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尔斯帮我在跳蚤市场买了件夹克。他领着我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地逛，路旁都是搭着雨棚的摊位，售卖铁管、旧裙撑，还有来路不明的军用头盔——总之，都是被这个花花世界抛弃的旧物——最后，我们才找到卖旧外套的地方。所有的衣服都泛着尘土味，有的甚至更糟，我看中一件海军蓝的羊毛厚呢短大衣，但稍微有点肥。穿好了站在摊位旁的长镜子前照照，我比以前瘦多了，脸蛋红扑扑的，还不错，比以前顺眼多了。
衣装既已置办齐全，我可以见见这个叫诺曼的男人了。接电话时，他用的是法语：“希望你在巴黎过得不错。”“哦，是的，很好。”我回答。诺曼邀请我本周内与他共进晚餐。
我特意多喝了点酒，不然怎么好意思去他家？诺曼的公寓位于克劳德·伯纳德街，我迷迷糊糊地爬上蜿蜒曲折的楼梯，每转一个弯都头晕到不行。诺曼已经在门口等着我了，他剃着光头，鼻梁上架副眼镜，身后那位漂亮的法国女人一定是他太太，虽然上了点岁数，但她把纤细的头发扎成马尾辫，显得相当俏皮。我似笑非笑地看着诺曼。“你终于到了。”他说。我整整迟到了一小时。
眼前的几个房间都不算大，屋内零零散散摆放着各种小装饰物。除此之外，还有一架钢琴和一些贝壳收藏品，其中有尊绿瓷印度雕塑，是个大象头的形状。难怪我妈和他离婚呢，我想。“只是便饭而已，没什么好吃的。”诺曼说。
真是没什么好吃的！开胃菜是几片意大利蒜味腊肠，汤是菜花奶油汤，沙拉是豆瓣菜。难道只有这么多？诺曼善于聊天，此话果然不假。“这里的蔬菜非常棒，希望你喜欢。你很喜欢，对吧？当然，我们早习以为常了。但战争时期可没这种待遇，先生。”
“什么战争？”我几乎脱口而出，“战争时期你住在巴黎？就是和德国人打仗的时候？”
“没有！不在巴黎！大家都知道我是无政府主义工团分子，待在巴黎太危险了。”
什么分子？我完全听不懂。
“我们在南方定居。乔赛特有亲戚在南方。”诺曼说。
“和他们一起生活非常愉快。但回家更愉快。”乔赛特说。
乔赛特是幼儿园老师，所以很快就找到了工作。但诺曼比较麻烦，他说自己“为某家英文报纸撰写文章”，现在收入稳定多了。现在？战争都结束十七年了好嘛。
“巴黎是座让人怀念的城市。”诺曼说，“你打算待多久呢？”
“不打算走了。”我说。
“那你天天都做什么？”诺曼问。
“逛风景比较老套，但我认识了许多不错的人。”我说。
“你还年轻，自由自在的，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乔赛特说。
从逼仄的卫生间小便回来，我路过那尊象神雕塑。周围散落着几枚硬币——一个五十分，两个一法郎——我本想顺手拿走，但最终还是放弃了。
“我的一个朋友在卢瓦河岸边有座城堡，我要去那里过新年，参加盛大的城堡舞会。需要给妈妈带礼物吗，你觉得？”我坐回椅子上后说道。
诺曼死死盯着我，手里还端着碗水果。“今年产的梨最好吃，你妈妈喜欢水果。”他说。
“我住的旅馆里有棵大橘子树，树干恰好穿过前厅屋顶。我们特意找来几只夜莺，放在树上让它们唱歌。”我又开始编瞎话了。
乔赛特把精致的小盘子和刀叉摆在餐桌上。也许现在是饭后奶酪时间？可惜，我想多了。
“你妈妈肯定不认同我们的生活方式，在她眼里，我们只是可怜的傻瓜。”诺曼说。
“哦，不是的！”我说。
“在你妈妈看来，世界上只有两种人，赢家和输家。但我们却无法苟同。”
很显然，妈妈知道诺曼属于哪一类。
“美国人对于输家的定义真够让人恶心的。”诺曼说，“不偷，不抢，不捞钱，就注定被人踩在脚底下。”
乔赛特很会招待客人，她去厨房里拿了几个梨子和一瓶白兰地。
“为了不起的输家们干杯。”诺曼说。我们一饮而尽。
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我开始犯困。乔赛特用带有浓重口音的英语谈论着阿尔及利亚和政府左翼势力，我希望没人注意到我已经闭眼睡着了。忽然，我醒过来说道：“不！法国才不免费，这里物价很贵！”这当然是玩笑。乔赛特大概乐疯了。
诺曼夫妇合力把我扶起来，然后领我到汽车后座，睡眼蒙眬中，我发现车厢小得可怜，这果然是他们的车。再一睁眼就到杜布瓦酒店门口了，我不记得告诉过他们我住哪儿。屋顶的橘黄色霓虹灯依旧闪亮。我忘了自己是怎么下车的，他们把我拖出来，架在中间。“晚安，亲爱的朋友，温柔善良的人儿！”我边说边朝楼梯走去。怎么那么多台阶，无穷无尽的，我跌跌撞撞爬到第二层平台，心里气得要命，不管住在哪儿，诺曼夫妇都该亲自把我送回房间。
哼，又没给自己留后路。亲爱的贝琪，你儿子就是个一无是处的傻蛋。我本想去隔壁咖啡屋喝点东西，但身上钱不够。当初怎么不把雕像旁的硬币拿走呢？
我知道自己会一直堕落下去。我讨厌现在的自己，甚至不想和“这家伙”共处一室。生命的活力正在逐渐消退。
第二天是圣诞节，我睡了一整天（今天是乞丐赚钱的好时机，我居然错过了），夜幕降临后，我提着单簧管去找诺曼。开门之后，我为他演奏了一首动听的爵士版《上帝祝你平安快乐》。
乔赛特为我鼓掌叫好。“看看谁来了。这家伙是死而复生啦。”诺曼说。
“我没死！”我说。
跟随主人进门，我发现屋里来了不少客人——也许是同属左派的朋友，也许是乔赛特的亲戚，我不知道。我只觉得自己蠢极了。诺曼邀请我坐下，还给我盛了一大块羊肉，再配上土豆胡萝卜，所有人都在用法语交谈。乔赛特不停地拍我的胳膊，让我多吃点。而我自己则如坠梦中，眼前的情景只是在上演哑剧，没任何意义可言。
盆干碗净后，大家把桌子推到一边，乔赛特坐到钢琴旁。她招呼我和她一起演奏！乔赛特弹得飞快，和《平安夜》相比，单簧管更适合吹奏《白色圣诞节》，但演出还算顺利。大家又笑又鼓掌，热闹极了。
我打算早点离开，免得又喝多了，而且我也不想和别人聊天，让他们问这问那。“谢谢，谢谢，茹瓦耶·诺埃尔，谢谢，谢谢。”我刚要出门，另一个客人也随即离开了。
他和诺曼差不多大，但头发要浓密得多。男人将一撮白发塞进羊毛帽子里，和我一起走下楼梯。他说过英语吗？希望没有。“你是诺曼前妻的儿子吧？”一阵沉默后，男人说。
啊，那帮家伙居然拿我的事找乐子。真搞笑。“你是乔赛特的亲戚？”我问。
他说自己是乔赛特的密友，两人曾经一起去印度参加冥想训练。我听说过冥想两个字吗？诺曼反对宗教，并未与他们同行。
“冥想不是宗教！诺曼的思想太陈旧了。老古董。”他说。
“我觉得他很年轻啊。”我说。
我住的旅馆距诺曼家不远，一个星期之后，我发现他们夫妇俩在隔壁咖啡厅等我，打算带我出去。“你不怎么爱花钱嘛。”诺曼说，他肯定觉得杜布瓦酒店相当简朴。
“我想过另一种生活。”我要让他觉得我是个勇敢、爱冒险的人，而不是上当受骗的傻瓜。我没提莉莉安的事。白天，我在地铁站做乞丐，用帽子接过行人施舍的硬币，我告诉自己这没什么，但内心依然觉得尴尬。诺曼没必要知道这些。现在的我除了秘密，还配拥有什么呢？
我还被乔赛特拉去参加印度冥想训练。通过呼吸和反复吟诵，我暂时摆脱了那个装腔作势的自己，内心非常宁静，轻松。我喜欢这种接近本真的灵修。我想象着自己从黑暗中挣脱出来（哪怕只有短短的一瞬），但我一闭眼就困（我无法在这种地方保持清醒），所以趁着老师用法语布道，我也开始张嘴说话。我讨厌坐在地上。如果愿意，我可以坐在家中的地板上。
可怜的乔赛特。突然，一个大约四十岁的男人朝我们走来。“你还好吗？”典型的美国英语，“又一个美国人！哦，是的。巴黎有很多美国人。”男人说。
“我听说了。”
嗜酒者互诫协会设在美国教堂里，他在那儿碰到一堆美国人。他问我是否愿意和他同去。
“不用了，谢谢。”我大笑着说。别找我，伙计。
乔赛特满脸严肃。
就在出去的路上，我又看到一尊象头雕像，胖胖的肚子，头上还戴着奇特的头巾。底座周围放着许多硬币，是人们用来祈福的。参加冥想课的学员都从这儿进出，周围拥挤得很。雕像的脚边（形状和人的脚差不多，做工十分精致）有张闪闪发光的二十法郎纸币，相当于四美元呢，竟有人出手如此大方，简直无法想象。我把钱藏进手里，继续向前走。我瞥了眼旁边，看乔赛特是否有所察觉。她的脸皱作一团，看上去很痛苦，她也许看到了吧。胸口突然一阵闷热，有种想吐的感觉，我装作若无其事，继续向前迈步。
天空飘着冷雨，我独自走回酒店，边走边痛骂金钱，都是它害的。我心里明白，骂这些哑巴东西没什么用，大衣口袋里的二十法郎仿佛蛇皮一样，它是沾满细菌的标本，是不洁之物。
回到房间，我拿出纸币观瞧，上面印有克劳德·德彪西的肖像。又是位死去的音乐家。我该把它烧了吗？我拿出盛火柴的盒子，擦亮一根，打算把纸币点燃。
开什么玩笑呢？我只是用火柴点了根烟。诺曼说财产是资本主义的上帝（我听他这么说过），教堂全是假的，骗人的。这让我想起了棕榈滩酒店，高耸入云的大厅和雄伟的黄铜电梯；呼朋唤友的住客昂首挺胸地走在雕花的大理石地砖上；门童佩戴着军章。我回不去了。糟糕的过往已经彻底改变了我。我不再相信以前的生活。
诺曼这个邋里邋遢的老叛徒竟会爱上我妈，真是天下奇闻。我基本赞成他的观点（就像我妈曾经做的那样），过了那么长时间，虽然他们也无法改变这个世界，但诺曼的字典里没有失败这个词。
遇见诺曼时，乔赛特还是年轻姑娘，这个小丫头眼神清亮，是具备反叛精神的鸽派人士。一想起乔赛特我就心有戚戚。她热爱冥想，热爱那尊长着大象脑袋、可以保佑信众，助其渡过难关的印度神祇。我竟会为了区区四美元伤透她的心？乔赛特可待我不薄。
那天晚上，我又醉得一塌糊涂，人生好像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第二天醒来，我从那二十法郎里拿出一部分买了瓶酒，让自己清醒清醒。我还有工作，不是吗？有些老主顾和我很熟，听到喜欢的旋律会点头称赞。今天的曲目是《睡衣游戏》，欢快中略带羞涩。突然，一个长得很像莉莉安的女人出现在地铁站。法国不缺打扮精致的女人，但她身上的红外套很像我买给莉莉安的那件。没错，就是莉莉安。她的黑发更长了，嘴上涂着亮色唇彩，脖子上戴着粉色羊毛围巾，一副百万富翁的做派。她很擅长装腔作势。我害怕她看到我这副模样，穷困潦倒的流浪汉，把帽子放在脚边接受别人的施舍，但我没停下来，继续若无其事地演奏着，她肯定认出我了。
莉莉安慢慢挪到柱子后面。她很冷静，但依然有种偷偷摸摸的感觉。我一点都不羡慕她，我知道她还在那儿，脚下踩着高跟鞋，躲在柱子后头严阵以待。她害怕我喊她的名字？害怕我对她怒吼，历数她的种种罪状？事实上，我一直在想象两人重逢的场景，我会用轻浮的语气和她打招呼，顺便揶揄两句。你看起来还不错嘛，莉莉安。可惜，这天果真到来了，而我却什么都说不出口。
看见她上车离开，我总算松了口气。请快点消失吧。回想当时的情景，我简直觉得不可思议。女朋友抢了我的钱不告而别，地铁站偶然相遇，羞于见人的居然是我。想到昔日曾与我同床共枕，莉莉安肯定会颤抖不已。
单簧管的声音越来越难听，呼哧带喘的，我不得不停下来。今天到此为止。莉莉安一定会与朋友分享今天的见闻——告诉伊薇特和让·皮埃尔我有多惨不忍睹。我还要当多长时间的乞丐？莉莉安要偷看我到几时？我经常把这个段子讲给戒酒会的同伴们听，一讲就是许多年。在那之前，我曾坐地铁去美国教堂打听嗜酒者互诫协会的事，以便按时参加他们的活动。
戒酒成功后，我又在巴黎待了很长时间。这段时间没怎么交酒肉朋友，少了损友的蛊惑，戒酒便容易许多。法语说得稍微流利一些后，我开始在允许雇佣外国人的地方打零工。比如喧闹的汉堡连锁店，那里全是美国人和英国人，除此之外，我还给那些焦虑的法国人辅导英语。
我搬出了杜布瓦旅馆，咖啡店的妓女们纷纷放下手中的咖啡与我道别：“再见了，祝你旅途愉快，小甜点。”退房前，我把欠尼尔斯的钱一次性还清了，这令他大吃一惊。
在嗜酒者互诫协会上，我谈了许多莉莉安的事。做什么是她的自由，但我希望她能心怀悔意。我就像是被莉莉安放在当铺的物品，她在地铁站看到我时的尴尬就像某人路过当铺橱窗时看到一件既昂贵又熟悉的待卖物，那种感觉可怕至极。
同伴们大多有出入当铺的经历，有的当了喇叭，有的当了婚戒。有的连假牙和婴儿床都当了！你当了什么？价值几何？我的罪过是拖欠了前妻的赡养费，之前我从未想到这点。我给梅兰妮写了道歉信，她没回复。我还给父母写信，又给乔赛特寄去二十法郎，弥补我的偷窃行为。这些事我要一件一件去完成。
不久，我被提拔为汉堡店经理，由于我的表现太过出色，后来又受人委托，开始经营一家专为留学生提供住宿的廉租屋。我喜欢那份工作。女孩子们认为我很幽默，之后我又有过几段恋情，那时候，老板不会因为这些事开除员工。最后，我爱上了杰杰，她来自纽约，在法国学习人类学，是个说话语速很快的女孩，她让我和她一起搬回美国居住。
离开法国前，诺曼对我说的临别赠言是“愿你的下一段人生可以自由自在”，后来我才发现这句话出自他那本臭名昭著的回忆录的最后一行。纽约的生活让我倍感新奇，周围全是说英语的人，之前在法国，我好像处于隐身状态，直到现在才完全将自己暴露出来。我的梦想是开家爵士乐俱乐部，现在这家也不错，我负责票务工作，有机会听一流乐手演奏——那是给予我生命活力的源泉——但对戒酒者而言，这并不是好地方。第一个月，我就恶习复发，开始狂饮滥饮，杰杰年纪尚轻，哪经历过这些事，她怒不可遏，认为我欺骗了她。
这怎么会是欺骗。要不是为了她，我回纽约干什么？无论改邪归正，还是参加互诫协会，杰杰都不会回心转意了。但我知道，倘若愿意，我可以继续留在纽约。后来的两个女友都是在互诫协会上认识的。其中一个还替我找了份咖啡店的工作，那家咖啡店开在连锁汽车旅馆的里面，就在机场旁边。我写信给乔赛特，告诉她白色纸帽子很适合我。
在那段最潦倒的日子里，我开了家廉价旅馆，一个专为伤心人准备的小窝，我很为自己的事业感到骄傲。和别人相比，我更擅长和怪咖打交道。他们大多不是坏人，难对付的只有少数几个。我尽量把旅馆弄温馨些，还在大厅里放了电视。在经营方面，妈妈曾提议说：“劝人向善是要付出成本的。”
开始，爸妈总催促我回棕榈滩。但当他们明白我决定为伤心之人奉献终生（这是他俩的说法）时，也就不再说什么了。现在的我对奢侈品一丁点兴趣也没有。露宿街头的日子反而降低了我对物质的欲望，这的确够奇怪的。
五十岁后，我找到了最喜欢的工作，在皇后区经营一家专门收容非暴力犯罪行将释放人员的廉价旅馆。释放宣言正式颁布前，犯人们先来这里放放风，呼吸点新鲜空气。代理机构给我的工资很低——没人在意我没读完大学——旅馆也小得跟兔子窝似的。我不怕告诉别人我从事何种工作，事实上，正是这份工作让我变成了更好的自己。没人喜欢与落魄潦倒的输家为伍，但我喜欢。圣诞节时，我还会为住客吹奏圣诞颂歌。
父母相继离世，我继承了一大笔遗产。如果能成立一个专门用来扶助新近释放人员的基金会就好了。这个计划也许过于宏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同意诺曼——看什么都不顺眼的老家伙——的观点，他经常在信中提及，说自己不相信监狱这东西。我到底在想什么？我当过乞丐，找别人借过钱，也偷过别人的钱，但我对财政预算之类的事情一窍不通，简直是个金融白痴。我不知何时该存钱，何时该花钱——没过多久，这个还未兴办起来的基金会就宣告破产了。
两个姐姐比我有理财天赋，她们经常通过邮件给我发照片。艾伦的儿子又为酒店增加了水疗会所和健身中心；琪琪虽然年纪一大把，但也不妨碍她开着顶级梅赛德斯到处招摇，就连头发也染成了搞笑的草莓金。让她们尽情挥霍吧，这样才是真正的自由。我无意批判任何人。作为圣诞礼物，姐姐们还寄给我两本书，《资金运转完全手册》和《走向辉煌之道》。她们觉得我很可怜，退休后只能屈居在皇后区的小公寓里，但事实上，我心里高兴得很。从广播里听说（之后才听姐姐提起）棕榈滩的商人们，包括两位姐姐，纷纷被卷入庞氏骗局，我同样吓得心惊胆战。对这些商人来说，骗子的承诺无疑是巨大的诱惑，他们乐意结识他（姐姐们经常提他的名字），希望他的钱快快落入自己的口袋。骗子理解商人的迫切心情，知道他们必将心甘情愿跳入自己编织的罗网中。毕竟，有谁不爱钱呢？我虽然欲望不高，但也没到不爱钱的程度。我也可能成为他的客户，那么世上就又多了一个傻瓜。姐姐们不爱听这种话。哦，安东尼。她们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傻瓜，但如今，她们却在当众冒傻气。“就像被拔了毛的鸡。”艾伦说。一个赚了六百亿美元的人怎么会凭空消失呢？“简直和噩梦一样。我不明白。你明白吗？”琪琪说。“没关系，没关系。”我说（可惜她们听不进去）。
两难之境
爸爸在坐牢，妈妈带我们去看他。那是爸爸第一次入狱，我九岁，妹妹六岁。妈妈的朋友们认为小孩子不该去监狱那种地方。“她们有义务知道。”妈妈说，“她们已经长大了。乔有见女儿的权利。我为何要阻止他？”
爸爸被关在康涅狄格州的丹伯里，妈妈说和其他地方相比，那里的条件要好很多。爸爸触犯了法律。我知道什么是法律。爸爸反对战争，他和别人一样憎恨希特勒和日本天皇，他反对政府发动的一切战争。爸爸就爱和政府对着干，他是无政府主义者。看着身边的朋友陆续成为医疗兵或服役于特种部队，爸爸照旧我行我素，甚至当战争打响后，他都不肯在征兵令上签字。我知道什么是征兵令，妹妹不知道。
为了这两个小时的大巴之旅，妈妈特意让我们穿上百褶裙和玛丽珍鞋，好像我们要从曼哈顿出发去拜访亲戚似的，没错，我们就是去串亲戚的。当然，爸爸的狼狈相还是让我们大吃一惊。他穿着本不属于他的棕色衣服，嘴巴抿得紧紧的。刚看到爸爸，妹妹芭芭拉就尖叫起来。“让她闭嘴，否则赶她出去。我只说一遍。”监狱看守呵斥道。爸爸的身体抽动了一下，脸上写满了屈辱，我从未见过他这副表情。我在妹妹的唇边做了个拉拉锁的动作，强迫她安静下来。“嗨，小布丁们。”爸爸对我们说。这个房间是专门用来探视犯人的，屋内摆着几张木头椅子，除了我们，还有其他犯人家属在场。妈妈让我俩谈谈学校的事——芭芭拉已经学完了大写字母，我得了拼字比赛的第二名，第一名是马克西·菲弗，她经常自诩为天下第一。“第二名挺好的。”爸爸说。
我们不能带蜡笔、铅笔或玩具进房间，每次妈妈和爸爸谈大人们的事情，她就让我带妹妹去角落里坐着，给她讲故事，哄她开心。“你能做到的，露易丝。”妈妈说。我俩坐在坑坑洼洼的油布上，开始讲蓝精灵的故事。这完全是我胡编乱造的。芭芭拉还装出很爱听的样子。
“一定要乖哟，小猫咪们。”离开前，爸爸对我们说。
乘大巴回家的路上，妈妈为我们准备了特别奖赏——塞满奶油干酪的芹菜，火腿三明治配开胃小菜，切成正方形、里面有枣子和坚果的自制布朗宁，以及热热的柠檬水。我俩激动万分，好像出行的意义就是为了享受这顿回程大餐。
从此，我们开始期盼这趟美食之旅，食物不是朋友送的就是妈妈熬夜烤制的。每个月我们有一小时的探视时间，也可分作两次，每次半小时。探监也有可怕的一面——妈妈必须站到帘子后面等待搜身；有个罪犯长得像猎豹；还有一次，我们迟到了四分钟，看守死活不让我们进去，硬把我们赶回家。这样倒好，反正大多数时候，我们也想快点离开。探监时，爸爸很少说话——不吵吵闹闹地和我们做游戏，也不胳肢我们——但他会取笑我们长了双大脚丫，或夸我们比拉娜·特纳还漂亮；他的声音没变，依旧很动听。
在学校，我和同学的关系很糟。大批美国人死于敌军的炮火之下，谁的兄弟战死沙场，谁的父亲不幸牺牲，对此，爸爸根本不屑一顾。我整天都能听到关于他的新闻。“他是我爸爸。”我说。马克西·菲弗怂恿另一个女孩朝我的肚子打了一拳。爸妈从小教育我不能打架，我用手捂住肚子，试图保护自己，却惹得同学们哈哈大笑。老师制止了我们，把那个女孩关了禁闭（马克西逃走了），但对我而言，学校从不是安全之地。芭芭拉的日子也不好过，还有人冲她扔狗屎呢。
甚至连我的好朋友露西也不让我去她家玩。“你爸爸想让希特勒杀死我们吗？你知道我们是犹太人。”她说。
“我知道。”我说，“咱俩认识时，你都五岁了。”
露西的父母也不让她进我家，但我们是大孩子，可以自己去华盛顿广场玩。我们继续玩牛仔骑马的游戏，这个游戏我们已经玩了很多年了。我们最喜欢喷泉前面的草地，不管什么天气，哪怕冷得要戴耳罩，我们也会相约去那里玩耍。
日子越来越难过。一年后，爸爸刑满释放，妹妹整天缠着他，爸爸一坐下，她就要坐在爸爸大腿上，而我，则经常为他俩跳踢踏舞。除此之外，我还软磨硬泡，逼爸爸给我唱《舞到法布罗》。为庆祝他回家，我们特意举办了盛大的派对，手摇留声机上播放着动听的旋律，妈妈也笑得十分开心。她还在为布鲁克林的商场设计广告图样，爸爸则待在家看书，他看的书可不少。至于后面的事，我实在无法理解。政府再次命爸爸参军——他不是已经表态了吗？他还要重复一遍，告诉他们自己拒绝上战场。六个月后，爸爸又被抓去坐牢了。
妹妹芭芭拉是淘气鬼，所以我必须做乖乖女。她总是又哭又闹，我才不理会她那副蠢样子呢。我行事小心翼翼，做什么都尽量合乎规矩，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没过多久，芭芭拉开始模仿我，性格也变得沉静多了。妈妈的探监次数越来越频繁，她大都自己去，不把我俩带在身边。就在爸爸坐牢的第二年，他参加了罢工，他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看不惯黑人同胞们只能单独进餐（爸爸告诉看守他拒绝做工），罢工持续了好几个月，连我们去探监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战争结束后，爸爸被释放。那时的我还处于青少年阶段。进牢房前，爸爸性格相当开朗，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但出狱后，他整天郁郁寡欢，一句话也不说，都快变成幽灵了。日子一周周过去，爸爸慢慢找回了原来的自己，他又活蹦乱跳了，经常找我们聊天，连声音都洪亮了许多。但有时，他也霸道得要命，比如检查我们是否铺好了床，或者等妈妈坐好才能正式开饭。他之前可不这样。我们有点怕他。
我发现自己开始对男孩动心思了，这就是所谓的春心萌动吧。高中的同学们依然知道我爸爸拒绝上战场，但有些男孩认为这并非我的错。他们喜欢我，我也喜欢他们，异性对我有好感，这无法不令我动容，虽然从小到大，父母一直教导我要做个严肃认真的人。
放学后，男生们要么拿我打趣，要么趁我坐地铁时故意倚在我身上，这些都是小打小闹，直到他的出现，我的生活才被彻底改变。那是一次关于校报内容的争论，在是否有必要针对舞会礼仪的现行内容进行补充这个问题上，编辑们吵得不可开交。这个男生和我是一派的（反对补充）。他酷爱思考，极擅长讽刺，这点尤其吸引我。讨论会结束后（反对方失败了），我们在路上自导自演了一出荒诞剧：一个蠢蛋用女式胸花刺伤了一个女生。我捂住胸膛，故意站在交通灯下，让大家看清我的伤口。他半搀扶半抱着我走过马路，装出焦急的样子。那通胡闹真是有趣极了。
他叫泰德·菲弗。是马克西·菲弗的哥哥！命运就是这么不可思议，更劲爆的还在后头：就在战争即将结束的那年，他们的父亲牺牲在了战场上。“我认识你妹妹。”我说。
“她是个让人头疼的家伙。”泰德说。
那是第三次约会，我们在电影院拥抱着接吻，我无法抵挡他的攻势。电影结束后，我们面红耳赤地走出影院，脑袋晕乎乎的，快乐到不能自已。在回家的路上，泰德告诉我因为我爸爸的原因，他还不想和我约会。
“但你不是他。对吗？”泰德说。
“不，我不是。我们完全不一样。”我脱口而出，没有一丝犹疑。我不反抗，不解释，更没为家人辩护。
我必须把泰德留在身边，不能让他改变主意，也许我还算幸运，因为他没问更糟糕的问题。我知道，从此刻开始，我将过上完全不同的生活。妈妈躺在沙发上睡着了，她本想坐在那儿等我回家的。这公寓太简陋了。回到和妹妹共同居住的卧室后，芭芭拉被我进门的声音弄醒了，我赶忙命令她安静下来：“别那样瞅着我，我讨厌你这副样子。”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处于“思想分裂”的状态。和爸妈在一起时，我是彻头彻尾的反战分子。数百万人齐刷刷地奔赴战场，唯一的目标是尽可能地互相残杀，这究竟意义何在？这种暴行居然能得到政府允许。一群失去理智的疯子，无比丑恶的家伙。父亲是明智的，我为他感到骄傲。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过欧洲集中营的照片。士兵一旦被俘，就会遭受非人的折磨，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倘若我们打输了，世界将会怎样？可以用和平的手段阻止这些坏事做尽的恶魔吗？思想分裂也没什么不好——和朋友聊天变得更容易（尤其是露西），而且同时持两种观点还显得我思想深邃。这难道不是高智商的表现吗？
“持两种观点也不赖。”妈妈说，“如果你必须发表观点的话，我只是说如果。”
妈妈总喜欢把简单的事情弄复杂。与此同时，我和泰德好到了如胶似漆的地步。我们在校报讨论会上开怀大笑，骂学校里的人都是傻瓜，争论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谁优谁劣（我说“托尔斯泰更完美”），我俩一致认为威廉·迪恩·豪厄尔斯是个无聊的家伙。课间休息时，泰德陪我在校园里散步，这说明他非常在乎我。与泰德肩并肩地在走廊里漫步，这才是真正的生活，能拥有这一刻，我何其有幸。甚至连马克西也对我友善多了。
有一次，我向泰德抱怨，五月的天气怎么突然如此闷热。“爸爸喜欢热天。”他说。我不认为泰德还会将他父亲的死怪到我头上，但现在，我却开始嫉妒他，因为他比我更了解死亡。
“那你也应该喜欢热天。”我说，“为了纪念你父亲。”
泰德点点头，我愿意给他缅怀过去的空间，泰德喜欢我这样做。
我们经常搂着脖子接吻，不会发展到——他也没要求——上床的地步，我们在边缘徘徊，把所有可行的方式都尝了个遍，我们擅长这样做，也享受着其中的快感。放慢脚步，保持耐心，尽可能做到细水长流。如此纯真、甜蜜的欲望，令人惊颤，使人陶醉其中。
泰德大我两岁，目送他进大学并不是什么好事，但我还是送他一本托尔斯泰的精装版《复活》作为毕业礼物。“希望我有时间读。”他竟说这种话来感谢我，我的担忧更强烈了。泰德被城市学院录取，这所学校离我的高中很近，坐地铁只有一站，但他仍然有可能把我甩了。
我的预感果然很准。泰德在西方文化课上邂逅了几位女生，并和她们约会，后来，他爱上了一位在图书馆工作的金发女孩，泰德决定和我分手，而我也恢复了自由身，今后可以随意和别人约会。最后一次见面，他表情严肃且伤感，根本不想开口。“谢谢你肯给我自由。”我说。多么无力的讽刺，我真是没用。
我还能做什么？我想把泰德夺回来，即便使用肮脏的手段也在所不惜。我有自尊，也有家教，但我还是利用了马克西。当然，不是偷偷摸摸的勾当，只是逼迫她给泰德的女朋友起些难听的外号（比如青蛙眼、娇气小姐等）。只要那个臭女人去泰德家玩，我就怂恿马克西模仿她的一举一动。据马克西回忆，那女孩说过“我喜欢罐炖肉”。无论那女孩喜欢什么，几周后马克西都会照样模仿出来。
对感情，我是最忠贞的那个。如果半路碰到泰德（马克西会帮我制造机会），我会友好、冷静、直截了当地和他打招呼：“见到你真高兴，泰德。你还好吧？”我一定会忠于内心的情感。这段非常炙热的情感。
妈妈完全不理解我的做法：“欺骗能给你什么好处？”
“这不是欺骗。在爱情和战争面前，忠诚才是最重要的。”
“哦，露易丝，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你真的知道吗？”
接下来的两年里，我因少了泰德的陪伴而愤怒不已，又为将来感到惶恐不安。我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清楚得不得了。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能胜出。无数的日日夜夜，我会沉浸在幻想的狂喜中，难道终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吗？无忧无虑的露西反倒嫉妒我受了情伤，也许在她看来，爱过总比没爱过强，但我不这样认为。我可没想过找备胎。“你可以找艾伦·布洛迪，他比较喜欢你。”露西说。“不要！谢谢你的好意。”我斩钉截铁地拒绝了。爱情没有折中，也没有妥协。我知道我的选择。我必须去承受。从小到大，我都是一条路走到黑的。
高三那年，我放学后开始在学校附近的一家烘焙店里打工，店铺名叫普利茅斯太太的家，一个布置得很温馨的地方，那里有巨大的椰子蛋糕，还有铺满软糖的蛋糕坯。直到战争结束的那年，糖和奶油仍是限量供应，人们对此记忆犹新，大家非常喜欢店里的蛋糕，它们外表靓丽，很有派对的氛围。我的工资悉数用来贴补家用，爸爸也在印刷店找了份工作，但仍无法摆脱频频欠债的局面。
我告诉妈妈高中毕业后我可以去当文员，这样工资更多。和我一样聪明的女生大都选择文员的工作，而且我希望可以尽快结婚（这点我没说）。虽然父母都没上过大学，但爸爸对我寄予厚望，想让我拿学士学位。我们不想违逆他，让他的心再次滴血。妈妈认为我应该去亨特学院（女校），而非城市学院，她知道一旦选择后者，我会碰到谁。
但我还是在烘焙店碰到他了。泰德装作很吃惊的样子。“嗨！你还好吗？”他说。
“好到不能再好了。”我说，“这是我度过的最愉快的时光。我准备去夏威夷，帮码头工人开展大罢工。”
“夏威夷！你要怎么去？”
“总会有办法的。我有朋友帮忙。”
“什么朋友？”
“哦，你知道。我在学校过得还不错。”
父母从小教育我说真话，我知道自己不擅长撒谎，所以只能尽可能少说话，以免露馅：“当我没说过。好吗？求你了。”
“你是指夏威夷的事？”他说。
“就当我没提过。”我尽可能摆出一副既阳光又甜美可爱的表情，“你过得还好吧？”最后，我以等人为借口匆匆离开了。
我没使任何阴谋诡计，真的没有，但我也明白悲哀和恳求不会唤起他对我的兴趣。当晚，泰德给我打电话，试图盘问我刚才去见了谁。我装作被他说服，放弃了去夏威夷的计划，而这成了我们重修旧好的开端。
成功挽回泰德的心，世界上还有比这更让人骄傲、更光辉的胜利吗？我被兴奋冲昏了头脑，整天缠着妹妹，念叨关于爱情与生命的陈词滥调。“本该属于你的，早晚会回到你身边”“知道就是知道，这是事实，谁也改变不了”……泰德的妈妈并不喜欢我，她认为我父母是布尔什维克，我向她解释了无数次，爸妈是无政府主义者，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标志是黑旗，不是红旗！——最近，他们主要负责协助工会完成纠察任务，这完全合理合法。我也参与过他们的活动（经常以家庭为单位出席），但我从不大声喊口号。“那只是宣传语而已！”我说。
“你有信仰吗？”妈妈说。
我只想过普通人的生活。舒舒服服地待在自己的世界里。这个梦想当真如此遥不可及吗？为什么我做不到？
“我信仰人。”
“你在说什么呢？你以为人生可以没有信仰，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上了一年半大学就和泰德结婚了。这既是他的主意，也是我的——他约会约怕了，那些女孩要么动辄惊声尖叫，行动坐卧让人倒足胃口，要么肤浅愚蠢，无知到难以想象的程度。至少我比她们强多了。订婚后，我们开始疯狂做爱，但内心仍保持着对彼此的尊重。事后，他用炙热的目光看着我，双眸深陷眼窝之中，少了眼镜的衬托，他的面容更显柔和，但稍微有点浮肿，这才是未加修饰的脸庞。我有点晕眩，在他面前，我鲜少有清醒的时候，即便当时我俩什么都还没做过。
爸妈反对我嫁给泰德——“你把自己卖给了第一个出价的人。”妈妈竟这样挖苦我，简直出乎我意料——但他们依然为我筹备了像样（谈不上梦幻）的婚礼，包括粉色康乃馨和从烘焙店买来的蛋糕。大家挤在客厅，婚礼由一位一神论派牧师主持，大家都不怎么喜欢他。礼服是我自己按图样缝制的，扇形领子配打裥裙，衣服料子是纯白色点子花薄纱。我穿效果还挺不错。
泰德提前一学期拿到了学士学位，城市里的冬天只能用严寒来形容。我们搬到了下东区的一栋出租屋里，暖气完全不给力，我只好竭尽所能让它维持运转。泰德找到了新工作，在某所高中当英语老师，报酬足以支付房租。经济问题解决了，房子也算不错，我十分满意现在的生活。
我用粗纺线为新家缝制了窗帘，漂亮的波浪花纹衬着奶油黄的底色。可惜，家里人竟没捧场的。“看得出来，你花费了许多心血。”妈妈说，语气并不怎么友好。
“你们要和平，要更好的待遇，你们果真是为了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幸福着想吗？”
“我们为自由而战。”妹妹说，“不是为玉米片。”
他们不知道，我的幸福是装出来骗人的。
泰德是学校里的“永久性替补队员”，每天赶往布鲁克林区最偏远的地带，给九、十年级的学生上五节英语课——哦，上帝，五节——他的授课风格应该颇为幽默。平日课堂中的点点滴滴都会成为我俩的笑料，比如学生对《织工马南》的错误解读以及作文里的荒唐句子。如果校长做出不合理的规定，我也会陪着泰德一起发火。在这一次次的心灵碰撞中， 我们共同分享美食，利用甜点时间探讨文学，比如我为何觉得赛珍珠不算好作家，或者托尔斯泰如何深入探究各色人物的内心世界。我每天都有充裕的时间阅读。
性生活也很和谐。白天轻松搞定诸项事务，晚上纵欲狂欢，再加上丈夫的体贴关怀，让我觉得这间没有电梯、管道里时不时传来叮当声响、墙壁倾斜的五层陋室，就是生活的根本——我知道什么才是必需品。想要的我都已拥有。像我这么幸运的人世上能有几个？
甚至连夏天，我也不觉得难熬。小屋里通风不畅，热得像蒸笼，我和泰德索性搬到消防通道去睡。他暑期在学校打工，好赚更多的钱，而我则去位于卡迈恩大街的公共泳池游泳，那里距我之前住的地方很近。夏天一到，那里就跟下饺子似的，我甚至觉得自己是在地铁里游泳。我还碰到过露西和其他高中同窗。和她们相比，我更成熟，更冷静，生活也更自在。我会穿着泳衣躺在浴巾上，我知道，我已经不是未出阁的少女了。
暑期学校里都是考试不合格的差生，泰德负责七年级的管理工作（他甚至连教师证都没有），这么大的孩子个个都是鬼见愁，调皮捣蛋，完全不服管教。无论泰德如何引导，都无法让他们对奥利佛·温德尔·赫尔姆斯的诗感兴趣，也无法让他们明白主谓一致的重要性。小家伙们除了聊天、吃糖、传纸条，就是为了某些谁都搞不清楚的事咯咯偷笑。
晚上回家，泰德跟我说他制订了一项“优势计划”。凡举报他人在课堂上吃东西、传纸条者可额外增加百分之十的分数。
“你在训练他们打小报告？”
“我让他们对我忠诚。”
“十足的法西斯主义。”我说。泰德听后大笑。
我们家最鄙视打小报告的人。爸爸之所以能在监狱里活下来，靠的就是和狱友同仇敌忾，拒绝贿赂、拉拢看守、以防被当作间谍。后来，又有好多朋友宁愿自己坐牢（不是只关几个月就出来），也不肯出卖那些所谓的共产主义先锋。
“你在贿赂他们，让他们互相出卖，然后在分数上造假？”
“你根本不懂怎么管理学生。你不懂，对吧？”泰德说。
第二天，泰德回家来说：“哈哈！果然奏效了。”他抓了三个上课偷吃可可软糖的男生。泰德将他们仨扭送到校长办公室，而里基，那个举报同学的男孩则满脸得意，足足兴奋了一整天。
谁知转天，先前遭受惩罚的三个男生偷了里基的鞋，撕破了他的衣服，还声称在他的课桌里发现吃剩下一半的银河奶糖。“这就是证据！你说过，我们必须找到证据！”
泰德把四个哭闹反抗的小家伙一起带到校长室。放学后，校长亲自找到泰德，质问他为何总是麻烦一大堆。
“……哦。”我说。
“看来得重新制订惩罚措施了。”
我发现自己当真不了解泰德，我甚至觉得自己简直蠢到家了。面对失败，他竟是这般窘相，我从没见过他这副样子。他再也管不住学生了，我敢肯定。
泰德开始以扣分的方式惩罚学生，整个夏天，他都在纠结谁分多，谁分少，各种细碎琐事，净是些毫无意义的争斗。泰德经常跟我解释，说自己取得了多少进步，但我从来听不懂他在说什么。虚张声势，白费工夫，我真心替他感到悲哀。他这是在糊弄谁呢？
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可怜。我什么都不能做，天天在家里干等着给泰德热饭，然后听他说一堆废话。我图什么呀？我必须相信泰德，否则生活就会停摆。眼前的一切都荒谬得要命，甚至连自己亲手缝制的窗帘也瞧不顺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