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周围乱扔着舞蹈用品的宣传单子，都是我平时装在公文包里带着出门的。特大号水瓶开着盖子倒了，浸湿了叠在一起的宣传单和我的小腿肚。发亮的二垒附近扔着我的短外套。短外套变大了一点。
是永远哦
从前有一位野原老师，她曾是我的舞蹈老师。
我小时候和父母、两个弟弟一起生活在一所独栋房子里，房子位于平整了大片芋田后开发的新城的北端。在步行得要走个把小时的小学校门，每年都有那么一两回，会站着一个新兴宗教的人，手里捧着一大叠印刷得五颜六色、挺有趣的小册子。因为走在前面的孩子悄悄向后边传：那些东西可不能拿！所以对传教人递上的小册子，孩子们只是斜眼瞄一下，谁也不接。但也有几个人或屈服于诱惑，或同情他一直遭到孩子们无视，或是为打发无聊的时间，或是出于破罐子破摔的逆反心理，无所谓地接过了小册子。而接了的孩子立即被周围的人避之唯恐不及，仿佛这人把两只手插进了满是病原菌的水盆里，又用这两只手端着满是病原菌的水盆似的。
不能接的东西上面，一定写了不可以读的东西。幼小的我总是努力让自己与那些不能读的东西、扰乱人心的东西保持距离，可有一天，当我反应过来时，已经接过了递过来的小册子。封面上画着一个穿白衣服站着的长头发女人，被玫瑰花环绕着。那女人像野原老师。
那是过了四岁生日没多久的时候。
我上了妈妈的车子，被带到超市旁一幢巨大的橡皮擦似的建筑物。懵懵然就被脱掉了裙子，穿上紧身衣裤和薄薄的短裤，扔进一个坐满了相同打扮的小孩子的小房间里。在透明玻璃墙的另一边，父母们排成一列，看着我们。此时，门口进来一个似乎从没见过的大个子女人，说：接下来，大家一起跳舞吧！放在地上的一台鲜红色的收录机随即放出难以忘怀的、噩梦般不稳的前奏。
印度的孩子都想做一个
王啊王啊印度王公……
之后每周的星期三，我都会来这个“PAPILLON”爵士舞蹈班学习。和第一次一样，每次开始上课时总会放关于印度王公的曲子。虽然每次听到前奏时我都不寒而栗，但我马上就喜欢上跳舞了。因为手脚合着旋律动起来时，一句话也不用说。
野原老师教学前儿童班“KIDS PAPILLON”，她高个子，长发，前凸后翘，只要往那儿一站，就像刚刚战胜了什么似的顾盼自雄，真有君临天下的气派。
老师喜欢涂橙色口红，穿白色厚紧身衣裤外加浅蓝色紧身衣，然后再穿和口红同色的橙色连帽卫衣。上课中大汗淋漓时，就脱下那件连帽卫衣，把长发扎成马尾。我总被她的感染力打动：原来成年女人应该这样子。周围的成年女人——母亲、幼儿园老师、附近的阿姨、亲戚的阿姨，谁都跟这位老师毫不相似。有时，周围的大人教育我说，你只要想，就有可能。我自己也觉得有道理，但我唯一觉得不可能的就是变成野原老师那样子。
野原老师一举一动都大大咧咧的，面对着一帮小毛孩开心得有点不自然，说起话来像独自在无人的体育馆里练发声。也许就因为这个理由，她在家长们中间以热心指导著称，据说不在工作室的时候，老师也作为女童子军的负责人活跃着。ONE AND TWO AND THERR AND FOUR，ONE AND TWO AND THERR AND FOUR……不过在我们这些孩子看来，她那良好的自我感觉和热心让我们害怕极了。
发怵的孩子们不知不觉就挤在一起缩手缩脚地跳，反倒突出了老师的精气神和大音量。她一看见缩着跳的孩子，马上就转到那孩子身后，抓住肩头，掰饼干似的把往里缩的肩胛骨打开，嘴里喊着：“挺起来、挺起来！”有时，她不但教舞蹈动作，还让我们用整整一小时练习倒立或下腰，在教室里，除了专心致志地练习老师教的内容什么都不做。我因此而练出了一分钟纹丝不动的倒立。还可以由站立姿势身体向后弯，一边下腰，一边蜘蛛似的在教室走几个来回。在家里孤独无聊时，我就把碍事的裙子塞进紧身衣裤或短裤里头，磨练这两个特技。
有一天，在母亲陪同下走进教室时，见一位穿薰衣草色紧身衣的陌生女人在一个角落里绑鞋带。她苗条小巧，与野原老师的高大形象相差甚远。
“这是新老师。”
母亲这么说。我很惊讶，野原老师呢？母亲没答我，急急走近新老师，低头寒暄。新老师的声音比野原老师的声音低且小。她一笑，就跟捏扁了铝箔似的，“啪嚓”一下瘪了。
在回家的车上，母亲说野原老师辞掉了教师职务，结婚了。我问她跟谁结婚？妈妈答道“有钱人”。有钱人？对，有钱人，很有钱。
我马上认可了。野原老师就是跟“非常”和“厉害”这种词儿结缘的人。认识的人梦幻般地成了有钱人，我由衷为她感到高兴。我默默地驰骋想象：跟老师结婚的人，得有多高呢？娶一个顶天立地的女人做太太，也得是条顶天立地的汉子吧？一方面那么想，一方面心里头却清晰地浮现出另一个形象：野原老师身穿熟悉的紧身衣，身上首饰、戒指叮当响，与一位小个子、圆乎乎的大叔携手走着。在挥着手、优雅地漫步而来的野原老师身边，那位大叔一脸仓皇、大汗淋漓，两条小短腿像意大利面似的，走路都不听使唤。
后来我升了小学，校门口出现了新兴宗教的传教人。在接过来的宣传单上看见野原老师身影的那天，我回到家里，把宣传单的封面给妈妈看。
“这个人是谁？”
母亲正在暖炉上填写生活协会的订购单，她瞥了一眼，就认出来了：是野原老师。
我满足了，一边下腰，一边开始练习阅读倒过来的书。
野原老师的故事并没有到此为止。
野原老师突然重返“PAPILLON”爵士舞工作室。
距离接下宣传单的那天，并没有过去多少岁月。我打开教室门时，看见一部熟悉的鲜红色收录机坐镇地板中央。
“你好。”
站在收录机旁的老师，依旧自信满满，巍然耸立。
以往一起在野原老师班上学舞的同学们，在升小学的同时，也由“KIDS PAPILLON”班升上了“PETIT PAPILLON”班。话是这么说，因为有放弃的和新加入的，班上的老学员包括我在内也就三个人。小关志帆是其中一个，她正在教室一角练横劈叉，上身平贴在地板上。我走过去时，她只是抬起脸，眼中呈现以前老师掰开她肩膀时的既想放弃又在忍耐的神色。另一位老同学是中村诗织，她开门进来，一认出老师，那眼神马上也变得和小关志帆一样了。
“你好。”
看看对面一整块镜墙，镜里的我也跟二人的眼神一样。野原老师通过镜子对视上我，睁眼、露齿、颧骨上扬——放在普通人脸上，是即将绽开笑容的表情。
野原老师回来了。
升上“PETIT PAPILLON”班的我们已经无需父母陪伴，也不在教室里换衣服，而是在更衣室了。
老师重返岗位的第二周，我正在课前更衣，小关志帆走过来说：
“野原老师并不是结婚了，她一直在旅行。”
小关又说：
“老师现在是在父母家里生活呢。”
老师理应结婚，成为有钱人的。我觉得老师应该生活在城堡似的家里，把金银珠宝随意丢弃。那天，当教室的门打开，身穿舞蹈服的老师出现时，我感觉自己被背叛了。老师根本就不是有钱人，她还得来这里工作。
老师本人似乎毫不在意学生们及其家长传过些什么话。她泰然自若，尽管有三年的空白——岂止是三年，她仿佛十年前、一百年前、一千年前就一直在这里教舞蹈。橙色口红、白色厚紧身衣裤、浅蓝色紧身衣、与口红同色的橙红色连帽卫衣。跟三年前相比，我长高了二十多厘米，可老师却什么都没变。
“PETIT PAPILLON”班的课在每周三的十六点开始。我唯有周三放学后，不必一个人走一个小时路回家。母亲会开车来学校接我，然后花二十分钟送我去县道边上的舞蹈班。那幢白色建筑物我怎么看都看不惯，让我害怕。它的一楼是游泳学校，二楼就是“PAPILLON”爵士舞蹈班。公用的大堂里，有好几台Seventeen Ice的格力高雪糕巨型自动售货机，到处都聚集着孩子们，他们吃完了雪糕还要舔白色塑料棒，不舍得扔掉。
傍晚的停车场被家长们的车子停得满满的，妈妈把车停在旁边的Belc超市的停车场。自从野原老师回归以来，我在来上课的车子里总是拉肚子。虽然母亲说“你借用舞蹈班的洗手间吧”，但我不喜欢、我跟着为了免费停车进超市购物的妈妈，在超市的洗手间搞定。
有一天，我正在那洗手间的洗脸台洗手，一抬头愣住了。镜子里站着身穿宽松夹克衫的野原老师，她满脸通红。
之后，情况好像开始变化了。
在老师和我在超市的洗手间碰上的那天，以往一直是在大堂长椅上阅读杂志等我下课的母亲，提出利用等待的时间去看牙医。
妈妈确实说了，只是清除牙石，我下课前她就回来。可是，等我下了课换好衣服去大堂，妈妈还没回来。
大堂的长椅被吃雪糕的孩子们占领了，没地方坐。我提着空空的运动包，返回没有人的更衣室。我静静坐在长椅上，椅子两边紧挨着存物柜。我在思考在超市的洗手间遇见野原老师的事情。其实，上课时我也在想这件事。说实在的，被老师无视这件事，让我觉得被冷落了。当时，在镜子里目光相对的瞬间，跟老师打招呼就好了。为什么没有打招呼呢？要打招呼的话，说什么合适呢？我坐在长椅上一直在想。这时，更衣室的门打开了，手提红色收录机的野原老师发现了我。
“老师，您好。”
我马上打了招呼，这是我刚刚决定下来的、下次偶遇老师时最该说的话。可这里并不是洗手间，是舞蹈班的更衣室。十分钟之前，我刚跟老师说了再见。
“你妈妈呢？”
老师开着门，不进来也不走，站在那儿。
“去看牙医了”这话没说出口。跟老师两个人说话，这是头一次。
“什么时候回来？”
“她可能马上就到”这话回响在心里，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野原老师就那样看了我一会儿。我发现这里不能再待下去，便站了起来。我从推着门的老师腋下钻过，没触碰老师，想去外面。
“练习吧。”
老师领我到空无一人的舞蹈室。
过了镜墙，通道对面是嵌着玻璃的另一间舞蹈室，看得见初中生以上的“GRAND PAPILLON”班的孩子们在做伸臂动作。野原老师更换了收录机里面的磁带，播放起平时不放的钢琴演奏的古典音乐。老师坐在地板上，两腿分开，我也学着做。
“你擅长什么？”
老师突然问道。我迟疑了一下，站起来，身体原地向后倒，做了下腰的姿势，从教室一边走到另一边。结束后身体侧倒，转为面向老师。老师又问：“还有呢？”个子更小的时候，能做到一分钟笔直的倒立，可现在十秒钟不到就失去了平衡，歪倒在地板上。
“还有呢？”
我向老师摇了摇头。没有其他擅长的东西了。
“你将来想做什么？”
老师问道。
“像刚才那样，不是用语言，而是用身体说试试。”
我不明白老师的话，坐在地板上没动。
“不用语言说话，全部由身体说试试。”
见我还是没动，老师走过来，抓住我的手腕，硬把我拉起来。
“没人看见，所以别害羞。什么话都不用说。老师猜猜看。——来吧！”
在对面贴玻璃的教室里，“GRAND PAPILLON”班的孩子们抬着腿跳舞。我背向那边，也不看墙上的镜子，笔直面向老师。然后我下了决心，用手抚着自己的头，仿佛那里有老师头上扎的马尾似的，触摸着看不见的头发。然后模拟老师巨大胸部的隆起，在自己胸前表现出两座山峰。然后又模拟老师又粗又长的腿，表示自己腰下长出了两根圆木。
像在洗手间偶遇时一样，老师的脸眼看着变得通红。我看看镜子，发现我的脸也一样变得通红。真想拔腿就逃。
“不好意思，牙医拖长了时间……”
门开了，闪着一口光洁牙齿的母亲进了舞蹈室。
我还没说再见，就在母亲的挟持下走出了房间。留下汗淋淋、满脸通红的老师一个人。
为了不再有那样的偶遇，我不再用超市的洗手间。我求母亲别在上课时去看牙医，母亲也那么做了。可老师并没有放过我。
上完了课，大家冲去更衣室时，老师大步迈入人群中，抓住要往后躲的我的双肩。这是表示“请留下”。最初每月只是一二次，不知不觉中成了每周的习惯。其他孩子看我的眼神也变了。因为时不时要留下来，我被视为很得老师欢心。大人之间似乎也说好了，无论迟了多久下课，母亲也从不因担心过来教室探问。
“我老是这么觉得，那张脸不是你的脸呀。”
第一次留下时，老师很明确地说。我看看墙壁上的镜子。那里映出的，正是我熟悉的自己的脸。有眼睛、耳朵、嘴巴、鼻子、眉毛，在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有皮肤。我不明白她的意思。唯一知道的是，老师对这张脸上的某个地方印象不好。这一点让我很受伤。
“我老是觉得，你这孩子没有自己的脸。你的脸只是在模仿旁边的某个人而已。不单脸，身体也是。不过这是一种天赋，只要通过特训锻炼就行。从现在起，你就当老师在银行工作，而你来抢银行。不过，不能用嘴巴说话，要用身体和脸上表情来表现你是银行劫匪。明白吗？”
不等我回答，老师已经端坐，面对正面墙壁——老师成了银行职员了。
银行劫匪的故事，我在午间电视节目上看过电影。在银行里，持手枪的劫匪在窗口威胁坐着的职员，让职员交出保险柜的钱，拿了逃走。我在脑子里依次决定了动作，要照这样子动起手脚来，因此，差别也就是没有音乐而已，也许做起来跟舞蹈的设计动作没什么不同。
老师的沉默和凝视，使我成了现场唯一的人。没多久，我忍受不了什么也不做呆呆站着的状态，就鼓起勇气，开始向老师挥舞着看不见的手枪，把看不见的装钱的袋子向老师扔过去。这时，老师呈现出害怕的表情，打开身后看不见的保险柜，将看不见的钞票捆住，往看不见的袋子里装，然后用颤抖着的手递给我。我挥舞着手枪，向着看不见的门后退，在我认为是门的地方改变方向，全速逃走。我自己觉得表演得很成功。止步回头，老师仍旧坐在椅子上。
“可不是这样子就完了。”
留下来的时间就是这样度过的。
面包店师傅、警察、播音员、足球运动员、超市店员、巴士司机、法国人、相扑选手、厨师、总理大臣……我按要求每次扮演不同的人。虽然完全不明白“特训”是为了什么，但我为了能够完成老师的指示，用心观察起电视上、街面上出现的种种人物，在家里自己练习模仿人物。
在教室展示成果时，老师只是看，什么也不说。最初，老师根据我的角色，也会扮演角色参与进来，但后来就什么也没有了。只是看着我的发挥而已。
“最近野原老师的动静挺奇怪的”“她以前不是那么偏心眼的人呀”“好像跟主办人闹僵了”“因为老师是艺术家气质”“老师瘦一点就好了”——虽然我在课外听到了种种说法，但完全不以为意。我是容易热衷于某件事情的脾性。班里私下议论老师的孩子，都达不到老师要求的水准。可我入选了。被老师看中了。我产生了一点点自我感觉：在这个舞蹈班里，只有老师和自己干着该干的事情。
然而，忠实于老师的要求，我就会发现：面包店师傅揉面团的姿势，跟按摩心脏的医生姿势大致一样；银行劫匪拿枪的姿势，跟摇旗子的裁判姿势大致一样；司机握方向盘时的姿势，跟挤奶的农家的姿势大致一样。也就是说，世上的有许多相似的动作。只要是模仿人——一个躯干加两条腿、两条胳膊，上面安一个脑袋——的动作，也许就免不了是相似的。无论如何努力，也许人跟人之间差不了多少。我发现了这一点，渐渐地就没有干劲了。这当然没有逃过老师的眼睛。
“怎么啦？”
开始“特训”后已过了半年。那天，我要做的角色是“观众”。
我坐在墙边的老师的正对面，模仿观众。模仿一个入神地看着在其眼前展开的有趣事情的人……模仿观众的我，与坐在跟前的老师一模一样。也许我并不是观众，而是在模仿老师吧。
“感觉无聊了？”
我默默地摇摇头。
“你光是那么坐着，不明白你在干什么吧。”
我鼓掌，想更像一名观众。我拍响手掌。不知何故老师也一起鼓掌，和我像一面对照的镜子。
“到此为止吧。”
老师摇头，用手做了一个劈砍的动作。我不由得也做了相同的劈砍动作。
“你发现了吗？现在，像你模仿老师一样，老师一直在这里模仿你呢。不仅仅是今天，上周、上上周也是，一直在模仿你。”
老师站起来，拉过椅子，近得几乎跟我膝盖相碰。我有不好的预感——那橙色的唇间，埋藏着许多会让我后悔听见的话吧。
“模仿着你时，老师会真切地回想起老师的小时候。”老师定定地看着我的眼睛，“老师回想起除了做老师，将来还有无限可能那阵子。老师曾想当一名宇航员，也曾想当一名法国人。可是老师只成了这样子的老师。尽管如此，现在想象自己成了宇航员的时候，老师现在的时间就停住了，也许被那个成为宇航员的时间接续上了，这个停止就被拉长到永远。也就是说，无限——老师活在了无限的时间里。”
老师身体前倾，两只手掌按在我凸起的膝盖上，仿佛用一个碗盖住钉子。我想逃，但老师的力量太强大了。
“哪怕是在这小小的膝盖里面，血管也纵横交错、无限复杂。知道吗？你小小的肚子里面的肠子上，长着细小的绒毛。那些绒毛上面，又长着更加细小的绒毛。所以，你小小的肚子里存在着无限的长度。不仅血管和肠子是无限的，就是你的存在也是这样。因为你这么个小人儿身上，有着你迄今见过的，有可能成为的面包店师傅、总理大臣、挤奶工等等的未来样子。你将今后要相遇的所有人的样子，都摄入自己身上，而你摄入的某人的样子上，又有他曾摄入的某人的样子，这某人又曾摄入他人的样子。于是，你身上就保存了无限的人的样子。因此，小小的你就不是一个人活着，而是作为无限的人的集合活着……”
我默默听着老师长长的独白。
老师肯定是情况不好。再待下去的话，感觉老师就会对我犯下某些不可挽回的错误。我想，如果老师不动手的话，那我也会动手的。所以，必须马上逃走。可是，对于那么真诚地、额头冒着汗、一脸悲痛地向我倾诉的大人的心声，我不能就这样熟视无睹。老师的话，我几乎都不能理解。可是，有一点我是明白的：老师是针对将来要发生的、我非知道不可的某些事情说的。老师的眼睛注视着我，她的眼睛跟某个人的眼睛一模一样。我确实见过。那是带着碎掉的饼干跳舞的孩子们的眼睛、是那些同时懂得放弃和忍耐的孩子们的眼睛。啪的一声，老师的眼睛裂了。
“老师，我可以回家了吗？”
于是，音乐再次响起。
那个周末，我们家外出旅行，我在海边小镇崴了脚，停了两个月舞蹈课。
时隔两个月推开舞蹈教室的门，只见一位穿薄荷色紧身衣的女士，正在一台崭新的CD播放器旁弯腰系鞋带。我上前说了自己的名字，低头致意说，请老师多指教。
下课后，小关志帆走过来说：
“野原老师决定到国外念大学了。”
志帆姑娘挺高兴，一副满意的样子。
“野原老师回来后，要当数学老师呢！”
结束了一天的事情，天色已暗，我低头走在悄无人影的回家的路上，回顾正消逝的、今天的时光。
多么漫长的一天啊。
可是，只要像这样子回顾今天，回顾今天发生的事，回顾自己在回顾今天发生的事时想起的事情，今天这一天，就会被延伸到永远。
没有结束。不知会持续到何时。我永远到不了家，我只能领着看不见身影的、无限的他人，一直走在这条小路上。
“你不可能回家的。因为会永远持续着。”
因为那天，野原老师按下了收录机按钮，就是这么说的。
“是永远哦。”
老师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