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7

Rodogno, Fascism's European Empire, 25–6. Ciano, Diario, 444, entry for 18/19 June 1940. Ciano, Diario, 443, entry for 18/19 June 1940. Ragache, ‘La bataille continue!’, 143–4.

宣战并不意味着意大利已经准备好参战，反而招来了英法轰炸机的迅速反应，它们两天后空袭了都灵和热那亚。实际上墨索里尼直到贝当求和的消息传来才采取行动。他命令西部边境的意大利军队三天后开始进攻法军。之后他就匆匆赶往慕尼黑去会见希特勒，讨论可能的停战条款了；在前往德国的火车上，他还想要寻求最大利益——占领整个法国，夺取法军舰队，占领突尼斯、法属索马里和科西嘉——但是，据他对齐亚诺所言，他刚一抵达就感觉到“他成了二流角色”。 希特勒要的停战条件并不多，以免让德国的手脚被未来的任何和平条约束缚，并防止将法国再次推向英国的怀抱。据冯·里宾特洛甫说，停战也带来了一个机会，既然法国已经战败，那就可以把欧洲的犹太人驱赶到法国殖民地马达加斯加去了。 希特勒不愿意就这么平平淡淡地签订和平协议。6月19日，法国高层通过德国驻西班牙大使获悉，希特勒已经准备考虑和平条件，次日，法国代表团驱车穿越前线来到贡比涅，22年前，德国曾在此地被迫签订和平条约。6月22日，双方就在1918年双方签订停战协议的那一节火车车厢里举行了简短的签字仪式，但条约只有等到意大利同意停火才能生效。

Rochat, Le guerre italiane, 248–50. Karine Varley, ‘Entangled enemies： Vichy, Italy and collaboration’, in Ludivine Broch and Alison Carrol (eds.), France in an Era of Global War, 1914–1945： Occupation Politics, Empire and Entanglements (Basingstoke, 2014), 153–5 ; Rodogno, Fascism's European Empire, 26–7. 德国方面的情况，见Thomas Laub,After the Fall： German Policy in Occupied France 1940–1944 (Oxford, 2010),36–9。

既然意大利军队6月20日才刚刚加入战斗，墨索里尼便不得不多打几天，让一些多少有点决定性的战斗先打完。大约22个实力不足、装备低劣的师向法国东南边境发动了进攻，他们在工事坚固、决心坚定的法军阵地前几乎毫无进展。意大利军队打下了芒东镇，但在仅仅3天的战斗中就有1258人战死和2151人冻伤，这也充分显示了他们的无能。 于是，意大利只能不情愿地同意停战。6月23日，一个法国代表团来到罗马，在因奇萨别墅（Villa Incisa）签订了和约。虽然法国代表团明白自己也别无选择，但他们不愿意将停战视为自己在军事上败于意大利之手。墨索里尼守住了他对希特勒的承诺，停战条款也比他曾经怀有的极端野心宽松许多，但对于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而言，有一点却并无二致，那就是停战条款与曾经强压在德国人身上的《凡尔赛和约》并无二致——有些地方还更加严苛。法国的北部和西部领土被占领，这使得法国实际上丧失了主权；法国军队被压缩到了无足轻重的10万人，虽然他们还能保留一支规模不大的殖民地部队以确保英国无法轻易占领法国的帝国领地；海军基地和陆地堡垒都要非军事化，武器要上交，舰队也要被软禁在港内。意大利谈判代表还坚持要让意大利停战委员会拥有对科西嘉、法属北非、法属索马里和叙利亚的管辖权。 而贝当的法国，其首府现已迁到了温泉小镇维希，只能在国家中部和南部未被占领的地区实行有限的独立统治。

Roberts, ‘Stalin's wartime vision of the peace’, 236–7. Ciano, Diario, 443, entry for 18/19 June 1940.

盟军在1940年的战败改变了战争的局势。这刺激了意大利人和日本人利用逐渐扩大的机会窗口向欧洲帝国打出致命一击的野心。英法的失败也震惊了斯大林，他原本希望这一仗能打得更持久，但是正如他在1940年7月向英国大使斯塔福德·克里普斯（Staford Cripps）说的那样，这一结果意味着“旧的平衡”再也回不去了。 为了强调他的主张，苏联开始干预东欧，吞并了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罗马尼亚的北布科维纳、摩尔多瓦两省。盟军的失败也加速了美国的整军计划，并让美国的民意充分警觉到了轴心国的威胁。而对希特勒来说，最重要的后果就是他意识到欧洲轴心国现在能够在整个欧洲建立“新秩序”了，就像日本领导层此时准备抓住机会在亚洲所做的事情一样，欧洲盟国的失败把这个机会突然送到了他们面前。这并不是20世纪30年代时计划的样子，这只是英法宣战的决定带来的出乎意料的后果，但给轴心国的领导层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而英国的抵抗则是任何“新秩序”想要安然立足的主要障碍。在6月18日与墨索里尼会面时，希特勒坚持说自己无意摧毁英帝国，他仍视其为“世界平衡的重要因素”，但如果1940年内无法在西线达成和约，那么接下来的战争就会是“全面的、绝对的、无情的”。

“满眼灾难”

Randolph Churchill (ed.), Into Battle： Speeches by the Right Hon. Winston S. Churchill (London, 1941), 255–6, 259. John Colville, The Fringes of Power： Downing Street Diaries 1939–1955： Volume 1 1939–October 1941 (London, 1985), 267, entry for 20 Aug. 1940. Gorodetsky, Maisky Diaries, 304, entry for 20 Aug. 1940. Gorodetsky, Maisky Diaries, 287, entry for 17 June 1940.

1940年8月20日，丘吉尔在英国下议院发表演讲时，也就是他用金句评价皇家空军战斗机司令部的“少数人”那次，他缓缓叙述的大部分篇幅总结了这场西方列强刚刚在1940年夏季遭遇的灾难。“这是怎样的满眼灾难，”他对议员同僚们说，“可信的荷兰被压垮了……比利时被入侵并打垮；我们自己的精锐远征军被包围，几乎被俘虏……我们的盟友，法国，完了；意大利也与我们为敌……”丘吉尔总结说，这样的情形仅仅在3个月前“还是不可思议的”。 他的演讲虽然也包含了抵抗到底的热情宣言，但没有得到大厅里听众的热情回应。丘吉尔的秘书乔克·科尔维尔在下议院的走廊里旁听，发现整个会场充斥着懒散的气息。他后来甚至不记得自己听到过那句关于“少数人”的著名金句。 苏联驻英国大使伊万·麦斯基也在会场里。虽然他觉得这场演讲听起来不太好——“不是他今天的最佳状态”——但他还是发现议会大厅里充满了“新的信心”，哪怕是“满眼灾难”。 就在几个星期前，丘吉尔的儿子伦道夫还向麦斯基解释说，英国在法国崩溃后坚持战斗，对于保住帝国领地至关重要：“如果失去了帝国领地，我们就将成为不是二流而是十流的国家。我们一无所有。我们都将死于饥饿。因此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战斗到底。”有其父必有其子，麦斯基或许会这么觉得。

Hastings Ismay, Memoirs (London, 1960), 153. James (ed.), The Diaries of Sir Henry Channon, 261–2. Srinath Raghavan, India's War： The Making of Modern South Asia, 1939–1945(London, 2016), 47–8. 苏联的态度，见Sergei Kudryashov, ‘The Soviet perspective’, in Paul Addison and Jeremy Crang (eds.), The Burning Blue： A New History of the Battle of Britain(London, 2000), 71–2。法国的情况，见Robert Tombs and Isabelle Tombs, That Sweet Enemy： Britain and France (London, 2007), 10, 571–3。

正如丘吉尔坚持认为的那样，当初对德宣战时并没有预计到竟会有这么多灾难。丘吉尔的军事秘书黑斯廷斯·伊斯梅（Hastings Ismay）后来称，如果英军参谋长会议在1939年8月时能预想到这样的结果，“他们将会毫不犹豫地警告内阁，加入战争将招致灭顶之灾”。他的结论是，当时他们应该提议做一些“不光彩的妥协”。 现在，英帝国面临着独自打一场世界大战的前景。随着法国的战败以及英军被赶出欧洲大陆，英帝国的未来突然成了国际投机的对象。鉴于失败的规模，以及英国在本土列岛尚且面临威胁时显然很难守住帝国的外围据点，这一点毫不令人意外。“现在，我们的未来会如何？我很担心，”英国议员、绰号“薯条”的亨利·钱农在1940年7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一团糟……我们的统治正在渐渐瓦解；我会为它的结束而遗憾的。” 在印度，据对当地民意的报道，英法战败的消息引发了“困惑”与“压抑”，不过反帝国主义者将此视为英国殖民统治即将灭亡的预兆。“它将会被砸得粉碎，”国民大会党领袖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写道，“国王所有的马和国王所有的臣子再也不会全部团结到一起了。” 在帝国之外，英国可能的崩溃已被视为理所当然。苏联的评论员认为，德国将会相对容易地入侵并占领英国，而美国的民意，即便仍然同情英国，也突然开始怀疑英国能否幸存。即便是英国的前盟友法国，也由于英国在法国战役中的拙劣表现和英国世界秩序的崩溃而发生了一波仇英浪潮。在维希，法国新政府的部长们对英国也充满了敌意，包括新总理皮埃尔·赖伐尔和他的继任者达尔朗海军元帅，他们都认为英国的帝国主张只是对过去时代的空洞回响。“英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赖伐尔在1940年7月写道，“无论现在发生什么，它都会丢掉它的帝国领地。”

Colville, Fringes of Power, 176, entry for 6 June 1940. Robert Self, Neville Chamberlain： A Biography (Aldershot, 2006), 434；关于丘吉尔的引述，见Spears, Assignment to Catastrophe, 70。正是Spears报道了丘吉尔的名句：“我们完全能够独立打败德国人。” Paul Addison and Jeremy Crang (eds.), Listening to Britain： Home Intelligence Reports on Britain's Finest Hour May–September 1940 (London, 2011), 80, 123,126, entries for 5 June, 17 June and 18 June 1940. See too Richard Toye, The Roar of the Lion： The Untold Story of Churchill's World War II Speeches (Oxford,2013), 51–9. John Charmley, Lord Lloyd and the Decline of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1987), 251. John Ferris and Evan Mawdsley, ‘The war in the West’, in idem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ume I： Fighting the War (Cambridge,2015), 350.

丘吉尔的新政府并未能改变英国的弱势地位。丘吉尔在想要鼓舞英国人民为了帝国和帝国所代表的理想而继续战斗的同时，私下里却也痛惜“我们的虚弱、迟钝，缺乏把握力和动力”。 然而，法国的战败很快给英帝国带来了比实际危局更正面的结果。张伯伦认为法国“只不过是个累赘”，英国最好能甩掉它单独行动，丘吉尔在海军部任职时也曾私下表达过这一观点。 在关于“是否要独自打这一仗”的民意测试中，3/4的受访者希望继续打下去，虽然对最终结局有信心的人少得多，只有50%。 “独自”战斗的想法成了这个国家的“集结号”，它已将自己视为只身与法西斯巨人对决的现代版大卫，但是对于丘吉尔和他的政治支持者而言，“独立”作战的不仅仅是本土列岛，而是整个英帝国。丘吉尔对帝国充满感情，也把这种感情灌输给了他的内阁，正如当时的历史学家刘易斯·内米尔（Lewis Namier）看到的那样，那是一群拥有共同情感的“吉卜林帝国主义者”。 对丘吉尔来说，帝国的生存是核心的优先事项，他在1938年声称：“我的理想狭窄而有限。我想要看到英帝国的力量和荣耀再多延续几代人。”

Richard Toye, Lloyd George and Churchill： Rivals for Greatness (London, 2007), 342, 363–9, 380; Antony Lentin, Lloyd George and the Lost Peace： From Versailles to Hitler, 1919–1940 (Basingstoke, 2001), 121–7. Self, Neville Chamberlain, 433.

然而，英国在法国失败后的战略选择所剩无几。首要的事情是生存，这意味着要避免被德国消灭或打败，德国的地盘现已从挪威北部延伸到了法国的大西洋沿岸。在1940年夏季，承认没有办法有效打败轴心国，从而与敌人妥协求和仍然是一个选择。这只是少数人的观点，到底有多少人持这样的观点，我们很难估算，但这少数人有着自己的政治代言人。议和派最突出的代言人是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担任首相的戴维·劳合·乔治。虽然他一直主张这个国家应当比在张伯伦治下时更有效地作战，但他已在媒体和议会表达出他的倾向，就是与德国达成某种协议。张伯伦认为，劳合·乔治是个潜在的贝当元帅，坐在旁边等着政府崩溃，然后取而代之。1941年5月，丘吉尔在议会发言反击劳合·乔治时也是这么讽刺他的，这是劳合·乔治的最后一次主要演讲。 这一类比刺激了劳合·乔治，但他确实可能和贝当一样，被前一次大战的可怕代价击垮了，希望和平能让英国摆脱战前脱离正轨的状态，在德国虎视眈眈的注视下重振民族认同。但这一观点在1940年并不能代表英国。丘吉尔决心不让自己在5月就任首相的几个星期后就可耻地结束战争，而处处挨骂的张伯伦也在6月底向全世界进行广播，坚持说英国“宁愿在废墟中倒下，也不会承认纳粹的统治”。

Richard Hallion, ‘The American perspective’, in Addison and Crang (eds.), The Burning Blue, 83–4.

虽然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整个英国陆军一度跌到了微不足道的水平，但英国在1940年夏季也并非无法防守。皇家海军仍然是世界头等的，即便它的力量被分散到了四个战区：本土、大西洋、地中海和亚洲帝国。皇家空军的防御力量也在日渐加强，无论是飞机的数量还是集成控制和通信系统（确保战斗机在省油的情况下有效对付任何来袭敌机）都是如此。英国的全球贸易与金融经济，以及庞大的商船队，意味着它可以吸取远处的资源以供养其战争经济，它的许多武器的产量已经超过了德国。到1940年8月，下给美国的大批订单已经让美国工业开始为英国提供2万架飞机、4.2万台航空发动机（尽管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通过了《中立法案》），并常态化供应100辛烷值燃料，这使得英国战斗机的性能超越了对手德国。 1940年7月，英国确定了对德国和意大利战争的三管齐下战略，这与其现有能力是相一致的。首先是封锁和经济战，这是1939年英法战争计划中的关键环节；其次是对轴心国占领的欧洲发动政治战，具体说来就是将政治宣传与敌后破坏相结合（丘吉尔称其为“在欧洲点火”）；再次则是对德国和意大利进行远程“战略”轰炸，主要打击轰炸机作战范围内的工业中心。

Richard Overy, The Bombing War： Europe 1939–1945 (London, 2013), 252–4.

但这些行动无一真的有希望成功。封锁会被挫败，因为德国和意大利此时已出人意料地控制了大半个欧洲大陆，能够获得广泛的原材料和粮食资源，而且德国工商业和德军几乎立刻就开始相互配合，支持这场战争。政治战和敌后破坏最多只能算是一种投机。广播和传单宣传很难与众多相互竞争、各自为政的抵抗组织配合起来。虽然情报显示欧洲沦陷区确实有人在收听英国的宣传，但是促成广泛抵抗或者局部起义的前景几乎不存在，而特别行动处（SOE，这个处很奇怪地被交给经济战争大臣休·多尔顿管辖）组织的各个小分队还需要花时间参加训练，然后才有可能执行哪怕是小规模的渗透作战。1940年夏季的大部分希望被寄托在了对德轰炸上。7月，在写给飞机制造大臣比弗布鲁克勋爵（Lord Beaverbrook）的一封广为人知的信中，丘吉尔提出只有“一场绝对的灾难，用超重型轰炸机进行的毁灭性打击”才能打倒希特勒政权。轰炸始于1940年5月11—12日夜间，炸弹被投向了鲁尔-莱茵兰工业区的目标，在这一年余下的时间里，只要条件允许，轰炸几乎每晚都会进行。这些空袭对德国的影响微乎其微，虽然它们迫使数以千计的德国人躲进防空洞熬过夏夜，并促使德国民意普遍要求德国空军发动反击。情报资料起初对于空袭给德国工业设施和民众士气带来的打击给出了乐观的判断，但是辉煌的图景很快就黯淡下来，人们发现只有很少一部分飞机找到了目标区，真正命中的炸弹更是少之又少。 虽然后来有人强调轰炸给英国人士气带来的鼓舞，但早期的空袭确实没能引起什么关注。

Toye, Roar of the Lion, 54. Richard Toye, Churchill's Empire： The World that Made Him and the World He Made (New York, 2010), 203–4. Jackson,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21–3.

除了这些努力，英国领导层还将目光放在了海外支援上。在美国，人们不仅就英国的生存前景意见不一，而且围绕美国是否应当以更积极的方式介入欧洲战争产生了分歧。讨好美国是丘吉尔的核心目的，但他也小心翼翼不敢承诺太多。1940年夏季，在讨论遭遇入侵危机时英国舰队开往新大陆的问题时，他要求英国大使洛西恩勋爵“消除美国人任何他们能坐收英帝国的废墟的自负想法……” 而在美国这边，只要有人反复拿帝国理念出来说事，政治家们便无法下手，因为帝国理念在美国的所有政治派别中都不受待见。美国参议员阿瑟·范登堡（Arthur Vandenberg）告诉哈利法克斯勋爵：“如果你们英国不要再说英帝国的事，我们的事情就会顺利得多。” 另一方面，来自帝国的支援被视为理所当然，虽然在1940年夏季，帝国在盟军失败后所能扮演的角色还不如伦敦那些令人上头的花言巧语更清楚。帝国的人力和工业资源的充分动员需要时间，而且许多这种资源要被用于本地防御而无法被送到英国。在战争的头15个月里，英帝国军事需求的90%来自英国本土。

Parsons, The Second British Empire, 108–9; K. Fedorowich, ‘Sir Gerald Campbell and the British High Commission in wartime Ottawa, 1938–40’, War in History,19 (2012), 357–85; Toye, Churchill's Empire, 209; Jonathan Vance, Maple Leaf Empire： Canada, Britain, and Two World Wars (Oxford, 2012), 149–50, 179;Darwin, The Empire Project, 495–7. Clair Wills, The Neutral Island： A History of Ireland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London, 2007), 41–8; Toye, Churchill's Empire, 196–7, 207.

各处帝国领地对人力的动员是天差地别的。白人自治领的本能反应首先是拒绝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样派兵到海外参战，而是用自己的军队防守本国。澳大利亚政府最终很勉强地同意派兵前往中东；加拿大靠着向法裔国民承诺不征召他们参军、不把他们派往海外才得以进行动员。在南非，英裔和非裔族群之间也出现了相似的紧张局面，那些准备出国参战的志愿者都佩戴上了醒目的橙色标识，这是曾经统治了此地的荷兰的遗产。虽然在整个1940年夏季，各处自治领都在支持这场战争，但是澳大利亚总理罗伯特·孟席斯（Robert Menzies）迷上了议和（虽然他后来否认了此事），加拿大人则围绕在当地建立皇家空军训练设施争论不休，而且对首批加拿大部队在英国入驻的营房条件之恶劣大加抱怨。 在爱尔兰仍是自治领的时候（爱尔兰在1937年成为独立国家），其总理埃蒙·德·瓦莱拉（Éamon de Valera）为了保住中立地位甚至宁愿放弃建立统一爱尔兰的机会，而统一爱尔兰是他奋斗了20年的目标。他在1939年9月2日向爱尔兰议会说：“我们，所有人，都知道强国向弱国使用武力意味着什么。”丘吉尔抱怨爱尔兰人“避而不战”，但爱尔兰政府在整个战争中始终不为所动。

Raghavan, India's War, 13–16, 38–9, 52–60, 69–70. Dilks (ed.), Diaries of Sir Alexander Cadogan, 311, entry for 5 July 1940; Tarling,A Sudden Rampage, 54–5.

其他帝国领地的反应也各不相同。印度的情况格外复杂，因为当地不同背景的政治家之中都有一个未言明的设想，那就是只要支持战争，就可以立即得到政治重组甚至是独立的承诺作为回报。印度部队被派去支援英帝国的亚非外围地区，包括伊拉克、肯尼亚、埃及和新加坡，而相当一部分本地资金也被用来保障印度的防御。但是，虽然印度的主要政党都是反法西斯的，但他们也希望英国能够为与法西斯作战给出一个可接受的政治报价。1940年6月29日，甘地提出了完全独立的要求。丘吉尔政府并不愿意做出重大让步，但允许在德里建立一个由印度人组成的战争顾问委员会，外加一个扩大的执行委员会，但是国防、经济和国内事务的关键机构仍被牢牢握在英国人手里。10月，印度国民大会党发起了一场不合作运动，结果是，监狱里除了原有的500名印度共产党员外，又多了700名国民大会党领袖。英国人拿出了一份革命运动法案，以便让印度政府将国民大会党列为非法政党并摧毁其组织，但英国内阁不愿这么做。尽管如此，到1941年春，还是有7000名国民大会党成员被判有罪，4400人遭到关押。即便是对于那些支持参战的印度人，英国能提供的资源也十分有限，因为英国本土防御占用的资源太多了。印度最终贡献了超过200万志愿兵，但是印度军队在战争第一年的军事状态十分原始。战争爆发时，整个印度次大陆没有一架现代化战斗机，高射炮也只有1门；近两年后，在日军入侵东南亚前夕，驻印度的军队仍然没有现代化的战斗机、坦克和装甲车，只有20门高射炮和20门反坦克炮。 当印度军队前往其他战区时，他们得完全靠英国的资源进行补给。英国的地位是如此虚弱，以至于当日本人在1940年7月上旬要求英国关闭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滇缅公路补给线时，丘吉尔只能照办，他不能冒险承受“对日开战带来的麻烦”。

Morewood, British Defence of Egypt, 174–7, 193–8.

另一个大问题是埃及。虽然这个国家根据1936年的条约名义上是独立的，但英国仍然在这里保持了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存在，并享有驻守苏伊士运河的特权，这条运河是通往英国亚洲帝国的生命线。1940年5—6月，英军在欧洲面临失败时，阿里·马希尔的埃及政府不仅拒绝参加战争，反而积极寻求把英国从埃及赶出去。英国人考虑过恢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建立的保护国制度，或者宣布实施战时法案，但是最终，下重手的威胁足以让法鲁克国王解除了马希尔的职务，以英裔政治家哈桑·萨布里取而代之。萨布里虽然对英国的要求客气得多，但还是拒绝让埃及投入战争；埃及政府直到1945年2月25日才对残存的轴心国势力宣战，以确保在新的组织联合国中有一席之地。英国将在埃及的存在视为其全球战略的生死攸关的环节。运河两端的港口都得到了增援，部署了重炮，哪怕这违背了1888年的《运河条约》。 战争期间，德国与意大利的船只被禁止通行，但在坚决进攻的敌人面前守住运河与英国“欧洲优先”的政策之间很难妥协，而且苏伊士运河受到的威胁在随后两年间始终真实存在。在苏伊士运河以东，关于只要保持帝国团结就能得到英国保护的承诺，随着德国入侵成为主要威胁而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兑现。1940年11月，德国情报部门向日本递交了一份从一艘在印度洋被击沉的船上缴获的机密文件，文件清楚地显示了英国人当时的观点：如果最糟糕的情况发生，英国则无法挽救在东南亚的帝国地位。1940年时，帝国对于英国来说仍然只是个可以舍弃的资源，但英国本身此时对于其帝国领地和众多外围据点来说同样价值有限。

Ageron, ‘Vichy, les Français et l’Empire’, 122. Schmokel, Dream of Empire, 144–54. Gerhard Schreiber, Bernd Stegemann and Detlef Vogel, Germany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ume III (Oxford, 1995), 282–8; Schmokel, Dream of Empire,140–44.

这一尴尬很快就被其他三个帝国主义盟国——荷兰、比利时和法国——被德国征服的现实化解了。比利时与荷兰的帝国领地与母国彻底断了联系。与法国的和约允许维希当局保留仍在自己手中的法帝国领地，但是战争的进程逐渐挖空了法国的几乎整个帝国，让各处领地沦入他人之手。1942年，维希政权的殖民地部长朱尔·布莱雷（Jules Brérié）最终辞职：“我的任务结束了，因为我们不再有帝国了。” 所有这三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许多无法掌控的事情要去琢磨。轴心国关于欧洲新秩序的计划还未确定，海外领地的命运也悬而未决。1940年6月中旬，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会面时，人们看见意大利外交大臣齐亚诺和德国外交部长冯·里宾特洛甫铺开了一张非洲地图，在上面瓜分了旧帝国的残留版图：北非和西非归意大利，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归德国。所有这种空想计划都要等打败英国才能实现，但是在1940年夏季，建立一个德属非洲帝国的想法已经重燃并成为可能，这得到了在德国外交部和德国海军中的游说人士，以及殖民地联盟（其领导人里特尔·冯·埃普在1940年6月成为殖民地司临时司长）的热情追捧。 这最初的试探性计划显示，德意志的帝国圈子包括前法国殖民地、比属刚果、尼日利亚，甚至还有南非和罗得西亚，还要将法属马达加斯加岛改造为欧洲犹太人的半自治属国。 德国允许法国保留殖民地的决定并不是长期有效的，这只是为了杜绝法国重新接近英国的可能性，最终，英国人将维希法国视为实质性敌人的态度让这种可能性彻底消失。

Donald Nuechterlein, Iceland： Reluctant Ally (Ithaca, NY, 1961), 23–36. William Roger Louis, Imperialism at Ba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Decolonization of the British Empire, 1941–1945 (Oxford, 1977), 158, 175–7; Neil Smith,American Empire： Roosevelt's Geographer and the Prelude to Globalization(Berkeley, Calif., 2003), 353–5.

那三个前帝国强国谁也不确定英国会不会利用自己的战败把手伸到自己的帝国地盘上，无论是为了短期的战略必要性，还是出于某种有意识的长期计划。1940年5月，英国抢占了丹麦的自治领冰岛，以防它被德国人占领，并立即开始以对待殖民地的熟悉方式对待冰岛的人民，逮捕和驱逐了岛上为数不多的共产党人，并控制了这个国家的贸易。 站在美国的立场上看来，这两种举动都是不应被鼓励的。美国的反殖民团体积极推销他们的主张，即这些帝国殖民地未来应当交给可信的国际组织管理，就像1919年的托管那样；更激进的反帝国主义者还将欧洲战争视为让所有前附属国实现独立的机会。当英国对冰岛的统治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反对时，美军于1941年6月接管了这里，两年后，这座岛屿宣布成为独立的共和国。1942年，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要求签署一份国际宪章，保证殖民地人民将在战后通过一套国际托管体系获得最终独立。 宗主国的战败令它们维护帝国统治的主张破产。1940年，确实是全球帝国工程最终危机的关键转折点。

Guy Vanthemsche, Belgium and the Congo 1885–1980 (Cambridge, 2012),122–6, 130. Jonathan Helmreich,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Belgium and the Congo, 1940–1960 (Newark, NJ, 1998), 25–40.

对比利时、荷兰而言，1940年的战役结果带来了复杂的政治局面。两国都与自己的帝国断绝了联系，本土也陷入了被占领的陌生处境，统治者成了被统治者。比利时国王留在布鲁塞尔的决定，让那些流亡国外的比利时大臣关于自己代表比利时的声明成了一纸空文，也让比属刚果陷入法律上的困境。刚果拥有丰富的矿物资源，包括世界上最大的铀矿，所有强国都十分关注其命运。有人讨论过法德联合接管这一殖民地的可能性；布鲁塞尔的德国当局希望将德国的要求强加给比利时的殖民地矿业公司；1940年5月，英国政府也拒绝承认刚果中立，因为它想利用那里丰富的资源为盟国的战争服务。为了争取保留比利时的统治权，比利时国王指定流亡中的殖民地大臣阿尔伯特·德·弗莱斯肖韦尔（Albert de Vleeschauwer）行使对刚果和卢旺达-布隆迪的管理权以维持两地的中立，但是在英国施压之后，德·弗莱斯肖韦尔于同年7月同意用刚果的资源为盟军的战争服务。一年后，刚果的货币和贸易被纳入了英国的经济体系。 美国也对刚果感兴趣，1941年8月，1200名美军士兵进驻刚果，但比利时流亡政府坚持要美军的黑人士兵离开那里，以免殖民地民众将美国黑人视为自己终将获得解放的象征。面对英美的插手，德·弗莱斯肖韦尔努力想要维持比利时的统治权，但到了1943年，各方面迹象都显示美国将在战争结束后坚持要求将前殖民地交给国际共管，以此作为殖民地独立的序幕。

Jennifer Foray, Visions of Empire in the Nazi-Occupied Netherlands (Cambridge,2012), 3–5. Jennifer Foray, Visions of Empire in the Nazi-Occupied Netherlands (Cambridge,2012), 50–51, 54, 109–15. Jennifer Foray, Visions of Empire in the Nazi-Occupied Netherlands (Cambridge,2012), 50–53; Tarling, A Sudden Rampage, 66–8.

荷兰也面临着相似的黯淡处境。荷兰女王威廉明娜带着流亡政府在伦敦避难，但他们也没什么办法来维持帝国团结。加勒比海的荷兰殖民地库拉索和苏里南被交给英美两国托管，未来命运难以预期。 德国对殖民地经济的构想被英国的海上封锁和荷兰殖民地管理部门的敌意打破了。东印度的荷兰政府关押了当地的2800名德国人和500名荷兰纳粹党徒，以此报复荷兰的德国当局把500名杰出的荷兰公民抓起来送进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集中营。荷兰人对于殖民地未来前景的兴趣越来越浓，这是荷兰国家认同的关键因素，也被德国人视为政治威胁，于是主要的政治运动，荷兰人团结运动，最终被禁止。 荷属东印度则立即成了日本政府施压的对象，日本人要确保原油、橡胶、锡和其他原材料供应的大幅增长，这些对于日本的战争机器十分重要。荷属东印度如果放任其他强国损害日本的商业利益，就会遭到军事干预的威胁，虽然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政府把与日本特使的谈判成功拖延到了1941年，但日本已经将东印度视为其亚洲新经济秩序的一部分，并在1942年初夺占了整个殖民地，暂时终结了荷兰帝国。

Marcel Boldorf, ‘Grenzen des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Zugriffs auf Frankreichs Kolonialimporte (1940–1942)’, Vierteljahresschrift für Wirtschafts-Sozialgeschichte,97 (2010), 148–50. Ageron, ‘Vichy, les Français et l’Empire’, 123–4, 128–9; Frederick Quinn, The French Overseas Empire (Westport, Conn., 2000), 219–20. Tarling, A Sudden Rampage, 53–4; Martin Thomas, The French Empire at War 1940–45 (Manchester, 1998), 45–6.

法帝国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虽然其在战争中的最终命运与荷兰、比利时差不多。德国人对维希新政府的态度激起了法国人对于在宗主国废墟上挽救帝国的期望。德国对于非洲帝国的经济需求是要优先满足的，但这些需求通常并不像想象的那么过分，而且法国军队也可以留在帝国领地上以维持当地治安。 贝当元帅将帝国领地视为在法国建立新秩序的关键因素。维希政府围绕母国与殖民地的团结进行了大量宣传，还将贝当塑造为“帝国的救星”；法国海事与殖民地联盟的成员数量增加了两倍，在战争期间超过了70万人；一项经过精心规划的、为期10年的宏大帝国经济发展计划包括建设一条新的跨撒哈拉沙漠的铁路，部分铁路将由强制劳动的犹太劳工建设；宪制计划则提出了建立帝国议会与帝国公民权的可能性。用夏尔-罗贝尔·阿热龙（Charles-Robert Ageron）的话说，帝国成了战败之耻的“补偿性神话”。 然而帝国的现实没有那么美好。意大利人对领土的要求只是靠着德国的配合才被压制，但很明显墨索里尼总有一天想要从法国那里获得重大的领土让步。在中南半岛，日本军方要求在越南北部部署军队和飞机的压力被证明不可能被拒绝，到1940年9月，当地已经有了6000名日军士兵和5个空军基地，他们已开始稳步进行蚕食。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40年，对于法帝国完整性的主要威胁并非来自轴心国，而是来自前盟友英国。轴心国的诉求还有所克制，英国则毫无顾忌。

Charmley, Lord Lloyd, 246–7. Tombs and Tombs, That Sweet Enemy, 561, 5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