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有1/3的男性会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出糟糕的行为。这一比例很可能与当地文化所支持或允许的正式婚配体系无关，即是否允许实行一夫一妻制或一夫多妻制，又或者是滥交。这更有可能是由女性在良好的基因和亲代投资之间进行的权衡所决定的。如果父亲的投入是最小的，那么这个比例就会偏向于那些私生活混乱的男性，而如果父亲的投入对成功抚养后代至关重要，那么这个比例就会偏向那些更忠诚的男性。基于这个原因，即使有些人天生倾向于随意行事，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会一直这样做：这取决于他们如何评估私生活混乱和忠诚之间的利益。
一项对48对美国夫妇的研究显示，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与其伴侣更为相似的女性更可能拒绝伴侣的性要求，体验到的性高潮次数更少，更受除了他们的主要伴侣之外的男性性伴侣的吸引，特别是在育龄期内。相比之下，研究发现共享主要组织相容性并不会对男性的性兴趣和额外性行为产生影响。
这让我们意识到，影响关系破裂与否的主要因素是替代合作伙伴的可用性。无论个人如何倾向于流浪，如果机会少得可怜，这样做的好处将会受到限制。斯科特·索思（Scott South）和他的同事已经证明了美国当地性别比例对离婚率的影响。在一项对20多岁的美国白人青年展开的研究中，他们发现离婚风险与当地未婚人口间存在一种u型函数。换句话说，随着婚姻市场的性别比例变得更加偏向于男性（即女少男多），女性更可能挑起离婚；如果性别比例偏向于女性，则男性更可能挑起离婚。同样，一项针对整个成年人口进行的大规模研究表明，工作场所的性别比是离婚率的最好预测指标，在男女比例相等的情况下，离婚率最低。这再一次证实了，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人们是否可以选择比现在的伴侣更有吸引力的人。
与此同时，一些因素似乎可以减缓离婚的速度，包括孩子的数量、结婚年龄和房产。另一个可以降低离婚率的办法是丈夫接受超过16年的教育，因此很有可能得到一份更好的工作。所有这些都表明，人们会权衡在一段关系中成本和收益，而不仅仅是采取行动。研究人员还发现了两个导致离婚风险提升的因素：第二次婚姻或是婚前同居。然而，我的猜测是，这两者都是与其他一些潜在因素共同作用于离婚的（比如夫妻其中一方是不主张离婚和婚前同居的教会成员），而不是这些因素本身导致了离婚风险增加。
相信你的第一印象
如果某一特定类型的男性对女性特别有吸引力，那么他们就有更多的机会获得额外的性接触，而这反过来又意味着他们更有可能被引诱出轨，因为他们收到的暗示表明他们在交配游戏中拥有强大的力量。前文中提到，身材更对称的男性对女性更有吸引力，并且有更多机会与女性发生性接触，而与他们的社会地位或财富无关。事实上，身材更匀称的男性更有可能被那些处于永久关系中的女性选为性伴侣，这表明女性正积极地把目标锁定在他们身上。此外，与身材不对称的男性相比，更匀称的男性在长期关系中的投入更少。
在阿尔伯克基展开的一项研究表明，这可能是一种双向的过程。在实验中，男性们通过视频连线参加了约会。结果表明，匀称的男性在追求女性的过程中更具侵略性。当被要求向竞争对手解释为什么目标女性更倾向于选择约会对象时，匀称的男性更有可能诋毁和贬低竞争对手。从本质上说，匀称性与可信度成反比，至少在男性中是这样。在我们看到的以美国军校学生为样本的研究中，身高更高的学员在育龄期结束后拥有更多的后代，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妻子的生育能力更强，而是因为他们会更频繁的结婚。
民间智慧告诉我们，你可以通过外表来判断一个人，更明确地说，你永远不应该相信那些不敢直视你眼睛的人。事实证明这是真的：我们可以通过外表来判断一个人的可信度。人类大脑中有一个特定区域（即颞叶顶部的梭状回区），由所谓的“祖母神经元”构成，这些神经元对识别人脸特别敏感。从出生起，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去注意人们的面部，进而获得关于一个人的意图的大量信息。我们对面部表情的处理速度非常快：一般来说，不到40毫秒的面部观察是正确解读一个人的情绪状态的必要条件。
人类面部的重要线索之一是微笑，而微笑有几种不同的形式。其一是放松的微笑，它的特点是在眼角外形成鱼尾纹；其二是礼貌的微笑，在意识控制之下（不会出现鱼尾纹）。后者又被称为杜氏微笑，相应地，自发的笑容又被称为非杜氏微笑。我们对这两种微笑的回应也是非常不同的，因为第一个暗示了人们开放和慷慨的一面，而第二种是伪装的。我的一个学生证明，在两人面对面的互动中，我们更倾向于在从事涉及分享任务的情况下展现杜氏微笑，而不是在控制任务中。而且，我们对那些展现非杜氏微笑的人更为慷慨。相反，杜式（即礼貌）微笑的频率对我们的慷慨程度毫无影响。在后来的实验中他还证明，我们认为那些展现更多非杜氏微笑的人更慷慨（尽管不一定更有吸引力或更值得信赖）。
即使没有笑容，有些人的面孔也比其他人的更值得信任。在一项实验中，被试被要求玩一种信任游戏，在这种游戏中，他们必须与另一个人分享现金奖励，而在此之前被试要先看显示在电脑屏幕上的另一个人的照片。结果显示，人们对那些看上去更值得信任的人比那些看上去不值得信任的人更慷慨。安吉利基研究发现，人们更倾向于认为与自己相似度高的面孔更可信和更具有吸引力，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莉萨·德布鲁因研究证明，与陌生人的面孔相比，人们会认为与自己长相相近的异性更值得信任。她认为这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倾向于相信那些看起来最像我们的人，这可能反映了亲缘选择。
有时这些因素造成的影响可能相当复杂。心理学家道格·肯里克（Doug Kenrick）及其同事发现，认为异性伴侣在与他人的关系上占主导地位的女性，也认为他们与自己的亲密关系不那么牢固，不管伴侣身体上的吸引力如何。相比之下，男性认为有吸引力的、不占主导地位的女性伴侣通常比不那么有魅力的、占非主导地位的女性更不忠诚。
这些判断似乎是由大脑自动做出的。除了快速识别面孔之外，可能还涉及处理意向性和心智理论的一些大脑通路。大脑的两个区域似乎在这方面尤其重要：杏仁核（一个进化层面上的古老区域，主要负责处理情绪线索，尤其是恐惧）和眶额叶皮层（位于大脑前面，主要负责奖励及意向性判断）。在右前叶皮层中发生卒中病变的患者在信任判断方面存在相当大的困难，杏仁核部有病变的病人也是如此。但如果只有一个杏仁核受损，患者仍然可以做出正确的可靠判断。
雷·多兰（Ray Dolan）和他的同事在一项大脑扫描研究中更详细地研究了这一点。实验中，研究对象在观察120张面部照片后，被要求选按两个按钮中的一个来判断照片中人物的年龄和可信赖度。年龄提供了由社会判断（即信任度）所引起的变化的基线。实验结果表明，五个大脑区域在可信度任务中被明确激活，但这些激活没有出现在年龄任务中，这五个区域是杏仁核、眼窝前额皮质、脑岛、梭状回和颞上沟。梭状回区域没有我们之前看到的那么有趣，主要涉及人脸识别。同样，颞上沟也不那么有趣，它是构成视觉通路的一部分，似乎主要负责发送运动指令（因此可能仅仅反映了大脑试图重构面部表情的活动，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这些最终是由面部不同部位的肌肉运动产生的）。
这可能与微笑被用作判断可信度的线索有关：研究发现，快乐的面孔会更多地被认为是值得信任的，而悲伤、愤怒的面孔很少被认为是值得信赖的。这也就是说，颞上沟位于颞顶叶交界处和颞极之间，这两个连接点都涉及心智理论和意向性。然而，最重要的是，多兰在杏仁核、脑岛和眶额叶皮层中发现了一些强大效应（尽管在后一种情况下，效果限定于可信赖的判断，与不可信赖的判断没有关系），而脑岛显示出了相反的效果（它只对不可信赖的面孔做出反应）。在日常生活中，脑岛似乎主要涉及处理和登记身体的自主反应，特别是厌恶和其他非逃离或战斗情绪，换句话说就是身体对事件的直觉反应。
在亲密关系领域，我们的本能反应之一是嫉妒。嫉妒的存在就是为了保护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一段关系看起来是有风险的，那么以一种占有的方式行事，让一个偏离轨道的伙伴重新回到正轨，似乎是一种不错的尝试。阿拉伯雄性狒狒也会嫉妒，以至于如果一个雌性允许另一个雄性在它与伴侣之间穿梭，即使完全是偶然的，雄性也会对雌性进行一次野蛮的攻击，狠狠地咬它的脖子。雌性狒狒会长期跟着雄性，对方向偏离非常敏感的人类在这方面并没有表现得更好，我们习惯性地用暴力来应对任何一种生活中遇到的威胁。毋庸置疑，暴力和暴力的威胁，在亲密关系和亲密友情中也会表现出它丑恶的一面。
尽管我们憎恶这样的行为，并且喜欢把自己看作是文明的，但是侵略和暴力从来不会因为是亲密关系就敬而远之。马丁·戴利（Martin Daly）和马戈·威尔逊（Margo Wilson）分析了配偶谋杀的模式，发现有80%丈夫谋杀妻子的案件是因为他们怀疑或知道了妻子的出轨行为，又或是面临离婚威胁。直接的谋杀只是普遍存在的胁迫现象的一个极端例子。强迫似乎是男性面对不忠和被遗弃的威胁的第一反应，特别是在男性对妇女拥有绝对控制权的父权社会中。在结婚以后，只要妻子有丝毫的抱怨或疏忽，一个澳大利亚瓦尔比里的土著男子就可能会轻易殴打甚至枪杀他的妻子，而完全不用受惩罚。如果一个男性杀了他的妻子，不需要赔偿，也不会有公开的指责。这种默许对配偶肆意谋杀的现象绝不仅限存在于像瓦尔比里这样的传统社会。根据英美现行律法，在有些国家及地区，谋杀通奸的妻子是完全可以原谅的，而法国所施行的罗马法也是如此。
在许多社会中，男性会通过幽禁女性来降低背叛的风险，其中就包括将女性限制在闺房，限制女性的远行能力。例如，在撒丁岛，传统社会的妇女实际上被限制在村里，因为她们担心在未清理的地方沾染疟疾或者遭遇恶毒的眼光，即使人们可能会随着羊群迁徙到遥远的牧场。避免沾染疟疾无疑是有益的，特别是对孕妇来说，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这种文化禁令也有利于确保妇女没有太多机会见到无关的男性。在旧时的中国，上流阶层女孩被要求必须裹小脚。虽然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小巧（女性的大脚都会失去对男性的吸引力），但其中一个后果是，她们不能远距离行走。总之，裹小脚阻止了她们的偏离。
在一些更为严格的伊斯兰社会中，女性被要求禁止离开家，除非有男性亲属的陪同。除此之外，她们还必须穿着罩袍，以把脸和身体都隐藏起来。当然，这种限制绝不是伊斯兰教仅有的现象。南布迪里婆罗门是印度南部马拉巴海岸的一个富有且独一无二的祭司地主阶级。在20世纪60年代，那里的女性只有将身体完全裹在衣服里才能出现在公共场合，她们还要随身带着一把雨伞用来遮住自己的脸。那里的新娘甚至不能参加自己的婚礼，在婚礼上，新娘会被一个低种姓的纳亚尔女孩替代，而她只能从隐蔽的地方观看这一过程。女性面临的这种限制也不一定是传统社会所独有的。马戈·威尔逊和马丁·戴利在对12300名加拿大女性进行调查分析后发现，大约6%的人表示，她们的丈夫会试图阻止她们看到其他男性或通过其他方式限制她们的社交生活。
这些限制女性与男性会面的现象，与其他任何事物一样，都反映了男性对男女关系的不信任。在这之下徘徊着“男性好色”这个古老的幽灵。如果女性拥有太多的自由，男性就会被戴绿帽子而面临养育其他男性的孩子的风险。
然而，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男性如何能够有效地控制女性的性行为，或者说取决于他们有多自信，认为自己的女性不会与其他男性偷情，换句话说就是他们对女性性行为的看法。在某些社会里，男性根本无法阻止女性的私交，在这种情况下，男性会放弃任何担心，并把自己的时间、精力和财富投入到姐妹的孩子身上（他与他们的关系至少可以得到保证）。这些社会几乎都是母系的，而不是父系的。众所周知的例子包括许多波利尼西亚人的社会，如弗莱彻·克里斯蒂安船长和其他叛变的船员发现了这一点，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快乐。
当男性能够控制女性的性行为时，通奸的风险造成的影响就会在他们的心理上大大增加。在非洲之角的阿法尔游牧民族中，长时间盯着女性看的男性很有可能会被丈夫当场杀死，或者如果那位女性未婚，她就会被她的父亲或兄弟杀死。这样的社会往往有一种家庭荣誉感文化，他们认为婚前性行为和通奸行为非常严重，因此唯一的惩罚就是死亡。在跨文化的基础上，在农业社会中，男性阶层往往拥有土地，社会层级最高，最具有攻击性。在这种情况下，男性最容易发生婚外情，一夫多妻率最高，男性很少照顾孩子。
为了试图理解为什么暴力行为的倾向可能会持续存在于人群中，我们分析了冰岛的家族历史记录，其中大部分是在13世纪初作为个别家庭的图谱而编撰的。这些记录被认为是11世纪和12世纪冰岛特定家庭或社区发生事件的可靠依据。在维京人中，一些男性被称为狂暴者，他们往往身强体壮，在战斗中无所畏惧，倾向于先发制人。他们还经常通过服用由各种具有致幻作用的植物做出的危险药水来促进这个过程。大多数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但是在你需要前往梅利英格兰海岸的时候，一个狂暴的人和你在一起是非常有用的。
许多斯堪的纳维亚国王喜欢把“狂暴者”当作自己的保镖（在战争中合围保护国王的十几个人）。问题在于，他们总是在国内惹麻烦，不太会用自己的声誉和力量来保护其他社会成员的财产，而是选择让仇杀一代一代延续下去。我们的分析显示，如果一个家庭中有一个公认的狂暴者，就会降低其他家庭成员被杀的概率。基于这种情况，狂暴者获得了更多的基因副本：他们不仅会比一般人更成功地繁衍后代，而且他们的男性亲属也具有这种优势。简而言之，无论是好是坏，不管我们喜不喜欢，男性暴力的进化选择都是存在的，我们都被它所困，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如何控制它。
我们似乎可以通过观看一个人的照片来判断其暴力倾向，至少在男性身上是这样。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给被试出示了87名性侵犯者的照片，每张照片只呈现两秒钟。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性侵犯者都具有暴力倾向，那么其中的情况可谓变化多端。在短暂一瞥的基础上，被试对性侵犯者的暴力倾向做出了惊人的准确判断。最好的预测线索似乎是男性的面部特征——眉毛的隆起高度和身体力量的面部暗示。实验中，所有的男性照片都是被定罪的性犯罪者，而不是那些曾经入狱或有过犯罪历史的人。
对精神病患者的研究表明，他们拥有一些独特的行为和神经学特征。从临床角度讲，他们通常是自恋、冲动和具有控制欲的，他们对情绪反应不敏感，完全不会产生任何悔恨的感觉，也无法同情他人。在神经学角度看，精神病患者的杏仁核似乎比正常人的要小，活性更低。此外，他们的杏仁核与前额叶皮层之间的神经联系并不紧密，这意味着抑制情绪反应的能力降低，以及在其他情况下注意到困扰的能力降低。能够由己及人地感知他人的痛苦很重要，如果我们不能这样做，就会表现为冷漠。因中风或遭遇事故导致前额叶皮层损坏的个体身上就会表现出这类症状，类似的效应甚至可以在处于精神病性人格量表高级的正常个体中被检测到。额叶与杏仁核间的神经联系似乎可以帮助我们缓和因受到挑战而产生的极度愤怒情绪。如果没有这种冲动控制的话，就会产生先发制人的暴徒行为。
有证据表明，即使是健康的中年女性，高水平的睾丸激素会对杏仁核与额叶的连接产生不良影响。体内睾丸激素过高的男性（包括精神病患者）在遇到威胁的时候可能不太能够压制他们的情绪反应。杏仁核在对具有生物意义的刺激，特别是对威胁的有意识评估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男性在面对具有威胁的情况时不太会感到恐慌，并且不会被意外的噪音吓倒。
这种性别差异也会影响两性表现侵略性的方式。正如进化心理学家安妮·坎贝尔（Anne Campbell）在她的《自我的心灵》（A Mind of Her Own）一书中指出的那样，男性倾向于以身体侵略的方式应对威胁或挑战，女性倾向于用言语或心理上的攻击来应对。因为男性的反应往往是身体上的，因此持续时间和造成的心理伤害都有限，所以男性朋友之间的冲突似乎比女性更容易解决。而女性间的冲突往往是由言语表达造成的，而且往往涉及人身侮辱，所以造成的心理伤害更大，原谅和遗忘就不那么容易了。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言语侮辱占了所有关系崩溃原因的1/4。
两种性别在引起嫉妒的方面也存在差异。从各种各样的研究中得到的证据表明，如果伴侣与别人发生风流韵事，男性通常比女性更容易嫉妒，造成的结果是，他们比女性更狭隘。相应地，女性更关心的是她们的伴侣是否会与另一个女性发生情感上的关系，即使他们没有发生性行为。实际上，女性似乎只有在对自己能获得的资源有影响的情况下才会变得非常担心，因为她们的伴侣将不得不在两个家庭之间分享收入和财富。这又是一个一夫多妻制门槛的问题。
即使是在同性之间，受到嫉妒情绪影响的程度也存在差异。威尔·布朗和克里斯·摩尔（Chris Moore）测量了一组由男性和女性构成的样本的身体对称性，并要求他们对自己在一段关系中所感受到的嫉妒程度进行评估。我们假设，由于对称性被认为是一个很好的基因质量指标，更对称的人理应更受追捧，所以他们对伴侣的忠诚度会更有信心，而如果配偶抛弃他们，他们也会更可能找到替代者，因此，他们应该不会那么容易受到嫉妒的影响。相反地，由于不对称的人吸引力较弱，他们应该会更多地感受到竞争对手的威胁。数据显示，不对称的人确实更容易嫉妒，相反，性别与和爱情无关的嫉妒（即嫉妒别人的成功，比如工作上的晋升）与身体对称性不相关。事实上，我们也不希望身体对称性与工作中的成功相关联。换句话说，爱情中的嫉妒和嫉妒别人经济或物质上的成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神经科学家塔尼亚·辛格及其同事发现，在观察某人受到惩罚的场景时，两性大脑的反应有着惊人的性别差异，而男女两性都在主要疼痛中心（脑岛和前扣带皮层）中表现出同样的反应。然而，如果被惩罚的人在之前游戏中表现不诚实，男性在疼痛中心的反应就会有所减弱，而左侧眶额叶皮层和被称为伏隔核区域的奖励中心的反应增强。多米尼克·德奎尔克（Dominique de Quervain）及其同事的一项早期研究显示，当一个实验对象能够惩罚在游戏中违反规则的人时，这个区域就会被激活。这表明它的激活反映了一个占便宜的个体因为看到他人因行为不端而受到惩罚的满足感，女性身上则没有这种效果。在两种情况下，女性的疼痛中心都有同样的反应，女性在两种情况下都会同情受害者。但当男性认为受害者应该受到惩罚时，他们倾向于沉溺在幸灾乐祸的感觉中。表面上看，狂暴分子和精神病患者是天生的，而不是由环境造成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关注的都是巩固日常关系的过程。还有一种与亲密关系有很多相似之处的关系，但并不总是涉及两性关系中的性别意义。这种关系通常涉及魅力型领袖的个人影响力，他们既可以是普通人，也可以是宗教人物。这种关系之所以引人入胜，是因为其中包含许多深刻的亲密关系的特征，因此很容易就会发展成性关系。因为它们代表了某种极端的东西，所以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更传统的关系动态的迷人见解。
● 当我们爱上一个真实存在的人时，只是爱上了自己心中虚构的形象。
与魔鬼同眠，
有些充满了神圣的爱；
有些满是白兰地，
那一天开始的仪式，
可能以淫乱告终。
——《神圣的公平》
1652年，意大利雕塑家洛伦佐·贝尼尼（Lorenzo Bernini）在罗马市中心的圣玛利亚教堂里完成了他的最新作品。《圣特蕾莎的狂喜》是一组由他精心创作的西班牙神秘主义作品，表现了人们在见到上帝之后的狂喜，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杰作之一。说实话，贝尼尼在创作时有点生气，因为他曾是巴贝里尼家族青睐的艺术家，尤其受红衣主教马蒂奥·巴贝里尼（Matteo Barberini）的青睐——他在1623年被提升坐上教皇的宝座时，被授予乌尔班八世（Urban Ⅷ）。当乌尔班八世在1644年死亡时，与他截然不同的英诺森十世（Innocent X）成为继任者。英诺森十世对贝尼尼的技巧不太热心，更喜欢雕塑家弗朗西斯科·博罗米尼（Francesco Borromini）的技艺。教皇不再资助后，贝尼尼开始在工作室里荒废度日。威尼斯红衣主教费德里科·科纳罗（Federico Cornaro）在思考自己的死亡时，想到要为自己准备一个合适的坟墓，于是，他委托贝尼尼为他的教堂雕刻一件令人振奋的艺术品，他计划死后安葬在那里。有人说，贝尼尼对特蕾莎的神性幻想，是对教皇的一种刻意藐视，所以教皇放弃了他的才华，转而支持他的劲敌。
尽管如此，贝尼尼的作品不仅是一件精美的雕塑，也象征着一些更有趣的东西，那就是宗教中的狂喜与世俗之爱存在一些相似之处。两者的相似之处有痴迷、梦幻般的想象以及内心的痛苦，还有对世俗事物的兴致全无。至少在基督教传统中，人们长期以来一直有一种对圣人、圣母玛利亚及上帝保留着某种神秘的爱意。当然，这样的关系不是性的，但都有着同样的单恋的感觉。
宗教信仰：一种神秘的亲密情感
基督教的神秘传统有着很长的历史。在耶稣受难一个世纪后，蒙塔纳斯在北非的沙漠中建立了一种狂喜的基督教神秘主义形式。根据蒙塔纳斯的说法，欣喜若狂的状态可以让人类直接接触到上帝。他认为，人类是上帝拨动的琴弦。尽管蒙塔纳斯在主流阶级中不被认可，但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他见证了一场真正的人流涌入沙漠及其有了这样一种神秘的体验，这是以他为榜样所引发的。许多苦行者获得了“沙漠教父”（Desert Fathers）的称号，圣安东尼只是其中的一个。在这里，在沙漠的微光下，他们通过冥想发展出了一种神秘的习俗，而这些习俗在拥挤的欧洲城镇、潮湿多雨的气候中不可能出现。
这是一个注定要在早期基督教世界成长和繁荣的运动。与这个神秘的习俗相关的名字包括13世纪的多米尼加修士迈斯特·埃克哈特（Meister Eckhart）、标志性的亚西斯的圣方济（San Francis of Assi）、12世纪的希尔德加德·宾根（Hildegard von Bingen，她因《上帝呼吸中的轻羽》[A Featheron the Breath of God]出名，创作过很多好音乐）和15世纪的英国女性玛杰里·肯普（Margery Kempe），当然还有圣特蕾莎修女。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比约神父和19世纪晚期的意大利人圣杰玛·加尔加尼（St Gemma Galgani）。
阅读《灵魂的故事》（Story of a Soul）的时候，我们不可能不被其中的激情、痴迷和绝望所打动。这种绝望感源于想和那个特别的人在一起，取悦他，为他做事，忍受无尽的苦难。无论什么，都是给他的礼物。
宗教中狂喜的一面也会从传统的日常恋爱中洋溢出来。不同之处在于，我们爱上的是一个并不存在的人，或者是像圣母玛利亚、圣徒和耶稣，他们可能的确存在，却早已死亡。宗教和恋爱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许是当我们爱上一个真实存在的人时，只是爱上了自己心中虚构的形象。
有些人把这一切都太当真了。安特卫普的坦切尔姆（Tanchelm of Antwerp）是一位非常成功的传教士，在11世纪末和12世纪初，他在“低地国家”（Low Countries，指欧洲西北沿海地区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吸引了大量信众。最终，在数千名追随者的陪同下，坦切尔姆与圣母玛丽亚举行了一个盛大的仪式，庆祝他们订婚。不过那天玛丽亚似乎在别的地方，所以只好由一个雕像替他出席。坦切尔姆和今天的电视布道者一样，能够激起信众的热情，让人感到兴奋。
这种与上帝相爱的感觉并不是基督教所特有的：它也发生在其他亚伯拉罕的宗教中。没有什么比苏菲伊斯兰教中卡瓦里传统的爱情诗更精妙的了。巴基斯坦和伊朗的卡瓦利传统，以已故的努斯拉特·法特·阿里·汗（Nasral Fateh Ali Khan）为代表，是一种通过激烈的节奏和古老的情诗将歌手和听众带入狂喜状态的歌唱形式。这些诗中的很多都是传统的印度诗歌——一种古老的诗歌形式，可以追溯到6世纪伊斯兰阿拉伯时期，既表达了失落与分离的痛苦，又表达了爱的纯净。
啊，你那柔顺黑亮的长发，
请不要用你那迷人的网把我缠住。
歌手恳求道：
那穿透心灵的目光，
把你头发上的黑影驱散，
使黑暗令人愉悦。
你给我的眼睛带来了泪水。
我请求爱，却只得到了悲伤。
宗教是亲密关系的副产品吗
民间智慧表明，尽管作为牧师和宗教权威的男性比女性多，但女性几乎是所有宗教会众的主体，这一观点也已经得到了相关研究的支持。很显然，随着宗教不再作为通往美好生活的途径，男性已经对宗教专家这个职业失去了兴趣。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主要的基督教教会中的男性数量已经急剧下降，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接受神职培训。而男性似乎在更有魅力的教派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女性对宗教更感兴趣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她们的情绪性和社会敏感度更高。女性会比男性更强烈地表达情感，主要表现在自我报告方面，以及面部表情和生理反应方面，尤其是在表达悲伤和厌恶等负面情绪的时候。人们常说，女性更大的情绪反应能力是她们社会化的产物，尽管这很可能是真的，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社会化只是夸大了现有的生理差异而已。最近的脑部扫描研究显示，男性和女性对情绪线索的反应不同，因为大脑脑区被激活的位置不同，与女性比男性对情绪事件的反应更强烈的证据相关联。例如，尽管男性和女性的大脑在思考悲伤事件时反应强烈，但女性的反应要比男性强烈得多，而且会牵动大脑的两个半球。
在高级心智测试中，女性的得分也比男性高得多。这致使的一个结果可能是，女性比男性更敏感，对日常生活中的变幻莫测和未来的不确定性更容易感到焦虑，并能更好地感知他人的心理状态，因此，女性可能更倾向于寻求像宗教这样的组织和机构的帮助，以增强她们应对这些焦虑的能力。鉴于宗教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女性更容易受到宗教信仰的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
魅力在女性的择偶策略中也是一个主要的问题。有魅力的个体，无论是政治领袖还是宗教领袖、体育明星、音乐家，甚至是少数作家，似乎都特别有吸引力。在男性流行偶像的例子中，他们的吸引力也比自由恋爱关系中的男性高。他们的吸引力可能与其地位（以及潜在的财富）或优质基因有关（这是他们的智力或个人技能所暗示的）。这种被某人吸引或爱上虚拟个体的自然过程的延伸与这样一个事实相关：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这样做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头脑中构建了一个愿景。换句话说，我们爱上的是一个自己构建的形象，而这个形象仅仅部分地受到了我们眼前事物的影响。
当面对承诺的时候，女性更倾向于将自己托付给未来的伴侣。尽管民间智慧表明，人类的求爱过程是指求偶心切的男性向忸怩作态的挑剔女性发出邀请，但选择配偶的过程实际上是双向的。尽管实现理想目标（获得最好的伴侣）的策略可能会大不相同，但这对两性而言都有很大的利害关系。所以，男性承诺，女性选择（女性的决定可能比男性更谨慎）。然而，一旦下定决心，女性可以变得非常坚定和有持续性。而男性通常不会太集中注意力，如果觉得自己不可能成功，就会更容易放弃。
“看见上帝”的神经学密码
神经成像学研究已经开始提供一些相关过程的解释。最近的一项神经影像研究显示，当人们在思考上帝或其他精神存在时，大脑中与心智化相关的同一区域就会活跃起来，很显然，我们把精神存在看作了真正的人。几年前，安德鲁·纽伯格（Andrew Newberg）和尤金·阿奎利（Eugene d’Aquili）发现，在冥想过程中产生狂喜状态的个体具有独特的大脑激活模式。在狂喜状态下，个体左顶叶后叶的活动水平大大降低，右半球有大量的泛化活动，而右脑通常与更多的无意识的情绪反应有关。在神秘状态下，顶叶区域似乎被关闭了，而这一区域与人类的空间自我意识有关，这几乎肯定可以解释狂喜状态下与真实世界分离的感觉。纽伯格和阿奎利认为，当顶叶中的神经元开始关闭时，它们会通过边缘系统（杏仁核）向下丘脑释放一系列冲动，与下丘脑之间建立一个反馈回路，关注额叶皮层区域（通常负责抑制顶叶神经束）和顶叶。随着这个循环的建立，它导致了空间意识神经回路的彻底关闭，同时释放了一阵狂喜的感觉，最终使我们感到自己似乎与无限的“存在”结合在一起，而这正是进入恍惚状态的特征。他们将这一束神经元标记在顶叶上，称为“上帝点”（God Spot）。
与之相关的事实表明，内啡肽也可能被牵涉其中：毕竟，这也是内啡肽产生的主要场所。更重要的是，许多宗教活动（尤其是那些与恍惚状态相关的活动）涉及身体疼痛和压力。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涉及故意施加的痛苦。基督教中最臭名昭著的例子是中世纪的鞭笞者，他们在黑死病期间游历欧洲，在旅途中通过鞭挞自己引发了一场狂潮，吸引了大量人群。在天主教修道主义中，忏悔的传统有着悠久的历史。人们常在私人祈祷中使用传统的九尾鞭。在俄罗斯东正教传统中，鞭笞者和切断者旨在通过自我施加的痛苦达到一种宗教意义上的狂喜状态。由于切断者的做法涉及将女性的乳房割掉，不用说，他们的受欢迎程度相对较低。而更为温和的克里斯蒂安派从14世纪60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19世纪90年代。
其他近期的神经影像学研究表明，宗教信仰涉及许多与心智理论有关的大脑单元。目前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宗教知识和宗教经验似乎激活的是大脑的不同区域。宗教知识会激活颞叶区域，而宗教经验会激活左额叶、顶叶和颞叶区域。前者可能反映了知识性事实之间的相互关联，而后者可能与支撑心智和心智理论的领域密切相关。
痴迷的进化，为你的选择全情投入
一般来说，坠入爱河的对象只能是一个人。我们很难真正同时爱上两个人。然而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对一个人的关注，可能会产生一种罕见的、被称为“德克莱兰鲍特氏”的综合征（de Clérambault’s syndrome）的症状，这是由法国精神科医生盖坦·加坦·德克莱兰鲍特（Gaëtan Gatian de Clérambault）在1921年首次发现并命名的。在这种综合征患病人群中，女性数量大约是男性的两倍，其主要症状是患者会产生一种错觉，认为某个特定的人非常爱他们。他们的信念通常十分强烈，以至于任何行为都不会动摇它，所有试图制止他们不受欢迎的努力都会被解读为在考验追求者的热情和决心。粗鲁或愤怒地对待患者只会让他们加倍努力，让他们相信对你的最初信念是正确的。虽然这种情况往往与生活早期的精神病理性有关，它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但实际上也反映了女性更重视的一种求偶策略，极端地说，自我中心是男性认知方式中的一种，反映了男性的社会化程度较女性而言更低。
德克莱兰鲍特氏综合征的发病者存在着一些惊人的性别差异。患病的男性都是年轻、阶层较低的人，而一些类似的东西可以被看作是被伴侣抛弃的年轻男性的一种夸大的嫉妒。在女性中，它往往发生在老年妇女身上，更多的是已婚或离异的女性。男性倾向于将注意力集中在比自己年轻的女性身上，而女性则更关注那些年长或地位较高的男性。
德克莱兰鲍特氏综合征已成为名人面临的一个严重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玛格丽特·玛丽·雷依（Margaret Mary Ray）曾疯狂痴迷于电视节目主持人大卫·莱特曼（David Letterman）以及后来的天空实验室宇航员斯托里·马斯格雷夫（Story Musgrave）。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不幸患上了这种综合征，几乎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约翰·辛克利（John Hinckley）曾试图打动他一直跟踪的女演员乔迪·福斯特（Jodie Foster）。塔蒂阿娜·塔拉索夫（Tatiana Taraso ff）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她的学生普罗森吉特·波达尔（Prosenjit Poddar）试图设计一种可以将她从危险中解救出来的情景，不幸的是，他误判了一些事情，把塔拉索夫杀死了。这种综合征也曾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比如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的小说《忍耐爱情》（Enduring Love）情节的核心，虽然受害者和欲望对象都是男性。它还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犯罪心理”系列电视剧中至少出现了三集。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这种痴迷是有一定道理的。一旦你决定把谁选作你的终身伴侣，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为拥有他而付出你的一切。一旦迟疑，就会失去。让你的意图像铃声一样清晰可辨，并不断持续……最终，即使是最大的笨蛋也会了解这一点。通常情况下，这只是对方需要得到的信息：一旦对方意识到你对他们感兴趣，他们需要经历一个神奇的瞬间翻转，然后突然投降。在交配游戏中，坚持是一种策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很容易从中看到一些优点，从本质上来说，“如果你看到一个完美的伴侣，那就当着别人的面去找他”。尽管女性对注意力的关注很深刻，但男性更容易被坚持所左右，因为他们更愿意尽其所能。
在很多方面，这个问题是由多种情况造成的。生命太短暂，我们不能浪费时间坚持不懈地去寻找完美的人。在寻找完美和服从于繁殖事业之间，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权衡。从某种程度上说，你选择繁衍后代的对象并不是太重要，只需要他们提供半套基因，并且没有不孕症即可。在寻找完美伴侣的过程中，你拒绝的追求者越多，你离目标可能就越远。虽然你可能拥有一些优势，但你可能会遇到的第一个潜在的问题是，太久的寻找时间会带来收益递减。20世纪70年代著名的理论分析认为，最理想的策略是综合考虑你遇到的前13个潜在伴侣，然后把其中最好的一个选出来。你不可能做得更好。后来，彼得·托德（Peter Todd）和杰弗里·米勒进行了一系列的计算机模拟，并提出了“试一打”的策略：综合考虑你遇到的前10名潜在伴侣，选出最好的那一个，然后等待新来的人超过他们，并为他付出你拥有的一切。既然结局是固定在另一端的，那么拖延的时间越久就会变得越糟糕。
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这种现象。第一个原因是，寻找配偶的事情是一个频率相关的问题。即使完美伴侣真的存在，他们也会知道自己有多么完美（因为每个人都在追逐他们），那么他们只会选择异性的完美伴侣。但最终，他们得到的是一群人的选择。完美先生等待着，直到他遇到完美女士。一旦他们配对好了，就轮到下一个最完美的人寻找下一个最完美的伴侣，在这条线上，你可能站在最后。但是，既然你已经坚持了这么久，为了说服完美先生，你浪费了大量的时间，最后才意识到自己能做出的选择为数不多。与此同时，你体内的生物钟在不停地滴答作响，你的繁衍机会就像沙漏里的沙砾一样，在你的眼前滴落。换句话说，我们的生理机制就是只关注当下市场的局部角落，就可以继续下去了，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
第二个原因是，世界上并不存在完美伴侣，他们根本不存在。人类中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因为完美所需的层面太多了，很多条件在根本上是对立的，所以一个层面的完美永远不能满足另一个层面。但在心理上，你需要相信它们的存在，这样在你下定决心后，就可以把一切都交付给那个人，否则你将无法坚持自己的选择，特别是在情人的有色眼镜褪色之后。即使你只在一段短暂的时间内与每一个人保持一段关系，你也必须要确保每一个伴侣在你看来都是完美的。一旦你意识到这只是一种幻觉，你缺乏承诺和不感兴趣的事情就会变得十分突兀，只有最迷茫的人才看不透你。
宗教就像中世纪欧洲的吟游诗人一样，你可以远距离崇拜你心爱的人，而不用面对日常生活的复杂性和不便的情况。而即使心爱之一偶尔会让你失望，一种温和的德克莱兰鲍特氏综合征也会让你保留一切只是在经受考验的信念，这也是亚伯拉罕宗教的特点。
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前面所讲的关系都是安全的。因为你可以在头脑中创造出完美的伴侣。你的梦想永远不会被残酷的现实所侵扰。爱人是为你量身定做的，因为你让这种关系成为可能。不需要任何性格或形式上的瑕疵，因为你可以构建所爱的人，准确地反映出你在完美伴侣身上渴望的特质。在下一章中，我们将以虚拟现实的形式来面对另一种情况——网恋。
● 正是浪漫的有色眼镜帮助我们克服了顾虑和缄默，给我们勇气去开始。我们必须学习如何驾驭真实的世界，应对它的变幻莫测。
● 友谊的质量取决于我们实际花在与朋友互动上的时间。做得越多，我们就会越投入情感关注这个人。尽管我们可以在超市中四处寻找性价比最高的商品或服务，但绝望和孤独也让我们很容易在网络世界里被虚假的过度承诺所伤害。
网络上的爱与背叛，
我怀着轻快的心摘下一朵玫瑰，
在多刺的树上，
但我的爱人偷走了我的玫瑰，
只留下那根刺和我一起。
——《班克斯·杜恩》
我们有幸见证了历史上那些非凡的时刻，它们让我们的生活中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当我们悄然进入21世纪，整个世界进化出了一个新的维度：互联网。自从邮政服务发明以来，Facebook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改变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寻找爱情和获得满足感从未如此简单：交友网站可以让垃圾邮件发送者通过电子邮件以提供巨额财富为名换取你的银行账户详细信息，承诺永远爱你的少女充斥着你的视野，而19世纪50年代的便士邮报和20世纪30年代的电话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在一次次的鼠标点击中，我们成了地球村的一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