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卜拉缓慢地做着他的棍子，那些树结打磨起来挺困难的。橄榄树的木头很硬，如同这片贪婪的土地一般，几个世纪以来，这片土地的田野都被烈日炙烤着。这里的日光对穷人十分慷慨，生生灼烧着我们。还是没有下雨。我为他双手有力又灵活的移动而着迷。他无名指的戒指闪烁着银色的光芒，因为与他皮肤的对比而显得暗淡。正在此刻，在穿过洋李树叶片间隙的光线下，我可能需要混合焦赭色、铬绿色，也许还需要一小撮镉橙色，来达到近似他皮肤的色彩。变幻不定的光线，河流变幻的色彩……尼格尔可能会在易卜拉下巴的阴影中找到我的眼睛发现不了的色彩。随着折刀削下极细的木屑，木头芯子里出现了黄黑相间的纹理，他随后会用半圆凿和砂纸磨出某种与原始形状迥然不同的形状。易卜拉希玛用修枝时保留下来的最好的树枝雕刻出了长颈鹿、四条腿各不相同的大象、龟壳扁平的乌龟、翅膀紧贴着身子骨的鸟，这些粗糙的动物随后会被他在集市里卖掉。卖掉也只是说说而已，事实上根本卖不了几个钱。很多个星期日他都空手而归，而今天他不像是要出埃尔阿楚艾罗的样子。易卜拉希玛从来不走远。既不离开家太远，也不离开村子太远，以防万一。
下午5点了，我们还没吃午饭，乌克兰人昨晚喝醉了，现在还在睡着。从他们在家里住下以来已经过去了一个月，最终，共同生活比我想象的要好。他们如此突然地从拉斯布莱尼亚而来，彷徨无措地带着他们的包裹和行囊，如履薄冰，脆弱无助，我不知该如何是好。我不想多打扫一个空房间，于是将他们两人一起安顿在一间有两张床的房间里，那是以前我和母亲一起睡的房间。但我把装父亲骨灰的瓷罐拿出来了，现在他就在他应该在的地方，在我卧室的五斗柜上面，与我和艾梅特利亚在一起。
两个小伙子马上就找到了活儿，并立马撸起袖子努力干了起来，就好像想用劳力支付住宿费和我为他们准备的粗茶淡饭。他们加固了晾衣服的绳子，帮我把棚屋和鸡舍的墙用石灰浆刷了一遍，又翻新了屋顶的瓦片。我不知道他们从哪儿弄来的那半打新瓦，我猜可能是从村里空置的房子那儿偷来的，但我不想细究。他俩还一起替换了篱笆腐烂的部分，本来园子那里已经有个洞了。两个骑在屋顶的男人。两个拿着锤子将木桩敲进地里的男人。我都已经忘记了赤裸后背的美感，筋肉的鼓动，股四头肌紧绷时的完美构造。维塔利就是一只负重的骡子，能看出他斯拉夫农民的体型。而易卜拉希玛则是一头处于顶峰时期的动物，是优雅骨骼和坚实又灵活的肌肉结合的完美样本。我已经不应该感受到欲望了，但是却感受到了。我自慰了。
我现在明白了真正的财富在于幻想和耐心，但是年轻时我嫉妒男人的体力，嫉妒他们的身体到达体力极限前的耐力。我在尼格尔身上看到了这些。我从未在他的眼睛里看到过除疲惫以外的其他神情。作画，坚守在绘画中，需要一匹马的耐力。有一次，为了完成一幅铺满画桌的画，他精疲力竭，被抹刀割了一刀，一把钢做的抹刀，用来刮颜料的那种。虽然血溅在了画布上，他却没有停下来，继续坚定地挥动着手腕涂抹着，把从静脉流出的血液和颜料混在一起，如痴如狂，虽然切口相当深，他却不允许自己感觉到疼痛。“这只是疼痛！这只是疼痛！”只是疼痛而已。甚至连自杀也需要力量来爬上栏杆，需要在从桥上跳下之前鼓起勇气，将刀片划进肉里，爬上胡桃树，将绳索系在最稳固的树枝上。如果我决定自杀，决定消失的话，什么工具在我手里会是最温驯的？绳子？煤气管？安眠药？剃须刀片？
你不应该想这些东西。不应该。
家里修修补补的活儿让他们忙活了两个星期。在这期间，工作所迫使的克制和日子规律的节拍在我们身上投射出了某种热忱，一种友谊的幻象，虽然我不需要任何人，但是每一刻我都感激他们的存在，感激他们的陪伴。然而从几天前起，我们处于一片积水时节的沼泽中，仅仅表面平静，实则暗藏威胁。一些我说不出来的东西让我感觉不适。艾梅特利亚的警告和那些说话的声音，那些声音，如此甜美的音色。“来，来，这里软软的很舒服。”男人们都很懒散，我不想被他们带坏了。喝烈酒、不按时吃饭、从清晨荒废到下午，晚上再无意义地争吵，就像昨晚那样。我们开始猜测农场主自杀的原因，突然，就好像没事人似的，就好像这是一件不重要的事一样，易卜拉希玛说，农场主自杀的前一天下午，他看见胡里安和迪奥尼西奥在马棚里争吵。我呆住了。你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维塔利却不相信他。他笑了起来，然后变脸说易卜拉希玛编故事来吸引人的注意，说他已经发现易卜拉好几次干活的时候蒙混过关了。他们吵了起来。易卜拉骂乌克兰人下作，但我不知道到底在工作中发生过什么事。我努力劝和，然后在这个夜晚变得更难堪之前借口疲倦上了楼。他们很快就上床睡觉了。
“为什么白雪公主反应这么激烈？”现在易卜拉希玛问道，目光没有离开他的树枝。
今天他没有雕动物，而是在他那一拃来长的棍子上刻着小小的几何图形。他的眉头紧皱着。
“我没有撒谎。”他又一次说。
“咳，不过是一个误会，语言的陷阱。”我假装不感兴趣，说出了我脑海中冒出来的第一句话，来冲淡昨晚的重要性，“我们三个仍相互理解，这已经是个奇迹了。”
“你别维护他。”他生气地说，我从他抵住牙齿的舌尖上觉察出了他的愤怒。
“乌克兰人酒品不好，你知道的。你分散了他的注意力，”现在我故意停顿了一下，“也分散了我的注意力。你之前就应该告诉我吵架的事。我们俩单独谈。”
我刚刚的那句话给他布下了一个陷阱。我没料到他说的情况，但是当然了，我想套出他的信息，不用告诉他我知道的事情，不告诉他我这些年一直知道的事情，而让他说出他知道的信息。
“除了这件事我什么也不记得了。”易卜拉回避我的目光，“时间过去太久，我只记得这个了。”
“这难道不是你的臆想吗？就像维塔利说的那样。”我故意激他一下，好让他说出所有知道的东西。
“我怎么会编出这样的事情呢？”易卜拉希玛在空中用折刀比画着，“我向你保证，安吉，我听见了。我听见他们吵架了！”现在他盯着我的眼睛看，“他们在马棚里争吵，而我在外面割草。只隔了一个铁栅栏，什么都听得到。”
“胡里安和工头在自杀前一晚争吵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说明不了任何事情。”我太想知道真相，过于冒险了，“你想说明什么呢？还是说你想怪罪于迪奥尼西奥？”
“我没这样说过。”
易卜拉希玛放开了他的棍子，把折刀插在地里，插进了毯子。
“农场主打了他一拳，”他继续说，“迪奥尼西奥哭了起来，但是是因为愤怒而哭。然后胡里安先生也哭了。他们两个抱头痛哭。”
我们本不应该谈论这件事，尽管如此，我还是脱口而出：
“你为什么直到现在才告诉我这件事呢，啊？这不公平。我可是为你冒了很大风险。”
我的问题逼得他躲开了目光。他没说话，深深吸气，然后从嘴里吐气，发出了声音。他又拿起了刀，把刀折了起来。弹簧的咔嗒声静止在了空气中。他玩着折刀，用刀柄敲击着大腿。他咽了咽口水。他什么也没说是因为他害怕，怕往前走错一步。对农场主，对迪奥尼西奥，对乡亲们，对我。
“安吉，”他的声音带着恳求的语气，“安吉，看着我。”
我照做了。我看着他，下午的斜阳刺得我眼睛难受。他又咽了下口水。
“你也知道些什么，对吗？”他轻声说。
一语中的。我眉心骨疼，用手掌揉了揉。我起身，然后又躺在草地上，把手放在脖子后充当枕头。我的沉默就是肯定。是的，我当然知道，偶然间得知的。我知道，但是我会尊重胡里安的回忆，也会像维护自己的自由一样尊重工头的自由。我知道，但是没有和任何人说过。好几年前，有一次我在山间行走，沿着河流的走向来到水塘前时发现了他们的事。他们两个骑了马，马被拴在栎树的树干上等待着。我就在那儿看见了他们，在密林的掩护下，看见胡里安和迪奥尼西奥，以他们粗暴绝望的方式相爱着。我知道，是的。我躲藏着，窥伺着，兴奋着。我知道，我非常知道。我看见他们在工作时交会的目光，我学会了他们秘密语言的碎片，由阳刚之气和生硬表情构成，很多次我都不自觉地想，那两个爱人的夜晚是怎样的，是否有所期待，是否互相猜疑，是否有所保留。我又是谁，有什么资格去评判？你们都是谁？你们对于激情懂得多少？我仍活在它的余波中。你们说呀，说呀，说呀，什么也不知道。谁又知道一个自杀者的理由？你们别搞错了：拉斯布莱尼亚的主人自杀是因为他的血液中带着坏的种子，因为他有着匈牙利人的蓝灰色眼睛。
“我只听到些断断续续的话。庄园、银行账户……我觉得他们吵架是因为没有实现的承诺，主人说：‘你是个不知感恩的人。’”
钱，该死的钱。是迪奥尼西奥在敲诈他吗？不，这说不通。他们在一起时间太久了，我觉得他们是相爱的。也许工头害怕自己年迈。如果他老得不能在田间干活了，不能管理手下那帮人了，会发生什么？胡里安会邀请他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吗？胡里安·哈尔东老爷可是个忠诚的天主教徒。
“你告诉乌克兰人了吗？”我问他，“我指的是他们说的话。”
“没有。我没告诉任何人。”
我相信他。如果说我喜欢易卜拉希玛的陪伴的话，那是因为他知道什么时候该沉默。我们俩都知道什么时候该退一步。
“你看他，从那儿冒出来了。”易卜拉希玛说。
我起身看向他用眼睛和下巴向我示意的地方，看向房子的门厅。维塔利出来了，头发凌乱，未扣的衬衫拖在牛仔裤外面。他似乎有些心神不宁，在院子和院子周围晃悠，仿佛不知道往哪里去。
“早上好。”我抬起了手臂打招呼。
他向我们走来，低着头，手插在兜里。他走到洋李树下，抓住一根树枝，俯视着我们。他笑了。
“你饿吗？”我问他。
维塔利摇摇头，灵活地一下坐到了我旁边，将高高的膝盖环抱在双臂中。易卜拉希玛在毯子上挪了几公分。乌克兰人闻起来有股咖啡的味道。
“你们要去托马斯那儿吗？”他问。
今天是星期天。这是星期天应该做的事，继续喝酒，了解村子里最近发生的事。
“我们晚点去。”易卜拉希玛回答，“我倒是饿了。”
我们沉默了一阵子。我们没有太多的话对彼此说。一、二、三，我抖落了身上的慵懒，起了身。我们最好在去村里之前吃点东西。我向午后太阳的方向伸展了一下身体和手臂，此时的太阳是杏色的，带着接近紫红色的纹理。难道胡里安在自杀前的那个下午也看见了这样的景色吗？我的脑袋从几天前起一直在抽丝剥茧，理清那些先后发生的自杀的关系：先是井里淹死的女人，然后是她的儿子——卡西亚诺少爷，最后是胡里安。如果我父亲是他的半个兄弟的话，如果他身体里流淌着哈尔东家败坏的血液的话，他也有可能是自杀的吗？他听见那些声音了吗？有一些细节太符合猜想了：我在马特乌先生家三天没有我母亲的任何消息，他们不让我看我死去的父亲，也不让我看他下葬，整个家沉浸在沉重的悲伤中。但是如果他准备在我下楼的时候自杀的话，为什么让我在回来的时候给他带包烟呢？而我呢？他们也想把我拖进去吗？不，我不应该这样想。无休止地思考并不是一件好事。
微风在洋李树的树叶间玩耍。一些叶子已经干枯了，它们向内卷了起来，就像鸟的爪子。明天我拿梯子把它们一片一片地揪下来。我竖起耳朵仔细听，现在好像听见远处有声响。是的，是汽车的声音。车从乡里公路的交会处开下来。男孩们站了起来，易卜拉希玛抖了抖毯子。那是公证员的蓝色汽车，是一辆好车，城里人开的那种。我以前看到过几次，所以认了出来。时不时地，每次当有还没被送到养老院的老人死掉的时候——就是雅格瓦住的养老院，他和他的手下就会如同秃鹫闻到尸胺的臭气一般出现，我清晰地记得画室里的那种臭味。他们在铁栅门前做出要停下的样子，但是一注意到我靠近就又重新向前开了。我没分辨出他们的模样，但是他们至少有三个人。三四个人。我走到路上。他们往车辙压出来的土路那边拐弯了，钻进了拉斯布莱尼亚的田间。他们减了速，开得很慢，偷偷地潜行。好像怕伤到了挡泥板和车的底盘，或者不如说，好像在打探每一寸土地。
我不是预言家也不是神婆，但是一阵颤动告诉我有些事马上就要降临在我们身上。
希望他们别过来。
女司事特奥多拉
现在我已经不厌烦教堂的臭味了。坟墓里闻起来应该有着相似的气味，一种陶土、冷香和带有霉斑的旧纸的混合味道。我可以花好几个礼拜翻阅教区的记录，但是刚刚我找到了一直在寻觅的东西：父亲在受洗时被登记为我曾经认为的姑姑的儿子。我一直翻看着20世纪20年代的两本册子，想看看我母亲是不是弄错了确切的日子，但是它就在它该在的地方，用当时主教的清爽字体记录着：“加布里埃尔·马洛托·卢塞纳，1924年2月7日出生，艾梅特利亚·马洛托·卢塞纳的儿子，母亲单身。确认其身份合法，能够作为其母族长辈——加布里埃尔·马洛托·阿尔卡拉斯和何塞法·卢塞纳·波尔巴拉斯——的子嗣受洗。”用铅笔书写着我那可有可无的、差一点就从未存在过的父亲的信息。
他们骗了我。他们故意向我撒谎。我算了算我伯伯们的出生和死亡时间，斑大的说法和艾梅特利亚想要向我传达的版本对上了。碎片都拼凑了起来：艾梅特利亚真正的年纪最小的弟弟保林诺和我父亲相差20岁，如果这还不够说明问题的话，曾祖母何塞法，那个逼我把家中的事实重构起来的奶奶，得52岁生下我父亲才行。一场可行但又不太可能的怀胎。我向神父说了可以说的东西，神父只喜欢听他们的先人说话，圣经里的那些。“也就是说斑大说你姑妈不是你姑妈，而是你的奶奶……但是，亲爱的，你怎么能听一个醉鬼说的话呢？对你来说这就那么重要吗？那就随你吧，如果这是你想要的话，你就继续吧。你想要的时候就去翻记录吧。”最后他对我的怀疑感兴趣了。神父感兴趣是因为他还想继续拉近与我的关系，而现在不管怎样，我必须让他带我去省城，去法院，去省里的民政登记处。我会去任何地方，让他们把文件从巴塞罗那给我寄过来。神父会帮我忙的，他有人脉。人们不会对神父说不的。我要一字一句地阅读我父亲的死亡证明。
我在圣器室中窥探了整整一个星期，要不是再也忍受不了女祭司的烦扰，我本来还会日复一日地来。她监视着我，让我不能在房间里抽烟，也不能弄坏她那些金属玩意儿。她把屋顶的荧光灯拆了，来搅乱我的阅读。连柜子的钥匙她也是不情不愿地给我，那里放着最久远的文卷。她不信任我，尽管安德烈斯神父还告诉过她，我有他的许可，随时需要都可以过来查阅。虽然特奥多拉一直在使绊子，我的调查却颇有些成果。我就像一只红蚁般辛勤工作。我很顽固。我有捣碎一切的耐心，正如当初尼格尔坚持要还原旧时的纯正红色那样，他教我在研钵里混合颜料，就像中世纪的画家一样，计算着氧化铁和亚麻籽油、初榨松节油和蜂蜡的精确比例。用抹刀和手腕的力量，直到调成他想要的色彩。在这里也是一样，一个名字接着另一个，一个年代一个年代地清理各个教区神父的不同字迹。在这几日细致的搜寻中，我发现有人已经先我一步开始查找了。有人像一只鼹鼠般顽固倔强地在死亡记录里挖掘。有人和我追随着同样的诱饵，一个像牛虻般顽固地在我脑中盘旋不去的诱饵，带我直达我父亲的死亡。有人在那些讲述自杀或者让人怀疑是自杀的词条中，用铅笔在书的边白给一些名字画了十字，而自杀这个词本身从未被使用过。比如那个婚礼前夜被新郎抛弃的女孩，她和头纱婚纱一起下葬，陪嫁的绣花床单也一起被埋进了棺材。我推断是她，因为“钩子”“畜栏”这些词自那晚在托马斯酒吧的闲谈后就刻在了我的脑海中。那上面写着：“卡特琳娜·科瓦莱达·马尔托斯。逝于1957年8月8日。在拉斯弗拉瓜斯所属土地畜栏的一个钩子上上吊自杀。未能做临终圣事。”她被埋葬在自缢者的院子里。普利多家不幸的人名字上也打着叉，在父亲自缢后，三个儿子在几年间也相继在庄园的树上自杀身亡。我是从他们相同的姓氏中推断出来的。最后一个，是最小的儿子：“阿古斯丁·普利多·佩德罗切。逝于1970年11月3日。受主教指示，无殡葬仪式。”
我毫不费力就猜出了是谁画的十字。肯定是神父提到的那个医生，那个很多年前来到村子、拜访乡里其他教区的精神科医生，他痴迷于自杀事件的频繁发生。我会去问安德烈斯的，但对答案已了然于胸。医生也查阅了柜子里对应18世纪的案卷，在这里那里标记着怀疑是自杀的死亡，因为神父的旁注总是含糊其词，大多只是对自我了结生命之人的绝望一笔带过。乐于说明的教区神父是一个例外，一个馈赠。令人好奇的是，不管是谁埋葬的卡西亚诺·哈尔东少爷，庄园主的父亲，他好似想要撇清自己与他吊死在马厩里之事的关系，他在评论里写道：“1973年3月12日，星期日。我为卡西亚诺·哈尔东·马尔东纳多的遗体举办了教会下葬仪式。他于前一日的早晨9点通过暴力悬吊的方式导致了自我死亡。相应的教会及司法程序随之进行。”因此，虽然由于自缢而不被天主教的墓地所接受，卡西亚诺还是因为其身份而被安葬了，举行了仪式，葬礼由永恒不变的三组人参加：神父、地主和军人们。我真正的祖父卡西亚诺，那个弄大了艾梅特利亚的肚子又装聋作哑的祖父。而斑大又一次说对了：胡里安少爷和他的父亲在同一天自缢，只是相隔了42年。
我花了许多天研究哈尔东家的自杀传说，他们家至少有三个人被吸入了同一个黑色旋涡。他们甚至为井中溺亡的女人建了一份完整的档案。20世纪初负责这个村子的神父应该是个钻牛角尖的人，因为他致力于在拉斯布莱尼亚搜集这场悲剧的证据、关于世俗的看法和夫人的性格。他也和医生聊了。我猜，由于剥夺自杀者举行宗教下葬仪式的资格对于他们的家庭来说是一个极其严厉的、具有破坏性的、耻辱的惩罚，那些乡村牧师不敢在没有上级宗教事务所的命令下就做出决定，也许在遇到有声望的家族时，他们也负责粉饰事实。在溺亡者，布里希达女士的名字旁边，牧师用暗淡的蓝色墨水书写道：“鉴于其长期以来的神志错乱，将其庄严下葬。”可怜的不幸女人神志失常。而那些短工，那些下等人，没有财产的自杀者，则被葬在贴着墓地土墙的脏污之地，栽种大丽花的地方。
“马上就到1点了，你还剩很多没弄完吗？”女司事问道，她拿着把扫帚冲进了房间。没有敲门就进来了，她一向如此。
“我已经在收拾了。”
她现在突然急着打扫了。用扫帚能发出的最大噪音扫着地。扫吧，扫吧，爱管闲事的老婆娘，把你教堂里的污秽都扫干净。她没有一天让我安宁的。她把架子上落的陈年灰土都打扫了，只是为了窥探罢了，一不注意就把脖子伸得老长，来瞥我正在翻阅的页面。到了现在这个地步，她肯定知道我在找什么了。她的脑袋肯定推断出了结论。
“特奥多拉，我走了。”我用她的名字称呼她，她却从未叫过我的名字。
“那就再见了。”她没有看我。她的伪装下包藏着一种将我拒之门外的苦涩。
“我以后不来了。我查完了。”
我刚刚说的话让她很开心。她停下了手中的活儿，用垂涎的眼神看着我。
“请给神父打个电话。”我说。
“给安德烈斯神父吗？现在就打？”
她躲开了目光，继续佯装扫地。
“打到手机上很贵的。”她说。
“打给他。”我用我能装出来的最放松的语气，好声好气地跟她说。
“干吗要打？”
她想知道，她想知道，她想知道。
“我让你打给他。我没有电话也没有手机，安德烈斯神父让我查完就给他打电话。关于我的父亲，这里什么信息都没有，没有任何东西。你明白吗？什么都没有。”
这老太婆真爱挑事儿。她向我露了露她的尖牙，但最后还是走向了教区办公室。我在黑暗中跟着她走过狭窄的走廊，她与其说是在向我低语，不如说是在自言自语：
“你们马洛托家的总是这样，想怎么来就怎么来。”
我假装没听见。老太婆开了门，她把听筒放在耳朵上，看了一眼用图钉钉在软木板上的纸，拨了号，从头到脚地打量我。你干什么？你不喜欢你看到的东西吗？我也不喜欢你。
“他不接。”她说，“可能在开车。”
“再打一遍。”
她看着我的脚。我受不了别人看我的脚。她说：
“但是安德烈斯神父周日会过来。干吗那么着急？这个星期12点轮到他布道。”
“我必须在这之前和他约时间。”我试着保持平静，“他要送我去省城。”
她的嘴角露出了一丝鄙夷的表情。
“你跟神父倒是跟得挺紧。”
够了。我靠近她。她的呼吸闻起来有股牛奶的臭味。我吓到她了，她往后退了一步，把双手放在胸前，屁股倚在桌子边上。
“你想知道我和神父在做什么吗？”我的脸离她的脸只有两公分远，“你真的想知道吗？”
她睁大了眼睛看着我，眉毛高耸成了弓形。现在她不说话了。她不敢一直看着我。
“那我告诉你。我需要他带我去省城，去拿我父亲的死亡证明。”
我放开了她，走到了门边。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有预感，他也是自杀的。”
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不知道这些话是从我大脑的哪一道褶皱里冒出来的。我摔门而去，走到了马约尔街上，加快了脚步。呼吸，安吉，呼吸。为什么我说了那句话？我靠着涂了石灰的墙壁，沿着有坡度的窄路走着，走在路阴的那一边。运气好的话，我不会撞见任何人。我只想回家，把父亲离开这个世界时退潮的河流和它变幻的光线、这条极细的银线和海鸥的鸣叫从我的脑海中清除。那是一个周五。他当时51岁，我11岁，天开始下雨。51岁，正好是我现在的年纪。
那时我知道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了，因为老师让我出教室，一直陪我走到了工棚门口，雅格瓦姨妈打着一把男人用的伞在那里等我。那时我还叫她雅格瓦姨妈。看见她我觉得很奇怪，因为那时才下午4点，而且从很久前起我就学会放学后自己回家了，没有红绿灯，有时从荒野那儿绕一圈回去。当时下着大雨，就像我母亲给我讲的鬼故事里的一样。我还以为雅格瓦姨妈带着伞来接我是因为如果不接的话，我回到家时就该淋成落汤鸡了。她的胳膊搂着我的肩膀，我闻到了她的气息，她的味道与我母亲的是这样相似。她的手指轻轻捏住我的连帽大衣，像山羊角的牛角扣扣住了大衣。我穿着有点大，因为那是教区送给我母亲的衣服。
“怎么了？”我问她。
“安赫拉，你的父亲很不好。”
“怎么个不好法？”
但是雅格瓦这次没有回答。她应该是匆匆忙忙地从家里出来的，因为她还穿着长毛绒拖鞋，而且没穿长筒袜。由于橡胶鞋底下坡的时候会打滑，她倚在我肩上，伞柄不小心戳在我的锁骨上。我很疼，但我抚摸着衣兜里软掉的瓜子壳和5杜罗的硬币，试图想些其他事情转移注意力。
当我们走到圣塔恩格拉西亚棚屋区的平地时，暴雨下得更大了，雅格瓦加快了脚步。她、我的母亲和楼里的其他邻居都不知道，虽然不被允许，但是我们这个街区的孩子会走到这里。雨拍打着简陋房屋的波形瓦，敲出一种奇怪的声响。有人把一张床单忘在了晾衣绳上。下雨的时候，在这块既不是城市也不是乡村的、工人阶级蜉蝣的荒地上，未铺沥青的马路变成了红色的黏稠泥潭。我们终于来到了我们住的那条路。雅格瓦没有走近我们的大门，没有将钥匙插进锁眼里，也没有拍拍我的屁股推着我上楼。她把我拖到了街角的酒吧，加利西亚人开的那家，把我推了进去。我当时还不知道要三天后才能见到母亲。
男人们突然不说话了，就好像他们正在干坏事，被我抓了个现行。只有弹球机的铃声和放在高处隔板上黑白电视机的声音。这里闻起来有一股烟草和炸肉条的味道。他们让我坐在靠里面的一张桌子上，坐在马特乌先生的傻儿子旁边，在那儿我看到加利西亚人朝雅格瓦比画了个手势，手在空中翻了一下，让她知道自己可以放心地走了。一会儿，那女的给我拿来了一杯热牛奶，我没喝。还有一个笔筒，里面装着客人用来记扑克牌点数的圆珠笔。我拿了一支血红色的，笔是干的。我在那儿等啊等。我那时还不抽烟，当然了。我又等了很久，开始害怕他们把我忘记了。
吧台那些男的低声交谈着，好像我是一个隐形的鬼魂一样，我当时也确实就是那样。无意中几句话飘进了我的耳朵：“以前看他来过。”“昨天他就在那里，喝着他的小酒。”“可怜的马洛托，从被工厂辞退以后就再没抬起过头来。”我还听见了我哥哥的名字，他们还说应该有人去省长建的公寓那里通知他，那里是街区瘾君子的聚集地。我还保留着飞蛾的敏锐听力。
我走着，走着，以我最快的速度走在通往埃尔阿楚艾罗的小路上。我的双腿为回忆的发动机灌输燃料。那时我还分不清时间的构造，我不知道离马特乌先生进门过去了多久。他和妻子、傻儿子住在最高层，楼顶露台那层。他穿着工厂的蓝色连体衣——就是那个切割机把他左手两根指头锯断的锯木厂。马特乌先生和那一圈闲谈的男人聊了一会儿，时不时瞥我一眼。然后他走了过来，摸了摸他儿子的头，坐在了我旁边。他没有点酒，加利西亚女人给他端来了一杯白兰地，然后就待着没走。她好像很冷似的，双手抱胸，搂着她的开衫，当有坏事发生的时候，有些女人会下意识地做出这个动作。马特乌先生把断手放在我的胳膊上，告诉我父亲死了。那时我不知道什么让我更害怕，是我听到的话，还是那虽然失去了食指和中指，却像止血钳一般紧紧抓住我的残手。他说：“心脏病突发。”当我们收拾完准备走的时候，街区下了一场小雨，一道肮脏的细流从上坡流下来，被下水道的大口子吞没。之后的三天，我睡在马特乌先生家里，他傻儿子的房间。他比我大两三岁，他让我不舒服，不是因为他的迟钝，而是因为他的半边脸被烧焦了。这件事发生在这一片街区。当时孩子们在化学厂旁边的火车轨道上玩耍，出于某种原因开始跑了起来，他也是，然后头朝下绊倒在一个腐蚀性液体泄漏形成的水洼里。街坊们游行请求关闭工厂。脸被烧焦的傻子。
在真实发生的事件和我们的记忆之间总隔着一块浸满了麻醉剂的棉花。第三天，当他们终于让我回家时，母亲抱住我，一句话也没说。后来的几天，她都只说不得不说的话，绝口不提发生的事情。因为家里没有全身镜，母亲用一块床单盖住了浴室里的镜柜，那是我们唯一的镜子，后面的40天里一直这样盖着，因为我们在守丧，在我们村里是这样守丧的。父亲下葬时他们没让我去，也不让我看父亲，因此好几个月了，我都以为随时还能听见他走上楼梯的脚步声，听见他的咳嗽，他拧开门锁的声音，听见他让我还他5杜罗。他的皮大衣给了雅格瓦的丈夫，虽然大衣扣不住，而我留下了他让我买烟的那25比塞塔。这和偷死人的钱没什么区别。
一个鹰嘴豆色的信封
连鸟都躲起来了。狂风试图吹走晾衣绳上挂着的男式衬衫，衬衫的袖子抽搐着，好似被风吹得窒息了。我跑着去收衣服，衬衫已经干了。一阵狂风试图弯曲一棵洋李树的树干，树有尊严地抵挡住了冲击。在这样的大风中，小伙子们没法在外面点燃炭火。猎兔犬喜欢和风玩耍，风唤醒它的好奇心和捕猎的本能，每吹一阵风，它就抬起那瘦长的嘴。当那些气流下沉，从山峦降落的暴雨鞭打着哈尔东家田野时，上尉却喘着粗气躲进了屋里。在它数不清的血统中最突出的是拉布拉多犬的性格，虽然那是一个勇敢的品种，但是狂风的冲击还是让它畏惧了。当它躲进房子的时候我还以为它最终总会习惯的。我上楼去关房间窗户，狗绕在我的脚边打着转。过来，美妞，到这儿来。它眯缝着眼睛感谢我抚摸它的耳朵、它削瘦却结实的脸、它的下颌。我也不喜欢风，你知道吗？这是我从父亲嘴里听到的最后一句话。他给了我25比塞塔的硬币，让我回来的时候给他带一包塞尔塔牌香烟，当我正准备出门去学校，走到门口的时候，他说：“那疯狂的风把我困住了。”我从来也没明白他想说什么。疯狂的风。你别害怕，上尉，那只是友好的低语。来吧，上来。我让它和我一起躺在床上，睡在床单上，它侧身躺着，两条前腿搭在我的胯上。我用指腹抚摸着它的身体。我们俩都变老了。要给你把这些毛剃了？放开，不要舔我的脸。我们在这儿挺好的，就这样，别动。你知道吗？神父约了周二过来找我。9点。那时我应该已经拿到父亲的死亡证明了。我害怕，上尉。我不想被自己的血统拖累。
维塔利和易卜拉希玛已经在厨房麻利地鼓捣收音机了。这应该是一个欢庆的周日，而我在自己的避难所庆祝：乌克兰人明天就要走了，为了感谢我的留宿——本来他只打算住几天的，后来变成了将近两个月——他自己掏钱买了红酒和肉，他们本来是打算在园子里烧烤，但是后来刮大风了。现在广播里播着《警察》，用从前那种充满能量的声音播送着。因为某些奇怪的原因，下雨以后，空气潮湿的时候，广播往往听得更清楚，但还是一滴雨都未下。我觉得《瓶中信》挺好的。“千万亿的漂流者都在寻找一个家。”我一直都很喜欢英语中“漂流者”这个词，几乎像“海难逃生者”一样好听。成千上万亿的海难逃生者都在寻找家园。我就变成了这样的人。维塔利也是，他明天就要拖着箱子爬上土坡，一直走到公路的拐弯处等大巴。刀的弯弧，他说。熬过5月，就像我们现在做的那样，熬着，他还能赶上采摘大核水果的时节，紧接着是采摘葡萄的时节，摘棉花和橄榄果是在11月。乡村短工游牧般的生活。
我不会为他的离开感到难过的。我需要在宁静中找回那些细小的声音，楼梯的吱嘎声，水井的滑轮声，桶掉入镜子般的水面的声音，院子里的踩踏声。我不会想念他的，然而现在，我们却被包裹在离别虚假的伤感之中。几个小时以后，当乌克兰人离开房子，离开村子，甚至可能离开这个省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不管我们在这段过渡时期许下了多少承诺，我们都不会再见面了。我们感受到的并不是温情，只是对于时间流逝的不安，因为我们逐渐将自己抛在了身后。我不会想你的，维塔利。这些日子他透过他水蓝色的小眼睛从远处观察我，带着一丝防备，用尊敬来伪装疑虑，就好像他没能看懂我是谁，我在这里做什么，为什么不多过问就给他和易卜拉希玛开了门。尼格尔把不求任何回报的给予称作受虐狂的慷慨。我们两个一起完善了这个习惯。
一开始我们只要对方存在就够了，虽然我一直自问，像尼格尔这样的男人为什么会对像我这样的女孩感兴趣。他让我眩目。他的慷慨，他散发出来的能量，他对自身的肯定，他的姿势和表情，他的自由感。几个月以后，我都没意识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贝尔蒙德塞的房子开始塞满了谈天说地、痛饮到天明的人。他对我失去兴趣了吗？他似乎无所谓。哪怕只睡了两三个小时，胃里还有未消化完的威士忌，尼格尔也是一匹能够即刻回到他的画作，去仔细研究之前画的主题的骏马。目标就是他的全部。而我却为这辈子不知道做什么而绝望，为感觉自己正变得模糊而绝望，我唯一的用处就是收拾残局、清扫欢聚的残余、将滋养他创造力的群众演员清理出去。我最害怕的是他那被酒精释放的舌头。我知道总有一天他的冷嘲热讽会狠狠甩落到我身上，有一次就是这样，在吃意大利面配基安蒂红酒的晚餐时，我为了维护保尔——他的画家朋友之一，而受到嘲讽。家里还有其他人，可能有六七个，但我只记起保尔和尼格尔妹妹的脸，我太讨厌她那种矫揉造作的疏离感了。她也受不了我，我猜我们俩互相把对方当作想要抢夺地盘的入侵者。尼格尔从未将我介绍给他的父母。在聚会上我置身边缘。我不习惯这类如此高深的，同时也如此造作的谈话。那时我还未觉察到这点，我听着，试图去理解。尼格尔抑扬顿挫地说：“在存在和艺术中你都应该到达你自己的极限。只有有所痴迷的人才能品味生命的质感，不管他痴迷什么。”保尔委婉地回应，指责他像个少爷，需要父亲每月给他打生活费，让他能够投身艺术，尼格尔暴怒反驳：“那就是你的问题所在，保尔。你没这个胆子。虽然他们只付你那点儿微薄的工资，你还是继续上课，被你的绘画课束缚住了手脚，满足于平庸无为和你学生廉价的赞美，这样你什么成就都不会有。你的画很糟，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不敏感。”他把我激怒了。我喊着，让他别再烦他了，然后他的尖刺就指向了我：“喂，你是谁啊？你是靠什么赚钱的？凭你对色彩的感知，你本可以……但是不，你一点儿也不感兴趣。你既没野心也不懂得坚持，你就是个影子。”他妹妹细薄的唇线浮现出一丝欣悦的笑容，她都懒得掩饰。是的，也许我本来可以的，但是我害怕……是我和尼格尔恶魔的一面共处，是我忍受着他的醉酒，忍受着他将拳头打在墙上，忍受着当他没有画出想要的效果时那夹杂着“该死，该死”的冗长的抱怨，他没法接受自己有局限。他在与自己灵魂的战斗中耗尽了自己。当我和他妹妹清理工作室的时候，我们拿了一堆尼格尔的脏衣服，我们出奇地达成了一致，将衣服送去了洗衣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俩坐着，看着衣服在洗衣机里打转。他已经不会再去穿它们了。
从楼梯的缝隙间传来喊我名字的声音，午饭好了。我们走吧，上尉，走吧，他们喊我们吃饭了。布鲁托摇着尾巴跑来楼梯的最后一节迎接我们。我俯下身抚摸它。布鲁托很喜欢玩我的头发，用爪子缠住我的头发。我把广播的声音调低。饭菜闻起来很香。我跟他们说他们做的饭够一个团的人吃了。肉、加调料的米饭、黄油土豆、沙拉、烤面包片和一盘腌渍菜。我给予了他们应得的赞美，我还未丢失共同生活的最后礼节。我坐在我的椅子上，在桌子的一头，背朝烟囱口。狗躺在我的脚边。男孩们也坐好了，一人坐在桌子的一边，易卜拉希玛坐在一张单人椅上，维塔利坐在长板凳上。乌克兰人打开了一瓶红酒的软木塞——今天我们不喝盒装红酒了。他为我倒酒，在倒满自己的酒杯后，他举起了杯子，为我的盛情款待和近在眼前的美好未来祝酒，好像未来还未到来似的。我也接着按他的那套来。我拿了一块肉。是冷的。我给狗扔了一块肥肉，它马上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维塔利一边说话一边咀嚼，他说圣诞节很想回敖德萨陪他母亲一段时间。他说以后还会回来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年轻勤劳，我说，你在村子外找活儿干也会很容易。他斜眼看着我，像往常一样。他们在我背后会如何谈论我呢？我不知道易卜拉告诉过他什么。
“那你呢？你什么时候走？”维塔利盯着易卜拉希玛说道。
他问这个问题时的语调有些太夸张了，好像酝酿已久。
“我不知道。”他回答，“我计划起来没有你那么快。”
要我说的话，易卜拉希玛可以待到他不想待了为止，甚至可以说我喜欢他在这里。不止如此，我还觉得，没有了白雪公主那令人不悦的带刺的说话方式，只有我们两人会更好。我不想催他，现在还不想。但是这个问题让易卜拉有些不悦，这是我从他的嘴唇间觉察到的，他的嘴皱了起来。他起身，走到冰箱旁，拿了一罐可口可乐。我们没有说话。盘子和叉子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我望着炉子上方纱窗裁出的一方天空。风似乎终于平息下来了，现在葡萄藤的叶子在微风中发出像罐头里的沙粒一样的声音。这些是我喜欢独自享受的声音。微风。即将到来的蝉。锄头打进土里。房间镜前，梳子梳过我的头发。
男孩们继续有滋有味地咀嚼着，突然，两条狗跳起来冲出了厨房，穿过大门，躁动不安地奔向了院子。维塔利跟在它们后面。我们马上分辨出了发动机的声音，不如说是一种烦人的嗡嗡声，声音越来越大，直到在家门前停下。我们好像有访客。狗吠声平静了下来。乌克兰人探身出去看了下，说：
“是迪奥尼西奥，开着他的维斯比诺摩托车。”
警觉。一听到工头的名字，易卜拉整个脊背都紧绷了起来，他的双手撑在桌边，身体的重量都压在了椅子的靠背上，直到椅子只有两条后腿支撑着。这个姿势不知道是防御，还是想展示他此时所缺乏的冷静。铁栅门吱嘎作响，传来了门房大爷般不紧不慢的脚步声。他慢腾腾地走着，不着急，也并不趾高气扬。乌克兰人站在门口，介于屋内和屋外之间。他与其说不快，不如说有些激动，虽然正是迪奥尼西奥出面把他们赶出去的。我很惊讶工头周日来我家，虽然这里的日程表并不遵循惯例。
“晚上好，祝用餐愉快。”他说。
静得连针掉下的声音都听得见。在这里看见这两个工人，迪奥尼西奥并没有表现出惊讶，也装不出惊讶。
“请进，迪奥尼西奥，请进。”我打了个手势让他过来。
他站在门厅和厨房门之间，打量了下桌子上的东西，我们吃的和喝的东西。他穿着干净的工装，手上拿着一个信封。一个鹰嘴豆色的大信封。
“你坐吧。”
“不用了，安赫拉。我只是来给你带个信。”
我和易卜拉希玛快速交换了下眼神。刚刚坐回长凳上的维塔利把一块土豆塞进了嘴里，慢慢咀嚼。他只管自己继续吃喝。反正他明天要走了。
“你坐吧，喝杯酒。”
“我这就走，不想打扰你们。”
“我让你坐，浑蛋！”
冷静，安吉，镇定。别急。感觉迪奥尼西奥不是来挑事的。
他无精打采地走了过来。当易卜拉起身去拿干净杯子的时候，我观察着他。他的蓝格子衬衫一直扣到脖子上的最后一个纽扣。来的时候他没有刮胡子。
“安赫拉，伏特加在哪里？”维塔利突然说。
“在棚屋的冰柜里面，大箱子里。”
维塔利去拿酒了。我有种预感，这个下午要狠狠灌几杯才行。
“给你。”迪奥尼西奥递给我一封信，“双胞胎要我把信交到你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