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场比赛中的男性不是无辜的棋子：他们清楚地理解规则，并尽其所能地利用女性的偏好。在凯利的研究中，研究者要求男性从女性的角度评价短片，结果他们表现出了与女性几乎相同的模式，只不过他们倾向于夸大女性的相对偏好。看起来这些男性很好地理解了这些小品文。所以，如果出于某种原因，冒险对女性有吸引力的话，那么选择承担风险可能与其他任何证明自己适合未来伴侣的方式一样好。对于女性来说，这个赌注可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任何测试男性品质和能力的游戏，无论是狩猎、经济、文学、社会还是体育领域，都可能提供一个完美合理的舞台，帮她们选出男孩群中的男性。
夏延市的印第安人的例子，说明了男性如何采用冒险的行为吸引女性。历史上，夏延市有两个酋长：和平酋长和战争酋长。和平酋长主要负责社区事务，他们不会参加突袭或部落之间的战斗，从父亲那里继承职位；战争酋长负责领导部落进行战斗，他们被要求放弃婚姻，并且需要时常发誓，除非他们所在的一方获胜，否则永远不会活着离开这个领地。为了确保实现这个誓言，他们不得不将自己与领地捆绑在一起。不用说，许多战争酋长年纪轻轻就死于战争，而幸存下来的人过得异常幸福。在结束职业生涯之后，战争酋长可以放弃自己的誓言并结婚。他们的激素分泌旺盛，一般都会有很多孩子。根据19世纪的人口普查记录，我用两类酋长一生拥有的子女的数量，乘以当时这两类酋长在人口中的相对比重，结果表明，这两种策略在进化中是平衡的，他们的策略不相上下。
对于战争酋长而言，最重要的事情是他们的出身。几乎所有的战争酋长都是孤儿，在夏延市的这种社会中，寡妇和孤儿总是处于社会底层，命运悲惨，婚姻和社会前景可想而知。对于一个孤儿来说，成为一名战争酋长是命运的救生索，尽管这是一个随时可能丧命的危险身份。但对于那些体格足够好的人来说，他们“退休”的时候，必然会“招摇过市”。这是一个高风险、高收益的策略，并非适合所有人。一名和平首领的儿子不会考虑成为一名战争酋长，因为他凭借遗产就可以走上成功的人生道路，重点是不必面临高风险。但孤儿只能在生活在社会底层和冒险并成功逆袭之间做出选择。这其中正是风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那些比普通人更加坚韧的人才有机会走这条路，否则就会早亡。在这种情况下，你最好能够成为一个任何人都可以使唤的苦役。这是对完美基因的不妥协的考验。
冒险被深深嵌入到了男性的灵魂之中。一旦男孩到了青少年时期，他们的死亡率会突然大幅度提升，而女孩则不会这样。男孩大多喜欢赛车，敢于冒险，更乐于接触危险武器，更有可能吸食毒品……因此更大概率会造成严重后果。这并不是说女孩从不做这些事情，而是作为一个群体，女孩比男孩更谨慎，不太冒险。在2000~2007年之间，美国15~19岁的白人青少年男性的平均死亡率是0.00065万，而白人少女的平均死亡率只有0.00040万，大约是年龄相当的男孩的一半。所有死亡的男性中，有一半以上（每年每10万人中死亡34.1人）是由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另有15%（每年每10万人中死亡10.9人）因火灾而死亡。女孩的相应数字分别为19.8人和1.9人，在大多数女孩死于交通事故的案例中，我相信你会认可实际上是男孩在开车。
男孩是天生的冒险者。我们的几个简单的小型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我的一名学生拉金德尔·阿特瓦尔（Rajinder Atwal）记录了当男女横穿人行横道时，迎面驶来的汽车到他们的距离。结果表明，男性承担的风险比女性要大得多。更重要的是，如果有女性在场的话，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在危险的条件下横穿马路（标识灯为绿色，迎面驶来的车辆距离在50米以内）。对于女孩来说，在危险条件下过马路的可能性不受是否有旁观者在场的影响，与旁观者是男孩还是女孩无关。男孩更乐于炫耀，而且炫耀最好是通过冒险来完成的，风险越大，区分出男性性别的效果越好。
这章强调的一个事实是，在选择伴侣时，我们似乎会精心计算，但并非所有关于选择伴侣的判断都是在明确衡量我们可能从关系中得到什么的情况下完成的。生命太短暂了，我们根本无法检验出预期伴侣的价值的每一个细节。因此，我们依靠进化而来的蛛丝马迹，就可以做出到位的评估。对我而言，其中一些线索是非常微妙的，我总想知道人类是如何通过细微的差异来做出判断的，比如某人手指的相对长度。看起来，生活充满了潜意识的广告，我们能够回应，但并不总是能意识到。
● 人类实际上面临着与身高相冲突的选择压力：女性在选择高个子的男性，而男性在选择矮个子的女性。稳定的选择促使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高度大致处于恒定的水平。
● 无论对称的进化意义是什么，它似乎确实是人类选择配偶的决定性因素。我们对它的敏感程度足以让人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细微差别。
奥德对她的爱人发誓：亲爱的，
你是我最骄傲的作品。
她曾和那些没有经验的男人做爱，
他们的脸上长着青涩的青春痘。
——《啊，青春的疹子》
大约5000年前，拉美西斯这样描述他最爱的妻子奈菲尔塔利：“她的臀部丰满，腰部极细。”这是一个永恒的描述，女性喜欢天然沙漏型身材——胸部和臀部较宽、腰部较细。细腰本身并没有那么令人兴奋，尽管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曾竭力通过紧身胸衣来缩小自己的腰围，甚至通过手术切除肋骨来制造出著名的黄蜂腰。
与青春期前雌雄同体的身体形态真正背离的是胸部和臀部的增大，主要由脂肪层堆积产生。我们会用各种各样的线索来衡量未来伴侣满足我们的各种标准的程度，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面部的，但并不是全部，身体形状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这些线索通常会被自动处理，简单地获得“是”或“否”的响应。
完美腰臀比，维纳斯雕像中的女性美
按照灵长类动物的标准，人类体内的脂肪含量非常高。在体重正常的女性中，其体重的20%是脂肪，男性身体的脂肪接近15%，而在猴子和类人猿中，这一比例为3%~5%，人类如此肥胖的主要原因是生产后代。怀孕，尤其是哺乳期的成本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以至于女性需要大量的脂肪储备，以便在长期的“投资”过程中转化为婴儿的能量。自然生育的女性的妊娠期约为9个月，哺乳期约为3~4年。很明显，在妊娠的头几个月（胚胎很小）和哺乳的后6个月（婴儿开始自己进食时）的消耗是最小的，但中间时期婴儿的一切需要都要由母亲提供，这是非常昂贵的。
在自然条件下，母亲很难通过进食足够的食物来满足婴儿的消耗，因此她们的体重会大幅度下降。如果没有大量的脂肪作为储备，母体就会通过代谢自己的肌肉来维持婴儿的生命需要，而这种消耗是无法恢复的。进化的作用是把这些脂肪存放在最需要的地方（乳房和子宫），这大概是为了尽量减少在身体周围运输能量的成本。身体脂肪的变化是由卵巢产生的雌激素调节的，因此，在这些关键的仓库中，身体脂肪可能是女性生育能力的一个很好的指标。而身体其他部位多余的脂肪则会对生育产生负面影响，这反过来又增强了苗条的腰部和沙漏型身材的重要性。
由于在怀孕和哺乳期间需要脂肪库来提供能量储备，所以女性和男性的体形是非常不同的。自然的男性身体形态和青春期之前的女性身体形态是管状的，而在青春期之后，由于脂肪库位置的形成，女性形成了沙漏状身形。性选择在这一区别上起了作用，使女性的沙漏形身材对男性具有感官上的吸引力，这反过来又促使女性进一点夸大自己的外形。男性的管状身材越宽、肌肉越结实，对女性来说越具有吸引力。按腰围和臀围的比例来划分体形，女性认为腰臀比为0.9的男性最有吸引力（换句话说，要有足够的腰围防止牛仔裤掉下来），而男性则发现腰臀比为0.7的女性（典型的中间折叠模型的身材）是最吸引人的。腰臀比为0.7大致相当于传统的三围比：36-24-36。
心理学家德夫·辛格（Dev Singh）和他的同事们已经从对非洲、东南亚和波利尼西亚的文化研究中获得了类似的结果，这表明这些偏好并不完全是来自西方媒体对沙漏形身材的困惑造成的结果。然而，其他研究表明，在传统社会中，纯粹的体重可能是更常见的选择依据。这些明显的差异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男性对女性身体形态的偏好被精确地调整为当地环境中女性生育力的最佳预测因子。在食物营养紧张的人群中（也就是大多数传统的小规模社会），一个丰满的鲁宾式身材也许是一个更好的女性生理健康指数，而在营养条件良好的人群中，腰臀比可能是一个更好的指标。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母亲的身体好坏会影响她在婴儿身上投入的剩余能量，在传统社会中，这可能是婴儿成长和生存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与现代发达经济体相比，当生存压力显著降低时，母亲的肥胖对其生育前景的影响可能要小得多。换句话说，男性可以根据经济状况在这两个关键特征之间来回切换。
博古斯拉夫和我偶然发现了一些支持这一说法的证据。在数千名波兰女性的样本中，腰臀比是新生儿体重的一个更好的预测因子（决定婴儿生存与否的关键因素，因此也是衡量母亲健康状况的指标）。和体重较轻的妇女相比，体重更重的女性群体中（约为110斤）身体质量指数（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一种广泛使用的绝对肥胖指数）是更好的预测因子。在大多数小规模的传统社会中，女性倾向于体重分布较轻的一端，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社会中的男性在判断女性的魅力时更容易受到体重的影响。
不管如何，女性身体形态提供的信号确实反映了她的生育能力。女性的脂肪与体重必须达到目标比例，才能进入青春期和开始排卵。此外，腰臀比与生育能力（排卵能力）之间的关系，反映了脂肪沉积（特别是在臀部）受雌激素调节的事实。体脂含量也反映了女性的一般健康状况。芬兰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腰臀比低的女性（即接近0.7，表示腰围小和臀部大）比高腰臀比的女性血压更低，低密度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水平也更低。同样，在体重轻微不足到超重范围内的学生样本中，面部肥胖与胸部感染、患高血压的概率和严重程度呈负相关，与服用抗生素的可能性呈正相关。腰臀比也会对婴儿发育的各个方面产生影响。一项针对16300对美国母婴展开的研究表明，母亲的腰臀比与孩子的智商呈负相关（即腰臀比趋向于0.7的女性拥有智商较高的孩子），青少年母亲尤其如此。作者认为，这与胎儿发育期间资源的可用性有关。
这些线索的目的不仅是暗示什么样的女孩对男孩有吸引力，而且还能吸引男孩到女孩中去，这样女孩就可以在他们中挑选。我们有着各种各样的交易技巧来达成这件事。除了我们在第2章中提到的香水，化妆品也被用来夸大我们必须提供的信号。化妆品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400年，当时埃及法老图特摩斯三世宫廷的三位女士的陪葬品中就有各种化妆品，其中包括一种由油和石灰混合而成的洁面乳。她们这一阶层的女性会用深色的眼影（用黑灰色的铅矿石制成，在非洲仍有大量女性使用）或粉绿色的麦卡石粉来突显她们的眼睛。眼影似乎模仿了排卵期间眼睑的自然变黑（可能是血液供给增加的结果），这似乎可以表明生育能力的提高。同样，使用胭脂（主要是肤色较浅的人）似乎模仿在性唤醒期间脸颊发红的样子。
这些线索甚至可以延伸到你走路的方式、你穿的衣服以及你在谈话中如何互动。过去30年中有关人类求爱的大部分研究成果都来自维也纳大学的卡尔·格拉默（Karl Grammer）的实验室，他们通过拍摄记录到，年轻女性在排卵期时会更多地摆动臀部。在夜总会和舞厅里，处于排卵期的女性的表现也会更加明显。除了拍摄她们之外，格雷默和他的团队还测量了女性穿着连衣裙覆盖身体的范围，结果发现女性在排卵期皮肤的裸露程度会增加。
在单身酒吧进行的人类求爱研究也揭示了一系列非常独特的行为。当女性对一个正在交谈的男性感兴趣时，她们会有以下行为表现，包括将上身靠在他身上，并结合一系列甩头动作以及独特的笑声模式。这些往往会先暂时抓住男性的目光，在这期间，女性的瞳孔会发生明显扩张。格雷默在他的求爱研究中指出，尽管女性很少表现出消极情绪，但女性的行为似乎可以表明控制关系发展的明确意图。如果有的话，女性似乎会以故意矛盾的方式行事，这使得男性对女性的真实意图不明所以。与此同时，她们似乎在搜集信息来评估男性作为伴侣的适宜性。实际上，女性会尽可能保持她们选择的开放性，她们更关心最终与之配对的男性的素质。格拉默认为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男性刚刚见面时经常高估女性对他们的兴趣。
不管我们多么不重视身材的重要性，事实上，我们对同性竞争对手的这些暗示的反应和异性是一样的。道格·肯里克（Deug Kenrick）和他的同事们给女性展示了女性模特的照片，并在此之前和之后测量她们的情绪反应。看了模特照片后，女性被试的情绪明显下降：她们对自己的外表的满意度降低。同样，当男性被展示给同样的女性模特照片时，他们认为妻子的吸引力更低，与妻子的关系也不甚满意。
更高的个子，更多的孩子
看起来，和身高相比，黝黑、英俊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有效果。博古斯拉夫和我分析了来自弗罗茨瓦夫市的4419名波兰男子的生活史资料，发现个子高的男性比个子矮的男性更有可能结婚并且生更多的孩子。1950年，有研究在美国西点军校的军官学员的身高和孩子数量之间也发现了类似的相关性（他们拥有更多的孩子是通过更多的婚姻次数来实现的）。丹尼尔·列托（Daniel Nettle）试图在一个非常大的英国男性群体中（1958年的全英儿童发展样本，其中包括1958年3月某周内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出生的所有人）寻找类似的效果，但没有找到。不过，他确实发现了一个身材和婚姻可能性之间的关系。在一个没有现代避孕措施的传统社会中，这当然会直接导致更多的孩子。
总而言之，女性似乎会主动挑选更高的男性。我们的波兰样本提供了相关方面的一些证据。事实证明，男性身材与其生育状况之间的关系存在长期相关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的人均人口比其他任何欧洲国家都多。结果，当十几岁的青少年群体在接下来10年里开始结婚时，当时的女性并没有那么多男性可供选择。因此，女性对高个子的偏好的证据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但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有越来越多的男性可供女性选择，这种偏好越来越明显。
当列托在1958年的英国出生队列样本中寻找女性身高的影响时，他发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模式：个子矮和个子高的女性比平均身高的女性生育的孩子数量要少。在这个样本中，女性的平均身高是1.62米，而生育能力最高的女性身高是1.50米。即使在控制了社会经济阶层和严重疾病等因素之后，这种相关性仍然存在（因为这与女性的身高有关）。在极端情况下，非常矮和非常高的女性比平均身高的女性更不容易结婚或处于永久性关系中。这表明，人类实际上面临着与身高相冲突的选择压力：女性在选择高个子的男性，而男性在选择矮个子的女性。稳定的选择促使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高度大致处于恒定水平，并防止失控的自然选择将其导向任何一个极端。
这是求爱中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缺点。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与异性的互动会损害男性的认知功能。研究要求被试完成一项简单的记忆任务：在电脑屏幕上一次一次地呈现一系列字母，然后要求被试说出每个字母是否与最后一个字母相同。在完成任务的中途，被试被要求在房间里休息一段时间，在那里，一名男性或女性实验人只会与被试进行几分钟的交谈。当被试回到实验室继续进行实验时，那些与女性实验人员进行互动的男性的表现要比与男性实验者互动的差得多，而且他们对女性的评价越低，表现就越差。而女性被试没有表现出这样的状态。男性似乎很容易被相貌出众的女性分散注意力，让自己陷入精神错乱的状态。
阳刚与柔美，跨越种族的审美偏好
男性和女性在对阳刚的男性面孔和柔美的女性面孔的偏好上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这种偏好跨越了文化和种族的界限。圣安德鲁斯大学的戴夫·佩雷特（Dave Perrett）致力于研究人类的面部吸引力。他和他的学生设计了一些软件，可以创造出合成脸，这些脸由大量同性别面孔的平均面部特征合成，因此人们可以让这些面孔变得更加男性化或女性化。
实验结果显示，两性的首选特征非常明显：女性（在某种程度上男性也是）更喜欢异性拥有男性化的面孔（更大的下巴，更宽的颧骨，更凸出的下脸，更大的眼睛，突出的眉骨和更深的肤色，这些都是由高睾酮水平决定的性状），而男性（此处主要指欧美男性）更喜欢异性具有女性化的面部（下巴较小，上唇较窄，眉毛较淡，脸颊较窄，眼睛较小，肤色较浅）。操作者可以巧妙地将任何脸部从更女性化转变为更男性化，然后再返回，只需在相应的维度上调整这些特征即可。
驱使这些面部轮廓沿着男性–女性维度变化的睾酮会增加免疫系统的压力并由此导致免疫力降低，使具有较高睾酮水平的雄性无法很好地应对病毒、细菌和寄生虫的攻击。从这个意义上说，男性化特征是优良基因难以伪装的信号，因为它们反映了身体应对睾丸激素施加的巨大压力的能力。与男性面部相比较，女性的面部更像婴儿。婴儿的脸部结构非常独特，前额和脸都比较突出。成长过程中，婴儿的下巴会降低，脸逐渐变形，变得更加突出。在婴儿身上，眼睛和头顶之间的距离比眼睛和下巴之间的距离要大，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减小。青春期后，随着下巴线条的加深，男性的面部轮廓也会发生变化，脸的下部开始突出，下巴变大、棱角分明。
在一项针对女性面部特征的研究中，道格·琼斯（Doug Jones）测量了女性面部感官之间的比例，并将其组合成一个综合指数，然后将该指数与年龄相关联，生成了“面部比例与年龄的关系模型”。琼斯用这个模型来预测一个特定年龄女性的面部形状。将预测的形状与女性的实际形状进行比较，道格·琼斯得出了一个更加简易的新指标。他发现，来自5个不同文化群体的被试对这些面孔的吸引力进行评分时，他们对女性吸引力的评价随着预测值和实际年龄的差异而增加：那些预测值低于实际年龄的女性被认为更具吸引力。接着，道格·琼斯又分析了杂志模特的面孔。对比标准的年龄图表，这些女性的脸相当于一个7岁的孩子——她们的脸被夸张地幼化了。实际上，面部幼态似乎是年轻态的一个非正常暗示，大概是男性倾向于选择更年轻的面孔的结果。这似乎暗藏着对恋童癖成因的部分解释，令人感到不安。
因为人类的寿命较长，所以很难将年轻时的外表与人们一生的表现联系起来。这对于进化研究来说尤其成问题，因为研究者真正想知道的是一个人在生育期会有多少个孩子和孙辈。有时，环境的巧合会提供你所想找的东西。社会学家乌尔里克·米勒（Ulrich Mueller）和艾伦·梅热（Allan Mazur）对西点军校学员的照片以及从他们的脸上获得的相关指数、未来职业发展和家庭规模进行了评估，所有这些都被精心记录在学员的校友档案中。评估结果表明，面部拥有更多男性化特征的男性与那些男性化程度更低的男性相比在结束军事生涯时处于更高的等级。他们还发现，具有更好表现的军人一般会生育更多的孩子和拥有更多的孙辈。当然竞争也是需要付出成本的。那些最高级别的军人通常拥有的孩子数量更少，似乎他们做得太过了，走得太远了，或者竞争体制意味着为了获得最高的荣誉，他们不得不牺牲一些东西。
迄今为止最令人惊讶的发现是，女性对男性面孔的偏好在月经周期中存在差异。在排卵阶段，女性更喜欢具有夸张男性特征的面孔，而在其他时候，她们更喜欢具有女性化特征的男性面孔。在卵泡形成阶段，女性更喜欢对称的男性特征。高度男性化的特征和面部对称都反映了基因的质量——基因在发育过程中能够抵抗环境的破坏性影响。这个解释似乎反映了“无赖或爸爸”的维度划分。实际上，当女性最有可能怀孕的时候，她们会把自己的偏好转向那些拥有良好基因的男性，但在其他时候，她们更喜欢那些拥有女性化特征的男性，因为这与教养更相关。女性最乐于采用的策略是：寻找基因最好的男性受孕，然后找到最具教养的人来帮助养育孩子。
戴夫·佩雷特和他的同事们发现的最后一个好奇之处是，人们倾向于选择与他们的异性父母相似的伴侣，无论是面部形状、头发还是眼睛的颜色。匈牙利的样本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在寻找与父母相近的种族特征时，颜色和毛发是非常明显的标记物。正因为如此，它提供了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例子。混血婚姻家庭中的孩子也倾向于选择与他们异性父母相同种族的伴侣。这种效应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孩子更倾向于选择与自己年幼时的父母年龄相仿的伴侣。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的父母在他或她出生时的年龄是40岁，无论他或她的婚育年龄，都倾向于选择年长的伴侣，而那些在他出生时父母20多岁的人更有可能把目标锁定在更年轻的对象身上。当然，这些影响不是绝对的，只是统计数据，但如果我们真的随机选择自己的伴侣，这种情况会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
面孔确实会传递多种信息——在男性化或女性化的外形上，有良好基因的暗示，也有亲缘和个性的暗示。一个在加拿大人中进行的研究中，莉萨·德布鲁因（Lisa Debruine）发现，当人们被要求评估将自己的面孔转换成的异性照片或者许多无关个体的平均面孔的吸引力时，人们认为与自己更为相似的面孔建立关系更为合适，但他们也承认这样的面孔缺乏短期吸引力（好的基因位）。这表明我们可以将线索分开，并以非常微妙的方式使用它们来为不同的目的做出选择。
面部相似的一个更奇怪的副作用体现在婴儿出生的时候。为了说服父亲将他与孩子联系起来，孩子的母亲和外祖父母会经常评论新生婴儿如何与父亲相似——只要孩子父亲确实在房间里。这是一种跨文化现象，在北美和墨西哥都有发现。人们通常会说婴儿如何拥有与父亲相似的眼睛、鼻子、嘴或下巴，甚至额头和耳朵也会出现在他们的评论中。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新生婴儿看起来和任何人都不一样。
与父母面孔的相似性是婴儿长大后才会表现出来的特征吗？事实上，面部特征可能是进化而来的，是中性的，而不会看起来像任何一个人——为了防止父亲不是父亲。当婴儿发育出全部的成人特征并且变得与其亲生父母相似时，他已经与其“养父母”共同生活了10年或更久，并且已经太晚了：“父亲”已经与他建立了很好的联系。做出这些评论的心理压力非常强大，几乎每次新生儿出现时都可以观察到这一点，就好像母亲和她的家人迫不及待地说服丈夫说孩子确实是他的。
这背后可能有一些真实的内容。我的前同事史蒂夫·普拉特克（Steve Platek）让男性和女性对5张两岁小孩的照片进行评分，这些照片中分别用3%~5%的被试特征进行了处理，然后被试评价哪一张照片最有吸引力，哪一个他们会愿意借钱或领养。结果表明，男性和女性都倾向于选择与自己拥有25%相同特质的面孔。这种影响对于男性而言更强，大约是女性的两倍。相比之下，具有3%、6%或12.5%的相同特质的面孔被选中的概率是随机的。当被问及时，这些被试都不知道这些面孔是自身照片的变体，他们的回应似乎是无意识的。
在随后的大脑成像研究中，研究人员给一小部分男性和女性被试看了一些照片，这些照片一半是他们两岁时的面孔的变形，一半是他们成年后的面孔的变形。男性对自己小时候的面孔的变形反应要强烈得多（尽管女性通常对孩子的面部反应更大）。两性的大脑“梭状回”面孔处理区域在看照片时都处于活跃状态，男性额叶区域比女性的活跃度更高。他们不仅在孩子的脸上识别出了自己的特征，而且似乎比女性更积极。男性会更仔细地思考面孔信息，这样做也许是在寻找线索，让他们相信孩子确实是自己的。
我想，在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最主要的意义是，一些文化在多大程度上隐藏了女性的面孔。在世界上许多拥有传统文化中的地区，包括西欧，女性被要求用披肩盖住自己的头。而在一些伊斯兰文化中，女性必须从头到脚地将自己遮盖起来。这样做的一个明显的原因是，通过将那些本来可以搜寻读取的线索最小化，以降低吸引异性注意力的风险。
更对称的身体，更高的基因质量
对称的身体特征（如脸、耳朵、手臂或腿）被认为是反映基因质量的重要线索。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会遭遇很多的创伤和损害，对称的双侧身体特征似乎反映了一个人的基因是如何产生一个完全对称的身体的。每次咳嗽和打喷嚏，每一段短暂的食物短缺，每一次感染都会妨碍发育过程，那些能够应对这些恶劣环境，还能形成一个对称的个体的基因一定是好的。对称的双侧身体差别通常很小，几乎辨别不出来，如耳垂的长度和左右食指的长度差异。然而人类就是能够把它们识别出来。
在过去的30年中，研究者已经在对称性（在技术文献中被称为波动的不对称性）以及鸟类和其他动物中与对称性有关的配偶选择上进行了许多观察和实验研究，这些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人类中，对称的男性被认为更具吸引力。乳房对称似乎与女性的生育能力相关：乳房更对称的女性往往会生育更多的孩子。对称的男性和女性往往智商更高，而且，更坏的消息是，智商高的男性精子质量更高，这是通过数量、精子浓度和活性来衡量的（所有这些都会影响男性生育后代的能力）。造成这种关系的原因是另一个问题。
最重要的是，无论对称的进化意义是什么，它似乎确实是人类选择配偶的决定性因素。我们对它的敏感程度足以让人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细微差别。
当时美国罗格斯大学的威尔·布朗（Will Brown）录制了牙买加男性和女性跳舞的视频，经观察发现，男性的对称性（以左右脚踝、手腕、手指和耳朵长度的平均差异衡量）与他们的舞蹈水平（按性别分别评分）存在相关性，而这种现象在男性身上更为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女性似乎对男性施加的选择压力明显高于男性对女性施加的选择压力，这迫使她们将自己推向极限，从而将不同的男性区分开。
虽然从来没有人注意过这一点，但我常常想知道对称性和身体优美性是否会在女性偏爱高跟鞋方面扮演重要角色。高跟鞋对于女性走路有两个重要的作用。一是强迫她们以弯曲膝盖的姿态走路，因为脚后跟踮起会让她们向前倾斜。这会在身体上形成一种紧张感，传达出兴奋的情绪，并因此表现出性兴趣，它会让人更具诱惑性。二是女性的臀部比较宽，为了保持平衡，她们穿高跟鞋时步态会更摇摆。这很难做到，特别是当高跟鞋的跟非常细时，这也许意味着高跟鞋可能是生物学上的一个障碍。如果你的腿长没有接近完美的对称，协调性较差，那么穿着高跟鞋优雅地行走可能会更加困难，从而为你的基因质量提供直接证据。它也可能是年龄的暗示：只有那些身体年轻、柔软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
史蒂夫·康格斯特（Steve Gangested）和兰迪·桑希尔（Randy Thornhill）在阿尔伯克基大学进行的一系列广泛研究发现，对称性好的男性往往拥有更多的性伴侣，而且会更多地牵涉额外配对的关系。无论是男性当前拥有的资源和财富，还是预期的未来薪水，都无法预测出他们额外配对的频率。同样，他们发现对称性好的男性更容易被那些处于长期关系中的女性选为出轨对象。与对称性好的男性一起时女性更容易达到高潮。考虑到我们已经了解的情况，对处于排卵期的女性而言对称的男性最具吸引力就不足为奇了。
对于伴侣的选择和我们的亲密关系来说，了解本章内容是很有好处的。而我在引言中提到过，我们还拥有其他形式的关系，这些关系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但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不应该被忽视。在下一章，我们将更详细地探讨这些关系。
● 个人的社交网络规模和凝聚力可能会对一个人和他的孩子的健康产生巨大影响。结交朋友、结婚或者成为宗教团体的成员，都能降低人们生病的可能性，并且在你生病的时候加快你的康复速度。
● 亲密关系本身并不是一件稳定和持久的事情。如果不能持续投入，关系就会很脆弱，很容易受到侵蚀。人们都可以在人际关系良好的网络中得到更强烈的情感体验，因为这些个体之间的互动更频繁，他们更有可能觉得自己受到了支持。
友谊万岁，朋友，
友谊万岁，
举杯痛饮，同声歌颂，
友谊地久天长！
——《友谊地久天长》
我们常常在正式婚姻安排上小题大做，进入一段关系就期待它能永远持续下去。但在传统的狩猎采集社会中，在漫长的进化历史中，婚姻并不总是那么正式或持久。那时的人们只是决定一起共同生活，自然地生下孩子。当时间太久以后，他们又会分开，继续寻找新的伴侣。在巴拉圭东部的阿什狩猎采集群体中，一个人在一生中的平均配对伴侣数量在10~12个之间。尽管这种变化多是由于前一个伴侣的死亡而产生的，但社会安排（social arrangements）仍然非常不稳定。
但亲密关系与构成我们复杂社会关系网络的其他纽带区别有多大呢？在这一章中，我想将它们与我们拥有的另外两种特定类型的关系进行比较：家人和朋友。
不需要费力维系的亲属关系
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我们都生活在一个亲属关系网中。每个人都有父母和祖父母，而且很可能也有兄弟姐妹、阿姨、叔叔、堂兄弟等。亲属网络的层次从我们的亲缘关系中向外扩散，有些人是近亲，与我们有直接的生物血缘，有些人则是联姻亲属，人类学家称之为姻亲。尽管我们的姻亲关系与血缘无关——这往往导致他们被进化生物学家们忽视，但他们与我们的后代遗传密切相关。从生物学上来说，这使他们与真正的亲属（那些与我们有共同祖先的人）具有相同的地位。
现代后工业社会和传统的小型社会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差异。在小型社会中，无论是巴拉圭的狩猎采集者、苏格兰赫布里群岛的岛屿社区，还是北美的乡村山区，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每个人社交范围内的人都是亲戚。你在社会中的地位是由你的亲属关系决定的。他们定义了你应该怎样问候一个人，你是否可以和他们开玩笑，也许最重要的是你会和他们中的某个或某几个人结婚。在现代后工业社会中，我们的亲属关系中还包括一些与我们没有生物学关系的人，我们称他们为朋友或知己。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周围的社会环境由两个完全独立的网络组成，一个是亲属网络，一个是友谊网络，两者相互交织。我们的个人社交网络中大约一半是亲戚，一半是朋友，但这种平衡主要取决于你的大家庭有多大，我们优先考虑的都是家人。我们在对来自比利时和英国的个体的社交网络的分析中发现，那些来自大家庭的人的朋友更少。这就好像你在社交环境中所拥有的游戏机数量是固定的，你会先用亲人填满空位，然后才会考虑加一些朋友。
这种状况至少有两个可能的原因。一个是生物学家称为亲属选择的压力：由于这样做的好处通常会提供与您共享的基因方面的益处，所以是有利于亲属的进化压力。当我们与某人拥有共同祖先时，我们通过共同祖先的直接遗传与他们共享一部分基因。在严格的一夫一妻制交配系统中，我们与兄弟姐妹共享大约1/2的基因，与祖父母共有大约1/4的基因，而与堂兄弟共有大约1/8的基因。生物学理论告诉我们，这些价值估量强化了对亲属的任何利他行为都会带来遗传利益的可能性。
利他主义者会促进两个人共同拥有的基因的复制，其中一个结果就是，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家庭成员比朋友更可能支持我们。正如古语云：“血浓于水。”亲属优先的一个原因是，家庭关系似乎比友谊需要更少的努力来维护。关于亲属优先的第二个原因我想在下一节讲，所以现在先不谈它。我在这里想要多说一点社交网络的结构。如果按照我们的感觉亲近程度，把所有我们知道的人排列成一个连续统一体，我们通常会发现他们处于一系列团体中，成员间也达到了相似的情感密切程度，从而显示出群体之间的阶段性变化。实际上，它们形成了一系列的好友圈（在Facebook的意义上）。
当我们通过这些层次由内向外地进行审视，从最亲密的朋友到最外层的熟人，有两件事会变得更加明显。第一，每个连续的层都比它内部的层大。第二，我们与某人的情感亲密程度与接触频率密切相关，并且随着圈层的扩展而递减。这些圈层从一个约由5个亲密朋友组成的内圈开始，向外扩展到15个最好的朋友和50个好朋友的群体（包括他们内部的层），总数约为150个（现在称为邓巴数）。除了这150人之外，还有更多尺寸越来越大的圈层，主要包括偶然见面的熟人，或知道名字但可能永远不会见面的人，当然也有与我们没有实际联系的人（包括名人或电视人物）。
这些人也不一定是活着的人。他们可以包括死去的亲戚、过去的名人或具有宗教意义的人，如耶稣基督或先知穆罕默德，或任何宗教中的圣人和神像，甚至包括我们最喜欢的肥皂剧演员。如果我们觉得自己与宠物也有某种关系，外面的层可能会包括我们的宠物、盆栽植物，甚至是虚拟人物中的任何一个。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在朋友圈中囊括自己喜欢的任何人。
我们的社交圈层的存在理由有：它们代表与我们有特定利益关系的人群。最内圈由约5个人构成的群体代表我们的支持网络，为我们提供情感支持，当我们需要建议（特别是个人生活中的危机）或财务援助时我们会去找那些人。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通常是亲密的家人，但总会有一两个非亲属关系的朋友。除此之外，还有大约10个人与核心层的5个人共同构成了我们的共情群体，这些人的离去会让我们深深地陷入困境。这15个人是与我们一起度过大部分社交时间的人，是我们经常看到和一起生活的人。当我们需要的时候，他们可能自愿为我们照顾孩子，帮我们搬家或修理东西，邀请我们一起烧烤或共进晚餐。这15个人占了我们花在社交上的60%的时间。社交圈层内部的这些人，是我们真正要将伴侣与之相比较的人群。
除了前两层之外，其他圈层中还有130个人，我们与这些人算是一般的亲朋好友，当然也包括一些更远的关系，我们很容易将这些人与150人之外的其他人区分开。这些外层人士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系列外部信息，如就业机会，我们还会将这些人视为“后备朋友”。对于研究社交网络的人来说，除前两层之外的关系又被称为弱关系，因为其中的人与我们没有那么亲密，往往是间接认识的（朋友的朋友）。
朋友为什么不联系就会疏远
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个人的社交网络规模和凝聚力可能会对一个人和他的孩子的健康产生巨大影响。结交朋友、结婚或者成为宗教团体的成员，都能降低人们生病的可能性，并且在我们生病的时候加快我们的康复速度。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当被试接触到普通感冒病毒时，那些有较多朋友的人患感冒的可能性明显更低。另一项研究表明，婚姻生活和谐的病人的伤口愈合速度比那些婚姻生活不幸的人更快。你的社交圈在以某种我们还不了解的方式保护着你。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与亲密朋友和家人的互动可以刺激内啡肽的产生，内啡肽似乎可以调节免疫系统。
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家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Nicholas Christakis）和詹姆斯·富勒（James Fowler）(12)已经通过相当多的研究展示了朋友在我们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如果我们的亲密网络中的其他成员肥胖、快乐、抑郁、戒烟、离婚，甚至死亡，我们也更可能跟他们一样。我们社交网络中的第三层关系，也就是朋友的朋友层面，也对我们有着重要影响。这些更广泛的圈子有时会在我们的爱情生活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大约70%的人借由家庭成员、朋友或朋友的朋友来遇到未来的伴侣。相比之下，只有3%的人会通过家庭成员来认识一夜情的对象，有37%的人是通过朋友来认识伴侣的。实际上，旧时的媒人仍然还活跃着，他们在比过去更有组织的群体中存在着。出现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是，我们的朋友实际上为未来的合作伙伴提供了保证：他们充当了个体作为一个生命伴侣的合适担保人，从而降低了我们做出一个糟糕选择的风险。对于一个长期伴侣来说，担保和保证比今天来明天去的一夜情更重要。
这并不是我们唯一可以依赖他人的建议来做出选择的情况。来自动物的大量证据表明，雌性会模仿他人的择偶偏好，这就好像它们在用一个集体投票系统来寻找最吸引人的伴侣。在人类身上似乎也有同样的现象。如果其他人都认为达西先生是“猫的胡须”，那么很有可能他就是猫的胡须。这是一种廉价而愉悦的启发式方法，可以节省时间和精力。这也是所谓的“婚戒效应”：已婚男性通常被认为更有吸引力。
日常的观察也发现，女性会比男性更多地在讨论中谈及男性的优缺点。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40名年轻女性被要求对8名男性的照片进行评价，看她们是否喜欢和这些男性约会。接下来，在看完男性参与速配的视频后，这些女性被要求再对男性进行一次评分。由于速配约会发生在德国，视频中参与约会的女性不会讲德语，所以唯一的线索就是速配过程中女性表现出的兴趣。最终结果表明，当视频中的女性对男性表现出感兴趣时，那40名年轻女性也倾向于给出更高的评分。
无论友谊和社交网络的重要性如何，亲属关系都是与众不同的。除了我们在社交网络中会优先考虑亲友之外，我们还把家人放在优先于朋友的位置。当我们请人们在四个主要的关系层分别从朋友和家庭成员中每个性别各选一人（5个、15个、50个和150个），然后告诉我们他们更有可能对谁做出无私的举动时（比如捐出一个肾），结果发现他们总是对家人比朋友更慷慨。他们会更慷慨地对待那些内部圈层的人，而不论他们关系如何。
几年前，我们开展过一个更为直接的利他行为研究，实验中人们需要做一个相当痛苦的滑雪动作，就仿佛你坐在椅子上，背靠墙坐着，臀部和膝盖成直角，事实上却没有椅子。这个练习是为了增强大腿股四头肌的肌肉，帮助你在滑雪道上优雅地摆动臀部。最初，这是一个非常舒适的姿势，但大约两分钟后就会变得极度痛苦，4~5分钟后，大多数人就会倒在地板上。在我们的研究中，只有一个人能够保持这个姿势超过10分钟（几乎是其他人的两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