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简介

中文名：二战新史：鲜血与废墟中的世界1931-1945（上下)

作者：[英]理查德·奥弗里

责编：张益

译者：谭星

ISBN：9787521763737

单价：188.0

出版年月：2024-07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作品简介：

20世纪20年代，一场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世界沉浸在一片和平和繁荣中。在许多人眼里，这是一个“黄金年代”。然而浮华背后，另一场世界大战的风暴正在酝酿。作为战胜国的英法两国继续主导着世界秩序，它们在全球拥有大片殖民地。而这引起了意大利、日本和德国的不满。这三个19世纪末新崛起的国家也在追逐自己的帝国利益，但它们发现，留给它们的空间有限。后来，在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刺激下，这三个国家把郁积多年的仇恨转变成了新一轮帝国主义扩张行动。 1931年9月18日，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开始侵占中国东北。这既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为一场新的世界大战拉开了序幕。1935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1936年，德国进军莱茵兰非军事区。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英法两国对德宣战。随后，苏联和美国也相继被卷入战争，战争还蔓延到了北太平洋的阿留申群岛以及南印度洋的马达加斯加岛等偏远地区。这是一场真正的全球战争、一场名副其实的世界大战！ 理查德·奥弗里试图重塑了我们理解这场世界大战的方式，他不仅从“帝国大战”的角度重新解释了战争的起源，不仅拓展了战争的时间边界和地理边界，而且丰富了战争的内涵。在奥弗里的笔下，战争不仅仅是参战国士兵在正面战场上的厮杀！ 战争需要拼动员，全世界有超过1亿人被动员起来参军，而在后方，有更多人被动员起来成为兵工厂中的工人、民防系统中的救援人员以及敌后游击队员；战争需要拼经济，增税、借贷、鼓励储蓄、发行国债甚至是印钞，为了搞到钱，各国用尽手段；战争需要拼宣传，交战各方都声称自己是正义的，轴心国把自己伪装成“犹太人阴谋”、“白祸”和“财阀列强”的受害者，以掩盖自己侵略者的本质；战争还需要拼打法和技术，军队能否利用好装甲兵和航空兵，能否组织好电子战和情报战，能否尽快掌握雷达等新技术，都直接影响着战争的胜负。 大战直到1945年9月才落幕。德意日三大帝国被埋葬，英法等国重建帝国的尝试也宣告失败，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鲜血与废墟之上，主宰了世界500多年的西方殖民秩序终于崩塌，中国、印度等一个个现代民族国家横空出世，世界秩序已然大变。

作者简介：

理查德·奥弗里（Richard Overy，1947—），国际知名战争史专家，埃克塞特大学教授，不列颠学会会员，欧洲科学与艺术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员，剑桥大学博士后，曾任教于剑桥大学女王学院和伦敦国王学院，BBC历史类节目顾问。2001年，由于在战争史研究领域的贡献，他被美国军事历史学会授予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奖。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二战史和纳粹德国史。 奥弗里著述颇丰，已撰写超过25部作品，其中，《独裁者们》荣获沃尔夫森奖和赫塞尔-蒂尔特曼历史奖，《轰炸战：欧洲，1939-1945》入围坎迪尔历史奖决选名单。他的作品《二战图文史：战争历程完整实录》《二战爆发前十天》《第三帝国图文史：纳粹德国浮沉实录》已引进国内。他还是《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牛津二战史》和《〈纽约时报〉二战全纪实》三部重磅作品的主编，这三部作品也已被引进国内。他的其他作品还有《同盟国为何胜利》《战争之路：二战的起源》《不列颠之战：传说与现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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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二战新史：鲜血与废墟中的世界1931—1945

作者：【英】理查德·奥弗里

译者：谭星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时间：2024年7月

ISBN：9787521763737

我们已经以最大的规模走进了战争的经典时代，一个得到民众支持的科学战争的时代——地球上从未发生过的战争，即将发生。

——弗里德里希·尼采，1881年

1940年9月27日，德国国会大厦，德国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在《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签订现场宣读声明。这份条约明确了三国分别在欧洲、非洲和亚洲的帝国野心，它们想要建立一套新的全球政治秩序。

图片来源：INTERFOTO/Alamy。

前言

Frederick Haberman (ed.), Nobel Lectures： Peace, 1926–1950 (Amsterdam, 1972),318.

1945年12月，美国前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当时他重病缠身，无法出席颁奖仪式，于是写了一段话以支持在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广泛、最残酷的战争所带来的可怕苦难”之后寻求和平。 人们都知道赫尔一贯用词夸张，但他的这一表述十分贴切，无论是在今天还是在当时都一样。赫尔的那个时代见证了规模大到史无前例的全球战争，而在“世界大战”这个大概念下的众多战事则带来了几乎无边无际的痛苦、贫穷和死亡。这样大规模的战争无论之前还是之后都没有发生过，就连第一次世界大战也不及。未来也许还会有更多的世界大战，就像赫尔在1945年时说的能够“毁灭我们的文明”的那种，但它们迄今都还没有发生。

Christopher Browning, Ordinary Men： Reserve Police Battalion 101 and the Final Solution in Poland (London, 1992). See too Richard Overy, ‘“Ordinary men”,extraordinary circumstances： historians, social psychology, and the Holocaust’,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70 (2014), 515–30.

如此广泛而残酷的战争在许多方面给历史学家带来了挑战。自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难以想象这个世界上会有超过1亿男人（还有数量少得多的女人）穿上军装，下场厮杀，他们手中的武器在“一战”中得到磨砺，其破坏力在随后的年月里大幅提升。同样难以想象的是，世界上主要的大国竟然能令民众接受把2/3的国家产值投入战争之中，接受让数亿人陷于战争带来的贫困和饥饿之中，或者接受让他们在和平年代辛苦积累的财富被战争的无底洞吞噬一空。轰炸、驱逐、强征和掠夺竟会带来如此大规模的贫穷、匮乏和损失，这是一件多么令人难以理解的事情！最重要的是，这场战争还挑战了现代人的良知，人们无法理解为什么数十万人会实施如此众多的暴行、恐怖行径和罪行，而这些人通常都是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布朗宁（Christopher Browning）笔下的“普通人”，而不是施虐狂或者疯子。 虽然暴行在今天的内战和叛乱中也时有发生，但暴力胁迫、关押、折磨、驱逐和大规模种族屠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了主流，而举起屠刀的既有穿着军装的士兵、安全部队和警察，也有游击队和平民，不分男女。

See recently Gordon Corrigan, The Second World War： A Military History (London,2010), Antony Beevor,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2013), Max Hastings, All Hell Let Loose： The World at War 1939–1945 (London, 2011) and Andrew Roberts,The Storm of War： A New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2009). 那些不太关注军事的著作中最好的有Gerhard Weinberg, A World at Arms： A Global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Cambridge, 1994), Evan Mawdsley, World War Two： A New History(Cambridge, 2012)，以及Gordon Wright的经典作品，The Ordeal of Total War, 1939–1945 (New York, 1968)；更新近的作品有Andrew Buchanan，World War II in Global Perspective： A Short History (Hoboken, NJ, 2019)，以及Victor Hanson,The Second World Wars： How the First Great Global Conflict was Fought and Won (New York, 2019)。关于战斗结果的争议，还有一本颇具启发性的著作：Phillips O’Brien, How the War was Won (Cambridge, 2015)。

曾经，人们满足于将这场战争解释为爱好和平的国家与欧洲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以及东亚的日本军部这些帝国主义野心家之间的对抗。无论是西方的标准口径，还是苏联的官方战史，都在着力讲述盟国和轴心国之间的军事交锋。军事交锋的历史早已被梳理清楚，优秀的相关著作已是汗牛充栋，因此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对战争结果的关注固然重要，但也有很多其他疑问有待解决，包括引发战争的大危机、各个战场的性质差异，以及战争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最后还有在1945年战争正式结束后仍然久久不熄的暴力。最重要的是，传统的“二战”历史观将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军部视为危机的原因，但其实他们正是危机造成的结果。若要正确认识战争的起源、过程和结果，就需要了解20世纪头几十年里导致世界范围内社会、政治和国际关系连年动荡，并最终促使轴心国采取领土扩张政策来应对的宏观历史潮流。而这些野心家的失败也反过来为全球的相对稳定和领土帝国主义的最终倒台渐渐铺平了道路。

这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新著将基于四个主要前提。第一，这场战争的传统时间边界不再适用。战争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中国，并于1945年之后的10年里在中国、东南亚、东欧和中东逐渐平息。1939—1945年的战事或许能够成为叙事的中心，但战争的历史至少要追溯到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之时，并延续到由大战导致的起义和内战最终结束之时，到1945年时这一切都还没有结束。不仅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前后的战事，给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世界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观点，把两次世界大战分开看待并无益处。它们可以被视为“第二次三十年战争”的不同阶段，这一战争在帝国主义的危机阶段重新构建了世界体系。本书的结构就反映了这一反传统的视角。关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内容很多，如果没有这些内容，就无法合理解释世界大战的特点、打法，以及当时人们的理解。

第二，这场战争应当被理解为一场全球性事件，而非轴心国在欧洲被击败是重头戏，太平洋战争只是个陪衬。中欧、地中海地区和中东，以及东亚的区域性不稳定都促成了更大范围的全球稳定性危机，并解释了战争为什么不是仅仅发生于几大列强之间，而是蔓延到了诸如北太平洋的阿留申群岛、南印度洋的马达加斯加，以及加勒比海的岛屿之类的偏远之地。亚洲的战事及其结果对于塑造战后世界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在欧洲击败德国，甚至尤甚。在这方面，与世界大战同步而来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殖民帝国的崩溃。

第三，这场战争包含了多种不同的战争形式，它们应该被区别对待。首要的形态还是人们熟悉的国家之间的战争，包括侵略和自卫，因为只有国家才能动员起足够的资源来支撑大规模的战争。然而和主要战事一同燃起的还有内战——发生在中国、乌克兰、意大利和希腊——这种“全民战争”可以是对抗占领军（包括盟军）的解放战争，也可以是民众自我保护的努力，主要是应对轰炸的影响。有时候这些不同形式的战争会与国家之间的战争重叠或融合，例如苏联的游击战争和法国的抵抗运动——但是游击战、内战和起义大多属于与大战同时进行的小型战事，其主角主要是平民，为的是自卫或者解放。而民众的动员也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具有了“总体战”属性，这种属性也在后来发挥了重要作用。

Reto Hofmann and Daniel Hedinger, ‘Axis Empires： towards a global history of fascist imperialism’,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12 (2017), 161–5. See too Daniel Hedinger, ‘The imperial nexus：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the Axis in global perspective’, ibid., 185–205. 关于世界大战及其对帝国的影响，见Robert Gerwarth and Erez Manela, ‘The Great War as a global war’, Diplomatic History, 38 (2014), 786–800; Jane Burbank and Frederick Cooper, ‘Empires after 1919： old, new, transformed’, International Afairs,95 (2019), 81–100。

第四，所有这三项——时间、地域以及定义——都基于这一主张：漫长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帝国战争。大部分关于这场战争的通史聚焦于“大国”之间的冲突以及意识形态所扮演的角色，但忽略或掩盖了“领土帝国”在定义这场长期战争的性质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这漫长的战争始于1931年，终于1945年之后的乱局。这并非要通过单纯的列宁主义视角来观察这场战争，而只是想要承认，将所有不同地域、不同形态的战争连接到一起的，正是当时存在的帝国主义全球秩序，这种秩序由英国和法国主导，日本、意大利和德国的野心正是在这种秩序下形成的，其模仿的也正是这种秩序，这些所谓的“无产”国家想要通过征服更多的土地来保障其国家的生存，并表达其民族认同。直到最近，才开始有历史学家主张，轴心帝国想要的其实是建立自己的全球“关系”以仿效那些它们想要取代的老牌帝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甚至是之前的帝国主义架构和危机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和过程设定了框架，而这场战争的最终结果则宣告了500年来殖民主义的终结并支持了民族国家的形成。 欧洲几个世纪以来的无情扩张让位于收缩。在1945年之后的几十年里，残存的旧殖民规则迅速崩塌，而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则主导了全球新秩序的建立。

后文的叙述将围绕这四条主轴展开。本书包括5个综述章节（序章、第一至三章、第十一章）和7个专题章节。头几个章节将探讨导致20世纪30年代危机和战争爆发的长期因素，这些因素根源于19世纪后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帝国竞争与国家竞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原本并非不可避免，但是20世纪20年代全球贸易和经济体系的崩溃刚好遇到帝国主义世界体系越发不稳定，加之民族主义在民众中的兴起，这就导致了国际关系的紧张，并产生了难以通过国际合作来解决的野心。极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经济危机和机缘巧合，三者相结合，促使日本、意大利和德国开始寻求帝国主义“新秩序”，老牌帝国——英国、法国、荷兰，甚至还有比利时——则在1940—1942年那一连串令人猝不及防的败退后遭遇了巨大的灾难。虽然这些“新秩序”国家原本是想搞自己的区域霸权而不是去招惹苏联和美国，但它们发现若不能打败或压制这两支力量，它们的野心便无法最终实现，结果便是“巴巴罗萨行动”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针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战争也是一个特例，希特勒政权说是这些人密谋发动了全球战争，并挫败了德国人的民族自信。这一部分内容描述了一个国际关系和政治都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在这样的环境下，新帝国似乎有望在美国和苏联的潜在力量被动员起来之前赢得胜利。

随后的章节描述了一场世界范围的战争，这场战争将新帝国的领土野心打翻在地，也为建立一个不同的、更加稳定的世界秩序创造了条件，这一新秩序以民族原则为基础，以帝国主义的消亡和20世纪30年代崩溃的全球贸易与经济体系的重建为前提。苏联和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解释了这样的转变。值得一提的是，基于共产主义或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两国都对传统殖民帝国的存续持敌对态度——事实上，另一个主要盟友中国也是如此——它们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塑造了一个以民族国家为主的新世界，在许多情况下，这个世界为冷战中的超级大国所主导，而非被领土帝国统治。德国和日本由于担心自己的国家灭亡而选择了死战到底，但也在国内的帝国主义势力被打败后重获新生。在这一部分，新帝国的失败显而易见，却也并非完全命中注定。参战各方在战争的最后两年里付出了最大的人员牺牲和资源耗费的代价，才最终决出了胜负。1945年之后，随着战争中残留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冲突在帝国和超级大国的野心消退的背景下逐渐被解决——虽然不是全部解决——后续战争的规模便小了很多。这就是本书最后一章的主题，传统帝国最终崩塌，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今日世界横空出世。

关于“军事史”的局限性，可参见Stig Förster的颇具启发性的讲话，‘The Battlefield： Towards a Modern History of War’,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London, 2007 Annual Lecture，以及Jeremy Black, Rethinking World War Two： The Conflict and its Legacy (London, 2015)。

“帝国战争”这一理念为一些专题章节提供了框架，以在更大范围内探讨战争经历中的关键问题，这些问题既涉及数以百万计的参战军人，也涉及承受着总体战的平民社会。 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动员起所需要的巨量人力和物力资源？结果如何？参战军队如何组织并利用这些资源？效果如何？国家、政党和个人如何证明他们所参与的战争是正当的？怎样承受那些被迫卷入甚至要面对失败的代价高昂、常常非常残酷的战役？与主战场平行的那些全民战争或内战是如何发展的，且带来了什么样的社会和政治影响？最后，还有一些章节讨论了战争给所有身陷其中的人带来的伤害。“战争中人们的心理、精神和情绪”试图发掘战争给所有被迫卷入者带来的情感和精神上的影响，尤其是对超过1亿被动员参战的男男女女的影响。战争改变了人们的行为和期望，这是由人类的多种不同情感驱动的：一方面是恐惧、仇恨、埋怨或愤怒，另一方面则是勇气、自我牺牲、焦虑与热忱。这正是一项很难从历史角度描述，却又是解释战争对个人的影响时不可或缺的战争经历，无论是否身处战场，这些人都会发现自己承受着战时特殊环境的持续压力。最后一个主题旨在探讨战争带来的过度暴力和罪行，它们导致了广泛的暴行和数千万人的死亡，死者中很大一部分是平民。这里会有两个核心问题：为什么军人和平民的死亡人数都如此之多——大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5倍，以及为什么所有战区的作恶者愿意实施而且能够醉心于各种堪称残忍的暴行？这两个问题显然相互关联，但并不相同；死亡形式多样，原因不同，无情地与战争相伴产生。

现如今，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史料已经足以让任何新的史学作品对这一切做出公正判断了。40年前，当我第一次提笔撰写关于这场战争的文字时，读完大部分关于这场战争的言之有物的作品还是有可能的。在过去的40年里，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前后年月方方面面的历史著作在全世界范围内呈爆炸式增加。这让我只能汲取现有文献的一小部分，因此，我只专注于能够支持本书核心论点的史料，而不打算写一本百科全书式的作品。想在单卷本里写出权威的“二战”史是不可能的了，多卷本也不行。新近出版的《剑桥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写了三大本，即便如此也没法包罗万象。我遵循的大致原则是，使用过去几年里新出版的材料，因为它们通常都包含了某一领域内的大部分既有知识，虽然许多关键性研究是在很久之前进行的，而我也尽量不去忽略它们。我十分幸运，尤其获益于大量关于帝国主义和亚洲战争史的新研究，它们都是在历史学研究中被长期忽略的方向。我会使用一切能拿到的与我研究领域密切相关的档案论据。历史学家们现在可以获得丰富的个人收藏，这些收藏以书本或口述档案的形式出现，它们能够解释，有时是反驳历史学家关于战争经历的描述，我也会用到这些材料，虽然用得比近期许多关于这场战争的历史叙述要少。读者们将会发现，许多内容不可避免地被放弃或者被草草简述；他们还将发现，有些熟悉的话题会被拆散放到不同的专题章节中——明显的例子是轰炸、大屠杀、战斗力——但是我相信战争的历史意义的核心已经足够清楚，无须赘言。本书旨在通过探讨战争年代的重大问题，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当时人们被迫卷入的框架，从而让读者对个人的经历更加感同身受。这还是一部关于死亡、恐惧、毁灭和贫困的历史，也是科德尔·赫尔所言的“可怕苦难”的历史。鲜血与废墟正是它的痛苦代价。

理查德·奥弗里，2020年11月

致谢

有众多同僚、学友和学生在连续数年的讨论和提议中为本书的完成做出了这样那样的贡献。在此提名致谢的只是一小部分，但我也要对其他那些以有用而关键的方式参与到我围绕这场战争所做工作中的人致以诚挚的感谢。我要特别感谢我在埃克塞特大学的同事马丁·托马斯，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强烈地鼓励我坚持从帝国的视角看待战争史。对于任何想要将战争历史及其过度暴力和帝国主义历史结合起来的人而言，埃克塞特大学的这个系都是个幸福的家。

我要感谢下列各位在本书写作中给予的协助、建议和探讨：伊万·莫德斯利、马修·希斯利普、劳拉·罗、理查德·托伊、罗伊·艾恩斯、理查德·哈蒙德、奥利维尔·维维奥尔卡、已故的迈克尔·霍华德爵士、方德万、拉纳·米特、保罗·克莱门丝、露西·诺克斯、佐耶·韦克斯曼、安德鲁·布坎南、斯蒂芬·李、乔·马约洛、克劳斯·施密德、桑科·奈策尔，以及罗伯特·格沃斯。所有这些作者的著作都为我的作品提供了无价的贡献，我要对他们致以感谢。我也已经尽力让他们的贡献体现在注释中。企鹅出版社的优秀编辑西蒙·温德尔耐心地等候这本书面世，他本来没有义务等我那么久的，此外他仔细审阅了我写的所有内容，为此我像以往那样欠了他巨大的人情。我还十分感谢我之前的经纪人吉尔·科尔里奇、现在的经纪人卡拉·琼斯，他们在这部历史作品的漫长酝酿期里给予了我慷慨的支持。最后还要感谢出版这本书的团队：理查德·杜吉德、埃娃·霍奇金、夏洛特·赖丁斯、杰夫·爱德华兹、桑德拉·富勒，以及马修·哈钦森。

用例说明

我在全书中使用了“盟国”和“轴心国”这两个词，因为这两个词太常用了，不用反而会带来麻烦。尽管如此，有必要指出的是，三个主要盟国从未正式结盟，除了英国和苏联在1942年签署了协议。“轴心国”也不是协作密切的联盟，这个词是墨索里尼发明的，起初被用于指德国和意大利两国的关系。日本在1940年9月与德意两国结盟，加入了三方协议，从而成了轴心国成员，一些加入对苏作战的欧洲国家也是轴心国成员，不过芬兰除外，它只是共同作战国。但在1940年9月之前，日本与欧洲的轴心国之间都没有任何正式关系。而自那之后，全世界几乎都在不约而同地谈论“轴心国”，包括日本，这个名称也被用在了几乎所有现代历史著作中，虽然我知道它并不完全准确，但我也根据约定俗成的那样使用了这个词。

书中有大量统计结果和数字，其中的问题也是很重要的。人们永远也搞不清楚大大小小战役中参战人员及其所用武器的数量，关于人员损失和武器损失的统计也是一样麻烦，这取决于不同国家对战役时间长度和地域范围的不同定义。我尽量使用最新、最可靠的统计数据，但我也知道这些资料中的估算数据常常相互矛盾。我在其他方面就没有这么追求精确了。在用“吨”来统计航运吨位、投下的炸弹，或者生产出来的物资时，我没有刻意区分英吨、标准吨和美吨。它们表达的实际重量各不相同，但每次都解释是很烦人的，而且它们之间的差别也不大，统一用“吨”也不是不可接受的。1美制短吨大概相当于2000磅，1英制长吨大概相当于2240磅，1标准吨（1000千克）大概相当于2204磅。我通常使用世界通用的“千米”，而不是“英里”。1英里大概相当于1.6千米。1925

年，在里夫战争中，法国炮兵在摩洛哥向柏柏尔人起义军开火。这是20世纪主要的殖民战争之一，当地部族为了保持独立，与西班牙及法国军队从1921年一直打到1927年。

图片来源：Photo 12 Collection /Alamy。

序章

“鲜血与废墟”：帝国战争的时代

19世纪兴盛起来的帝国主义已经走不下去了，唯一的问题是，它将被和平地埋葬，还是埋在鲜血与废墟之下。

Leonard Woolf, Imperialism and Civilization (London, 1928), 17.

——伦纳德·伍尔夫

Leonard Woolf, Imperialism and Civilization (London, 1928), 9–12.

这本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书的名字就取自这句名人名言，它出自政治经济学家伦纳德·伍尔夫所著《帝国主义与文明》（Imperialism and Civilization）一书，这本书揭示了20世纪初期现代帝国主义对于现代文明形成的重要性。伍尔夫指出，西方世界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的100年中经历了工业化、平民参政以及贵族衰落等重要变化，社会发生剧变。正是这种转变促成了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兴起，但变革的初期伴随着一轮惊人的帝国征服浪潮，浪潮一直延续到伍尔夫写作这部书之时。他认为新的文明是“一种好战的、相互打压的、征服的、充满压迫的、强迫他人改变信仰的文明”，近年来许多关于帝国时代的历史著作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判断。由少数几个殖民国家统治全球，这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阶段。 在伍尔夫看来，帝国的扩张是一种危险的、难以控制的力量，当帝国崩溃时，这会变得尤其暴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20年之后更具全球性和毁灭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伍尔夫的这一主张当然是正确的：止于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并带动了领土帝国崩溃的全球战事，其根源在于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当时世界的快速发展加速了经济和政治现代化的步伐。欧洲、北美和日本的大规模工业化与城市化，和民族意识的增强同时发生，并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意识。两个现代化强国，意大利与德国，都是新兴国家，前者仅仅诞生于1861年，后者更是晚10年才诞生。至于亚洲唯一以欧洲方式开始现代化进程的国家——日本，则也是个真正意义上的“新”国家，它通过1868年的“明治维新”得到重建，这场改革推翻了传统的德川幕府统治，将政权交给了明治天皇领导下一群新锐的经济和军事改革精英。经济的现代化、教育的提升、快速的社会变革，以及中央集权国家机器的出现，都成为将国家团结在一起的手段。而这些进程也产生了一种新的民族认同和真正的民族政治，即便是在那些渊源久远得多的国家也是如此。社会的变革带来了大规模的政治重构，并要求进行自由主义改革，赋予更多的民众选举权。除了俄罗斯帝国外，1900年时所有的现代化国家都建立了议会（具有有限特权），并对所有公民实施法治。对于原来的政治和社会精英阶层而言，这些变革摧毁了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威的传统分配方式。正是在这种快速而且无法预测的变革之中，发展中的工业化国家开启了新一轮领土帝国主义的浪潮，以瓜分或统治那些尚未被原有殖民帝国收入网中的地区，只有透过这个帝国原始驱动力的视角，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长期根源。

Birthe Kundrus, Moderne Imperialisten： Das Kaiserreich im Spiegel seiner Kolonien (Cologne, 2003), 28. See too Helmut Bley, ‘Der Traum vom Reich?Rechtsradikalismus als Antwort auf gescheiterte Illusionen im deutschen Kaiserreich 1900–1938’, in Birthe Kundrus (ed.), Phantasiereiche： zur Kulturge schichte des deutschen Kolonialismus (Frankfurt am Main, 2003), 56–67. Nicola Labanca, Oltremare： Storia dell’espansione coloniale Italiana (Bologna,2002), 57. Louise Young, Japan's Total Empire： Manchuria and the Culture of Wartime Imperialism(Berkeley, Calif., 1998), 12–13, 22–3; Frederick Dickinson, ‘The Japanese Empire’,in Robert Gerwarth and Erez Manela (eds.), Empires at War 1911–1923 (Oxford,2014), 198–200.

在伍尔夫眼中，1914年战争爆发前40年里的“新帝国主义”在很多方面都是原有帝国架构的延伸。在所谓“新”帝国主义出现之前，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早就拥有了遍布全球的一堆各种各样的土地——殖民地、保护国、势力范围、贸易中转站、特许权区。但这新一轮帝国主义浪潮又不一样。它源于新兴国家越发强烈的竞争意识，这部分是由于它们要寻找新的原材料和粮食来源以及新市场；部分也是由于“帝国”已被视为定义19世纪末的民族国家身份的一种方式，标志着一个国家是世界其余部分“文明开化”的积极引路人；还有部分则是由于帝国已成为国家声望的象征。最后一点对于新兴国家尤其明显，因为它们的统一很脆弱，地区割裂和社会冲突都让国家面临分裂的危险。1894年12月，德国宰相克洛德维希·祖·霍恩洛厄-希灵斯菲斯特宣称：“拥有我们自己的殖民地是国家荣誉的需要，也是我们国家声望的象征。” 1885年，意大利外交大臣宣称，在这场“在世界所有角落夺取殖民地的真正的障碍赛中”，意大利不得不通过获得自己的殖民地来实现“成为强大国家的天命”。 对于掌控着明治时代新日本的改革者们而言，某种形式的帝国主义被认为是新“国体”的重要体现，而在19世纪70年代占领千岛群岛、琉球群岛和小笠原群岛则是他们建立后来所谓“大日本帝国”的第一步。 在随后的半个世纪里，正是这三个国家建立大帝国的愿望导致了20世纪40年代的世界大战。

“民族-帝国”的提法得到了广泛探讨。尤其可参见Gary Wilder，‘Framing Greater France between the wars’,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14 (2000),198–202，以及Heather Jones, ‘The German Empire’, in Gerwarth and Manela(eds.), Empires at War, 56–7。 Birthe Kundrus, ‘Die Kolonien–“Kinder des Gefühls und der Phantasie”’, in idem(ed.), Phantasiereiche, 7–18.

塑造现代民族认同和建立或扩大帝国二者之间的关联，在1914年之前的年月里已是众所周知，就连东欧的老式王朝帝国——罗曼诺夫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也不例外，两个王朝在巴尔干半岛的帝国野心最终引发了战争。对于那些想要巩固或建立海外帝国领地的国家而言，民族国家建构和帝国主义扩张之间的关联是不言而喻的。“民族-帝国”（而不是“民族国家”）这个词，便是对那些热衷于抢地盘的国家的准确定义。被称为“帝国主义民族国家化”的趋势直到20世纪30年代最后一轮激烈的地盘争夺开始时都至关重要。 帝国通过凸显公民与奴仆、文明与原始、现代与落后之间的所谓差别，将“宗主国”这一概念更加清晰地定义了出来——正是这些对立决定了帝国主义国家看待被征服人民和领土的方式，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40年代。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拥有共同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几乎完全无视了被占领地区原有的文化和价值观。但是，在大部分情况下，人们所期望的帝国主义能给国家带来的好处，从新的消费者到新的宗教皈依，都被夸大了。伯思·孔德鲁斯（Birthe Kundrus）所谓的“帝国幻想”在刺激国家间竞争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即便在帝国扩张的代价明显会超过扩张带来的有限好处时也是如此。 这些强烈的幻想要么和开拓蛮荒之地有关，要么和对巨大财富的憧憬、崇高的“文明使命”，或实现民族复兴的天定命运有关。正是它们塑造了随后50年里人们对“帝国”的看法。

Paul Crook, Darwinism, War and History (Cambridge, 1994), 88–9. See too Mike Hawkins, Social Darwinism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Thought 1860–1945(Cambridge, 1997), 203–15. Friedrich von Bernhardi, Germany and the Next War (London, 1914), 18. Benjamin Madley, ‘From Africa to Auschwitz： how German South West Africa incubated ideas and methods adopted and developed by the Nazis in Eastern Europe’, European History Quarterly, 35 (2005), 432–4; Guntram Herb, Under the Map of Germany： Nationalism and Propaganda 1918–1945 (London, 1997),50–51.

推动了新一轮帝国主义浪潮的这些“帝国幻想”并非凭空而来。它们来自许多帝国中都有的在思想和科学层面对帝国进行的探究，这反过来又刺激了相关思想和科学的发展。国家竞争的观念则主要来自达尔文主义中的“适者生存”理论，也来自现代国家之间天然存在的竞争。有一个思潮曾在1914年之前的年月里受到广泛争议，但一直未被动摇，而且还得到了一些达尔文最优秀继承者的支持，那就是：“健康”的民族天定是要统治低等人的。英国统计学家卡尔·皮尔森（Karl Pearson）在1900年发表的一个题为《从科学立场看国家生命》的演讲中告诉听众，一个国家必须“主要通过与低等种族进行战争，与同等种族争夺贸易路线、原材料来源和粮食供应”来保持高效率，“这就是人类的自然史观”。 德国将军弗里德里希·冯·伯恩哈迪（Friedrich von Bernhardi）在1912年出版并被译成多国文字的《德国与下一场战争》（Germany and the Next War）一书中对国家竞争的解释被许多人视为理所应当：“只有能让自己赢得最好生活条件，并在自然的普遍经济中发挥作用的个体才能生存下来。弱者只能任人欺凌。” 运用达尔文理论的关键因素是资源争夺，为此，人们普遍认为最终需要的还是更多的帝国领土。1897年，德国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提出了如今已是声名狼藉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一词，他主张现代高等文明需要扩大领土以为越来越多的人口提供粮食和原材料，这只能通过牺牲“低等”文明来实现。拉采尔写出《政治地理学》（Political Geography）的结论时，年幼的阿道夫·希特勒还只是奥地利的一个学童，而这一理论将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这个未来独裁者与他的亲密伙伴鲁道夫·赫斯谈论的重要话题。

Timothy Parsons, The Second British Empire： In the Crucibl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Lanham, Md, 2014), 8; Troy Paddock, ‘Creating an oriental “Feindbild”’,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39 (2006), 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