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帝国的幻想与现实，1940—1943

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政府认为，长期和平的先决条件是世界上的每个国家都应获得其应得的空间……它们的首要目标就是建立和维持新秩序……

F. C. Jones, Japan's New Order in East Asia (Oxford, 1954), 469. 这段文字由德文翻译而来。其原稿为英文，英文版的写法为“each its own proper place”（都有其恰当的地方），与德文版的“the space to which it is entitled”（获得其应得的空间）有所不同。德文版中加入了“空间”（Raum）一词，以使得“新秩序”一词体现出更明显的地域属性。

——《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1940年9月

Galeazzo Ciano, Diario 1937–1943, ed. Renzo de Felice (Milan, 1998), 466–7 ;William Shirer, Berlin Diary： The Journal of a Foreign Correspondent 1934–1941(London, 1941), 417–20, entry for 27 Sept. 1940. 英文版见Akten der deutschen auswärtigen Politik： Band XI：I (Göttingen, 1964), 153–4 ,von Mackensen to the German Foreign Office, 24 Sept. 1940, and 140–41,von Ribbentrop to von Mackensen, 24 Sept. 1944; Otto Tolischus, Tokyo Record(London, 1943), 30 (speech of 27 Jan. 1941)。

1940年9月27日下午1点，德国外交部长、意大利外交大臣与日本驻德国大使一同坐在帝国总理府礼堂里的一张镶金边的桌子旁，在一大群身着华丽制服的人的簇拥下，正式签署了三个帝国之间的条约，即《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在大厅外，成群的学童手里挥舞着日本国旗和意大利国旗，虽然如意大利外交大臣齐亚诺伯爵所言：“他们什么都不懂。”齐亚诺觉得大厅中的气氛比他预期的要冷淡，但他将此归因于柏林人因每晚都要在英国炸弹之下躲进防空洞过夜而变得情绪恶劣、健康状况不佳。 三人在文件上签了字，按日本人的要求，文档要用英文撰写以加快生效。签字后，宽大的大门处响起了三声响亮的敲门声。门开了，希特勒迈着夸张的步伐进来了，他静静地坐到桌子旁，等着三名签字人向《世界新闻报》发表事先准备好的讲话。在地球另一边的东京也举行了一场庆祝仪式，只是仪式没这么豪华。日本天皇一个星期前才刚刚批准了这项条约，这就解释了他们为什么要匆忙用英文起草条约以避免任何翻译错误。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一份同意书上签了字，他后来声称这是为了“建设而非破坏世界和平”。 条约的有效期是10年。它要求三国在任何其他新势力加入针对它们的战争时要相互提供军事支援——这个威胁直白地说针对的就是美国。但除此之外，这一条约还将旧大陆在三个帝国强国间做了瓜分：德国得到欧洲大陆，意大利得到地中海南部与非洲，日本得到东亚。每个国家都要在自己的地盘上巩固和发展“新秩序”。地缘政治学家们公开表示，这一刻意味着三个强国已经足够自信，足以宣称由英法帝国主导了几个世纪的旧帝国秩序已最终灭亡。

英国问题

虽然政治新秩序的大宣言已出，但英帝国拒不认输，这一问题仍悬而未决。“英国问题”让双方都举步维艰：对轴心国来说，无论英国看上去多么不堪一击，它都是巩固新秩序的障碍；而对英国来说，问题在于怎样才能阻止这种野心，而又不至于让自己的资源不堪重负，也不冒进一步失败甚至失去帝国的风险。

Horst Kahrs, ‘Von der “Grossraumwirtschaft” zur “Neuen Ordnung”’, in Kahrs et al., Modelle für ein deutschen Europa： Ökonomie und Herrschaft im Grosswirtscha ftsraum (Berlin, 1992), 17–22; Gustavo Corni, Il sogno del ‘grande spazio’： Le politiche d’occupazione nell’europa nazista (Rome, 2005), 61–8; Paolo Fonzi, La moneta nel grande spazio： Il progetto nazionalsocialista di integrazione monetaria europea 1939–1945 (Milan, 2011), 116–17, 121, 167–9. Geoffrey Megargee, Inside Hitler's High Command (Lawrence, Kans, 2000), 90–91; Nicolaus von Below, At Hitler's Side： The Memoirs of Hitler's Luftwafe Adjutant 1937–1945 (London, 2001), 72–3.

德军推迟了“海狮行动”，这显示德国结束对英战争的计划中仍然存在着不确定性。希特勒的军政领导层看中了两条道路：首先，建立“大陆集团”，让英国相信除了和解别无其他政治选择；其次，采取外围战略，在地中海以军事手段消灭英国势力——为了防卫本土，当地的英军已被削弱。第一条道路在法国战败后就已开始，当时人们就意识到柏林现在能够主导欧洲经济了。德国经济学家和官员们开始谈论一个包括了整个欧洲而不仅仅是东部欧洲的“大经济区”；他们启动了一套计划，旨在整合市场，建立基于帝国马克的货币流通区，建立共同货币结算体系，以及让德国经济渗透进欧洲的工业和银行业。 德国人要重构经济体系，让柏林成为欧洲的金融和商业首都，这是为了挑战伦敦城先前享有的主导地位。这是从政治上孤立英国的先行步骤，反映了战前关于经济领域全球新秩序的想法，这一想法也受到了日本领导层的欢迎。如果可能的话，“大陆集团”的方案需要把维希法国和佛朗哥的西班牙也拉入轴心国阵营，同时还要巩固由《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建立起来的与苏联的关系。英国直到秋季还没有认输，这让打造“一个强大而有效的反英联盟”的想法一度吸引了希特勒。

关于这些会谈的最理想讲述，可见Norman Goda, Tomorrow the World： Hitler, Northwest Africa, and the Path toward America (College Station, Tex., 1998)；也可见H. James Burgwyn, Mussolini Warlord： Failed Dreams of Empire 1940–1943(New York, 2012), 22–9。

1940年10月下旬，希特勒踏上了一段对他而言不同寻常的行程。他平时都是在柏林等着欧洲政治家们前来拜访，但这一次，他登上了元首列车，外出参加了一连串峰会，先是会见佛朗哥将军，接着是贝当元帅，最后是他的独裁者同僚墨索里尼。此行的目的是试探关于“大陆集团”和在地中海打击英帝国的想法能否被接受。尚不清楚希特勒是否期待此行能有什么重大成果，但是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在一段时间以来一直主张，打击英国的更好办法是占领直布罗陀，利用非洲的空军基地威胁英国航运，并夺取苏伊士运河，德国空军与海军总司令也支持这一主张，因为这不仅能切断英国与其亚洲帝国的联系，也能打开通往中东原油产区的道路。军事计划人员已经拿出了一份“费利克斯行动”的指导意见，目标直指直布罗陀。墨索里尼此时在埃及周围也驻有大军，但整个方案的成败取决于能否与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达成孤立英国并协同作战的政治共识。但这一倡议因涉及了帝国领地问题，所以注定要失败。佛朗哥给配合行动开出的价码是从法国手里分到一块非洲帝国和其他各种补偿，但即便如此，他也不确定是否会真的加入战争。当他们10月23日在法西交界的昂代伊（Hendaye）会面时，希特勒很快就明白他从这位大元帅那里什么都得不到；拿法国的非洲帝国出来做交易，只会得罪法国，让“国家集团”彻底成为空中楼阁。10月24日，在蒙图瓦尔（Montoire），贝当也和佛朗哥一样不情愿，担心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对法国领土产生威胁；28日，在佛罗伦萨的会面中，墨索里尼同样坚决反对任何需要接受法帝国现状或者向西班牙让步的“国家集团”。 同日，他在没有事先告知希特勒的情况下下令入侵希腊，这象征着对任何政治协同想法的拒绝。

Gabriel Gorodetsky, Grand Delusion： Stalin and the German Invasion of Russia (New Haven, Conn., 1999), 17–18. Joachim von Ribbentrop, The Ribbentrop Memoirs (London, 1954), 149–52. Von Below, At Hitler's Side, 74–5.

反英联盟的唯一前景便只剩下了苏联，苏联已经在夏初与墨索里尼单独达成谅解。 11月10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来到柏林，希望扩大一年前达成的瓜分波兰的共识。冯·里宾特洛甫希望自己能在先前成功协商的基础上，进一步劝苏联人相信适宜他们的势力范围是在亚洲和中东的英帝国领地，英国现在正承受着政治压力，而且可能很快就会失去苏伊士运河这条生命线。有人说能够说服斯大林加入针对英国的《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但当冯·里宾特洛甫拿出这个主意时，莫洛托夫却说这要德国做出重大让步才有可能。冯·里宾特洛甫后来回忆称，希特勒对这一方法持保留意见，他更倾向于将进一步讨好斯大林视为“巨大的危险”。 当弄清楚莫洛托夫和斯大林首要考虑的是将苏联利益向东南欧和土耳其扩展，让苏联势力进入德国和意大利的利益区时，政治解决的可能性没有了。结论就很明白了，泛欧联盟的假想成员国无一有兴趣与英帝国作战，只有意大利除外。三天的会议之后，希特勒进一步坚定了他关于进攻苏联与最终击败英国密切相关的观点，其实在他于西班牙和法国遭遇政治失败后，他就已经坚定了他的这一观点。在离开蒙图瓦尔的火车上，希特勒对他的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幕僚们说，除了在1941年夏季击败苏联以确保随后能打败英国之外，已没有其他现实的选择。希特勒对外交局促不安，对武力则越发充满信心。

Sönke Neitzel, Der Einsatz der deutschen Luftwaffe über dem Atlantik und der Nordsee 1939–1945 (Bonn, 1995), 55–6, 68.

到秋季，德国人的战略进入了某种死胡同。封锁的指示仍然有效，而且在1940年8月1日空战打响前又被重申了一次，现在，海空封锁自然而然地成了向敌人直接施压的主要手段。此举的目的在于向英国的粮食和原材料供应发动一定烈度的经济战，以耗竭英国的战争经济，并瓦解英国民众继续打下去的意愿。9月16日，戈林指示空军转入夜间轰炸模式，轰炸目标是港口设施、粮库与油库、仓储设施和食品加工设施，以及关键的公共设施；从11月起德军还获准攻击英国的航空工业，尤其是航空发动机工厂。针对英国航运的海上战役自从战争爆发时就已开始，此时希特勒下令加强这一作战。两个军种之间几乎没有协同，这大部分是由于戈林不愿拿出德国飞机参加海上战事，海军只能尽量利用手头仅有的几架飞机作为水面舰艇和潜艇的补充。从1940年8月到1941年6月，德军飞机在英国海岸线周围投下了5704枚水雷，少量几架远程福克-乌尔夫200“秃鹰”飞机则在1940年6月之后的一年内击沉了119艘商船，被击沉船只总吨位达34.5万吨。海上封锁被寄予了更大的期望。德军计划平均每月击沉75万吨位商船，而英国的商船总吨位是2200万吨，这种损失率预计将能迫使英国政府放弃战争。

Christopher Bell, Churchill and Sea Power (Oxford, 2013), 215. W. J. R. Gardner, Decoding History： The Battle of the Atlantic and Ultra(Basingstoke, 1999), 177; Marc Milner, The Battle of the Atlantic (Stroud, 2005),40, 46. Milner, Battle of the Atlantic, 40–41; Bell, Churchill and Sea Power, 216, 224.

海上封锁远不止于让潜艇部队从新占领的法国大西洋沿岸基地出发，在整个大西洋航道作战。德国海军知道自己在主力舰方面的弱点，因而利用各种改装过的武装商船（“幽灵船”）和私人拥有的军舰实施“打了就跑”战术。事实证明，英国皇家海军很难在辽阔的大洋上追踪这些德舰。到1941年结束时，“幽灵船”击沉了50万吨位的船只；“舍尔号”“希佩尔号”“沙恩霍斯特号”“格奈森瑙号”几艘舰又另外击沉了26.5万吨位船只。 1941年5月下水的新型战列舰“俾斯麦号”在处女航中击沉了英国战列巡洋舰“胡德号”，但几天后自己就被击沉了，未能造成更大破坏。然而，封锁战的关键力量却是德国潜艇（被称为U艇）。德国指挥官卡尔·邓尼茨将军手中可供调遣的潜艇相对较少。虽然1941年上半年德军拥有近200艘潜艇，但任一时刻能在海上作战的潜艇平均只有22艘，1941年1月时甚至只有8艘。 尽管如此，一旦法国西部的基地落成，它们就能让敌人付出越来越高昂的代价。秋季，邓尼茨命令他的潜艇组成所谓的“狼群”进行作战。由于英国南部海岸的航运受到空中威胁，其跨大西洋贸易便转向了西部和西北海岸。德国U艇便集中在了这些北方航线上。从9月起，德国潜艇兵们享受了一段他们所称的“欢乐时光”。1940年10月，他们击沉了35万吨位的船只，到1941年4月更是达到了68.7万吨位的峰值。

Milner, Battle of the Atlantic, 43–4. 各项数据出自Arnold Hague, The Allied Convoy System 1939–1945： Its Organization, Defence and Operations (London, 2000), 23–5, 107–8。

英国政府早就预计到会再打一场潜艇战，但没有料到1940年夏季之后需要面对的结果，当时德国控制了欧洲北部的大多数沿海地带。尽管航运在战争一开始就转为护航体制（沿岸航运从1939年9月6日开始，越洋航运两天后开始），然而1940年秋季的入侵威胁却令许多小型护航舰艇不得不留下来保卫英国东南海岸。10月，入侵威胁解除后，护航舰的数量才得以增加，水兵们才得以接受船队护卫和反潜战方面的训练，更多的飞机也加入了护航战。冬季，英国皇家空军海岸司令部的飞机，包括远程“桑德兰”大型水上飞机，将德军潜艇逼出了英国近海和北方航线，将其逼退到大西洋深处。新技术的应用也有助于提升护航舰和飞机的战斗力：大功率探照灯的运用，以及短波雷达（机载型被称为ASV Mk I和Mk Ⅱ，护航舰上的被称为286雷达）和改进型深水炸弹的装备。 从1941年2月起，英军重新组织了反潜防御，在利物浦建立了统一负责整个反潜作战的西方航线司令部，护航舰艇和航空兵力量都得到增强，但其关键策略则是在海军情报部门的协助下，让船队尽可能避开潜艇。在1940—1941年，护航船队的损失一直不算高；在北大西洋主要航线上航行的8722艘船损失了256艘，有些毁于潜艇，有些毁于常规海上作战。单独航行的船只或者拖船都是常见目标，但找到一支护航船队并打破其编队却是个令人生畏的任务。

Ralph Erskine, ‘Naval Enigma： a missing link’,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Intelligence, 3 (1989), 497–9.

然而，在所有海域的总损失给英国的战争机器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危险。进口量锐减，进口品种还受到了严格管控（1940年11月香蕉贸易被暂停）。1941年3月，丘吉尔将海上战事称为“大西洋战役”，这和“不列颠战役”一样，成了英国战争记忆中的标志性阶段。丘吉尔亲自就任大西洋战役临时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负责提升港口的吞吐速度，加快商船维修，以及进一步管控进口。他们为了生产更多的护航舰而竭尽全力。这一切的总体成效便是到1941年夏季时降低了U艇的作战半径，并导致U艇的损失日益增加。3月，3名U艇“王牌”艇长在进攻有强大护航的船队时阵亡；5月，另一名“王牌”艇长奥托·克雷奇默连同艇上的德国海军版“恩尼格玛”密码机一同被俘，使得布莱奇利庄园从当年夏季开始就能常常破译德国海军的密电。1941年1—5月，U艇接触到了英国所有船队的23%，6—8月这一比例下降到了4%。 经过一年的努力，英国航运的损失被证明远不足以影响英国进行战争的能力或意愿。

Richard Overy, The Bombing War： Europe 1939–1945 (London, 2013), 84–5; Percy Schramm (ed.), Kriegstagebuch/OKW： Band 1, Teilband 1 (Augsburg, 2007), 76, entry for 14 Sept. 1940. BA-MA, RL2 IV/27, ‘Grossangriffe bei Nacht gegen Lebenszentren Englands, 12.8.1940–26.6.41’. TsAMO, f. 500, o. 725168, d. 110, Luftwaffe Operations Staff report on British targets and air strength, 14 Jan. 1941; Fuehrer Conferences on Naval Affairs, 1939–1945 (London, 1990), 179,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Prosecution of the War against British War Economy’.

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1940年9月到1941年6月德军以英国港口和贸易为主要攻击对象的空中战争。这些轰炸很快被英国人称为“闪电战”，虽然在英国人的记忆中德国的轰炸都是无差别的恐怖轰炸，但希特勒在被幕僚问及此事时曾两次坚持说自己不想制造恐怖，但他保留以此报复英国皇家空军轰炸的权利，而英军在秋冬季节的不精准的轰炸却被德国解读为蓄意的无差别轰炸。 为期9个月的轰炸战役的主要目标是英国的港口城市，包括伦敦和内河港口曼彻斯特。在171次大规模空袭中，141次的目标是港口及其仓储和加工设施，这些目标挨了86%的燃烧弹和85%的高爆弹。 德国领导层希望频繁的夜间轰炸也能打击英国民众的士气，引发社会和政治层面的抗议，从而加剧英国政府对粮食和贸易的担忧。11月，德军被命令攻击英国的飞机制造业，其中包括11月14—15日夜间对考文垂的轰炸（“月光奏鸣曲行动”），这座城市的大半个市中心被夷为平地，但轰炸的目标是城中的30家航空发动机和飞机零部件工厂，有些工厂确实遭到了重创。当月下旬，伯明翰再次遭到空袭。但是从1940年12月到1941年6月，轰炸的优先目标仍然是港区和贸易类目标，虽然有些城市，包括格拉斯哥、贝尔法斯特和布里斯托尔也有一些航空工业目标。1941年2月6日，希特勒确认同意这一优先安排，并再次强调攻击军事-经济目标而非居民区的重要性。

Michael Postan, British War Production (London, 1957), 484–5; Klaus Maier,Horst Rohde, Bernd Stegmann and Hans Umbreit, Das Deutsche Reich und der Zweite Weltkrieg： Band II： Die Errichtung der Hegemonie auf dem europäischen Kontinent (Stuttgart, 1979), 402–4. C. B. A. Behrens, Merchant Shipping and the Demands of War (London, 1955),325. 1941年，英国库存的粮食和进口原材料达到近1700万吨。

这9个月的封锁战役是德国领导层在战争期间发动的众多战役中的一个特例。这是一种基于不确定消耗率的战略，而非基于一场决定性会战的战略。他们没有对英国经济对海外供应的依赖程度进行认真评估，从战果报告中也几乎不可能准确了解轰炸行动对经济的影响。对于飞行人员和空军指挥官们而言，随着他们遭受了沉重的损失但又未能获得明显的战略优势，这也就成了一场漫长而越发令人沮丧的战役。和不列颠战役一样，德军通过夸大战果来为战役辩护，但未能让英国走向屈服。希特勒对靠轰炸赢得胜利失去了兴趣，1940年12月，他怀疑对英国工业的打击不够充分；两个月后他又怀疑对英国士气的打击也不够充分。这一次，他的判断是准确的。轰炸当然会给遭到轰炸的民众带来广泛而短暂的危机，但不会影响政府的行为。封锁对英国贸易和产出的影响最多也只能算是轻微。德国空军情报部门估算，英国1941年的飞机产量在遭到明显打击后只能达到7200架，但实际产量是20094架。 英国在1941年后期的统计显示，轰炸只让英国损失了产值增量的约5%。

John Darwin, The Empire Projec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World-System 1830–1970 (Cambridge, 2009), 510–11. 重建金融公司是美国政府为了应对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而成立的金融机构。——译者注 Warren Kimball, ‘“Beggar my neighbor”： America and the British interim finance crisis 1940–41’,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9 (1969), 758–72; idem (ed.),Churchill & Roosevelt： 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 3 vols.(London, 1984), i,139, Churchill memorandum, 1 Mar. 1941.

实际上，给英国经济前景带来很大损害的是其外汇资源的耗竭，这是由于英国在1939—1940年进行的过度经济动员。到1940年12月，英国用掉的战前黄金和美元储备超过一半，剩余部分只够用到1941年3月，那时英国与作为关键物资进口来源地的美元区之间的贸易就会崩溃。英镑区内部也出现了巨大的贸易失衡，到战争结束时贸易逆差已达33.55亿英镑，不过这种逆差在战争期间可以稳定。 对新大陆物资供应的依赖是关键性的，1940年12月，丘吉尔私下里请求罗斯福总统做些什么以阻止经济灾难的发生。虽然美国领导层还是怀疑英国的支付能力是否真的已经耗尽，但罗斯福还是在12月下旬的一次演讲中将他的政府宣传为“民主世界的军工厂”，并在次月向国会提交了后来所谓的《租借法案》，承诺送往英帝国的货物无须现款支付。在1941年3月11日法案生效成为法律之前，美国重建金融公司 拿出了4.25亿美元应急贷款以免英国失去购买能力。“没有这些援助，”丘吉尔私下里写道，“打败希特勒主义就毫无希望。”

Nigel Nicolson (ed.), Harold Nicolson： Diaries and Letters 1939–45 (London,1967), 144–5, letter to W. B. Jarvis.

德军对英国本土列岛的军事行动最后还是持续了下去，但这仅仅是因为放弃就意味着认输。放弃“闪电战”将会向占领区和美国传达出有希望打败德国的信息，也无法得到德国西部那些只要夜里天气合适就会遭到英国皇家空军空袭的德国民众的理解。而且，即便是不成功的进攻也会带来一些好处。在西线持续作战是为了缓解莫斯科的担忧，斯大林一直认定希特勒不会冒着两线作战的风险进攻东线，直至1941年6月德军入侵苏联。不仅如此，英国军队也不得不将大量部队留在本土，以应对其政府几乎认定的即将到来的春季入侵。“对这个国家的入侵在所难免，”英国下议院议员哈罗德·尼科尔森看到平民撤离肯特地区后，在2月的日记中写道，“我们都这么说而且这么想。” 这样的直接后果便是，英军无法向帝国领地提供充足的增援，这一危机为希特勒的盟友意大利打开了机会之门，当时意大利正在地中海和非洲与一个被削弱的对手进行“平行战争”。

Orio Vergani, Ciano： una lunga confessione (Milan, 1974), 97. Davide Rodogno, Fascism's European Empire： Italian Occupation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Cambridge, 2006), 38, diary entry by General Bongiovanni.

1940年夏秋季节，有利的前景确实大大鼓舞了意大利人的野心，德军很可能打赢英国，而利用欧洲北部战事有利条件获益的机会或许持续不了多久了。《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签署让意大利领导人有了一种新的感觉——意大利现在是个强国了，能获邀参加对世界的重新瓜分——但它还需要一个坚实的证据来证明自己地位的提升是理所应当的。意大利记者奥里奥·韦尔加尼发现，墨索里尼“想要带着一场完全属于意大利人的胜利来到议定和平的谈判桌旁”。 法国战败后，意大利人对于法国的领土、殖民地和军事资源提出的夸张声索被德国领导层拒绝，这引发了对盟友德国的越来越深的敌意以及严重的担忧：在任何欧洲新秩序中，意大利会不会只是德国胜利前夕一个“幸运的捡便宜者”或者“温顺的跟随者”？ 这带来了一个自相矛盾的结果，1940年9月三个条约签署国中最弱小的意大利，反而第一个实施了进一步的帝国扩张计划。

Mario Cervi, Storia della Guerra di Grecia, ottobre 1940–aprile 1941 (Milan,1986), 51. Vergani, Ciano, 88.

意大利已经制订了许多基本上不切实际的预案——入侵马耳他，占领法国的帝国领地，进攻亚丁、埃及或者苏伊士，入侵瑞士、法国的罗讷河河谷、南斯拉夫，或者执行G方案，入侵希腊。至于意大利这些预案的主要制订标准，奎里诺·阿尔梅利尼将军在日记中坦陈，就是行动：“我们一开始要先加入战争，然后才能看到会发生些什么。” 墨索里尼面临着艰难的抉择，要么继续在非洲与原来的敌人英国作战，要么在南欧开战以阻止盟友德国的潜在敌意。历史学家们正确地指出，意大利的战略规划带有很强的个人色彩，而墨索里尼非理性的军事野心（尽管他可能也犹豫过）以意大利的实力是远远实现不了的。结果这位意大利独裁者陷入了自己制造的困境中。从意大利新兴帝国主义的野心来看，不采取行动似乎和采取行动同样危险。墨索里尼还可以声称，自从开始实施积极的帝国主义政策以来，他一直是胜利者——在残酷镇压利比亚时，在埃塞俄比亚、西班牙、阿尔巴尼亚甚至在对法国的短暂而不光彩的进攻中都是如此。用一位观察者的话来说，这已经足以证明“他不可战胜”。 这都是些看似宏伟的幻觉，他的指挥官们谁也没有勇气去揭穿。

Marco Bragadin, The Italian Navy in World War II (Annapolis, Md, 1957), 28–9 ;Simon Ball, The Bitter Sea (London, 2009), 52–3. Lucio Ceva, ‘Italia e Grecia 1940–1941. Una guerra a parte’, in Bruna Micheletti and Paolo Poggio (eds.), L’Italia in guerra 1940–43 (Brescia, 1991), 190;Burgwyn, Mussolini Warlord, 38–9.

意大利对英帝国开战的最初几个月，墨索里尼保持了他的好运气。与意大利新的非洲帝国领地埃塞俄比亚接壤的英国保护国索马里兰（Somaliland）几乎没有设防。1940年8月，一支由意大利士兵和当地原住民部队混编而成的军队进攻了索马里兰的英国守军，迫使其跨过红海撤退到另一个英国保护国亚丁（今也门）。英国殖民地部队损失了206人，意大利则损失了2052人。在海上，英国皇家海军和意大利海军都想要保存实力，它们的首要任务都是保护船队穿越地中海。7月9日，两军舰队在斯蒂洛角的卡拉布里亚外海打了一场无关紧要的仗，意大利军队拙劣的空中侦察挽救了英国舰船，意大利轰炸机来得太晚，还攻击了己方的船只。虽然双方都没遭到大的损失，但墨索里尼在几天后向意大利公众宣称，英军在地中海50%的海军力量已被消灭。 在北非，墨索里尼迫不及待地向埃及发动了进攻，其终极目标是斩断英帝国的生命线苏伊士运河。意大利军队指挥官鲁道夫·格拉齐亚尼元帅不愿意冒险在沙漠环境中发动全军尽出的进攻，沙漠会让补给线和性能不佳的运输车辆面临严重威胁。墨索里尼向他保证说，向埃及的推进要等到第一名德国士兵踏足英国土地时再开始，但是随着“海狮行动”的长时间推迟，墨索里尼开始迫不及待要发动随便一场能够被视为胜利的进攻了。9月13日，格拉齐亚尼最终屈服于来自罗马的压力，驱使着7个步兵师越过利比亚边境，向80千米外埃及西部沙漠中的小定居点西迪拜拉尼（Sidi Barrâni）前进，他在那里停了下来，建立了庞大而完备的营地。英国殖民地部队退守到一处更易于防守的阵地，在随后的激战中，120名意大利士兵和50名英国殖民地部队的士兵死亡。这一次，墨索里尼向意大利人民宣布，这是意军300年来最大的胜利。他们立即在沙漠中修筑了一条通往西迪拜拉尼的道路——“胜利之路”。

Ceva, ‘Italia e Grecia’, 191–2. Cervi, Storia della Guerra di Grecia, 40, 51–2; Ball, Bitter Sea, 50–52; Giorgio Rochat, Le guerre italiane 1935–1943： Dall’impero d’Etiopia alla disfatta (Turin, 2005), 261.

墨索里尼觉得殖民地战争不足以让意大利在安排欧洲时赢得与德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在欧洲大陆采取主动仍然是强化“平行战争”概念的更可靠保障。8—9月，墨索里尼越来越倾向于与南斯拉夫或希腊开战，尽管他明知这两个选项都已被德国领导层在8月中旬的德意会谈中否决了。与南斯拉夫的战争被认为与德国对波兰开战相同——都是对过往的纠正——意大利对于亚得里亚海对岸领土的要求在1918年的和约中被拒绝。意大利军队制订了以37个师的进攻部队通过斯洛文尼亚入侵的计划，但是由于不确定德国的反应，墨索里尼在9月下旬取消了作战准备。 与希腊开战便成了仅存的选择，对意大利在轴心国主导的欧洲中地位的悲观估计，要用牺牲希腊的独立来补上。阿尔巴尼亚的意大利军队司令塞巴斯蒂亚诺·维斯孔蒂·普拉斯卡（Sebastiano Visconti Prasca）认为希腊唾手可得，一场“轻易取得的军事胜利”将会提升自己的军事声望。齐亚诺伯爵看到了将自己的殖民辖区从阿尔巴尼亚扩张到希腊领土的机会；意大利爱琴海岛屿总督切萨雷·德·韦基（Cesare De Vecchi）也一心想要通过征服希腊而在爱琴海东部岛屿和阿尔巴尼亚两处帝国领地间建立陆上桥梁。为了促成意大利-希腊关系的断绝，德·韦基甚至派出一艘意大利潜艇从罗得岛出发，在1940年8月15日用鱼雷攻击了老旧的希腊巡洋舰“赫利号”。尽管遇到了种种挑衅，但希腊的军政领导人还是一致想要安抚他们好战的邻居，事实上人们还不确定墨索里尼是否真的会发动战争。

Ceva, ‘Italia e Grecia’, 192; Rodogno, Fascism's European Empire, 29–30. Mario Luciolli, Mussolini e l’Europa： la politica estera fascista (Florence, 2009),220 (first published in 1945). Ceva, ‘Italia e Grecia’, 193–201; Rochat, Le guerre italiane, 262–3, 274.

10月12日，德军为了保护普洛耶什蒂油田而开进罗马尼亚的消息传来，墨索里尼的犹豫不决迎来了转折点。德军染指被意大利领导层视为自己的“政治-经济势力范围”的南欧，这必须予以回应。在10月15日的法西斯党领导人会议上，墨索里尼宣布，与希腊的战争将在11天后开始。恶劣的天气将开始日期推迟到了10月28日。墨索里尼警告普拉斯卡，胜利的首要因素是行动的速度。他不打算提前知会希特勒：“他将从报纸上看到我已经占领了希腊。” 拖到这么晚才做出最后决定，这让意大利军队的准备工作完全成了一团乱麻，如一名旁观者所言，这都要怪墨索里尼“改不掉的随心所欲”。 规模有限的军队集结已经开始，但是自从南斯拉夫作战计划被取消之后，墨索里尼已经命令意大利本土110万军队中的一半人复员回家了。希腊战役的最初计划是只出动8个师，向伊庇鲁斯省和伊奥尼亚群岛发动有限进攻；10月中旬，当意大利一半的师已经复员时，墨索里尼又决定将进攻部队增加到20个师，打一场夺取整个希腊的战役，这可能还需要保加利亚人配合。那些来到阿尔巴尼亚的师普遍缺乏装备、人员和补给，而当地糟糕的机场意味着许多参加战役的意大利飞机要从意大利南部的基地起飞参战。关于希腊军事潜力和布防的情报不足，这又使情况雪上加霜。进攻开始时将只有6万人的部队、270架飞机和160辆L/3轻型坦克，这些部队将在寒冬中在最不利的地形上作战。

Bragadin, Italian Navy in World War II, 41–2; Gerhard Schreiber, Bernd Stegmann and Detlef Vogel, Germany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ume III： The Mediterranean, South-east Europe and North Africa, 1939–1941 (Oxford, 1995), 426–9.

希腊明白自己面对的威胁，驻扎在阿尔巴尼亚边境的希腊部队启动了1B动员计划，如果保加利亚与意大利配合进攻，那么色雷斯的部队也要被动员。情报显示，10月时主要威胁将来自阿尔巴尼亚的意军，于是他们在意军必经的山区构筑了带有火炮和机枪隐蔽火力点的堑壕防御阵地。10月28日早晨，意军不宣而战，发动了进攻，刚刚来得及让墨索里尼在希特勒到达佛罗伦萨会面时告诉他意大利军队再一次胜利进军。可想而知，此战成了一场灾难。希腊军队几乎没有现代化的武器和飞机，补给也不足，但他们具有保卫祖国的高昂士气，而且对交战地区十分熟悉。意大利部队立刻就遭受了沉重的损失。由于无线电和电话通信极其糟糕，意军不得不依赖传统的通信兵。（“没有一个顶用的电话员。”战役指挥官在12月抱怨道。）军队每天需要1万吨补给，但阿尔巴尼亚小而拥挤的港口设施意味着只能送上去3500吨。 由于天气恶劣，飞机只能偶尔被使用，而且从意大利南部起飞支援地面部队的飞机飞行距离太远，无法应对地面上的任何危局。仅仅几天，希腊军队就在意大利的战线上撕开了一个大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