他的年龄，他既有年过半百的成熟，又有着不到三十五的活力。他胡子刮得很干净，脸盘很大，但五官较小，鼻子短而扁。他表情恬淡宁静，笑容满面，有时会笑出声来，说起话来声音洪亮，语速虽慢但很流畅。他举止得体，彬彬有礼，言谈举止中透着欢愉。很难判断他是聪明还是有几分愚蠢。但可以判断他绝非饱读诗书之人，他身上有些许的童子军的意味，这使人感到有点尴尬；当那位瑜伽士走进他的房间入座时，他高兴得像个孩子，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他享有阿室罗摩[1]的人所没有的特权。他的派头如同因为校长的宠爱而喜欢到处吹嘘的学生。
他已经在阿室罗摩住了两年，由于待遇特殊，他建有自己的小木屋，小木屋的后面配有厨房。他有专门的厨师。他既不吃鱼、肉，也不吃蛋，倒是储备了很多来自马德拉斯[2]的罐头，他的厨师会用这些罐头配以咖喱和豆腐为他备餐。除了茶，其他饮料他都不喝。
在他的房间里有一张平板床、一张桌子、一把扶手椅和一把普通座椅，还有一个小书柜，里面大概有五十本书。它们是吠檀多哲学著作《奥义书》等的译本，也有那位瑜伽士著的书以及别人评价那位瑜伽士的书。墙上挂有几幅不大的画，其中有一幅是列奥纳多所画的“基督”中的一幅，有几幅是丑陋的毗湿奴画像，还有廉价的彩色版画和一张那位瑜伽士的照片。墙壁漆成了绿色，地板上有一块藤垫。
他穿着一套白色棉质的上衣和长裤，有点像中国的服饰风格。他赤脚走路。
他对这位瑜伽士极其崇拜，声称将其视为自基督以来世界上最伟大的精神领袖。
他有点儿不愿提及自己的过去，说在英国他没有一个亲近的人。在之前的岁月里，他漂泊无依。但现在，到了这儿，他情有归处，心之所向，不再漂泊。他说他找到了内心的平静，而且反复提及是瑜伽士的存在和相遇给了他内心的宁静，而这种宁静对他来说是无价之宝。我问他每天的生活怎样，他说，他多是在阅读、锻炼(他有一辆自行车，固定每天骑八英里)和冥想中度过的。他每天和瑜伽士一起在大厅里打坐很久，不过瑜伽士每周对他也说不了几句话。但是他正处于活力四射的年龄，我便问他，他的旺盛精力是否可以得到宣泄。他回答道：他是幸运的，因为他是真正渴望和酷爱冥想的少数人之一；而且他一直都在练习冥想。他补充说，冥想很消耗体力，几个小时下来，身体就会疲惫不堪，不得不躺下休息。但是我根本搞不清楚他所指的冥想究竟指的是什么。我不明白他是否在积极思考某个问题。当我向他提出耶稣会修士会对“耶稣受难”等特定主题进行沉思时，他说那和冥想根本不是一回事。他说他的努力是在与实现宇宙的大我和个人“自我”的交融，把只从自我出发思考问题的那个“我”隔离开来，因为他说，那就是无限。如果他做到了这些，他就会真真切切地看到或感觉到他自己的神性是无限神性的一部分，从此大彻大悟。他想待在那里见证这件事的发生，或者直到瑜伽士去世。
很难判断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当然很幸福。我本想从他的长相和他的谈吐中能找出点蛛丝马迹，但直至我离开时也还是一头雾水。
海得拉巴。从比达开车去海得拉巴的路上，我看到了一大群人，是一群司空见惯的印度人，有穿着鲜艳纱丽的女人、缠着腰布的男人，还有牛车和奶牛。我原来以为这是一个小集市，但帮我扛行李的人告诉我，这是一个治疗师居住的地方，所有那些人都是从附近的村庄赶过来求医问药的，还有些不育的女人来求子的。我问我能否见见他。司机告诉我说，那人本来是海得拉巴的一名富甲一方的承包商，后受神意感召要过苦行僧的生活，于是把财产转交给家人，来此定居。他住在一棵菩提树下，供奉路边的一处湿婆的小神庙。我们挤过人群，我们周围总共有三四百人。病人中有躺在地上的男人，也有在母亲臂弯里的孩子。当我们走近神庙时，治疗师迎上前，谦卑地和我们打招呼，向我们鞠躬施礼。他头戴一条脏兮兮的白色头巾，身穿一件没有领子的衬衫，两头垂在他的脏兮兮的腰布上，耳朵上戴着银色的耳环。他的胡子刮得很干净，只是留了一小缕花白的短髭。他身材矮小，神采奕奕，动作灵敏，笑逐颜开、忙忙碌碌、豁达开朗，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圣徒，更像是集市上警觉、活跃的店主。要不是他放弃了自己的宅邸和财物来免费为大家治病，你可能会认为他是个名副其实的坑蒙拐骗的江湖郎中了。来看病的人为他带来各种各样的东西，他只留下赖以生存的大米和水果，其余一切他都捐赠给了别人。当时他执意要送给我们一些椰子。他是这样治病的，他先向神庙里的湿婆祷告，然后再行按手礼。当我离开的时候，他请我为他祝福，我真是诚惶诚恐。我告诉他我做这个不合适，但他很执着，非要坚持。于是，在众目睽睽下，我只好按他的想法做了，但感觉自己故作姿态，愚蠢至极。
苏菲派信徒[3]。他住在海得拉巴贫困街区的一座小房子里，那儿简直就是贫民窟。那里有一条走廊，我们到了之后就在走廊等着，派我们的先导去咨询下这位圣人是否愿意见我们。在进入房间之前，我们先脱掉鞋子，有人领我们进入一个小房间里，我看到蚊帐把这个小房间分为两部分。我猜想我们看不见的那部分是他的休憩之地。我们坐的地方大部分都被讲台占用了，这个讲台高出地面大约18英寸，上面铺着廉价的毯子，毯子上面有一块藤席，圣人坐在藤席上。他年老，瘦削，留着层次不齐的白胡子；他戴着一顶土耳其毡帽，身穿一件白色的棉布大衣和一条白色的裤子，打着赤脚。他的脸非常瘦小，颧骨突出，脸颊凹陷，这使得他的大眼睛更加凸显。他有一双修长而漂亮的手，但是骨瘦如柴，他的姿势丰富、优雅、富有表现力。他虽然年老体衰，但似乎精力充沛，谈笑风生。和他相处非常愉悦。他脸上的表情甜美而和蔼。我领会不出他话语的独到之处。我对苏菲派一无所知，所以听到他像印度教徒一样谈论“自我”和“超我”时，我异常惊讶。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位非常可亲可敬、温柔和蔼、仁慈和宽容的老人。
一位神职人员。阿卡巴·海德里爵士派车去接他，他准时按照约定的时刻走进了房间。他衣着华丽，穿着一件上等的大红斗篷。他是个中年男子，身材高挑，仪表堂皇，举止优雅。他不会说英语，阿卡巴爵士担任翻译。他吐字清晰，语言流畅，声如洪钟。他说话的内容都是些陈词滥调，我已经听别人讲过不下二十次了。印度思想家中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此。他们对同一件事的表述完全雷同，虽然你觉得这不应该让你感到不耐烦，因为如果他们拥有真理，就像他们确信的那样，如果真理是一个统一体，不可分割，那么他们就应该保持真理的模样，这是很自然的。不可否认的是，没完没了地听千篇一律的话会令人生厌。你希望他们至少能想出比《奥义书》中更多的隐喻、明喻以及例证。当你再次听到蛇和绳子的寓言故事时，你的心情会不觉一沉。这些话人们听得耳朵都生了茧。
我问他我怎样才能获得冥想的力量时，他告诉我找一间昏暗的房间，盘腿坐在地板上，眼睛盯着蜡烛的火焰，清空大脑中所有的杂念，使大脑变得一片空白。他说道，如果我能坚持每天冥想一刻钟，我就会有一些超乎寻常的体验。“坚持做九个月，”他说道，“然后您再回来，我再教您做另一种修炼。”
那天晚上，我按照他所说的做了。在正式开始之前，我记下了时间。我感觉处于冥想状态很长时间了，应该已经远远超过了他所规定的一刻钟。我停下来，看了看表，仅仅过了三分钟，但这三分钟却好像漫长得永无休止。
一两周前，有人向我讲述了一件事，建议我写一篇关于这件事的文章，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在琢磨这件事 ，但不知从何写起。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两个年轻人同在山上的一个茶园工作，他们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取信，所以他们要间隔很长时间才能收到回信。其中一个年轻人，我们姑且称之为A吧，每次他都能收到很多信，十封、十二封，有时甚至更多。另一位年轻人，我们称其为B吧，他从来没有收到过一封信。每当A拿起一沓信开始阅读时，他总是投去羡慕的目光。他渴望自己也能收到信，哪怕只有一封也好。有一天，当他们在等信的时候，B对A说：“看看你，总是有一包信，而我一封信也没收到过。如果你愿意，我想用我的五英镑买你的一封信。”“好吧。”A说。当信到时，A把他收到的一包信递给了B，对B说：“你随意挑选一封吧。”B给了A一张五英镑的钞票，然后仔细审视了下那些信，选了其中一封，其余的都还给了A。晚上，当他们用完晚餐，喝威士忌和苏打水时，A漫不经心地问道：“喂，那封信里都写了些什么？”“我不打算告诉你。”B回答道。A有点吃惊，接着问道：“那是谁写来的信呢？” B答道：“那是我的事，与你无关。”他们为此争执了一番，但B坚持自己的观点，对于他买的那封信，他只字不提。A陷入了烦恼之中，一连几周，他竭尽全力说服B让他看看这封信。但B还是没有答应。最后，A变得更加焦虑和好奇，终于忍无可忍，于是他走到B面前说：“看，这是还给你的五英镑，把我的信还给我。”“这个你说了不算，”B回答道，“这是我花钱买的，这就是我的信，我不会给你的。”
整件事就是这样。我想如果我是现代派的短篇小说家，我就据实来写，不管故事本身怎样，但这违背了我写故事的初衷。我想故事要有形式，故事只有具备了形式，才能够得出毋庸置疑的结局。但是即使你可以让读者悬在空中，不知你所云，至少你自己要搞清楚故事的来龙去脉吧。
我和太子与太子妃，也就是贝拉尔亲王夫妇共进午餐。席间，太子问及我的旅行。“我想你去过孟买吧？”他问道。“是的，”我回答道，“我在那儿登陆的。”“你是住在游艇俱乐部了吗？”“是的。”我答道。“下一步你要去加尔各答吗？”他又问道。“是的。”我回答道。“我想你会被安排在孟加拉俱乐部下榻吧？”他问道。“希望如此。”我回答。“你知道他们之间的区别吗？”太子问道。“不晓得。”我一脸茫然地说。“在加尔各答的孟加拉俱乐部，他们不允许狗和印度人入内；在孟买的游艇俱乐部，他们不介意带狗，但是印度人不能入内。”那时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该如何回答，至今依然。
宗教大师。他穿着橘色的僧袍，但袍子的颜色与其说是黄色，不如说是粉红色，头戴同样颜色的头巾，披着斗篷。这身打扮看起来真够热的。他穿着白色的袜子和非常整洁的棕色鞋子，那鞋子很像轻便的舞鞋。他个子很高，略胖，肉嘟嘟的大脸，透过金丝边眼镜可以看到他那双漂亮的闪闪发光的眼睛，嘴大而性感。他说话声如洪钟。当他讲道时，声音却往往有些粗哑。他经常面带微笑，但举止中有一种虚情假意的仁慈，给人以一种扬扬自得的感觉。他喜欢阿谀奉承，喜欢谈论自己。有一次，我问他是否因为不能享受俗世的快乐而感到遗憾。“我怎么会感到遗憾呢？”他回答道，“我前世都享受过了。”
托钵僧。仪式在一处穆斯林墓地举行，几个世纪前，在那里埋葬了教派的一位圣徒。教派领袖身材高大，长着鹰钩鼻，眉宇间流露出一副聪明而威严的表情。他身穿一件棕色的阿拉伯斗篷，头戴一条整洁的白色头巾。他座位的前方是一个小火盆，火盆里是燃烧着的木炭，他不停地把熏香放在火盆里，他的前面还有托钵僧们用来表演的各种乐器。
托钵僧们在领袖对面坐成一排，距他有四五英码远。他们年龄各异，有一个可能还不过十四岁，有些是青年人；从印度人看来，德高望重的是那些上了年纪、留着大胡子、头发已经花白的老人。他们留着长发，衣衫色彩斑斓但已破烂不堪，戴着耳环和项链，一副放荡不羁的样子。
仪式开始了，教派领袖带头吟诵祷文，其他众人也间或加入进来应和。接着他们中的一个人走上前去，拿起一根大约两英尺长的扦子，在香上熏一熏，让领袖触摸一下，然后他用扦子穿过自己的脸颊，从脸颊的一侧推进去，从脸颊的另一侧露出来，至少露出两英寸长。他绕场一周，好让别人都能看到，然后非常谨慎地把扦子取了出来。他轻轻地揉了揉那根扦子扎入和穿出的部位，不仅没有流血，而且没有伤口。又一个人走上前来，拿起另一根扦子，从自己脖子的气管后面穿过去，然后把扦子抽取出来。然后，另一个人拿起一把短而钝的匕首，首先做了一些夸张的手势，大喊一声，然后剜出了自己的眼睛。他绕场一周，眼珠垂挂在他的脸颊上，这景象真是令人作呕，然后他把眼睛复位，按揉了一下，一副完好无损的样子。另一个人把扦子插入自己的腹部，还有人用一根扦子穿透自己的舌头。他们看似并不痛苦。演出大概持续了半个小时，结束时他们又吟诵了一篇长长的祷文。有一两个人流了一点儿血，也只是一滴两滴的，但血很快就止住了。
神秘学者。他身材矮小，圆圆的脸，戴着眼镜，说起话来口若悬河。他参加过战争，并曾获少校军衔。他游历过很多地方。他是一个基督徒，也研究帕拉切尔苏斯[4]和埃利法斯·德维[5]。他能把法术和妖术分得清清楚楚。他对所谓的“神迹”嗤之以鼻，但他自己声称会飘浮术，可借助法术飘浮空中。他认为任何仅仅为了满足观众的猎奇心理而进行的表演都会削弱表演者的力量。他的力量纯粹是精神上的。他声称能治愈疾病，但说他的妻子(她和他一起到我家来做客)比他更有力量。她是印度人，穿着纱丽，老成持重，沉默寡言，谨小慎微。当他们离开时，她告诉我我有时会看到她，当她出现在众人面前时，她总是身着一件深蓝色的纱丽。
也许我们所有的邪恶均源于“自我”，但是音乐、绘画、诗歌也皆归因于“自我”。因此，即使“自我”是邪恶之源，那又怎么样呢？
阿克巴尔爵士的秘书艾哈迈德·阿里给我讲述了下面的故事。他说，有人将一个被蝎子咬伤的女人带到他面前，人家告诉他，如果他在地上写下数字“16”，然后再用一只鞋子把这个数字擦掉，她就会痊愈。虽然他不相信，但还是这样做了，根本没起作用。那个女人离开之后，有人指出他写的不是数字16，而是数字13。从那以后，他就写数字16，治愈了好几个人。
一位瑜伽士想过河，却不名一文，付不起渡船的费用，于是他就用双脚从河面上走着过了河。另一位瑜伽士听说了这件事，感叹道：这个“神迹”只值一文渡船钱罢了。
一位瑜伽士想坐火车去某处，但是身上没有钱，就问站长是否可以允许他免费乘车。站长拒绝了，于是瑜伽士就坐在了站台上。到发车的时间了，火车就是行驶不了。人们推测是发动机出了问题，把机修工召来，机修工绞尽脑汁，想尽办法，但火车还是纹丝不动。最后。站长把瑜伽士的事告诉了官员们，瑜伽士被请上了火车，火车立即就开动了。
神秘学者和艾哈迈德·阿里都认为这个线路上有位站长可以医治蛇伤。他们说，如果有人被蛇咬伤了，他有权利免费给那位站长拍电报，站长拍回电报，蛇伤也就痊愈了。
我举办了一个小型的晚宴，总共六个人，均是哲学家、梵学家和学者。在谈话中，他们谈到了瑜伽士可以通过自律和禁欲获得力量。他们告诉我说，有一位瑜伽士曾经让人们把他埋在一口枯井的底部，并告诉那些人在六个月后挖开这口井。到时候如果发现他的头顶是温暖的，就证明他还活着，应该让他苏醒过来；如果发现他的头部已经冰冷，就证明他已经死了，可以把他烧掉。他们按照他说的做了，六个月后，发现他还活着。他很快就苏醒了过来，如今十六年过去了，他还是那么身强力壮、容光焕发。这六个人要么见过那位瑜伽士，要么认识亲身经历这件事的人。因此他们也都相信了这件事。
孔雀。我们驱车穿过丛林。这片丛林并不茂密，忽然我们在树丛中发现了一只正在开屏的孔雀。它踱着步，傲视群雄，威风凛凛，脚步踏在地面上，精美绝伦，严肃虔敬，它的步态是如此优雅、如此高贵、如此温婉，使我不由得记起了尼金斯基[6]步入科文特加登舞台的情景，他走起来就是这般柔美、雍容华贵、温文尔雅。我几乎没有见过比那只孔雀在丛林中形单影只更动人心魄的景象了。我的同伴叫司机把车停下来，拿起他的枪。
“我试试我的枪法。”
我的心跳骤停。他开枪了，我希望他失手，但他不偏不倚，正好射中了那只孔雀。司机从车里跳出来，把那只被射死的孔雀捡了回来，之前它还是生机勃勃，瞬间便命归黄泉，真是惨不忍睹。
那天晚餐我们吃了孔雀脯肉。那肉是白色的、嫩嫩的和滑滑的；在印度每天晚上吃的都是瘦骨嶙峋的鸡肉，至少可以换换口味，也真的是满心欢喜了。
贝拿勒斯。没有什么比在黄昏时分乘船徜徉恒河更令人惬意的了。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令人神往的城市，清真寺的两个尖塔在浅色天际的映衬下，傲然屹立。一种恬淡无争之感油然而生，周围一片静谧。
拂晓时分，日出之前，你驱车穿过这座城市，商店还没开张，人行道上毡下之人还在熟睡；三三两两的人走向河边，他们手里拿着铜钵，因为他们要在这圣水中进行约定俗成的洗浴。你上了一艘由三个船工操纵的游艇，船沿着河边的石阶慢慢向前划去。清晨很冷。台阶上各处的人数分布不均。其中，有一处挤满了人，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景象，人们摩肩接踵，站在台阶上，站在水边。洗浴者礼仪不同，洗浴的方式也各异。对一些男孩子来说，这是一种玩乐之事，他们扎入水中，浮出水面，再次扎入水中；对一些人来说，这是一个必须迅速履行的仪式，你会看到他们一边机械地做着虔诚的动作，一边含含糊糊地念着祷文。其他人则视其为郑重之事。他们向冉冉升起的太阳鞠躬，双臂举过头顶，满怀敬意地咏唱祷文。然后，洗浴完毕，有的在和朋友们聊天，你可以猜测得到这每天的习惯就是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交换消息和八卦的机会。另一些人在盘膝冥想。他们中的一些人坐着一动不动，给人留下怪异的印象：虽然人声鼎沸，他们却如入无人之境。我看见一位老者，他的脸上饰有白灰，在眼睛周围形成一个大大的圆环，额头上绘有一块宽阔的长方形，脸颊上涂着几块方形，看上去就像戴着面具一样。许多洗浴者洗浴完毕后，仔细地擦洗和擦亮铜钵，他们要将圣水带一钵回家。
这是一副动人心弦、鼓舞人心的景象；熙熙攘攘，人声鼎沸，来来去去，给人一种热血沸腾之感；相比之下，那些沉思的人还在沉思，似乎更加沉吟不语、寂然不动，仿佛远离了尘世的喧嚣。
太阳升得更高了，沐浴着这景色的灰蒙蒙的光线变成了金色，给它披上了斑驳的光彩。
他身体健壮，个头不高，走起路来活力四射，他圆圆的光头，一双明亮的蓝眼睛，眼角布满鱼尾纹，面带一种愉悦。他是政府的工程师，负责修筑道路、建造水坝和维修桥梁。他傍河而居。客厅里摆着几把舒适的扶手椅，中间有一张印度雕花桌子，墙壁上挂着神话场景的精美木雕，还钉着他亲自猎获的兽头和装在相框里的照片。在阳台和河之间有一个小花园，花园里生长着一棵树，这棵树简直美极了。它的叶子并不浓密，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它的枝丫，它们在天空的衬托下形成了精美的图案。我谈到了它的美丽之处，但工程师显然从来没有注意到它；我想他认为我谈论这件事真是太滑稽了。
我们谈起射击，他提到他曾经射死过一只猴子。“我再也不射杀猴子了。”他说道，“我当时在修路，所有的苦力都罢工了，总共有六百人；工头病了，他们担心他会死去；他们已经下定决心离开工地，不再做这份工作了。我竭尽全力将他们留了下来，最后他们说如果我杀死一只猴子，他们就会留下来，因为这样他们就能获得猴子心脏里的血，来治愈工头的疾病。然后，我不能让工程停下来呀，于是我拿起枪，沿着那条路走下去。通常有很多黑脸猴子在路边玩耍，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发现了一只，瞄准，开火，但是我没有把那只猴子射死，只是将它射伤了。这条猴子跑向我，寻求我的保护，哭喊着，像个孩子一样哭喊着。”
“工头身体康复了吗？”我问道。
“嗯嗯，事实上他真的好了。不管怎样，我把这条路修好了。”
范·H. 他大约六十岁，膀阔腰圆，大腹便便，满脸横肉，大大的鼻子，蓝眼睛，花白的胡须和头发。他很愿意说话，而且妙语连珠，只是略带点儿地方口音。他声音洪亮，天性快活。他年轻时可能就不怎么好看，现在，穿着破旧不堪的衣服，不修边幅，浑身赘肉，虽然他的块头出众，但他并不端庄持重，既不引人注目，也不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在东方已有三十余年。他先去了爪哇。他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学家，一位梵语学者；他广泛涉猎了东方的宗教和希腊的哲学。这样，很自然地，他对赫拉克利特情有独钟，他的书架上，摆放着所有与赫拉克利特有关的现存文献。公寓里满是书。墙上挂着藏文横幅，到处都是藏铜制品。他在西藏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嗜美食，爱啤酒。在利德贝特的影响下，他成了一名神智学家，去了印度，在阿迪亚尔当了几年图书管理员，但后来与贝赞特太太吵了一架。当我问他对“圣贤”之说的看法时，他说他认为确证和否证相差无几。虽然他早已不再信奉神智论，但他仍然对利德贝特非常钦佩，相信他有超自然的力量。我想他现在已经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了。
年轻时，他在爪哇雇用了一个仆人。他和他的仆人一起旅行了九个月，然后他的仆人向他讲述了自己的身世，说他是爪哇一位苏丹人的后裔，他曾结婚生子；后来，他的妻子和孩子都死了，他悲痛欲绝，于是，隐退到丛林里去过苦行僧的生活。他后来加入了一群烧炭工的行列，和他们一起生活了几个月。最后，他们对他说，这不是君主的后裔应该过的生活，并劝他去见一个奇怪的陌生人。那是一个约四十岁的爪哇茶农，人们普遍认为他不是一个在失败后消失得无影无踪的著名叛乱者的转世(就像娜娜·萨希布所做的那样)，而是那个叛乱者本人，一百多年过去了，他仍然活着。这个人告诉他去巴达维亚[7]，说在那里他会遇到一个白人，并侍从那个白人九个月。他告诉那个白人将在哪一天到达。事实上，这一切都和茶农预言的完全一样，范·H.对此很感兴趣，于是就去见那个奇怪的陌生人了。范·H.发现那人相貌平平却深受人们的爱戴，但那人对自己只字不提；他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他是人们心目中的那位古老的英雄。当范·H.问他是什么令他确切地说出那个仆人来巴达维亚并与自己同处一地的事情时，他的回答是：“有的知识来自头脑，有的知识来自内心。我看了看内心，然后把看到的和盘托出。”
一位年轻的军官乘半岛暨东方轮船公司的轮船回家，人们看到他在甲板上忙着读泰姬陵方面的书，就问他为什么要这么急着看这些书，他回答道：“嗯，我在阿格拉驻扎了四年，我从来没有见过泰姬陵，但我知道当我回到家时，所有人都会问我泰姬陵的有关情况，所以我想最好在到家之前先突击学习一下。”
泰姬陵。尽管我有期许，也曾经看到过泰姬陵的照片，但当我第一次从泰姬陵正面拾级而上，我就彻彻底底被它的美丽所折服了。我意识到这是一种真正令人震撼的艺术，想在它还活灵活现的时候，亲自去审视它。根据我的理解，当人们说某些东西可以让他们感到无法呼吸时，那不是无稽之谈。身处泰姬陵，我真的觉得呼吸急促，心里涌起一种奇特的、令人愉快的感觉，这种感觉似弥漫开来，我感到惊喜交集，那是一种心旷神怡之感。但那之前我一直在读数论派[8]哲学，该派哲学认为：艺术可视为是一种暂时的解脱，就像印度宗教之依归的绝对解脱一样，所以，“解脱”可能只是我把一种回忆中的东西移植过来指自己的真实感受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