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事佩尼·路易斯、尼尔·罗伯茨（Neil Roberts）、乔安妮·鲍威尔（Joanne Powell）和我，已经发现普通成人在心智化能力上的个体差异与神经物质的体积有关，这些神经物质通常是有关心智理论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脑区位于颞叶的两端（香肠形状的脑叶，在大脑的后部底端突出出来，位于两耳的下方）以及眼睛上方的额叶区域。我们的发现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表明这些脑区的尺寸与个体的心智化胜任力（理解他人的信念状态的能力）之间存在定量的相关关系。与那些只能胜利四阶心智化任务的人相比，那些可以完成六阶心智化任务（我推断你在考虑我是否想知道你在想让我去相信你喜欢什么）的人的核心脑区拥有更多的神经物质。
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这两件事情都与个体社交圈子的大小有关，特别是心智化能力和社交网络的规模都与前额叶特定部分的大小有关，比如位于眼睛上方和后方的眶额皮层。大脑是从后向前进化的，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位于眼睛上方的这些脑区的扩展超过了其他脑区体积增加的所有比例，因此我们能够维系越来越大的社会群体。与大猩猩或古老的人类祖先（包括我们著名的表亲尼安德特人）相比，现代人类大脑前部尾端的急剧增长与高凸的前额密切相关。我们需要高凸前额来适应较大的额叶——大脑的这个部分受损会引起类似菲尼亚斯·盖奇那样的情况。
2004年，安德里亚斯·巴特斯（Andreas Bartels）和萨米尔·泽基（Semir Zeki）扫描了17个处于热恋状态的人在观看伴侣照片时的大脑活动，控制条件是让他们观看三张同样年龄和性别的朋友的照片。朋友的照片提供了被试观看熟人照片时的基线状态，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当观看伴侣（并且只有当观看这些人的时候）照片时，大脑被激活的特殊脑区有哪些。换句话说，它可以让我们排除那些涉及观看任何老朋友照片时的大脑活动。实验结果发现，被试大脑中有一小部分涉及情绪及情绪评估（中脑纹状体的一部分，脑岛和皮层扣带回的一部分）的脑区活动增强，同时在前额叶、颞叶以及杏仁核附近的脑区表现出活动减少。
在通常情况下，中脑纹状体的活动与奖赏内容（对食物、饮料以及金钱奖赏的反应）有关，也与多巴胺的释放有关。在杏仁核以及附近脑区发生的抑制现象很有意思，因为这个脑区可能与恐惧、悲伤以及攻击有关。因此，被试在观看恋人照片的时候，可能能够缓解同时体验到的负面情绪，同时增强积极的情绪。研究发现，性唤起想象会诱发扣带回皮层附近的脑区、脑岛以及尾状核的激活，激活所有这些脑区也会产生浪漫爱情的感觉，这说明这两种体验在神经连接上并不是截然不同的，因此我们可能推测浪漫爱情有时会诱发失控的情欲。颞叶和前额叶活动水平的降低特别有意思，就像我们在前面所了解到的，这些脑区与心智化能力有关，同时，前额叶皮层也与理性思考相关。因此这个独特的结果表明，浪漫爱情可以抑制活跃的批判性思考与心智化能力，使其向强调单纯的情绪反应转变。
在随后的研究中，巴特斯和泽基还研究了母爱，让很多妈妈观看自己孩子的照片及他人孩子的照片。当观看自己孩子的照片时，他们再一次发现了被试的脑岛以及扣带回的激活增强，一些像纹状体这样的皮层下的脑区活动也在增强，同时，被试背侧前额叶以及颞叶激活下降，表现出了和观看恋人照片时同样的模式。除此之外，他们在研究中还发现了眶额皮层、外侧前额叶脑区（这些脑区与奖赏和心智化能力有关），以及其他的皮层和中脑脑区被激活，而这些脑区的激活在关于处于浪漫爱情状态下的个体身上没有出现。这些皮层下的脑区包含高密度的催产素受体，主要与母婴关系有关。当母亲听到婴儿的哭声时，她们大脑中的这些脑区也会被激活。这些脑区中的水管周围的灰质也与抑制分娩时强烈的疼痛体验有关，也可能同样涉及内啡肽受体。中脑的这个区域与眶额皮层之间有直接的神经关联，与奖赏、心智化能力以及社会网络的规模之间存在强相关。
浪漫爱情和母爱看起来共享一些共同的脑区，同时也涉及一些不同的脑区。表面看起来，它们并不是同一种感情，可能涉及完全不同的动机和神经机制。这两种情感共有的脑区涉及与催产素、内啡肽受体以及奖赏有关的部分脑区。而与恐惧、攻击（杏仁核）相关的区域，以及那些明确与心智化能力和理解他人的情绪、意图（颞叶、颞顶联合区和内侧前额叶）有关的脑区的活动表现出抑制或者说是负激活状态，好像我们放弃了任何假装尝试深入了解我们想要受到关注的异性的行为，因此我们关闭了负责灵活社交的脑区，比如说盲目的承诺。
大脑对我们来说仍然充满着神秘色彩，尽管神经影像技术使我们获得了一些有关运行中的大脑的非凡洞见，但这项技术仍然相当粗糙，并且难以精确地解释具体是哪些神经元在活动。当我们感受到特别的情绪或思考未来时，我们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理解仍然知之甚少。但是，这个技术发展得非常快，在下一个10年必将迎来崭新的和令人兴奋的未来。即使这样，我们也很难将计算机屏幕上看到的与个体在扫描大脑的过程中实际的感受相匹配。其中存在一个转化问题，就是我们总是难以将影像图片转换成体验到的“原始感觉”。因此，尽管我们可以准确指出大脑的某些脑区在人类的心智化能力以及对亲密关系的情绪反应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我们仍然缺乏描述这些脑区如何产生原始感受的真实概念。
在前面的两章中，我主要聚焦在大脑是如何以一种内隐、自发的方式来处理与亲密关系有关的事情的，这种神经生物学上的力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控制，使我们沦为受害者。当然，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在某种层面上，我们是在用相当大程度的预见来评估自己对交配市场的预期。我们在以一种令人惊讶、唯利是图的方式来考虑一段亲密关系的利弊。在接下来的两章中，我想要进一步挖掘表层线索来探寻我们是如何以深谋远虑的方式来处理社交关系的。
● 人类可能有明确的偏好，但世界并不完美，我们很少能够完全满足这些偏好。大多数时候，我们只能妥协。人类的生活体验会使我们以惊人的准确度来调整愿意妥协的程度。
● 犹豫不决的评估过程在亲密关系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你无法在某个时刻选择关注或者忽视一段关系，只要你不做任何事情，它们就会慢慢消失。一旦我们接通了情感涡轮增压器，就会有非常多利害攸关的事情出现。
如果从未爱到如此笃定，
如果从未爱到如此盲目，
从未相见或者永不分离，
我们的心不会如此破碎。
——《再一次亲吻》
在《傲慢与偏见》一书中，伊丽莎白一直在与达西先生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她始终没有坚定地说“我愿意”。她故意使用糟糕的言辞，过分的行为，在最不应该的时候得出结论，所幸最后他们还是在一起了。无论伊丽莎白最终如何改变主意，是否接受达西的求婚，在犹疑中徘徊是她唯一最重要的事情，这让达西成为所有人的理想选择，因为他继承了德比郡庞大的彭博庄园。在简·奥斯丁的时代，与地主绅士结婚是每个乡下女孩的终极目标，与牧师结婚则是她们的次级选择，而那些错过达西先生的普通女孩只能接受自己的命运。
奥斯丁对人类弱点的观察使她成为心理学领域最敏锐的观察者。在许多方面，她对驱动人类行为的动机的深刻理解可谓首屈一指。奥斯丁对我们内心深处担心的事情有着非凡的洞察力，但很少愿意大声说出来。我们常常因受到平庸和赤裸裸的担忧的驱使而变得愤世嫉俗，但不愿公开承认。当涉及亲密关系时，不愿公开这种行为尤其会成问题，因为如果我们真的对自己的动机持开放态度，就会破坏我们想要建立的令人着迷的亲密关系的基础。人们会对机会主义总会抱持怀疑态度，也会对潜在的伴侣表现出理性的怀疑，而这可能会让他们达成有利于自己的精明交易。我们都在尽最大努力通过深厚的情感和强大的弗洛伊德抑制来掩盖我们的动机。
尽管如此，大多数人都会偷偷评估自己的选择并试水，然后再对将要做出的重要决定投下不可挽回的赌注。在本章中，我将探讨我们向外界呈现痛苦的、情感化的公众面孔之下的权衡过程。
在19世纪开放的几十年里，简·奥斯丁依据自己对日常生活的敏锐观察所创作的作品，在接下来两个世纪内仍然引人注目。她的小说的永恒之处在于故事情节：人们如何以及为何选择自己的生活伴侣。她善于利用受过训练的眼睛观察周围发生的事情，她看到的是婚姻登记册。人口统计学家埃卡特·沃兰德（Eckart Voland）详细分析了克鲁姆赫恩地区的教区的婚姻登记册，该地区位于德国西北部。在18世纪和19世纪期间，当奥地利人正在研究英国乡村社会的时候，来自克鲁姆赫恩地区的女孩嫁入了一个更高的社会阶层，她们比嫁给同一阶级的姐妹们年轻好几岁。相比低阶层的男性，富裕阶层的男性会迎娶比他们年轻得多的女性：他们可以挑选，而不那么富裕的男性不得不等待那些放弃寻找“达西先生”的女性。那些最终嫁到自己出生阶层的妇女一直在犹豫，她们想要从上层社会争取理想的男性，但沦为剩女的风险又会驱使她们去自己同等社会阶层的男性中寻找伴侣。但到那时，她们已经在生物竞赛中失去了几年的绝佳生育时间。
人类的自然生育率较低，即使下一代人口比平均生育人口数少生一个孩子都需要花费高昂的进化成本：在自然生育人口中，它代表了一个女性在其一生生下的5个存活儿童的平均数量的20%。由于孩子感染疾病甚至面临死亡的风险受到男性的社会阶层及财富数量的影响（事实上，即使在21世纪的英国也是如此），如果你拒绝接受与你同样社会等级的牧师的话，那么你的选择就会变得更糟。我发自内心地建议你最好在开始时就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直接接受与牧师成家的选择。当然，问题在于，希望是永恒的，能否得到中意的“达西先生”取决于概率：这一切都取决于竞争对手的表现，你也可能是他垂青的幸运者。
这似乎有点愤世嫉俗，但它反映了当时残酷的现实生活。在18世纪和19世纪，成为一个年长的剩女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往往意味着在父母或已婚兄弟姐妹的家庭中过着奴役和苦工一样的生活。在未婚先孕的女孩的生活史中，你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状况。在19世纪，几乎所有社会阶层的年轻女性都嫁给了年纪相对大一点的男性。而未婚就生育子女的女性经常会与比自己年轻的男性结婚，这显然表明她们选择了退而求其次——一个只能提供有限资源的男性，一个没有前途的人，但总比挣扎在废墟堆上什么都没有要好。
正如奥斯丁所说的那样，求爱本身是一个漫长的谈判过程。这是一局扑克游戏，我们并不确定周围玩家的意图，因此我们会试探性地出牌来做出重要的抉择。我们会仔细观察对方出牌的情况以评估可能的回应。那是一块无意丢失的手帕，还是故意留下的？在中世纪，女士们会把手帕放在引起她们兴趣的年轻骑士身边，这对于那些涉世未深的人来说还较为容易。而现在的年轻女子戴头巾的习惯已经不复存在，这场比赛就更难了。但是，就像扑克牌一样，眼神会结束游戏。一旦我们产生兴趣的时候，就会紧盯着战利品。
犹豫不决的评估过程在亲密关系中起着关键作用。你无法在某个时刻选择关注或者忽视一段关系，只要你不做任何事情，它们就会慢慢消失。一旦我们接通了情感涡轮增压器，就会有非常多利害攸关的事情出现。对双方来说，分手需要付出巨大的情感成本，所以最好是第一次就选择对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求爱意味着一系列亲密关系阶段的提升：在每个阶段，你都要走得足够远，然后停下来评估，再决定是否进入下一个关卡，又或者选择结束关系，同时你仍然可以不用太过悲伤。
建立亲密关系的6条标准
但是，理想的伴侣是什么样的？关于人们的理想伴侣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可以从相亲广告中略知一二。在这里，简而言之，就是赌徒们认为他们必须提供什么，以及他们在理想的伴侣身上渴望什么。让我们看看可以从这些文学瑰宝中学到些什么。
个人相亲广告提供了一个人们认为亲密关系中最重要的伴侣特质的简洁小品文。这里的一切都是他们生活经历中的智慧结晶，相亲广告要求人们必须选择用十几个字来总结自己想说的话，所以他们会把注意力集中在最关键的小部分标准上。你认为理想伴侣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他们对你的哪些特质感兴趣？令人惊讶的是，人们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似乎可以归结为某几种特质，尽管我们会使用各种词汇来描述。关键的标准只有6项：年龄、身体吸引力、社会地位和财富（实际上是硬币的两面）、社会技能、兴趣爱好（可以反映智力水平）和承诺。有时用于描述这些特质的措辞可能会非常微妙，对于那些不知道暗语的人来说，甚至是完全不理解的，例如人们可能会偶尔提到一个生僻的伦敦邮政编码以表明富有，提到文学典故暗表阅读广泛和有文化。有时候，他们又会直言不讳地表达出来。以我的经验来看，大多数男性只是在寻求偶尔的婚外性行为。
我们通过详细分析两性的求偶行为发现了一件非常惊人的事：男性和女性在求偶时都倾向于镜像想象。男性倾向于看重我们列出来的前2个特质（年龄和身体吸引力），同时宣扬自己的其他4点，女性则倾向于宣扬前2点，并寻找拥有后面4种优质特性的男性。这反映了基本的生物学事实，那就是与雄性哺乳动物相比，雌性哺乳动物在交配后会丧失更多：一旦它们怀孕了，就要不可避免地投入到长期且耗费精力的妊娠中去，以及更长、更耗精力的哺乳期。一旦走上这条路，在成功之前退出就意味着浪费时间、精力和资源，更不用说情感上的代价了。这并不奇怪，女性往往倾向于比男性更挑剔，或者说至少在她们选择交配的这段时间里更加挑剔，因为这真的很重要。以下是两则普通的征婚广告，一则来自男性，一则来自女性。
英俊男性，36岁，有工作，有财产，有志向，喜欢旅游、健身和戏剧，意欲寻找有共同爱好的女性。
离异白种女性，42岁，漂亮、苗条、健康，想要寻找单身或离异白种男性约会，要求对方38~48岁，英俊，有工作，有房产，不抽烟，本科以上学历，收入稳定，不吸毒，不喝酒。
看上去这位女性对想要寻找的伴侣并没有清晰的定位，但知道地位、财富和智力水平会影响追求者的关系；她提到了男性唯一感兴趣的两件事，然后列出了一长串男性必须满足的标准，假如有男性想要多看她一眼的话，就必须满足这些标准。
尽管不同地方的人们在这些特质之间的取舍可能有一定的不同，但从全世界、不同文化以及历史上来看通常是符合这个规律的。在对晚期维多利亚式相亲广告的研究中，海伦·皮尔斯（Helen Pearce）发现了非常类似的性别差异模式。在一个涉及6大洲52个国家超过1.6万人的大规模调查问卷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了更普遍的相同模式。
两性在期望的性伴侣数量上也存在着较大的和跨文化的一致性差异。在通常情况下，男性会设想一生中约有6位伴侣，但女性只会设想两位。从广义上来说，男性对性生活更感兴趣，对短期关系更感兴趣。当然，在整个一生中，不同个体之间以及个体自身都会有一些变化。例如，在生育高峰期，相比男性而言，女性更倾向于选择那些拥有多种特质的伴侣，并且以更少的自身特性作为回报。之后，随着她们接近并度过绝经期，她们将变得不那么挑剔，并降低择偶标准。
一旦雌性哺乳动物怀孕后，它们就会致力于长期投资，同时，雄性哺乳动物通常可以轻松脱身去寻找其他可替代的雌性。事实上，雄性在一生中都会想要繁殖更多的后代。与同一个雌性厮守的优势在于交配是有保证的，并且是可以受到保护的，但是后代的最终数量也会因为雌性漫长的繁殖周期而受到限制。对于雄性来说，这其中存在大量的空闲时间。流浪是更冒险的选项，但是如果雄性愿意去寻找，并能够找到足够多与之交配的雌性，它可能会做得更好，问题取决于它能否找到接受与之交配的雌性。如果很难找到，它就会和已经找到的雌性建立稳定的关系；如果很容易找到，那么它就会选择去流浪。
并不是那么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与雄性相比，雌性哺乳动物通常会表现得更为腼腆并做出更谨慎的选择。我们发现雌性在交配赛场上不会像孔雀和许多雄性羚羊一样展示自己，从而让旁观的雄性做出最佳选择。在父母对子女进行投资方面，人类的付出是最多的。而大多数鹿和羚羊的后代几乎是独立的，一出生就离开父母，猴、猿和人类需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断给后代投资，首先是奶水，然后是使之社会化和给予保护。人类至少需要在子女安全地进入成人世界之前持续进行投资，20年、30年，甚至是一生，这使得这种物质基础发挥应有的作用变得更加必要，因为如果在孩子生命的第二个或第三个10年放手不管的话，这仍然可能会影响后代的择偶机会。在所有社会中，甚至是施行现代福利政策的英国，单亲家庭也更可能导致贫困。
在原始的自然状态下，雌性可能对来自父系的两种不同资源感兴趣，一种是雄性基因的质量，另一种是雄性对配对的承诺，连同它觅食的所得和可能为后代提供的任何社会化投资。一旦遗传的财富开始发挥作用，雌性就会考虑第三种潜在的重要维度：男性或者他的家庭可以提供的财富。财富对后代的生存和繁殖非常重要，因为它能够让母亲创造或获得更多的食物或其他资源来养育后代。
许多关于当代牧民、园艺社会和历史上的农业社会，如对克鲁姆赫恩地区的研究都表明，与嫁给贫困的男性相比，女性嫁给更富有的男性（无论是用骆驼还是土地来衡量）更有可能养活更多的孩子，即使在出生后代的绝对数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即使在现代工业社会中，财富仍然是影响后代健康状况、身体增长速度以及教育成就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些社会经济水平较低的家庭平均而言拥有更少的孩子，他们的子女患病和死亡的概率更高，主要是因为父母无力承担昂贵的教育、医疗费用。
对于女性来说，她们至少可以尝试平衡以上三个不同的维度，而且不一定所有条件都要满足。拥有最好基因的人可能不是最富有的，而最富有的人可能不是最忠诚的。最终，女性会选择妥协，这是最糟糕的情况。她们权衡各种因素做出的决定，可能会因社会经济环境的不同而产生差异，但从广义上讲，它们都会出现在等式中，并且必须相互平衡。相比之下，男性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单一利益因素的支配，即生育率——至少从个人相亲广告来看是这样的。结果是，男性的交配选择相对简单，大体上更容易得到满足。相比之下，女性的偏好更为复杂，可能永远无法完全满足。
在人类中，两性之间这种绝对化要求的差异，部分反映了两性对6个标准的不同权重。无论年龄多大，男性都倾向于寻找同龄的女性作为伴侣——在西方文化中，通常是接近30岁，这时的女性处于生育高峰期。事实上，在我们的样本中，即使是年龄在18~25岁之间的男性也会偏好接近30岁的女性，甚至40~60岁的男性也是如此。当然，这种对接近30岁的女性的偏好并不是普遍存在的。在一些文化中，尤其是那些以儿童新娘为常态的文化中，男性往往青睐年龄更小的女性，甚至是少女。这可能是因为男性调整了对伴侣的年龄偏好，以适应女性在她们生活的群体中首次生育的正常年龄。
博古斯拉夫·帕夫洛夫斯基（Boguslaw Pawlowski）和我发现，对于英国人来说，男性对不同年龄的女性的偏好与英国女性的自然生育模式相匹配（即任何年龄段的女性分娩的概率）。更准确地讲，这种偏好与女性的生育潜力相匹配，即一个特定年龄的女性在她有生之年内可能哺育后代的平均数量，这很可能反映了社会强制的一夫一妻制。考虑到你在这段时间内一直跟一个女孩在一起，一旦她有可能生育，你就会尽可能早地迎娶她，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可能生育的后代数量。结婚太早了，你可能会因为失去其他性关系而失去额外的后代，然后被迫退出游戏进入一夫一妻制。但是，当通奸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时，就像在非洲和中东的许多国家那样，男性最好的选择是不要浪费时间和机会，选择的新娘越年轻越好——这往往会推动女性的平均结婚和生育年龄达到青春期自然结束的最低下限。
在更传统的社会中，比如狩猎采集时代或近代社会，交配系统的运作更接近一夫多妻制，但初婚年龄并不那么重要，因为每段“婚姻”只能持续足够长的时间来养育一个或两个后代，然后就要进入下一段关系。然而，即使是处于有利的生育高峰期的妇女，仍然面临一个普遍的压力。究竟是哪个年龄，取决于是否有避孕措施可以延后女性生育第一胎的时间。这暗示的一点是，女性决定自己的生育时间，而男性则根据这一点调整自己的偏好。
然而，在所有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女性的生育能力无论好坏，都是她年龄的一个简单函数，从青春期到20多岁达到高峰，然后在接下来的10年缓慢下降，在45岁左右绝经后急剧下降到零。因此，年龄是女性生育能力的可靠线索。当然，生育能力最终取决于女性体内的雌激素水平，对于20多岁的女性，雌激素强烈影响着她们的外貌，如光滑的皮肤，有光泽的头发和沙漏形身材。男性的生殖功能在生物学上并没有受到如此大的限制：即使性欲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但是生育能力总体是不变的。几乎所有男性都会考虑女性的年龄，但对于女性来说，男性的其他特质比年龄更重要。净效应似乎是女性更喜欢只比她们年长几岁的男性。
更加敏锐的人会注意到，在进一步发展之前，我们已经进入了两性之间的战斗。男性想要年轻得多的妻子，女性想要一个年纪稍大的丈夫。他们不可能同时得到满足，除了在女性接近30岁的时间内，两性的偏好恰好吻合。之后，他们的偏好会逐渐分化。进化理论告诉我们，由于女性会比男性面临更多的危险，她们应该有更多的要求并且施加更多压力才能获得自己想要的生活。这正是我们所看到的：已婚夫妇或是合伙人，往往在年龄上更加匹配，大致符合女性偏好的3~5岁的年龄差。
但也存在例外情况，比如某些男性在第二次婚姻中，迎娶的女性可以比他年轻十几岁，或者是嫁给非常富有的男性的女性，比如年轻女性嫁给了年迈的摇滚人，在这些情况下，年龄差距可以如你所愿。这两个例外中的第一个出现的可能，实际上比你想象中的更低，大多数作为第二任妻子的女性只比她们的伴侣年轻5~10岁。然而，第二种情况则更加有趣，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可以证明规则的独特例外，因为这样的婚姻很难持续很长时间：年迈的摇滚歌手往往很难抓住他们迷人的娇妻，而另一方面，娇妻却热衷于通过离婚获得赡养费，或以第一继承人的身份继承遗产。
灰姑娘时刻，为什么女性都爱达西先生
我们在前一节中讨论的例子指出了交配选择策略的一个重要特点：我们的能力和意愿——到了紧要关头，我们会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妥协。我们无法在理想的世界中生存，而是在真实市场中生存。我们不是自由的代理人，不能在超市货架上挑选最好的水果，而是会像一些动物所做的那样。像孔雀这样的物种，所有个体都会在交配的竞技场或求偶场排队，每个队列都有自己特定的交配区域，直径只有几十米。在那里，雄性孔雀像店主一样坐着，等待路过的雌性停留下来。如果雌性出现，所有雄性都会站起身来，炫耀它们的尾巴，让羽毛闪闪发光。雌性负责检查雄性所提供的实物，并且如果它们认同一个半正式的交易，雌性会留在雄性的领地上与之交配。然后雌性孔雀会离开，将受精的卵子放在雄性建造的巢穴中。雄性不会进一步参与繁殖过程，而是会回到等待下一只雌性的游戏中去。对于雄性和雌性来说，这种关系本质上是单臂强盗。
在这件事上，人类是双臂匪徒。就像所有已经形成长久配偶关系的物种一样，我们可能会有偏好的理想伴侣，其他物种也是如此，这意味着我们会有竞争对手，并且竞争对手可能击败我们。我们面临着不得不退而求其次的真实情景。我们可能会面对空荡荡的房间，或者我们可能不得不和一个丑陋的人生活在一起。相比大多数哺乳动物和鸟类，人类的配偶选择策略是复杂和多维的。即使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现实状况也会迫使我们做出让步，因为没有人会是完美无缺的。
因为女性和男性在寻找各自的理想伴侣时都会遇到竞争对手，所以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在两个层面（理想伴侣和竞争对手之间的不同层面）妥协。如果其他人首先得到了完美的丈夫，那么你就被迫选择和第二选项的异性生活。为了优先考虑你的标准，你最好有一些原则性的算法来决定如何妥协。经济学家用“使用与满足”这个术语来说明这一点：你会试图寻找满足尽可能多的不同标准的伴侣，但你无法做到面面俱到。
在传统社会，尽管财富和地位对于女性能够抚养子女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但她们会卷入与基因质量和承诺的三方争斗中。财富和地位总会带来更多的优势，特别是在大多数人都处于不利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在这种条件下，财富对后代的生存以及将来的社会化和繁育机会影响十分显著。在进化生态学中，一夫多妻制的门槛相当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实质上，它标志着男性财富规模上的一个点，即女性选择成为一夫多妻制男性的第二任妻子，而不是更贫穷的一夫一妻制男性的唯一妻子。
如果男性拥有足够支撑他与两个妻子共同生活的财富，他们可以比其他采用一夫一妻制的男性做得更好。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男性财富上的不平等：有些男性比参加普通工作的人要富有的多，与平均财富水平差异较小的男性相比，遵循一夫多妻制压力较小。一夫多妻制可能并不理想，而且其对女性而言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但在现实生活或进化过程中是不可能完全达到理想程度的。关键在于它是一种权衡，需要女性最终进行裁决。这不仅仅是男权等级制度强加的，而是女性所允许的结果。男性会利用任何女性允许的漏洞，但如果这不符合女性的利益，那么男性可以做的并不多，最终只能成为一只没有人愿意观看的孔雀。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往往无法获得财富和地位。像年轻的达西这样的少数人，总是会被快速地“抢购一空”。对于剩下的其他人而言，财富和地位的累积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女性面临的真正问题是，男性死亡的风险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而我们必须在孩子的身上投资20多年，才能让他们获得独自生活的能力。英国的个人征婚广告表明，女性会调整自己对不同年龄男性的偏好，作为男性随年龄的增长而积累的财富、相应年龄的死亡率和遗弃妻子的风险之间的权衡函数（这三个变量是直接根据英国国家统计数据估计得出的）。最受青睐的似乎是四十出头的男性（相对于他们在人群中的可选择性）。在此之后，它会开始下降直至转变为齐默式助行架（Zimmer Frame）。就像所有的交易一样，即使富有的男性过早死亡，女性也会付出与他结婚的时间作为代价……那么这可能是一种优势吗？换句话说，证明这种规则的例外情况的逻辑是这样的：如果你打算去找一个老年男性，他还非常富有，而假如他以你丈夫的身份去世的话，你会笑出来，即老龄化摇晃症候群。
那些孤独者的求爱广告，与日常的求爱一样，充满了各种取舍。事实上，我们可能会追求某些东西，但是当它落到那个函数线上时，如同简·奥斯丁描述的那些年迈的纺纱工匠一样，我们会接受自己所能得到的而不是得不到的东西。举例来说，在个人征婚广告中，男性甚至懒得回复大龄女性的广告。但在实际生活中，如果女性可以说服双方见面，他们可能会彼此妥协，而不是空手而归。对孤独的单身者来说，这是值得一试的。而对于大龄女性来说，重点是要留在游戏中，在有机会遇到某个男性之前，不要让她们的广告变成垃圾，她们会诉诸诡计去实现这个目的。
当我和帕夫洛夫斯基看到英国的个人征婚广告时，令我们震惊的是，有相当高比例的女性没有说她们的具体年龄，尤其是考虑到年龄是男性择偶的重要标准时。我们怀疑是不是只有年纪大的女性不愿提及年龄。年轻人几乎总是会明确提及他们的年龄。但要如何知道那些没有声明年龄的女性的年龄呢？我们想到一个方法。由于女性通常会要求男性的年龄比自己大3~5岁，所以我们根据这些女性正在寻找的男性的年龄预估了她们的实际年龄。事实证明，只有4%的30多岁的女性拒绝提供年龄，而50多岁的女性中有21%没有提及年龄。此外，明确说出年龄的大龄女性更可能用几十岁这样的词进行模糊描述，而不是提供确切的年龄（如声称她们的年龄为“50多岁”，而不说57岁）。换句话说，女性在最佳生育期结束后才会隐藏这些信息。原因并不难看出：没有给出年龄信息的女性在广告上的要求比那些明确告知年龄的女性要高得多。事实上，隐藏年龄的女性与25岁的女性同样苛刻，尽管她们相差20岁。隐瞒年龄使得这些女性获得了很多选择的机会，也不会妨碍有前景的异性出现。这样一来，她们就可以对局势保持更多的控制权，并且处于可以主动选择的位置，而不是被选择。
当然，女性并不是唯一这样做的人。我们还注意到，男性在征婚广告中经常提到他们的身高在1.8米以上，更矮的男性不会声明他们的身高。事实证明，他们的征婚广告也会遭受歧视。在下一章中，我会对此有更多的叙述。
对于女性来说，独自抚养曾经亲密关系中的孩子也可能成为一个问题。很多年前，我从一个著名的相亲机构得知，他们总是建议有孩子的单身女性最好不要提到孩子。不可避免地，女性往往会忽视这种善意的提醒。因为孩子是她们生活的中心，而且是非常值得骄傲的，她们想要表明：孩子是她们人生的一部分。而当这些女性因为没有收到任何回复泪流满面、空手而归的时候，相亲机构就能说服她们，然后一切都会变得甜蜜和光明。这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克鲁姆赫恩地区，对于有一个孩子的年轻寡妇来说，如果她的孩子死亡，她再婚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而有多个孩子的女性通常会选择一生守寡，并努力抚养她的孩子们。对她们来说，生更多孩子的生理压力较小。约翰·莱西特（John Lycett）和我证实，在现代女性中也存在相似的现象，尽管这种情况与堕胎率有关。使用英国国家统计数据，我们能够证明未婚孕妇选择堕胎的可能性与她对未来特定年龄结婚的期望有关，从而拥有合法的后代。女性越接近绝经，在未来的关系中越不太可能有更多的后代，她越有可能继续怀孕。
从生物学角度来说，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非常简单：总的来说，即使是男性能够提供帮助，他们也不想要养育其他男性的子女。这样做就意味着他们在自己孩子身上的投资会变少，而且从生物学角度来看，这种利他行为在进化上会适得其反。但是，如果男性的选择有限，那么他们也会妥协，而不是完全空手而归。戴维·韦恩福斯（David Waynforth）和我在分析美国个人征婚广告时也发现了这一点。那些占有资源的男性经常明确要求女性在“以前的关系中没有孩子”。而缺乏资源（或至少在征婚广告中没有提出这个要求）的男性更倾向于接受，有时甚至表明他们愿意接管女性以前关系中的孩子。在刚果盆地研究阿卡俾格米人时，人类学家巴里·休利特（Barry Hewlett）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被认为是好猎人的男性（对阿卡俾格米人的女性来说是一种吸引人的特质）没有多少时间去追求其他女性，但拥有资源较少的贫穷猎人会试图通过照顾女性已有的孩子来补偿。
所有这些例子都提醒我们，交配游戏其实非常复杂。人类可能有明确的偏好，但世界并不完美，我们很少能够完全满足这些偏好。大多数时候，我们只能被迫妥协。人类的生活体验会使我们以惊人的准确度来调整愿意妥协的程度。博古斯拉夫·帕夫洛夫斯基和我在分析英国征婚广告时发现，在不同年龄的人群中，男性和女性会根据自己在交配市场中的位置来调整他们提出的要求。和在人群中的可获得性有关，最受欢迎的年龄段的个体（20岁以上的女性，40岁出头的男性）对潜在伴侣的要求最高，但随着市场价值的下降，他们会对自己的要求做出妥协。两性在自己的要求与其市场价值的匹配方面，表现得出人意料地精明。只有一个例外：接近50岁的男性极度高估了他们的能力。当然，他们自己也会明白，他们五十出头的时候就已经在走下坡路了。
人类对可选选项的成本和收益非常敏感。艾米莉·斯通（Emily Stone）和她的同事们调查了世界各地36个文化中的约4500名男性和5300名女性的交配偏好。他们发现，当性别比例变得越来越偏向于男性（他们之间出现更多的竞争）的时候，男性就会放弃他们的择偶标准，同时，当性别比例变得更偏向女性时（给了男性更多的选择），至少对于寻找长期伴侣来说，男性就会提高他们的标准。更重要的是，在男性数量相对较少时，男性似乎更多会发生随意的性行为。当女性人数相对较少，而男性被迫通过竞争获得伴侣时，他们更愿意接受富有承诺性的关系。女性则表现出了相反的行为，当本群体人数占多数时，她们会更加挑剔。这似乎是对这样一个事实的反馈：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男性会开始寻求性关系，因为他们可以轻易找到新的亲密关系，所以女性试图通过更苛刻的方式来对男性施加压力。这表明两性互动的战略是动态变化的，可能不会达到稳定的平衡。它还表明，当男女之间的战略利益发生冲突时，很容易出现性别战争。
詹姆斯·彭尼贝克（James Pennebaker）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单身酒吧进行的一项研究，是我最喜欢的有关妥协的例子。研究者在晚上9点、10点和午夜0点三次要求清醒状态下的男女评价异性和同性的吸引力。虽然评价者对同性别间的吸引力评价没有差异（如果有的话，随着夜色渐浓，我想同性之间的吸引力会逐渐减弱），但靠近午夜的时候，异性之间会认为对方变得更有吸引力。现在，除非你愿意相信最丑陋的人先得分，并且以迷人的方式早早离开了队伍，在我看来，这确实证明了处于寻找伴侣阶段的人放弃了他们的要求，因为他们很可能要独自回家。谁说浪漫已经死了？
孔雀的翅膀，为什么男性要负责狩猎
传统观点一直认为，男性应该负责外出打猎，为配偶和孩子带回食物，因此女性希望寻找有能力、财富或资源的男性似乎非常合理。但在20世纪90年代，人们开始对父母以狩猎形式进行投资的意义提出了质疑。是的，男性的确会去打猎，也确实会把肉带回营地，但也许它的重点不是肉本身。
美国人类学家克里斯汀·霍克斯（Kristen Hawkes）深入研究了狩猎采集社会，得出的结论是，考虑到投入的努力程度，大型狩猎活动只会对家庭的食物供应产生中度影响。可以肯定的是，当一个人捕获一头大象时，每个人都会得到很多肉。但是这种事情发生的时间间隔是非常不规律的，同时，男性们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风险跟踪并偷偷接近大型猎物才能成功捕获。实际上，男性可以通过捕获小型猎物或者和女性一起采集蔬菜食物，来为家庭提供更多的食物，而且过程中他们花费的时间、精力和努力也更少，承担的风险也更低。
狩猎采集社会还令人困惑的地方在于：当男性把猎物带回家时，他们并没有把这一切全部交给家人。严格的部落规则规定，他们必须与群体中的每个人分享，最终每个家庭往往只能分得微不足道的食物。霍克斯想知道，这些社会中的大型狩猎活动的重点不是体型庞大且危险的猎物。能够证明你可以承受这些可能性并带着培根回家，无疑表现了你敏捷、坚毅、灵活的特性。总之，无疑是你的基因质量的表现。狩猎大型猎物是一种炫耀的方式，而不是为家人提供食物的方式。
在19世纪下半叶，当达尔文完善自己的进化论时，他苦思冥想出了孔雀的尾巴这样的例子。笨拙的用来装饰的羽毛显然妨碍了这种可怜的鸟类飞翔，那么它是如何通过自然选择进化而来的呢？达尔文最终意识到，自然选择不仅作用于物种的生存能力，还涉及个体繁衍后代的能力。真正的问题是生存与繁衍后代之间的权衡：仅仅能够长期存活本身并不足以保证能够繁育后代，而繁殖才是推动自然选择的动力。繁衍的绝对重要性意味着，原则上你可以通过快速繁殖和厮守一生来最大限度地提升后代数量。达尔文开始意识到，孔雀的尾巴可以用他称为“性选择”的力量来解释，进化出有利于最大化繁殖能力的特征，才能使它们对异性产生吸引力。
性选择有两个主要动机：女性选择（女性在不同品质的男性之间进行选择）和男性内部的竞争（男性为争取控制权和处于被动地位的女性交配而战）。孔雀的尾巴就是交配竞争的一个例子。在达尔文去世之后一个世纪，我们才意识到一个重要的因素，女性会选择那些拥有诚实特质的男性。以色列鸟类学家阿莫茨·扎哈维（Amotz Zahavi）提出的观点，现在被称为扎哈维的不利条件原理，其中心观点是个体拥有的不利特质是其基因质量无可争议的证据。拥有敏锐洞察力的达尔文找出了自然选择中的强大力量之一，它能够在物种的体貌上诱发迅速且剧烈的变化，拥有这些变化的物种还会据此炫耀。
为了检验男性使用炫耀作为交配策略的可能性，我以前的学生温迪·艾尔代尔（Wendy Iredale）展开了一项研究，他给参加实验的男性和女性提供奖励，然后在实验结束时，邀请他们考虑将奖励的部分或全部捐给慈善机构，当然也可以选择一分不捐，同时由同性别成员、异性成员或没有观察者观看。平均而言，男性和女性都表示愿意将其收入的30%~40%捐献给慈善机构，除了一个被女性观看的男性，他自愿捐献接近60%的收入。在男性看来，表现慷慨显然是一项很好的交配策略，大概是因为女性觉得这很有吸引力。男性似乎并不重视女性的慷慨，所以当男性观看时女性采取异常慷慨的行为并没有什么益处。
然而，值得炫耀的还有更多。我以前的一位学生苏尔·凯莉（Sue Kelly）曾要求女性对七个虚构的男性的偏好进行评估，而这些男性表现出的英雄主义、利他主义和专业化的特点是经过精心设定的。因此，吉姆可能是富有英雄主义的、利他的、专业的消防员，而弗雷德作为一个护士，从专业上说是利他的，但不一定充满英雄气概。相比之下，乔治是一个并不具有利他精神的超市经理，但曾经解救了劫匪劫持的银行员工（因此他的英雄主义是自愿的而不是职业所要求的）。
研究者要求实验参与者对介绍这些男性的小品文进行评分，女性明显表现出了与利他主义者形成长期的非性交关系的友谊的倾向，但非常强烈地支持与英雄（尤其是职业英雄）发生一夜情或多夜情。作为一个职业英雄，从绵羊群中分离出山羊这种方式根本不能和酒吧里的夸夸其谈者相提并论。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在选择与谁交配时，女性可能会倾向于选择表现出高质量基因线索的男性，但在选择与谁生活时更偏爱养育特质（对育儿产生影响的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