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当然不大，”艾略特说，“但是亨利跟我说装饰花了他十万美元。对一些人来说这可是一大笔钱。”
婚礼在圣公会教堂举行，仪式极尽奢华。
“不像在巴黎圣母院举行的婚礼，”他心安理得地对我说，“但对于新教的婚礼来讲，仍不失气派。”
新闻报道沸沸扬扬，艾略特漫不经心地把剪报扔给我。他给我看了伊莎贝尔和格雷的照片，伊莎贝尔穿着婚纱，个子很高，很漂亮；格雷，身材高大，长得不错，但穿着正装显得有点不自然。还有一张照片是新婚夫妇和伴娘们的照片，一张是他们与和布拉德利夫人和艾略特的照片，布拉德利夫人身穿一件高贵奢华的衣服，艾略特手持丝绒礼帽，相当有派头。摆出只有他能做出的绅士姿态。我向他询问布拉德利夫人的身体近况。
“她瘦了很多，虽然她脸色很不好看，但是人还算得上精神。当然整个婚事让她很疲惫，不过，现在事情终究办完了，她可以休息一下了。”
一年后，伊莎贝尔生了一个女儿，依照当时的潮流，取名为琼；时隔两年，她又生了一个女孩，又根据当时的潮流，给她取名叫普莉西亚。
亨利·马图林的一个合伙人去世了。另外两个合伙人因压力不久也退休了，于是他顺理成章地独自占有了这个本来就由他独断的公司，实现了长久以来的野心，并且让格雷和他合伙，生意也从来没有这样红火过。
“他们赚钱毫不费力，老兄，”艾略特对我说，“你瞧，格雷才二十五岁，一年就可以赚五万美元，而且这只是开始。美国的资源是无穷无尽的。这并不是暂时的繁荣，而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的正常发展而已。”
异常的爱国热情在他心中油然而生。
“亨利·马图林活不了多久了，他有高血压，你懂吗？格雷四十岁的时候，他会有两千万美元，了不起，老兄，了不起。”
艾略特和他的姐姐保持着通信，一年又一年，不时地他把他姐姐告诉他的事情告诉我。伊莎贝尔和格雷生活得很幸福，孩子们惹人喜爱。他们的生活方式让艾略特深感满意，认为非常符合他们的地位；他们请客的场面奢华，别人请他们也是如此；他欣慰地告诉我他们两人已经三个月没有单独一起吃过饭了。马图林夫人的去世打断了他们纸醉金迷的生活，马夫人就是那个脸色苍白、高颧骨的女人。为了跻身上流社会，亨利·马图林娶了这个有着丰富社会资源的女士，因为他父亲当初来到芝加哥时只是一个乡下人而已；出于尊敬和怀念马图林太太，一年来，这对年轻夫妇招待的客人不超过六个。
“我一直觉得八个人是最合适的，”艾略特说，拿定主意从乐观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这样子的话，聚会会比较亲密，能照应到彼此的谈话，人数又够得上个宴会。”
格雷对妻子出手大方。第一个孩子出生时，他送给她一枚方形的钻戒；第二个孩子出生时，送了一件黑貂皮大衣。他很忙，所以总是待在芝加哥，但是但凡有几天休假，他们会到亨利位于麻汶的豪宅度假。亨利钟爱儿子，不会拒绝儿子的请求，在一次圣诞节的时候，在南卡罗来纳州南部的一个庄园为儿子买下了一处农场，这样他就可以在涉猎季节在那里打上两周的野鸭子。
“当然了，我们的富商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靠商业发家的了不起的艺术赞助人很是相似，都是通过交易发家致富。以美第奇家族为例。两个法国君主并不认为娶这家望族的女儿有失身份，而且我觉得总有一天欧洲的君主会向我们的美金公主求婚。就像雪莱所说‘世界的伟大时代重现，黄金时代再度到来’。”
艾略特和布拉德利夫人的投资都交给了亨利·马图林，这已经很多年了，这对兄妹对他的眼光甚是信任。他不赞同投机买卖，而是把他们的钱投入有保障的股票上，由于股票大大增值，让他们发现有限的那点儿财产的增值却很乐观，这使得他们又惊又喜。艾略特告诉我，不费吹灰之力，现在他一九二六年的财富已经是他一九一八年拥有财富的两倍。他六十五岁了，头发花白，脸上已有皱纹，眼袋明显，但他仍然不服老。他身材依然瘦细、挺立，和过去一样腰杆笔直；他向来节制烟酒，而且很注重自己的形象。只要能请伦敦最好的裁缝做衣服，特定的理发师打理发型、刮胡子，请按摩师每天早上来按摩，帮助他健美的身形处于最佳状态，他绝不会听任时光摧残自己的身体。他早已忘记了自己已置身于商海，总是倾向暗示自己年轻时曾在外交界工作，但是，他也从来不会直接说出，因为他没有那么笨，绝不会讲一句很有可能被别人戳穿的谎言。我得承认如果我要描写一位大使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把艾略特作为我的范本。
然而，世事变迁。那些把艾略特引荐到社交界的伟大妇女，虽然活着，但都年事已高。那些英国的贵族夫人，在她们的爵爷去世后，只得把豪宅让给儿媳，自己住进切尔登南的小别墅或者摄政公园一带的简朴住宅。斯坦福德府成了博物馆，古松府成了一个机构所在地，而德文郡府被出售。艾略特以前在考斯常乘坐的快艇被转让给了其他人。那些现在占据时代舞台的人不喜欢像艾略特这样上了年纪的人。他们觉得他无聊极了，而且可笑。他们仍然会乐意去他在克拉里奇举办的盛大宴会，但是他知道他们去是为了会友，而不是看望他。他筛选堆在书桌上的请柬的情形再也没有了，更多时候他只能在自己的旅馆的套间里独自一人进晚餐，这种丢脸面的事情，他是很不乐意让别人知道的。英国有地位的女士一旦因风流事件遭到了交际界的抵制以后，便会将兴趣转向艺术，与画家、作家和音乐家走近。艾略特太高傲了，所以不会这样贬低自己。
“遗产税和战争暴发户毁掉了英国社会界，”他对我说，“人们似乎不在意他们交往的人。伦敦仍然有不错的裁缝、鞋匠、帽匠，并且我敢说，我在人世时，他们一定还是这样。但是除了他们，伦敦别的都完蛋了。老兄，你知道在圣厄斯家都是女士招待就餐的吧？”
这话是他和我吃完午宴后，一同从卡登府胡同走出来时讲给我听的。在这里发生了一件不好的事情。我们尊贵的东道主有一套很有名气的藏画，一个叫保罗·巴顿的美国年轻人第一次到这里来，表示想看看这些藏品。
“你不是有一张提香的画吗？”
“以前有。不过这幅画目前在美国。一个犹太人给我们一大笔钱要买下那幅画，那时我们正生活拮据，所以老爵爷就把它卖了。”
我注意到艾略特的耳朵竖起来了，恶狠狠地瞥了这位谈笑自若的侯爵一眼，于是猜想当初是他买下了那幅画。他，这个出生在弗吉尼亚，而且祖先在独立宣言上签过名的后裔这样不被人家待见，简直恼羞成怒。他有生以来从未受过这么大的侮辱。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保罗·巴顿是他向来就仇恨的对象。此人年纪轻轻，大战后没多久就来到了伦敦，二十三岁，皮肤白皙，帅气迷人，风趣幽默，舞跳得很好，并且有大笔财产。他曾带一封引荐信，来见艾略特，艾略特天生慈善，把他介绍给形色各异的朋友。这样他还不满足，艾略特还给他提了一些颇有价值的建议，依据自身经历，教他怎样做人；艾略特告诉他只要殷勤于这些老太婆，对于名人的谈话，不管怎样乏味，都要洗耳恭听，即使举目无亲也照样能挤进社交界。
但是保罗·巴顿所进入的社交界完全不同于二十年前艾略特挤进的社交界。这个世界以自己娱乐为核心，保罗·巴顿凭借饱满的精神、讨人喜欢的外表和优雅的举止在几周内就达到了艾略特用了多年的辛苦努力才达到的高度。没过多久他就不需艾略特的帮助了，而且并不想费心思去掩盖这一事实。他们见面时，巴顿还是很讨人喜欢，但他那种随便的派头却让这个上了年纪的人非常生气。艾略特并不是因为喜欢他们才请他们参加宴会，而是参加宴会的人能使得宴会开得好；由于巴顿有不错的人缘，因而艾略特每星期请午宴时，仍旧邀请他；但是这个成功的年轻人一般来讲都有约会，并且有那么一两次在宴会的最后五分钟拆了艾略特的台。艾略特在过去做过太多这样的事情了，知晓巴顿这样做是因为别人的宴请比艾略特的更有吸引力。
“我并不是想让你相信我的话，”艾略特生气地对我说，“但是，千真万确，我每次见到他时，他总是摆出一副屈尊俯就的架势针对我。我。提香，提香，”他说话都不利落了，“就算他真看见了一幅提香的画，他也不认识。”
我从没见过艾略特这么生气过，我想他生气是因为保罗·巴顿问起这张画时的不怀好意；不知道怎么的，他打听到了艾略特买了这幅画，就想利用这位高贵主人的答复，取笑艾略特。
“他就是一个厚颜无耻的势利小人。这世上我最讨厌和鄙视的就是势利。如果没有我，他现在什么都不是。你可想到，他父亲是做办公家具的。办公家具。”他极其鄙视地讲了这几个字，“我告诉其他人他在美国都没有说话发言的机会，他出身非常低微，可是没人在意我的话。记住我的话，老兄，英国社会就像渡渡鸟一样彻底玩完了。”
艾略特觉得法国也没好到哪儿去。他年轻时的那些贵妇，如果还活着的话，把时间都大把地花在了玩桥牌(这是他最讨厌的一种游戏)、做祈祷和照顾孙子孙女上了。开厂的人、阿根廷人、智利人、与丈夫分居或离婚的美国妇女们，住在贵族豪宅里，请客之道，极尽奢华。可是在这些聚会上，艾略特碰到的大都是法语发音粗俗的政客，餐桌礼仪极差的新闻记者，甚至还有演员，他气得要死。名门望族的子弟娶开店人家的女儿，也并没有觉得丢脸。的确，巴黎热闹非凡，但是这种热闹却是那么寒碜。年轻人一味沉迷于追求欢乐，只想着没有什么比得上一家连着一家地去乌烟瘴气的夜总会，喝一百法郎一瓶的香槟酒，与城里不伦不类的乌合之众一起跳舞到凌晨五点更有意思的事情了。烟雾缭绕，噪声四起，让艾略特头疼不已。这不是三十年前他所接受的作为精神家园的巴黎，也不是善良的美国人去世后所进入的巴黎。
四
但是艾略特颇有眼光。一个知道内情的人向他表示，里维埃拉就要重新成为贵族和时尚人物的胜地了。他很了解沿海这一带，因为之前他在教廷供职，从罗马回来，或是拜访了戛纳他那些朋友的乡村别墅后，总要在蒙特卡洛的巴黎大酒店住几天。而那都是在冬天，近来，人们盛传这里是避暑胜地。大旅馆在夏天依然一直开着；夏季来这里的观光者一一陈列在巴黎《先锋报》的交际栏上，艾略特看到这些熟悉的名字，频频点头。
“我有点应对不了这个世界了，”他说，“现在我已偌大年纪，是该好好享受美丽大自然的时候了。”
这话好像含糊其词，其实是言过其实。艾略特总觉得自然是社交生活的阻碍。那些人不去欣赏唾手可得的一个摄政时代的衣柜或者一张瓦托的画，却要不辞辛苦去游山玩水，这种人他最受不了。当时他手头正好有一大笔现金。亨利·马图林一方面因为儿子的极力相劝，一方面看到他那些做证券交易的朋友瞬间暴富，甚是恼火，终于向潮流屈服了；于是他逐渐放弃了自己的旧保守主义，认为自己没有什么理由可以不插手做。他写信告诉艾略特：他和以前一样仍然反对赌博，但这不是赌博。这只是证明他对这个国家有无限资源的信仰。他的乐观是基于常识的。他认为没有什么可以阻碍美国的进步。最后他说他替亲爱的路易莎·布雷德利在最低价时买进若干硬股票，并且他欢喜地告诉艾略特她已经得到了两万美元的收益。最后，他说如果艾略特想赚点钱并且能让他根据自己的眼力行事，保证不会让他失望。艾略特总是习惯用陈词滥调，说他抵不住诱惑；结果就是从那时候起，《先锋报》和他的早饭一起送进来时，这么多年以来他总是先翻阅交际专栏，现在却首先注意证券市场的报道了。亨利·马图林为其代办的业务很是成功，艾略特发现毫不费力就足足赚了五万美元。
他打算把这笔钱取出来，在里维埃拉买栋房子。他选择昂第布作为远离世界的庇护所。昂第布处于戛纳和蒙特卡洛之间，处于战略要地，他可以从这里很方便地去上述两个地方。但是，是天意还是自己的直觉让他选了这个不久后就成了时尚中心的地方，还很难说。住在有花园的乡村别墅里，带有一种近郊的世俗气息，让凡事都追求苛刻的艾略特很是反感。所以他在旧城临海的地方买了两栋面朝大海的房子，并把它们合成一栋，安装了空调、浴室和卫生设备，美式风格影响了这个执拗欧洲大陆的人的装修风格。那时很流行酸洗，所以他就把那些古老的普罗旺斯风格的家具全都酸洗了，再用现代纺织品蒙上，很谨慎地迁就现代风尚，把房间装饰起来。他仍然接受不了像毕加索和布拉克这样的画家——“可怕，老兄，太可怕了”，认为这些人大都是某些走火入魔的热心收藏家炒作起来的，但又觉得自己理应对印象派画家兼收并蓄一下，所以他在墙上装饰了几幅不错的画。我记得有一幅莫奈的划船图，一幅毕沙罗的塞纳河码头和桥，一幅高更的塔希提风景图和一幅雷诺阿的少女图，图中的少女有着长长的金色头发，很是迷人。装修完后，他的房子光鲜亮丽，不同寻常，又简单朴素，但是这种朴素让人一看便知是花了不少钱才能实现的。
随后艾略特开始了他这一辈子最显赫的时期。他把他在巴黎最出色的厨师带过来，不久后，大家都认为他家里的菜品是里维埃拉的头牌。他家的管家和用人一律穿上肩膀上带着金带子的白色衣服。他请客也是极奢华，但是从不庸俗。地中海沿岸聚集的来自欧洲各地区的贵族俯拾即是。一些被这里的气候所吸引，一些是流浪逃亡在外，一些是因为有着丑闻的过去，或者门第不对的婚姻才来国外居住。居住国外让他们方便不少。这些王公贵族们包括来自俄国的罗曼诺夫皇族，来自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族，来自西班牙的波旁王族，还有西西里和帕尔马王族，有温莎皇室的公主和布拉干萨王室的公主，还有瑞典和希腊的王族；艾略特统统都招待他们。有从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俄国和比利时来的没有王室血统的王子和公主、公爵夫妇、侯爵夫妇，艾略特也都招待他们。冬天，瑞典和丹麦国王到海滨住上几天，有时西班牙的阿方索家族会匆忙到此一游，艾略特也招待了他们。我对他向这些高贵人们鞠躬的派头钦佩不已，因为他既能够彬彬有礼，同时也保持了一个据称是人类生而平等的国家的公民那种独立的姿态。
经过几年的闯荡，我刚好在费拉特角买了一所房子，于是时常可以见到艾略特。在他看来，我的地位已经很荣幸地上升了，所以他有时也邀请我去参加他的盛大的宴会。
“来帮我吧，老兄，”他说，“我和你一样，都觉得贵族会让宴会一团糟，可是别的人却很想见他们，我觉得应当对这些可怜的人稍微照顾一下。不过，天晓得，他们配不上。他们是世界上最不懂感恩的人；他们利用你，而当你不再有利用价值时，他们就会像扔破衬衫一样把你丢到一边；他们会接受你无数的恩惠，但是，这里面没有一个会走到马路对面帮你做点事情。”
艾略特煞费苦心和当地政府的权威人士搞好关系，所以，该区的行政长官、教区的大主教和总教士经常去他家做客。进入教堂前这位大主教曾是一位骑兵军官，在大战时，曾经指挥过一个团。他面色红润、身材高大，讲话时故意学军队里的那种粗鲁兼率直的派头，他的总教士很严峻，面色憔悴，常常手脚发麻，生怕主教说出什么下流的话语。他面带着一种不以为然的微笑听着他的上司讲他自己喜爱的故事。这位大主教有着卓越的管理才能，他在布道台上的施道很动人，就和在午餐上的打趣使人开颜一样厉害。他称赞艾略特对教会的虔诚，感谢他的慷慨大方，喜欢艾略特和气的态度和他的好酒好菜；两个人成了好朋友。所以，艾略特很是扬扬自得，说他在这两个世界里都混得不错，照我的大胆说法，他摆平了上帝和魔鬼。
艾略特对自己的房子很是中意；他很急切地想让姐姐看看自己的新家；他总觉得姐姐对他的赞许里面有些保留意味，因而他很是想让她看看他现在所过的生活，是多么有派头，看看他的那些要好的朋友，这是对她的保留的最具体的回答，这样她将没有办法不承认他确实混得风生水起。艾略特写信给布拉德利夫人，同时邀请格雷和伊莎贝尔同来，不是住在他家里，因为家里没有多余的房间，而是像他的客人一样住在附近的“角上旅馆”。布拉德利夫人回复道，她已经过了旅游的年纪，由于身体不适，她觉得自己最好待在家里，而且格雷无论如何也离不开芝加哥，他的事业蒸蒸日上，赚了一大笔钱，他得留在那儿。艾略特与自己姐姐的情感颇为笃厚，这封信让他慌张起来。他又写信给伊莎贝尔。伊莎贝尔给他回电报说母亲虽然身体不是很好，需要每周卧床休息一整天，但目前不会有生命危险；若悉心照料，就可以活上很长时间；可是，格雷需要休息，并且有他的父亲在芝加哥照应着，他是可以出来度假的。今年是不行了，明年夏天她和格雷会来欧洲旅行。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三日，纽约证券市场崩溃。
五
那时我在伦敦。起初我们在英国的人并没有意识到形势多么严峻，也不知道结果会是这样的不可收拾。对我而言，虽然很懊恼损失了一大笔收益，但我损失的大部分是账面利润；一切尘埃落定后我才发现我自己的现款并没有减少。我知道艾略特之前在投机生意上常常赌得很大，恐怕他会跌得很惨重。但是，一直到我们都回到里维埃拉过圣诞节时我才见到他。他告诉我，亨利·马图林去世了，格雷也破产了。
我对生意经知之甚少，并且就算根据艾略特告诉我的，也有点混乱。据我所知，他们的公司碰上这么大的灾难，一部分是因为亨利·马图林的固执，一部分是因为格雷的鲁莽。起初亨利·马图林并不相信崩盘的严重性，反而自以为这是纽约股市经纪人给他们的同行施压的阴谋，想要偷当地同行的鸡[5]。于是他咬咬牙拿出更多的钱来支撑市场。他对芝加哥股市经纪人很愤怒，因为他们纵容那些纽约无赖的宰割。他的任何一个小客户，包括只有固定收入的遗孀、退休的官员等等，过去只要采纳了他的建议，都不曾损失一分钱，这件事他一直引以为豪。而现在，为了不让他们受到损失，他要自己掏钱来弥补他们的空头账。他说他已经做好了破产的准备，他可以重新挣一笔财产，但是若使那些信任他的小客户都损失了，他就永远抬不起头来做人。他觉得自己很有雅量，其实只不过是自负罢了。他的财产化为乌有，一天晚上，他突发心脏病。他已经六十多岁，一直努力工作，尽情玩乐，觥筹交错。经历了几个小时的痛苦，他离开人世，死于冠状动脉血栓。
只剩下格雷孤军奋战来应对这个局面。一直以来他做了大量的投机行为，没有了父亲的博学，他陷入了巨大的困境。他努力摆脱困境，却以失败告终。银行不贷给他钱；股市上有经验的人告诉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放弃，接下来的事情我也不大清楚。好像他无力承担自己的债务，于是宣告破产了。他早早抵押了自己的房子，也很愿意把房子交给受押户；他父亲在湖滨大道和麻汶的房子也都稀里糊涂地卖掉了；伊莎贝尔卖掉了她的珠宝；他们剩下的财产只有南卡罗来纳州的庄园，这个庄园写到了伊莎贝尔名下，而且也没人买这个庄园。格雷一贫如洗。
“你怎么样了，艾略特？”我问道。
“哦，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他轻松地答道，“上帝垂青于弱者。”
我再没多问下去，因为他的经济状况与我无关，但是我觉得不管他损失了多少，他和我们一样也都吃尽了苦头。
起初，经济危机并没有严重威胁到里维埃拉。我听说有两三个人损失惨重，大部分别墅冬天就关了，还有几栋挂起牌子被出售。旅馆客人稀少，蒙特卡洛的赌场也抱怨这个冬天生意冷清。直到两年之后，这个地方才感受到了这次危机的影响。这个时候，一位房地产商告诉我，从土伦到意大利这一带的沿海地区，有四万八千处大大小小的房产要出售。赌场的股票大幅度下跌，大旅馆用降价来吸引顾客的做法也是徒劳无功。唯一能见到的外国人就是那些一直很贫穷，穷到不能再穷的人；他们不花钱是因为他们无钱可花。店主也都陷入绝望。但艾略特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裁员或减工资；他继续为贵族和地位显赫的人提供佳肴美酒。他买了一辆新车，这辆车是从美国进口的，他还为此付了昂贵的关税。主教组织给失业家庭提供免费食物，他慷慨解囊。事实上，他过得好像经济危机从未发生过，并且东半球也并没有被经济危机所震荡一样。
我偶然发现了其中的原因：艾略特现在除了每年两周去英国做衣服外，其他时间已经不去英国了，但他每年仍然会带着用人到巴黎自己的公寓里住上三个月，还有五六月也会搬到巴黎的公寓，原因是这几个月艾略特的朋友不到里维埃拉来；他喜欢那儿的夏天，一部分是因为海水浴，但我认为主要是因为炎热的天气让他有机会来纵容自己穿上五颜六色的衣服，这也是为了体统他一直避免的。这时候，他会穿上颜色醒目的裤子，比如红色、蓝色、绿色或黄色，搭配上色调相反的汗衫，比如淡紫色、蓝紫色、深褐色或杂色的。他会接受他的服装所带来的称赞，嘴边露出一点谦虚的神情，就像是一位女演员听别人说她扮演了一个新角色并且非常成功一样。
那年春天，我回弗拉特角途中，恰巧要在巴黎待一天，于是请艾略特和我共进午餐。我们在里茨饭店碰面，这里面不再挤满寻乐子的美国大学生，十分冷清，像一个剧作家由于第一场剧失败而受到冷落一样。我们点了鸡尾酒，艾略特终于向大西洋对岸带来的习惯妥协了，随之又点了午餐。午饭结束后他提议去古董店转转；我告诉他虽然我没钱买，但乐意奉陪。我们步行走过旺多姆广场，他问我是否愿意去一趟沙尔韦店；他在店里定做了一些衣服，想看看做好了没。他好像是做了一些汗衫和短裤，还在上面绣上了自己名字的缩写字母。汗衫还没做好，但短裤已经做好了。店员问艾略特想不想看看。
“好。”他说。店员去拿的时候，艾略特和我说：“我让他们定制了我自己的图案。”
店员把短裤拿过来；我认为这和我平时在麦西服装店买的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丝绸做的。但是吸引我注意的是在E.T.上面绣了一个伯爵的王冠。我没说什么。
“不错，不错，”艾略特说，“衬衫做好后，一起给我送过去吧。”
我们离开商店，艾略特走开时，笑着对我说：
“你注意到那个王冠了吗？说实在的，我叫你上沙尔韦店来的时候都把它给忘了。我记得我还没有和你说过吧，教皇陛下给我恢复了我的古老家族的头衔。”
“你的什么？”我说，客气中夹带着震惊。
艾略特很是不以为然地扬了一下眉。
“你不知道吗？我母系这边是德·劳里亚伯爵的后裔。他随从菲利普二世来到英国，并娶了玛丽王后的一个贵嫔。”
“你是说血腥玛丽吗？”
“我想异教徒是这么叫她，”艾略特用很不自然的口气答道，“我恐怕没告诉过你我一九二九年九月是在罗马度过的。这件事情很无聊，因为罗马那个时候空荡荡的。然而，多亏我的责任感要比我追求世俗享乐的愿望强烈得多。我在梵蒂冈的朋友跟我说要爆发经济危机了，并强烈建议我卖掉所有美国股票。天主教会有着两千多年的智慧，于是我一刻也没犹豫。给亨利·马图林发了电报，让他卖掉所有股票然后买黄金，我也给路易莎发电报让她这样做。亨利·马图林回电问我是不是疯了，并说只有当我再次发电报告知他这样做，他才会去做。我立刻给他回电报并坚决地告诉他遵照我的意愿做，并让他做完后给我回电报。可怜的路易莎并没在意我的意见，最后吃了大苦头。”
“所以经济危机爆发时，你却高枕无忧？”
“这是我们美国语言，我看你还是尽量不用的好，可是，这句话用来形容我的情形倒是非常适合。我什么都没损失；事实上，我还赚了一笔，甚至可以说是一大笔钱。不久后我就用了之前很少的一点钱把原来卖出去的股票全买回来了；我把这一切归因于上帝的直接干预，所以我为上帝做一些事来作为回报。”
“那你是怎么做的呢？”
“嗯，你知道领袖在庞廷尼沼地收回了大片的土地，他们告知我，说教皇陛下非常揪心，因为那边的居民少一个做礼拜的地方。因此，别的我就不多说了，我就建造了一座小小的罗马风格的教堂，和我在普罗旺斯看到的一座完全一样。教堂的每个细节都很完美，要我说，简直就是个宝。它是献给圣马丁的，我好运当头，刚好买到了一扇有关圣马丁事迹的老旧染色玻璃窗，上面的圣马丁正把他的袍子一截为二，把半边袍子给了一个赤身露体的乞丐；因为这里的象征非常恰当，故我买了下来，装在高祭坛上面。”
我没有打断艾略特，问他圣坛的庆典仪式和他的行动之间存在什么样的联系。因为他只不过靠着及时卖掉股票赚了一笔钱，现在把这些票子踢了出来，以答谢上帝，就好似是给代理人佣金似的。但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的缺乏想象力的人来说，是不太能理解这类事件之间的联系的。艾略特继续说了下去。
“当我很荣幸地把照片展示给教皇的时候，他很是满意，他说他一眼便知我是一个很有眼光的人。他还补充说道，在这样一个堕落的时代，非常欣慰能碰到我这样一个既忠实于宗教又具有这样难得的艺术修养之人。这是一次难忘的经历，伙计，很难忘。但这以后不久，教会通知我，教皇很乐意赐给我一个头衔，这让我无比惊讶。作为一个美国公民，我觉得要谦逊一些，除了在梵蒂冈非用不可之外，在其他地方都不使用这个头衔，所以我不让约瑟夫叫我‘伯爵先生’；我相信你也会尊重我的想法。我不希望把这件事情传播出去。但我也不想让神父觉得我不珍惜他给我的荣誉，所以纯粹是出于尊重，我把这个王冠绣在了自己的衬衣上。我不介意告诉你，把我的头衔隐藏在美国公民的朴素的内衣上面，有一种谦虚的骄傲。”
我们分别了。艾略特告诉我，他六月底会去里维埃拉。但他没能去。他正准备把用人从巴黎转过来，自己悠然自得地开着汽车，这样在到达之时各种事情均已就位。就在这个时候，他收到了伊莎贝尔发来的电报，说母亲病情突然恶化。正如我在前面所提到的，艾略特不但和姐姐要好，他还有很强烈的家庭责任感。他乘第一班轮渡出了瑟堡，又从纽约到了芝加哥。他写信告诉我，布拉德利夫人病得很严重，骨瘦如柴，他见了后很是震惊。她可能只能活几周或几个月了。但无论如何，陪着她走到最后，是他的责任。他说芝加哥的高温天气比他之前预计的要容易忍受不少。但是这里缺乏正儿八经的交际活动。他勉强容忍吧，因为那时他没心情顾这些。他说他对自己的同胞对经济危机的反应感到失望；他期望的是他们能平静地对待这场灾难。当旁观者固然容易。我认为，艾略特既然有生以来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富足过，恐怕根本没有资格这样严格要求别人。最后，他请我带信给他的几个朋友，并且请我务必牢记向所有碰见的人解释为什么他的房子今年夏天没有开放。
不到一个月，我收到他的另一封信，他说布拉德利夫人去世了。他的信写得真诚，异常感人。我早就认为尽管他人很势利，而且有很多时候荒唐做作，但他依然还是一个友好、慈爱、诚实的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就再想不出他的信怎么会如此得体、真实和单纯。在信中他说布拉德利夫人身后的事情杂乱无章。她的大儿子是个外交家，由于驻日大使缺席，在东京当代理大使[6]，所以离不开他的岗位。她的二儿子，坦普尔顿，在我初认识布家时，就待在菲律宾，后来被召回华盛顿并在国务院任重要职位。他母亲病危时，他和妻子来过芝加哥，但是葬礼结束后马上要回首都。考虑到这种种情况，艾略特认为他不得不待在美国，直到所有事情解决。布拉德利夫人把财产平均分给了三个孩子，但可以看出她在一九二九年经济危机中也遭受了很大损失。幸运的是他们找到了一个要在麻汶买农场的主儿。艾略特在信中把农场叫作亲爱的路易莎的乡间住宅。
他写道：“一个人到了卖掉自己祖传的房子的地步时，总是伤心，但是近几年我见多了我的英国朋友走投无路的境况，我觉得我的两个外甥和伊莎贝尔需要用同样的勇气和淡泊的心态来接受这个不可避免的事情，他们有这种神圣的责任。”
他们也很幸运可以处理掉布拉德利夫人在芝加哥的房子。也一直有一个计划，就是拆掉布拉德利夫人的旧房子，然后改建一栋大公寓，但这个计划被固执的布拉德利夫人阻止了，她坚决要死在自己所住的房子里，因而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布拉德利夫人一离世，立即有经纪人出了价，布家很快就接受了。但是，即使如此，还是不够伊莎贝尔的开支。
破产后，格雷曾试着找工作，即使在那些顶过风暴的经纪人的写字间里当个职员也行，可是总不成功。他找他的老朋友想找点事做，不管地位多低，也不管薪金多少，但还是徒劳。为了度过这场无可抗拒的灾难，他也做过疯狂的挣扎。加之后来的焦虑、屈辱，最终导致精神崩溃；他一开始因头痛剧烈而整整二十四小时都动弹不得。头痛停止后，人好似一块抹布一样垮掉了。伊莎贝尔只好带着他和孩子去南卡罗来纳州的庄园，等到格雷重获健康再说。想当年这个庄园光是水稻就可以带来一年十万美元的收入，但是多年以后却成了一片沼泽地和橡树林的荒野。对于爱好打野鸡的人是有用的，却找不到想买下这个庄园的人。自从破产他们就在这生活，他们说现在仍然打算回去，但要等到国内形势有所改善，格雷找到工作时，再做考量。
“我不允许他们做这样的事，”艾略特在信上写道，“伙计，他们的生活像猪一样狼狈。伊莎贝尔没有仆人，也没有保姆照顾孩子，只有两个黑人妇女照顾他们。所以我把自己巴黎的公寓提供给他们住，并打算让他们待到美国荒唐的境况有所改善的时候再回去。我会给他们分派几个用人。事实上，我厨房里的女用人做菜就不错，所以我预备把她留下照顾他们，我可以很容易地再找个人来代替她。我准备自己承担所有的开支，伊莎贝尔就用她那点收入买点衣服，或者用在家庭的饭菜上吧。这也就意味着我要在里维埃拉待更长时间，所以老兄，会比以前见你的次数多很多。伦敦和巴黎还是现在这个样子的话，我更习惯于住在里维埃拉。里维埃拉是我唯一能够碰到讲我自己语言的人的地方。我有时也会去巴黎待几天，但是我去的时候也不介意在里茨酒店凑合一下。我很高兴，因为我已经说服了格雷和伊莎贝尔，现在只等把必须做的事情料理好，就带他们来。家具和油画(质量不好，老兄，而且真假难辨)下个星期就可以卖掉了；目前，因为我觉得在老房子里住到最后一刻会使他们伤心，所以我先带他们去德雷克酒店和我一起住。到了巴黎安顿好他们之后，我就回里维埃拉。不要忘记替我向你尊贵的皇家邻居问好。”
谁能否认艾略特虽然是一个极其势利的家伙，但也是一个最友好、最体贴、最慷慨的伙伴呢？
[1] 原文为法语。
[2] 达姆施塔特：位于德国黑森林南部的一座城市。
[3] 原文为法语。
[4] 原文为法语。
[5] 偷鸡：股票买卖中的一种策略，错失牛股买涨，被迫割肉。
[6] 原文为法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