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字世界里，新的电子交流方式带来了一个美妙的新前景，一个新的狂野的西部在等待你去探索和占领，并且所有的一切都可以足不出户来完成。互联网奇迹般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我们可以在全球范围里寻找新的朋友。面对面交流的方式把我们束缚在了小小的城市世界里，而现在，我们可以直接向全世界广播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都是真的。然而，阻碍了那些急于推销软件的人的乐观主张的是人类的思维。技术人员可能不知道，人类可以拥有的朋友数量的限制不仅仅是技术性的问题，也不仅仅在于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可以挤出的时间：这也与我们是否能够保持关系的一致性有关。时间确实是一种限制，而数字技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交流方式——同时与几个人交谈。但真正的问题是口语和网络聊天之间的细微差别。我们可以向世界喊话，就像灯塔不断地向每艘过往的船只传递它的信息，但是有多少艘经过的船只能与我们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呢？当船只真的靠近时，我们根本无法一次登上多艘船只去参加社交活动。
社交媒体：维系、拓展关系的新方式
Facebook成功背后的秘密在于，它使得我们能够保持过去因距离而很快自然疏远的关系。一个世纪以前，我们的世界还是小而狭窄的：只有一小部分人会长途跋涉，在出走后，他们多多少少都会失去与出生地之间的联系。但在现代社会，我们常常因为上学和工作而远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会在待过的地方交往一小群朋友。我们的社交网络也因此变得分散，由几个不重叠的离散子网络组成。我们小时候的朋友可能会认识我们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但是他们不会知道我们后续发展的朋友圈，而我们大学时代的朋友也不会知道我们的亲属关系。后来，在工作的时候，我们又会在不同的城市建立不同的朋友圈，加入一些团体，这些团体可能会因Facebook上的一个评论，或是一次短暂的相遇而组织聚会，有些聚会上我们甚至会邀请自己认识的每个生日日期里面有数字0的朋友。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分裂使我们变得更脆弱了。我们在任何地方的社会网络都变得很小，我们也更加孤立了。如果我们因为某种原因失去了一位好朋友，那么这种变化的影响就会非常大，因为我们没有其他地方可以退缩，也没有大家庭或朋友的网络来填补这个空白。现代生活是孤立的，所以我们比进化史上的任何人都更容易遭受社会排斥。
互联网为这种状况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因为它使我们能够与散布在各地的朋友保持联系。作为保持友谊的一种手段，它具有巨大的潜力，效果相当明显。互联网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让我们可以同时和很多人交谈。它原则上允许我们建立名义上的朋友网络，尽管我们对这些人知之甚少。
互联网也在爱情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找到合适的伴侣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当人们的流动性变得更大的时候。我们的朋友圈变得越来越多地围绕着一起工作的人，社交越来越依赖于一起工作的人。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的婚配都局限在一个小型社区范围内。对于整个社区来说，和哪些人一起定居才是最重要的。你可以向社区内的人寻求婚配建议，即便不寻求也会有人免费给出建议。通过扩展的交际网，有人提供方案，有人提出建议。在旧时的情况下，关系网络为我们提供了保证，并保护了我们的安全，这对于现代社会而言是非常奢侈的。在今天分散的、支离破碎的社会里，我们缺乏这样的机会和保证。
从18世纪末开始的城市化进程，到19世纪工业革命爆发后速度不断变快，社会和经济的流动性已经淘汰了许多传统的寻找配偶的途径。原有村子中的媒人无法在当地社区之外的地方发挥作用。我们一切都要靠自己。随着19世纪的进一步发展，问题变得更糟了：在20世纪下半叶，越来越多的女性在富裕家庭的大房子里工作，富裕家庭的佣人数量急剧上升，它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职业婚介服务的兴起。第一家婚介所于1751年在伦敦开业，主要为那些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服务。
而在维多利亚晚期，婚介服务才真正发展成一个名副其实的产业。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个人相亲广告变得非常流行，不仅包括新世界的偏远角落和一些女性数量较少的地方，甚至在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代的伦敦都很受欢迎。婚介所、婚姻登记制度、时尚婚姻广告商、国际婚姻公报、媒人等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幸存下来。杀死整个行业的不是战争本身，而是它逐渐与爱德华时期性交易中更肮脏的东西联系在了一起。妓女们开始意识到，个人相亲专栏为她们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揽客场所，私人专栏以婚介为幌子，为宣传各种性服务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场所。自那以后，上流社会的女性不再登报相亲，因为她们害怕收到意想不到的回复。
直到20世纪60年代，个人相亲广告业务才开始复苏，经济流动性的增加再次使许多人发现自己无法轻易找到合适的对象。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数字时代，网上约会服务几乎完全取代了传统婚介。在数字时代，无数专业网站为许多女孩提供了寻找幸福婚姻的机会。互联网只是为老式的孤独心灵提供了一种快速的、全球性的媒介。
大多数公司的运营方式和它们的“前任”一样，都要求用户在自己的数据库中进行自我介绍，并将他们的个人资料相匹配，或者允许用户直接联系他们感兴趣的其他用户。计算机使得网站处理各种用户信息的速度变得更快、更全面。许多这类网站现在都在利用心理学，尤其是进化心理学的研究结果。在大多数情况下，用户都会被要求在注册时支付一定的费用，这些网站的营业额预计有10亿美元，这无疑说明了该行业的受欢迎程度。事实上，根据一项调查显示，在所有使用互联网的人当中，只有1%的人是为了与他人约会，建立关系，并找到爱情。
网恋：爱上自己建构的对象
交友网站面临的最大的困难在于，人们永远无法确定到底是谁站在这份档案或电子邮件的背后。我们仿佛回到了爱德华时代的婚介广告中不确定的世界，我们所不知道的是，各种各样的可疑交易正在进行。这不是交友网站的特点，而是整个互联网的特点——为自己在互联网中构建一个角色很容易。因此，在村子里唯一可以连接互联网的设备上，男孩们可以在我们的邮箱里塞满数不清的东西——只要我们告诉他们自己银行账户的详细信息，或者是为了换取永恒的爱的恳求。我们的银行账户信息，或者是一张微薄的支票，都可以帮助他们支付急需的医疗费用。
有时我们还有机会看到网络另一端的人的照片，如果我们不立即与他们交朋友的话，就无法知道那些声称自己患了重度疾病的甜美少女是否真的是一个甜美的年轻人还是一个老太太，又或者是一个十几岁的饶舌歌手——他们的空闲时间太多了。所有的东西，包括精心修饰的照片，都可以被虚构出来。这是潜行者的混沌世界，只是现在他们想要的不仅仅是你的身体。那些本来应该好好工作的人，那些试图利用我们的弱点来牟利的人破坏了原本美好的事情。他们利用的漏洞是我们的绝望，而这种绝望是由孤独和一种更为孤独的老年生活愿景所带来的，以及再加上我们天生的信任倾向——把每个人都看成是善良、可信赖的。
这是问题的实质所在。当我们的兴趣被最初的交流唤醒时，我们就会在现实生活中创造出想象的爱的对象。正是浪漫的有色眼镜帮助我们克服了顾虑和缄默，给我们勇气去开始。网络诈骗受害者的悲惨故事的一个永恒主题是，他们会从正常的怀疑发展到对电子邮件或电话另一端的陌生人表现出极度忠诚以及不吝惜、绝望的爱。这种情况似乎在一夜之间就会发生，而且通常只需要几周或几个月的时间来交换信息。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天与人见面，就会逐渐将心理形象融入现实。在数字的世界中，当我们在互联网中坠入爱河时，我们不会这样做，我们会爱上一个自己构建的精神形象，而不是一个真实的人，我们也没有现实的锚来控制自己疯狂的想象力。我们只是把自己拉进了蜘蛛网的中心。
目前，我们还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人被网络上的垃圾邮件和骗子欺骗，或者到底他们损失了多少钱。大多数人都很不好意思在遇到诈骗的时候报警。尽管如此，保守估计，互联网欺诈每年会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受害者自愿交出大量金钱，误以为网络另一端的人深爱着他们自己，只是需要帮助解决生活问题，这样骗子可以果断地购买机票过来和他们住在一起幸福地生活，度过余生……受害者中有许多是孤独的单身女性，她们寻求的是温柔和关切，但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心理上，她们都无法承受这样的负担。
在一个案件中，出生在英国格林纳达的戴维·切克利（David Checkly）被判入狱6年半，因为他在英国通过约会网站结识了30多名女性，并从她们身上骗取了大约50万英镑。一些人失去了她们的生意，一些人失去了她们的房子，大部分人失去了她们的全部积蓄，而所有人都失去了她们的尊严，她们对人的信任也被摧毁了。切克利用甜言蜜语俘获受害者的心，接着开始利用她们的感激之情——有人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作为一个用心的追求者，切克利的行为一开始显得非常绅士和慷慨。一段时间之后，他就会说自己需要一笔几百英镑的借款来解决生意上的问题，而受害者就会心甘情愿地提供，然后切克利就会说需要另一笔更大的借款……而且总是有一些原因导致前期的借款不能准时偿还。
浪漫的垃圾邮件是一种心理艺术，通常是那些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所写。但是他们了解受害者的心理弱点，并且可以利用受害者的防御漏洞，而这些漏洞通常是大师级别的骗子才能发现的。令人费解的是，这些导致受害者入狱的指控，往往被证明是谎言。通常，这些受害者还会帮欺诈者解释，说明他们为什么要收养他人，或声称一些并不存在的商业或慈善的理由。这里有一系列非常典型的基于现实生活的案例。
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职业女性受害者，50多岁，有几个成年子女，正在从失败的婚姻中恢复，又或者是在丧偶后变得越来越孤独。面对孤独变老的前景，她迫切地想要躲开这种不幸的命运。于是，她开始通过在线约会服务寻找伴侣。这看来十分可信，因为用户必须付费。几次约会下来，她都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某天，她突然得到了一个试探性的回应，这与她平常看到的帖子不同。出于好奇，她回复了。这个名字富有异国情调，头像是一个地中海神。是的，事后回想起来，对方一直对年龄闪烁其词，对很多事情的回应都是模糊的，当时对他的网名应该提起警惕的，因为那个名字并不会使人联想到他所说的希腊、意大利或者西班牙，但她当时正处于绝望中。
后来他们又通过几次电话，发过几封电子邮件。电话中一点儿也听不出来他是南欧人。事实上，他的语文很差，讲的几乎都是方言。她对此提出了质疑，他笑着坦白了一些看似有理的谎言：他不想让她离开，如果她有机会看到真实的自己，会发现他非常友善。她接受了这个解释，他苦笑了一下，但毕竟这是一件小事，他似乎又温和又慷慨，重点是对她充满了爱意。于是，他们继续通过电子邮件交流，发送那些害羞的爱的宣言。尽管这完全是欺骗，但她不断在说服自己，她正在恋爱。后来，他又提出想和她在一起的想法，但是他没有钱。他的朋友提出了一个商业计划，现在需要一些启动资金，这会带来可观的利润，然后他就能买到机票，和她在一起。
某种程度上说来，她犯了一个偶然的错误——正如一个人在与自己信任的人交谈时那样，她提到最近继承了一笔相当大的财产。接下来，男方提议他们一起去旅行，当然，所有的钱都是由女方支付的。几周的相处中，她多年来第一次感到了爱。仿佛所有的谎言和欺骗都可以被遗忘和原谅。面对现实的时候，为了避免在舞会后独自回家的灰姑娘时刻，我们总是愿意妥协。她现在确信自己终于遇到了爱情，她打开自我，允许内心的涌动带着她去任何地方。就在此时，对方提出了一项重大的商业交易，它只需要几个月的大额贷款就可以了。此时，她犹豫了，但是感情上的敲诈是很沉重的：当你如此爱我时，你怎么能因为这么小的一件事而否认我呢？她违背自己的理性，抑制内心深处的疑虑和不安。他们分开后，她回到家，把钱汇了过去，并准备好了他们的安乐窝。
男方某天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说，商业计划失败了，钱都赔进去了。他说了很多对不起，并问自己能做些什么来弥补……但那时已经太晚了。她难以应付，结束了一切。她可以放弃一切——金钱、爱情、自尊，或者她可以做出更宽恕的选择，然后继续被困住，希望以此挽救一些未来的东西，其实不过是被更多地利用罢了。
女性似乎特别容易受到这些爱情骗局的影响，但男性也很容易找到那些只想寻找可以为之献身的白马王子、亲密丈夫的年轻女性。唯一的不同是，她必须是一个年轻漂亮的诱饵。如果这不是一个金钱骗局，那就是一个想要通过婚姻获得英国护照的骗局——紧随其后的是消失或离婚请求。最后，在21世纪的虚拟世界里，这一切就像迪克·特平在通往约克道路上的抢劫。就像特平用面具斗篷把自己伪装起来一样，骗子把他的身份隐藏得很好。就像所有最好的魔术表演一样，当骗子付出最少，并且允许受害者编造故事的时候，这个骗局是最有效的。当你因为自己相信某件事时，你会比别人试图说服你时更相信它。
网络聊天无法替代面对面交流
一般来说，这个世界由两类人组成：网络乐观主义者和网络悲观主义者——那些认为互联网就是我们所有问题的答案，以及对这种主张表示非常怀疑的人。网络悲观主义者认为，互联网正在对我们的社会生活产生负面影响，因为花在网上的时间是从我们花费在现实世界社会交往上的时间中挤出来的。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特别是对于儿童和青少年而言。我们教授课程所需的知识积累需要数十年时间才能完成，并且像所有类型的学习一样，需要现实生活的经验。我们必须学习如何适应他人，调整自己的想法和需要，以及满足与我们互动的人的愿望。在互联网中则不是这样，因为你可以轻易地拔掉电源，然后在不造成直接冲突的情况下，以一种不可能面对面的方式消失。在现实世界，我们需要学习理解别人微妙的面部信号的技巧，以及如何利用这些技巧来调整自己的反应。这种习得需要面对现实存在的事物，而且需要花费时间。
学习面部信号和手势的细节意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事实上，它比我们想象得要长得多，速度也慢得多。我的合作者之一昆廷·迪利（Quinton Deeley）扫描了40多名年龄在8~50岁之间的男性的大脑。实验任务非常简单，被试被要求观看一系列表达恐惧、厌恶或中立态度的面孔照片，并被要求识别出其中要表达的情绪。结果显示，照片激活的大脑区域与预期的一致：视觉系统、颞叶梭状回的面部识别神经元和参与情绪反应的右额叶皮层。
额叶皮层的活动水平存在年龄差异，在较年轻的被试中非常活跃，但在较年长的被试中，前额叶区域的活动水平会下降到基线水平，并被梭状回区域的提升（对厌恶情绪的反应）所取代。在年轻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努力去识别面部表情，所以所有的工作都是在大脑的额叶区域完成的。但随着我们习得经验，这一过程就会逐渐自动化，并转移到大脑的其他部分，从而更有效地处理离线问题。尤其令人惊讶的是这种变化发生的年龄：直到20多岁的时候才发生变化。这种转变本身就很有趣，因为这正是大脑完全发育到成年大小和稳定状态的时间。这种情况发生得非常晚，这意味着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大量的经验积累才能达到足够精确的自动化反应的程度。
我们必须学习如何驾驭真实的世界，应对它的变幻莫测和不断的变动，这需要很长的时间。像心智理论这样的社会技能的习得，发生在孩子们获得了关于体积守恒和因果推理的简单认知之后。这不仅仅是一种面部表情的识别模式和被记录的情绪识别模式——正如我们可能会学习到的某个灯塔的短光和长光的闪烁模式，我们还必须学习在表情编码情感表达的深度上的细微差别，以及真假感情之间的区别。我们必须学习如何区分自愿的、假的、杜氏微笑与不自觉的、真正的、杜氏微笑，以及那些眼角的鱼尾纹。只有学会这些，我们才不会被面前的假象所迷惑。
学习社交暗示的微妙之处正是你在年轻时不要太沉迷于互联网的原因。但是网络悲观主义者仍有一些质疑。其中一个事实是，按照经济学家的观点，时间是缺乏弹性的。你不能压缩它，以便更有效地使用它，这在如何维持关系的背景下就变得非常重要了。正如我在前文中所解释的，友谊的质量取决于我们实际花在与朋友互动上的时间。做得越多，我们就会在关注这个人上越投入情感。我们花在互联网上的时间是从与家人和朋友面对面交流的时间中挤占出来的。这似乎是最关键的一点，尤其是对男性而言。
我们在对手机使用的纵向研究中发现，在孩子们离开家后，他们花在面对面交流上的时间会减少，他们的朋友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减少。但对样本中的女孩而言，关键的是在一起交谈的时间。互联网聊天软件和电话几乎是完美的替代品，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约2/3的Facebook用户是女性的原因。总的来说，男性会觉得这是一个不太适应的环境。我们怀疑，即使对于女孩来说，技术最终也只是一贴膏药，一个临时的解决方案。在数字世界里，如果你不去和朋友聚在一起进行面对面的交谈，那么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这种关系从我们通常能管理的150份关系中滑向深渊。
我们把全部社交时间的40%投入到了与自己最亲密的5个朋友和亲戚中，约60%的时间投入到了15个较好的朋友和亲属中。而如果我们把相同的时间花费在更广泛的社交圈子中，我们将会很快地耗尽自己的所有时间。社交时间占据了我们一天醒着的18个小时中的20%左右。而如果把我们给予15个好朋友的5%的时间用于社交网络的全部150个成员，就需要我们每天花27个小时进行面对面交流。如果想把所有关系都置于我们最高层次的亲密关系中，我们将不得不每天在面对面的互动中花费43小时。这样不但一天的时间不够长，而且我们也没有时间吃饭、睡觉和呼吸。
尽管网络乐观主义者主张互联网提供了扩大社交视野的机会，以及接触全球数以万计的网络用户的可能性，但是我们的在线社交网络正变得越来越接近日常的、真实的关系。当汤姆·波莱特（Tom Dollet）、萨姆·罗伯茨和我开展一项在线社交网络的研究时，我们发现那些使用Facebook或其他社交网站的人拥有的社交网络并不比那些很少使用互联网的人更大。
朱迪思·多纳特（Judith Donath）和丹娜·博伊德（Danah Boyd）在对社交网络的分析中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人们在社交网站上无法结交到亲密的朋友，至多是认识一些原本接触不到的陌生人。这里的问题是“原本”这个词：你可以认识更多陌生人（那些在网络交易中被认为是“弱关系”的人），并不意味着你必须这样做。事实上，大多数人都没有这样做：大多数人似乎还是把Facebook上的朋友限制在现实生活中的同一批人中，当Facebook员工在公司庞大的数据库中进行搜索时，他们发现，多数用户典型的朋友数量在120~130个之间，并没有超出我们的150人这个限制范围。有些人在Facebook上确实有好几百甚至几千个朋友，但是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差别。大多数人都希望自己的Facebook列表就是他们的日常社交网络，即使他们只有一两个网络好友。我们确实无法管理更多的友谊。
当用户在自己的Facebook“留言板”上发帖时，大多数人的表达就像是现实生活中的对话：他们认为自己只是在和少数几个亲密的好友说话。在现实世界中，人们能够维持有效会话的人数上限是4。如果增加一个人，我可以保证，你们在30秒内将分为两个单独的对话。下次你在一个大型招待会上时，可以检验一下我的说法。当人们在Facebook上发布一些东西时，他们总是认为自己在进行一场私人谈话。剩下的只是偷窥者，如果他们不在那里，那就更无关紧要了。
我们从纵向研究中得到了同样的结果。在我们抽样调查的18岁的青少年中，有3个人在18个月的时间里平均每天发送超过100条短信，大概他们也收到了同样数量的回复，这意味着他们在18个月内发送和接收的短信超过了108000条！但真正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其他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人们有85%的短信只发给了两个人：最好的男性朋友和最好的女性朋友。我们真正所处的社会网络很小，出于这个原因，一些新的社交网站限制了用户可以拥有的朋友数量，他们的目的是创造一种更亲密的感觉，从而让你感受到与你共享照片和个人信息的人之间隐含的信任感。
那么面对面的交流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并不完全确定，但至少从研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在网络互动中交流的信息比面对面交流要少得多，甚至在互动持续的时间上也存在差异。在塔蒂亚娜·弗拉霍维科和萨姆·罗伯茨进行的研究中，他们让43名被试提交了一份为期两周的日记，其中记录了被试与5个亲密朋友的互动。并对他们的幸福感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人们对面对面交流的评分比电话、电子邮件、短信、即时信息以及通过Facebook等社交网站的互动都要高得多。只有通过Skype交流和面对面交流的效果相当。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只有Skype才能提供面对面交流的那种感觉。老实说，我对Skype的表现感到惊讶。我并没有预料到它会像面对面交流那样得到很高的评价，因为它仍存在一些不稳定和笨拙之处。我想，随着技术的进步，Skype带来的益处只会越来越多。这种共处的感觉似乎在同一个房间里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如我在前文中提到的，听到笑声确实会产生影响，但通过电话获得的所有细微的语调和信号都不太够。
风险与创伤：虚拟亲密关系的隐忧
在前一章中，我们遇到了另一种虚拟现实的浪漫故事，即爱上宗教。与互联网中的爱恋的相同之处在于，两者都带有一个自创偶像的印记，都是将我们的理想伴侣映射到了一个模糊的通用框架上。在我看来，这两种情况都是由我们的思维方式造成的。不同之处在于，一个是无害的、安全的，因为欲望对象永远不会冲击我们的现实世界，而另一个则充满了风险和情感创伤，因为数字化背后站着的是真正的人。
我本想以乐观的态度结束这一章，并热情地赞扬地球村的优点，但我不确定自己能否做得到。我的感觉是，数字世界里充满了陷阱，并为诈骗者提供了太多的藏身之处。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倾向于信任别人，除非他们的行为被证明是不可信的。我们倾向于相信自己认识的人，部分原因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社会生活将会崩溃。自古以来，这对小型社区而言至关重要，自然选择也向我们灌输了一种信任他人的意愿，并对他人表现出亲社会行为。在日常生活的小规模社区里，二手汽车推销员很容易被揭穿，我们可以看穿他们狡猾的眼神和其他线索，并在社区周围迅速传播。但在更大的匿名互联网世界中，这种情况不会发生。
这条规则有一个例外：虚拟现实游戏世界，比如《第二人生》和《魔兽世界》。这些游戏中设置了行为准则和自我管理的方式，就像现实世界中发生的那样。违反游戏规则或不成文的行为准则的人会被排斥和惩罚。也许这并不奇怪，因为这些规则的设计目的是为了创建一个能够共同解决问题的小型社区。更有甚者，网络用户倾向于自然进化，就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那样，他们是由好朋友形成的小团体，他们彼此信任、相互合作。但在这些特例之外，网络世界并不是自我监管的社区，它没有一个让每个人都参与其中的共同的项目，也没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是需要通过合作来实现的，它只是一个提供不同质量和价格的商品和服务的超市。然而，尽管我们可以在超市中四处寻找性价比最高的商品或服务，但绝望和孤独也让我们很容易在网络世界里被虚假的过度承诺所伤害。
到目前为止，我的重点是分析我们在对恋人和其他亲密关系进行判断的过程中所涉及的过程和机制。我们还没有问过“坠入爱河”这种奇怪的现象是在什么时候进化成了人类心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结语中，我将讨论最后两个重要的进化问题。
● 科学并不能保证所有发现都满足我们对于世界的先入之见。既然我们已经进入了竞技场，就要尽可能多地了解自己生活的世界，以优雅的风度接受它的本来面目。
● 从严格的生物学角度来看，亲密关系的存在是为了促进繁殖，让个体尽可能地为物种基因库做出贡献。然而，要产生这样的效果，生物必须在生理和心理层面上经历复杂的进化，因此，它创造了我们在私人生活中所经历的丰富多彩的画面。
进化的困境，
不要让女性抱怨，
善变的人容易流浪，
放眼大自然的广阔天地，
自然的法则就是变化。
——《不要让女性抱怨》
人类为什么会坠入爱河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明确了两件事情。第一，人类的交配系统是非常多变的，至少可以在一夫一妻制和一夫多妻制之间切换；第二，所有这些交配系统似乎都是由相同的心理过程支撑的，这种现象一般被我们称为“坠入爱河”。虽然有人认为坠入爱河也会在其他物种身上发生，但在我看来，我们真的有一些独特的、关于人类的解释——如果只是从效果的强度来看。然而在本章中，我想关注它的功能性问题：为什么坠入爱河会出现在人类谱系中？一夫一妻制的交配系统是非常罕见的：所有哺乳动物物种中，只有约5%是一夫一妻制的。虽然一夫一妻制在灵长类动物中很常见，但也并没有那么常见：只有15%的灵长类动物是一夫一妻制的，其中大多数是南美洲的锡伯猴、红毛猴或长臂猿（唯一的一夫一妻制的旧大陆灵长类动物）。尽管我们在其他物种中看到的情况并没有人类这么明显，但某些南美猴子确实与人类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有时也会给我们提供一些有价值的见解，让我们了解可能导致人类行为进化的背景环境。
在重大的进化进程中，配对模式可能是基于四种原因发展而来的。第一种是允许雄性垄断与雌性的交配权，以确保它，并且只有它拥有父权；第二种是降低后代被捕食者杀死的风险；第三种是降低后代被杀婴雄性杀掉的风险；第四种是使雄性能够为成功抚养后代做出贡献。每一种都对应一种不同的配对模式，这让我们能够对亲密关系的进化起源有所了解。
在第一种情况下，配偶关系实际上只考虑到了雄性的利益，因为它对雌性来说并不重要，雌性只要和某个雄性在一起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我们就会认为男性是维持这种关系的关键，因为如果女性离开原有的男性并与另一个男性交配，原有的男性就会受到最大的威胁。由于这个原因，它通常被称为“伴侣守护假说”（mate guarding hypothesis）。我们在山羚羊身上发现了这种行为，这是地球上配偶关系最紧张的物种之一。
第二种可能性和第三种可能性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它们关心的都是降低后代可能被杀害的风险，唯一的不同在于被谁杀害：是传统的捕食者还是本物种的成员。捕食当然是一个问题，但它通常是成年人，特别是青少年需要面对的。在这种情况下，伴侣双方应该对雄性可能提供的保护有近乎平等的利益。对雌性而言，这关乎它的生命，而对雄性而言，雌性被食肉动物杀死后，它将没有机会繁衍后代（群体中的其他雌性都将被其他雄性占有）。因此，捕食风险假设有利于双方共同致力于维护这种关系。
同物种成员杀害幼崽也是常见情况之一。雄性杀婴是猴子和猿面临的一种长期的风险，主要是由于妊娠和哺乳期的时间长度。在哺乳动物（包括人类）中，直到幼崽断奶之前，雌性都无法恢复繁殖状态。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机制运行的结果：婴儿吮吸时对乳头的机械刺激会引发一系列的激素变化，导致卵巢休眠，阻止其恢复正常的月经周期。该系统非常敏感，与特定的哺乳频率（每4小时一次）相关，而不是婴儿实际在乳头上吮吸的总时长。随着婴幼儿吮吸的速度逐渐减慢，降至临界阈值以下，母亲的月经周期就会从长时间的休眠中醒来并开始工作。从一个雄性继任者的角度来看，摆脱前任雄性的孩子是一个明智的策略，因为这可以使雌性重新进入繁殖状态。
杀婴的雄性很难对付，因为它们行为的全部目的是使雌性恢复生育，这样它们就可以一起生育后代。雄性会紧盯雌性母亲，骚扰它，直到它的注意力被暂时转移，这时就可以带走幼崽。雌性尤其容易受到刚加入群体的新雄性的骚扰，因为它们渴望尽快繁殖，而它们占据着主导地位，能够垄断雌性的入场权。雌性会将自己的命运和一个特殊的雄性捆绑在一起，这个雄性可以担任保镖，保护它和它的孩子不受任何捕食者或其他雄性的攻击，这对雌性来说是一个潜在的选择。实际上，雌性的性接触是为了保护自己，相比之下，雄性的情况则要简单得多，因为雄性可能会继续表现出直接的行为。
这一解释又被称为“雇用枪支（或保镖）假说”（hired gun [or bodyguard] hypothesis）。在这种情况下，雌性在关系中获得的利益要多于雄性。对雌性来说，雄性的作用是抵御那些威胁它的孩子的敌人。对雄性来说，它们仍然面临着一个问题：在一生中，仅仅忠诚于一个雌性是否会比滥交获得更多的后代。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可能会认为雌性是孜孜不倦地维持和维护这种配偶关系的一方。
当雌性生活在包含许多雄性的大型群体中时，这种一般性解释的衍生性案例就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当雌性处于可生育状态时，它们可能会受到雄性的持续骚扰。野生山羊和绵羊就是这种现象的极端例子，因为雄性会聚集在发情的雌性身边，为了与雌性交配而争夺其背部。我花了许多年来研究苏格兰和北威尔士的野生山羊，但对每年一次的混乱竞争还是会感到惊讶。雌性都在试图逃离雄性，而雄性则会在激烈的打斗中发生冲突，争取成为排在第一名的交配对象。
性骚扰会引发一种应激反应，促使雌性体内大量释放皮质醇（压力荷尔蒙）和内啡肽；这反过来抑制了大脑中促性腺激素的释放，结果是，卵巢没有接收到触发排卵的化学信号，导致雌性无法生育。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尽管山羊从未采用）是，让雌性与特定的雄性形成配对，然后由雄性作为守卫，保护雌性免受骚扰。这似乎是大猩猩所采用的解决方案，尽管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雌性动物可能会依附于同一个雄性——通常是它们能找到的最大的地方暴徒。雄性对此似乎并不在意。
第四种假设存在双亲关系，以使双亲照顾成为可能。这需要每种性别都能像另一方一样提供关爱，或者至少是劳动分工，其中一方负责看护幼儿，另一方负责提供食物。其中的前一种情况通常发生在鸟类身上，这也是大约85%的鸟类都遵循一夫一妻制的主要原因，鸟类中负责饲养的双方基本上是性别中立的。对鸟类来说，繁殖的两个关键阶段是坐在巢中孵蛋，保护蛋不受巢穴捕食者的损害；并在孵化后将食物送回巢中。对哺乳动物来说，孵化阶段相当于是在子宫内完成的（因此只能由雌性完成），而第二阶段则涉及哺乳（也只能由雌性完成）。换句话说，这种选择对哺乳动物来说是不可能的，无论是人类还是其他动物。
后一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是可行的，少数几种哺乳动物就是这样。最著名的例子是犬类，包括狼狐、土狼，以及我们熟悉的家庭宠物。这在哺乳动物中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例外。其原因是，雌性会全神贯注地照顾一群幼崽，雄性负责将半消化的肉带回巢穴，从而为雌性和断奶的幼崽提供食物。雄性成功杀死猎物之后，会像往常一样吃进去，然后将其存在胃里带回洞穴。回到家后，它会把胃里的东西反刍出来，给雌性和幼崽。半消化的肉为幼崽提供了完美的断奶食物。这样的行为对食草动物和食叶动物来说是不可能的：和鲜嫩的叶子相比，枯萎或半消化的叶子并不具备与半消化肉类相同的吸引力。
在灵长类动物中，有一个物种可以作为解释分工合作的真实案例。南美洲的小狨猴和雄性绢毛猴会一直带着双胞胎幼崽。雌性每天会有大约10分钟的时间带着幼崽，让它们吃奶。雄性决定着幼崽是否有足够的时间与母亲相处：雄性会使幼崽的母亲远离它们，直到幼崽完全依附在雄性身上。实际上，雌猴就是哺乳机器，而雄性则会做其他所有照顾幼崽的事情。
绢毛猴的策略之所以奏效，是因为它有两种特性：一是生殖生物学特性——雌性可以生下双胞胎；二是雌性生产后立刻就能恢复生殖状态的特性，而不必等到幼崽断奶后。后者意味着当雄性在忙着照顾自己的新生儿时，第二胎已经在路上了，这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第二胎将在第一胎断奶的时候出生的。所以雌性在繁殖过程中相当于不停歇的跑步机。由于雌性能够生产双胞胎，所以雄性通过遵循一夫一妻制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后代，而不用通过不那么确定的策略来寻找处于排卵期的雌性。
在第四种情况的所有例子中，父母双方都对保持这种关系有既得利益：如果没有其他人的帮助，他们就不能成功地抚养后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期望双方都有同样的倾向来维持这种关系。更重要的是，尤其是对哺乳动物来说，一旦雄性付出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后代养育中，它就会希望确保自己照顾的后代是它的后代，而不是别人的后代。
对雄性哺乳动物来说，亲子关系的不确定性是一个事实，这使得它们在进化上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对另一个雄性的后代进行投资是基因上的利他行为。这样做的雄性只会鼓励其他雄性放弃自己的后代，四处流浪，把抚养的负担留给别人。事实上，这正是雄性绢毛猴所做的事：如果还有其他雄性愿意充当助手，照顾雌性和幼崽，配偶怀孕的雄性就会放弃已经怀孕的伴侣，继续寻找其他可以生育的雌性。在相对紧张的条件下，较高的雌性死亡率意味着雄性过剩，而没有足够的繁殖机会。年轻的未配对雄性也会愿意加入一对伴侣，并提供帮助，直到获得新的繁殖机会。如果允许雄性加入雄性亲属的领地，它们就会对负责喂养的雄性的后代产生基因上的兴趣，正是因为这一点，负责喂养的雄性很乐意让后代知道自己正在做的是一份很体面的工作。雌性可能也不太在意：只要幼崽喂养好了，那就足够了。
传统观点认为，人类进化出一夫一妻制，是为了让父母双方都能照顾孩子。当然，没有人会设想古代的男性会跑来跑去，照顾婴儿的饮食起居，包括换尿布——毕竟，只有在非常开明的现代社会里，男性才会做这种事情，甚至只是在他们必须要做的时候才会做。人们对此的合理假设是劳动分工：在所有传统社会中，妇女们都负责照顾孩子（偶尔也会得到丈夫的帮助），而男性则会去打猎，把肉带回家。自从19世纪后期，在达尔文思想的影响下，人们开始对人类婚姻制度的演变提出质疑以来，这种观点一直占据着支配地位。
然而，通过重新考虑大脑的能量消耗，人们对父母照管模式提出了质疑。罗伯·弗利（Rob Foley）和菲利斯·李（Phyllis Lee）计算出了随着大脑逐渐增大，抚养人类后代所需的额外的精力成本（相对于黑猩猩）。考虑到人类的大脑是黑猩猩大脑的3倍，我们可以预见，总成本是相当可观的。计算结果表明，这些成本既不能被男性的食物供应所抵消，也不能通过转向摄入高质量的食物抵消，比如以肉类为基础的饮食。相反，这些成本所能适应的唯一方式是将它们的供应分散在更长的一段时间内，换句话说就是减缓生长速度，延长父母看护期。
当克里斯汀·霍克斯提出，狩猎采集者之间的大规模猎杀可能与食物供应没有任何关系时，父母看护模式假设遭受了进一步的挫折。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看到的，南美洲的阿奇人和东非哈扎狩猎采集者的实际狩猎研究显示，狩猎大型猎物的人实际上并没有带回与投入相匹配的肉，而且如果他们带回来任何东西的话，必须在营地所有的家庭中平分。除了因纽特人居住的北极环境之外，冬季里除了肉类之外就没有什么可吃的，而在狩猎采集社会中，正是妇女通过采集活动提供了大量的能量。这并不是说女性被困在营地里，无法像雌犬一样自己去觅食。对霍克斯来说，狩猎作为供应途径的论点根本没有任何意义。相反，她认为男性实际上是在展示他们作为配偶的基因健康状况。狩猎其实是一种性的展示形式，通过在一个充满食肉动物的环境中猎取大型猎物所冒的风险，展现出人类基因的质量。
霍克斯后来在她对哈扎人的研究中表明，祖母在支持女儿的成功生育方面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由此产生了这样一种设想：更年期可能是一个适应性战略，允许女性将生育努力的重点从自己转移到女儿身上。因此，“祖母假设”就像它已经被设想的那样诞生了。从那以后，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外祖母对女儿终其一生能够成功生育后代的数量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无论如何，在世界各地，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大多数的交换安排都是在密切相关的妇女之间进行的。简而言之，男性在受孕后的整个繁殖过程中都是多余的。通过女性之间的合作，育儿可以做得更好、更有效率。
美国的城市黑人社区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这个方法多么有效。在一个男性来去无定的家庭中，妇女经常组成母系的多代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合作单位：女儿生育，妈妈出去工作挣钱，奶奶经营家庭。家里没有男性，也不需要男性。这样的幸福家庭近乎完美。
如果男性既不负责完成儿童保育工作，也不会给家庭谋生带来太多的影响，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费心去寻找伴侣呢？女性又为什么还要为自己的感情而烦恼呢？
在剩下的可能性中，我们可以很快地推翻捕食假设。事实上，人类在狩猎采集社会中的合作分工，使得捕食风险成为难以置信的选择压力。这并不是说捕食风险在传统社会中不是问题。相反，在这些情况下，无论捕食风险如何，似乎只有女性才能充分应对。大多数灵长类动物会通过调整群体大小来应对捕食风险，正如苏珊娜·舒尔茨（Susanne Shultz）和我在许多分析中所指出的那样。然而，没有任何要求表明该组织应该由特定类型的个人组成。
通过团结协作，女性可以像男性一样做好工作。如果说有一个问题的话，那就是女性通常比男性更矮小，也没有那么强壮，而她们可以通过更大的群体来弥补这一点。对独居的雌性动物来说，雄性动物在抵御捕食者时的保护是很有帮助的，就像许多一夫一妻制的羚羊和灵长类动物所做的那样，但是人类雌性并不会独居：她们普遍生活在群体中，而且不愿意独自旅行。简而言之，不管它能解释什么，捕食风险并不是人类成对结合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