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布莱恩·加哈根
献给恩里克·德·埃利斯
以为纪念
他们刈割了麦子：就现在
我的孤寂
审视得更为清晰
——《修女玛丽亚娜-贝赫》，索菲娅·安德雷森
这里有人
必须留下
为如此脆弱的时刻
作出解释
有人
当那一天来临
当出去迎接冬日
交与它生命的位置
用坚定的声音告诉它：
“你来时会带走的一切
都非真正可贵；
我们将快乐赋予飞鸟
只有它安然如故。”
——《夏末》，安德烈斯·特拉彼略
胡桃木
他们并不知道，我在这里挺好的，伴着园子、狗、小路。门始终开着。我不怕他们。他们传着闲言碎语。他们知道我在谷仓里藏着一把12号口径的萨拉斯可达老猎枪。他们以为我疯了，因为我常去墓园，在我母亲的墓前大声说话、喝酒、对着自己发笑，几乎不与任何人打交道。自母亲过世以来，我就没剪过头发。她脑子坏了，他们说。可是我脑子清醒得很，我自己的状况自己再清楚不过了。
在这里，如果你不先对他们示好，他们也不会对陌生人示好。而讨好他们对我来说从来没什么好处。我更希望让他们在我的掌控之中。他们什么也不知道，却一直说着，说着，说着。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而我，看到了一些事情，却沉默不语。他们给我取了外号，这是我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朋友——易卜拉希玛告诉我的。只有他叫我安吉，就是那个英国画家给我取的名字。他们叫我马洛托家那个女的，马洛托是我父亲家族的姓氏。在这片山区，“马洛托”也指用来繁殖的公羊。他们也叫我大房子里的疯婆子。他们叫我埃尔阿楚艾罗的傻娘们儿，因为在很多很多年以前，当这片土地还属于我家时，这里就被称为埃尔阿楚艾罗。他们还叫我英国婊子。
我没有电视，现在也不读报纸了。有时我在晚上打开广播，听听歌，也听听其他人的声音。他们以为自己知道许多事，但是他们错了。每到星期五和星期天，装着鱼的大卡车会来镇上。我会在某个星期五去镇上的时候看到他们。大部分人碰到我都会躲开目光，另一些人看到我会发出像猫叫一样的怪笑，互相碰碰胳膊肘示意我来了，斜眼窥视着我，看我脚上穿着我母亲曾经穿过的系带鞋。我不喜欢别人看我的脚。修道院的女司事看到我会画十字祈祷。有些人会跟我打招呼，问我怎么样，是否需要帮忙，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好像我不知道他们在我背后搞的那些小动作。有的人看到我就拉上窗帘。没几个人欢迎我。虽然大家都不愿细究，但在这里大家多少都有点血缘关系。许多人都是不伦关系的产物：表哥和表妹的、大伯和不检点的侄女的。
我可以想象他们在说什么。在酒吧、在油坊、在女司事家对面搬出椅子围成一圈乘凉的时候，在教堂的时候，他们都在说什么。他们说应该把我关起来；说自我母亲去世后，我变得更糟了；说我和哥哥一样，是毒品让我变成这样；说应该把我家那破破烂烂的房子给推倒；说某某看见我在河里光着身子洗澡。
他们还编些下作的事情。
他们交头接耳，说我和神父私通，说正因为这样他才如此频繁地给我送来救济物资。他们说我们像狗一样，大白天在草丛间交媾，就在艾梅特利亚姑妈要求在她死后种的李子树下。说我们在那里欲火焚身，连衣服都顾不上脱或者顾不上全脱，心急火燎地交缠，专注得不发一语。我们只发生过一次关系，而且还是在家里。虽然不是在床上，也没有垫着床单，但是是在家里。在我知道母亲死了的那个晚上，我让人给他打了电话。雅格瓦姨妈是我母亲的远房表妹，她在下面的房间守灵，而我们两个在阁楼里的胡桃木箱子旁拥抱着，旁边静静躺着那把猎野兔、鸫鸟和石鸡的猎枪。那是我舅舅的猎枪，我母亲教我怎么给它上膛，来对付那些溜进家里吃枪子的浑蛋。
这一切让我来到了这里。要不是因为风有时会把屋子折磨得不成样子——从房梁间掉下一把把沙土，空房间的门窗被拍得嘎吱作响——我在这里还挺好的。我母亲刚死的时候，每当我一个人在家，未上油的风标发出的吱吱声、公鸡受到阵阵狂风的惊吓而发出的几乎像人一样的呻吟声，都会让我胆战心惊。只有风会让我感到害怕，它把一切都弄乱了。
院子里自己种的菜、国家的救济品和神父施舍的鹰嘴豆足够我吃了。我在查诺那里用牛奶换我想要的东西，因为我不喜欢牛奶的味道，就算生病的时候也不喜欢。这点安德烈斯神父知道——他们是这样称呼他的。而查诺无所谓我怎么换，他的仓库里什么都有：钉子、缝纫用的线、灯泡、清洁剂、咖啡、橡皮。查诺会把每周日有纵横字谜的那一页给我留着。为了防止写错，我用铅笔和橡皮解字谜。拉斯布莱尼亚庄园的工头迪奥尼西奥一般会在冬天雇用我捡拾采集时掉落在网外的橄榄果。我是黑工，拿的是短工一半的工资。这完全是个体力活，迪奥尼西奥说我们女人不擅长收网。男人们用棍子将橄榄果敲下树，运输收橄榄果的网袋；而我们三个女人则到他们收果子的地方，弯下腰采集掉落在网外的果子，直到清晨的寒冷把我们的手指冻肿。他们不让我们戴手套，因为会拖慢进度。妈妈曾经告诉我，在从前，老妇人和小孩把尿撒在手上来治冻疮。有几次，工头也让我采菠萝和松乳菌，但是从来不让我弄蜂箱。拉斯布莱尼亚家族的土地非常广阔，据说一个世纪前他们吞占了一整片共有的树林。在这块土地上，从来都是工人们干得累断了腰，薪水却微薄得可怜。
雅格瓦姨妈时不时给我点零花钱，她恨不得做我的母亲。让她做谁的母亲都行。就在一切坏事都降临的那一年，在我母亲想要带着父亲的骨灰回村子里生活的那一年，她也确实承担起了类似母亲的职责，照顾了我一段时间。当我去养老院看望她的时候，我让她别给我钱了，我说我过得挺好的。我们把钱推来推去，但最终我总是接下她递过来的20欧元钞票，把它对折再对折，放进裤子后面的口袋。然后我让她睡下，给她一个轻吻，不让我的嘴唇摩擦到她的皮肤。
我有狗的陪伴就够了，有那条猎兔犬和黄毛混种狗的陪伴就够了。黄毛大概是五年前来我们家的。一天晚上，我们看见它在我父亲当年造起来的，现在已经腐烂的篱笆和木屋之间游荡。小木屋是我用来存放杂物的，里面放着几件农具和一个小冰箱。我记得那是夏天，因为静止的空气闻起来有蚯蚓和腐烂的稻草的味道——别人家的稻谷伸进了我家围墙里。因为是条母狗，我母亲把它扔了出去。但是第二天它回来了，第三天又来了，直到有一天，我们发现它身负重伤，皮毛下有三处被霰弹打伤的痕迹，于是我说服母亲留下了它。是我把它治好的。我小心翼翼地剃掉了它背上的毛，那三个感染的脓疮边缘已经发绿。妈妈把包面包的纱布在沸水里煮过，我用湿热的毛巾揉搓它的伤口，直到脓痂掉落下来。我取出铅弹，轻轻挤压伤口，排掉脓液，最后终于看到干净的血涌出，鲜血有一种不一样的光泽，是鱼鳃或者新鲜樱桃的颜色。
血是鲜红的，那是为了提醒你。提醒你疼痛，提醒你有危险，提醒你没有怀孕。
我用亚甲基蓝为它清理伤口，那是我们给母鸡治病用的。这条狗真能耐得住痛，因为它的坚忍，我给它取名“上尉”。我的母亲把床单撕成布条来给它包扎伤口，她说：“大家都很信任你艾梅特利亚姑妈。人们走几十里地来让她看病，什么都问她。就连住在山谷那些偏远房子里的人也过来。拉斯布莱尼亚家的仆人也偷偷过来，四处打听你的姑妈。”母亲习惯在我家亲戚的称呼前加上“你”。你艾梅特利亚姑妈，你父亲，你哥哥，以拉开她和我们所有人的距离。大家从前应该很信任艾梅特利亚姑妈，但现在大家都说她疯了。
日落时分，上尉喜欢和我在小路上散步，而猎兔犬则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总是远远地躲开我们，在院子里玩捕猎的游戏。当我完成园子里的工作，或者读书读得昏昏沉沉时，我有时会沿着小路爬到拐弯处，观察光线是怎样改变草丛的色调的。我会眯起眼睛，试着寻找光影间的真实色彩。我对色彩很敏感，也喜欢给颜色取新的名字。英国画家教了我诀窍。我记得很多他说的话，有的话我记得一字不落，记得他说话时的确切语气：“没有人能像伦勃朗那样画出鲜血的颜色。”鲜血是一种红色，红酒、红肉、土地和火焰是别的红色。他叫尼格尔·谭尔。
延伸到港口的公路连接起了村子和科尔多瓦。从高处，从公路的拐弯处可以看到我家的房子，被红色常春藤覆盖的围墙和房顶冒出的玉米石的嫩芽。在我母亲曾经种鼠尾草、欧芹和香草的地方，现在也长出了虞美人和高高的甘蓝。我喜欢这样，这种略有些被遗忘的状态，就像隐藏在石头间的贝壳，就像荒地中被植被覆盖的一小片土地。可能从四年前开始，在我母亲死后不久，哈尔东家的人就不再继续耕作环绕着我家房子的那几十亩麦田了。那些田地曾经都属于我家。当时生长麦子的地方现在长出了帚石楠、岩蔷薇和刺菜蓟，一直延伸至路边。从这条路穿过一片栎木丛，可以看到一条分岔的小径，通往河流和拉斯布莱尼亚家的房子。
我看到有一个人快步来到我家附近，走的正是这条小路。
真奇怪。我从没见人上来这里过，也很少有村民冒险爬上来。我看清楚了，那是个黑人男性，肯定是易卜拉希玛。我开始慢慢下坡，上尉走在我前面。他已经干完了给橄榄树修枝的活儿，拉斯布莱尼亚庄园没什么事可做了，而且我们昨天还在一起，我很奇怪他为什么又来这里。我全身都警觉了起来，握紧拳头，长长的双腿随时做好快跑的准备。易卜拉希玛绕过栅门，呼喊着我的名字，安吉、安吉……虽然他离我很远，但我明显能感觉到他语气中的焦灼。猎兔犬出门迎接他，但当狗绕到他脚边的时候，他并没有俯下身去摸它的脑袋。我喊了他的名字，他转过身来，脸色很难看。上尉扑到他身上，他也没有做出任何反应。最后几步路我是跑着过去的。
“我看见了一个死人！”他喊道。
“你说什么？”
易卜拉希玛弯腰站着。他双腿分开，手扶在腿上。
“我们认识他吗？”
易卜拉耸耸肩，摇了摇头。他背靠在无花果树旁边的栅栏门上，平时他总把自行车靠在树上。
“是一个男的。他在山上上吊了。”
又一个。又是一个自杀的。我脑海中一下子跳出这句话来，但是没有说出来。
我让他陪我去看尸体，于是我们往房子的相反方向走去，在栎树林中穿行。上尉和猎兔犬布鲁托走在我们前面，似乎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它们哪怕蒙着眼睛也能找到那儿吧。它们走得很轻快，因为灌木丛间的小路很平坦。我们一言不发地大步走着。
三月是一年中上山的最好时节。我父亲是这么说的。在搬到巴塞罗那前，父亲经常爬到山顶欣赏春天的景象。从酒吧回来以后，他会继续喝酒，等着母亲做好午饭。他坐在铺好油桌布的桌边，和我谈论田间的事情。我记得一些面庞，记得一些事情，也准确地记得一些话语：“当这个时节来临，我爬上山，从高高的山头看人们劳作，看播完种的土地里如何长出嫩芽。”这些话语在我脑海里萦绕回响。
山路开始陡峭起来。易卜拉希玛向我伸出了粗壮的手臂，我用另一只空着的手抓住一切能够抓住的东西：一块巨石的凸起处、一株百里香、一根乳香黄连木的枝杈。猎兔犬走在前面，上尉努力跟随其后，它的后腿微微颤抖，紧抓着斜坡的地面。上了年纪的上尉仍旧对长途跋涉满怀热情。
我们在小山丘歇脚。我坐在一块朝向山坡另一面的石头上。易卜拉希玛没有坐，他好像迷失了方向，找不到刚才发现尸体的具体位置了。他一只手搭在屁股上，另一只手放在额前张望，四处寻找线索。粗犷的景色延伸到了我的脚边。在我的右手边，朝西望去，景色一望无边，逐渐消失在一排排弯弯曲曲的橄榄树中，消失在一小片一小片零散的土地中，消失在深深浅浅层叠的蓝色山峦中，越远的山坡色彩越深。朝东望，山峦在枝繁叶茂的悬崖峭壁间愈发陡峭。易卜拉希玛与我对视了一眼，我们无需言语便知对方在想什么。我们惊诧于死亡执意在如此的美景中发生，而一丝微妙的悲伤却不顾怒放的新绿，飘浮在空气中。春天是猛烈的：空气中的一丝颤抖、发芽新苗的响动、昆虫的躁动、黑蝴蝶在金雀花花刺上骚动的贪婪都透着猛烈。从山上俯望下去，在广阔的田野间望不见一个人影。
布鲁托和上尉突然开始狂吠起来。我都差点忘了它俩的存在。它们刚才在四处转悠。吠叫越来越刺耳，上尉干涩的吠声中隐藏着什么。它们持续不断的吠叫告诉我们，它们的搜寻比我们领先了一步。易卜拉目光如炬地看了我一眼，说：
“还有大概三百米。”
我们循着声音，从一座乱石岗的一边下坡，易卜拉希玛走在前面挡着，防止我在石灰板石间滑倒。狗叫声越来越近，也越来越激烈了。最后一小段路，我们任由自己滑下平坦的林间空地，在身后扬起一片尘土。又走了几步路，可怖的景象突然出现在眼前。更加年轻灵敏的猎兔犬抬起前腿跳跃着，肋骨因为奋力蹦跳清晰凸显。跳跃间它的嘴一次次碰到自缢者的脚，自缢者的身体没有方向没有目的地摇荡着。上尉则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肯定在嗅探尸体时已经精疲力尽。但是它仍紧绷肌肉，一刻不停地焦躁狂吠。
我小心翼翼地靠近。这个男人——确实是个男的，应该是爬上了胡桃树最低的枝杈，坐在树枝上，把绳子系在上面的粗枝上，打好死结，便一跃而下。重量和高度足够了。上尉时不时地看看我，死亡的魅力让它着迷，但是它没有从树荫下的阴凉处挪步。布鲁托按捺不住自己的激动，一刻比一刻更兴奋。死者屁股的补丁上沾着粪便的污渍。
我慢慢地走近尸体，易卜拉希玛在后面。当觉察到我的意图，猜出我想要抱住死者的双腿把他从绳子上放下来，给他减轻一些重力的负担时，他朝我刺耳尖叫起来：
“别碰他！他的手已经发紫了，别碰他！”
我望着在空中摇来晃去的尸体说：
“是庄园主。”
我朝后退了一步、两步、三步。我的双腿不受意识的控制，自发向后退着。是他，毫无疑问：是胡里安先生，拉斯布莱尼亚庄园的主人，双眼圆睁着。他的手，是红葡萄酒的颜色。
井中溺亡人
这个晚上我没有睡着。将要睡着时突然头一沉，我猛地清醒了，浑身是汗，喘不过气，就像陷入了泰晤士河底的淤泥，即将窒息而死。我推开毯子，起床，走出房间。上尉跟在我身后。我摸索着下了楼梯，赤着的双脚把木地板踩得嘎吱作响。我把毛呢大衣披在肩上，打开随风开合的大门，探身进入了夜色中，进入了黑色的原野中。自前天我们从山上下来起，上尉就没有离开过我身边。它似乎直觉地感知到尸体荡来荡去的画面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还有那条沾着粪便的米色裤子，那件干净整洁的格子衬衫——乡村富人的标准装束，他脖子上那根打结的麻绳，唇齿间发肿的舌头和那双擦得锃光瓦亮、寻找着地面的靴子。一阵微风吹乱了他金发和白发相间的刘海。胡里安·哈尔东·马尔东纳多先生，拉斯布莱尼亚庄园的主人和老爷，在胡桃树上吊死了。
在确定了尸体在林中的位置后，我们立马往回走，沿着下坡路一口气走到了水塘边，用冰冷的池水洗了把脸。我们没有说话，但是我非常清楚易卜拉希玛脑海中在想什么。到我家前的最后一段路他一直低着头，我邀请他进屋，想要说服他我们应该报警。
“你疯了。”
“你别他妈给我说这个字。”
“对不起，我不是这个意思。”易卜拉希玛看我如此反感这句话，有点不知所措，一只手摸了摸下颌，“但是我们哪儿也不该去。”
“如果有人看见我们的话怎么办？”我也不是很确信。
“谁看见我们了？我们谁也没碰到。”
也许最好保持沉默，按兵不动，但是忧虑迫使我做出行动。真相最后总会大白于天下，我坚持这么认为。
“如果我告诉他们拉斯布莱尼亚的黑人不想到军营来露个脸，是不是更糟。何况，死的是老爷。”
“要是他们问我要证件的话，我他妈把复印的那张破纸给他们，是吗？”易卜拉希玛从椅子上起身，坐在了厨房的桌子上，把头埋在双手间。
他是以另一个塞内加尔人的身份工作的，一个叫玛玛都乌的人。可能连工头迪奥尼西奥，还有胡里安先生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在这里，在这些鸟不拉屎的偏远村庄，没有人问太多问题。所有那些非洲的流动短工都会不请自来，我们这些白人也不过是没那么多渣子的渣滓而已。我们应该怎么做？应该沉默，好似什么都没看到那样？我错了吗？我想不清楚，时光好像定格在那座小山丘上，定格在狗闻到尸体，开始狂吠的那一刻。
“我们两个，非得发生在我们两个身上。”易卜拉希玛低声说。
我都能想象到军营里警察会问我们什么问题。你们当时要去哪里？你们两个在一起做什么？最后一次见到胡里安先生是什么时候？他的行为有什么异常吗？前一天有人来庄园看过他吗？他有没有表现出想要自杀的迹象？虽然我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仍坚持我的想法：
“好的，就算我们什么也不说，其他人也会发现老爷的尸体，因为迟早会有人发现的。那么好，你觉得他们会去哪里调查？首先，去拉斯布莱尼亚。他们肯定会想和白雪公主、工头和我谈话。”
乌克兰人维塔利皮肤很白，他们把他叫作白雪公主。他从未尝过我们酷暑的滋味。他和易卜拉希玛在哈尔东家的地里干活，在庄园主的首肯下，工头迪奥尼西奥允许他们在庄园的车房住，与宅子和马房隔着园子的一道围墙。对他们来说——对我来说也是如此，栖身之处是将我们与悬崖隔开的最后一道沟壑。庄园很大，胡里安先生并不缺他们栖身的这个破棚屋，而且收割机和烘干谷物的机器很早以前就卖掉了。我知道这些是因为易卜拉希玛告诉了我，我从来没进过主人的房子，我想以后也永远不会进去。永远也不会进拉斯布莱尼亚家的房子。我确实天天踩在他家的土地上，当我爬上山坡的时候，当我去镇里的时候，当我俯身捡拾掉在霜露上、像煤玉珠般乌黑发亮的橄榄果的时候。雅格瓦姨妈说，如果我父亲还在世的话，要是让他知道我跪在哈尔东家的土地上劳作，他会劈头给我一个巴掌。他肯定一个字也不说就打过来了。就算活着的时候，他也不是一个喜欢说话的人。
易卜拉希玛问我要水喝。当我把杯子递给他时，他的手颤抖着，几乎快要拿不住杯子，好像连呼吸也困难。他想说点什么，但是好久才开口：
“如果最后坏事了呢？告诉我，安吉，告诉我如果事情变得很糟糕的话，我们该怎么办。”
“安吉，安吉，你不能说我们没试过。”那些老歌触动了我并不想触动的回忆。
我在他舌下塞了一片能够让他放松的药片，当你焦虑的时候，医生就是让你这么做的。我说服了他在日落前动身前往国民警卫队在艾尔萨洛布拉尔的办公处。我们村子里没有国民警卫队的军营，也没有医生和兽医，神父也是需要的时候才过来，他需要在山脉周围散落的小教堂间来回奔走。我们开始像当时爬上山坡那样前行，满身是灰，手臂被路上的蒺藜划得伤痕累累。我们下了坡，走完了我家和村子间相隔的整整五公里路。我们穿过了共有土地和杨树林，走过了马格尼亚铁皮盖的修车铺和托马斯的酒吧，快步在加油站转弯，几乎是小跑着，这样就不用向人解释什么了，当然他们也不敢问。显而易见，我们非常着急。我们沉默着走完了到艾尔萨洛布拉尔的一小时路程。我走的时候有些预感，不知道这样做会把我们带向何方。现在也仍然不知道。
我们刚推开大门——门梁上刷着“一切为了祖国”几个排列成弧形的大字——我便开始感到恶心，冒冷汗，身上像一排受惊的蚂蚁爬过般地发痒，从前臂到指腹，从肚皮到乳房，如同抽搐般的感觉。这种感觉通常在一些特定的地点才会出现，当我进入被时间沉淀出暗淡忧伤的封闭空间时，我感觉到了什么。一种能量。一种颤动。簌簌低语。模糊的噪音。魂灵累积的茫然。死亡的回响。已发生事件的重量，墙壁好似被痛苦浸润。一些不好的事情在这个军营发生过。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毫无疑问发生过。在伦敦，当尼格尔和我在泰晤士河边散步时，或者是后来，当我一个人走近码头的旧棚子时，我似乎感知到了铁链的响声、铁锈的气味、溺死的人溅起的绝望水花、那些从船腹中卸下的装糖的木桶、棉花包、被开膛的牲畜散发的层层汗臭味。只有我能感知到，只有我。我父亲的单身姐姐，艾梅特利亚，也能感知到这些。我母亲说这是马洛托家厚重血统的缘故。
三个警察里里外外地将我们盘问了一遍。他们先同时审讯我们两个，然后再分开问询，看我们的说辞是否有互相矛盾的地方，又或许是为了不那么无聊。他们没问我几个问题，并且对我以“你”相称：“你认识死者吗？你是一个人住在埃尔阿楚艾罗的房子里吗？”问完我话后，他们中的一个人拽着我的胳膊把我带到了旁边的房间，之前易卜拉希玛在那里，我们交换了房间。我遵从他们的指示，没说半个不字。我不想惹麻烦。房间里只有一摞文件、一本线圈日历、一张行军床，上面铺着闻起来一股男人味道的破旧毯子。我想，警卫值班的时候肯定睡在那张床上。我坐在那张简陋床铺的床沿上，试图透过墙壁分辨出易卜拉希玛的声音，药片的效力让他说话变得懒懒散散，听起来害怕又吞吞吐吐。他回答了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其中一些我听得很清楚。他们问他为什么去荒郊野外闲逛，还有既然他言之凿凿地说是去山上摘芦笋，那芦笋在哪里。我能想象他站着、吞咽口水的样子，一条腿放在另一条腿的前面，用小腿肚掩盖那条腿前面的刀伤，那是一条醒目的刀疤，是与一个同乡争斗时留下的。然后我听到了笑声、椅子拖地的响声、打电话的声音。过了一会儿，我也说不准是多久，一切又都安静了，门开了。
他们相信了我们。他们给我们买了三明治。因为深夜不能上山，我们等到天亮才陪他们走到山林间空地上的胡桃树旁，然后等待法官来将尸体从绳子上放下来。在这片地方散落着许多胡桃树。胡桃树喜欢自顾自地生长，孤单地、昂首挺胸地生长，以便张开它们的枝杈。当法官和他的助手从镇上赶来的时候已经是上午11点了。那时警察已经在老磨坊边上找到了胡里安先生的路虎车，车门开着，插着钥匙。磨坊所在的那条路沿着河道，经过哈尔东家的房子的背阴处。我父亲曾在那个磨坊工作过，正因为如此，当我们去巴塞罗那的时候，车厂不愿雇用他，因为他老了，也因为他有支气管炎。车厂是好的工厂。面粉的粉尘将父亲薄纱般的肺间纹理织成了蛛网。
黎明又快来临了。我和上尉爬上楼梯，走进了房间。那曾经是艾梅特利亚姑妈的房间。当我母亲还活着的时候，我们一起在她的房间睡。房间在厨房正上方，两张床的床头靠墙，紧挨着烟囱，充分利用冬日的炭火。虽然现在不能在那儿睡了，我还是继续打扫那个房间。那是我唯一不住却打扫的地方。星期一。我每个星期一给家里泼水。我从厨房开始，然后打扫葡萄藤下的棚架，那里有淋浴和厕所，接着是我的房间，最后是我母亲的房间和放她骨灰瓷罐的书架。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仍坐在窗边，从那里眺望未铺沥青的街区马路，在建了一半的楼群间寻找山峦和田野的踪迹，像一个不该身处此地的农民为了出门给橄榄树修枝，在等候雨过天晴。本质上来说，哪怕我们走得再远，也没能走出这个村子。在那儿，城市的痕迹已经消失无踪，我们脚上仍沾着土路的污泥。从我们的窗户可以听到欢快的颤音、爬上未粉刷墙面的朱顶雀的鸣唱，房子正面墙上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住房工会房屋”，画着轭门和一簇箭头。鸟儿们、雅格瓦姨妈和她的丈夫从前住在二楼，住在像我们家一样小的牢笼中，用防盗栏杆将小混混们隔离在外。
我父亲说话惜字如金，单字单字地说，把几个词语杂糅在一起说，就像烧制的陶土一般。他并不是一个很会社交的人。虽然他也像其他人，像泥瓦匠和工厂的短工一样去加利西亚女人的酒吧——工厂有好的厂和不好的厂，车厂就是那个好的厂。他有时支着手肘坐在吧台边，有时和他们一起坐在桌边喝酒，虽然听他们讲笑话也会笑笑，或用他低沉的嗓音嘟哝几句，但他似乎一直是抽离的、在远处的，可能处在山峦间，任由自己被叽叽喳喳的话语声和烟草的烟雾包围。当他换班休息的时候，放学后的我会透过玻璃窗，看着他出神的样子。对于我父亲的年纪来说，我这个女儿年纪太小了。我的出生是一个意外。我用怀疑的眼神望着他，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反复咀嚼着某种悲伤，不时看看空着的那只手上手表的时间。我父亲在等待什么？当妈妈让我去找他的时候，那些男人的声音、脚踩着地板上的蜗牛壳和锯末发出的吱嘎声响让我感到害怕。在加利西亚女人的酒吧，他们用冲压机给咖啡勺打孔，这样那些瘾君子就不能用它们给海洛因加热了；用厕所需要借钥匙，钥匙系在一条肮脏脱线的绳子上。厕所里没有灯泡，得摸黑撒尿。
我继续在这里躺着，眼睛紧盯着屋顶的横梁，慢慢熬着时间，直到天开始透亮。连续两个晚上没有睡觉了。我担心失眠的坏日子又回来了。从伦敦回到村子的时候，我就像只目眩神迷的猫头鹰般不肯合眼，我母亲不得不把我的眼皮用橡皮膏贴起来，但就是这样我也仍是不睡。她的气息仍在四壁间流动。我已经感知不到她衣服上的气味了，但是她的声音仍在，她在声音的回响中向我轻声讲述那些从小陪伴我的故事——那已经不完全是她的声音了。她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那些故事，就连她自己也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当大家发现那个女人跳入井中的时候，井沿的油灯仍在燃烧。”
“什么是井沿，妈妈？”我打断了她。
“就是围在井外面的那圈石头。”
“她为什么需要光？她就要死了呀。”
“这个故事你不是都能背出来了吗？”我母亲说道，手里拿着掸灰尘的抹布。
除了吃饭，我从没见她坐下来过。有时她甚至连吃饭都不坐着吃。当我们住在巴塞罗那的时候，我母亲在别人家做完清洁后，晚上打扫自己家的卫生，除了星期天。星期天早上，她会起很早打扫家里的卫生。
“我喜欢你讲给我听。”
母亲笑了。她也很喜欢钻入那些村里流传的离奇死亡和鬼怪故事的迷雾中，但总是磨磨蹭蹭地故意不讲。当时还不到十岁的我，跟在她的裙脚后面，一直跟她到厨房。她必须准备晚饭了。我的父亲应该已经坐上了把他从不好的工厂——瓷器厂带回来的轻轨列车上，在瓷器厂他被分配去做从耐热烤炉中取出成品的工作，回来时衣服上总是浸润着一种奇怪的味道，像是药的气味，那是在沙土中掺入的化学品的味道，他说那是钾肥。我的哥哥嘉比那时还和我们住在一起，我妈妈得把钱卷成小卷，捆上橡皮筋，藏在床的金属床脚里。他在自己房间里闭门不出，吉他的音乐声和其他轰响穿过纸糊的薄墙，连厨房都能听见。磁带录音机里反反复复放着一首令人心烦的关于腐烂梦想的歌曲。
歌是能打乱人的生活的。“我们的灵魂无爱，兜里没钱。但是，安吉，你不能说我们没试过。”我也试过，但是我害怕。
我想再听一遍故事。和讲其他故事一样，母亲总是会改变故事的一些细节，有些被省略了，有些被夸张了。那些小改动让我着迷。我继续问：
“那位太太为什么跳下去，妈妈？”
“因为她矫情。太太手里拿着烛台，穿着睡袍，走下楼梯。走到马厩边的水井后，她把水桶从井的支架上解下来，解开滑轮上的绳索，把绳子的一端扔进井里，另一端握在手上，把绳子在地上拉直，指向拉斯布莱尼亚庄园的方向。”
“为什么？”
“别说话，等一下。”
我的母亲几乎不会写字。在她去其他街区给别人家打扫卫生的时候，需要我家的老头子把公交车号码给她写下来，这样她才不会搞错。她几乎不会写字，但是当她讲述村里的故事的时候，那些语句就像是另一个世界写就的，传到这里，就好像一个古老的声音，一个风与灰造就的声音，从她的嘴里而不是其他人的嘴里喷涌而出。
“她是光着身子跳下去的吗？”
“一丝不挂。她把所有的东西都好好放在烛台旁边，让大家知道是她、她在那儿。庄园的五个大壮汉把她悬空拖出来，其中一个绑着其他人拉着的绳子进到井里，才把她拉了出来。”
我母亲在讲故事的时候做了一个戏剧性的暂停。只听到洋葱在锅里慢慢地噼啪作响。
“那死掉的那个人呢？为什么在跳下去之前把井绳在地上拉直？”
“那些老侍仆也这么问你艾梅特利亚姑妈来着。你姑妈11岁的时候进的拉斯布莱尼亚庄园干活，以前都是这样的。我当时还没出生，你父亲也是。”
“那后面怎么样了？他们做了什么？”连最不紧要的细节我也想搞清楚。
“当侍从的喊叫声响彻门厅的时候，”我母亲说道，“哈尔东少爷让人给马备好鞍，骑着飞奔的马穿过了拉斯布莱尼亚庄园，去寻找牧师、警长和医生。他把孩子和田里的活都交给下人负责打理，直到三天后才回来。”
那些传说的名字听起来都很古老而遥远，远离现实。
“你艾梅特利亚姑妈告诉我，是哈尔东家的人偷走了你们的地。”
“什么？”
“他们趁乱利用了当时的状况。你的爷爷不想去古巴打仗，你的曾爷爷不得不贱卖掉最后一小块地，买个人替他去。到最后，每个人都添点乱，就这么把庄园给折腾没了。马洛托家族的血液里流淌着赌博和酗酒的基因。”
“他为什么不想去打仗？”
“因为那些被抓去打仗的小伙子回来都疯了！他们说看到了光着身子的圣母和魔鬼，或者其他更糟糕的东西。”母亲关掉了炉子，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士兵只有米饭和黑面包吃，连能喝的水都没有。他们身子骨太弱了，就在草丛间的沼泽里染上了病，发高烧。所以你爷爷才这么害怕。”
我们从楼梯的缝隙间辨认出了我的父亲，他难听的咳嗽声和踩在台阶上的脚步声。我母亲立马不说话了，递给我四个琥珀色的玻璃盘子，让我摆到桌子上。四个盘子，每天晚上都是如此，虽然我的哥哥嘉比不吃饭，因为他从来都不饿。当我回到厨房的时候，正好听到钥匙在门锁里转动的金属声，母亲把一根手指放在嘴唇前示意我不要说话，在我耳边轻轻地说：
“淹死的那个女人家偷走了你们的土地。整个埃尔阿楚艾罗，曾经都是你们的，都给哈尔东家吞了。”
正是这里，是现在，当我交叉双臂躺在艾梅特利亚姑妈的床上的时候，我听到了水的深处同一个地点发出的回响。我明白了，童年的迷雾间那个井中溺死的人，如果曾经存在过的话，她一定被迫成为了胡里安·哈尔东·马尔东纳多的亲戚。那些死者间都这么互相称呼。
孪生姐妹
丧钟又鸣响起来。丧钟在周二敲响了三次，也就是我们在山上找到胡里安先生的后一天。现在又敲响了，在这个周四的下午，而整个乡里都已经得知了这个不幸的消息。钟声告知大家悼念仪式在6点开始，那将会是一个没有遗体的弥撒，因为据说昨天老爷就在省城秘密地下葬了，出席的都是和他关系紧密的人。这只是走一个程序。教堂女司事特奥多拉出于礼貌，一直等到了双胞胎姐妹到来，以示对她们的尊重。人们是这么说的，雇主们一个个逝去，但我们的生活却好似仍停留在对主子低眉顺眼、言听计从的那个年代。胡里安·哈尔东的姐姐们住在市里。我从来没见过她们，但村里人都说她们长得一模一样，高大壮硕，脚却很小，跟身体的其他部位相比简直小得滑稽。这里大家叫她们拉斯布莱尼亚的双胞胎姐妹，或者哈尔东家的姑娘们。大家悄悄地说她们不会下崽，因为她们没有生过孩子。他们说着，说着，说着，从来不谈自己的事情，那些啃噬着他们内心的事情。
墓地的铁门虚掩着，但是我既没有在坟墓间也没有在放农具的小屋子附近看到达米安。
他应该和其他人一样，在教堂里。我推了一下，带着尖刺的破旧铁栏杆发出吱嘎的响声来欢迎我。只有我踩在碎石上的脚步声、树枝间的微风声和青铜缓慢而肃穆的鸣响声——先是大钟，随后是小钟，在大钟的回声消失干净以后，小钟才会响起回应——除此之外，一切寂静。在每组钟声的最后，如果连续敲两声，表示死者是男性。如果是女性，则连续敲三声。从前，如果死的是小孩，钟鸣声会更加悲伤迟缓，但是现在这儿已经没有孩子去世了，原因很简单，因为已经没有孩子出生了。很多年以前，很久以前，所有处在育龄期的年轻人就都离去了，比如我的父母、雅格瓦姨妈和其他一些人。我的母亲教我钟声的含义和其他一些宗教仪式的小规矩，我在不知不觉中就学会了，就像田野周期变化的节奏，就像四季变换的节拍一样，它们将我摄入其中，将曾经那个我的残余消解得一干二净。无花果树的木头不适合做柴火。大蒜不能伴着下弦月播种。圣栎树是最会引雷电的树。山丘上出产的橄榄比山谷里产的油更多，也纯得多。当公鸡不按时打鸣的时候，就要变天了。天空布满卷积云预示着将要下冰雹。一年间耕作和休耕的次序和次数。慢慢地我都学会了。
我往墓地深处走去，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走向那块发红的被叫作“自缢者院子”的土地。这里曾经和其他亡者隔开，埋葬敢于寻死之人，现在是装点着大丽花的花坛。在那之前，他们甚至都没有墓碑；尸体被人们抬着走几个来回，然后就像那些穷人一样被扔进垃圾堆里，等着秃鼻乌鸦来啃噬他们的皮肉。这是自杀者的土地。算上胡里安先生，在最近的一年半中已有三个人自杀了。三个男人。理发师拉法埃尔是被系在床头栏杆上的皮带勒死的。人们添油加醋地为他的死亡冠上些牵强的理由，好似这样就能说得通他为何自杀了：大概因为他不习惯鳏居的生活，大概因为他92岁了，大概因为他生病了。他死后还没到六个月，就又来了胡安·卡里索的那一出。他是离这儿二十来公里远的一个村子的村民。我还记得那回事，也记得当时村子里是怎么谈论这件事的，尤其是说到他的一个舅爷爷也是自杀的。卡里索好像是肩上扛着猎枪，在黎明时爬上了种满橄榄树的山坡。他不紧不慢地挑选了一棵树，应该是他认为最高大的一棵，然后背靠着树调整好了姿势，就像我现在一样。3月的一个早晨正要到来。谁也不知道，当他坐下的时候，晨霜是否沾湿了他的裤子，他是否停下来欣赏了风景，在他自杀前那一刻是否想到了某人，抑或，凭借着一股盲目的冲动，他下手干脆利落。他只脱了一只鞋，右脚的鞋，脱下了袜子，把猎枪放在两腿间，把枪管支在下巴下面，往后拉动枪栓，用大拇脚趾扣动了扳机。唯一的一声枪响应该响彻了山谷。一个牧人在艾尔门布里亚尔最深处的一片橄榄树间放羊吃草，他发现了尸体。第二天，那个可怜人的兄弟们便带着塑料袋，爬上山来收拾撒落在野雏菊铺就的黄色地毯中他的脑浆。
死亡一直以来就在这里神出鬼没。这片地方的人们都非常清楚这一点。也许是悲伤造就的消失。或者是雾霾，把一切都蒙上了雾气，让所有东西都变得如此相似。我最终理解了这片土地的灵魂，就好像我出生在这里一样。我熟知这里让人痛苦的孤独景色、这里赭石所有的色彩变化、这里变幻成青蓝的绿野。我知道窸窣声响是如何交织响应——蝉的弹拨、鼹鼠挖地、刺菜蓟被风吹拂——好似怕寂静还不够浓稠。几个世纪以来，时间都被湮没在永恒的当下，每一刻都和下一刻完全一致。从我家往上，从最高那块巨石再往上，在陡坡的另一面，无垠的原野和它野蛮的本能蔓延开去，耕地和荒野交错重叠，村落在皱曲的地平线上隐约可见。田野会放空你的脑袋。如果你屈从于它甜蜜的拥抱，它便会一片一片地蚕食你的身体。饥馑的土地想要回属于它的东西，那些本不应该因为遍布四处的饥饿而离去的东西。
几个世纪以来，这些土地都是一片背对世界的堡垒，背对着主干公路，背对历史。我们现在没有多少人了，和其他人一样，互为亲眷。虽然时间已经抹去了一切，它仍知道谁都做过什么。如果仔细感受，我便能听见簌簌低语，氧化物的味道进入我的鼻腔。血是红色的，闻起来有股铁的气味。
“母亲，告诉我，为什么男人都离开了村子？”
“他们在残手迭戈·阿尤拉的命令下，在夜间步行着往山上行进。艾梅特利亚姑妈的一个哥哥也跟他们一起去了。他们是这么说的。很多人没能从战场上回来。只有老人和残疾人留了下来。还有那个认为自己什么都不怕的人。”
我朝后退，向右转弯，从小路走到了预先做好的、躺着我母亲的混凝土壁龛。就在凸出的瓦片下面的第三排。有时我给她带来上山的路上采摘的金盏花和迷迭香。我经常过来，不让蜘蛛有足够时间在壁龛上织网，也不让泥土和灰尘在壁龛的窗台上沉积。我不祷告，因为我不是那种会祷告的人，但是我会陪着她。我坐在草地上，斜倚在柏树上——达米安把石灰水涂在树干上，涂到树的一半高，这样小煤炱菌就没法腐蚀树干了——和她说话。
告诉我，母亲，是什么折磨着胡里安老爷，让他上吊自杀了呢？他缺什么，告诉我。老拉法埃尔先自杀了，然后胡安·卡里索用猎枪自杀了，现在又轮到了拉斯布莱尼亚的胡里安。我来是为了躲开死亡，躲开阴影，躲开呼唤我的河流，怎么来到了这里？我有时会害怕，母亲。为什么在这片土地上有那么多人寻短见？而且虽然看似荒谬，但自杀几乎总是发生在春天，在生命发芽的春天。今天你不想说话。你专注于自己的事情。当我小的时候，你给我讲那些自杀的鬼魂的故事，讲他们夜晚在村子里游荡，寻求安慰，你记得吗？那些家庭的人绝望地来到埃尔阿楚艾罗，来问艾梅特利亚为什么。我好像还在看着你的那张嘴，那张并不完全是你的嘴，听着你的声音，通过童年的迷信和死亡造就的巫术吸引着我。你那时说：“是胡桃树，在空气中释放出坏的水汽，带来神经上的毛病之类。”你还记得吗？“有些人觉得人们是因为风而自杀，风吹进他们的耳朵，把他们搞疯了。还有些人说是因为近亲乱伦，把血给弄脏了。”他们说是不是喝的水的缘故，是不是橄榄树的缘故，是不是海拔的缘故。某些夜晚，你说是那些匈牙利人的错，他们几个世纪前带着他们的小提琴过来，琴箱里藏着悲伤。所以你说，在乡里还混杂着这么多天蓝色、绿色和蓝灰色眼睛的金发的人。金色头发，就像拉斯布莱尼亚的主人一样。你说“匈牙利人”，但是我不久前刚知道还有德国人、瑞士人、弗兰德人、北方人，北方太适合忧郁了，缺少这片土地夏天的火热。神父告诉我，250年前，卡洛斯三世的移民政策给这片山区带来了垦农，这样就清理干净了强盗横行的山路，让这片荒无人烟的土地得以繁荣。这些移民必须是信天主教的农民，他们分散在各个荒僻之处的房子里，和谐共处，村庄间通行困难，骑马得一个多小时。政府承诺给每户承包的人家50法内加的土地、一把丁字镐、一把锄头、一只公鸡和一头母猪。但是承包商算计得精巧，就像圣经里的诅咒一样，最后送来了矮子、老弱病残、要饭的、逃兵役的、懒惰鬼、不会种地的体弱男人、影子剧场的喜剧演员、骗子和沉迷于各种恶习且疯狂酗酒的瘾君子。所有人都像行尸走肉一般，牧师读到的书里是这么说的，这样就种下了这片土地上自杀的恶的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