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似乎都是爱的劳动，尤其是在早期婴儿无法提供这种强化的时候。这个问题在人类身上尤其严峻，因为人类婴儿在出生时是极其不成熟的，他们需要一年时间才能达到相同的独立发展阶段。猴子和猿猴幼崽可能会在几天内站起来并蹒跚前行，但人类婴儿的神经发育并不成熟，大多数婴儿在他们的第一个生日之前还做不到这点。这是进化带来的一个奇怪的副作用，因为我们的祖先采取了直立的站姿。这导致我们的骨盆重塑成了一个稳定的用于支撑躯体的平台，随之而来的就是女性的产道变窄。几百万年后，人类的大脑体积开始急速增长，结果出现了一个方形钉孔问题：出生时婴儿的大脑尺寸显著增加，而头部太大会导致婴儿无法穿过中等大小的产道。这可能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在几百万年前，当我们的鱼类和爬行动物祖先首次进化时就决定了产道位于骨盆的骨骼中间，而不是位于骨盆上面。更合理的安排是，将尿道和产道置于女性的肚脐下方，这将会在以后避免许多问题。但是，进化并没有那么高明，所以我们的后代往往会陷入过去进化带来的不幸后果中。
我们的解决办法是生产还没有发育完全的婴儿，从而使他们能够通过产道。相对于猴子和猿猴的标准，人类的婴儿在出生时是极其脆弱的，甚至有可能早产。婴儿是否能在子宫外活过出生后的第一年，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母亲全身心地的投入，直到孩子长得足够大并能够自食其力。我们需要一些相当强大的东西帮助来渡过这个难关，并说服我们持续地将母乳和食物喂到婴儿那填不满的胃里。
第三类亲密关系，朋友与亲属
母婴关系并不是唯一一种看上去和浪漫爱情有共通点的交互方式。友情也是我们拥有的第三类亲密关系中的一种，尤其是亲密的友谊，它和亲密关系有着深层次的相似性，甚至朋友间偶尔也会涉及成熟的性关系。我们倾向于将周围的人划分为不同类型的朋友，如密友、好友、一般朋友。这种对关系进行分级的现象有其存在的理由。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我们无法同时保持一份以上的坚定真诚的亲密关系，但我们可以同时拥有多种不同等级的友情关系。
第三类亲密关系还包括一种重要的关系——亲戚关系。这里指的并不是对父母的感情，不是那些最终让我们回报的关怀。亲戚关系是一种奇怪的关系。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当我们发现某人跟自己有血缘关系时，我们会有很大的反应，无论这种关系是远还是近，这就像一个陌生人在你眼中突然换了一种身份，他们不再是路人，而是跟你血脉相连的亲戚。就是因为血脉，你会和这些亲戚坐在一起吃晚饭，带他们进入你的生活，甚至把你的车借给他们。
我并不是指在被领养多年之后发现了自己亲生父母的那种感觉，而是指像远方的堂兄那样的远亲，那些跟你有着共同的、可以追溯到好几代前的曾曾祖父。更奇怪的是，这种关系纯粹是语言上的，我们只能用语言来说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证据，因为你和他们都不知道你们共同的曾曾祖父是谁，只是听说过。几乎所有人都没有机会见到自己的曾曾祖父母，在他们膝下玩耍，陪伴他们。然而当亲戚说出这些信息时，突然间你们就被联系到了一起，你们是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
人们跟亲戚的关系常常比他们自己想象得更亲密。研究表明，大约有一半的人认为，他们的亲人包括家族成员，他们是由婚姻或者血缘联系在一起的。我这里指的并不仅仅包括你的爸爸、妈妈和他们的兄弟姐妹，而是你们大家庭中的所有人，直到第二代表兄弟姐妹。平均每个人有50~70个亲戚，我们把他们看得比其他人都重要，甚至愿意为他们牺牲生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都如此。以阿拉斯加海岸的因纽特人为例，他们以前经常用小型开放式渔船捕鲸，这是一项非常危险的活动，因为捕鲸船经常会被鲸鱼弄翻，而只有当捕鲸船靠得足够近时，渔民才能够将鱼叉刺到鲸鱼的身上。因为被拖入水中的风险非常高，所以船员总是由亲密的亲属组成——如果你被拖下了小船，除了近亲以外，没有人愿意跳入冰冷的北极水域来拯救你。毕竟，血浓于水。
亲密关系与友情有何不同呢？友情与亲情又有何不同呢？亲密的朋友与朋友的朋友有何不同，近亲与远房亲戚又有何不同呢？在过去的10多年里，我花了很多时间去探索社会的结构，《最好的亲密关系》这本书大部分是根据我的工作，梳理出的人类各种关系之间的异同的一个框架，维持个体之间关系的核心是信任，它充当了将两个个体连接在一起的角色。
亲密关系的三角理论：亲密、承诺与热情
弗洛伊德对这个话题有很多的见解（大部分我认为是没有帮助的），并且对这个话题保持着长期兴趣。他认为，情爱和博爱之间存在诸多不同，在希腊语中，前者指的是色情、感性的爱；后者更接近与它的利他主义和慷慨的内涵相近的友谊。大多数情况下，这类精神分析文献枯燥无味，都倾向于关注那些质量较差的关系的消极方面，所以我会忽略弗洛伊德而倾向于那些对亲密关系或友情感兴趣的人群，即社会心理学家。
社会心理学家主要采用两种主流的研究方法。第一种是依恋理论，它有一个发展的关注点，认为成人的恋爱和其他亲密关系是从早期的母婴关系经历中发展而来的，或者是由我们早期的母婴关系经验所支撑的。依恋理论主要来自英国颇有影响力的精神病学家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他试图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和行为学观察结合起来。鲍尔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说服了产科医院的医生，让他们放弃将新生儿从出生那一刻就带离母亲、放到护理间的做法。他激烈辩称，母亲和婴儿需要在出生的几小时内建立起亲密的连接，让婴儿和母亲待在一起，对于婴儿未来的健康成长和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婴儿一出生就会被直接放在母亲的怀里的原因。这种想法非常有影响力，几乎现在所有的读者都是鲍尔比倡导的改革运动的受益者。但是从本质上来说，你成年时期的亲密关系真的只是你与母亲关系的放大版吗？我并不这么认为。但是，正如我将在后文介绍的那样，你与父母的关系确实会对你在以后的生活中选择恋爱伴侣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神经影像告诉我们，母爱和恋爱是两种不同的情感，尽管它们在脑部激活区域有一定的重合，但是它们各自都拥有更多不同的激活脑区。
然而，无论是在青少年时期，还是在成年时期，亲密关系的品质都会对个人的情绪和心理健康产生巨大影响。友好的关系对身体健康具有积极影响，糟糕的关系会增加人们得抑郁症的风险。同样，童年时候的亲子关系和兄弟姐妹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我们成年后的关系框架。青年时期一系列的短暂的、不稳定的关系与童年的糟糕经历密切相关。看起来，未能练习拥有成熟关系所需的技能，后果会很严重，早婚是一个可以预测不美满的婚姻和离婚率的重要标志，但这并不是说这样的婚姻最后肯定会以失败告终，只是从统计学上来看，这对于婚姻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的开头。
社会心理学中的第二种研究方法几乎完全集中于我们如何看待自己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上，研究者对关系的情感和认知成分特别感兴趣，他们甚至可以基于此预测人们的关系满意度、稳定性和持续时间。这种预测建立在非常成功的范式上。首先，标准的方法是问人们同意或者不同意下列说法：“当我见到某人时，我的情绪有所变化”“我跟某人在一起时，感到了极大的幸福感”“我无法想象我会跟某人分手”。其次，由成千上万人回答这几百种类似的问题。最后，将答案进行统计分析，以寻找一致性和某种模式。这确定了答案中被理解为维度和因素的共同主题。在人格学说中，这些答案构成了人们熟悉的“外倾性”“神经质性”“开放性”“尽责性”“亲和性”的人格维度，俗称“大五人格特质”。虽然这种方法在时空上保持了一致，但社会心理学家试图分离爱情的本质的尝试远未取得成功。正如其中许多人评论的那样，很少有心理结构比爱的构造更加难以捉摸。不知为何，事实的论证很难说明我们的意图，所以描述它几乎是不可能的。
或许，罗伯特·斯腾伯格（Robert Sternberg）提出的“爱的三角理论”（见图0-1）就是我们最好的对亲密关系的定义了。斯腾伯格称，亲密关系可以划分为三个独立的维度：亲密、承诺和热情。亲密反映了亲近、连接和紧密的感觉；承诺反映了对另一个人的支持和身体保持的渴望；而热情反映了我们体会到的坠入爱河的感觉。亲密和承诺有时又被称为“感觉亲近”和“变得亲近”。
图0-1 爱的三角理论
斯腾伯格的“爱的三角理论”对人们对一这系列关系问题的回答进行了广泛的分析，这使他得出结论，关系有三个维度：亲密、承诺和热情。每一种都可以是低或者高，这就产生了8种不同类型的关系。这些不同的关系从“无爱”（无兴趣或缺乏爱）到“喜欢”，再到各种形式的“迷恋”“空虚”“愚蠢”，进而到热爱与“慈悲”，以及被认为是真实的、完整的（或完美的）爱。
斯腾伯格分类的优点在于可以让我们看到不同关系在三个维度上可能发生的变化。例如，迷恋的爱虽然热情很高，但亲密度和承诺都很低，而恋爱是高热情和高亲密度的，但缺少承诺。伴侣的爱是缺乏热情的高亲密度和高承诺的结合，而糊涂的爱则是在没有亲密关系的情况下热情和承诺的结合。当三个维度都很高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完整的爱。尽管可能会有人争论斯腾伯格用于描述不同类型的爱的术语，但它们还是可以提醒我们，关系可以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出现，不一定都是一种。或者至少，支撑人们的动机和情感驱动因素之间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异，由此产生的关系也会有不同的优势和价值。
这种分类虽然不完善，但也是一个有用的提示，即互惠是所有亲密关系的重要特征。单相思是最让诗人困扰的东西，似乎它只是唤起了最强烈的情绪——失落和未满足的欲望。有的关系几乎是单维度的，像是那些只基于情欲的关系。其中一些关系仅仅代表了关系发展的某个阶段，从一开始的单相思，发展为更成熟的亲密关系中的友谊。尽管单维度的关系很有用，但并不能让我们置身于真正的关系中——当我们试图进一步发展却被唾弃、被拒绝或被情人出卖时，往往会产生激烈的情绪波动。单维度的关系也无法让我们越过最开始的感觉去要求自己怎样选择朋友和爱人，单维度的关系也当然不会问这些东西一开始就存在的意义。就像大多数心理学一样，就好像亲密关系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样，从来没有问过这是如何以及为何以这种方式发生的。寻找生物功能进化的历史往往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这样进化，很多时候，就像早产儿，进化中的妥协需要从更广的角度来看才有意义。
斯腾伯格在书的结尾提到，神经解剖学家特里·迪肯（Terry Deacon）观察到人类有着非比寻常的生活布局。他们生活在一个遵守一夫一妻制的大型社区中，许多男性和女性生活在一起。这是可以接受的，而男性和女性有时会各司其职，特别是在原始社会中，男性负责狩猎，女性负责采摘。问题是，正如迪肯看到的那样，每当一对伴侣暂时分开时，就会有被他人夺走伴侣或者影响其他伴侣的风险。这个问题对于男性来说尤其严重。因为雄性一直有后代不确定性的问题，在哺乳动物中，雌性知道它们所产的后代是自己的，但是雄性无法百分百确定后代是它们的。迪肯说，人类饱受这个问题的困扰。我们总是会被许多的竞争对手包围，受到他们的关注，当分工不同迫使一方长期离开另一方时（比如去打猎），“羊圈”的“大门就打开了”。
迪肯建议，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发一个社会所有权声明，例如结婚典礼或象征性的徽章。为表明婚姻状况，人类采用了许多纯粹象征性的标志，其中最重要的是戴结婚戒指。在很多文化中，女性也会采取一系列的附加行动，例如名字前加上固定的前缀，继承丈夫的姓氏，改变穿衣风格和发型。在波利尼西亚，人们会用传统的花环项链来表征他们的婚姻状态，女性会将右耳后（象征着单身）的花换到左耳后（象征着已婚）。迪肯认为，这些行为必须有语言的支撑才能成为一种象征。如果一夫一妻制进化得很早（他认为它必须很早就发展起来），那么语言也必然会很早就发展起来——早至直立人出现时期，直立人是大约200万年前人属的第一个成员。
迪肯把人类一夫一妻制的进化作为一个显著的、需要合理解释的异常现象去调查，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真正的问题以及我们研究的重点是，配对方式为什么会进化，而不是我们在面临威胁时将它们放在一起。墨守成规的解释是，抚养人类的后代需要两个人，这两个人被默认为是父亲和母亲。我并不清楚这是不是因为养育的成本过高，要求父亲和母亲共同承担，但是在鸟类中，一夫一妻制出现的频率之高，促使我认为这明显是首要原因。另外一种可能是，在人类中，母亲和奶奶的组合也能成为一种选择。然而，为什么女性会在处于母体经验和技能高峰期的45岁左右放弃生产的可能性呢？更年期是女性独一无二的特征，有人声称黑猩猩和大象也会经历更年期，但说实话，这更像是年龄增长导致的生殖衰退。
人类与其他种群明显不同，没有种族像人类一样，在如此小的年纪就放弃了所有生产的可能性。传统的解释是，在那个时间节点上，这些母亲的女儿也开始了生产，而母亲放弃了生产的可能性去帮助她们的女儿进行生产，这个理论被称为“祖母假说”。同时这个假说也解释了母女连接如此重要且需要持续到成年，以及祖母总是非常溺爱她们的外孙等现象。
尽管这个假说解释了人类行为中的一些现象，但它也留给了我们两个谜题。第一是，为什么伴侣应该由一个男性和一个女性组成？第二是，在包含许多伴侣关系且有很多男性和女性个体的大型社区中，语言和象征性认知是否真的有必要建立一个系统？关系是否真的是一种有意识的认知现象，让我们可以深入思考并通过语言来调节，或者它深深地埋藏在情感中，让我们的意识无法参透？
第二个谜题比较容易回答，因为迪肯所担心的交配／社会系统类型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罕见。例如，在狒狒群体中，一个雄性最多可以拥有4个雌性伴侣，它们通过惩罚来加强忠诚性。如果与其他雄性靠得太近的话，雌性狒狒的脖子会被咬伤，接下来几个小时内都不敢靠近雄性。尽管如此，雌性和雄性伴侣关系的完整性并不仅取决于雄性是否愿意去加强它们的关系。雄性狒狒一般会“尊重”其他雄性与雌雄间的伴侣关系，尽量避免与属于其他雄性的雌性混在一起。如果将一只雄性狒狒和另外一对雄性跟雌性配偶放在一个笼子里，观察它们的互动，就会发现，它们会坐在笼子的边缘，对笼子外面可能发生的事情表现出强烈的兴趣，或者玩弄脚边的草地，但单身狒狒就是不会观察属于另外一只雄性的雌性或者雄性。因为一旦看了就会构成明确的威胁，并立即引发一场争斗。这种三元分化的现象似乎旨在保护伴侣关系。
参与竞争的雄性表现出竞争的程度，取决于它们对雌性和其配偶的依恋程度，它们有时会通过观察雌性对其配偶的注意程度来获得这种信息。如果雌性对其配偶的去向不太感兴趣，并且看起来没有给予足够多的关注的话，进入笼中参与竞争的雄性就会企图拆散这对配偶。如果必要的话，它们还会通过公开的武力决斗来争取雌性。假如雌性不关注自己的配偶，那么它就有可能将兴趣转移到新竞争的雄性身上来，这可能正好打破了它与之前配偶之间的平衡，即使配偶比竞争者更有优势。当一只雄性狒狒意识到有其他狒狒一直在关注它的配偶，视线和配偶的移动形影不离时，那么就无须尝试竞争。假如雌性狒狒与其配偶之间有很强的承诺，竞争者是没有机会将它们拆散的，即使竞争者比雌性的配偶具有更强壮的身体优势。在这些情形下，雄性会突然变得对笼子外的事情或者脚趾更感兴趣。
在一些更为明确的一夫一妻制的物种中，比如南美的伶猴，它们会通过阻止同性对手过于接近配偶来积极维护配偶关系。在山羚身上也表现出了类似的行为。这种非洲小羚羊的体形与断奶羔羊的大小相当，它可能是所有哺乳动物物种中，遵守一夫一妻制最彻底的动物。山羚生活在东非和南非热带大草原裸露的岩石上，活动范围约为足球场面积的两倍。雄性和雌性山羚都会嫉妒自己的伴侣追逐任何来到它们领地的同性羚羊。
还有一种物种看起来拥有和人类同样的社会秩序，它就是蜂虎，这是一种以捕食蜜蜂为生的鸟类家族的小成员，它们会在东非草原河岸的沙滩上筑巢。因为合适的筑巢区域很少，并且相距很远，蜂虎被迫聚集在它们能够成功打洞的少数几个地方。这就意味着会有成百上千只蜂虎共同生活在同一片堤岸上。即使是每一对配偶都拥有自己的洞穴，但由于洞穴分布密集，只要雌性出去觅食，就需要经受在栖息地周围无所事事的其他雄性的严酷考验。为了避免骚扰，蜂虎拥有非常紧密的配偶关系，雄性和雌性形影不离，雄性充当着雌性的保镖。所有这些都是在完全没有语言交流的情况下实现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这些行为的目的都是保护配偶关系（至少在有限的时间内有作用），我们应该停下脚步想一想，人类为什么需要像社会交流或者语言这样的工具来做相同的工作。相反，猴子和鸟类通过简单的行为交流就可以解决同样的问题，这说明对它们来说，用象征性的符号和语言来在社会环境中维护配偶关系并不是特别重要。相反，它暗示了配偶关系（以及支撑它们的过程）在语言出现之前就发展得很好，并且语言是后来被加到这项事务中的，用于加强已经存在的用于保护配偶关系的全部自然机制。
之所以提到语言，是因为它能够带我回到起点，而且因为有语言，我们对诗人浪漫的诗句常常感触颇多。在用语言表达情感上，大多数人存在非常大的困难。当我们真正需要表达的时候，文字往往显得苍白无力。在对自己无法将感觉和模糊的想法转化为言语而感到愤慨时，我们只会不断地说：“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些颇有天赋、能表达出我们内心想法的人，可以把我们的独特感觉用语言表达出来，而我们自己却难以说出口。
有两个重要的结论与我们的研究密切相关。一个是萌发和产生我们内在的与意识和语言的脑无关的感受。它们隶属于右侧的情绪脑，用来处理人类非理性的、像动物一样的本能反应。传统的神经生物学观点认为，人类的语言能力与大脑的左侧密切相关，而与右半边的情绪中心的联系并不像看起来的那样明显。我认为这提醒了我们，这些坠入爱河的产物并不是通过阅读浪漫小说、借由深藏于心中的情感机器产生的，而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从还没有获得语言的祖先那里继承而来的。另一个结论是，它给我们提供了敬畏诗人的理由。这一小部分人（我认为我们都可以接受有能力写出优秀诗歌的人非常少这个观点）似乎能够用意识来调动情感大脑，并将其中的意蕴转化为语言。
这是一种罕见而卓越的技能，我们对此表示敬意。同时它也让我们意识到，人类并不擅长解释自己的身体中发生了什么。我们能感觉到自己的情绪，但是并不能每次都理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绪。这也是我们目前正在探索的问题，我们很想透过表面挖掘出实际发生的事情。这是一个困扰所有试图研究亲密关系，甚至是所有其他关系的科学家的问题。在此前提下，让我们看看现在能为此做些什么。
《最好的亲密关系》这本书探索的是使亲密关系成为现实的原因。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会用神经生物学和心理学的方法去探究亲密关系，研究恋爱中的依恋是如何跟其他关系（尤其是母婴关系和友情）区分开来的，并试图找出它们进化的起源。接下来，让我们先从使人类产生强烈的坠入爱河的感觉的神经生物学研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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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作者罗宾·邓巴亲自讲给你听！
● 我们似乎是用笑声来拉近彼此的距离的，因为笑是非常好的刺激内啡肽分泌的行为。
● 一个人的气味是他最好的辨识记号。人类的嗅觉和免疫系统是由一段相同的基因——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基因（MHC）决定的。
● 接吻可能是测试潜在配偶的健康水平和基因组成的途径之一。测试健康水平这一点很明显，因为糟糕的健康状态会表现为口臭和嘴里的酸味，这些都很容易在接吻的时候觉察到。
亲爱的，我将最后一次吻你，
再见，永远再见！
我发誓要把眼泪深藏心底，
我的哀叹将为你纠缠不息。
——《再一次亲吻》
谈到坠入爱河，仿佛诗人感受到的都是痛苦——一种夹杂着失落的兴奋感，一种深切的渴求。到底是什么催生了这种非比寻常的感觉呢？为什么它会时常让我们感到惊讶呢？让神经学家异常兴奋的一个可能的答案是一种荷尔蒙——催产素。最初，它的生物学功能是调节水分的平衡，但不知何故，在哺乳动物进化的过程中，它与繁殖相关的过程联系在了一起，包括分娩和哺乳。
我们不难看出与调节水分平衡相关的神经化学物质是如何参与到哺乳过程中的。毕竟这是维持水分平衡的另外一种方式，可以避免母亲在将水分转化成乳汁时发生脱水。然而这只是从哺乳到基本的先决条件，即分娩过程的一小步。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进化经常使某种功能演化为某种截然不同的、但又有些许联系的功能。
催产素，帮你跨出交往的第一步
20世纪90年代初期，催产素十分引人注目，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对一群不起眼的北美田鼠——一种小型鼠类进行了研究。针对穴居啮齿动物的一系列研究结果表明，两种交配系统不同的雌性田鼠在其大脑中催产素的受体位点的数目也存在显著差异。当这两个田鼠的大脑释放相同数量的催产素时，其中一个田鼠的反应似乎更为敏感。对于这样一种小型哺乳动物来说，草原田鼠通常是一夫一妻制的：在交配后，雄性田鼠会陪在雌性身边，直到幼仔出生并度过大约45天的哺乳期。山地雌性田鼠对催产素反应不敏感，并且在交配后，雄性也不会留在雌性身边。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结论是，催产素必须在配偶陪伴的过程中才能产生，它也因此有了一些更通俗的名称：“一夫一妻激素”或“拥抱”，因为它使得田鼠可以在洞穴中挤在一起（它们通常处于敌对状态）。简而言之，催产素似乎可以让雌性草原田鼠对与它交配的雄性更加宽容，甚至允许它分享自己的洞穴。在这里，一个简单的化学反应似乎成了美好生活的灵丹妙药。
许多研究者之所以会对催产素感兴趣是因为，它会在交配期间大量释放，特别是在女性性高潮的时候。鉴于催产素在分娩和哺乳过程中的作用，发现它与女性性高潮联系在一起也许并不令人感到惊讶。催产素的分泌与女性在性高潮时对其上身（尤其是乳房）和生殖器官的大量机械刺激相吻合，因此它可能是所有物理刺激过程的一部分，包括触发催产素分泌的生产过程和哺乳。尽管如此，催产素在性高潮后分泌的事实可能解释了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许多与生产和哺乳相同的感觉和情绪的原因。与性有关的这种显著关联促使人们开始探索催产素参与浪漫行为和配对的其他方面的问题。如果催产素是关于联系的，它的功能可能仅仅是加强联系本身，无论是母婴间的，还是伴侣间的。这是一种用以绕过你天生防御的廉价的化学把戏。
理性的思想不再给予考虑，相反，无论你是否愿意都会被驳倒，尽管你有更好的判断。在大田鼠实验中，高剂量催产素发挥了镇静剂的作用，包括降低血压和减缓刺激。哺乳本身的物理刺激（触发催产素释放的过程）也与抗压效应有关，并且有证据表明，催产素可能具有物理相关性，催产素的分泌可能与身体接触相关：按摩大田鼠腹部可以提高大田鼠体内的催产素水平，并有镇痛作用，提升忍受疼痛的阈值。同样，在新环境中，催产素匮乏的雌性小田鼠比基因正常的小田鼠更加紧张，且有更高的生理应激水平。这些症状可以通过直接在脑部注射催产素来缓解。有趣的是，在人类女性中也发现有相似的效应：在压力情况下，与伴侣拥抱会使催产素水平升高，并使血压降低。此外，自然分娩后催产素的分泌与女性人格个性的变化也具有相关性，包括更冷静、更善于社交，以及更能够忍受单调的工作。催产素参与了社会结合的过程。无论调节这种关系的原因是什么，看上去拥抱总是对你有好处的。一项关于夫妻关系的研究表明，低水平皮质醇的最佳预测因素是亲密行为的频率。每天花在亲密关系上的时间会对皮质醇水平产生实时的影响。
愿意与同伴分享同一个洞穴或者家，最重要的是信任，信任他们不会杀死你的孩子或者虐待你。所以，当催产素被发现可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时，并不奇怪：在鼻子上喷催产素可以让我们对彼此更加慷慨。这已在实验中被证明，在实验中，被试被要求参加信托游戏。在游戏中，一名玩家会获得一笔钱，并被要求与第二个玩家分享，可以是一部分，可以是全部，也可以完全不分享。无论他们给第二个玩家分享了多少，这些钱都会翻倍，此时，第二个玩家可以分享他得到的钱给第一个玩家以扩大第一个玩家的奖金池。
对第一个玩家来说，最好的策略是把所有钱都给第二个玩家。如果第二个玩家是诚实的，并愿意与第一个玩家分享翻倍后的钱，就可以使双方受益最大化。但是这样做的风险是，第二个玩家可能独吞所有的钱而不分给第一个玩家。这样的话，第二个玩家可以得到双倍的钱，而第一个玩家什么也没有。所以大部分的人会对冲他们的赌注，之后分一部分钱给第二个玩家，自己留下一部分钱，这样至少不会什么也得不到。
在实验中加入催产素后，吸入催产素的玩家平均会比没有吸入催产素、而只是接受安慰剂的玩家多分享他们原始奖金的17%。在明确表明这是一个有关信任的实验时，让玩家们重新进行实验，这次他们的对家（第二个玩家）是计算机，玩家们也明确知道自己的对家是计算机，在这种情况下，接受催产素或安慰剂没有对玩家的分享行为造成影响。换句话说，促使一个玩家赌博的不仅仅是风险，还包括恶意、狡猾和不可靠的人类行为。
另外一个研究表明，催产素可以提升男性正确理解社会信息的能力。然而，吸入催产素后，研究人员发现被试的行为变化幅度为3%（大多数人认为这不具有生物学意义），并且只有2/3的男性样本是有效的。此外，此研究中所使用的社交技能测试也不是最优的，这个测试内容是看一个人是否知道别人是在直接看向自己还是看向别的地方，尽管这是一个很好的诊断自闭症的测试，但是对于正常人的社交或者心智测试来说并不是很好。谁也不知道这些结果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然而，在另外一项研究中，同一个研究小组发现，男性在观察不同情绪的面孔照片时，催产素抑制了杏仁核的活动。杏仁核通常能够管理我们面对消极情绪（恐惧、焦虑、愤怒）的反应，所以这就解释得通了，鉴于催产素在女性身体中的运作方式，它在男性体内也会抑制消极的情绪反应。
尽管男性脑中也会分泌催产素，但是相关作用看上去并不像在女性大脑中那样明显。相反，有关田鼠的实验表明，男性对另外一种相关的血管加压素有反应。遵循一夫一妻制的大草原田鼠的雄性大脑腹侧苍白球中有更多的加压素受体（边缘系统的一部分，其主要功能是控制情绪反应），而那些不遵循一夫一妻制的山地田鼠体内的受体则较少。使用病毒载体操纵腹侧苍白球中加压素受体的密度，会直接影响雄性田鼠在没有交配的情况下对伴侣偏好的强度。同样，将加压素基因病毒移植入雄性草原田鼠（另一种混杂物种）的腹内侧前脑，就可以大大提升它与其他雌性挤在一起的频率。血管加压素也被发现对雄性小鼠的社交记忆具有重要作用。在注射加压素之后，它们更有可能记住之前挤在一起的雌性。
几乎所有关于催产素和加压素的研究都是在啮齿动物身上完成的，这不可避免地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即针对啮齿动物的研究是否真的适用于人类。古代哺乳动物（以田鼠为代表）与产生猴子和猿猴的谱系的物种之间有巨大差别。尽管如此，最近的一项研究把调查范围扩展到了猴子身上。研究发现，在雄性猴子与新的雌性配对时两个与催产素和加压素的摄取相关的特定脑区有明显的激活。
此外还有一些证据表明，加压素与人类的行为密切相关。一项对数百位瑞典双胞胎的研究表明，具有特定加压素受体基因的男性通常在伴侣关系中表现更差。他们与伴侣的关系可能不好，更有可能离婚，即使这些人已经与他们的伴侣至少有5年的婚姻生活，至少有一个孩子。研究人员得出结论，他们发现了影响男性伴侣配对的基因。
到目前为止，这似乎看上去是一个非常好的故事。一种简单的神经内分泌机制就可以将物种从一种交配体系转换到另一种交配体系。它可能会将具有攻击性的男性变成柔软可爱的伴侣，或者在当地诊所打一针加压素，你就可以将你任性的伴侣变成一个热爱家庭、浪漫温柔、符合你所有幻想的爱人。
但是，真正的生物世界并没有这么简单。潜在的问题是，如果把田鼠作为一个特定的整体来看，那么，实行一夫一妻制的物种的加压素受体基因其实跟一夫一妻制完全没有关系。同样的基因受体同时出现在了所有被采样的田鼠中，无论它们是不是遵循一夫一妻制。换句话说，并不是在一夫一妻组间出现不常见的加压素受体是不正常的，而是只有少数几组混交组间没有出现。从这点上来看，这个研究像是一个没有经过严谨论证的案例。
有关加压素的理论还存在一个问题。在现实中，这种可以把一个无赖变成一个好爸爸的机制，持续的时间很短。在上面提到过的猴子的研究当中，加压素效应只会在刚刚配对的雄性身上出现：具有长久关系的雄性与没有配对过的雄性表现无差别。相同的结果也出现在豚鼠实验中，催产素效应在几周后就会消失。这个可能对于伴侣关系持续时间较短的豚鼠或者田鼠来说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在拥有长时间的伴侣关系的物种中，例如猴子、猩猩和人类，催产素的效果并不会延长。催产素／加压素系统就像一种引人注目的机制：尽可能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一点上，但这种效果很快就会消失。在对瑞典双胞胎进行更仔细的研究后也引发了同样的质疑，就像伴侣关系糟糕的男性拥有的特定加压素受体基因只是让他们产生了快速做出行动的趋势——先实施行为，把风险抛诸脑后，不为长久考虑。我们会在第4章看到，冒险是男性特别常见的特质，而女性尤其会被这种敢于冒险的人吸引。这个明显的二元独立，对那些拥有稳定关系和没有稳定关系的雄性来说只是一种配对策略。
当你停止去想催产素和加压素时，就会发现还有一个奇怪的地方：为什么进化在两种性别之间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机制？我们并没有找到很好的进化学或生物学解释。因为两种性别的生物都会产生催产素和加压素，所以建立相同的神经内分泌机制对两性来说并不是一个问题。如果这确实与配偶关系有关的话，那么两个单独分泌的神经激素意味着，两个性别在交配游戏中的生理构造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他们在相同的情景下可能会感受到不同的情绪。当然，毕竟我们永远无法真正理解他人，体验他们的感受，比如男性和女性则一直在抱怨对方无法理解自己。但即便如此，男女两性在行为和内心方面的差异并不明显，所以我们还是要对这个观点保持警惕。
多巴胺，迸射爱意的火花
大脑中的其他神经递质在维系亲密关系中也很重要，其中之一就是多巴胺。多巴胺在提升动作的流畅性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无法产生多巴胺的人大多患有帕金森综合征（步态不协调，无法控制肢体运动）。多巴胺似乎在奖赏系统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每次见到你所爱的人，你的体内就会分泌多巴胺，它具有和可卡因一样的提神作用。多巴胺水平低的时候，尤其是在前额叶部分，会对注意力和记忆力产生消极作用，长期缺乏多巴胺会导致多动症、无法集中注意力，就像那些缺乏加压素受体的瑞典男性的社交能力更差一样。所以，是多巴胺而不是催产素让你看到爱人时产生了触电般的感觉。
内啡肽，快乐直通车
另外一种有可能与亲密关系相关的神经激素是内啡肽。内啡肽是疼痛控制系统的一部分，主要由下丘脑产生，在全脑内都有受体。内啡肽会在身体经受压力的时候产生。任何诱发肌肉压力或者疼痛的东西都会刺激产生内啡肽，从慢跑到高负荷的循环训练，再到马拉松都会刺激内啡肽的产生。即使是心理上的疼痛或者预感到有疼痛，人体都会分泌内啡肽。马拉松运动员在准备大赛的时候，或是孕妇在分娩前的最后3个月也会发生这种情况。事实上，是内啡肽起到了镇痛和放松的作用，之前人们认为这种效果是由催产素引起的：阿片类拮抗剂（如纳曲酮）阻断了之前研究病例中的这种效应，而催产素拮抗剂却没有。看上去，内啡肽的分泌像是神经激素的级联反应。
猴子和猩猩利用梳毛来刺激内啡肽的产生。当猴子互相梳理对方的毛发的时候，有一点像是按摩。人们普遍认为动物间的梳毛行为跟互相捉跳蚤有些类似，但是自由生活的猴子身上并没有很多的跳蚤或者其他寄生虫（皮肤寄生虫只有动物生活在限定的范围内时才会出现，比如在我们的家里）。当猴子互相梳毛时，更多是在清理皮毛上的食物残渣，或者脏东西。跟你看到的母亲给孩子梳理头发的情景几乎是一样的。事实上，梳毛行为就是一种按摩，当通过按摩在皮肤和肌肉上施加压力时，大脑会大量产生内啡肽。
我们还会做一些其他类似梳毛的行为，如爱抚和依偎。更重要的是，就像猴子和猩猩梳毛一样，这是一种很亲密的行为，我们只有在和关系特殊的人在一起时才会这样，通常是我们的孩子、爱人或者亲密的好友。而来自陌生人的触摸或者按摩会把这种行为反转成意外的性反应。可能是因为皮肤受到刺激使得内啡肽大量分泌，所以我们把这种机制只保留给了与自己有亲密关系的人。但是为了达到这种快乐的状态，我们得先跨过第一个关卡，就是我们平常会跟别人所保持的人际距离。猴子和猩猩如果想开展一段新的关系，这个过程通常包含几个阶段，呈现、触摸、无性的依靠（通常是在同性个体之间，表明一种主导与顺从的关系），只有在后面的阶段才会梳毛。之前的实验很好地证明了内啡肽在亲密关系中扮演的角色，处于长期亲密关系中的女性在看爱人的照片时会展现出比看其他陌生男性时更高的疼痛阈值，在她们握着爱人的手的时候，疼痛阈值也比握着其他陌生人或握着一个球的时候要高。
催产素的大量分泌可能在所有的哺乳动物中都很正常，但是内啡肽在长时间的亲密关系中发挥作用似乎是灵长类动物独有的。这可能是因为催产素的大量分泌（甚至可能是相关的多巴胺激增）是稍纵即逝的，它的效果最长在一两周后就会消失。这对于田鼠来说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它们的生产周期非常短，生产过程也结束得很快。在所有的例子中，大部分田鼠只能活3~4个月，最久的能活一年。但是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会看到，猴子和猩猩在进化历史早期就进化出了更加稳定的社会关系。这可能需要更强的黏合机制去支持，有科学家推测可能是内啡肽和催产素及多巴胺两种神经激素的共同作用。
当用内啡肽去解释人类的关系时，我们的确会遇到一些问题。我们生活中的社会群组太大了，以至于我们无法做到跟每个人都很熟悉，就像猴子和猩猩在它们族群里做到的一样。从某种程度上说来，人们发明了谈话这种行为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谈话单独来看是很无趣的，无法成为亲密关系的敲门砖和奠基石。我们似乎是用笑声来拉近彼此距离的，因为笑是非常好的刺激内啡肽分泌的行为。笑声似乎产生了一种更广泛的效果，它更适用于处在谈话中的每个人，而身体接触则是一对一的事情。笑能够使我们以较低的风险触发内啡肽效应。
微笑、拥抱和接吻，一点一点爱上你
笑容可以使得社交世界更加圆满。没有笑声的谈话是非常无聊的，只能让我们变得焦虑并转向与其他人交谈。尽管大猩猩也会跟我们一样发笑，但是人类已经把笑放在了互动中的核心位置。我们研究小组的塔蒂亚娜·弗拉霍维科（Tatiana Vlahovic）和萨姆·罗伯茨（Sam Roberts），最近完成了一个关于笑在互动过程中的作用的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没有笑声的谈话，我们在有笑声的谈话中体验到的幸福感更高。他们发现，笑声会比我们花费在交谈上的时间更让我们从对话中感到开心，无论交谈的形式是面对面还是通过电话、短信或电子邮件。令人吃惊的是，在短信中使用一个简单的“LOL”（英文“Laugh Out Loud”的缩写）的符号就可以提高30%的幸福感。
这里的重要因素似乎在于轻松或者杜氏微笑（Duchenne Laughter，以19世纪伟大的法国神经解剖学家的名字命名，他辨别了很多与面部表情相关的肌肉）。轻松的笑与礼貌的笑形成鲜明对比，它们与神经质的笑容和我们在猴子和猿猴身上发现的呲牙行为更为相似。杜氏微笑会让人感觉到舒服和放松，让我们感觉到世界是如此美好。这种笑声对内啡肽的分泌极其有效，因为笑的动作对于胸部和腹部的肌肉来说很辛苦，因此身体会释放内啡肽以抵消其中产生的压力。我们从社交的笑声中获得的轻微快感不仅是一种奖赏，它还可以让我们对跟我们一起笑的人更加信任，更加慷慨。我们的一个实验表明，笑可以让我们像对待朋友一样慷慨地对待陌生人。
我猜测，笑的起源可能在很早之前，因为大猩猩也会发笑。然而，人类的笑与大猩猩的笑的区别在于：人类的笑有一个很长的呼气过程，这让我们笑的时候很累；相比于大猩猩来说，人类的笑持续时间也更长，大猩猩的笑持续时间很短；人类的笑更像是无言的合唱，当有更多的人参与社交活动时，笑是一种梳毛的强化方式。随着语言的进化，我们找到了引发笑声的完美机制，就是讲笑话。这个过程中伴随着内啡肽的释放。
测量内啡肽是一个极其烦人的问题，因为内啡肽不像催产素和多巴胺那样，可以穿过血脑屏障，所以我们无法快速通过血液样本来测量它。不过，我们可以选择通过腰椎穿刺获取脑脊液（既不舒服也不安全）或是利用正电子发射扫描的脑部扫描方法测试内啡肽。正电子发射扫描会将放射性染料注入血液中，除了不可避免的风险之外，还非常昂贵，所以并不常用。测量内啡肽的最好方法就是利用它负责大脑疼痛管理系统这件事，我们可以通过测试疼痛的阈限来测量它。如果在某种行为发生后被试的疼痛阈限提高了，就说明这种行为刺激了内啡肽的分泌。
我们利用疼痛阈限探索了笑声与内啡肽在大量不同情境下的关系。大部分实验内容为：让被试看单口相声、喜剧或是无聊的纪录片，并分别在他们看视频之前和之后测试他们的疼痛阈限。在观看完喜剧之后，被试的疼痛阈限都有所提高，而看纪录片的人并没有变化（如果要说有任何变化，可能就是有人的阈限反而降低了）。这个结果表明，笑声的作用至关重要。我的学生丽贝卡·巴伦（Rebecca Baron）将这个实验带到了爱丁堡艺术节上去测试真实生活中的情况。巴伦测试了一些观看单口相声和一些简短的戏剧表演的观众，结果再一次证明，观看喜剧的观众的疼痛阈限提升了，而观看戏剧的观众并没有提高（他们在观看过程中并没有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