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想着打开，甚至连碰都不想碰。我摇了摇食指，让他明白我不想打开。要是他想放下信封就走的话他早走了。我说：
“我要听你亲口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看着我的眼睛。我在他的眼中看到了痛苦，一种非常深沉、无可救药的悲伤。我细细打量着他。在他蓝色的虹膜上有一块黑色的斑点，几乎与瞳孔相连，也许这是某次工作事故留下的印记，在修枝的时候一根树枝挥在了他的角膜上。这个斑点和老式的锁眼形状一模一样。里面藏着什么？用钥匙锁住了多少沉默？抑或是痛苦？工头叹了口气，喝了一口易卜拉刚给他倒上的红酒。迪奥尼西奥移开了目光。锁眼形状的斑点。
“陪着双胞胎姐妹的那些人是谁？”我问。我得试着做他的朋友，取得他的信任。我必须知道真相。
“一个是律师或者公证员，我也不知道。”他回答的时候有些犹豫，“一个搞法律的，但是这个人有时在有时不在。另一个有时会过夜。他们管他叫投资人。”
“他们总是开车来往拉斯布莱尼亚。”易卜拉希玛说。
迪奥尼西奥甚至都没看易卜拉一眼，他又喝了一大口，挪了挪身子，说：
“我什么都不知道。”
维塔利拿着冰伏特加来了。在他们国家，没有烈酒的告别根本不算告别，什么都算不上，他说，我们再次干杯吧。他给自己斟满了酒，然后给我们倒。我把还剩点酒的杯子靠过去。在塑料油布上，酒混起来是薰衣草的紫色。
“我不相信。”我说。
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挑衅，但是这就是我想收到的效果。我几乎是隐形人，直到他们让我走投无路。我继续说：
“你是拉斯布莱尼亚的工头。你肯定知道些什么。”
“我只听到过一些零星的片段。”
迪奥尼西奥用手摸了下头。他的头发剪得很短。农村男人都留板寸头。
易卜拉希玛用手指敲着桌子。他不耐烦了。我也是。乌克兰人的眼睛盯着空盘子。嗓子里伏特加的火焰鼓动我继续说下去。
“比如什么？你听到了什么？”
“我哪儿知道，只言片语罢了。她们想把大房子改成一个酒店。她们还说想造一些豪华的乡村别墅。我还听见她们谈论到猎场，往西一直到拉翁多纳达。一个很大的猎场。但我不了解她们说的那些东西。”
我需要抽烟。我翻了下口袋，在右边口袋里摸到了打火机。我起身，从烟囱的隔板上拿了卷烟的工具盒。我试图从一撮烟草中挑出烟梗来集中精神。我的脑海中飞快闪过许许多多的画面，都不知道选取哪一个来回放才好。哈尔东家两姐妹会把我家房子拆了吗？当我试图理顺自己思绪的时候，家里所有已逝之人都一一浮现。我看见夜晚艾梅特利亚孤身一人在田野间，怀着父亲的背影。我所谓的姑妈，想到这个我都要笑得喘不过气来。我看见我的父亲从轻轨上下来，那是从陶瓷厂过来的车。我看见我的哥哥嘉比，缺了上牙，拿着一杯自己买来的啤酒和朋友一起在军团的酒吧门口等待毒贩子的到来。我看见尼格尔捧着一杯茶暖手，指头沾着油画颜料，那件从来不洗的黑色毛衣袖子长及手指关节。我看见母亲在围裙上擦手，她的手总是像血那般鲜红。我看见晃荡着的农场主脚上穿着的马靴。我看见我自己在碎砖瓦砾中捡拾我那洗了又洗的旧内裤和汗衫。
“我们直说吧，我就是个麻烦。”我说，“是那个大阻碍，对不对？”我冷笑了一声。我们接近话题的核心了。
迪奥尼西奥在椅子上动了起来。他坐在易卜拉希玛旁边，门的边上。
“我明确知道的是，这一拨庄稼收割完就没有下一拨了。所有的庄稼她们都不要了。”他现在结结巴巴地说得快了些，“还有橄榄树，也没为她们赚多少钱。她们对土地没什么感情。她们要的是白花花听得见响的钱。”
易卜拉希玛吐了口气。他把头往后靠，我看着天花板上的房梁，发现那里有块霉斑，像一个戴着头巾的印度人。
“那她们说了豪华宾馆的事情……她们会让你穿着燕尾服戴着礼帽戳在那儿是吗？”我出其不意地说。
越线犯规了。只有维塔利笑了。迪奥尼西奥没说话。我不知道现在这个男人的头脑中在想些什么，他在拉斯布莱尼亚耗了一辈子，除了这个庄园，除了那些早起的清晨和营生，他什么都不了解。她们把土地卖了的话，还会承诺给他活儿干吗？
“她们打算付多少钱买我的房子？”
我想都没想地脱口而出。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谈话都是这样开始或结束的。
“我不知道。我好像听到……”迪奥尼西奥犹豫了一下，试图往回退缩，从正要踏入的路上撤退，“我觉得那个搞法律的说了1万欧元。”
我苦笑了一声。我本想用笑来表达讽刺，但是笑声过后留下了苦涩的余味，我害怕工头觉察出来。有人给我布下了包围圈，并不是风包围了我。上尉应该察觉到了我的震颤，它把前爪放在了我的膝盖，嘴凑近了我的脸。
“这点钱她们还是自己拿着吧。”我说。
“这房子值不了那么多钱。”迪奥尼西奥放低了嗓音，我能看见他的指甲因为采摘洋葱而惨不忍睹，现在他不敢看我了，“哈尔东家姐妹说甚至连园子的土地都不属于你。”
我深深吸了口气。土地确实不属于我，但是土地的主人允许我母亲在房子后面种菜吃、偷电用。胡里安先生对很多事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像我对许多我所知道的事那样。但是我不会去反驳她们的，我不是那种耍手段的人。我甚至都不记得文书放在哪个抽屉了。我看见了20年前，当我千疮百孔地从伦敦回来时的自己。从省城到家的最后一段路我是搭便车的，卡车司机见我如此落魄，将我送到了上坡路那里的弯道，虽然这样他得绕好几公里路。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胸前挎着包裹走完了下坡的窄路，我那个样子就像那天被父亲从我们郊区住的房子里赶出去的哥哥。栅栏门和往常一样开着。我走了进去。她没在厨房。我把包放在地上。我觉得透过楼梯的缝隙喊妈妈有点奇怪。我在房子里转了一整圈，终于在牲畜棚旁找到了她，她正在浇那块她种植香料作物的地，冬香薄荷、鼠尾草、香草、墨角兰和罗勒。她穿着做园艺的橡胶雨靴和袜子，背对着我。我上颚疼，说不出话来。我透过栅栏的桩子看着她，想着我们有多久没说过话了。我托雅格瓦姨妈给她带口信，一封信都没给她写过。要是写信的话，谁会打开来读呢？谁会把信读给她听呢？她也不会多么积极地给我回信。我们从不互诉衷肠。当觉察到了我的存在，她转过身来，看了我一眼，然后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继续忙她手里的活儿，仿佛我的肉体变成了透明的。我往回走，进了屋里，穿着来时的衣服躺在床上睡了不知多久，直到她来叫醒我，告诉我她炖了一只鸡。天已经黑了。我们沉默着吃了晚餐。她花了工夫做了杏仁酱佐鸡和一道加了蛋黄碎的汤。我的母亲日夜操劳，她觉得面包可以平息任何苦痛。她粗砺生硬的性格是被饥饿所锻造的，这样的性格最后导致了哥哥的不幸。她没有问我任何问题，她不想知道。那天晚上没问，从来都没问过。但是她很清楚，我来了就不走了。
“可能我把数字搞错了，可能不止1万。”他小声说道，好像话都被他吞进了肚子里，“她们想和你商量一下，你愿意谈的话随时都可以。我跟这件事一点关系也没有。”
“我没想到你会这么做，迪奥尼西奥。”我说。
“我是按照她们的吩咐行事。”
“你觉得这样做体面吗？”我在桌子上打了一拳，震得杯子和刀在盘子上叮叮当当地响了起来。
维塔利又给自己倒了一指深的伏特加。他斜眼看着我。
“先是我们，然后是她。”易卜拉希玛说，我不需要他来维护我，但是他这么说我挺开心的，他继续说道，“虽然我皮肤很黑，但是我的血管里没有一滴奴隶的血液。我比你要自由得多。别人给我什么我都不会去做你现在做的事。威胁人，干得可真漂亮。”
“威胁？我只是来递封信。”
“在我的祖国，这样的人被叫作浑蛋。”维塔利加了一句。
我很惊讶。我还以为维塔利是事不关己的那类人，但是我听到了祖国这个词，无意识地颤抖了起来。
“要是你不喜欢这里的办事方式，那就滚蛋。”工头啐了一口。
过去了极其漫长的3秒，4秒，5秒……一滴水从水龙头里滴下，滴在了水池中，滴在了他们煮饭锅里的水中。
“要是能让时光倒回一点点，倒回3个月，倒回到3月11日，”我停顿了一下，“我真想知道关于这件事地主会怎么想。”
我是无意中说出的这句话。看在胡里安先生的面子上，我不想让他难堪。迪奥尼西奥硕大的身子将椅子向后推，他站了起来，走向门口。一步，两步，三步。突然停了下来，转身，看了看他放在桌上的信封，然后看了看我，再想了想，又转过身去，在出去之前说：
“安赫拉，你做得太过了。”
老人院
现在我确切地知道了：我父亲是自杀的。他也没能摆脱血缘的链条。
神父扶着我的腰，但是我几乎感觉不到他肉体的触碰。我又重读了一遍证书，这次是大声朗读，为了让他听清楚：“姓名：加布里埃尔·马洛托·卢塞纳。死亡时间：约早晨10点。死亡日期：1975年3月14日。地点：巴塞罗那市自身居所。死亡原因：血液循环中止引发的颅内缺血。”
我们从旋转门出去，走在街上。我没有要求，神父就自己走到了我的右侧，我受不了走路时有人走在我的左边。循环中止，颅内缺血。绳子的压迫，或者父亲用来上吊的其他东西的压迫，关闭了他颈静脉或者颈动脉血液的通路。这就是文件想要说的。要是写“上吊”可能还更坦率一些，但是医生、法官和神父把它藏匿在他们厚重冗长的词句后面，用他们的学识为自己的领域筑上铜墙铁壁：医生，肉体；法官，智力及其可能性；神父，灵魂，虽然神父更喜欢说一些给蠢人听的话——瘸子会走路了，死人复活了，这些费解的故事。
“医学也是为你们服务的。”我跟他说，“根本不提自杀二字。那是十恶不赦的原罪。你要一字一句地领会。”
神父左边的嘴角浮现一丝冷笑。
“医生提到了直接导致死亡的原因，但是之前的原因并没有提。”他反驳道，“只要没有谋杀或者其他人的干预，法医就不会仔细查看是自杀还是意外。”他的一只鞋上有一块想洗却没洗干净的泥点，走路的时候我看着他的脚。“我想他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出于尊重，或者是为了死者的家人。有时候能赔一笔保险，你知道的。”
除了埃尔阿楚艾罗的房子，我们什么都没有。
我们继续低着头走路。他提议在一家便宜的餐馆吃午饭，他来请客，还承诺会开他的标致车把我送到老人院那里，雅格瓦姨妈住的老人院。最后一班开往村里的大巴六点半出发，但是他说没问题，说我今天可以留在他的公寓睡，另一个神父不会介意的，说明天一早他会送我回村里，或者把我送到阿尔西纳公司大巴车的车站。我习惯性地接受了他的建议。我总是听别人的。我不饿。我不能好好思考。为什么我的父亲决定自杀？为什么他要选择上吊？这可能是对生者来说最残忍的自杀方式了。绳索、死结、晃荡的尸体，都在指责着自杀这个行为。他当时在想什么？我是他生前最后一个看到他的人，我想。
我们走上了一条我叫不出名字的宽阔马路，路边每隔几米远就种着一棵金合欢树。这个包容的省会城市却让我茫然失措：交通、信号灯的规则、掀开人行道的冲击钻的噪声、农村里所缺乏的铜臭味，人们带着所谓的目标来来去去。这个男人也让我惊慌失措。他说呀，说呀，说呀，说呀，从一大早将我从家里接出来开始就一刻不停地说话，在他那覆满尘土、晒得火热的红色标致205里不停说着。我盯着公路上的标线和挂在后视镜上、随着车子拐弯而摆动的圣克里斯托瓦尔的钥匙环，试图跟上他讲述的线索，但是这对我来说几乎不可能。我的思绪一直飞去了死亡证明那里，跟随着我的直觉，飞往了民事登记处，我将要发现的真相就在那里。车里闻起来有一股餐吧的空气清新剂的味道，杜卡多斯香烟的味道，独身男人的味道。神父谈起《圣经》里的轻生者，参孙、扫罗王和加略人犹大，有的在无花果树上自缢，有的坠崖而亡。《圣经》并不明确地谴责自杀，他说，中世纪那些家庭隐瞒自杀的事情，以避免自杀者的土地被充公。他说着，说着，说着。对他来说自杀是“自由意志的最高表现”这个观点是个伪命题，因为没有比自尽之人更为受困的主体了。是精神科医生向他这样解释的，就是那个来研究乡里自杀事件的相互关联，在圣器室的册子上用铅笔画十字的医生。医生也跟他说了一些动物的行为，搁浅到岸上自杀的鲸鱼，自己吞噬自己的昆虫，他说到一部电视纪录片，讲一头曾经是领头羊的老公羊受了重伤，在觉察到狼群靠近的时候，从卡索尔拉山的巨石上一跃而下。
我害怕，害怕我的血脉。害怕牛虻继续叮着我的太阳穴。“你父亲和你祖父自杀了，那你呢？你还在等什么？”
服务员将我们引向一张靠窗的桌子坐下。他马上送来了面包和餐具，我们没有点就给我们上了一瓶红酒。神父用绣花桌布的一角擦拭蒙上雾气的眼镜，那样子也太随意了些。开车途中，当有机会插嘴的时候，我鼓起勇气问他为什么当了神父。他似乎毫不迟疑地回答：“因为我忍受不了别人吃苦受难。”这就是他当时原原本本说的话。真奇怪。我母亲去世的时候这个男人就在我身边，而现在，在这个私密的时刻，当我最终知晓父亲是自缢的时候，他也陪伴着我，然而我却没能习惯叫他安德烈斯。我还没下定决心越过障碍，虽然那晚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一切发生得如此迅速，就好像是命中注定的一般。在黑暗的谷仓里，我们甚至都没有脱衣服。在楼下的房间里是我死去的母亲和雅格瓦姨妈；楼上是一个孤单的人从我身上满足他笨拙有罪的饥渴。他又来找了我几次，但我都回避了。我不想要他的温柔。他从菜单上选了煨甜菜、金黄肉排，还有布丁作为甜点。我只点了肉，那是给红酒垫肚子用的。我不饿，但是觉得恶心。嘴里有股盐的味道。
“那些用铅笔做的记号也激起了我的好奇心。”他说，“当我联系他的时候，我已经为好几个吊死的人下葬了，我当然也感到讶异。他是一个聪明、有条理的人，那个精神科医生。他还写了一篇关于集体自杀的毕业论文。”
“他给的解释是什么？”
“既不是因为近亲繁殖也不是源自匈牙利人悲伤的特性。这些传言都不是。也不是胡桃木的错，人们说它分泌出的一种化学物质容易让人抑郁。他说自杀的人选择胡桃木是因为它们的树枝足够结实，能够支撑尸体的重量。”
“我也是这么想的。”
“还有孤独，千百年来的孤独。作为科学家，他只相信是因为这些土地被隔绝了。他相信抑郁，相信酒精，相信对死亡的传统理解，认为死亡是如同走到隔壁房间一般自然的通行。当然了，还相信传染。”
“传染？就像病毒那样吗？”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就这么理解吧。精神科医生跟我解释这就像一个代代相传的程序。”
“基因问题。”
“不准确。倒不如说是家庭网络中的一种行为模式。基因也确实能影响抑郁的遗传倾向。”
我回想起我的父亲，他望着生命从窗外流逝，回想起他自从被工厂赶出去以后的那种黏稠的悲伤，回想起母亲的声音：“你今天也不出去找工作吗？”
“精神病专家说那就像是一种习得的行为。在家庭成员或周围环境中有人在深切的痛苦和危机时刻自己结束了生命，这个自杀就留存在了记忆中。”神父放低了嗓音，看向了旁边的桌子，好像正在策划一场自杀，“它变成了一个参照，一个离开的可能。”
我的父亲知道。现在我确信了。父亲肯定知道他的父亲，他真正的父亲是上吊身亡的。悲伤吞噬了他，他死去的先人在召唤他。哈尔东家腐坏的血液。
“这发生在一些特定的家庭中，”神父继续说，“比如说曼家族。托马斯·曼的家庭就被自杀困扰。姨妈们，子女们，兄弟姐妹们，孙子孙女们。这就是一个流行病。”
“是什么烦扰着我的父亲，导致了他的自杀？与嘉比破裂的父子关系？因为将嘉比赶出家门？因为无用的人生？一直追随着他的忧虑？因为他远离故乡？或许是因为他思念山峦了。”我咀嚼着肉排，但是难以下咽。那肉吃起来像木屑。
“或者海明威一家：他用一把双管猎枪打得自己脑浆迸裂；他的父亲早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就开枪自杀了；他的妹妹厄休拉——我指的是那个小说家妹妹——五年以后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然后是他的弟弟莱斯特，得了糖尿病；孙女也一样，她头发金灿灿的，演员玛葛·海明威——她在爷爷35周年忌日的前夜吞下了一罐子的药片。”
海明威和他家亲戚与我有什么关系？还是踏踏实实地回到眼前的事情吧，安德烈斯神父。
“你别扯那么远，我们有哈尔东家的事情要谈。拉斯布莱尼亚的主人，他的父亲和奶奶，那个跳井的。”
我喝了一口酒，酒扎着我的舌头。
“我的父亲，”没有被谈到的人就不存在，尽管如此，我还是提到了他，“应该是带着拉斯布莱尼亚家腐坏的种子。”
安德烈斯没说话，他已经将菜吃得干干净净了。餐具发出的声响、电视的嗡嗡声和厨房里嘈杂的声音越发密集了起来。这个昏昏欲睡的城市中的公务员、办事员和退休人员。神父透过眼镜盯着我：
“你曾经想过吗？你脑海中曾经冒出过自杀的念头吗？”他直截了当地问。
我怎么跟他解释我曾经就是个灾难呢？
有一次我差点就不小心自杀了。难道我在无意识地追寻死亡吗？在离开尼格尔前不久，工作室的窒息和那里发生的事让我回到了巴尔汉姆区和莎丽同住的家里。我们在一个地下赌场喝了啤酒和威士忌，等着莎丽的毒贩子，但是他没出现。我们转了几圈，打听了一下。最后在一条小巷子里从两个从未见过的黑人那里买了两克可卡因。我们的计划是在家吸完，然后出去跳舞。莎丽在恐怖海峡乐队的碟片上摆了满满两道粉，卷了一张10英镑的钞票，“金钱无用，姑娘免费”。她先吸了一条。我等了多久以后也跟着吸上了？20秒，32秒，45秒还是1分钟？我总是想要去相信，是她没来得及提醒我，告诉我他们骗了我们，告诉我我们吸的是白粉而不是可卡因。她试过海洛因，她熟悉那种口渴和上颚灼烧的感觉。莎丽就是匹强壮的母马，这对她来说没有太多影响。后来的事情我只记得些破碎的镜片，每一个碎片都反射着一张鬼脸：莎丽打我的耳光，安吉，安吉，安吉；莎丽晃动着我的身体，让我不要睡着，因为一旦向困意投降，失去意识，我就会停止呼吸和心跳；房东惊恐的脸；呕吐物，马桶；急救医生的胡子，针筒。他给我注射进去的东西，不管他想注射的是什么，好几年来在我胳膊肘的褶皱处都还留有印记，那是死亡留下的蓝色轻啄。一个警告。
“谁还没想过自杀呢？”我试图装出讽刺的样子，因为我不想谈论那些事，“不管怎样，我肯定会难以决定自杀的方式。我不信任化学的东西。”
未遂的自杀有些可悲。
我想抽烟了。我给神父做了个手势，我们走出了饭店。
“有时我会害怕。”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从我嘴里冒了出来。
“害怕什么？害怕自杀吗？”
“我被死亡包围了。我怕下水道的口子将我吞噬。”
神父拿出烟盒，递给我一支烟。他双手护着火苗给我点火，好像有风似的。我们把屁股靠在一个窗台上。
“你是因为你父亲才这么说的吗？”
“因为我的父亲，因为所有的事，尽管我哥哥嘉比的事不应该算进去。那是一个意外。”我抬起头看天，已经过去了很久很久，但我还是难以将事实用语言表达出来，“吸毒过量。过纯的海洛因。那时有一批几乎是百分百纯度的海洛因到了我们这片街区。”
他专心听着我讲话。神职并没有剥夺他的男性特质：他张开的颌骨，放松的姿势，从鼻孔吐烟的方式。
“我害怕是因为我身边的男人们都自杀了。”我现在已经不假思索，干脆利落地和盘托出。
“你身边的男人们？”
“我刚刚发现我父亲是自杀的，我男朋友也是自杀的，他是我最爱的男人。”我该怎么向他解释我和尼格尔的关系？是爱吗？那是我认为最接近爱的一次了，尽管我不得不逃离。
神父抓住我的手，握紧了它。我很快抽了出来。你别误会了，神父。我扔掉烟头，直起身子，回到了我们的桌子上。安德烈斯急匆匆地迈着小步跟上我，像猎兔犬冷的时候那样。我喝了一口酒，说：
“我男朋友没上吊。他投河了。我们一直没搞清楚他是从钟楼的桥上还是从防洪墙上跳下去的。没有证人，他们是这么说的。泰晤士河的警察在码头的位置发现了他的尸体仰面浮着。他用胶带绑住了自己的脚踝。”
“你觉得愧疚吗？”神父双臂交叉支撑在桌上，身体前倾，“你不用觉得愧疚。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
“我不是他自杀的原因。我们在这之前六个月就分开了，当时我已经不和他住在一起了。”我深深吸了口气，脉搏加速了跳动，就好像松节油的蒸汽又重新灌满了我的双肺。
不，我没有错，但是保尔、尼格尔的妹妹和我都没有发现工作室里的惊慌。是一个警察指出了一张一直在警示着我们的图片，那是贴在柜门上的一幅作品的图像，一张小图片，比明信片要大一些，暗自隐匿在一片混乱之后，无声地尖叫：那是乔托的画作，一个名为《绝望》的隐喻，画中的女人身着佛罗伦萨式长袍上吊自杀，她紧握双拳，而恶魔在她咽气时前来带走她的灵魂。画作最令人惊异的地方就是那块悬挂着尸体的布条，让人无法将目光从绳结处挪开。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三个人、他的朋友中没有任何一人注意过它。
服务员端着咖啡过来了。他像看着一对偷欢的情侣般看着我们。我颧骨上已经变黄的瘀青应该补足了他的猜想。
“你为什么要帮我，安德烈斯？”
我的问题让他无措。现在是他避开了目光，望向窗外，佯装观察着午后半空的街道上来往的人。他假装向外望，其实在向内审视自己的心。最后他说：
“我想，给别人以希望是我的职责。”
再见，再会了，是的，当然，我会找到你家的地址，你别苦恼了。我坐在养老院门对面的长凳上卷了一支烟。我抽着烟等待。或者是相反的，我等待着抽烟。抽烟和等待总是最佳搭配，而我一生都在等待。绘画也是一种等待。“油画总是在等着晾干，可能300年过去了还在等待晾干。”那是尼格尔的原话。神父没有问我其他问题，我也没有给他更多解释。我在进去之前抽烟、等待是为了能处于我想到达的确切位置，来到我11岁那年父亲上吊自杀的3月的那天。
我穿过那块充当花园的土地，那里种着一片绣球花，一棵老橄榄树，在花园中间有一个可笑的秋千。虽然老人们都在睡午觉，但是前台的那个男人、那些拉丁女护工和我在走廊里碰到的护士都让我进了房间，因为他们在我上次来要钱时就认识我了。她们两个就在那里，在昏暗中睡着。雅格瓦姨妈被安排和一位耄耋老人同住，因为穷人甚至连死的时候都无需隐私。我在一张访客用的扶手椅上坐下等待，但是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足够的耐心。我听着雅格瓦的呼吸声，精疲力竭地拉风箱的声音。在她记忆的空缺处有些什么鬼东西？她记起过去比记起早上吃什么都清楚。她为什么不敢告诉我父亲是自杀的？难道她把我当傻子吗？这里闻起来已经有一股瘴气了，一股将至之事的味道，那是一种和从前不一样的酸味，那时的酸味是不一样的，我的母亲闻起来是一股消毒水和酸饼干的混合味道。在这里，死神已经在静候他的猎物了。很容易就能提前完成任务，只要用枕头压住她的脸就行了。
我拉下百叶窗的拉绳，随着一阵有力的声响，百叶窗打开了，房间溢满了黄色的光线。另一个老人的床离窗户更近，她睁大了眼睛看着我。她的眼神冷峻，那个老太婆。老年人又变回如孩童般自私。雅格瓦也醒了，她从远处望着我，好像凭直觉猜到了我为何而来。我站了起来。我受不了坐得靠床那么近。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真相？”
雅格瓦沉默不语。她比上一次更瘦了。死亡会削尖面部的线条，尤其是颧骨和鼻翼。他是耐心的陶艺师。
“我父亲自杀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女孩，所以当时你们不能告诉我，这我理解。但是现在都过去多少年了，雅格瓦？”
她继续缄默不语。她不明白，在她吐出真话前我是不会走的。我把椅子拖到床沿，椅子在瓷砖上划过的声音让我兴奋。我知道她的脑子还记得那个3月周五下午的每一分钟，我会榨干它们的。我坐了下来，跷起二郎腿。我会等待的。
“你在说什么？”她低声说道。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父亲是自杀的？”
她不说话，闭上了眼睛，瘦骨嶙峋的手抹了抹脸。
“为什么你现在想知道发生了什么、没发生什么？”
“别逼我对你不客气！”我不知不觉地喊了起来。我不在乎有人听见，也不在乎他们会不会来干涉。他们赶不走我。
说吧，老太婆，快说。来找你的是头山间的母狼。她为什么要同情你？
“这么久以来你一直在骗我。”
“是你的母亲让我发誓的，安赫拉。”她现在气若游丝，“她怕你。”
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实际上只在乎哥哥的死。
“你的表妹死了多少年了？5年了。”我抬高了声音继续说，“从那时起到现在，难道你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告诉我真相吗？”我瞥了一眼旁边的老太婆，她的神情有些呆滞，但是能够感觉到变化。
说吧，雅格瓦，说吧。我想知道一切，甚至最琐碎的细节。我聆听着。老太婆很肯定地推断我的父亲应该是在我去学校两三个小时后自杀的，当时他一个人在公寓里。他们发现父亲用剪刀将饭厅的窗帘绳剪了下来，我们一般都将窗帘拉开，因为我们喜欢在家看着人们在陡峭的街道上坡下坡。他应该是慢慢地走向了厨房，将液化气的罐子扶正——我母亲为了不浪费罐子里的每一滴液体，将它躺倒放着——然后走向了窗户。我猜他站在罐子上，把尼龙绳绑在上面的插销环里。他把罐子固定好，然后花了点时间在绳子的另一端打了个活结，把绳子套在脖子上，准备好了以后，他将罐子一脚踢翻。他应该在离地一个半手掌的地方蹬腿踢了一会儿，那个高度足够了，直到绳子的压迫中断了大脑的供氧。为什么？他脑中在想着什么？他想起了他的父亲和他的血统吗？最后一刻他在想着什么？他想回到山间吗？是哪一桩失败绊倒了他？
“大概3点钟的样子，你母亲干完活回来就看见他吊在窗子上，然后就马上来找我了。那太可怕了。”雅格瓦吸了口气，瞥眼看了看她的同屋，“她感觉很奇怪，经过加利西亚人的酒吧时没看到他坐着。”
他穿着一件周日穿的白色衬衫。我父亲是穿着上街的衣服自杀的。也许他本来想要去酒吧，但是在最后一分钟忍住没去，又去忙他自己的事了：绳子和打结的事。又或许他去酒吧喝了最后一口酒后才回来的。
“这件事谁知情？”
“只有你的母亲、我和马特乌先生，其他没人知道。”现在雅格瓦不设防地看着我的眼睛，“我们都没有告诉帕戈，以防他说漏嘴。当他从工厂回来的时候，消防队员和救护车已经带走尸体好几个小时了。”
“那嘉比呢？”
“我们也没告诉你哥哥。”
在马特乌先生家住的三个夜晚，我记得自己从窗户探身到天井里的缝隙处，想看看是否能瞥见我家厨房有人活动的痕迹，亮着的灯光、晾着的裤子、我母亲红彤彤的手。
一个护工推着一辆轮椅进来了。她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好像在说：“呦，真不错呀，雅格瓦，有人来看我们了。”我和女孩一起将她扶起身，让她在这个笨重的家伙上坐好，出了房间，走到白色的走廊上，白得让人觉得疼痛的走廊。吃点心的时间到了。我在她们后面走向餐厅。女孩给我们安排了一张离其他人有些距离的桌子。住在这儿的老人看着我们，尤其盯着我看。一个长着娃娃脸的老人张着嘴，目光追随着我的一举一动。从餐厅尽头的门里漏出一些厨房器皿的声音，一股汤和煮蔬菜的味道。还没给他们吃下午的点心，他们就已经在准备晚餐了。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让别人把我关在这里，但是我想，我无节制的生活不会允许我活到那个年纪。我也不想活到那个年纪。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女人推着车分发酸奶、蛋奶冻和马鞭草薄荷茶。雅格瓦要了一杯牛奶和两块玛丽亚饼干。那个女的问我想不想吃什么，我摇头。我不想吃这种垃圾。我倒是想喝酒，但是这儿不给他们喝红酒，而是用药催眠他们。在慵懒的宁静中只听见老人用勺子吃东西发出的声音。雅格瓦嚼得很慢。我想走了，我想尽快离开这里。
我陪她走过走廊，一直走到她的房间，我接受了她为抚慰我的痛苦而给的20欧元，我扶她在床上躺好，敷衍地吻了她一下。当我走到门后准备告别的时候，她看着一扇高高的窗子在地砖上投出的三角形光影，说：
“不要去想那些事情，孩子。它们就像疥疮一样防不胜防。”
边界线上的杏树
天亮了。我拿起篮子和装着果皮的桶，走向鸡圈。天空在等待太阳出现，刚升起的太阳像一只即将破碎的薄玻璃杯般澄澈透明。自从胡里安死了以后，生活、日子飞速流逝，不知不觉中，夏天就悄然而至。布鲁托在棚屋的门槛那儿缩成一团，睁着一只眼睛看着我走过，对它来说时间还早呢。有一只金毛的母鸡正在孵蛋，它没出窝打探。要是我能给它弄点玉米就好了……它已经好几天离群索居，傻乎乎的，只起来吃点东西，然后马上回窝里用它的热度去保护鸡蛋。公鸡近距离地守护着它，这样母鸡就可以尽量不挪身子，它也会用喙猛啄人，保护自己的领地不被我和其他母鸡侵占。它甚至和我正面交锋。天性使然，公鸡更喜欢鸡冠挺括的漂亮小母鸡，但当小鸡破壳而出的时候，哪怕是一只丑陋的小鸡，它也会舍弃自己的高傲自大来保护它，延续鸡圈里的生命。它变得更加暴力。它耀武扬威，朝我竖起了脖子上的红毛。别激动，爱挑事儿的，我还是这里的主人。唯一敢挑战它的是一只黑毛母鸡，它一整天都在围墙和金合欢树的树枝上，那是它被剪过的翅膀允许它飞到的最高处。它已经不受别人欺负了。它和别的鸡保持距离，它们在它下来啄食的时候对它毕恭毕敬。它在等着老死的那一天，也确实拥有不死在锅里的资格。它已经不下蛋了。自从去年秋天开始就没下过一个蛋，我也从未见它孵过蛋。黑毛鸡从来没有做母亲的天性。就像我一样。我不知道自己算得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自己已经快两年没来月经了。
我挎着篮子进了屋，里面装着11只仍旧温热的鸡蛋。从门厅那里就闻到了易卜拉希玛做的咖啡的香味。他坐在桌边的长凳上，对着窗户，手中拿着一个冒着热气的杯子，指间是今日的第一根大麻烟。他在院子的围墙和水箱之间种了五棵大麻，在那里它们不会被风刮到，也能躲过从村里来的路人的目光。我不介意他抽大麻，胡里安先生也不介意，他说。他和我道了声早，我也回了一句。是的，他想吃早餐。煎蛋，当然了。两个更好。我也想吃。我把锅放在炉子上加热，开大了点煤气。火焰的橙色和它蓝色的心脏让我着迷。我切了面包，将咖啡壶里剩下的咖啡倒进杯子里。从纱窗和藤架上的叶间露出了一方晴朗的天空。油噼啪作响，我在盘沿上敲破蛋壳。这个蛋中带着胚点，那是蛋黄中一个血点。恶心，我从未觉得如此恶心。我趁易卜拉没看见，将它倒进了下水道。
我们在静默中吃早餐。易卜拉希玛细嚼慢咽，而我则快速吃着。贪吃的老上尉继续摇着尾巴，期待我们扔点什么给它，谁给的东西它都要。年龄并没有抹去它这个狗杂种贪吃的本性。
“你吃完以后，我们就开始移栽，给番茄搭架。我们已经推迟了好久。”
“今天不行。”易卜拉希玛说，“皮草匠9点在沼泽地的房子里等我。”
“干什么去？”
“干点零活。他想让我帮他清洁水箱的水垢。”
我很开心有人能帮衬点家里。人们把他们两个，阿尔卡里奥和他的寡妇妹妹叫作皮草匠。我不太喜欢他，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但是除了我那点微薄的补助外家里还有进账，我倒是挺欣慰的。一点零头。只是保证不被排除在社会之外的最低收入。他们是这么说的。
“我想应该要做个两三天。”
“多少钱？”我问。
“40欧元工钱，外加午饭。”
“真是圣母显灵，兄弟。”
他问我是否还需要咖啡。我说要。我自己一个人开始弄番茄，弄到哪儿算哪儿。杆子我已经准备好了，地翻好了，地垄也犁好了。易卜拉希玛坐在厨房的石凳上，在我身后絮絮叨叨地说着。有时，纯粹的存在可能已经接近它字面上的意思了。自从乌克兰人走了以后，我们依据自己的方式重建了我们的生活，时间随着太阳的节奏流逝，家里要做的事情不用说就自觉分好了。我烧饭，他洗碗。他浇水，我管鸡棚。除杂草是他的活儿——四处疯长的喇叭花、花坛和那几棵果树。园子里的活儿我们对半分。共处关系并不紧张，但是自从周日送别维塔利后，我们之间的信任已经逐渐减少，变成了仅在有限的谈话里谈论紧要的事情，好似一切话都已说完，或者难堪在我们之间设了一层面纱。我没告诉他我发现父亲和老爷一样是自杀的事情。我不想他来打探。我试图不去想它，也不去理会头脑中翻滚的牛虻。我也不去想房子的事情。易卜拉希玛看见我烧了迪奥尼西奥带来的那个该死的信封，我都没有打开它，我们两个都再没提起过这件事。又是一天，墙上日历的又一个缺口。我接连好几天都想问他又怕冒犯他，所以没问：他在这里跟我在一起做什么？在这座破旧的老房子里，除了看着菜豆生长和等待着下雨，没有其他的未来。对我来说这样就挺好的。也许我太早、太年轻时就在这里尘埃落定了，但是那时我觉得自己已经活够了。那就是幸福，或者说接近幸福。我已经经历了我应该经历的，活了两辈子应该活的，但是，他呢？他在等什么？
他拿着咖啡回到了桌边，打开罐子，加了满满三勺糖。他的手用小勺有力地搅拌着。他还那么年轻，本可以调整航向，一路远离村庄和这些越来越空旷干枯的田地。我努力试着去理解，但还是不懂他为什么要逃离非洲，不明白从卡萨芒斯到圣克鲁斯德特内里费那10天的航行有什么意义，那张牙舞爪想要吞噬驳船的海浪，自己尿液的味道，到达半岛时的一跃，外国人收留中心的拘禁，田间的疲乏辛苦，屠宰场的劳作、争吵，被山峦伤害后的逃离。为了什么呢？为了和我一起被埋葬在这里？他非洲的春天留在了哪里？他的雨季呢？他的天巴鼓和非洲鼓在哪里？他和我说起的蝙蝠，那些在第一滴雨水落下时飞向紫色天空的蝙蝠呢？还有他那刚出生就被奶奶埋在猴面包树下的脐带，就在家的后面，这样他就永远能找到回家的路。他是来找寻什么梦想呢？易卜拉有他的害怕，有时他的恐惧很现实。从本质上来说，我对他一无所知。
“你走之前帮我给狗剃一下毛。”我求他帮忙，“等会儿我给你准备些鸡蛋，带到寡妇那里去。”
上尉刚来时浑身疼痛，它以前流浪街头，身上爬满了跳蚤。现在它已经不像开始那样抗拒洗澡了。在葡萄藤下的水池里也表现得很温驯。它不抗拒我用手捧起干净的水浇在它身上。易卜拉希玛抓住它微笑着。先是爪子，小心点，用剪刀剪。然后是背上的毛发，用理毛器剃。就这样别动，很好。它知道热浪就要袭来，任由我们剃毛。
本来在无花果树下无精打采地打着盹的猎兔犬突然跳了起来，冲向了栅栏门，将鼻子从栅栏间的缝隙伸出去，门对它来说太重了。它用前爪挠着铁栏杆，急切地想要出去。你怎么了，布鲁托？上尉从易卜拉希玛手中逃脱，露出犬牙朝我们吠叫。它甩了甩身上的水，纵身一跃，顶着一身剃了一半的毛发去找猎兔犬。易卜拉和我交换了下眼神，没有说话就全明白了：有人到那儿去了。易卜拉一拉开铁门，两条狗如离弦之箭般冲向了田野，上尉顶着它稻草人般参差不齐的毛发跑了出去。与其说它们是循着气味而去，倒不如说是跟着声音。易卜拉跟在它们后面出去了。我以最快的速度穿上了我母亲曾经用来在园子里干活的橡胶雨鞋，试着追上他们。现在可以了，我现在可以辨别出远处金属粗暴的轰鸣声，狗正是冲着那声音去的。空气中弥漫着柴油的气味，这种味道粘上了我的上颚，刺激着我的神经。乱蓬蓬的燕麦秆儿在路上朝我戳来。布鲁托和上尉已经小跑到了荒地的中间，它们的叫声如同干麦秸一般在空气中炸裂。我跑啊，跑啊，跑。我已不再年轻，但是我的腿还好，我的肌肉和筋骨因为长时间走路都还很结实。雨靴在土块上打滑。一根刺菜蓟的刺刺穿了我的袜子，或许是一簇庄稼茬，在上一次收割的时候被留在了那里，我已经记不清了。我没有停下来，继续勉力跛行着。易卜拉希玛和两条狗已经快到达边界线了。我透不过气来，呼吸困难。我的肺感到疼痛，是因为走累了，但更是因为愤怒，因为我望见在300米远的地方，有人在砍畦田中的树，我的杏树，那些将我们的土地和哈尔东家土地分开的树。现在操作电锯的那个男人正在用链条拴住剩下的树桩，以便拖拉机能将它连根拔起，就像拔掉一头巨兽的牙齿一样。发生什么了？为什么？机器点头般地颤动着，因为树根拒绝松开它抓住土壤的手指。发动机咆哮着。然后，我差点摔倒了。我认出是迪奥尼西奥在开拖拉机，也认出了拴链条的男人是塞巴斯蒂安·马格尼亚，修车铺老板。我弯腰抓起手边能找到的任何一块石头，用力扔了过去，却只在铁皮上敲出了可笑的声响。
“你们在干什么？王八蛋！”
我吼得嗓子发疼，但是他们几乎没有听见我的声音。易卜拉希玛埋伏在我身后。上尉站在我和拖拉机中间，好似在保护我，它没有离轮子太近。而布鲁托在砍下的树枝叶片和马格尼亚的双腿之间绝望地绕着圈子。马格尼亚一动不动地站着，电锯在地上，锯齿朝向天空。空气中有股焦油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