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人员只会根据被试的坚持时长给他们付费，并要求被试在不同场合为不同预选人员的利益重复这种行为6次。预选人包括他们自己（显然和他们分享了100%的基因）、他们的父母或兄弟姐妹（和他们共享50%的相同基因）、祖父母或叔叔（和他们共享25%的相同基因）、堂兄弟姐妹（和他们共享12.5%的相同基因）、一个同性好友（和他们共享0%的相同基因）和儿童慈善机构救助人员。儿童慈善机构救助人员提供了一个基准线，每个人都可以热情地为之服务，每个人都有可能被激励去努力工作。
生物学家发现，人们愿意忍受的痛苦程度与他们跟受助者的基因关系有直接的联系。然而，在其他方面，我们惊讶地发现，儿童慈善机构救助人员在最坏的状况下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此之后，随着与受助者之间基因关系的增加，被试坚持的时间也会增加。研究对象总是会为自己努力坚持。
这项研究提出了另外两个更有趣的发现（顺便说一下，我们在两大洲的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环境中重复进行了五次实验）。第一个发现是，女性通常比男性更慷慨，她们的坚持时间与继位者之间的关系斜率并不像男性那样陡峭，女性似乎认为社会成员之间的差别不如男性所认为的大。另外，对于朋友来说，她们对待男朋友比对一个好朋友要好得多。这再一次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比男性更具社会性，能够创造出更深层次的关系。第二个发现是，亲属关系的最佳预测因子是对方在自己生命的头10年中花费了多少时间。
那些在成长的前10年与某人建立情感纽带的做法似乎会产生一种十分强烈的情感连接。这表明，在一段关系中投入的时间长度决定了关系的强度。一般来说，我们通常会在近亲的成长时期花费更多的时间，而这也许只是因为他们出生在我们的家庭中。这也许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可以和养父母或被收养的孩子联结在一起。这提醒人们，尽管进化的作用是最大化遗传效应，但是它不会，也不能在实际情况下达到基因影响的最大程度。它能做的是选择具有最大化我们的遗传适应性的生物替代品，即使有时会产生异常结果，例如与养子或继子在感情上接近亲生的孩子，虽然我不得不说这实际上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频繁发生（可悲的是，继子和养子常常是歧视的受害者）。
我们最初想知道，亲密的家人和朋友关系是否真的是同一件事——都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相处，由强烈的情感依恋所产生的，这两种关系又与远亲和距离较远的朋友有所不同。最后，我们所有的研究都表明，亲属和友谊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似乎是由不同的情感支撑的。两者的相似之处在于，亲密的友谊和亲属关系很可能会受到你和那个人的相处时间的影响，但亲属关系有一种优势是友谊所缺乏的，对远亲来说尤其如此。如果一个久违的表亲出现在你的家门口说想住在你家里，你肯定会欢迎他们的到来。但如果一个朋友的朋友这么做了，你可能会把他们指引向最近的酒店。
虽然你没有办法选择家庭，但你至少可以选择朋友。我们和其他一些人的研究发现，友谊的关键在于相似之处，又被称为“相似性”。似乎我们和某人的共同点越多，友谊就越亲密。在研究中，我们确定了友谊的五个关键特征：幽默感相似，兴趣爱好相同，道德价值观相近，教育背景或智力水平相近，在同一地区出生长大。你与他人在这五个方面越相似，你与他们的情感亲密程度越高，你越有可能在需要的时候帮助他们。这些特质似乎是严格叠加的：没有一个比其他任何一个更重要，并且你与他人共享的特性组合也不重要。例如，相同的道德价值观、原籍地和兴趣爱好组合，就像拥有同样的幽默感、教育背景和原籍地一样。
维系关系中的性别差异
友谊本身并不是一件稳定和持久的事情。如果不能持续投入，友谊就会很脆弱，很容易受到侵蚀。在这方面，它们与亲属关系有着根本的区别，亲属关系似乎在时间和地位上都非常稳定。我们对英国和比利时女性社交网络的广泛研究表明，一个人与其社交网络中的某位朋友的情感亲密度与其跟这位朋友的接触频率成正比，而亲属关系的亲密程度与你见到他们的次数无关。
我们开展的一项为期18个月的针对谢菲尔德学校的学生从中学到离家上大学期间的关系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学生们在一年中与他们的家庭成员见面的次数并不重要，他们仍然和之前一样亲密（事实上，学生们甚至更喜欢家庭成员——缺席会让人心变得更近），但是如果学生们一年中看不到某个朋友，那么他们的关系就会疏远。关系质量的恶化过程非常迅速，只要在几个月内不再见到某个人。这并不意味着你突然忘记了所有关于他们的事情，而是一种稳定而潜在的关系衰落。如果你不采取行动来阻止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在接下来的一年中，这个人将从你的社交网络中缓慢地淡出，直到最终退出你的圈子，成为你朋友关系中的失败者。为了保持与朋友间的亲密关系，我们研究中的被试实际上在研究的后半段与朋友的联系还要更密切，而研究前期他们在中学校园里几乎每天都能见到彼此。
两性之间维持友谊的风格存在显著差异。过去几十年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指出，尽管女性比男性更具社会性，拥有更大的朋友圈，但她们拥有的紧密关系的数量更少。与女性相比，男性之间的关系的差异性更低。女性的关系通常比较脆弱：一旦疏远，就会发生灾难性的变化。相反，当男性与朋友疏远时，他们只要一起去喝个啤酒就没事了。事实上，在他们8岁时，世界就是这样的。在那个年龄，女孩通常与特定的朋友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如果苏西不邀请你参加她的聚会，那简直就像世界末日。但是对于男孩来说，他们之间的友谊就像在道路两边之间踢足球，无论另一边是一个小男孩，还是一堵墙，都没关系，只要球回来了，那就是一种关系。
我们发现两性之间的一个惊人的区别在于挽回友谊的方式。在一项长期研究中，我们曾经要求每个人每隔一段时间就完成一份冗长的调查问卷，其中就包括他们与每个朋友最后一次联系时会怎么做，无论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还是面对面。当我们研究那些在18个月的研究中抵制了侵蚀效应的友谊关系时，发现男孩和女孩似乎有着不同的预防关系疏远的方式。对于男孩来说，他们在研究的后半阶段中比在前半阶段会更积极地创造活动机会，比如见面聊天，一起运动，完成共同的兴趣爱好，一起去旅行。但就女孩子而言，一起活动的机会再多也没有什么区别，重要的是她们花了多长时间在一起聊天，包括面对面交谈、打电话或发短信。
这表明，两性友谊的动力学基础截然不同。对于男性来说，关系是通过“做东西”来维持的，而与这些“东西”究竟是什么无关，虽然很可能涉及饮酒、运动或是某类爱好。对于女性来说，维系关系最重要的是在一起交谈。对于女性来说，像Facebook这样的社交网站完全是为了满足她们的需要而设计的，但对于男性来说却是外部领土。我认为这个结果可以解释为什么女性们乐意花很长的时间在电话沟通上，但是正如每个女性都知道的，男性的平均通话时间只有7.3秒（特别是十几岁的男孩）。毕竟，他们真正需要说的是：“七点钟在酒吧见”。
亲属关系如此强大的一个原因是，与友谊相比，亲属之间通常形成了更密集的关联模式。换句话说，除了你最亲密的朋友之外，朋友可能只是与你在一起，而亲属之间是彼此在一起。你的朋友关系往往是以你为中心的，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你为中心的星形模式。相反，亲属关系倾向于更多地彼此连接，属于更密集的互联模式。此外，在所有亲属关系中，几乎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亲戚”，这个人（通常是一个女性）可以把所有的人都联系在一起，让所有人都能以相同的速度了解其他人的最新情况。因此，每个人都不得不投入更多的努力来保持对亲属的了解。所有的八卦都是通过自然渠道传播的，所以每个人的婚姻、出生、死亡和其他状况都是众所周知的。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情况，没有一个朋友可以在友谊网络中做同样的工作，我们必须单独处理这些问题。
这种网络完整性的差异可能会对警务工作产生重要影响。在一个亲属网络中，人们更有可能产生正在被监视的感觉，因此不太会倾向于以别人认为不可接受的方式行事。关于你的行为的信息更像是在一个紧密相连的网络中传播，而不是一个只有零星联系的网络。梅丽萨·贝特森（Melissa Bateson）和她在纽卡斯尔大学的同事们已经很好地证明了被人监督的重要性。研究人员发现，当人们把一双眼睛的图片放在员工咖啡机旁边的诚实盒上方时，人们往往会把钱放在盒子里，而在放置一张盆栽的照片时就不是这样了。在随后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这种效果在大餐厅里同样有效，可以用于告诫用户不要乱丢垃圾。后来，一个大城市的警察对此进行了尝试，他们认为，在市中心的海报上添加一双眼睛，将使街头犯罪率降低约17%，似乎我们对被监督会非常敏感。
我的研究小组的另一名成员奥利弗·库里（Oliver Curry）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一种更强的被观察感可能在网络中变得很重要。我们还研究了社交网络密度对利他主义模式的影响。在一项研究中，我们让大约300人列出8个最重要的同性朋友并评估这些朋友之间的关系，以及与他们自己的关系，以他们见面的频率作为评估指标。然后我们还调查了他们为每一个朋友提供50000元借款或捐赠肾脏的意愿。当我们把样本分成社交网络密度最大和最小两个群体时，也就是那些朋友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密切或者最疏远时，那些嵌入密集关系网络的个体更有可能说他们愿意捐肾，或者借钱给其他人，而不是那些关系网络密度较低的个体。声誉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当你被发现是一个不愿意帮助好朋友的人时，可能会损害你的声誉，就像该你请客没请或者借了东西不归还一样。在我们自动伸手去按“否”按钮之前，我们的朋友可能会想到让我们停下来。此外，人们都可以在人际关系良好的网络中得到更强烈的情感体验，因为这些个体之间的互动更频繁，他们更有可能觉得自己受到了支持。
一个爱人＝一个亲属＋一个朋友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提出了友谊和亲情之间的一些区别，它们显然是截然不同的东西。但是，这两者是不是都不同于亲密关系呢？浪漫的亲密关系更像亲密的友谊吗？还是更像亲情？从某种意义上讲，亲密关系中的性要素将它们区别了开来。在亲属关系中，以芬兰人类学家爱德华·韦斯特马克（Edvard Westermarck）命名的韦斯特马克效应（Westermarck effect）机制通常会阻止近亲之间的交配。在韦斯特马克发表他的发现超过一个世纪之后，人们仍然不清楚为什么非常亲近的人不会在性方面被对方吸引。当然并不是百分之百如此，但是大部分时间这个效应都在发挥作用。这个机制似乎取决于个体是否在年轻人出生时，或者很小的时候就已来到这个家庭。
中国台湾地区传统的童婚习俗提供了为人熟知的例子。童婚中的孩子们在很小的时候就会订婚，他们在一方父母的家中一起长大。经调查，这些夫妻常常会不孕，无法形成完整的婚姻关系，因为夫妻双方从未感受到过对方的性吸引力。他们一起长大后，只会简单地把对方当作兄弟姐妹。以色列的一些基布兹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在自由恋爱的启发下，他们试图在公共托儿所抚养孩子，而不是麻烦父母。父母希望第二代能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更深的联结感，以确保孩子选择同社区的人结婚。但结果恰恰相反：所有的孩子长大后都会努力在社区外寻找配偶，因为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想和小时候一起长大的人发生性关系。
而在出生后经历父母分居的兄弟姐妹，当他们在成年后再次见面时，往往会强烈地吸引对方。这种经历有时候是有益的、丰富的，有时候不是。这部分反映了人类自然选择模式的一个奇怪的方面。对此的可能解释是，在寻找能使我们感到快乐的人时，我们是在寻找具有广泛相似性的基因构成的人，当然，因为我们喜欢伴侣具有不同的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基因，但是在其他基因方面最好与自己大体相近，就好像我们在试图保存自己的一套基因，并防止它们被生物繁殖的过程撕裂。
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自1800年以来，冰岛的所有婚姻（冰岛的人口规模很小，足以对每个人做一个完整的样本）中最成功的，即那些最有可能生育后代的婚姻发生在第三代表亲之间。更亲密的关系（表兄妹，第二代堂表亲）或不太密切的伙伴（第四代或第五代堂兄弟姐妹）之间明显不可能产生成功的婚姻。一些生物学上的解释认为，某种类型的表亲确实会成为理想的伴侣。他们和我们有一定比例的相似基因，但相似的程度并不会达到近亲繁殖造成后代具有遗传疾病的状况，遗传学家将这种问题称为近交衰退，具体表现为健康状况的衰退，而不是引起什么心理问题。实际上，表亲婚姻代表了一种平衡，即把你所代表的完美基因组合在一起；同时避免近交衰退，即与可能共享太多相同的衰弱隐性基因的人结合在一起。堂兄弟姐妹经常可以感觉到彼此之间的性吸引。表亲联姻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很常见，如英国和法国，尤其是在较富裕群体中，因为这样可以帮助他们将家族财产汇集在一起。
两性关系不像家庭关系，也不像朋友关系。它们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某种程度上说来，两性关系非常稳固，就像亲属关系一样。同样，两性关系也像朋友关系，因为两人可以分开——当他们分开时，总是会以灾难性的方式结束。然而，从一个关键的方面来看，亲密关系也是独一无二的，比亲戚和密友都要强得多。
马克斯·波顿（Max Burten）和我完成了一项涉及约540人的问卷调查，主要是对人们的五个最亲密朋友构成的核心关系圈组成进行调查，比我们之前的任何研究都要详细。正如预期的那样，人们拥有亲密朋友的平均数量是5个，处于家人和朋友的数量之间。马克斯还在问卷中加了一个关于填写问卷的人是单身还是有伴侣的问题。当我们把调查样本分成单身和有伴侣两类时，我们惊讶地发现，那些处于亲密关系中的人比单身的人平均而言少一个亲密的朋友。他们通常只有四个亲密的朋友，包括伴侣在内。我们认为这可能是因为亲密关系占据了他们的时间和注意力，否则这些注意力就会被用来与更多的朋友相处，而这个假设从我们对友谊疏远的分析中也得到了一些支持。
如果你仔细想一想上面的例子就会发现，坠入爱河实际上是以失去两个亲密朋友为代价的，因为根据定义，伴侣一定来自这个封闭的特殊朋友圈之外。你通常不会爱上自己的亲密朋友。我们的数据表明，平均而言，当你获得一个伴侣时，你就会失去一个亲密的朋友和一个家庭成员。这是一个重大的代价。然而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那样，亲属关系比友谊关系更能适应这种压力。看起来，当我们被迫牺牲了周围的两个伙伴时，我们会试图将一些损失的成本加到那些更能抵抗疏远的关系上来降低损失。如果我们放弃了两个朋友，那么我们就会失去两份关系，而如果牺牲一个近亲，亲戚并不会因此而沮丧，而且以后我们再找他们时，他们仍然会在那里。
在我们的调查中，有一小部分人宣称，他们在合法的丈夫或妻子之外还会拥有情人。对此，我们马上想到：维持两份关系的成本更大，是不是他们不得不放弃密友圈中的四个人，最终形成一个只有三个人的圈子？令我们惊讶的是，答案是“不”：那些宣称拥有更多亲密关系的人的密友圈里也有四个人！后来马克斯注意到，在这些个案中，他们的合法伴侣都没有被纳入密友圈。这些人之所以有一个情人，是因为他们的合法伴侣已经降级到了普通朋友。这似乎是一个表明我们一次不能处理一份以上的亲密关系的有力证据。这种关系太激烈，太耗费时间、精力和情感。当人们声称自己可以做到的时候，一定是第二种关系只是纯粹的性关系，不带任何情感色彩，或者两份关系都没有达到完整的亲密关系的强度。
亲密关系可以产生非常强大的力量，当父母不赞成子女的亲密关系的时候，他们之间会发生激烈争吵，甚至子女会摆脱父母去选择爱的人。亚洲某些地区家庭中的女儿因为名誉受损被家庭成员杀害，或者父母和子女之间形成隔阂，很多都是由这类争端引起的。之所以会发生这些，是因为父母对子女的后代拥有既得的遗传利益，过去的父母都试图操纵子女的婚姻安排来增进这些利益。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家长都认为，他们丰富的人生阅历使他们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哪些是理想的对象，哪些不是。我将结合现实生活中的三个相关的例子来结束本章。
第一个例子发生在中世纪晚期，葡萄牙贵族倾向于操纵子女的生活以确保家族财产的继承。在此之前，他们实行的是分割式的遗产制度，即每个儿子继承等额的财产。当在过去7个世纪统治伊比利亚半岛的摩尔人被迫离开时，葡萄牙公爵家庭已经能够无偿地获得他们的土地。因此，每一代葡萄贵族都可以通过接手摩尔人的庄园，使继承的一小部分庄园变成一个完整的庄园。但是，在摩尔人被完全驱逐，没有更多的财产接管后，葡萄牙贵族就遇到了一个问题：遗产规模变成了固定的，在孩子之间平均分割财产，最终使得每个家庭得到的财产都变得越来越少。
一个富有的家庭生了太多的儿子后，很快就会有后代分到一些没有经济产出的土地。简而言之，几代人之后，他们就会变成农民。于是他们做出了改变：把继承规则转变为长子继承制，由长子继承全部遗产，剩下了没有继承权的小儿子。现在，没有继承财产的小儿子们给世界带来了麻烦。一群不听话的小男孩在葡萄牙肆意妄为，他们的行为就像强盗，变得越来越具有破坏性。同一时期，葡萄牙人开始探索新大陆和通往印度的海上航线，这也许并非巧合。鼓励年轻人去其他地方压榨别人来积累财富，还有什么比这种摆脱麻烦的年轻人的更好的方式吗？
当然，他们也面临着一个和多余的女儿相似的问题：如果每份遗产只有一个儿子继承，那么他只需要一个来自另一个地主家庭的妻子，要如何处理剩余的女孩呢？葡萄牙人采取的解决办法是把她们放在修道院中。这些女孩有着比其他修女更传统的职业特权，她们被称为基督新娘，要将亡夫的遗产带入女修道院（这是接受的条件），如果她们的姐姐死亡，家族突然需要替代或战略婚姻，可以随时将其除名。
第二个例子来自德国西北部的克鲁姆赫恩地区，我们在第4章中通过埃卡特的研究，对他们的婚姻记录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在18世纪和19世纪，这个地区的小农场主们施行了一种由最小的儿子继承家族遗产的制度。小儿子所面临的问题是，他不得不出钱使他的哥哥们放弃权利。尽管哥哥们没有得到象征性的分配份额，但这往往足以迫使小儿子卖掉一部分土地。和长子继承制相比，幼子继承制有助于父母保持对农场的控制时间：年长的儿子会向他们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提前10多年就把农场交出来。精明的农民们也会采用其他办法减少家族遗产的流失，他们会将生产的儿子数量控制在两个左右，一个儿子继承遗产，一个留待备份，这也被人口统计学家称为“继承人和备用人口策略”。
沃兰和我从克鲁姆赫恩地区的记录中分析得出，第三和第四出生的儿子在出生后的第一年里死亡率高达1%，几乎是老大和老二的死亡率的3倍。这可能不是因为杀婴，而是被忽略：父母疏于照顾他们，更不愿意把钱花在去看医生之类的事情上。女儿们则没有这样的担忧。因为她们总是可以结婚，所以存活率不受出生顺序的影响。实际上，克鲁姆赫恩地区的农民们似乎是在故意操纵他们所生儿子的数量，以确保在继承的儿子接手时，其他孩子不会对家庭农场造成太大的影响。
第三个例子是关于印度拉达克桑斯噶尔地方的居民的，是约翰·克鲁克（John Crook）在当地居民中进行的民族志研究，他多年前是我的博士生导师。那里的人面临着一个相似的问题：高海拔地区在农业生产力方面非常差，而且人口处于最大容量。他们采取了一种罕见的一妻多夫制婚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所有的儿子都要与同一位女性结婚，然后儿子们要或多或少地合作经营农场，共享妻子。总的来说，这个安排并不能真正令人满意，而且，或早或晚的性冲突不可避免地要使妇女去平衡与几位丈夫的关系，让兄弟和谐相处。后者强调的一个指标是，在当代，年轻的兄弟如果要退出农场和一妻多夫制的婚姻，找到自己的妻子，必须要拥有独立的收入，如在政府就业。
当地的文化显然对此类家庭的稳定性构成了威胁，因为故事中又多了一个转折点：父母通常会把二儿子放在一个寺院里，使其成为独身僧侣。一般情况下，兄弟俩结婚的时候，最大的儿子一般是24岁左右，第二个儿子是19岁，第三个儿子是14岁，第四个儿子可能是9岁。那么，两个较小的兄弟至少在刚结婚的几年里不会和他们的妻子发生性关系。她不会对他们感兴趣。但第二个儿子将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性竞争会大大增加。通过完全间离第二个儿子，并给他赋予神职，整个家庭就为自己争得了时间。最年长的丈夫可以安心地安家落户，因为他知道弟弟不会和自己竞争妻子。当年轻的男孩对性感兴趣的时候，年龄最大的丈夫就会进入一个性方面的平静期，那时他将不会受到来自竞争者的威胁。总的来说，这个制度是有效的，真正的失败者是那些不能结婚的女儿，她们最终会成为家庭中的一名苦工。
借用宗教机构来吸收家庭中多余的儿子是非常罕见的。我的另一个学生丹尼斯·迪迪（Dennis Deedy），对19世纪下半叶利默里克郡的爱尔兰农业家庭的记录进行了研究。他发现，那些去当地神学院接受天主教神父训练的男孩最有可能来自拥有异常多儿子的家庭。我们不能说家庭给儿子施加了多大的压力，儿子们是否正在关注家庭情况并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但最终效果是一样的：家庭在削减分割遗产的压力，以确保作为继承者的儿子以及后来的孙子不会在经济上处于劣势，因为农场太小而无法生存。在这个问题上，爱尔兰人与克鲁姆赫恩地区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者属路德教派，无法选择修道院和独身教士作为间离多余的儿子的地方，他们必须找到另一种道路。
这些例子表明，富有想象力的人类能够解决谱系存活的问题。所有这三个例子中的人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并找到了类似的解决方案，每个文化都有其可供选择的方式。
贯穿这一章的一个隐藏线索是：尽管有些关系比其他关系更稳固，但关系可以并且确实会失败，并总是以灾难性的方式瓦解。在下一章中，我们将尝试解决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关系会失败？
● 我们常常在亲密关系中小题大做，进入一段关系就期待它能永远持续下去。但在传统的狩猎采集社会中，在漫长的进化历史中，关系并不总是那么正式或持久。
● 两性之间维持关系的风格存在显著差异。过去几十年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指出，尽管女性比男性更具社会性，拥有更大的朋友圈，但她们拥有的亲密关系的数量更少。与女性相比，男性之间的关系的差异性更低。女性间的关系通常比较脆弱：一旦疏远，就会发生灾难性的变化。
苔藓、海水、浪花、格调，
那是我们之间的秘密，
我们闷闷不乐的大人坐在那里，
她的眉毛中酝酿着风景，
守护她的愤怒，使她感受温暖。
——《汤姆·奥桑特》
关系崩解的原因多在于关系本身
除非涉及家庭，否则亲密关系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爱情和友谊一样，除非是经常互动，否则不可避免会恶化。当然，亲密关系中的两人通常会在一起生活。然而，与宠物狗（代表无条件忠诚）不同，人类似乎天生具有交换关系的倾向，甚至将关系推至极限，以获得自己的优势。推得太远，即使是最忠诚的关系也可能达到愤怒和崩溃的地步。当发生这种情况时，它往往是险峻和灾难性的。或者引用愤世嫉俗的塞缪尔·约翰逊关于婚姻幸福的话：“过度的希望必须通过痛苦来弥补，不恰当的、放纵的期望必以失望告终。”
然而，事实却更加复杂。一方面，一段令人满意的关系对身体和心理健康都至关重要。但另一方面，众所周知的是，时间并不能很好地解决婚姻问题。所谓的“蜜月期”通常只能持续12~36个月，在此之后，这种关系就会回归到一种“正常”的状态。事物从有趣和兴奋转变为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人们会越来越倾向于把伴侣的付出视为理所当然。争吵在频率和强度上增加，满意度下降，关系破裂的风险上升，直到事情完全崩溃。
亲密关系不一定会永远持续下去。在欧美人中，有1/3甚至多达一半的婚姻以离婚告终。我们进行了一项以540人为样本的调查，想要了解他们最近是否断绝了亲密关系。其中有413人称他们在过去的一年里与903人中断了关系。这意味着每个人每年都要和两个亲密的朋友闹翻。这个数字可能有点偏高，因为如果最近人们与某个人断绝了关系，那么他们会更愿意填写我们的调查问卷。但是，这确实意味着人们与亲密的朋友闹翻是比较常见的。
最常见的闹翻发生在情侣之间，这一点都不奇怪。事实上，这只占到关系破裂情境中的20%左右；其次是密友圈中的5个人，约占15%；再次是与父母，约占10%；然后是兄弟姐妹或普通朋友，每个约占8%。其余的人则是亲戚、同事、室友和休闲俱乐部的朋友等。总的来说，亲戚排名很高：所有破裂的关系中有65%是亲戚关系。
虽然说“血浓于水”，但你也因此被迫要与亲戚更频繁地接触，这不可避免地会对你们的关系造成压力。这其中的一个原因似乎是，我们经常把与亲戚，尤其是近亲之间的亲密关系视为理所当然，我们往往会更频繁地践踏、无视这种关系。这就又回到了亲属关系比友谊更坚固这个问题上来。我们必须经营友谊，以维持关系，但我们可以放任亲戚关系变差。看起来，有时候我们太过频繁地越过界限，结果会造成灾难性的崩溃。友谊，特别是不那么亲密的友谊，更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疏远，而不是崩溃：有人冒犯了我们，所以我们就不再费事去管他们，而这种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会消失。而家庭关系的风险更大，一部分是因为它具有更长的历史渊源，另一部分原因是不论喜不喜欢，我们与亲戚的生活都是相互交织的。
为什么关系会崩溃？在研究分手的原因时，我们发现了4种原因：一是侮辱、传播谎言或谣言，以及抗议不良行为，这些原因占所有分手原因的67%左右。大约25%的受访者称自己因受到侮辱而分手，责骂占20%左右，其余两类各占15%左右。二是因出现第三者而分手，约占10%。相比之下，因一些实际原因，如债务等原因导致分手的占5%左右。换句话说，大多数关系崩溃的原因都在于关系本身。
父母不太可能说自己和孩子的关系很僵，但有10%的孩子称，他们和自己的父亲或母亲关系很僵，只有3%的母亲说她们会与子女发生争吵。换句话说，一份关系涉及的双方对该关系的感知可能是非常不对称的。你可能会怒气冲冲，认为自己不再和一个人有任何关系，但对方却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稳定关系中的一个小小的瑕疵。与男性相比，女性几乎可以说是非常擅长与伴侣断绝关系：与恋爱伴侣的分手占女性关系中断的25%，但只占男性的15%。但是，男性与兄弟姐妹中断关系的可能性是女性的两倍，与同事脱离关系的可能性是女性的3倍，与秘密情人分手的可能性是女性的4倍。
对一段关系来说，最危险的时间点似乎是3年。我们样本中将近一半的关系破裂发生在2~4年之间。其次风险较大的是长期关系（终身关系，或者至少持续了10年以上的关系）。有趣的是，这其中也存在性别差异。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在3年后提出分手，但女性在一生中更有可能遭遇关系破裂。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在3年中与女性发生关系破裂，但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遇到终身关系崩溃。你可能认为这是因为男性通常不愿意在他们的关系上花费时间和精力，更倾向于顺其自然，但我不能评论……
桑德拉·默里和她的同事们跟踪了近200个没有孩子的夫妇在结婚前3年的生活。他们发现，一个人在一开始对自己的伴侣理想化程度越高，他们对这段关系就越满意；伴侣对他们的理想化程度越高，他们的生活就越幸福。那些对伴侣评价特别高的人，在3年后，人们对他们的评价也很高。而那些较少把伴侣理想化的人，不管他们的观点有多真实，他们对伴侣的看法都在稳步下降。事实上，人们的观点越不现实，就越有可能让关系满意度保持高位。在评估伴侣的优点时，不切实际并不一定会在遭遇现实打击时导致更大的幻灭。情况恰恰相反：玫瑰花瓣越饱满，保留的时间越长。实际上，更大的理想主义实际上预示着更大的满足感，而不会抑制热情。也许正是因为存在错觉，亲密关系才能继续维持下去。
被拒绝的痛苦，女性比男性感受更深刻
诗人和被抛弃的恋人常常会谈到被拒绝带来的肉体上的痛苦。心理和身体上的疼痛是一样的，其中一个涉及身体上的伤害，另一个则是纯粹的心理体验。事实上，这两种疼痛都是由大脑的同一个部位进行处理的，这一区域被称为前扣带皮层，位于大脑中央皮层的主要层下面。前扣带皮层异常活跃的人对疼痛特别敏感，那些前扣带皮层受损或被破坏的人通常对疼痛不敏感。因此，外科医生经常故意破坏那些慢性疼痛患者的相应区域。
当你感受到心理上的痛苦时，大脑的前扣带皮层就会被激活。南希·艾森伯格（Nanay Eisenberger）和她的同事曾要求被试在大脑扫描仪的监控下玩一种模拟抛球的电脑游戏。电脑屏幕上面有两个人物互相扔一个球，实验对象躺在扫描仪上，由一显示在屏幕底部的人代表。研究对象被告知，屏幕中的数字代表了附近扫描仪中的其他参与者；通过按左键或右键，当他们把球扔给其他玩家时，他们可以选择把球抛给两个玩家中的任何一个。
最初，屏幕上的两个人都把球扔给了被试，但几次之后，他们就只相互抛球。当扫描仪中的人被排除在游戏之外时，他们的前扣带皮层区域信号明显增强。前扣带皮层的激活程度取决于他们感受到的经验的痛苦水平（如自我陈述中所表明的那样）。当回避者与被回避者属于同一个群体时，无论是种族、社会阶层、宗教还是其他方面相同时，扫描仪中的被试的前扣带皮层激活程度都会更强，这似乎说明了，我们始终在积极寻求与自己在社会特征和外表上最相似的人并与之建立关系。
前扣带皮层的作用似乎是提醒我们，世界本来的样子和我们眼中的世界之间存在矛盾。在某些情况下，这种矛盾表现为逻辑上的差异（有些事情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需要弄清楚什么是错的）；在另一些情况下，这种矛盾表现为伤害（所以我们需要一些东西来告诉自己远离伤害）；在其他情况下，这种矛盾表现为由于我们对人际关系的期望与实际情况不匹配导致了某种困境。在哺乳动物进化的过程中，似乎是有什么东西在提醒我们注意身体的疼痛，因为疼痛能让我们注意到周围的环境。
除了前扣带皮层，右前额叶皮层在社会排斥实验中也被证明是处于活跃状态的。然而，在社会排斥的情景下，前额叶皮层被激活的频率与前扣带皮层中的激活量和自我报告的痛苦程度成反比，因此我们认为它可能具有抑制或控制功能，可以抑制前扣带皮层的疼痛信号强度，避免人体对环境反应过度。右前额叶皮层的激活似乎是通过积极思考来触发的，因此，它的功能可能是管理前扣带皮层及情绪反应，防止失控。在这方面，右前额叶皮层是与前扣带皮层和杏仁核（直接处理对情绪线索的响应）直接连接的高级皮层区域之一。额叶皮层的参与很重要，因为我们的证据表明，这一区域涉及心智能力的发展，以及人们可以维持的社交网络的规模。
疼痛与社会排斥有关的一种方式是通过一种机制来确保婴儿不会与母亲分离，因为母亲是婴儿的安全感和乳汁的重要来源。哺乳动物物种在遭遇身体疼痛或与母亲分开时，包括人类在内，都会发出痛苦的声音。母亲对于婴儿的哭泣非常敏感，并且会立即做出反应。因感到痛苦而发声依赖于一个完整的前扣带皮层。如果通过手术移除成年猴子的扣带回，它们就不会再发出痛苦的呼救，反之，如果电击它们的扣带回，它们就会自发地这么做。
进一步的证据表明，社会拒绝和身体上的疼痛是同一件事。有关受伤儿童的研究表明，他们在与照顾者的分离中遭受的痛苦比没有照顾者的孩子更频繁、更强烈。同样，具有慢性疼痛障碍的成年人也比健康人更容易对自己的人际关系感到焦虑，并且更容易形成焦虑型依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不断质疑伴侣的承诺）。反过来，那些拥有良好社会支持网络的人在应对癌症、手术或分娩时，感受到的身体疼痛程度也较低，甚至能提升一个人忍受电击的强度。
患有强迫症的人和经历感情创伤的人之间有一些相似之处。他们似乎表现出了同样的执着，尤其是无法将冒犯者或环境从脑海中移走。当然，对于患有强迫症的人来说，他们更关注的是周围环境中的那些肮脏或可能致病的风险，而其他人则会把这些病菌抛在脑后。事实证明，患有强迫症的人通常前扣带皮层也异常活跃，这使得他们常常纠结于生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而实际上这些问题都是不存在的。这些人往往表现夸张，甚至存在逻辑上的冲突。也有证据表明，神经质程度高的人前扣带皮层活跃程度也较高。过度活跃的前扣带皮层可能会使你在日常生活中对一些小事做出糟糕的反应，从而使你更容易遭遇关系破裂。
无论是生理疼痛，还是心理疼痛（抑郁症），其治疗药物中的活性成分都可以有效缓解另一种疾病的症状：抗抑郁药可以减轻身体疼痛。阿片类药物可以减轻精神压力和抑郁。哺乳动物幼崽在与母亲分离时被给予少量的阿片类药物，它们的痛苦程度会大大降低。我们前面提到过，内啡肽受体系统在失落和痛苦时似乎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当女性被要求回忆亲人的死亡或亲密关系的解体时，扫描她们的大脑，可以发现内啡肽受体的活动程度减弱，这意味着她们的痛苦正在加深，内啡肽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和他人的关系有关。
内啡肽受体基因OPRM1有两种形式，A和G，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一个核苷酸（遗传密码的构建模块），这种单一的差异对疼痛的耐受性有很大的影响。与A型同源的人（即有两份它的拷贝，分别来自父亲和母亲）对痛苦的敏感度要低于至少有一份G的人。一般来说，G型携带者在手术后需要更高剂量的吗啡，他们也会对网络游戏中的拒绝更加敏感，并在游戏中显示出更强的脑区激活。
当社交活动和身体接触引发内啡肽的释放时，前扣带皮层和其他地方的受体部位就会被填满，你会感到满足和平静。在缺乏这些社会过程的情况下，你的思维状态会更加中性。但是，如果发生了情感上的负面事件，如爱人的死亡、背叛或抛弃，那么内啡肽的释放就会被阻断，而前扣带皮层的受体部位仍然是空的，这种情况下你就会感到身体的疼痛。在日常情况下，前额叶皮层可能会抑制前扣带皮层的反应。就像前额叶皮层（大脑的思维部分）做出了一个价值判断：“听着，这不是一个大问题，忘了它吧。”但在情感紧张的关系中，前额叶皮层机制就会被推翻，因为这段关系的受重视程度太高了。
研究表明，女性（至少在更年期之前，杏仁核内的内啡肽受体密度更高）在前扣带皮层、前额叶皮质以及其他一些大脑区域的受体数量比男性多25%，但在绝经后的女性身上，这一比例正好相反。这似乎解释了育龄妇女比男性拥有更高的疼痛阈值（这在分娩时相当有用）。然而，男性似乎比女性更擅长在杏仁核中摄取内啡肽，这可能意味着女性比男性对疼痛更敏感（其杏仁核的激活被内啡肽的摄取所抑制）。如果是这样的话，考虑到生理和社会层面的痛苦似乎是一样的，这可能意味着女性感觉到的拒绝比男性更深切。
花心男：好爸爸= 1:3
哺乳动物的体内妊娠方式和哺乳策略不可避免地会扭曲两性的选择。一旦雌性受精，就无法在短期内与更多的雄性交配。雌性将在妊娠和哺乳过程中投入所有的一切来抚养后代，从而使后代的存活机会最大化。雄性没有这种选择，而且在大多数哺乳动物中，雄性没有为雌性提供任何帮助，因此，雄性唯一能采用的提高生育能力的方法就是与更多的雌性交配。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哺乳动物主要是随机交配的（或者最好有一个多配偶的交配系统，在这种系统中，一个雄性个体会与多个雌性交配）。很少有哺乳动物是遵循一夫一妻制的，而在大多数遵循一夫一妻制的鸟类中，雄性鸟类会帮助雌性孵蛋并喂养雏鸟。
当然，如果雄性能在抚养过程中做出贡献，那么它和雌性生活在一起就能获得更大的回报。实际上，一个雄性会评估哪种方式会使它在一生中留下尽可能多的后代，是与一只雌性一直待在一起，还是交配后继续与其他雌性交配，以便使尽可能多的雌性受精。几年前，我用一个数学模型证明，在大猩猩中，雄性选择群居还是流浪取决于雌性连续生育的时间间隔长短、流动的雌性群体、雌性的分散程度以及雄性搜索生存范围的能力。雌性的生殖周期越长，雌性群体越大，单位面积上的群体越少，雄性每天的活动范围越小，雄性就越有可能成为群体的一员，一旦发现了雌性群体，就会与雌性群体一起生活。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大猩猩，雄性大猩猩总是会和雌性一起生活。而雌性大猩猩是独居的，这种情况下雄性大猩猩就会选择流动策略，就像红毛猩猩一样。黑猩猩的数量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现代人类狩猎采集者居住在只有少数几个相对较大的女性群体的大型家庭中，群体的数量远远超过大猩猩，他们应该与永久居住在女性群体中的男性交往（当然他们也是这样做的）。
与女性生活并不一定要求男性必须遵循一夫一妻制。男性仍然可以选择成为体贴入微、富有责任心的父亲或是令人厌恶的花心鬼。不同地区的男性在这一方面的选择差异明显。一项来自加拿大魁北克地区法语群体的性行为研究中，丹尼尔·彭努斯（Daniel Pérusse）发现，大约有1/3的男性习惯滥交，尽管90%受调查的男性都为已婚状态，其中有2/3的人是单配偶的（这里指的是他们对现任伴侣忠诚，与他们一生中有多少位伴侣无关）。有趣的是，一项分析瑞典双胞胎后叶加压素受体基因的研究表明，男性至少携带有一个“不忠基因”的比例（可以据此推测男性是否具有严重的不忠风险）是36%，这与在魁北克研究中观察到的滥交男性比例完全一致。
在对魁北克数据进行更仔细的分析之后，我认为这些比例是每个策略中男性在交配方面可以获得的收益的完美反映。在魁北克，滥交的男性获得了2/3的交配机会。当两个选项的频率乘以它们各自的收益结果相等的时候，就会出现进化均衡，因为如果男性从一个策略转换到另一个更有利可图的策略，那么当总的回报固定的时候，它们将分别得到一个较小的份额，这将导致第一个策略再次受到青睐。换句话说，这个比例是可以自我纠正的：如果采取两种策略的男性数量从33:67偏离，这两个策略的回报将会改变，从而偏向更罕见的策略。这很可能是由女性愿意与已经拥有另一半或不愿做出承诺的男性进行交配的意愿决定的。这看起来很可疑，就像我们在前文中讨论的那样，女性追求的是一种结合优秀遗传基因的交配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