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起身，试探性地走到门边。就在门的旁边，我看到了一台旧发电机和三罐汽油。我把它们捡起来掂了掂分量。一滴汽油都没有，是空的。他应该不用的。墙上靠着一把钉耙，我把它抓在手里，以防万一。我试着不出声地把门打开，观察了一下：那个畜生就在那里，双腿张开坐在庭院里的一张塑料椅上，人字纹的粗毛呢大衣敞开着，母狗就躺在他的脚边。火光照亮了他脸庞上的皱纹，分发线两侧的白发一直垂到颌骨处，勾勒出他面庞的轮廓。他翻动着炭火，让三角炉架上下部分受热均衡。
“哎！你！”我从门缝里吼道，钉耙显眼地拿在手里，“你有水吗？”
我应该把他吓了一跳，因为他猛地颤了一下。母狗吠叫着向我靠近，但是停在了离门几米远的地方，腿向后蹲，做出马上要跳跃的样子。
“别动，古拉，别动！”斑大盯着我，用拨火棍指了指破洗衣机边上的两个凉水壶。我的上颚留有醋的余味。我喝了口水。是河水。组成身体的是水。我倒了一点水在左手心里，一半抹在后颈上，另一半泼在脸上降温。疼。母狗现在靠近我来嗅嗅我。我又喝了一大口水，感觉到那老头透过蒙上了雾的眼镜看我时那闪电般的目光。当我靠近火的时候，他赶紧起身，把满是污垢的椅子让给了我，一跛一跛地，像一只愤怒的苍鹭般走向了破屋子。我坐了下来，看着炭火。那里似乎正在烤着一只看上去像野兔幼崽的东西，兔子被对半劈开，用扭起来的铁丝支在一块床板的部件上烤着。春天的时候几乎可以徒手抓住兔子，刚出生的小兔子还没学会之字形逃跑，对路人十分温驯，一动不动地将两只耳朵贴着背脊缩成一团，相信静止不动的话，捕猎者就分不清它们皮毛的颜色和土地的棕褐色了。它们对自己的伪装太有自信了，所以宁可一动不动。就像我一样。
老头拿着一只铁桶、一条长面包，拎着我背包的皮把手从破屋子里出来。他什么也没说，就把背包放在了我的膝头。他坐在桶上，继续透过眼镜观察我。眼镜腿用橡皮膏加固过，他一直看着我，就好像想要和我坦白他知道袋子里都装着什么，说他把袋子翻了个遍，但是什么东西也没拿。这样我喜欢。我拿出了那两盒红酒，给自己留了一盒，另一盒递给了他。他疑惑地拿了过去，没有开口，目光有些呆滞。最终，我是用给他带去的红酒，拍他的马屁，给他润滑一下忍不住向我倾诉的舌头。
我在火炉边观察他。他把肉翻了个面，又把叉子放回了原处，一个盘子里，盘子放在一个倒着放的充当床头柜的水果箱上。他独处的习惯，他的动作展现出来的安全感让他没有说话的必要。他不知道该如何向我道歉。他应该很想告诉我他是为我才打了一只野兔，为我将它剥了皮，以在给我一记棍击后求得我的原谅，平复我的情绪，但是他沉默不语。我们两个都沉默不语。
黑色逐渐覆盖了田野。斑大用钳子递给我一块肉，放在面包片上。闻起来还好，但我是不会吃的，我从背包里拿出了一个苹果，在空气中晃了晃，让他知道我是不会吃肉的。苹果我也不想吃，我更想喝酒。我拔掉了红酒利乐包装上的盖子，咕咚咕咚喝了一大口。他扯了一块肉，对于他这么糟糕的牙口来说，肉太难嚼了。过了一会儿，我说：
“怎么了，王八蛋？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有人进你的宫殿里来偷东西？”
他白鼬一般的嘴露出了笑容，他的嘴油光发亮的，他把手指在裤子上擦了擦，马上打开了他的酒，好像我油嘴滑舌的评论给了他喝酒的理由。你很想喝，对不对？他的白胡子和喉结随着嘴巴的夸张动作上上下下。他眼睛盯着炉火，含糊不清地说：
“我以为他们来找我了。要把我从这里带走。他们盯我很久了。”
他们多次试图带走他。村里流传说，在某一段时间里，他们试图说服他，让他离开这块废墟，放弃隐世的生活。在雅格瓦姨妈住的老人院里，他会被照顾得更好，不会少他一顿热饭。但是他知道自己会被关死的，规矩和漂白剂是他们唯一会给他的东西。神父不时地来看看他，带着米和虚假的慈善，社会救助机构的人以前来得很频繁，现在从省会过来一次比一次时间间隔更长。让他们都去死吧，斑大不需要同情。我恨同情。
炭火已经快燃尽了，尖尖的弯月像镰刀的刀刃，几乎照不出工厂的影子。母狗咬着老头给它扔的小骨头，玩得开心。它是上尉唯一存活的女儿。这条老杂种狗曾经跑了，两个月后，当我们以为它肯定丢了的时候，它大着肚子回来了。它颤抖着，在无花果树下筋疲力竭地生下了它瘦弱的后代。它用嘴把生下来就是死胎的雄性幼崽扒出窝，我的母亲把它们从旁边拿走，以免它们被它吃掉。我的上尉并没有母性本能，我也没有。母亲说我们有上尉和猎兔犬就已经足够了，虽然她一直努力送走小狗，但是村里没有人要母狗，因为给它们绝育太费工夫了。只有老斑大同意留下这只。为了不让我看见，另两只被我母亲遮好，装在柳条篮子里带走了，但是我知道。她把它们淹死在了河里。我恨她。我哭了整整三天，我睡在库房里，离她远远的。
“你说你给它取了什么名字？”
“古拉。”斑大抚摸着它的后背回答我。
“来，古拉，大美女。”当听到外人叫它的名字时，它竖起了耳朵，闻闻我伸过去的手，歪了歪头，但是寸步也没有离开它主人的脚边。
“它很胆小，这个傻瓜。”老头说。
上尉也不信任陌生人，我这样想着，但是没有说。我望着头顶的天空，一层牛奶般的薄纱云通常预示着暴风雨的来临，但是我们已经不再相信了。从今年年初起几乎没下过一滴雨。在山中，3月底的夜晚依旧寒冷，老头好像凭直觉知道我很冷，起身在桶里点燃了篝火。
斑大很害怕。他甚至对我有所疑虑。我从他紧张的动作中感觉了出来，从他将一块块纸板、木板，从矮圣栎木树林捡来的碎木柴和我们脚边快要燃尽的火堆中最后一些生木头扔进油桶时抽筋的姿势看出来了。篝火在四溅的火花中燃起，扬起了一股斑大的尿骚臭，让我额上的伤口又火热起来，逼得我只能离火炉更远一些。斑大又回桶上坐着了，抓着他的酒盒。火焰使我着迷。绿色的光芒、紫色的火花跳动着，湖绿、苔藓绿、矮牵牛紫、工作室潮湿的灰色，我喜欢给颜色取名，那些尼格尔让我调的颜色。我调出这些颜色，画出他背后的颜色。骨黑色、墨蓝色、血橙色。斑大也在静默中欣赏伸展的火焰。夜很长。
老头急躁地喝着酒，不时斜眼偷偷看我。我希望酒精能减少不信任感。酒总是走同样的路线。先轻微地挠挠脚，让人迈开步子，随后爬升至胃，在这里停留许久，直至酒精挥发上头，最后停留在舌上，在那儿变成毒药让人死亡。和尼格尔生活时，我最害怕的就是酒。我们喝很多酒。我们喜欢喝酒，虽然威士忌对他画画没有好处。
“你没认出我来，对不对？”
斑大甚至都没有看我。为了讨好他，我继续说道：
“你别担心，我不会和任何人说你用棍子打了我。这事已经过去了。”
“连神父也不告诉？”老头吐了口痰，在桶上扭来扭去。
那家伙咧开他胡须间的大嘴笑了。我知道他脑海中闪过了村里的流言蜚语，神父到埃尔阿楚艾罗来与我寻欢作乐。但我没说话，我不想偏离主题。
“连神父也不告诉。你别担心。”
他对我的害怕，对给我那一棍的害怕，比不上对胡里安先生的自杀及他自杀后果的害怕。很久以前，磨坊的主人去马德里后磨坊就关闭了，它所在的土地归胡里安先生所有，但他对磨坊的事情和对其他许多事情一样，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人们甚至说斑大这个糟老头帮他管管河和葡萄园挺好的。时间渐渐腐蚀着他那豆腐渣工程，不久以后，可能就在下一个冬天，老头就该把他栖身的仓库的屋顶支起来，野草会把建筑的其他部分，把那些破破烂烂的石头都吞噬掉，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好像磨坊从未存在过。
“你在这里住了多久？”我问。
老头惊讶地缩了缩肩膀，轻蔑地看着我，好似被我的不当言辞冒犯了。
“很多很多年了，我没算过。”他说，“我都不知道自己多少岁了，大概80岁吧。”
我摸索着去够帆布口袋里的烟，拿出了卷烟纸簿，当我正准备卷烟的时候，斑大说：
“我知道很多大房子的事情，很多哈尔东家的事情。很多。”
我喜欢这样，乖乖。你不会从我手里溜走。你会把一切的沉默都和盘托出。
“我知道。所以我才来这儿。”
我说这话时温顺的声音几乎让人感到陌生。我给他递去香烟和打火机，他用一种冷漠的动作将它们从我的手指间抢了过去，因为他不知道这样做的其他方式。他深吸了一口烟。看着炭火。把烟吐向左肩后面，好像在驱赶恶魔。快说，死老头子，说吧。我要把你生吞活剥了，杀得你片甲不留。
当战争把山峦分成了两半，谁也不知道每个人身在何处，然后，当一些人藏身山中时，人们带着一只母鸡或者其他肉来到埃尔阿楚艾罗，来向艾梅特利亚询问。她有时能通过解读盆中水的水面找到答案。
我假装对我刚听到的事情不感兴趣，继续抓烟丝来卷我的烟。
“他们跟你撒谎了，姑娘。你什么都不知道。”
很好，斑大，非常好。我们已经来到了我想到的地方。来到了起点。
“我来是为了让你告诉我真相。”
“真相？你得给我点小费。钞票，钞票。”
“我一分钱都没有，我的钱只够过日子。但是酒不会少你的。”
斑大扭过脖子，惊讶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又陷入了沉默。我又开始小心试探了，屏住呼吸，我继续说：
“我是有几个夏天来村里时认识她的，但是几乎不记得她。她死的时候我还很小。我母亲说她疯了。”
“大家都想让艾梅特利亚疯，这不是一回事。”斑大说得如此确信，我相信他。
“大家？大家指的是谁？”
乌龟又缩进了壳里。我吸了两三口烟，不知该说什么。那是我被棒击后的第一根烟，让我有一点恶心。我不知道该怎么引导谈话，不知道该怎么引他入圈又不吓着他，或让他不过多看透我。
“我见过你艾梅特利亚姑妈的裸体，”他笑着说，没有看我，“她的乳房很好看，是能用一只手握住的那种。”
他调转了话题。他拒绝我钻进他的脑中，拿走属于我的东西。我说：
“他们真的把她拴在床头的栏杆上吗？”
糟糕，安吉，这一步走得太糟了。小心点说话，说之前先掂量一下，培养一下你的耐心，而不是一上来就直奔主题。什么都没有。一片寂静。他什么都没说。他用一根烧焦了的木头拨了下火，又往拨旺了的桶里加了点碎柴。当我开始觉得我的试探宣告失败时，老头突然苦笑了一下，说道：
“拴着她？我现在相信了。他们用绳索和拴马的皮带把她拴在床上，让她不能跑去和太太的儿子鬼混，他们两个快着魔了。就是那个跳井自杀的太太。”
斑大又匆忙喝了口酒，脱口而出：
“那你呢？你也喜欢做那事儿吗？”
我没说话，假装没有听到他的挑逗。突然间，我看见自己跨坐在尼格尔阴茎上的样子，被快感吞没，脸上满是幸福的泪水，因为灵与肉的结合而快乐的泪水。起初我们可以整天整天地关在工作室里，不在乎时间，从床到厨房，身体都不曾枯竭。我知道，如果我集中精神的话，便可以重新嗅到他身体的气味，甚至他口水的味道。他比我大13岁，那时我俩都很年轻。“你是纯粹的性。”那些日子世界停止了，我们靠着茶和白煮蛋过日子。那些日子我们可笑地注视着对方的眼睛，在爱、摆姿势和绘画之间不作区分。我学会了做模特。他将我从肌肉的耗竭中，从排尿的欲望中，从鼻尖的瘙痒中抽离出来。我不动。有时我变成了石头，有时又变成了海绵。尼格尔在墙上摆满了我身体片段的炭笔素描：我的足弓、臀部、脊柱的凸起、胸部傲人的曲线。眼睛也是。“你的眼中有那么多孤独。”我明白，做他的模特意味着纪律和服从，与他共同生活也是。我不在乎感到自己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与他不同的个体。我全身心地投入摆造型，而他允许我进入他头脑中最黑暗的角落。我是唯一一个，走得最远的那个女人。可能我还能走得更远，但是，你怎么能够将自己劈成两半，以和你爱的那个人融合呢？我是激情，是燃烧后留下的灰烬。“安吉，安吉，他们不能说我们从来没有试过。”哦，是的，我们当然试过。
斑大的声音将我从伦敦拉了回来，那是我青春中最好的时光。他说：
“你艾梅特利亚奶奶爱疯了那个淹死的女人的儿子。”
奶奶？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纠正他。
“你说的是我姑妈吧？艾梅特利亚姑妈是我父亲的姐姐，马洛托家唯一的女儿。”
“那是他们编出来糊弄我们的故事。”
斑大盯着我看，好像目光要将我穿透那样，现在已经没有疑虑了，他醉酒的声音对他说的真相十分肯定。酒发挥作用了。
“大家都撒谎了，你们家的人和哈尔东家的人，虽然他们互相憎恨，但是竟如同结盟一般地撒了谎，”他说，“但是我看见他们了，不止一次两次，看见你艾梅特利亚奶奶和淹死的太太的儿子。卡西亚诺少爷，他们这么叫他。我看见他们在河里做，总是偷偷摸摸地做，直到这件事在短工间传了开来，他们不得不跑到牲畜棚或拉翁多纳达的庄园去办事。你奶奶被他们从大房子里赶了出来。”
故事继续着，里面出现的名字盘根错节，我听都没有听说过，有一连串的省略和意外死亡，我想一边吸收故事情节一边将它们整理排序，试图从那些明显的前后矛盾中寻找逻辑，就像一边砌墙，一边搅拌水泥。我早就知道我家为艾梅特利亚去拉斯布莱尼亚做下人而脸红，倒不是因为突如其来的贫穷——贫穷是可以习惯的——而是因为她要为用了几分钱就把埃尔阿楚艾罗的土地生生夺走的人埋头苦干。我母亲编织着她从村里听来的那些故事，用一种极其疏离的语气讲述着，好像那本就不属于她，好像在讲鬼故事，虽然毛骨悚然，但是知道自己并无危险。我曾经想象过艾梅特利亚穿过哈尔东家的土地，踩着和我来到磨坊时脚下一样的田野和圣栎木林，穿着厚厚的紧紧包裹着身体的用人服，独自在夜晚行走，也许谦卑，但无所畏惧。斑大信誓旦旦地说，至少有三次，他带着胡里安先生的父亲——卡西亚诺少爷的口信，来到埃尔阿楚艾罗。第一次他表明来意，走的是正门，但是艾梅特利亚的兄弟们推搡着把他赶出了家门。他不记得他们中的哪一个，是阿尼塞多还是保林诺用猎枪在空中开了好几枪，让恐惧在麦田间，在岩蔷薇丛间，在更远的山峦小径间回响。有一次，正当采摘橄榄果的季节，他在磨坊的水槽中埋伏多时，身上被霜打湿，直到冬日发白的太阳升至高空，艾梅特利亚的母亲何塞法带着给男人们的午饭去往干活的地方，他这才翻过畜栏的墙头，溜进了房子里。斑大说他口里念叨着艾梅特利亚的名字，穿过门厅，爬上楼梯，一个一个房间地进去寻找，直到找到她的房间，看见她被拴在床上。
“我做了少爷让我做的事情：弄断了皮带，让艾梅特利亚逃走。”
在家族的记忆里，艾梅特利亚是那个老处女姑妈，在寂静和熏香中闭门不出，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呆板的姐妹，困在逝者的世界里。但是在斑大的版本中，艾梅特利亚回到了家中，回到了我现在住的房子里，继续和溺死者的儿子卡西亚诺·哈尔东见面。正是卡西亚诺少爷弄大了她的肚子。
“艾梅特利亚在埃尔阿楚艾罗偷偷生下了一个儿子。那个孩子就是你的父亲。”他斩钉截铁地说。
斑大一直说着，似乎被火焰和红酒下了蛊，并无嘲讽也没有停顿，好像我没听到他说艾梅特利亚在她的床上产下了我的父亲，就是我现在睡觉的那张床，没有产婆也没有兽医，只有她的母亲帮忙，因为她是家里唯一的女人。孩子一生下来，他们就逼着她讨厌他，就好像讨厌一只病恹恹的小羊羔，这样一来就没有人能有勇气混淆事实，甚至连我们家的人都没有。是艾梅特利亚的母亲，也就是我们家里说的何塞法奶奶，最努力地编造真相：我的父亲，她的外孙，是她五十多岁时生下的骨肉，一个生不逢时的儿子，一个在那时起就要成为艾梅特利亚和她其他两个儿子的小弟弟的孩子。这是她为了掩盖耻辱而向村里讲述的版本。
“那何塞法是怎么假装怀孕的？”
“就这样，在腰上塞了团东西。然后她就关在家里等待她的女儿艾梅特利亚生产。她跟村里的婆娘们说，她一把年纪了，差点就因为田间劳作太劳累而丢了孩子。”
时间会让编造的故事沉淀下来。
“大家都知道你们家的女人很风骚。”他说。
我不中他的圈套，不想让他偏离主题。我反驳道：
“你在撒谎。”
斑大笑了。他回答说他不需要证明自己，他到处打探消息，打听各种八卦消息和别人的谈话，没人在乎他的存在，因为大家都觉得他是傻子，是村里的笨蛋，是废物，是育婴堂长大的孩子，一开始在拉斯布莱尼亚养猪，后来干些短工的活，最后被酒精败坏了。
一个突然的停顿。现在只听见篝火的噼啪声，和在远处的、在装着齿状玻璃的土坯墙和一直延伸到河边的山杨树之间的猫头鹰的悲鸣。
“你真名叫什么？”我问他。
“费尔明·艾斯波西多·艾斯波西多，为您效劳。”他笑着回答。好像他的讲述是对所有人的一个小小复仇，对哈尔东家的，对整个村子的，对我的，因为我想知道的太多了。
“也就是说溺死的那个女人的儿子让我姑妈艾梅特利亚怀孕了。”
“你说的应该是你的奶奶。”
“如果说少爷搞大了她的肚子的话，那我的父亲和胡里安就是半个兄弟了。同父异母的兄弟。”
“就是这样。”
我要等到天亮。我已经没有力气再一次在黑暗中迈步，摸索小径的入口了。虽然我也不能再一次躺在那张床垫上，甚至都不会在这张椅子上就地打个瞌睡，我已精疲力竭，分成了两半，一半在思考，另一半低声问道：
“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事实？”
艾梅特利亚的亡魂
我没有疯。
我的脑子像皮鼓面一样紧绷着，但是我没有疯。我也没喝醉，昨天喝的量正好。当发生该发生的事情时，我已经清醒了。我睡得很少，断断续续地，因为从磨坊回来时已精疲力竭，我甚至比平时睡得更早，在某一刻我应该是陷入了昏睡的深渊，虽然额头上的瘀青与枕头的摩擦让我不舒服。大概早晨4点的时候我便无法睡着了，也不想再次尝试入睡。我下楼，用剩下的一些火炭点燃了炉火，欣赏着火焰的美，时不时读一会儿神父的书——他借给我的最后一本书——等待着天明。神父仔细地用铅笔和尺子在句子下画线，以此袒露自己的内心。他想告诉我什么吗？我读道：“她说他咬着她的脚，告诉她就像烤箱里的金色面包。说她蜷成一团睡着，缩在他的怀里，感觉到自己的皮肉绽开，就像犁沟因为炽热的钉子而裂开，她因此迷失在乌有中。”另一段：“有些村庄带着不幸的味道。他只要吸入一点它老旧、寒冷、贫瘠、瘦削的空气便知道了，就像所有老东西的味道。”听到了我的响动，老上尉跟着我来到了厨房，在我旁边，在沙发和火炉间躺下了。布鲁托一般睡在外面，在棚屋里。
由于无法集中精神读书，我把书放在烟囱的隔板上，又坐了下来，闭上了眼睛。我的脑海中马上浮现出我的父亲，我们最后一起生活的幸福时光中微笑的父亲。那是一个周日。一个2月的寒冷早晨，阳光明媚，天空很蓝。他提议走路去巴洛塔的城堡，就我们俩。我觉得这个主意太棒了。我的母亲没有反对，也没有坚持让我们准时回来吃午饭。我们在路上买了油条。因为在上陡坡时父亲呼吸有些困难，我们只能时不时停下来，让父亲能缓过气来。我们俩都不介意。我们不着急。我们两个很少有机会在外面手拉着手走路。虽然他已经被厂里辞退了，但是他的手还是像砂砾般粗糙。我喜欢他的手。他拿着一只草编袋，我们用来去合作商店买东西的那只，袋子应该很沉，但他紧抓着袋子，不让我帮忙。“里面装着什么？”我问他。“我们要埋起来的一个宝藏。”他说。我不相信他，但是我觉得很好笑，于是陪他继续玩这个游戏。我们在山的最高处选了一棵灌木，就在高压电塔附近，把袋子里的东西埋在它的脚边，埋在一个我们用两个汤勺和工程铲挖的洞里。我们的游戏似乎没有激起任何路人的兴趣。父亲拿出三个用垃圾袋包得很好的包裹，把它们塞进了洞里。“那里面有什么？”“你别问那么多，注意观察，这样当我们回来把它们挖出来的时候就能想起来了。”他说，“我们到家的时候，你，你会画画，给我画一个藏宝图吧，我们的藏宝图。”
就在那个时刻，当我努力回忆父亲准确的语句时，我开始感觉到家里有一种奇怪的震颤。接下来发生的事并没有让我感到害怕。我不是胆小的人。我从小就学会了和逝者共处，也会像我母亲教我的那样，在亡灵节的夜晚为亡灵们放上蝴蝶般的油蜡烛，好似每只蝴蝶都在火焰中飞舞，所以不能说我惊恐万状，但是震颤还在。我还是一动不动地，满怀期待。也许是因为我回忆了父亲，以这样鲜活的方式召唤他，所以把它召来了。我感觉到的它是厨房里的一阵颤动，起初浓缩成一道微弱的光芒，只是通往房间的楼梯口的一道轮廓，就好似刚刚走下最后几级台阶。狗也应该觉察到了它的存在，因为它压低嗓子吼了一声，把耳朵竖了起来，它的耳朵还留存着一些好奇。我抚摸了它一下。它背脊上的毛竖了起来，肌肉紧绷着，随时准备逃跑，但是感觉到我的触摸后，感觉到我拍它以后，它似乎平静了下来。慢慢地，暗淡的轮廓凝聚成了一个戴孝的女人，眼圈发黑，白发被梳成后颈上的发髻。我好像是透过一面磨砂玻璃看着她，她就像被浸在胶状物里，但是我可以辨别出她的面容，她严肃愁苦的表情。
我立刻明白了，艾梅特利亚的亡魂来拜访我了，如果说她曾经离开过埃尔阿楚艾罗的话。她不用开口说话。她告诉我，在那里，在另一个世界，一切都按部就班，但是焦虑让她无法安息。她没有真的说出焦虑、不安或者不适这样的词，但这就是她想传达的意思。逝者并不需要发出声音来让人理解自己。
她从最早的事开始讲，从腐坏的种子开始说起，从胡里安少爷的奶奶开始说起，那是一切结果的本源。艾梅特利亚看见人们怎样把淹死的太太从井中拉出来，怎样把她浸湿的尸体放在大胡桃木桌上。当拉斯布莱尼亚的用人问为什么她把绳子挂在井栏上，她回答了死者向她传达的意思：为了防止灵魂因为找不到出口而绝望。太太在去寻死之前，还小心地保留了方济会的习惯，将毛呢袖子摆成十字摊开在床上。哈尔东家的人很懂得随机应变地粉饰太平，艾梅特利亚确信地说，他们甚至都不需要主教的特许就庄重地将夫人下了葬，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那样，好像夫人就是在床上因病离世或者难产而死的。上尉在我的双腿间颤抖，我甚至都听不到它的喘气声。
我做好了将她显灵时的讲述——或不管那是什么——一个片段一个片段地拼凑起来的准备，但是艾梅特利亚的故事浑然一体，没有迟疑也没有兜圈子，按照时间线精确展开，着急地陈述真相。在女主人自杀后，庄园的生活恢复了往昔的节奏，不久，哈尔东家的鳏夫就又与一个外乡女人结了婚，那女人并没有为他留下子嗣。艾梅特利亚继续在拉斯布莱尼亚做用人，用烧碱肥皂洗床单，熨烫桌布和双胞胎姐妹的欧根纱长裙，一年只在圣诞节和橄榄季的最后几天才回家几天，不知不觉就年满17岁了。
卡西亚诺少爷并没有强迫她。村里的闲言碎语都是谎话。艾梅特利亚和卡西亚诺少爷都知道他们这是在违背事物的自然规律，知道他们迟早会被发现。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能放弃对彼此的追寻，就像野猪一样，两人的气息缠绕在一起。那并不是爱，也不是温柔，而是一种贪婪的热望，想要在欲望耗尽之前将其压榨干净。这种渴望撩拨着他们。虽然她被赶出了拉斯布莱尼亚，但是在庄园的一个小伙子的帮助下——我想到了那个和斑大一起度过的不眠夜晚——她又见到了卡西亚诺，直到有一次幽会，少爷没有出现在牲口棚的草屋中，从那以后也再没有来过。那正好是她告诉他自己怀孕后的第一次约会，当时她飞奔着走过小径，甚至都未察觉黑莓树丛在她腿上划出了口子。哈尔东家的人将他软禁在马德里，而他也任由他们摆布。艾梅特利亚想要清楚地向我阐明，让我谨记：是卡西亚诺少爷，胡里安先生的父亲，而不是其他人，在她肚子里种下了我父亲的种子，加布里埃尔·马洛托是他的亲骨肉，但是他们逼她撒谎，逼她把他当成自己的弟弟，以此来掩盖耻辱。
她继续不开口地讲述着。不久战争的灾难就到来了。战争滋生的暴力残害了艾梅特利亚的两个兄弟，那两个真正的兄弟：大哥阿尼塞多在前线战死了，保林诺则带着一群人移居山间，到现在也没人清楚同他一起去的到底有哪些人。灰鸮尤西比奥·阿奎莱拉和他的弟弟、敲钟人马丁·贝穆德斯、角鸮叔叔、哈洛德等等这些人，一共有10个村里和山谷周边村落的短工，10个人组成了由残手迭戈·阿尤拉领导的饿死鬼小队。他们让艾梅特利亚抵罪，剃光了她的头发，让她在村里游街示众，以此让她吐出她所知道的事情。她一个字也没说。在艾尔萨洛布拉尔国民警卫队的军营里曾发生过凌辱。我想告诉她，当我们去那里报警时我感觉到了颤动，但是最后我没有作声，因为我不想打断她的讲述。
这支小队中的大多数人熬过了两年漫长的逃亡。最后的冬天，他们在拉翁多纳达的庄园里构筑了防御工事。有一次艾梅特利亚从村里走了6个小时难行的路，手帕里包着一把萤火虫，以免在夜晚的山间迷路，给在那儿的他们带去了一袋鹰嘴豆和几条毯子。正当大家闲极无聊，放松了警惕，讨论是不是该撤走营地时，在2月一个严寒似刀锋般冷冽的早晨，他们被包围了。包围者想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围住了庄园的外围，从稻草垛的杆子到从前的耕地。包围者像猎狗一样嚎叫，以此威慑他们。而里面的人也没胆怯逃跑。他们向院门扔了两包炸药，紧接着机关枪几阵扫射，子弹打在了石墙上、柏树的树干上、钉在以前仆役房窗户的木板上。里面传来了叫声。在第一次袭击中，角鸮叔叔倒下了。其他人用斯塔牌手枪和突击步枪反击，继续坚持了半个小时。虽然最后他们放下了武器，却并没有被施以同情：每个人的头都被子弹打穿，头领的尸体受到了凌辱。迭戈·阿尤拉、残臂人和艾梅特利亚的弟弟保林诺的眼睛被开山刀挖了出来，舌头和阴囊都被割掉。然后，攻击者拉着死尸的脚，将尸体拖到庄园的院子里，把他们堆成一堆，淋上煤油，放了把火烧了。当袭击开始的时候，其中的一个游击队员正好在厕所里，他匍匐着爬到猪圈的食槽中躲了起来，得以逃过一劫。他步行穿过山峦走到了埃尔阿楚艾罗，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第二天，艾梅特利亚、他的父亲、玛努埃尔爷爷和角鸮叔叔的一个侄子带着三头骡子，又一次穿过山峦，去那儿就地埋葬烧焦的尸体。没人帮助他们。没人想知道这件事。甚至没人记得那些人曾经存在过。他们逃亡10天后，求援信出现在艾尔奥尔维哈尔的悬崖中，被子弹打得伤痕累累。
艾梅特利亚和卡西亚诺，我父亲的父亲，在拉翁多纳达大屠杀发生的30年后又见了唯一的一面。她从湿地边的房子附近摘完洋蓟回来，而他正开着车经过一条通往拉斯布莱尼亚的小径。卡西亚诺开得很慢，甚至都没有扬起路上的尘土，并且做出了停下来的样子。但是当艾梅特利亚挑衅地盯着他的眼睛时，他避开了目光，又重新上路了。最后一次见面过后没几天，卡西亚诺吊死在了马棚的横梁上：他不能再继续忍受自己假装无视的罪恶感了。捣毁了那些人在山里的藏身处的不是他，但他知道是他父亲连同地方权贵和原本让他们栖身的庄园主谋划的方案。卡西亚诺也知道他们向国民警卫队告密了，然而他什么都没做。与其说艾梅特利亚责怪他对于游击小队心存的侥幸报以沉默——她直觉知道保林诺迟早会像一只成熟的无花果那样裂开死亡——还不如说怪他未去牲口棚赴约，并且将怀有身孕的她抛弃。
艾梅特利亚也提醒我保持警觉，让我小心，让我懂得反抗。我问她小心什么，反抗什么，我想知道她为什么来看我，却发现只有自己一人在大声说话。艾梅特利亚的鬼魂正是在那时消失的，身后留下了一丝烟囱冷烟的味道。如果说她花了很久才显迹的话，她的消失却是迅疾的，几乎是突然的，一道闪光、一道自我毁灭的无形电流。她靠近我，一股极大的力量施加在我的手腕上，就好像是用最后的哀求紧紧抓着我的脉搏。上尉不再颤抖了。
我知道我奶奶艾梅特利亚的灵魂说出了唯一的真相，也知道她不会再现形了，但是她并没有离开。她的、她兄弟的、她父母的和她父母的父母的灵魂，都没有离开。我父母的灵魂及他们那半假的真相也没有离去。他们到底知道什么？向我隐瞒了多少？他们知道对于哈尔东家人的仇恨不只源于地界冲突吗？我想着我的父亲，仍旧感觉到他并不在这里，他迷失了方向。我一点也不了解那个曾经和我住在同一间房子里的小男孩。他曾是一个快乐的孩子吗？抑或内向，并且有些许残忍？他会玩壁虎吗？他会观察当壁虎的尾巴被砍掉后，它是怎样继续摆动，迷茫地寻找身体的其他部分的？难道他知道真相，知道自己是自己所谓姐姐的儿子？他们告诉他了吗？他自己发现了吗？他知道自己带着哈尔东家的黑色种子吗？任何秘密，不管有多么黑暗，在时间的长河中终会离开包裹着它的淤泥，得以显现。
仇恨不仅仅是因为土地，因为过路权，因为拉斯布莱尼亚的工头总是拒绝结算我父亲的日工资。现在我明白，这种仇恨也是由血、肉、骨头和迷恋所构成的。哈尔东家和马洛托家是用同一种泥捏就的，混杂在一种或者杀人、或者自尽的血统里。到什么程度？难道我父亲知道卡西亚诺——他真正的父亲——在六十几岁上吊自杀了？他应该知道些什么。我能想象那个场景，在某一个遥远的夏天，当我们从巴塞罗那去村子里的时候，小酒馆的人们围成一圈，七嘴八舌地聊天。“是钉掌匠第一个发现他的。”“他们说他尿裤子了，卡西亚诺少爷，而且被解下来的时候都僵了。”一杯波尔多红酒，紧接着又添了一杯，用酒将记忆灌饱。“哎，你，马洛托！你什么都不说吗？”一阵哄堂大笑，这是一种用刻薄作为防御的集体行为。我父亲梦游般地往家走，走在荒无人烟的马约尔街上，在灼热的石灰路上，根据投射在通往埃尔阿楚艾罗路上的影子估算时间。因此他逃到山间的孤寂中去了，因此想要离开这里，逃离这无形的雾气。
我刚浇过园子。在艾梅特利亚现身后，我从外部审视了这栋房子，这栋救了我命的房子。我坐在工具屋旁的石凳上，用一个外人的眼光看着院里的桌子、李子树、铁栅门、沿着铁丝攀缘而覆盖了入口处的葡萄藤、井架和两个蓄水池。葡萄藤很老了，它只产不成熟的青涩葡萄，只有黄蜂和我敢小尝一口，但是它在这里找到了伸展枝杈的天地，当夏天来临的时候，它那知恩图报的树荫一直延伸到洗衣池那里。我也把这房子当作我的藏身处，我这样爱着它，爱着它的伤疤，爱着石灰墙上斑驳的墙灰、房间的漏水处，爱着从电线杆偷电的灯。我几乎与什么人都没有联系，我也不害怕孤单：我死去的先人们与我为伴。
一只椋鸟从屋顶的一个小洞突然飞起。灯光溢满了干涸的荒地，在刺菜蓟的花头和狂乱的燕麦茎秆上激起了一片片炽热。甚至连圣栎木和小径边的植物都被微风吹起了波浪。太阳现在是一个桃子，作为山峦剪影背景的天空则是一片橙色、红色和紫色的混杂。光线、光线、光线的秘密……尼格尔能够区分周三和周日的光线。他说在伦敦，画画的最佳时间是清晨。哪怕我们前一晚是喝醉了睡下的，他也会在早晨6点起床工作。他有着马夫的坚韧体格和屠夫的手。
我认识他纯粹是因为一些偶然、任性和无意因素的集合，那时莎丽除了和我一起在一家夜店干活，还在圣马丁学院做裸体模特赚外快。10月的一个下午，在教师和学生涌动的人群中，我在大厅里等她，读着通告栏里的广告来打发时间，注意到了一个叫作尼格尔·谭尔的画家在为他的个人研究寻找一名深色头发的模特，一名20至30岁的女性。“那你当然要去了，别傻了。最糟糕的时候就是脱衣服的时候，当你把内裤和胸罩脱下来后就没什么了。保持不动的秘诀是想你自己的事情。”躺下，莎丽。她很喜欢这首歌，她说那是埃里克·克莱普顿为她而作的。那时候我不穿胸罩。
当我第一次到达工作室门口的时候，我再次掏出大衣口袋里的小纸片看了看，就像我母亲去她打扫卫生的房子时那样，来确认一下地址，虽然我已经烂熟于心：克切内尔街7号。尼格尔当时住在博蒙塞区，在钟楼的后面。在那里泰晤士河开始描绘它的舌形弯曲，河水更深，港口的码头从这里开始，船坞一片衰败。从火车站到他家一路的景色我也熟记在心：老旧的棚子，海鸥聒噪的叫声，它们俯冲入水中寻找食物，海水拍打着堤岸上的绿泥，被贪婪摧毁的街区中徒劳抵抗的风，肉桂和胡椒的味道，扁平乏味的红砖楼房，与其说是工作室，倒不如说更像机械车间，金属门正如电话那头告知我的那样：“我会将门虚掩着，门铃坏了。”进去时我并不知道自己已在他的掌控之下，就像一只被催眠了的野兔。
尼格尔应该察觉到他正在等待的来访者到了，但他没有动，连视线都懒得从画布上挪开。他继续工作着，就好像我是隐形的一样。那时的我确实是这样。他的手虽然很大，但是在从天窗懒洋洋洒落下来的阳光下，在一盏台灯补偿灯光的映照下，用一种优雅的精致握着画笔划过画布。在屏风后，工作室的居住区似乎没有那么杂乱无章了。在旁边，是一张画桌，堆满了书、照片和一个装着吃剩下的烤鸡的盘子，一个上了釉的猫脚浴缸，丢了一地的报纸和一个被用来调色的新平底锅，一大袋水泥工用的沙子，干的画笔和刷子，一只沾满颜料的袜子，海绵，球拍，刀，用了一半的温莎牛顿颜料，丙烯酸气溶胶，空的弗莱本托斯牌肉丸罐头，一个大理石研钵，一个吹风机，一个辐条破损的自行车轮子。虽然我是在后面的日子里才记下了这些混乱的具体细节，但是我注意到了背景墙上用红色笔墨写着的一句话：“做艺术家就是失败于他人所不敢的失败。”那次的到访有一股溶剂的味道，但是我并不反感。我不知道他过了多久才回过头，但是在我的记忆中有无限长。我清了清嗓子。当他最终回头的时候，当他看我的时候，我们之间有一种无法解释的奇怪的吸引。“你是因为广告过来的，我猜。”他这样说道，然后在一小块灯芯绒的布上擦干了手，从板凳上起身，进了相邻的像是厨房的一个房间。他很快拿着两只质地很好的玻璃杯和一瓶葡萄酒回来了，一瓶法国红酒，名字我记不清了。他为我们两人倒了酒，啜了一小口，尝了尝，把酒杯抬到头上方几厘米处，让台灯的灯光投射在杯中。“这个红酒……你走近来看，多美的红色……伦勃朗式的。”他避免正面看我，轻轻地把酒杯倒向一边，又倒向另一边，观察玻璃上的挂壁，一边嘟囔着那时我还不懂得分辨的色彩：深红、石榴红、威尼斯红、赭红、赤红、泥灰岩红、紫红、铁锈红、洋红、波斯朱砂红、绯红。他还没问我的名字。“欢迎来到我的尘土帝国。”他说，“我的垃圾帝国。”
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他都没让我脱光，是在第四次，我鼓起勇气向他问起墙上的那句话。他回答，那是塞缪尔·贝克特说的。也是在那一次，我学到了松节油能让人产生快感，与吸木工胶的感觉完全不同。我赤裸着，但是他没有碰我。他第五次才碰的我。当我进去的时候，他在炉子上放了烧水壶和其他烧水的锅，在等着水开的时候，他给我泡了杯茶。他一直忍不住看着我。当我准备好的时候，他让我走进浴缸，坐在我面前的凳子上，往我身上浇温水，撒上花枝，蓝色的鸢尾和白色的剑兰。我记得烧水壶发出的口哨声和炭笔在纸上发出的簌簌声。然后他就在那里和我做爱，就在报纸上，又湿又冷。那时我甚至都不知道奥菲莉娅是哈姆雷特王子的未婚妻，也不知道她最后疯了。我也不知道她淹死在了溪流中。
六个月以后，我们同居了，我也已经知道该以怎样的比例调色，准确画出我皮肤的色调，银白、象牙黑、自然赭。我们变成了两个被肉体支配的食肉族，被性操控，直至衰落，那是当时唯一安全的地方。
狗的叫声让我从沉思中回过神来。应该有人在常春藤下蹑足前行，现在跑着穿过了院子和栅栏门。有人在靠近。我起身，布鲁托和上尉跟在我身后，隐约看见通往圣栎木林的小路上有两个身影。昏暗的光线让人分不清颜色，但是慢慢走近了以后，我分辨出了易卜拉希玛深色的皮肤。他拖着自行车，背着大包小包。拿着两只行李箱走在他旁边的应该就是白雪公主了，那个乌克兰人。他们的样子有点狼狈。
“你脸上怎么了？”易卜拉希玛盯着我的颧骨问，我脸上的瘀青从破了相的眉毛一直延伸到颧骨处，就像一块红酒的污渍。
“说来话长。”
我不想解释与斑大的彻夜长谈，也不想说他是怎么热烈迎接我的。易卜拉希玛做了一个我看起来像是不屑的表情，移开了视线。你也这样吗，易卜拉？我知道他在想什么，想我是喝醉了酒摔的，但是我很快转移了话题：
“那你们呢？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带着那么多包裹去哪里？”
“我在这儿就只能再待一个礼拜左右了，”维塔利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安赫拉。”
“但是发生了什么？”
“她们把我们赶出去了，”易卜拉希玛说，“双胞胎姐妹俩已经不需要我们了，也不想让我们继续待在拉斯布莱尼亚了。迪奥尼西奥开车把我们送到了路口。”
积水时节的沼泽
艾梅特利亚的洋李树开出的花白得如此纯净，竟让人不忍看。日头正盛，花朵被白色灼烧着，叶片在花瓣的皮肤上描画出它的影子。眯缝着眼睛看的话，树皮是蓝绿色的。我躺在树下，躺在一块旧毯子上，集中精神听着一只蜜蜂沉醉在花蜜中的嗡嗡声和折刀的声音。嚓，嚓，嚓。易卜拉希玛坐在我旁边，用牧羊人的姿势，盘着腿，背靠着树干，砍着一根橄榄树的树枝，腿上的伤疤在这样的光线下越发醒目。他活儿干得很利索。他告诉我，他们开始争吵的时候他在一个屠宰场上夜班，他们是用别人的身份雇用的他。另外一个黑人的身份。600欧元一个月，提供工厂相邻库房里的一张简陋床铺，白天酷热，蚊蝇环绕，卡车来来往往，根本无法入眠。血液、内脏、刀子、仅有男人……我们三年前就认识了，虽然我一直向他证明自己值得信任，他仍旧像一条水蛇般懂得如何滑脱。是因为欠了债？因为一个女人？因为冒名顶替的丑事？还是这三者皆有之？坏事总是不落单。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他陷入了纷争，被人刺了一个口子逃跑了，这伤口粗糙不平，就像有人用细麻绳将他的皮肉缝在了胫骨上。他在山里走了六天，伺机而动，埋伏着等待日落后继续前行。有时我觉得刺伤他的那个人比他伤得更重。然后就是电影桥段般的逃亡了。没人知道任何人的任何事。易卜拉希玛从远处来，从南边山峦的另一面过来，从一个他不想说出具体名字的地方来，一直来到了村子里。因为他乐于帮忙，我们这个小世界的主子，胡里安·哈尔东·马尔东纳多，很乐意就收留了他，让他在庄园里工作，也不曾少他一顿饭菜。小伙子也没有惹过麻烦。这儿没人过问太多。这个地方收留了从各处奔逃而来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