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允许你们这么干的？”
工头关掉了开关，发动机随着一阵如雷般的震颤停了下来。他甚至都懒得看我，双手握着方向盘，目光迷失在虚空处。
“王八蛋！”这次我没有喊。
“不至于这么说人家。”我听到马格尼亚走近我们说道。
“你闭上你的嘴，马格尼亚，和你没关系。你的忠心可真不值钱！”
他不再说话了。将目光挪开，盯着自己落满灰的鞋尖看。布鲁托用嘴在他的脚和翻过的土地间拱着。上尉没有离开我。迪奥尼西奥疲惫地从拖拉机上下来，在踏脚板上无精打采地笨拙一跳。他穿着长及膝盖的雨靴，那是他施肥时穿的靴子。我想朝他扑过去，但是易卜拉希玛从后面抓住我的腰，把我拉向他那里。我用力挣扎着。他在我耳边说，安吉，冷静，安吉。他叫着我的名字，让我安静了下来。我闻到了他身上新鲜的动物皮革的味道。他注意到我的呼吸缓了下来，于是慢慢地松手，最后放开了我。我三步并作两步地走到了工头面前，闻到他嘴里有烧酒的味道。
“你非得掺和进来，做出这么丢人的事儿来！你可真没种，我说得没错吧？”
我抓住他衬衫的领子，一颗扣子崩开了，我松开手，双拳打在他的胸口，他眯着眼，抓住了我的手腕，没花太多力气就制服了我。上尉朝他扑了过去。
“安静，上尉，安静。”我试着让他平静下来，“老爷会怎么说？要是胡里安看见你在做什么，他会怎么说？”
他直视着我，在我的眼中反复翻检。锁眼形状的斑点发着光颤抖着。他的虹膜和我父亲的一样，是一种脏兮兮的蓝色。他知道我在想什么。我想象着他们两个，他和农场主，在马厩中交媾，胡里安抓着食槽，迪奥尼西奥迷失在一次次的撞击中。他知道我知道。
“我在三个礼拜前的周日就把信带给了你，到现在你都没有给她们答复。”
迪奥尼西奥从工作裤的口袋里掏出一块手绢，他擦了擦脸、肥厚的下巴和嘴角。
“她们在盼着什么？想让我带着鲜花和一篮李子上门拜访吗？她们想把我赶到垃圾堆里去，但是我发誓，她们等不到这一天。要去粪坑的话我自己会去，而且是我想去的时候去。”
“我只是履行哈尔东姐妹和律师给我的任务。”迪奥尼西奥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这块地已经不是你的了，安赫拉。”
“难道你没发现吗，迪奥尼西奥？”我真想一巴掌把他扇醒，“她们现在是在利用你做脏活，以后当她们不再需要你的时候，就会一脚把你蹬了。”
工头疑惑地看着我。他在庄园里操劳了半生，脑中已容不下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了，甚至连想都想不出来。胡里安死后，他寻不到方向。可怜的不幸之人，他不知道我发现了别人没有发现的事情。
“难道老爷给你留了什么遗产吗？”
一语中的。我知道这是在羞辱他。
工头用粗大的手打了我一巴掌，在我左边的脸颊打出了印子，正当我要还手的时候，易卜拉希玛拉住了我的毛衣，把我拉向他，用力地用双手圈住了我。
“你是个懦夫，迪奥尼西奥！放开我，易卜拉！”
“冷静，冷静。”易卜拉在我耳边温柔而坚定地说。
狗挡在我前面。它们不停地叫着，没有太靠近迪奥尼西奥，做好了保护我的准备。
“都别太激动了。”马格尼亚站在狗和工头间调停，“但是，安赫拉，咱们讲道理，这些树都已经干了。天知道它们有多久没结杏仁了。”
“谁都不该碰它们！”我喊道，“没有任何人可以碰！不管多久以后都不行！胡里安先生一直都照老规矩办事。”别哭，安吉，咽一下口水，但是别哭。“我除了这个房子，什么都没有了。”
易卜拉希玛拉着我朝后走，让我靠在他身上。两步，三步，四步。我照做了，但是仍看着迪奥尼西奥。
“你们想怎样就怎样吧，但砍下的柴是我的。”我说的时候已经不带愤怒了。
我们互相搂着对方的腰回到了家，狗不安地在我们身边转来转去。或者不如说是易卜拉希玛搀着踉踉跄跄的我回到了这块曾经属于我们的颓败的土地。太阳已经升起，马上就会将我们烤焦。
那一天剩下的时光是在安静中度过的，我们来来回回地到分界处用绳子拖来砍下的树，先是树干，然后是树根。易卜拉希玛没去沼泽地那边的房子，他说他会找个借口明天再去。我的手掌因为用力而灼烧般地疼痛。我们给西红柿播完种子后就得锯木头了。凉棚里放不下所有的柴，我们不得不把剩下的树干堆到后墙。杏树的柴火会烧得很旺，愤怒地燃烧。星期五我会去查诺的仓库问他要一个装磷酸盐的空袋子来盖住这些木头，以防万一，虽然我已经不记得有多少个星期没下雨了。
易卜拉希玛热了一盘汤面，我听见他喝汤的声音，就在我身后。我不饿，我的嘴向我讨酒喝。我倒了一大杯酒，坐在熄灭的火炉旁的矮椅子上，那个扶手椅的靠背是我母亲用皮绳编织成的。神父的书就放在膝盖上，但是我没心情读。我没法集中精神。我们都还没谈论发生的事情，因为某种奇怪的原因，易卜拉好像比我受到了更大的惊吓。现在他站了起来。我听到背后水流冲刷空盘子的声音。我关上水龙头。他走到炉子旁边，坐在我身边的红色石砖地上。不知道过了几秒钟，我听见他低声说，几乎是在喃喃自语：
“我们离开这儿吧，安吉。”
肉体与黑暗
“我明天得再去一次沼泽地那边的房子。蓄水池还没弄好。”易卜拉希玛跟我说，“我一整天都忙着把公鸡和母鸡分开，忙着打扫仓库，恶心得一塌糊涂。”
“我能想象出来。”我是在没话找话。我一点也不想听他讲关于羽毛、血和屎的事。
“一只母鸡的眼睛被挖出来了，另一只没了半个头。我们把它们杀了。”
“嗯。好多年前发生过一样的事情。”
那是我到后没多久。母亲和我去沼泽地那里帮皮草匠收拾烂摊子。天气闷得让人受不了，大部分的鹌鹑们都相互啄死了，尤其是那些公的弄死了那些母的：直接啄断了脖子，往头上啄。村里没有人能解释得通。有人说这些鸟是因为空间太小而发疯的，因为太多公鸟被关在一个棚子里了，因为缺乏食物或者不知道什么维生素。我只知道太阳碎片般地落下，预感到这会是一个更糟糕的夏天。今天太热了，甚至连狗都躁动不安了。
易卜拉希玛坐在我的左边，坐在桌边，就像往常一样，安静地咀嚼着。现在只听见液化气罐的嗡嗡声和沉醉的蛾子在旁边盘旋飞舞的扇动声，蛾子绕着圈子一次比一次更接近灯光。它们无法抗拒诱惑。在历经几百万年的进化后，黑夜中的一点光亮对它们来说仍是违反自然的一种神秘。它们不懂，所以埋头扑向光明。
“在我们国家，夏天的晚上飞蛾如此接近烛火，最后在火焰中燃烧。我奶奶说那是痛苦的灵魂。”
“差不多就像我们两个。”
我们笑了起来，但是笑得很勉强，很疲惫：三天前我们就被断电了。三天三夜，三个晚上我们都在煤气灯下吃一样的东西，排骨。午饭吃肉，晚饭还是肉，从早到晚，就像山上的狼一般。我们要赶在冷冻柜里的肉坏掉之前吃完它，那本来是为寒冷的冬天准备的。我们是前天晚上发现断电的，当时我正准备做晚餐，按了开关，厨房的灯没亮。我爬上桌子，扭下灯泡，没坏，灯泡没问题。易卜拉希玛检查了下房间，都没电了。进门的探照灯也不亮了。我们走到了变压器那里，从园子的后墙走到那里大概有三百米，一眼就看见了一架宽宽的梯子靠在砖墙上，那是用来采油橄榄的梯子，挺奇怪的。他们为什么把它放在那里？来威慑我们，我想，来嘲笑我们。是易卜拉发现一根从开关接到地上的电线被割断了。他们是刚刚割的，还是晚上弄的？他们是怎么做到不被我发现的？我不记得那天出过门。“他们把我们围困住了。”易卜拉说。我们沉默着往家走，夜色已经降临，煤气灯照着我们的路，蟋蟀在炽热的土地上鸣叫。
肯定有人到哈尔东姐妹那里告状说我们在偷电，肯定有人帮她们剪了电线。我猜是双胞胎姐妹俩和她们身边的人，但是我也不太确定。我已经不知道村子里谁是谁了，也不知道谁是谁的人。房子多年来都连着拉斯布莱尼亚的变压器，但我们不偷庄园的电，偷的是电力公司的电。马格尼亚骗我母亲的时候就是这样说的。
“你要来一片哈密瓜吗？”
“不了，谢谢。我晚上不喜欢吃哈密瓜。”
易卜拉希玛起身走向了后厨，因为那里背阴，是家里最阴凉的角落，所以一直被用作储藏室。我们从空房间里搬下来一张火炉桌用作餐橱，放在窗洞下靠墙的位置。我把冷冻柜里所有的肉都塞进了一个和面的木槽里，猪肋骨、几根香肠、一整只兔子，上面罩着一片纱窗布，以防蚊虫侵扰。今天晚上一丝风都没有。
他们在试探我，哈尔东家两姐妹和她们的同伙，但是他们想不到我可以在黑暗中生活，一直到几乎老死为止。黑人也似乎不怎么在意，虽然他大麻抽得更凶了，蜷缩着，就像一只哑蜗牛。白天我们跟随着太阳的节奏，在日出前醒来，收拾房子，一直到利用完最后一丝日光，手洗衣物，照管母鸡，干夏天园子里干不完的活。吸水泵用不了了，我用水桶、绳子和滑轮精疲力竭地浇灌园子。我不发牢骚。在我们之前多少世纪以来人们都是这么过来的。收割的季节，在院子里望着星空的夏夜，橄榄树，1月熊熊燃烧的篝火，人们都早早入眠然后又重新开始。那个夜晚，我们坐在桌边吃完饭，时间变得更缓慢深沉。在台灯的光束后，我们的手和盘子后，是雾气。我想象着我的先人在这里，围着这张胡桃木桌子，就着油灯的光线低声交谈着，簌簌低语着，如同草生长的声音。他们在谈论什么？我们这些穷人聊些什么？艾梅特利亚曾经像抱自己的孩子一样抱过我的父亲吗？我听见所有已逝之人一起回答：“现在怎样，以前就是怎样，一直都未改变。”我可以这么活着，但是我知道冬天白天会变短，我会继续思念广播里的音乐。查诺仓库里充的电池电量消耗得很快。伴着如此昏暗的煤气灯读书，我的眼睛很累。我可以这么生活，但我必须得做点什么。
我要去睡了，到床上去继续思索。我和易卜拉道了晚安，他也回我一句晚安。你别忘了关煤气灯。好的。我点了一根蜡烛，上楼回了房间，在楼梯的墙上投射出一个巨大的影子。
我睁开了眼睛。早晨的日光已经照进了房间。比通常要晚。我时睡时醒，但是我知道这不是一个梦：昨晚易卜拉希玛溜上了我的床。他应该是摸索着穿越了黑暗，确信自己能辨认方向。他避开了镜柜，又绕过了五斗橱的抽屉。我习惯将门虚掩着，虽然我像蚂蚁般惊醒，但是直到他拉过床单我才发现他进来了。他滑到床单下，贴近我的后背，手开始在我的肚皮上摸索，起初是犹豫的试探。我本可以反抗，本可以把他踢下床。我知道要是我不愿意的话他会听我的，但是我任由他做了他想做的。他坚定地抚摸我的乳头，谋求我的回应。他的手指、他的舌头、他的肌肉、他身体的热度都是来为我效劳的，他放慢了速度，以让我知道这一点。肉体是知晓的，有记忆的。他抚摸我，坚定地吮吸我，好像生命都汇集在下面那里，直到我完全放松，因为我的头脑一直保持着警觉，就像即将射出离弦的箭的弓弩一样紧绷。满足了我以后他才进入，但是无柔情蜜意，只是机械地进犯着，越来越快，以尽早释放。结束了以后，他发出了一声像是快慰，又像是绝望的低吼。他用他的上衣为我擦拭，随后马上回了我母亲的房间。无需我请他离开。
我的阴道疼痛着。我摸了一下，那里是湿的。是血。不知道停经了多久以后，我又来了月经。我体内的雌性特征又显露了出来。真违背常理。年轻时，月事是一种日常烦扰，偶因推迟而产生不安，现在却是一种呐喊，是生物对于时间的小小胜利，是从虚无手中夺来的一刻。我起身，在五斗橱的抽屉里翻了又翻。我家里已经没有卫生巾了，最接近卫生棉条的东西就是萨拉斯可达猎枪12号口径的子弹了。我拿起一块手帕，把它叠成长方形放在内裤里。我回到床上。糟糕，床单也被我弄脏了。白色床单上红色的印记，活着的颜色，生命流动的颜色。
一天下午，我轮到了酒吧的白班，回家比往常早了些。我大声喊他的名字。尼格尔不在工作室。我以为他出去散步了。我进房间换衣服，发现我床单上有经血的污渍，在我自认为是我的床上，我们的圣殿里，另一个阴道流出血液。那时我便知道我们结束了，我就在那里给他写了一封长信，放在血渍上。我收拾了我的东西，那些我想要的东西，把它们塞进两个运动包里，去酒吧等莎丽下班。那时直觉还没有告诉我即将发生的事情，告诉我要回工作室，要去偷堆在画室桌上那些册子的其中一本。我现在仍保留着这本册子。
我再一次打开了五斗柜的抽屉。它就在这里。一本硬壳封面的厚本子，封面上有杯底留下的一圈圈印子，上面用红色墨水写着“肉体和骨骼”，肉体和骨头。尼格尔将肉体和肉欲区分开来。我坐在床边，点燃了蜡烛，翻阅着那些老旧的草稿，那些自诩博学的关于色彩的评论：“蓝色源自黑色，给人以冷峻的感觉，正如阴影给人的联想。蓝色总是缺点什么东西。而海绿色则精美绝伦。”这个本子我已经读了成百上千遍了。通过这本册子，我将痛苦和爱都揉碎来审视，直到感到恶心。尼格尔的搜寻。他的语句。“你的皮肤闪烁着粉红色的光泽。”他说锦葵色和浅玫瑰色能让我的皮肤呈现出一种特殊的光泽。虽然那不是日记，但是本子里的一些笔记标有日期，比如第一次讲到我的那条记录：“1989年4月3日：安吉，西班牙人，小个子，大比例的银白色。有时会留下睡觉。呼吸起来就像一头兴奋的动物。我不太确定，但是我想她会回来。”我反复地阅读这一条和许多关于其他模特的描述，那些在我之前，和我同时来的，关于如何混合颜料画出她们肤色的描述：“黑泽尔，纯种英国人：锌白色，朱红色，钴紫色。”“安佳丽，父母是印度人：镉红色，钛白色，拿波里黄，墨绿色，氧化铬绿。”“奥莎娜，西伯利亚冷美人：火星黑，银白，埃及斑岩红，皇家黄，群青色。”那时肉体的主题仍旧重要。当我为尼格尔摆造型，全身心地交出我自己时，我并不知道我不会再有比和他更深刻的性爱，但我同时知道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女人如我一样深入他光与影的洞穴。我的指尖划过页面，往后，往前。“1990年10月，我发现许多做我模特的姑娘都是生命中有空洞的女孩，只有为艺术家摆造型才能填补这个空洞。”我继续读着，简短的笔记，就像一缕缕的烟：“我是一个视觉动物。我是视觉的机器。”“竭力作画简直如穴居人般粗俗。”“《牛的尸骸》，卢浮宫。我钟爱肉的血红、蓝色、脂肪的黄色。我真想成为如伦勃朗、苏丁和弗朗西斯·培根一样的屠宰大师。”我至今忘不了腐肉的恶臭。
就在这里，在最后几页纸上贴着宝丽来旧相片。尼格尔拍下了不同日子、一天不同时刻的泰晤士河，拍下了泰晤士河的潮起潮落，但是时光把所有细节都融成了一个色彩，没有光泽，那是泥巴和时间的棕褐色：伦敦是记忆中的一片沼泽。伦敦是河，是催眠的水。在它几乎无法感知的流动中带有一些磁性的东西。我被吓到了。很多次我都感到害怕，但是又一次次地回到了河岸。在表面平静的水面下，河水无休止地涌动着，水流与泥滩纠缠不清，如同奋力挣扎的手臂，威胁将一切所及之物都拉向深处。最后几页里还有一处笔记写道：“1990年11月22日：冷得彻骨。工作室里只有7摄氏度。我听到广播里撒切尔刚刚辞职的消息。简直不敢相信。永别了，巫婆麦琪。”一些笔记中显现出一些征兆，也许是没人能捕捉到的微妙信号，就连他的朋友和我都没有发现：“艺术家是一个底层职业。你必须自己把握分寸。没几个画家能有尊严地成为画家。创意不会枯竭，但是你会自我重复，自我抄袭，最后无意中成为了自己的闹剧。”另一条：“我无法停止工作。我感觉自己已经死亡，已经了无用处。”
我听见易卜拉希玛在厨房的动静。我穿上了昨天的牛仔裤和一件干净的上衣，下了楼梯。我看见他坐在桌旁吃早餐，一片面包和一块昨天剩下来的冷肉。早上好。我从他眨眼的速度觉察到了他的慌乱。我卷了一支烟，冲了一杯咖啡，咖啡壶底还烫着。我把咖啡壶放在冷水下冲。虽然我站在水池前背对着他，看不见他，但我知道他在打量我。我能感觉他黑色的瞳孔在我背脊上移动，从后颈一直到尾骨。我甚至可以猜到他在想什么。我们俩都惶惑地迎来天明，他比我更惶恐，因为我们直觉地意识到昨晚发生的事情已经破坏了家中本就不牢靠的平衡，让我们迷失了方向，我们已经不知道是什么将我们联结在一起。房东和房客，母亲辈的情人和陪睡的儿子，不伦的姐弟，或者是主子和奴隶，又或者是在食人岛上构筑防御工事的女鲁滨逊和星期五。我以某种方式给予他住处以换取他的体力，虽然在这之前我并没有像检查马的牙齿一样检查他的身体。我不会欺骗自己。我的子宫正在干涸，白发比深色头发还要多。虽然在田间的生活和山野的徒步让我保持了身体的弹性，但我明白昨晚易卜拉希玛进我房间并不是出于欲望。我不会欺骗自己，不会——年轻的肉体喜欢年轻的肉体。他也不是为了偿还住宿的人情而和我上床，我没有请求他赠我一场欢愉。我欣赏他的身体，却无渴求，就像有人欣赏一座古老的大理石像。虽然当时我不想与人同住，但是从他被赶出拉斯布莱尼亚起我就没有强迫他做过任何事，也没有说过他在这里碍事。易卜拉希玛昨晚钻进了我的被窝，他是来寻找一种我永远不可能给予的东西：母亲的温热。我的母亲也从未给过我温热。
一天晚上，我母亲穿着衣服钻进了哥哥的被窝去给他温热。我透过一个缝隙看着他们，就在面朝开着的房门的火炉后面。嘉比喊叫着，冷得颤抖，他挠着自己的手臂，就好像要把皮都抠下来似的。他们三个抱在一起，嘉比、我母亲和疯狂的毒瘾。我在黑暗中穿过了丁烷炉闪烁着蓝橙色火焰的走廊，马上回到自己房间。我关上了门。从纸糊的墙的那边听到了我母亲似乎在他耳边呢喃：“就当是为了我，儿子。为了我。别再碰那玩意儿了，你可以的。”而我哥哥的声音则是动物般的低吼。我不知道自己是多久以后睡着的，也不知道他们的低声细语是什么时候停止的。在那段时期，我对于他们两个来说是沉默而隐形的。在父亲下葬后的三四天，嘉比在省长公寓或是军团酒吧里收到消息，他回家了，他是回来尝试戒毒的。或者更有可能的是，当吸毒的反应过去了以后，他鼓起了足够的勇气来接受现实的刺激。他穿着当时穿的衣服就来了。我闭上眼睛仍能看见他穿着短裤躺在毛边花床罩上的样子，消瘦，有着海洛因吸食者瘦弱的优雅，胸部凹陷，而我的母亲在水池里给他洗黑裤子和黑上衣。我不敢进他的房间，只是从门缝里看着他。“你长大了许多，”他对我说，“马上乳房就要发育了。”然后大笑起来，又突然止住了笑。嘉比的脚踝和脚都水肿着。他不注射海洛因，这个在街区里一夜之间冒出来的肮脏的天赐之物。他直接用鼻子吸食，或者在锡纸上加热后吸食，就是英国人所说的追龙，追随龙的烟雾，龙最后灼烧了他。我很清楚嘉比试过戒毒，靠喝水和服下大量的氟硝西泮，靠强行将食物塞进胃里。有段时间母亲都不打扫家里的卫生了，她就盯着他。清晨嘉比下楼活动，来来回回地在没有铺沥青的马路上散步，然后钻进加利西亚人的酒吧喝一杯热乎乎的牛奶咖啡，我的母亲总是贴在窗边望着。他总是马上就回来，别的地方哪儿也不去，甚至连军团酒吧都不进了，就怕复吸。母亲为他付烟钱，给他买劣质威士忌。我不知道他和我们一起度过了多少个日夜。我只记得有一天醒来，嘉比拿走了母亲钱包里和信封里所有的钱，他走了，也带走了老太婆的金耳环，她唯一的一副金耳环。
易卜拉希玛把咖啡送上了楼。我倒了一杯，坐在了他对面。本质上来说，我对他一无所知。谁都不了解谁的任何事。他把妻子和孩子留在了塞内加尔吗？他肯定地说没有。谁在等待着他吗？我仔细研读着他：瘦削的面颊，没有鼻弓的鼻梁，马一样的鼻孔，黑曜石般的虹膜，昨晚抚摸过我的手。他穿着一件农业工会的上衣，对他来说太大了。我盯着他看，但是他没有看我。最后当他看向我的时候，他说：
“你希望我走吗，安吉？”
“我没说要你走。”
“我觉得是时候了。”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发生昨晚那件事之前我就在等待着这一天了。他找到活儿干并不难，虽然需要使用别人的身份。这又不是什么正经工作，没人来找麻烦。劳动督查？笑话，谁会来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易卜拉慢腾腾地从桌边起身。他拿起帽子，准备去沼泽地的房子那里做零工了。
“你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易卜拉。你自己决定。但是你要是走的话，我请你在走之前帮我点忙。你懂点机器的，是不是？”
“什么机器？”
“你说过你在老家那里是焊工。”
“对。”
“那你应该会修发电机吧。”
“我可以试试。我手挺巧的，也有耐心。你从哪里弄发电机来？”他问。
“斑大的磨坊那里有一台在墙角吃灰的发电机，应该是原工厂的。他不用。我给他点东西来换。楼上的床垫、毛巾、毯子、几瓶酒。看看他要什么。他不会拒绝我的。”
我们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了。我这样想着，却没有说出口。
“我们只需要将发电机装到车里就行。你要是不清楚怎么做的话，就让马格尼亚，修车的去看一眼。”
“在发生了那样的事情以后你还和马格尼亚说话？”易卜拉脸上带着不相信的微笑看着我。
“是的。”我没有太多选择，“今天下午你忙完皮草匠家的活儿以后就去托马斯的酒吧。我在那儿等你。”
母狗古拉
喇叭里放着一首奇想乐队的歌，虽然已经过去了许多年，它的歌词仍从我的大脑深处涌出来，就好像我是昨天在酒吧厨房刷着盘子时才从半导体收音机里听到的一样，或是在回贝尔蒙德塞画室的路上，换乘地铁后的那45分钟时间里从随声听里听到的，从城市的东边一直到河的那一边，我闭上双眼，后脑勺靠着车窗玻璃，注意脚下间隙，小心缝隙。是的，我清楚地记得歌词：“天花板上有道裂纹，水池漏水。没有工作没有钱，我周日的烤肉是块涂了蜂蜜的面包。我们为何而活？”死胡同。我在那里，就在那里，在他们想要把我拉进去的死胡同中。小心缝隙。他们把枪交到了我手中，让我来扣动扳机。他们想让我打好活结，再套到自己的脖子上。他们想把我变成酒吧里的谈资，“哦，对，马洛托家的那个安赫拉，那个孤身一人住在埃尔阿楚艾罗破旧的大房子里的安赫拉，你们不记得了吗？她的姑妈疯疯癫癫的，她也疯了，最后在山里上吊了，就在拉斯布莱尼亚老爷上吊的那棵树上。他们是这么说的，她找到了同一棵树。她的姑妈是赤裸着身子上吊的，穿着鞋，但是光着身子。四五天以后他们发现了她和她在胡桃树下卷成一团的衣服。那是大家口口相传的一个悲剧。是孤独……就是这样的，吊死的人会召唤其他人也来上吊。”他们说着，说着，说着，却什么都不知道。他们不知道我对他们来说已不可企及。
我忍不住大笑起来。我还会笑。见我无故笑了起来，托马斯惊讶地瞥了我一眼，但随即在胡子和下巴间又露出了亲切的表情。托马斯真是个性格平和的家伙。他从啤酒龙头里倒了一杯啤酒。已经快晚上7点了，连一个人影都没有，街上没有，酒吧里也没有。天还太热。去村里的时候我不得不撑着我母亲的黑雨伞遮阳，以防太阳烤焦我的脑袋。
托马斯给我上了一杯红酒，“店里请的。”他说。我不知道他能赚多少钱。他绕过吧台，坐在我旁边的板凳上。我忍不住呆呆地望着他的靴子。黑色的尖头山地牛仔靴。他张开腿，鞋跟钩在凳子的横档上。
“怎么样？山上那边都好吧？”
一个空洞的问题，仅仅是为了打开话题。都到这地步了，百来个村民应该都知道她们想赶我走了，也应该知道她们砍了我的杏树，知道我坚持要带走砍下的木头，因为那是我的，知道他们没打招呼就把变压器的扩展装置给拆了，也知道黑人和我从那时起就像野人一般生活在黑暗中，如同穴居时代。
“都还行吧，没什么好抱怨的。”我耸了耸肩膀说道。
他们得等我死了才能把我从家里弄出去。我这么想着，但是没说出来。托马斯移开目光，看着墙上的钟，应该是他从餐厅搬下来的一座老摆钟。
“马格尼亚应该快来了。”他说，“他一般这时候过来。”
“我一点也不急。”
要去修车铺找他的话，我还不如在这儿等他，在那里他可以有所防备。我在冒汗。我用进来时托马斯在读的那张一周前的报纸扇着风。边界线事件发生后，我就再没见过塞巴斯蒂安·马格尼亚，也没有再来过酒吧。远离这个世界很简单，非常容易。
金属门帘簌簌的声音。我转过身去，但是出现的不是马格尼亚，是易卜拉。他在门口俯下身去抚摸狗的头。是的，是斑大的狗，我是从它下颌骨上的痣和脱色的鼻子认出它来的。易卜拉希玛终于进来了。他满身尘土地来了，带着一只大塑料袋，袋口露出一截长面包。他脱下棒球帽，擦干了额头上的汗。我闻到了他身上的酸味，一种洋李子干的味道。我喜欢。清洗过后，我还能辨别出他留在我肉体上的痕迹。他眨了眨眼。他的眼神比昨晚的事情发生前还要躲闪。他说他去了查诺的库房，买了半打蜡烛和煤汽灯的纱罩，取好了我托他取的满格电池。他把袋子放在地上，坐到了我旁边托马斯的凳子上。托马斯已经回到他吧台后的位置去了。我换了音乐。店老板刚放了披头士的老唱片。那张老唱片。
“你怎么样，小伙子？”托马斯把他点的可口可乐递给了他，“你什么时候走？”易卜拉不要杯子。
好家伙，消息传得比兔子跑得还快。黑人想着要走有多长时间了？他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这里没有秘密，大家什么都知道，甚至在事情发生前就知道了。邻村应该都知道易卜拉希玛要走的事了。他是怎么跟他们解释的呢？他也在我背后说悄悄话吗？他跟他们说了些什么？他和他们谈论我的隐居生活，谈论我徒步山间。向他们解释说我几乎不睡觉，半夜出门漫步荒地，卧室里存放着我父亲的骨灰。说我自言自语，说我像动物一样吃特定的食物来帮助清肠，说我晾衣架上的内裤旧得连皮筋都松了。说我需要一个男人。他告诉他们一切他想象出来的我以为没人看见时所做的事。要是听见这些话，我应该会觉得有意思，但是现在这些事已经不会烦扰到我了。让他们说去吧。
“我想我大概15天以后走。”易卜拉希玛有点不自在地回答道，他并没有看着我，“目前我待在巴塞罗那的一间公寓里，那里住着一个认识我表弟的同村人。然后我俩会从那里出发坐大巴去北部，去阿拉贡产水果的地方。我们肯定能找到活儿，不管是采摘水果还是在罐头厂里工作。肯定能找到。”
“到时你看吧，肯定能找到，兄弟。”托马斯说。
到时你看吧，肯定会的。慢慢来。有耐心。人们学会将那些托词如同掩体般安放，以防被另一个人的倒霉事沾上。现在放着《艾琳诺·芮比》，我们这儿不捡教堂门口的米粒。现在这里已经没有婚礼了。
“也许我冬天会回来。”易卜拉希玛把双手放在大腿上，伸展了下腰背，看着屋顶的横梁。他随即看了我一眼，观察我的反应。
“橄榄树结果的时候总是有更多活儿干。”
他会回来的。我知道他某一天会回来。“啊，看看所有这些孤单的人们吧。”啊，看看所有这些孤单的人。他们从何而来？他们所属何处？狗用尾巴晃动门帘。它惬意地从脚边豁了口的盆里喝水。
“对了，斑大呢？他到哪儿去了？”
托马斯奇怪地看着我。
“斑大？”他的一只眼睛耷拉着，在烟灰缸里摁灭了烟屁股，他的泪腺里进了烟，“但是，你们不知道吗？”
“他死了？”
“他被关进了养老院。”
“该死！”易卜拉希玛脱口骂道。
这会要了他的命的。一个老酒鬼，不久就会被毁在那个墙白得过分的洞穴里。他和雅格瓦，仅有的两个知道我真相的人，被关在了同一个地方，被逐渐抹去。他们正在包围我。
“据说安德烈斯神父去磨坊给他送什么东西，发现他躺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托马斯把胳膊肘撑在吧台上，揉了揉太阳穴继续说道，“他的身体垮了。你的神父朋友打电话给社会救助机构，还是那个叫什么来着的机构，他们决定送他去那里。”
“那这条狗呢？它怎么在这里？”
“这是挺奇怪的。”托马斯点点头，“斑大有天下午过来，喝了两杯酒，把他拴在了铁环上。‘你帮我管着古拉，我去买点东西。’你现在看见了，我还在等着他呢。”
“他忘记古拉我觉得挺奇怪的。”
“我也觉得奇怪。要我说的话，老头肯定发现什么不对劲了，所以才把它留给了我。他被关进去以后古拉肯定要去流浪狗收容所。更糟的话，他们可能会把它杀掉。”
“真可怜……”
“你要吗？”托马斯用下巴示意门的方向。
我看着他，不知该如何回答。
“你把它带走吧。我母亲不想在楼上养狗。晚上关灯了以后我把它留在这儿。我在柜台后面给它放了条旧毯子。”
“别说了，别说了。我的麻烦事儿已经够多了。”
我一下从凳子上站了起来，出门走到街上。我俯下身子。你好，古拉，你的主人把你留在这里了，是不是？狗闻了闻我的手和鞋子，热情地摇着毛尾巴。你认出我来了吗？你记得我？对不对？它很脏。要是说它身上有从磨坊带来的跳蚤也不奇怪。我觉得斑大顶多也就是把它按在河里洗洗澡。它的毛也应该剃了。还有这个塑料项圈，你勒不勒？它比上尉还要更难看、更瘦弱，但是它俩都有着一双忍饥挨饿的眼睛。是哪个小流氓骑了你的母亲？你说，会是谁呢？你的毛发颜色这么深。就这样，小美妞，就这样别动，乖宝贝。我站了起来，伸展了下背部，看向了巷子口，穿着马翁布连体工装的塞巴斯蒂安·马格尼亚就站在那里。认出我后，他猛地停下了，然后做出要往回走的样子，但是和他一起过来的达米安——那个掘墓人——抓着他的胳膊拦住了他。他们两个说着话，看看我，又继续说话。他们走了过来。我看着他们，在门口等着。马格尼亚头发浓密，对他这个年纪来说白发不算多。他深色皮肤，身形干瘦，难以捉摸。他的手很巧。两个儿子没有继承他的好手艺，也不想继承他的行当，他们离开了村子。马格尼亚干起活儿来不惧辛劳，他从来不说“不”。一个诚实的，但同时又有点会找事儿的男人。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看着他的眼睛，他的眼睛又黑又小，眼袋很深。他浑身不自在，想着：这个女的非得来这儿搅扰我喝酒。
“你好像在等我。”
“你要断我电的话至少可以提醒我一下。”
我的愤怒因为他的冷漠而骤增。他为何不告知我？因为要在井中舀水，我的手布满沟壑。
“我们认识多少年了，塞巴斯蒂安？”
“我跟这件事没关系，信不信随你。”
“走吧，走吧，进去吧。”达米安轻轻推着我们的后背插话道，“有什么事进去聊。”
我们在里面坐好了，就在我们以前常聊天的角落，靠墙闲置着的长凳和低矮的板凳这里。易卜拉希玛也加入了我们。我看着马格尼亚的手，他的手被机器的油污弄脏了，再怎么洗也洗不干净。他再三发誓说被派去剪电线的不是他，应该是电力公司的人或者某个他们从省城请来的技工。我不知道是否该相信他。但是，不管怎样，跟我撒谎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双胞胎姐妹委托他拆掉设备，他又怎么否认得掉呢？以什么借口来否认？
“他们应该是为了不知道什么鬼计划，想增加接头那里的电量。”
“你还知道些什么？”
“迪奥尼西奥这里听一耳朵那里听一耳朵，但是也没搞清楚状况。那个可怜的家伙很担心。我跟他说了这就是人生，今天你高高在上，在拉斯布莱尼亚当头头儿，明天他们就让你卷铺盖滚蛋了。”马格尼亚摸着长满胡子的脸颊，继续说，“到底会不会建宾馆，造别墅，弄个采石场？问题是哈尔东家姐妹想把整个庄园都拿来赚钱。她们要的是真金白银。”
“那你们觉得无所谓吗？”
没有人回答我的问题。马格尼亚耸了耸肩，皱起了嘴巴。掘墓人笑了，对他来说那些变动并不会影响他的生计。易卜拉希玛像个傻子似的笑着。托马斯在吧台后观察着我们，就好像这和他没有关系。我必须一个人抵抗了，我会抵抗的。我会让斑大的发电机运转起来，这样可以不做个野人，这样可以继续浇灌我赖以生存的园子。我试着说服马格尼亚来帮我。
“好的，我会去看一眼的。”
“但是我没钱付给你。”
“那不是问题。”有那么一瞬间，马格尼亚的眼睛里闪烁着善意的光芒，“你家的艾梅特利亚在不好的年代帮助了很多我饿着肚子的家人。”
“艾梅特利亚是个好人。”掘墓人说，“你家还有橄榄树的时候，她送过我橄榄油。”
“但是发电机应该是别人的……”马格尼亚有些退缩。
“你别再招人烦了。它脏得不行了，废铁都要比它新点儿。”
“你可别给我惹麻烦。我不想有人看见我在磨坊附近转悠。等你把它运到埃尔阿楚艾罗了我再去见你。”马格尼亚喝了一口葡萄酒，继续说道，“你得抓紧了。迪奥尼西奥听见她们说要把面粉厂整个推倒，厂房和棚屋都要拆了。”
这是问题所在，怎么把这大家伙拖到家里。我好像记得它有轮子，但是不确定。而且还得马上就去干。我想到了神父，想到了安德烈斯的咖啡机。我不认识任何其他有车且愿意帮助我的人了。我求托马斯给他打电话。马上打。
“发电机很费汽油的，安赫拉。”
“我能想办法对付。”
托马斯过来和我们坐在了一起。他又点了杯啤酒。他也有一辆破车，但是并没有主动提出帮我。他这个人有点懒。
“没接。神父没接电话。”
易卜拉希玛把手放在我的腿上。我透过裤子的布料感受到了他的热度。他的触摸让我重新振作起来。他说：
“你别担心，安吉。我们会想出办法来的。”
面包朝圣节
还未到正午，太阳就直直地落在了我的头上，虽然我后颈上绑着一块白手帕。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步行上的山。开车或者骑骡子和马上去的人把坐骑留在了下面的小路上，留在了圣栎木火热的树荫下。光线如此刺眼，它照在教堂粉刷过的墙上，让我不得不眯起了眼睛。我几乎是在仪式快结束时才到达山顶，但我在一堆堆朝圣者中左右穿行，最后挤到了第一排，就在教堂的门边。这个教堂如此简朴，若不是因为屋顶下镶嵌在壁龛中的吊钟，它看上去简直像是神父的简陋居所。我沿途听闻，这个教堂只在四旬斋和今天——它所供奉的圣人日开放。我离开了人群。十步，十二步，足够近了，能让神父发现我的存在。我粗粗数了一下，大概有200个人，其中有艾尔撒罗布拉尔的居民，还有乡里其他村子的村民。我们村的我只看见了查诺的妹妹，但是我觉得她没认出我来。一些人拿着十字架和旗子，没见着几个孩子。事实上，虽然人口在减少，虽然孤独和贫困将这片土地的子女逐渐驱逐，就像风拖拽着坏种子一般，但是面包朝圣节仍能一年年地举办，这简直是个奇迹。他现在好像看见我了，现在看见了。我就在这里，安德烈斯神父，既然你躲着我，那么我就过来找你了。他戴着边缘饰有十字架的白色绶带，穿着自己的平民服饰，牛仔裤和绿格子衬衫。自上次见他后，他的头发长了好多。我一直都很喜欢安德烈斯的头发，强壮卷曲的鬃发。在仪式之前，他诵读了《申命记》中的片段。我听到他读着：“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瞎扯，我从来不相信你们的故事。不是土地的错。在你们的庇佑中，我们的父辈及父辈的父辈一生穷匮。他们生活在匮乏中，更别说采矿了。
现在神父手里拿着圣水掸洒器，一边往里面倒水，一边祝颂着装在他脚下塑料箱中备好了的面包。三个高高的栅格箱。我排在队伍中。分发面包的意义深远，据说从前只给穷人发放。是每一次百年不遇的饥荒、每一次病灾和瘟疫、每一次的不公造就了这个每年夏天都要举办的仪式。8月，他人的土地和谷物，脱粒和辛勤劳作的结尾。我们在队伍中缓慢前行，为家人领取一个大面包。一些朝圣者捧着雏菊和野花，随后放置在教堂中。夹竹桃、白阿福花、鹰爪豆花、矢车菊。我的母亲教我通过名字来辨识它们。最后轮到我了。神父向我致意。我拿了面包。短暂的眼神交流，我们读懂了彼此的意思：他让我等他。
被日光刺痛的眼睛需要一些时间才能适应半昏暗的光线。教堂里的风依旧刺骨，但是至少我有火光的庇护。教堂小而美。屋顶的横梁未经雕琢，涂着石灰。圣女像被放置在两支蜡烛间的隔板上，一张铺着透明塑料布的桌子，五条教堂长凳，因为放不下更多凳子了。我坐在最靠近门的长凳上等待，我想我这一生除了等待便没有做其他事了。为什么神父躲着我？他没给托马斯回电话。他们说的是真的吗？他已经快二十天没来村子里了。
仍逗留在教堂里的最后一批教民们在圣像前下跪、画十字，然后离去。我看着球鞋的鞋尖，鞋子上盖着一层像滑石粉一样细的灰尘。我喝了一口背包里的水，从虚掩的门探身去看，朝圣者的人群已经变得稀疏。安德烈斯把箱子堆了起来，剩下了一些面包。他用手肘擦干了额头的汗水，看了看周围，过来了。他低着头走了进来。
“你怎么了，安德烈斯？”
“你说我能怎么样。”神父叹了口气，半个屁股坐在了长凳上。我坐在后面那张凳子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