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传言说你要走了。”
“更准确地说是他们把我赶走了。”安德烈斯摸了摸下巴和脖子，捋了捋脖子上的皮，把头往后靠，“他们把我派到北边去，远离这片荒郊野外。我被流放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听懂了刚刚听见的话。
“他们看我们走得太近了。”
“最近这几天可没有。我已经找了你两个礼拜了。”神父避开了目光。他知道，他当然知道了，我甚至在女司事特奥多拉那里给他留了张便条，但他没有一点回应。“我需要你把车借给我。”我说。
“他们编故事，说我俩到处打情骂俏。有人甚至信誓旦旦地说我俩是一对儿，说我带你去了省城。”
“他们看见我们了？”
“应该是吧。他们说我陪你去打胎。”
“打掉你的孩子？”
“我的或者是黑人的孩子，又有什么关系呢？问题是，据他们所说，是我，一个祭司，带你去的诊所。而且猜你是在我家养的身子。”
我从肺腑间激涌出一阵狂笑，笑得太厉害，以至于不得不请求他原谅。神父想挤出一个微笑，但是他的嘴角却刻着苦涩。他让我别在意，让我镇定。要是他被流放，准确地来说也不是因为我，而是他的布道被投诉到了主教那里。他们不能容忍他在布道台上谈论宗教独断专行，要尊重同性恋，也不能忍受他抨击狎童的神父及他们的包庇者。他们希望他只从事与宗教教义和慈善相关的工作，放弃他们所谓的政治图谋。他们也不喜欢他和年轻人聚在村子的酒吧里，不喜欢他和他们一起喝朗姆可乐，有时甚至喝到深更半夜。后天他就走了。他的那点行李已经够他忙的了。安德烈斯看了看手表，双手放在腿上，挺直了后背，做出要起身的样子。他说他在拉斯弗拉瓜斯还有一场洗礼要做，如果我愿意的话，他就开车把我送到村子的路口那里。我同意了。我想，带着发电机长途跋涉的那天他和他的破车会在哪里呢？但是我没有说话。
我拿着两只空箱子，他拿着装着剩面包的那只。我们沉默地下坡。只听见我们的脚步声和烈日下嘈杂的蝉鸣。空地上只停着神父的标致车。我们放平了后排的座位，尽可能地将箱子塞进了后备厢和后排座位上。我坐在前面，像是坐在了地狱的入口。车上的杂物箱热得发烫。我转动着门把手，快速地摇开了车窗。我们开始行进在路上的坑洼和尘土间。
“你为什么不放弃呢？”
“放弃神职？”
安德烈斯紧紧盯着我。他的手紧握着方向盘，就好像抓着一匹纯种马的马笼头。
“56岁就走？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我知道这个话题会走向何处，但我还是说：
“我不贩卖我的自由。”
这句话就像一个真空玻璃罩般罩住了我们。
“他们付我700欧元，外加差旅费，还有免费的住宿。”
我不想继续这个话题了。一个弯道过后，我们遇见了6个拄着手杖往回走的教民。安德烈斯轻轻地按了按喇叭。他们抬手挥别。他也透过后视镜向他们道别，在那里，圣克里斯托瓦尔的钥匙环仍在晃动着。
“那你会去做什么？”
问得好，神父。我正等着呢。
“活着。反抗。”我不需要想太久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不想也不会做其他事，“他们得像拔洋葱般使劲才能将我踢出埃尔阿楚艾罗。”
“你走吧，拿着他们给你的钱走吧。你在巴塞罗那会更好，在任何一个城市都会更好。你现在身体还好，但是过几年就没那么容易了。”
神父停顿了一下，等待着那些道理能被我的头脑自动吸收。过了一会儿，他又补充道：
“我可以看看能不能通过省教区的大主教来帮你一把。在省城有一些专门提供给女性的分租公寓……”
“你去死吧，安德烈斯。你一点儿都不懂。”
我们继续前行了两公里，各自沉浸在自己的忧虑中。我只想着回家。
“抱歉。”我说，“我不应该这么和你说话。你不应该这么被我指责。”
“没关系。我们都正经历着困难时刻。”
已经看到村口的那些房子和加油站的招牌了。开过分岔路后没多远，安德烈斯开出了公路，拐进了一条土路里，我想可能是为了不妨碍别人通行，也是为了和我告别。一个水沟旁的庄重告别。我们走下车。他往腰上提了提裤子，打开了后备厢。他让我多拿点面包。背包里只装得下两个大面包。当他在北方安顿下来以后会通过托马斯把地址给我们的，也许在某个夏天会来看我们，谁知道呢。神父拥抱了我，我不情愿地让他抱着。祝你好运，他说。他钻进了车里，发动，开上了公路，掉头往拉斯弗拉瓜斯开去。我望着标致车红色的小点，看它在地平线上变得微小，直至消失不见。麦肯齐神父，那个在晚上没人看见时缝补袜子的神父，那个撰写无人倾听的布道词的神父。
我转身往家走，想到还没有把书还给他。我走在小径上，将村子甩在了身后。路两旁的岩蔷薇渗出黏稠的树脂，它们在无垠的旷野中是如此朴实坚忍。空气闻起来像烂熟了的蜂蜜的味道。在远处，日照使得草木丛的轮廓颤动着，似乎想要将它们化为火热模糊的胶状物。景物中时不时冒出一棵孤独的圣栎树，展现着它坚强的意志。绿色。绿色的巴旦杏树，绿色的月桂树，黄灰色，芥末黄，铁灰色，接近象牙色的珍珠母贝色。“我可能会疯掉的，色彩就是深渊。红色和蓝色哪个更浅？我不知道。”尼格尔的语句在我的记忆中烙下了印记。
所有人都选择了同一条路。所有男人都走了。周一，当我打扫房间的时候，扫帚扫出了一颗易卜拉希玛的纽扣。我是通过颜色知道是他的纽扣，绿色，我没有绿色的衣服。应该是他的迷彩裤上的，我猜是侧边袋上的其中一颗扣子。纽扣坏了，就像堂吉诃德的头盔一样有一个缺口，我将它存放在五斗柜中，那里放着对我来说重要的东西：尼格尔的本子、盛有我父亲骨灰的陶瓷罐、12号口径的子弹。男人们走了，而我成了他们的遗嘱执行人。我和易卜拉希玛不想以戏剧化的方式道别。他在一个清晨走了，为了赶上经过公路转弯处的大巴，像老鼠一般溜走了。我听见他在厨房翻东西的声音，他拔开门闩、突然关门的声音，但是我不想下去。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他在厨房的桌上留下了一张硬板纸，上面用无衬线字体写着“谢谢”，还放着在沼泽地房子那里赚来的工钱的一半。
他在走之前的几天帮我运来了斑大留在棚屋里的发电机。斑大刈麦的草帽，那顶他从来不摘的帽子，仍挂在墙上的钉子上，我为老头深感难过，他在养老院冰冷的世界中，在两个世界间的另一个世界，被镇静剂所驯服。我们在夜晚向磨坊靠近，如同狐狸走近了鸡圈。发电机的轮子滚得并不顺畅，我们为把它弄出老厂房而汗流浃背，我们走走停停，放松放松手臂，然后把它运到了一公里外的石桥这里，等待托马斯开车出现。我们也带走了那三个空桶。易卜拉希玛和马格尼亚一起拆了机器，擦去它的脏污锈斑，给活塞加了润滑油，竟成功让它运转了起来，是的，可以用了！有了光，家务琐事便变得可以忍受了，机器也没有我们想的那么费油。我省着用电，只把电用在水井的电泵和其他必需之处。我用冷水洗澡，也习惯了就着汽油灯的灯光阅读。我开始用大木箱做实验，应该有一种方法可以让食物在发电机不连续运转的情况下不化冻。关，开，关，开，直到找到时间和冷热的平衡。明天我就开始为冬天储藏西红柿。
我推开铁栅门，穿过院子，进了屋，把装着面包的背包放在了桌上，然后在厨房的水池中洗了把脸，用布擦干。我重回我的安宁之中，但是寂静中的一种虚空、一个空洞让我不安。狗。它们没像往常一样跑到栅栏这里迎接我。我回到院门口，在无花果的低枝间找了又找。我绕着房子找了一整圈。然后我又进了屋子，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找，我打开衣柜，在食橱里寻找。我很害怕，又走了出去。上尉——布鲁托——我对着空气喊着它们的名字。没有一点回应。我感到自己的脉搏在太阳穴跳动的轰鸣。我在棚屋里翻找，一直来到鸡圈和园子那儿，终于听到了一声呻吟，我辨认出了围墙后的布鲁托。我感到很奇怪，两只狗很少去那里，因为我的母亲训练过它们从房前的树丛进出。布鲁托！我惊异于它未立刻迈着它绅士的脚步走来。我又喊了一遍它的名字，它还是没过来。我用尽全力跳过了栅栏，我抓挠着手臂，跪在了它旁边。它的鼻子在流血，后腿因为神经的颤动而哆嗦着。它连赶苍蝇的力气都没有了。布鲁托，布鲁托，我轻喊着。当我把手放在它瘦小的头上时，它试图摇动尾巴，却连尾巴都抬不起来了。它用它小小的、有些水汪汪的眼睛看着我。我躺到了它身旁一遍遍地重复着它的名字，在我的抚摸中它终于艰难地站了起来。我们开始缓慢地走下陡坡。一路上，它的身体向左侧倾斜，时不时地停下来，就好像是找不到方向，或者不记得回家的路了。现在它瘸着腿偏离了路线，停在一丛蒲公英前。它轻咬树丛以清理肠胃。我相信它的直觉，任由它去吃，它马上便呕吐出了发黄的液体。
在终于穿过门厅之后，我让它在排烟口边躺下，在那里用旧毛巾和厨房抹布临时做了张床。我脱下上衣，把它垫在布鲁托的头下面，让它不用想念我的气味。上尉呢？上尉在哪里？
星期五
布鲁托没能挺过清晨。
昨晚我给它煮了一把米，它尝都没尝。我试着往它的牙齿间塞火腿，它也不吃。我不知道喂它吃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救它。我从床上扯下了床单，躺在了它旁边的厨房地上，搂着它，轻喊着它的名字，陪伴着它。我不知道我们这样过了几个小时。猎兔犬时不时地睁开它捕猎者的黄色眼睛看着我，求我不要离开它，不要放弃。在清晨的某一刻我应该睡着了，也就是打了个瞌睡，当我醒来的时候，布鲁托蓝色发肿的舌头伸在外面，已经咽气了，它的后腿浸在一摊带有血水的粪便中。我站了起来，去后厨拿了我仅剩的一点点木屑和有着纵横字谜的旧报纸，将它们放在了那摊东西上。我喝了一大杯红酒。愤怒让我哭不出来，咬自己的手的疼痛仍在。我独自一人托起了布鲁托，把它放到了藤架边的水池里。我用洗衣服的肥皂给它清洗了身体，用手指为它梳理了毛发，然后把它平放在矮牵牛的花坛里，让风来吹干它。已经开始刮起狂风了，只有坏天气才会刮的狂风。上阁楼拿麻袋的时候，我听见瓦片敲打在房梁上噼啪作响，像一架疯狂的钢琴愤怒的敲击。我下了楼，继续喝酒。我的嘴巴向我要酒喝，要是我手边有其他更烈的东西更好。我想到了易卜拉希玛，我多么需要他在身边。我想象着他坐在长凳上，手肘支撑在大腿上，脸庞陷在打开的双手中，比我还要沮丧。我拿起了剪刀，在厨房的桌上剪掉了小麦面粉袋边的缝线，那是我父亲及我血脉的世代先人在埃尔阿楚艾罗种植，然后带去老磨坊打碎磨粉的小麦。而斑大就在磨坊，如同一只病恹恹的幼兔般被他们猎捕。
当我拿起棚屋里的锄头和铲子开始为布鲁托挖掘墓穴的时候，天已经亮了。坟在艾梅特利亚的洋李树下，仍在树荫下，但是离树干有两三步的距离，这样不会伤到树根。一些树根露在了外面，但仅仅是一些细小的根须，哪怕没有它们，这样的一棵老树也照样能够存活。我几乎花了两个小时一铲一铲地挖出了一个差不多一米半深的坑洞。我感觉好一些了。体力上的消耗能减轻精神上的痛苦，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这两样东西如何相互连通，但确实是这样的。我手掌上新磨出了茧子。最困难的是刚开始，当锄头的刀锋碰到石头的时候，但是后来逐渐出现了松散的土层，那就好挖了。
挖呀，挖呀，挖，在记忆的黏土中深入挖掘，就像有人在最下面的一层土中寻找泉水。挖我父亲埋藏的垃圾袋的人用上了扁铲和羊角锤，这些工具是马特乌先生藏在大衣的隔层里带上巴罗塔所在的山。他们也用上了手和指甲来挖。当两个男人就着手电筒的灯光蹲着翻土的时候——其中一人将手电咬在齿间——我的邻居木匠则给他们站岗放哨。我是在加利西亚人的酒吧认识这两个男人的，并非刻意结识，只听说过他俩在汽车厂工作，好的那个工厂。过往的回忆是个陷阱，记忆中的往事在头脑中一遍遍地持续重现，不停地变幻，但是现在，就在这一刻，我准确地记得就是这样：他们敲了门，当我母亲开门的时候，看见他们三个，马特乌先生和另外两个，各自胸前挎着背包挤在狭窄的楼梯平台上。那是我父亲下葬的两天前，我的哥哥嘉比还未出现。母亲还以为他们带来了哥哥的消息，请他们进了饭厅。天已经黑了，但是我们还没开始想晚餐的事情。马特乌几乎是贴着耳朵低声跟我母亲说了些什么，然后走到我旁边，我当时坐在桌旁，他跪了下来，用他鸟爪子般的残手抓住我的胳膊，严肃且专注地望着我，对我说：“安赫拉，你记得你父亲带你去过巴罗塔的城堡那里吗？”我点点头。“你还记得你们埋了几个塑料袋，对不对？你是个聪明的女孩，你肯定知道该怎么找到它们。你得帮帮我们。”那时我并不太有方向感，但我相信自己的直觉，相信我脑海中描绘的地图和听觉的记忆：在那次与父亲的出行中，我尤其记得那嗡嗡声，那是高压电塔电线中千万安培舞动的声音。我的母亲请求马特乌先生注意安全，让我们尽早回来。
我们把街区最后几栋房子甩在了身后，穿过旷野中无主的土地时，我们遇到了一些从站台上下来的工人，他们从郊区工厂的接驳火车上下来，身上裹着雾气和疲惫，好似梦游者般在睡梦中行走。我们走过了废品回收厂的棚屋和院子，那里满是羊毛床垫、瓶子、灯具、旧铅管，我们继续往山上爬，来到了高压电塔处。在那里，两个男人在我指出的灌木丛下开始挖掘。那里闻起来有股尿液和湿羊毛的味道，湿冷阴险地穿过了衣服，我的牛角扣大衣就像硫酸纸一样单薄。虽然马特乌先生很紧张，但他们还是没花多长时间就找到了三个被垃圾袋包着的包裹，把它们挖了出来。其中一个在取出来的时候划开了一个口子，里面的一些纸倒了出来。我蹲下去捡起了其中一张，是呼吁组织罢工，要求汽车厂重新聘用被解雇工人的传单。我们四个马上把传单都捡了起来，塞进了背包里。我不知道是那个时候，在那一刻，还是后来我在脑海中反复回想，我自问为什么父亲要在那些年保管如此危险的东西，既然汽车厂不要他，烧瓷的炉子那里也赶他走。应该是后来，可能是的。但是埋传单的原因我当时就知道，或者至少说，我凭着直觉猜到了。我母亲求过他让他把那些袋子带走吗？她知道自己的男人在干什么吗？他到底参与了多少？我经常听到他们吵架，在那些争吵中我截取了一些片段、眼神，一些如今说得通的语句：“你别不当回事，你会被卷进祸水里的。”“他们会让你走投无路的。”“成天搞政治，又能怎么样呢？”“你今天也不出去找工作吗？”但是我不知道我母亲到底知道多少，也不知道她是否曾害怕过我父亲做这些事。没有人完全了解任何人。马特乌先生在山上与两个男人告别，然后他们便被黑暗所吞噬。我们继续下山。木匠把鞋上沾满泥土的我送回了家里。
为布鲁托挖完墓穴后，为了驱赶蚊蝇，避免野兽在夜晚循着气味挖出尸体，我往墓穴深处倒入了生石灰。我回到厨房，又喝了一杯红酒，然后拿起粗麻袋做的裹尸布，将猎兔犬已经冰冷的尸体包裹了起来，头露在外。我把它放进墓穴中，用剪麻袋的剪刀一缕一缕地剪下了自己的头发，我剪光了自己所有的头发，直到最后一缕，将它们与布鲁托一同埋葬。布鲁托喜欢我的头发，喜欢玩我披散下来的长发。我把一把把的泥土和一蓬蓬头发往它身上撒去。那时我开始放声大哭。我想念易卜拉希玛。要是他还在这里，要是他没有离开去采摘水果，他一定会手掌朝上望向天空，咏诵圣诗，他日后一定会用橄榄枝做一个栅栏围住墓穴。我不知道如何祷告。
我站在莲蓬头下冲凉。我洗了剃光的头，洗了身体。手臂，腋下，下身，双腿。泥土，粪便，汗液，鼻涕。我穿上干净的裤子和上衣，出门在家的周边搜寻。我一直走到了圣栎树的小径那里，然后往回走。我走进了农场主的荒地，但是什么都没找到。我只想验证我的猜想，验证这是否可能。在转了几圈以后，我在棚屋和栅栏间找到了正在寻找的东西，死亡的痕迹：两团已经发黑的生肉，两块带有灭鼠药的食饵，那是人们扔在山里用来毒狐狸和狼的，也被用来毒我的狗。
他们将我围困了起来。他们对你做了什么，上尉？不管你在哪里，坚持住。揭露唯一真相的时刻已经来临。
自埋葬猎兔犬后，我的身体里生出了一个从未更自我的自我。受一股冲动的驱使，我两级两级地跨着台阶上楼，来到了卧室。我打开胡桃木箱，拿开了毯子，欣赏着在那里躺着的那把老猎枪。从现在开始，猎枪会与我融为一体。双扳机，双枪筒。我要执行一个命令，第一个。遵从一个至今不知源自何处的明确指令：我要去找双胞胎姐妹。你们得到的还不够多吗，哈尔东家的？你们家的人抢走了我们埃尔阿楚艾罗的土地，强迫我们离开这里，你们砍掉了分界线上的杏树，断了我的电，想把我的房子抢走，而现在，竟然轮到了我的上尉？当我想到上尉可能逃走了，但又明白她们更可能已经杀了它，我胸口的空洞便蔓延开来。你到哪里去了，上尉？她们对你做了什么？耐心点。我在这里，我坐在圣栎树下试着喘过气来，萨拉斯可达猎枪靠在树干上。我来找你了。
我应该无法蒙着眼睛为老萨拉斯可达猎枪上膛，但是触觉也是有记忆的，子弹滑进了黄油一般顺滑的洞里。我的手指和掌丘上满是伤痕，但是不疼。我把五斗柜里的所有子弹都装进了背包，三盒子弹。我手中拿着上好膛的枪，就在这里，离拉斯布莱尼亚仅一步之遥。奔跑让我筋疲力尽，但是我现在已经准备好了。我站了起来，拍落了屁股上的泥土和枯叶。我双手拿着猎枪，从土路开始往庄园走去。要是有根皮带让我可以斜挎着枪会更舒服点。我走完了距离大房子院子的最后几米路。庄园比我想象中还要大很多。
我要演练一下，让哈尔东两姐妹知道我来了。我把枪托靠在胯部的凹陷处，开枪。后坐力几乎让我失去了平衡。第二枪打向天空。巨响投射在我耳朵的鼓膜，投射在中午沉闷的空气中。鸟群惊飞起来。向后扳动枪栓。我取出两个弹壳。它们冒着烟，但是我的手指已经没有知觉了。再来两发。咔嚓！我喜欢弹簧发出的声音。精确干脆的噼啪声，没有迟疑。火药火辣的气味让我兴奋。不知从哪儿来的指令让我现在朝着房子大门开枪，我照做了。出来，哈尔东家的！我双腿跨开，左腿在后，就像山羊脚般稳固坚毅。我朝门开枪。砰！我的硬骨头承受住了后坐力，但是没打中：霰弹打在了墙上，剥下了一块墙皮。要是我有一个支撑点搁着枪的话会更好。再试一次。现在好了，一枪中的。我朝着空气喊道：
“你们别躲起来，不要脸的！你们为什么给我的狗下毒？”
我左手握着锈迹斑驳的发热的枪管。当我准备转过枪来再装两颗子弹时，有人带着枷锁般的愤怒从后面抓住了我。我动弹不得。猎枪和我被锁在了钢铁般的挤压之中。
“冷静，安赫拉，冷静。”
是工头。我背对着他，看不见他的脸，但是我听出了他的声音，他那拳击手般的手臂，他的双手，他被田野刻下印记的指甲。
“放开我！”
“把枪给我，算我求你了。”他在我耳边轻声说，“给我吧，来吧，不然事情会变得更糟。你必输无疑。”
我放弃了。我打不过这个男人。我投降。我把萨拉斯可达猎枪交给了他。我转过身去。迪奥尼西奥像个疲惫的父亲一般看着我。他的锁眼眯缝了起来。
“你疯了吗？”
“是她们要把我弄疯。”
房子里有声音，插销和门锁打开的声音。她们刚才应该在某扇窗户那里偷偷看着我。而现在，当她们觉得安全的时候，两个城里来的男人走了出来，就是那种穿皮鞋的男人。紧跟着他们的就是双胞胎姐妹。因为我的枪被拿走了，她们现在敢来与我对峙了。
“我的上尉在哪里？”
我试图靠近她们，但是迪奥尼西奥拉着我的手臂阻止了我。他弄疼我了。
看看她们，就像两个金发的一脸苦相的贝蒂·戴维斯。高高瘦瘦，若不是她们一个梳着低发髻，另一个戴着珍珠项链和配套的耳环，她俩几乎无法区分。她们保持着距离，离我大概五步远，被她们的城市大猎犬保护着。珍珠会带来厄运或是哭泣，我母亲这么说。
“如果你现在回去的话，我们不会去告你。”其中一个男人说道。他是律师还是管钱的那个？“你现在走的话，就当这儿什么都没发生过。”
“先把狗还给我。”
“什么狗？”戴珍珠的那个说。从她干枯的手以及双手的动作，可以看出家族的特质。
另一个姓哈尔东的，梳着发髻的那个，用一只手臂遮着肚子，好像在保护自己似的，另一只手捂住了嘴巴。她从头到脚地打量了我一番，从我剃光的头到我母亲的鞋子。
“你在笑什么，蠢货？”我说，迪奥尼西奥又抓住我，把我拉到他身上。他闻起来有股疲惫的雄性的气味，紧紧抓着我猎枪的枪杆。
管法律的那个男人，或者不管他是哪个，走到戴珍珠的女人旁边，在她耳边轻声说了些什么。
“你们想干什么？想让我和你们的哥哥胡里安一样上吊吗？又一场自杀。他们不是说自杀都是成对发生的吗？这就是你们想要的吗？”
“是你做了错事。”梳发髻的那个说，她现在已经不笑了。
“我们通过司法途径来处理你房子的问题。”那个律师还是谁说道，“土地已经不属于你了，这个房子随时可能倒塌。对了，我们已经申请精神病学报告了。”
真是浑蛋，他们真是做了不少功课。“她疯了，彻底疯了，生活已经不能自理，是个危险。”我们女人总是被这样攻击，拿情感作为要挟。我咽了咽口水说：
“没那么容易。”我看着自己的双脚，“这我可以跟你们保证。”
“好好考虑一下，把钱拿着吧。”现在戴珍珠的那个女的说，“要是你愿意的话，在养老院里会好很多。在那里你会得到照顾。你的生活质量会更高。”
“你们就是垃圾。你们的毒已经深入骨髓。”
我朝着她们站立的地上，为她们说的话啐了口痰。我开始往回走，咬着牙走向埃尔阿楚艾罗。还没走到百米开外时，我转过身去：迪奥尼西奥在路口监视着我的步伐，他手中握着猎枪，枪托拄在地上。
星期六、星期天
我用为狗剃毛的理发器给自己剃了头。整个头都剃了。整个头光滑得就像一只西瓜。头发马上就会齐齐整整地长出来。
当热浪消退时，我会爬上山峦。我需要在自己的影子前行走。
没有一滴雨水的干枯原野。曾有过一年如此严酷的干旱，母亲说，那时麦穗只有麦须，几乎没有谷粒，而消失在麦田中的艾梅特利亚用猎枪朝天空射击，试图扯碎过路的云彩。就是那把被抢走的猎枪。当贫困席卷埃尔阿楚艾罗的时候，家里的女人靠洗衣服和在河里敲打洗涤羊毛床垫来获取微薄的收入。我母亲是这么说的。
人可能死于孤独吗？
我必须恢复体力。昨天，与拉斯布莱尼亚的人对峙回来后，我杀了一只鸡，我斩断了它的头，就像我想对戴珍珠的那个女人做的那样。脖子上利落的一刀，咔嚓！我捆住了它的脚，把它倒挂在洋李树的树枝下放血。滴答，滴答，滴答。整个晚上都晾着。布鲁托就葬在脚下。尸体在土里多久会分解？现在我用开水烫鸡，炉子的火焰将它的羽毛烧焦，这样给它褪毛。要是上尉在的话，我会把嗉囊、鸡胗扔给它吃，鸡肝也给它。我每时每刻都在想它。当我从床上跳起时已看不到它了。它已不再贴过来寻求爱抚。当我拿着装满湿衣服的小盆穿过院子去晾衣服时，它也不再在我身后摇尾巴了。我在山间徒步时它也不陪着我了。什么都没有，它踪迹全无。
伦敦的雨向来是温驯固执的。天花板有一处漏雨了。锡盆在下面接着水。滴答，滴答，滴答。我记得曾经用一把刮刀刮掉过踢脚线上的霉斑。当尼格尔的家人停止每月给他打钱后，我们变得更穷了，但是他曾短暂地觉得自己有了进展。“当凡·高作画时，你能听见草生长的声音。”鞣皮者尼格尔的原话。在最初的最初，当尼格尔还每次付我现金时，有一次他把我赶出了工作室，因为上一个周日我去公园晒了太阳，把颧骨和额头晒伤了。那就不是同样的肤色、同样的色彩搭配、同样的光线了。在头三年里，尼格尔没有画过其他任何人。“把衣服脱光，别动，放开，放开自己。”在黄水仙间的安吉，扮成奥菲莉亚的安吉，披散着头发躺在浴缸里，安吉拿着一只羊腿摆着姿势。三天后，我们把它混着苹果泥在烤箱里烤了，大口吃掉了它。
“安吉，我还爱着你。你要记得那些我们一同哭泣过的夜晚。那些距我们咫尺之遥的梦好似都烟消云散。”一切都烟消云散。
我已经逐渐适应了发电机的噪声。我算了算，一升汽油差不多能发电两个小时。
在阁楼的墙上，从这头到那头，我用石灰浆一字一句地将神父借给我的最后一本书的开头抄了下来，用的是无衬线字体：“我来科马拉是因为人们告诉我我父亲住在这里，一个叫佩德罗·巴拉莫的人。我母亲说的。我向她保证过，我会在她死了以后再过来找他。”我很喜欢。而我的情况正相反，我没有意识到自己来到村子里正是为了知道我的父亲是谁。我的母亲从未告诉过我。我也用填字谜的铅笔在墙上画了父亲的脸庞。
一个经典的上吊结是绕七圈的，但是每个人可以想绕几圈就几圈。圈数总是单数。我父亲用了窗帘绳。他绕了几圈？
你对生灵，对物品，对某些地方倾注了爱，然后你不知道拿你手中剩下的爱怎么办。它在你掌中燃烧。
现在距我11岁已经过去了40年9个月23天。他们不让我看尸体，也不带我去下葬仪式。我的母亲对我撒了谎，这是真的。我的母亲，那个如同谈论生者般谈论亡者的母亲。
我偶然又翻开了尼格尔的册子。我读着第一个注脚，在那里停住了目光：“思考色彩的世界会让你发疯的。黑色和深紫色的区别如同大鼓和天巴鼓音色的差别。泰晤士河有多少种颜色？水怎么画？那是流动的光，并没有恒定的色彩。”
我不知道自己还是不是那个最初陪伴我自己的女人。
下午5点。时间变得很小，很小，好像缩水了一般。是那些习惯让每一天变得有意义。洗漱，做饭，阅读，在洗水池里刷裤子，将装番茄的陶罐煮沸、密封，散步，打扫鸡圈，为绣球花和大丽花浇水，在院子的沙土中泼水降温，采摘园子里结出的果实。西葫芦正当季。这是一种懂得感恩的植物，索取极少却慷慨施与。现在，在下午的炙热中，叶子在休眠。葡萄藤、荒野，就连无花果树也昏昏欲睡，它可通常是能在夏日的炙烤下毫发无伤的。这就是自由。我打开收音机。放到一半的埃里克·伯顿的歌跳了出来，别让我被误解。我尝了尝炖的菜，已经好了，炖软了的肉伴着它的汤汁。油、洋葱、月桂叶、时间。神父的面包硬得像块石头，但是没有其他面包了。我在平底锅里烤了一片面包，剩余的沾湿后给了母鸡。我关了火，盛了满满一盘，坐到了桌边。
“请不要让我被误解。”你不要误解我。生命应该力求简洁，却缠绕在误解中，缠绕在未尽之言中，在解决失当的错误之中。是我错了吗？是我盲目了吗？有时我问自己，尼格尔是否像我爱他那样爱我，但是这个念头没有答案，令我感伤。我更愿意相信他是爱我的。只有那份我得以付出的爱支撑着我，我住在他的光环中。我为什么走？为什么逃离伦敦？因为不这样他就会将我拖入河的最深处，和他一起。现在已经不重要了，现在一切都好。在这里我已经找到了怀念他的位置。
有人用指关节敲着门。会是谁？我起身。又响起了坚定的敲门声。
“谁？”
“是我，阿尔卡里奥，还有我的妹妹。”
皮草匠？是的，是他。我听出了他的声音。但他来干什么？
“来了。”
我开了一条门缝，半个身子探了出去。
“我很遗憾，马洛托。”皮草匠阿尔卡里奥眼睛盯着我的光头，结结巴巴地说着，“这件事发生在我家里，你不知道我有多难受。”
“发生什么事了？”
我把门打开。
“你的妹妹呢？让她进来。你不是说她跟你一起来的吗？”
我望向铁栅门，但是从这儿望不见那个寡妇。我挥挥手臂让皮草匠进来，但是他坚定地摇头拒绝了我。
“艾尔米尼亚被落在了后面，推着手推车……我们不知道怎么通知你，你现在又没电话。”
手推车？阿尔卡里奥放低了视线，望着靴子的鞋尖。他脏乱的头发与胡子连在了一起。他闻起来有股小羊羔的味道。
“发生什么事了？”
“你的狗，”他停顿了一下，双手摸了下脸庞，“出现在了我家里。”
“什么时候？”
“就现在，就在我们过来之前。”皮草匠又一次挪开了视线，“我发现它浮在水池里。”
我的上尉，淹死了？我的混种狗可是会游泳的。
我冲向了铁栅门，阿尔卡里奥跟在我后面。我打开栏杆，它就在那里：死了，四肢弯曲着，蜷缩在胸前，这样它就刚好陷在手推车的槽口中。我跪倒在地上。寡妇往后退了两步，低着头。她穿着橡胶拖鞋从沼泽地那里过来。
我抚摸着狗的额头。冰冷。它的眼中有一层白膜，肚皮肿胀，好像马上要生一大窝小狗似的，嘴唇那里有一块像是干掉的血痂。寡妇向我走了过来，伸手抚摸着我光溜溜的后颈。我晃了晃脖子拒绝了她的触碰，我不想让她碰我。
“阿尔卡里奥，是谁干的？”
我看着他，他看着我。我们的脉搏在寂静中跳动，眼睛在下午的日光下如同飞溅的火星。
“要是让我知道你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我发誓我会杀了你，哪怕杀了你以后我自己也去死。”
从我口中发出的声音毫无犹疑。
“要是我干的，我还会从沼泽地那儿一路把它拉过来吗？”阿尔卡里奥侧了一下脑袋，用大拇指指了指他背后的土路，他们是从那儿沿着车辙推着车，蹚着路上的石子过来的。
这正是让我不明白的地方。沼泽地的房子离这儿足足有两公里远，上尉从不离开家这么远。
艾尔米尼亚把双手放到胸前，咬着下唇。我起身，又看了看上尉，看了看它脚上的肉垫。
“是双胞胎派人干的吗，阿尔卡里奥？要是你知道些什么就告诉我。”
皮草匠闭上眼睛，耸了耸肩。
“不管是谁干的，我会杀了他。杀了迪奥尼西奥，或者不管哪个人。”
“迪奥尼西奥？”阿尔卡里奥冷笑了一下，露出掉了牙的牙床，他的牙龈今天很红，“迪奥尼西奥这个障碍也被她们清理掉了。她们把他赶出了庄园。昨天晚上她们让他从拉斯布莱尼亚收拾箱子滚蛋了。”
哈尔东家那两个女的已经不需要他了。我们这些没用的摆设她们都不需要。心眼可真坏。
“那村里的人怎么说呢？”我看着寡妇问道，她比他哥哥更善于和人交流，“大家都无动于衷吗？连个手指头都不动吗？她们会让山里遍地都是旅游大巴的。”
“据我所知，大家虽然内心深处感到害怕，但是都按兵不动，想看看会发生什么。”艾尔米尼亚回答道，一束日光让她感到刺眼，她弯起手臂挡住光线，“没有人信得过双胞胎姐妹，但是他们什么也不去做。很少有人说卖得好，对村子有好处，会来钱，也许能吸引年轻人过来。”
阿尔卡里奥仰头大笑起来。他裤腰上系着一条绳子。
“你笑什么，傻子？确实有人这么说。”艾尔米尼亚双手交叉在胸口下方。
“她们俩只想要钱：她们那份钱。”皮草匠解释道，然后他看了我一眼，又说，“这样的事一直在发生。”他说得好像我家狗的死亡只是一场意外罢了。
“但是诱饵下在我的地里，阿尔卡里奥。”
“你别再想了……应该是这可怜的狗想喝水，它靠近了水池，淹死在了池子里。”
我想我应该相信他——他们抓住了它，把它带走，想杀了它，但是它逃脱了。或者更有可能的是，上尉吞食了带有鼠药的诱饵，比猎兔犬吃得少，走路时找不到方向了，口渴的它已经奄奄一息，掉进了池子里。就是那个易卜拉希玛曾经用来清洗水垢的水池。
我已经哭不出来了，也不想哭了。我的上尉，它也淹死了吗？
“帮我个忙，阿尔卡里奥。”
“什么都可以，安赫拉。说吧。”
“帮我把它带到棚屋那里去。”
皮草匠往手里吐了口唾沫，搓了搓双手，抓住了推车的把手往前推。我们穿过院子拐过水井。我们走在通往鸡圈和园子的狭窄的小路上。我为送葬的队伍开路，艾尔米尼亚穿着宝蓝色的吊带睡裙走在最后。轮子的吱嘎声。我们无精打采的脚步声。马蜂在玫瑰丛中的嗡嗡声。我推开棚屋的门，打开冷冻箱。为了腾出空间，我把前几日冷冻起来的装豆子的口袋堆在一个角落里。我又走了出去，抓住上尉的前腿，把它的头靠在我的胸口。
“帮我一下，阿尔卡里奥。”
皮草匠照做了。他抓住狗的尾巴和两条后腿。
“小心。”我提醒他。
我用胯部顶开了门。
“你要把它放进冷冻箱里？”
“当然了。天太热了。”
寡妇惊讶地用一只手捂住了嘴巴。她在门口逆光下的剪影里惊惧地看着我。我吓到她了。我在冰的蓝光下看了上尉两秒钟。你在这里会好的，我的宝贝。我一边看着它，一边盖上了盖子。
“我很遗憾，安赫拉。”艾尔米尼亚想来拥抱我。我的动作让她打消了这个念头。
“好了，好了。”皮草匠说，“走吧，我们回家吧。”
我向他们道了谢。我只想让他们走。
我的上尉，它也淹死了吗？
“尼格尔·谭尔。39岁，艺术家，1.77米。高加索男性，营养状况良好。浅栗色细发，有零星白发。蓝灰色眼睛。新长的胡子。健壮，肌肉型体型。原生牙。牙间有填充，一个人工牙冠。白色上衣，灰色、带有颜料斑点的开衫，藏青色布外套，同色灯芯绒裤，绿色袜子，黑色鞋带的靴子。左手腕戴皮编手环。”
我甚至爱他衣服上的味道。
泰晤士警察的报告继续写道，一开始，他的尸体被错认成了布片和树枝的混合物。一个路人在南岸罗瑟希德区远远望见一团东西在拉萨尔港的水中漂浮着，通知了巡逻队。尼格尔用浅咖啡色的包装胶带绑住了脚踝，没有绑得很紧——在跳入水中之前他需要走几步路——但确实是有意为之，他交叉着缠绕了几圈，这样能扎得更结实。他呼吸的最后一丝空气应该带着水藻和沥青的味道。
我曾多少次想到过尼格尔的自杀？我又重构了多少次那个场景？他是几点做出的决定？为什么选择溺亡？他考虑过海浪的高度吗？抑或是死亡在即兴发挥？我面前浮现他在报纸上查找涨潮时间的样子。他是清晨出门的吗？也许他直接从瓶里喝了最后一口尊美醇威士忌来暖暖身子壮胆。他系上了大衣的扣子，大衣口袋里装满了硬币、混凝土块、石头、鹅卵石、螺帽、生锈的钉子，这些都是他在街区，还有其他被偷走的城市片区步行时捡起来珍藏的辎重。他从后门出去，那里有一间淋浴室和一座杂草丛生的花园，还有一条废弃的铁路。他从围栏和后院出发，沿着被铁锈啃食的铁轨前行。正下着一场细雨，或者正要下一场细雨，我很确信。伦敦细微的雨。他拐进巷子，越过灰色的围墙和窗户被封死的棚子，来到了防波堤，走到废弃的船坞，这里空空如也。他选择了哪个角落？他也许走下了沃平区的旧楼梯，水流循着台阶淌下，直到河水的锡熨斗将它熨平。他不假思索，也未作停留，就像是要钻进被子休息一样笃定。抑或他逆着河流，一直走到了钟楼大桥，甚至更远处，到城中，以便从高处纵身入水。无所谓了。或者有所谓？警察说，许多自杀者选择了滑铁卢桥。这应该不是一场甜蜜的死亡。要是从高空摔落没有致其死亡，本能会迫使双肺奋力呼吸，在绝望中将肺叶充满水，就像蹦到岸上的鱼用力鼓动鱼鳃。淹死的时候疼吗？尸体腐蚀时会疼吗？水变成了尸体的形状，支气管和胃的形状。头朝下，像一根树干一样随波逐流，河流将他冲到下游，他任由浮冰轻摇着自己。寻找的结局，艺术家绝望的结束。六七分钟足够让心脏因寒冷而停止运转。
是他的朋友保尔打电话到酒吧通知了我。我们俩陪着尼格尔的妹妹和警察去开了工作室的门。没有人有钥匙。当门被强行打开后，一股腐肉的味道冲我们的鼻子袭来。胃一阵痉挛，我用毛衣盖住了鼻子，甚至连警察都不得不用手帕遮住鼻子。尼格尔从市场里买了半只小羊羔，它已经腐烂了，遍布蝇蛆。他当时应该就在做这个，观察腐烂的过程，观察尸体在分解之前所要经历的阶段：柔软、坚硬、干燥、多孔、干裂、褶皱、腐烂。尤其是分解激发出的肉的色彩：紫色、蓝色、绿色。画室闻起来有一股死亡和松节油混合的甜味。在厨房的大理石上，我在一个汤盘中发现了还可以用的混合油彩。我就是在那时偷了那个本子的。我没想太多，动作迅捷地将它藏在毛衣下面。没人注意到。
我背着一整袋路上捡来的石子穿过了杨树林，来到了村子入口。我走路时像是被弹簧驱动，遵从着不知源自何处的指令，在光线斑驳的炙热的树荫下前行。我来到萨利特雷广场，喝了一口泉水，喊道：
“哈尔东家付了你们多少钱？”
我声音中的坚定吓了我自己一跳。
“你们谁毒死了我的狗？出来，从你们的贼窝里出来！它们有什么错？”
我在马约尔街遇到了阿德里亚诺，他和自己的哥哥合开了一家面包房。
“喂，你！你知道谁杀了我的上尉吗？是谁放的诱饵，你知道吗？”
做面包的停了一下。耸了耸肩。我抬起手，朝他扔了一块石头，扔在了他的手臂上。他惊恐万状地逃走了，跌跌撞撞地边跑边往后看，钻进了他碰到的第一个开着的门里。我又喊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