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底把自己当成谁？这是性格缺陷，每次和别人抱怨我丈夫，对方准这么说。这只是漫长曲折婚姻路上的一个小障碍而已。妈妈大概猜到了（我不希望她猜到），从她看我的眼神就能推测出来，不仅如此，她还饱含同情地拍拍我的手。我告诉妈妈我没怀孕，这也许是她最担心的事。
性生活仍在持续，我并不讨厌和他上床。只是如今，做爱更像一个人的狂欢，连叫床都是叫给我自己听的。我成了彻头彻尾的骗子，既可怕又自私。泰德对此一知半解，他也只能知道这么多。有些女人就是如此，被丈夫殴打、欺骗，甚至公开羞辱后，她们仍旧爱对方爱得死去活来。除去自己是个不称职的新手老师外，泰德并不觉得他还做错了什么。我全都明白，我这样告诉自己。
暑期课程结束后，泰德迎来了一段假期，那是八月最炎热的几天。他身穿汗衫，把厨房里的椅子拽到消防通道，坐在那里看书。他难道不想去海滩或者去市中心逛逛中央公园？这家伙什么都不想干。“外出有什么意义吗？”泰德说。他整天都在读报纸，要么就读写给蠢蛋们的杂志。“去和朋友们游泳吧，我一个人待着挺好。”他说。
泳池定期维修时，我就和泰德一起坐在消防通道看书，两个人基本不说话。他也不喜欢听厨房的收音机。没有柴可夫斯基，也没有法兹·多米诺。“暑期学校的工作很累吧？”我说。
“你有什么意见？”
我和他提过我的愤怒，我的委屈，我的挫败感。他知道。
父母教育我，只有真相才能解放心灵，但放他身上不管用。泰德无法承担真相的重量。他弓着汗淋淋的身子，看报纸看得正起劲儿。几小时过去了，泰德连头都没抬。到底是谁让他如此痛苦？我想照这人的鼻子打一拳。
“你和爸爸在公园钓过鱼吗？”我说，“不想去湖边走走？”
“我打赌你爸爸从来不钓鱼，他连小鲦鱼都不忍杀害。”
“无政府主义者曾经很凶残，我是说有的人很凶残。爸爸属于改良派。”
“那你何不跟他结婚呢？”
我倒吸一口凉气，睁大眼睛瞪着他。“真好笑。”我说。
“你把他当英雄。”泰德说，“但他眼睁睁地看着我爸去送死，根本无动于衷。”
泰德的爸爸死于安齐奥，我突然对这个男人充满了愤怒——用泰德的话说，他就是个粗俗不堪的花花公子。幸好我没出言诋毁他爸爸，否则我很可能说出上面这番话。二战已经过去了十年，另一场不可思议的战争再次降临——那年夏天，朝鲜战争刚刚结束——泰德怎么突然提起这个话题？
“你到底想让我怎么做？”我说。“承认他是个失败者。”
“谁？”
“你爸爸。”
“他怎么失败了？”我说。
“永远一事无成。”
“比如？”
“他靠坐牢阻止战争爆发了吗？他推翻政府了吗？”
“不是那样的。”我说。
“他就是这样，到处臭显摆。”泰德说。
“不是的。”
“你整天活在封闭的小天地里，自认为很了解这个世界，但其实只是痴人说梦罢了。”
“你觉得自己在跟谁说话？”
“装纯女王呗。”
我转身走进屋内，不想再看见他，过了一会儿，我又跑出房门，下五层台阶来到大街上。我能逃多远？马路上到处弥漫着腐烂垃圾和煤灰的气味，夏天就是如此。空气又闷又热，小区里安静极了，犹太商店周六都关着门，人行道上，来自波多黎各的孩子们正在追逐玩耍，大喊大叫着互相挑衅。和泰德结婚是我犯的最严重的错误，这再明显不过了。现在我要怎么做？我漫无目的地向东走着，两旁街区的墙砖都已褪色，我一直走到路的尽头，河岸被枯草所覆盖，玫瑰色的河水闪烁着微光，水汽慢慢飘升，给人以海市蜃楼般的错觉。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把泰德留在身边，他的缺点全都有迹可循，但我压根没往心里去；我本可以提高警惕，可惜我从没上过心，那时的我只知道爱情。
离开泰德，我要如何生活？回烘焙店工作？波士顿奶油派、花生黄油饼干，我竟会坐在马路牙子上幻想着五彩斑斓的甜点，那些舒心、愚蠢的美梦，真是让人心生迷茫，甚至惊诧。直到灯火渐暗，我才怀着恐惧向家走去。
泰德脸朝下趴在床上。听到我进门，他转身说道：“你想走就走吧。回你父母那儿去。那样最简单。”
他的话好有道理，嘶哑的声音中尽是绝望。
自由正在向我招手，愿意的话，我可以立刻扑将过去。但我还是哭了，像婴儿一样号啕大哭，我要将内心的痛苦全部喊出来。“别让我离开。”我哽咽地说，声音悲戚到了极点。我最终还是妥协了，眼泪汪汪地说自己有多爱他，说我们是天生一对，他知道这点，难道不是吗？——我确定他知道。情话像长了翅膀，直接从我嘴里飞出去，好像一切都是确信无疑的。我难道在撒谎？说这些话时，我必须让自己相信，必须尽可能表现出虔诚的一面。问题是我当真相信吗？答案既是肯定也是否定。
泰德被我哄得很开心。看到我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他终于心软了。他的目光不再坚毅，不再死气沉沉。昔日的睿智光芒又回来了。我拯救了这段濒于毁灭的婚姻。我们会安然无恙，一定会的。经此一役，我和泰德都松了口气。
经过上次的争吵，我和泰德的性生活反而更和谐了，我们是打过架的同志，而非不共戴天的仇敌。我们毫无顾忌到把最真实的一面暴露给对方。我们仅需脱掉衣服，扔掉天真，更大胆地做回自己。我们知道得更多，走得更远。这意外而来的收获让我们大感震惊，不禁哑然失笑。
九月开学后，泰德要多负责一个班——他还能再忙点吗？——我为他鸣不平，他自己倒高兴得很。泰德要出席晚间举行的教师见面会，我决定配合他工作，乖乖去当听众。太太们团坐在由木头和油布搭成的大礼堂里，周围全是学生家长，我们的丈夫正在努力向他们传达所谓的育人目标。泰德说他希望让学生感受到英语的力量。一位姓斯洛恩的先生（他太太就坐在我旁边）说，他相信几何学可以提升人的思想。“他们必须说点什么。”斯洛恩太太小声嘀咕着。
“或采纳第五修正案。”我说。一位拉丁语老师被问到教师工会是否有共产党员时，他谈到有必要采纳第五修正案，结果被校方开除了，我突然意识到这并非我讲过的最高明的笑话，至少我不觉得可乐，但斯洛恩太太却满面笑容。
“最起码他们不会把坏学生锁进柜橱里。”她低声说，“我小时候，老师经常这样干。”
“有的学生的确得好好教训教训。”
“没错。”斯洛恩太太说。
“我丈夫贿赂学生，让他们互相揭发。”我说，“打小报告还有奖励。”
“是吗？”斯洛恩太太说。
有人示意我们别说话，我不禁打了个寒战——我的确该保持沉默。随时随地就散发心中的怨气，我竟会变成这种人？就算泰德收买九年级的学生，让他们互相告状，这与我又有何干系？希望斯洛恩太太忘记我的话，她也没必要记住，散会后，大家排队进入体育馆，享用潘趣酒和饼干。“你真棒。”我对泰德说。
“哪儿棒了，真是的。”他说。
但我知道我在干什么。抓住时机，主动揭露丈夫的恶行，就像我刚才做的那样。诋毁他就是那么容易。每天都有人因拒绝打小报告而遭遇麻烦——他们被开除，被捕，甚至被列入反动黑名单，即便如此，他们依旧三缄其口，坚守底线和原则。而我呢？竟然主动给枕边人泼脏水，将他推入险境。
后来我才发现，斯洛恩太太是副校长，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泰德只和学校签了一年合同，倘若被解雇，还有哪所学校愿意收留他？认识泰德前，我完全不是这样的人。天知道下次我会说出什么来？看看，这就是爱情对我的摧残。
晚上，一场完美的云雨过后，泰德已沉沉睡去，而我却一直醒着。我本不善于撒谎的，但如今，谎话越说越溜，这不能不让我心生恐惧。即便和泰德赤裸相见，心里仍少不了遮掩和算计。昔日的真诚相待已然消失，现在的我只会为了生存而利诱、蒙骗别人。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肉体关系都是肮脏不堪的，就好像可以拿此事开玩笑一样。
倘若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婚姻中少不了堕落与妥协。也许有的人容忍度高，但事实就是如此。我必须有所觉悟。关于此事，我不想弄得尽人皆知。真是糟糕的夜晚。耳边传来泰德沉稳的呼吸声，卡车也轰隆隆直响。一旦看待事物的角度发生改变，人也会随之改变，这既是书本上的观点，也是爸妈奉行的准则。但我是不会变的，绝不会。
春天，泰德收到消息，合同不再续签。学校没说具体原因——只说会有另一位老师来接替他的工作——许多人把罪过推到我身上，说我爸妈是共产党，这纯粹是子虚乌有。还有人说副校长尤其不喜欢泰德。我不敢告诉别人我心里有多不安，通知泰德这个消息时，我连说话都哆哆嗦嗦的——而泰德却毫不在意，这颇令我惊讶。“我们不需要吃饭，吃饭有什么好的？”他用反讽的语气兴奋地说着，“我喜欢可以塑造人性格的工作。今日剥削到底，明日开除处理（泰德最喜欢这句话）。”
我对泰德的了解竟如此贫乏。他自作聪明，固执得要死，是充满激情的勇士，这和我想象中完全不同。相比之下，我却是满怀恶意、心胸狭窄、小肚鸡肠的危险分子。是我亲手抹杀了生活里的体面与真诚。我在泰德面前发表长篇大论，说这个时代怎样败坏，高层领导怎样嫉妒泰德那高超的教学能力。“嘿，我们会挺过去的。又不是世界末日。”他安慰我道。我那可怜的、被剥夺了工作的丈夫。
我能做什么呢？帮他在床上追寻自我，尽可能多地关心他，爱他，让他忘掉生活中的不幸。我几乎不让他闲下来，经常表现出欲求不满的样子，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些。纵欲过度的后果也逐渐显现出来，时不时犯迷糊，身上青一块紫一块，体力明显不支。“你是天底下最好的丈夫。”我低声对泰德说。
“你是我的宝贝。”
“他们根本不了解你。”我说。
“忘记‘他们’。”他说，“这里没别人，只有我和你。”
屋内荧光闪闪，我把一根蜡烛放到了床边。
“爸爸是个失败者。”我说。
“什么？”
“他是失败者。”
“怎么这么说？”
“我想这么说。”
“嘘。冷静下来，好吗？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工作黄了，泰德还有别的人生乐趣，他可以一动不动，保持绝对安静，持续看好几个钟头的书；也可以就任何话题与我针锋相对，比如托尔斯泰作品的翻译和后停火时代的朝鲜半岛。我愿意让他赢。去我爸妈家蹭饭时，泰德依然用诙谐幽默的语调强调自己的观点。“今日剥削到底，明日开除处理。”他说（还是老一套）。爸妈被逗得哈哈大笑。他们对泰德有所改观。“你要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就好了。”妹妹说。爸爸给泰德斟满啤酒，两人开始讨论政治大清洗等社会问题。泰德喜欢爸爸摸他的肩膀，毕竟，他是个缺少父爱的孩子。
但接下来，我们该以何为生？妈妈让我用她办公室里的打字机给泰德写几封求职信寄到其他州，因为新地方没有泰德的雇佣记录。我简直弄得一团糟。六月份，泰德的薪水就停发了。
我告诉泰德自己要去烘焙店打听打听，看他们是否需要人手，他居然没反对，这让我稍感惊讶。结婚后又返回烘焙店工作，这简直是种羞辱——“没想到我们还能见到你”，顾客们说——但我喜欢奶油的味道，喜欢玻璃架上的小桌巾、条格围裙以及看起来很愚蠢的发网。对我而言，烘焙店就是个井然有序、香香甜甜的家。
妈妈说缺钱并非丢脸的事。“正好相反。”芭芭拉故意起哄。我带回家好多碎饼干和湿乎乎的丹麦奶油派以备不时之需。如此一来，我们更觉得自己穷了。
泰德建议我把昨天的蛋糕送给拉米雷兹家，从那以后，他家的孩子就喜欢上我们了。相比之下，我更喜欢这个一无所有的丈夫。贫穷让他蜕变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书上读过类似的案例，但从未亲眼见过。泰德告诉马克西：“想找人共同度过失业阶段，露易丝是最佳选择。”
但事实上，我曾向露西敞开心扉，告诉她我不确定自己能仅仅凭借爱情就渡过眼前的难关。那天，我约她去我俩最喜欢的那片草坪吃棒冰。“如果我跟他一起流放到西伯利亚怎么办？”我说。泰德已经向坐落在犹他州普洛佛的一所学校递交了求职申请，和纽约比，那里绝对称得上是蛮荒之地。
“倘若泰德落魄了，你会把他甩掉吗？”露西问。我认识的人里还没有这么做的。这种事仅存在于好莱坞电影和垃圾杂志中。
“不，但我对他的爱将大打折扣。我会变得尖酸刻薄，成天愁眉苦脸，说话夹枪带棒。”
“不。你不是这种人。你爱泰德。”露西说。她刚交了男朋友，希望和对方白头偕老，但我这个前车之鉴却让她倍感不安。
我想起了妈妈的话，“把自己卖给第一个出价的人”。她是想警告我，对待爱情不可过于盲目。然而，若连爱情都无法让这个世界运转，那还有什么力量能办到？
一个月后，我开始打点行囊，目的地却不是犹他州，而是日本冲绳。泰德要去空军基地教美国孩子英语。据他说，美国人喜欢冲绳，至今仍有数千名美国人在日本定居。他们的孩子需要泰德的照料。对于这份新工作，妈妈甚为担心。
“在美国军营里生活？”她说，“你真的想过那种日子吗？你根本不想。”
“我要学日语！”我说。据说那里的人鲜少离开基地，但我想做他们中的另类。“我必须和我丈夫在一起。”我告诉妈妈。
“他可以不去日本。”
我想去。我要离开美国，这样才有高人一等的感觉。
“你当初也对爸爸不离不弃。”我说。
“我们情况不同，你不知道吗？”
爸爸没说什么，但很显然，他非常失望。他瞥我一眼，然后就转过头不搭理我了。
我难道是个没原则的人吗？“你知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日本曾派飞机轰炸过朝鲜半岛。上帝。”
我和泰德兴奋得很，才不管谁侵略过谁呢。那可是日本！我们讨论了好几个钟头，去日本究竟需要带什么。我们从图书馆找来《菊与刀》和一本关于俳句的书。除此之外，我还查到了寿喜烧的制作方法：把牛肉放入平底锅，和罐装豆芽一起翻炒。“有时，厄运也能变好运。”泰德说。我们都觉得自己要否极泰来了：生活上有人照应，一切都超出我们的想象。这是场大逃亡。即便睡觉，我们也能牵手入眠。
“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妹妹说。
去日本要从加州登船，所有行李必须提前装箱运走。那儿气候如何？日本和纽约差不多，但冲绳会更暖和。书上说，日本人相信，自己的祖国是唯一能感受到四季的国家，他们为此骄傲不已。我正在收拾书，看看哪些可以送给露西，突然，泰德冲进房间，大喊着：“我不相信！”依据校方出示的公文，泰德得到军方允许，可以住在基地，但其家属露易丝·伯克曼·菲弗却被禁止入内。
“你知道这件事吗？”我开始痛哭流涕。
不可能。我究竟读到了什么？
“也许我可以在你工作的烘焙店当一个看门人。”泰德沮丧地说。
天杀的美国政府，我恨他们。爸妈说的没错，他们永远是对的。“你就该自己去。”我说。我讨厌泰德答应得如此爽快，如此向往日本：“你就该假装自己是军人，独自去日本教书。”
泰德猛地把我搂在怀里：“你真是太让我惊讶了。”酷暑当头，浸满汗水的皮肤黏糊糊的，他身上的气味既刺鼻，又那么熟悉。
泰德已经做好独自赴日的准备，而我也成了他眼中的圣人。我简直快发疯了。
我本可以挽留他的，但我没有。“很少有妻子能做到像你这样。”泰德不停地重复这句话，我好像成了伟大开明、甘愿自我牺牲的楷模。“我就是这么了不起。”我自嘲道，可惜泰德完全没注意到我的语气。有什么好注意的？他就要去冒险了，而我才是被捉弄、被打击的那个。在最后几周里，泰德简直把我当成了瑰宝。他一边看着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边念叨：“你真是太好了。”不仅如此，泰德还经常搂着我，一抱就是好几分钟，我的心正因他而跳动。他会想我的。我告诉他我很害怕，但他却认为这再次证明了我的勇敢。
少了泰德的陪伴，最初几个月简直就是煎熬。我不得不搬回父母的公寓，晚上和芭芭拉共享一间卧室，听着她翻来覆去地折腾，实在令我难以忍受。泰德的缺席让我深感四肢沉重，可怜的身体总是被不切实际的渴望困扰着。到日本后，泰德给我打了通昂贵的越洋电话——“基地难看死了！”他说，但声音里却满是激情。三周后，泰德寄来家信（散步时能在田地里看到水牛！还有许多壁虎和蚊子。学生好管得很——我不用贿赂他们！），我每天都给他写信（纽约的秋天依旧温暖，芭芭拉想选法文专业，很实用）。爸爸经常说：“我不想有个住在军事基地里的女婿。”我同意他的观点。这真是太丢人了。
烘焙店的工作不算累，时间仿佛没有尽头。我吃了太多的杯子蛋糕。妈妈建议我把卖不出去的存货留给克里斯蒂街的天主教工作者协会，那是她朋友多萝西创立的。多萝西大部分时间不在，收容所里尽是些老酒鬼和疯疯癫癫、脾气古怪、人生毫无希望可言的年轻家伙。他们在这座古旧楼房里四处游荡，墙上的耶稣受难像静悄悄地看着眼前的一切，他们是被社会遗弃的人。几个点心盒子就让整个收容所——包括工作人员和定居者——沸腾起来了。“露易丝来啦！”我刚走进屋内，大伙就喊了起来。一个女人兴奋地跳着转圈，直到被人劝阻才安静下来。
我有过任何信仰吗？妈妈总说我的政治立场被荷尔蒙带偏了，这是我人生的污点。但我不这样想。经过严肃的思考，当然，也是在欲望的驱使下，我坚决认为爱才是世界上最真实的东西，而正义则永远无法通过行动获得（做那么多意义何在？），无论怎样做，都达不到圆满。如今，我看待世界的方式已经有所不同。
泰德在信中说，他真希望我可以陪在他身边。好吧，我并没有。他和学校签了两年合同，年内有一次免费探亲的机会。我还在气头上，怎会对性事抱有幻想？烘焙店里的日子百无聊赖，我整天迷迷糊糊，无法集中精神。工资也少得可怜，有的女人还要靠这份薪水养家。“快醒醒，苏西。”同事们对我说。
我搬离了父母家，在东三街租了个单间——厨房里放澡盆，大厅里设马桶。放着免费的地方不住，偏要自己花钱，泰德知道后，批评我“过于冲动，目光短浅”。“就你自己？没有别人？”露西问。
“我还以为你想省点钱呢。”妈妈说。
所有人都觉得这并非明智之举，也许他们说得对，但和芭芭拉共住一间房，天知道我还能忍几个月？我尽可能让新家有趣些，比如在装潢上下下功夫——把墙面涂成珊瑚橙色，再挂上毕加索的《格尔尼卡》。那些扭曲的人物形象，刚开始我也不太习惯，但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爱上这里，事实证明，我说对了。我天生热爱自由（另一种自由，但这种更有意义），并以此为傲。有时，哪怕看到我用来读书吃饭的桌子，内心都会生出一阵狂喜。可惜没人相信我的话。
感恩节那天，爸爸带我们去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小镇，参加在市中心举行的小范围游行活动，旨在声援由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发起的科勒钢管厂罢工运动。妈妈带了一暖壶热苹果酒，好让我和芭芭拉暖身子。当天晴空万里，天气没那么冷，参加游行的大都是我家的朋友，所以气氛相当热闹，像过节似的。我也举着用尖木桩钉成的牌子，上面写着：擦亮双眼，别买科勒钢管。
泰德的感恩节过得如何，和美国同事一起庆祝的吗？还不错，但他一定很想我。通电话时，他的声音听起来闷闷的，很像从水底传来的。他去军官俱乐部玩，喝了一堆威士忌，还跟美国大兵们合唱《越过草地，穿过森林》。一位参谋军士不停地模仿火鸡的叫声，咯咯，咯咯。是的，没错，我非常想念泰德，但我依旧窃喜当初没跟他去日本。
日子就这样过去了。我们强烈地思念着对方，而与此同时，怨念也在与日俱增。我在浪费青春，而泰德则把我的父母当成了罪魁祸首，要不是他们政治不正确，他也不会孤身一人流落日本。但很明显，他十分享受这种异域生活（刚吃了日本当地的面条，配菜是炖猪手！他写道，味道好极了！）。为打发时间，分散注意力，我在亨特学院的夜校报了名，学习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品味那个时代的爱情与金钱。我比之前成熟了，敢在班上主动发言，我对《汤姆·索亚历险记》里的贝琪·撒切尔很有研究。
“在日语里，谢谢是arigatou。”泰德写道，“你好是konnichiwa。”那年春天，泰德成了学校垒球队的教练。在此之前，我从没见过有人玩垒球。我们虽然不在电话里吵架了，但我总是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在夜校里，我和两个女生很要好，课后经常一起喝茶，讨论《简·爱》的男主人公罗切斯特究竟有多盲目。夜晚回到温馨的小家，享受一天之末的宁静，这种日子多么美好。我仍会想念泰德，但分隔两地也没那么糟。我知道他也是这样想的。
“你怎么把房间搞成这样？”泰德刚进门就开始发泄心中的不满，他八月有假期，可以回国探亲。我俩在门口拥抱了很长时间，泰德有点受不了珊瑚橙色的墙壁和破败的水槽。“因为喜欢呀。”我说。他双唇上的味道久久徘徊在我的鼻腔中，有一种意外的新鲜感。“和我的预想不大一样。”他说。
怪异的环境阻止不了荷尔蒙的力量。前戏过后，我俩立刻进入正题，熟悉的场景再次上演，我们终于可以真正地拥有彼此了，如今，这简直成了一种奢侈。和泰德做爱是何感觉，我已经记不起来了，所有细节都被忘得干干净净，所有的渴求也都变得不再真实。我的想象力真是差得可以。
“日本人晚上洗澡，他们觉得早晨洗澡很奇怪。”泰德说。他喜欢念叨日本的奇闻趣事。我的确有好奇心，但并非像他认为的那么强。“除了生鱼片，日本人还生吃马肉，你相信吗？但他们很注重卫生。军事基地打扫得干净极了。”我友善的丈夫，这位帝国统治的拥护者说道。我几乎不提夜校的事，也不想听他就狄更斯的作品发表见解。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们只能团聚两周。掰着手指过日子的确耗精力，但我们还算应付得当。送泰德上飞机时，我哭了——我为自己感到难过——“别管我，我简直傻到家了。”我好像真把自己当成了军人家属。
在烘焙店，一位岁数较大的女同事跟我开玩笑，说日本艺伎最会勾引男人，她觉得生孩子是明智之举，这样才能把丈夫的心拴在家里。他们真都在讨论这些吗？我不能对她坦白，说我对泰德既爱又不爱。而且众所周知，怀孕可不能浅尝辄止。
天天写信是不可能了，到了第二年，我连每周写一封都觉得困难重重，因为我经常想不起来。泰德每月都寄来支票，作为回应，我通常奉上一句：感谢你为人气组织，露易丝爱吃基金会做出的卓越贡献。我还指着这笔钱付房租呢。我俩之所以没离婚，难道就是因为他能定期给我寄钱吗？有时，泰德会说：“我知道，这钱你总会有用处的，就当它是一笔意外之财。”“你挑支票的眼光还不错，绿色很百搭。”我回复道。
我和在烘焙店上夜班的某位同事进行了一场可笑的调情——他通常在我下班前一小时来店里，偶尔，我俩会在厨房周围开开玩笑。他叫特雷弗，来自特立尼达拉岛，我说他长得像演员哈里·贝拉方特（确实像）。和我在一起，特雷弗总是小心翼翼的。每当他捧着面团从我身边经过，我都要恭维他两句，特雷弗也是笑脸相迎。自从有了新的幻想对象，我对泰德的思念开始与日俱减，这种感觉很奇特。反正只是想想，有什么要紧？一天傍晚，我问特雷弗白天他都怎么过，是不是在睡觉，然后我竟莫名其妙地约他周一一起吃晚饭（那天烘焙店不营业）。
特雷弗很会打扮自己，当天，他穿了件修身款的浅蓝色衬衣，非常吸人眼球，我边吃炸比目鱼配土豆泥，边和他聊特立尼达拉岛的冬天——“哦，没错，超过八十华氏度”——“我喜欢你家墙壁的颜色。”特雷弗说，“方寸之地竟让你布置得如此漂亮。”
我必须给他点暗示——趁着去烤箱拿东西，我故意蹭了他一下——接下来就简单多啦。和特雷弗上床！除了泰德，我从未想过自己会有别的恋人。即使在脑海中排练了很多次，我依然倍感震惊。特雷弗和泰德不同——他更有活力，更兴奋也更自信。我始终觉得自己很鲁莽，做事不顾后果，但这回，我却遇到了好人。我能做到，我想，因为我足够幸运。
婚外情持续了几个月，特雷弗一直心怀恐惧，倘若被店里发现，他很可能被开除。这种担心并非毫无道理——我俩没入工会——和已婚白人乱搞，特雷弗将面临何等严酷的指责。我们鲜少讨论种族这个超级敏感的话题。
“开心是开心，可惜哪儿都去不了。”特雷弗的描述很准确。
“我知道，我知道。”我说。
除了我家，我俩哪儿都不去。只要在一楼大厅碰到，小孩子就拿我们找乐，有时情况更糟。他们只是孩子，但我还是恨得牙痒痒。我们尽量远离人群，丑闻是见不得光的。
“你知道我在特立尼达拉岛的情况吗？”一天晚上，特雷弗说道。
“不知道。”我说。
“我有妻子。”
“你为何告诉我这件事？”刚开始我也想不明白，但突然，我就茅塞顿开了。我有丈夫，不是吗？
“她叫风信子。”特雷弗说。
这不是好兆头，他想谈自己的妻子，否则不会提她的名字。一个蠢了吧唧的小女生，整天坐在家中的小厨房里，等着特雷弗汇钱。
“就这样。”他说。
哦，是吗？特雷弗想让我悬崖勒马，放他自由，免得引火烧身。
“是时候放手了，不是吗？”我说。
“对不起。”特雷弗说。他的确有绅士风度。
接下来的几周，即便擦身而过，我俩也很少说话，同在厨房附近干活时也尽量避免眼神接触。我们被命运狠狠地羞辱了一通。我试着屏蔽他的声音，那带有浓重口音的英语。
一天傍晚，我没见特雷弗来接班，听柜台的一个女孩说，他换工作了。“什么时候？”我问，“什么时候走的？”没人关心他去哪儿了——“我怎么知道？”同事们说——再说我也不好挨个打听。
“你很难过吧？我特别担心你。”露西说。
“还好，不算难过。我看起来有那么糟吗？”我说，“也许有点伤心。”
“你有心吗？”露西说，“别介意，开个玩笑。”
“你知道日本人哪里最有趣吗？一根筋。做事情认真到不行。我喜欢日本米酒！”第二年快结束时，泰德来信说他可能要继续留在日本。说实话，我并不感到惊讶。我到底在想什么？什么样的男人喜欢住空军基地？我依然放不下特雷弗，但同时，我又对另一个男人产生了好感。他在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工作，经常去子单位出差，不怎么在家住。我曾和他提起，想将工会制度引入烘焙店。除了聊天，我们没发生任何事，但他经常从德卢斯和苏福尔斯打来电话，给我讲愚蠢的笑话。生活就是有各种可能。“如果真需要你，你就好好待着吧。”我写信给泰德。
“你真是世间难得一见的好妻子。”泰德回信道，“分居两地实在辛苦，但我会争取升职，给家里寄更多钱。”
“他怎么能把你晾在这儿？”露西说。泰德可能有外遇了，也许是城里的女人，或者是军事基地的某位秘书，总之他不会和她结婚。说实话，我一点也不生气。我告诉人们泰德之所以留任，是因为工资将越来越高，有时，我还会说因为这份工作很有意义。
“这的确不太正常了。”妈妈说。
“不正常是罪过吗？”我说，“你也不走寻常路。”
那年七月，泰德回美国探亲，恰好赶上露西的婚礼，我不得不带他去，我不能留他一人在家。我和泰德并肩坐在犹太教堂里，看着露西身穿白色丝绸透明硬纱，缓缓走向她最爱的鲍勃。和所有嘉宾一样，我也感动得泪水盈眶，但与此同时，我也知道，婚礼上的誓言可能只是一派胡言。既然做不到，何必装出信誓旦旦的样子？我偷偷瞄了眼泰德，他穿了一件我从未见过的海军蓝色西服，他居然一直牵着我的手，这点颇令我惊讶。我们相处得还好，就是不怎么说话。此时此刻，泰德正在摩挲我的手指，这种示爱方法有多老套。他应该很感激我吧，我想。
泰德刚走，我就和米克好上了。他是个相当有魅力的小伙子，也是工会的组织者，经常外出公干，每次来纽约都不会超过一个月。米克和谁都聊得来，除去花言巧语搞宣传，这家伙还擅长讲故事。哪家的狗会报时，哪个女人能同时用两种语言唱歌，米克通通门儿清。
米克很黏人，他不希望我为了上夜校或作业而忽略他，但我偏偏固执己见，只按自己的喜好来。“亲爱的，就今天一晚。”米克想和我幽会，而我则半开玩笑似的拒绝他：“宝贝，我不是你妻子。”房租是泰德付的，我没有理由摘掉结婚戒指。一方面拿丈夫做挡箭牌，一方面过着没有男人搅扰的独居生活。所有人都认为我在开玩笑。
经过艰苦努力，我和米克终于将普利茅斯夫人烘焙店纳入了烘焙和甜点制造业国际工人协会，老店主都快被我气死了。（店主居然是粗鲁的大老爷们，根本不是普利茅斯夫人。）如果可以，他绝对立马开除我（随意开除员工是违法的），无所谓，反正我早晚要离开，因为我已经大学毕业了。
妈妈打算让我穿着她亲手缝制的裙子参加毕业典礼，我很感动，但这个主意真是糟糕透了。爸爸尤其高兴。他的女儿就要拿到文凭了。“我们做得不错，不是吗？”爸爸一直在重复这句话。米克也出席了毕业典礼，他就坐在爸爸旁边，俩人很聊得来。全家人都知道我们在交往。
“恭喜你，我了不起的妻子。”泰德在信中写道。
英文系毕业后，我在一家专门出版女性杂志的公司做校对，成天和愚蠢的垃圾文章打交道（“关于纸巾使用的二十种小窍门”），偶尔遇到有关烘焙的文章，我还能给作者挑挑错，这是我擅长的。鉴于本人出色的校对能力，没过多久，我就进入国家海事联合会（好吧，是米克托关系把我弄进去的），负责编辑时事通讯，说是编辑，其实大部分稿件都需要重写，所以，报头的编辑一栏中总会时不时出现我的名字。
泰德呢？得知我住进更好的公寓后，他写信说：“别把房间布置得太漂亮，我会认不出来的。”“要怎么办才好呢？这是你最爱的床单。”我写道，“它正在等你回来。”“想它们想到发疯。”泰德回信道。那一年，泰德并未回国探亲，我真的介意吗？我想我是介意的。泰德说他必须存钱，好改善居住条件之类的，但他每月仍定期寄钱，没人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米克也不在我身边——他要去爱达荷州工作几个月——那真是个漫长且苍凉的夏天。“用不着为难自己。”露西说，“你真是个傻瓜。”
“现在还好，如果病了怎么办？”妈妈说，“我指的是以后，连个能帮你的人都没有，日子怎么过啊？”幸好，我的身体还算给力，那段时间没怎么生病，仅有的一次感冒，米克还给我带来了热棕榈汁。再说，女人大多比男人长寿。“总有一天，你要做出抉择。”妈妈说。
海事联合会的大部分人都认识米克，但对他们而言，我仍是菲弗太太。对于私生活，我从不加以隐瞒，所以大家觉得我坦诚、直率。这份工作很适合我——周围都是穿着随意，性格粗鄙的大男人，海员们时不时来拿报纸，没有整天废话连篇的女同事。能够维护海员的利益，有机会替他们办事，我已经很高兴了。时事通讯里的煽情内容虽有些虚假，但我已经努力做到最好了。
许多人认为我不会永远保持年轻，可我的确年轻了很长时间。我和米克去大峡谷远足，转年又去犹他州看雪，那可真是个好地方。米克曾当过妈妈嘴里的“装卸工”，并且偏爱体育活动。在这之前，我不知道自己竟然对运动如此着迷，我甚至还在市中心一栋大楼顶端的冰场上学过滑冰。“你总能让我大吃一惊。”泰德写道，“滑冰时，你肯定穿着小短裙子吧，转起来飞快的。”
“我穿宽松的衣服。”我写道。
冲绳属于亚热带地区，气温从来不会低于十摄氏度。泰德说他想看雪，我才不信呢。
进入三十岁后，大家觉得我更年轻了。露西的孩子叫我露露阿姨，她把我当成了卡通人物。她们喜欢来我家玩——比之前的公寓更宽敞，地板漆成了蓝色，墙上的画也从《格尔尼卡》换成了马蒂斯的作品——可惜，她们不相信我一个人住。真没别人？我不是在编故事吧？
我最讨厌米克突然出现，事前完全不和我打招呼。“我也是有原则的。”我说。但米克就是不听。能够见到他我很高兴，所以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而这种不公平的感觉，总要以其他方式发泄出来。汉堡买几个、哪家是黑店、谁才是自私自利的家伙，这都是我们争吵的话题。
有一次，我不得不告诉米克，泰德准备八月份再次回国。他几年才回一次家，要尽可能多陪陪他，这是显而易见的。米克必须知难而退，这对他来说很难吗？
“你在友好地命令我去跳河。”米克说。
无论时光如何流逝，泰德永远是最初的泰德，这点很不容易做到。哦，看到他衰老的容颜，我总要大吃一惊，泰德会从我早就遗忘的老话题开始谈起，但没过多久，我们就适应了对方的节奏。当然，上床是首要任务（还是原来那张，床头板上画着枫叶图案），之后，我俩躺着聊天，继续昨天未完成的话题。泰德一边拉着我的手，一边轻轻揉搓我的手指。“嗨，露易丝。”他深情地说，“发生什么事了？”
露西经常问我：“他是否认为你只是他所拥有的物品之一？”
露西知道我对私有制的看法——私有制等同于偷窃，是强者对弱者的剥削。“你的意思是我应该完全占有泰德，把他从日本拉回我身边。”
“你也许可以的。”
“没有任何东西能取代自由，根本不可能。”我说。这是爸爸最喜爱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鲁多夫·洛克尔的名言。我不认为这个观点有趣，甚至怀疑它的真实性——只是一句口号罢了！——但此时此刻，它却显得无比真切。或者在某种情况下，它也称得上正确，妈妈一直惧怕那个限定词。之前，我总告诉爸妈，自己并非理论家。
“那你是什么？”妈妈问。
“总之不是伪君子。”
“那是底线。”妈妈说，“不是答案。”但我不这样认为。那是我从艰难困苦中得出的答案，早已经过了生活的印证。
接近不惑之年时，我和米克仍在为生活琐事而争吵。他希望我飞到圣路易斯去看他，在那里度过为期四天的周末。“我有工作，不能随便请假。”我说。
“费用我出，亲爱的。都算在我账上。”
“所以呢？快别闹了，不是钱的问题。”
“你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吗？”米克说，“那就是你根本不在乎我。”
一年只见五六次面的男人居然和我提“在乎”两个字？
“倘若是你丈夫勾勾手，叫你去日本，你早跳上飞机跑没影儿啦。”
“我不想去日本！我不想！”大多数时候，我不再有出国的念头了。
“圣路易斯特别棒。有拱门，有大教堂。只差你就完美了。”
最终，为安抚米克，我只能照他说的做。圣路易斯的确不错，但那家伙立刻就缠上我了，非要我多待一天。他的言而无信让我怒不可遏。凭什么为他放弃时事通讯？这趟旅行相当不愉快，米克也不怎么打电话过来了，但他不会完全消失。
午夜时分，米克需要我这个聊伴，或者趁他来纽约时，我也会让他去我家。因此，我不算完全意义上的单身。所谓距离产生美，独居生活就是有这点好处。接到不期而至可以与米克隔空亲吻的电话，感觉并不坏，之后，我会躺在床上看书，熬到很晚才睡。米克的声音在我的耳际徘徊，他就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在这一片死寂的房间里，时时刻刻陪伴着我。
还没到退休年龄，泰德就离开了他在冲绳的教学岗位，并在那儿做起了英语私教。不仅薪水可观，还能过上他所期望的另一种生活。美国人真的不需要那么高的生活成本，除去吃穿用度，泰德还能寄点钱回家，但和之前相比的确少了很多。
辞职前，泰德并没有征求我的意见。说真的，那么多年来，他寄钱的数量几乎没怎么变化，如今更是少得可怜。好在我的工资有了大幅度提升，所以他少寄点钱也无所谓，难道不是吗？对于泰德的所作所为，妈妈简直忍无可忍，幸亏她是无政府主义者，否则早去法院起诉那家伙了。“他亏欠你更多。”妈妈经常念叨这句。
泰德已经搬出军事基地（对妈妈而言，那里就是监狱），在城里安家了。我寄给他一套窗帘，供他装修新房用，上面画满了尖利的几何图案，应该符合泰德的审美。我没完全摸准他的喜好，但也不是毫无头绪。
窗帘寄出后，我又担心自己选错了布料。“你真是怪人。”露西说，“省点儿钱给自己买张新沙发多好。”
有时，我会一边和泰德通电话，一边打量自己的公寓。蓝色的地板、铬黄色的顶灯、餐桌上闪闪发亮的橘黄色碗碟，一切都那么赏心悦目。我暗自喜欢着这种看似蹩脚的装潢风格。我到底需要什么？没沙发也挺好，我把它放在爸妈的客厅里了。我那固执的爸妈。你根本不明白你坚持的是什么，对吧？诚然，别人拥有的东西我没有，我心里清楚，但我谁都不嫉妒——也没什么好嫉妒的——有些事自己明白就够了，别人相信与否并不重要。
更好的自己
这本回忆录绝对能拍成相当棒的电影，马库斯一直这么认为。此时此刻，他正躺在朋友家院子里的吊床上，手里捧着那本令他爱不释手的精装书，一九五二年印制，封面已褪色，稍微折个角，书页就有被撕裂的危险。这是凯西的家，他已经住在伍德托克附近很久了，书是在客厅的架子上找到的，它也许已经在那里沉睡了六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