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2

Leland Stowe, No Other Road to Freedom (London, 1942), 182–3. Ceva, ‘Italia e Grecia’, 201–2; Bragadin, Italian Navy in World War II, 42, 79. Rochat, Le guerre italiane, 279–80. Ceva, ‘Italia e Grecia’提供的意军死亡人数更多，高达4万人。还有数以千计的人在战线后方死于冻伤和疾病，对于死亡人数统计的巨大差异或许正是由此而来。

11月中旬，希腊总司令亚历山德罗斯·帕帕戈斯（Alexandros Papagos）发动反击，希腊军队一举攻入阿尔巴尼亚境内80千米。11月22日，阿尔巴尼亚的科尔察镇（Koritsa）被攻占。整个希腊响起了庆祝的钟声，雅典的一名美国记者发现，这是自从开战以来盟军的第一场胜利。在希腊首都，兴高采烈的希腊人高呼：“我们要地拉那！” 墨索里尼的“闪电战”却把意大利的欧洲帝国带到了崩溃的边缘。意大利军队未能迅速向雅典胜利进军，反而不得不召回成千上万的军人，而这仅仅是为了挽救阿尔巴尼亚。1940年11月到1941年4月间，意军又向希腊战争投入了21个师，总共投入超过50万人，还有8.7万头骡马以及1.6万辆车辆。 1941年3月，双方都已筋疲力尽，意大利撤换了指挥官，随即发动大规模进攻，但进攻只持续了4天就被迫停了下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让人想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墨索里尼曾在残酷的阿尔卑斯山前线作战，当时意军损失惨重。意军在战役中的总伤亡人数达到154172人（包括13755人战死），这些装备不良、食物和医疗补给都不足的军人被驱使着在零度以下的气温中作战，伤亡达到约1/4。希腊军队伤亡约6万人，其中1.4万人战死，数千人冻伤，他们肿胀发黑的四肢在希腊高山上简陋的野战医院中被截掉。

Jack Greene and Alessandro Massignani, The Naval War in the Mediterranean(London, 1998), 103–7; Bragadin, Italian Navy in World War II, 44–6. Bragadin, Italian Navy in World War II, 90–95.

在希腊的惨败给意大利其他海外帝国领地造成了严重的危局，因为疯狂增援阿尔巴尼亚，埃及的格拉齐亚尼和埃塞俄比亚的意军都失去了获得增援的任何可能，意大利海军也被跨亚得里亚海的大规模补给支援任务牵制。英国皇家海军立刻利用了意大利这次优先方向的变化。1940年11月12日，得到穿过苏伊士运河到来的航空母舰“光辉号”增援的坎宁安将军的东地中海舰队，在护送一支船队从马耳他前往亚历山大港途中，出动挂载了照明弹、炸弹和鱼雷等多种武器的费尔雷“剑鱼”双翼机向意大利海军主港塔兰托发动了毁灭性攻击。这次行动受益于意大利空军糟糕的空对海搜索能力，但最大的功臣则是英国新型航空鱼雷带来的战术优势，这些鱼雷能够从港口的防雷网下方穿过（此时防雷网尚未布设完全），然后利用新型磁性引信在猝不及防的敌舰龙骨下方爆炸。意军未能组织起有效的防空炮火。在先导机投下的照明弹的指引下，英军向港口发动了两轮鱼雷攻击。战列舰“加富尔伯爵号”遭到致命打击后沉没，另两艘战列舰“卡约·杜伊利奥号”与“利托里奥号”也遭到重创，不过可以修复。 虽然此战造成的破坏并不如英国皇家海军起先认为的那般全面，但意大利主力舰队还是匆匆撤回到那不勒斯。几个月后的1941年3月28日，在希腊马塔潘角外海，英军亚历山大港舰队击沉了意大利主力舰队的3艘巡洋舰和2艘驱逐舰，击毁了战列舰“维托里奥·维内托号”，意大利海军于是决定不允许意军战列舰驶出战斗机的保护范围，意大利主力舰队带来的威胁至此戛然而止。

关于未能夺取的黎波里，见Klaus Schmider, ‘The Mediterranean in 1940–1941：crossroads of lost opportunities?’, War & Society, 15 (1997), 27–8。

意大利5年前征服埃塞俄比亚后才刚刚建成的非洲帝国，在希腊灾难仅仅几个月后就开始崩塌。虽然中东和非洲的英国军队也由于人力和军事资源被本土防御占用而受到削弱，但他们的组织比意大利军队更好，技术上也更先进。和墨索里尼一样，丘吉尔也急于在某处赢得一场胜利，他催促开罗的英军总司令阿奇博尔德·韦弗尔（Archibald Wavell）将军对格拉齐亚尼入侵埃及做出回应。虽然非洲英军在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意大利在利比亚和东非有29.85万名意大利军人和22.84万名原住民士兵，英国总共只有6万人的殖民地部队），但韦弗尔还是准备利用意大利被希腊牵制的时机发动一场反击。12月9日，英军发动“罗盘行动”，第7装甲师、一个印度师和正在缓慢组建的澳大利亚师部分单位的总共3万名官兵，穿过沙漠向前推进。英国殖民地部队沿两条轴线快速运动，突破意军的静止防线，从后方发动进攻。伊塔洛·加里波第（Italo Gariboldi）将军的意大利第10集团军的前线部队立刻被惊恐困扰。意大利军队装备不足，几乎没有反坦克武器，也没有装甲战经验，他们的抵抗迅速瓦解。1941年1月4日，英国殖民地部队攻抵巴迪亚（Bardia），4.5万意军投降；1月23日，图卜鲁格（Tobruk）被攻陷，2.2万人被俘。英军第7装甲师在沙漠中穿插，在贝达富姆堵住了撤退中的意军，2月7日，战役结束，大半个利比亚东部连同13.3万名俘虏、1290门火炮、400辆坦克和数以千计的车辆落入英军之手。只有8500名意军士兵杀出一条血路来到暂时安全的利比亚西部。在整整两个月的战役中，英帝国只死了500人。韦弗尔原本可以攻打轴心国在北非的最后一个港口的黎波里，终结意大利在沙漠中继续抵抗的一切念想，但是他还承受着来自其他战区的资源需求压力。 他的下一个目标是意属东非。当地的意大利总督、奥斯塔公爵萨伏伊的阿马迪奥面临着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英国的海上封锁切断了他的所有补给，他还要面对埃塞俄比亚人民的频频起义，以及缺乏车辆、燃油和弹药（大部分弹药还是1918年的），他所能指望的只剩下死守。颠覆意大利帝国只需要5个英国殖民地师——2个印度师从苏丹进攻，1个南非师和2个英国非洲殖民地师从肯尼亚进攻。战役从1941年1月21日开始，到4月6日便以亚的斯亚贝巴被攻陷而彻底结束。5月，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在英国的监督下恢复皇位。仅仅几个星期，意大利的整个非洲帝国就完蛋了。

Schreiber, Stegmann and Vogel, Germany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ume III,92–5. 关于作战的实施，见Rochat, Le guerre italiane, 268–77。 Richard Carrier,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fighting power of the Italian Army in North Africa, 1940–1943’, War in History, 22 (2015), 508–14.

在非洲和希腊的失败并没有让意大利退出战争，但暴露了这个法西斯政权是多么失败，它没能发展出现代化的军事机器，也没有可以让帝国野心与手中资源相匹配的指挥和控制体制。虽然近来有很多声音认为意大利军队在战场上的实际战斗能力其实比战后普遍想象的更强，但这仍然很难令人信服。无须太多怀疑的是，如果有明智的领导和充足的资源，意大利士兵本来可以表现得更高效一些，战争后期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随着一些改进措施的逐步实施，他们的表现确实有了提升。同样，人们无须对身处恶劣环境的军人的勇气抱有太大怀疑，他们拿着过时的装备，尽力而为。但是，这支在1940—1941年被击败的军队既没有良好的领导，也没有有效的资源供给，士气也相应地萎靡不振。首要问题在于运作意大利战争的组织结构。墨索里尼把所有决策权都抓在自己手中，但他偏偏是个军事外行，喜欢鲁莽地干预下属，又不愿采纳他的指挥官们的建议，他的决策水平可想而知。军队各部分之间的协同也很差。 1940年时意大利军队的装备最多只能打一场有限的殖民地战争，不足以进行现代化的机动作战：反坦克炮非常少；火炮陈旧（在沙漠中的7970门野战炮中，只有246门是1930年以后制造的）；坦克也太轻，装甲薄弱而且动力不足。 虽然墨索里尼渴望着一支能打“闪电战”的军队，但法西斯政权是提高军队效能的固有阻碍。

Schreiber, Stegelmann and Vogel, Germany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ume III,454–6. Walter Warlimont, Inside Hitler's Headquarters 1939–45 (London, 1964), 128.

眼见所有战线都一败涂地，墨索里尼最终只得向希特勒寻求军事协助。1940年12月17日，意大利提出正式请求，希特勒犹豫再三，最终同意了。到了这个阶段，墨索里尼对希腊发动的头脑发热的进攻已经危及整个巴尔干地区的稳定，这里是德国的原材料和原油来源，因此德国在这里有重要的利益。英国插手此地的前景（11月2日一支皇家海军分舰队抵达雅典，几周后第一支皇家空军部队也来了）意味着早先的斯堪的纳维亚危机将会重演，也意味着德军在准备投入主力进攻苏联时，自己的侧翼会受到威胁。 1940年12月时，意大利看起来很可能会战败，这也会给轴心国的声望带来不利影响，它们仅在3个月前刚刚在《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中公开发表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德国领导层同意帮助意大利人，并非出于对其困境的同情，而是由于这对德国利益有利。如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一名计划参谋所言，这种协助“给得不情不愿，收得也不情不愿”。 墨索里尼不知道的是，希特勒已经在12月13日指示他的军队准备介入希腊之战，行动代号为“玛丽塔”。在保加利亚人的同意下，德军将在1941年初开往保加利亚-希腊边境。计划进攻时间是4月上旬，威廉·李斯特（Wilhelm List）元帅麾下拥有5个军的第12集团军以及为其提供支援的第8航空队将在3月底就位。这些几乎都没有与意大利人协调，他们仍在阿尔巴尼亚苦战，直到德军进攻开始。

在平定巴尔干的准备工作进行之时，希特勒还批准投入空中力量和装甲力量协助北非的意军。由反舰作战专家汉斯·盖斯勒（Hans Geisler）将军指挥的拥有350架飞机的第10航空队于1940年12月抵达西西里，他们开始在此建立基地，并将从这里出发，消除英军在马耳他的机场和潜艇部队对意大利补给线的威胁。1941年1月16日，曾空袭了塔兰托的“光辉号”航空母舰被德军飞机打残。虽然马耳他没有被完全摧毁，但1941年春季的反复空袭还是成功压制了英国海军对开往北非的意大利船队的攻击，直至德军飞机在夏季被调离为止。1941年1—2月，德军第15装甲师和第5摩托化轻型师在埃尔温·隆美尔将军的指挥下被调往利比亚，他是在法国指挥坦克作战的名将之一。德国非洲军团的到来给士气低落的意大利军队打了一剂强心针。1941年2月，利比亚西部只剩下6个意大利师和100架飞机。北非意军总指挥格拉齐亚尼因精神崩溃被解职，伊塔洛·加里波第取而代之。随着更多的意大利装甲部队抵达北非与德国军团并肩作战，隆美尔立刻动手试探英帝国的战斗力究竟如何。希特勒总部原本设想的“太阳花行动”只是一场旨在推进到的黎波里东边更易于防守阵地的有限作战，但隆美尔发觉当面之敌已在几个星期的跨越沙漠的追击中筋疲力尽，不可能阻挡他。“罗盘行动”之后的英帝国军队已经过于分散，坦克数量也已锐减。于是隆美尔又将他们赶回了沙漠另一边，连希特勒最高统帅部和利比亚的意军指挥官也没能拦住他。虽然名义上是隆美尔的上级，但加里波第也无法坚持要求德国指挥官服从意大利人的领导。隆美尔不仅没有停下脚步，反而向图卜鲁格推进，在4月8日将其包围。虽然隆美尔一直看不起他的意大利盟友——而且为意军低劣的装备水平所震惊——但这场沙漠反击仍然是德意两军的联合作战，而且第一次让意大利人看到了真正胜利的前景。

John Kennedy, The Business of War： The War Narratives of Major-General Sir John Kennedy (London, 1957), 72–5.

沙漠中的命运逆转，主要是源于伦敦方面做出的一项关于英国应当派遣一支远征军帮助希腊对抗轴心国的政治决定。英国曾在1939年春保证要维护希腊的独立，对波兰的保证也是这时候做出的。但是介入希腊将会削弱英国在北非本已脆弱的军事存在，让埃及和苏伊士运河陷入危险之中，但又无法保证当德军认真投入这场战争时能真正挽救希腊。丘吉尔和墨索里尼一样急于在欧洲赢得一场胜利，而且也和墨索里尼一样无法令政治野心适应军事现实。1941年1月9日，与参谋长和战时内阁争论之后，丘吉尔如愿以偿。韦弗尔接到指示，从非洲前线分兵前去支援希腊，但他对此十分反对。对此，丘吉尔愤怒地回应道：“你在那里需要的只是一个军事法庭和一支行刑队。” 丘吉尔坚持支援希腊，但希腊独裁者扬尼斯·梅塔克萨斯不太愿意接受援助，担心这会立刻引来德国的入侵。然而，当梅塔克萨斯在1月去世后，新任首相亚历山德罗斯·科里齐斯（Alexandros Koryzis）在德国入侵的阴云笼罩之下，最终于3月2日与英国正式签订军事协议。这项协议被认为是广泛的反轴心国阵线的一部分，被派往地中海商谈此事的是丘吉尔的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2月19日，抵达雅典后，他又前往土耳其和南斯拉夫，劝说两国加入盟军一边，但无功而返。两国都不愿被英国拉下水，毕竟在此时看来德国才是胜利的一方——英帝国军队正在利比亚全面败退，令这一点更加确凿无疑。3月7日，伯纳德·弗赖伯格（Bernard Freyberg）少将指挥的由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士兵组成的“W部队”在希腊本土登陆。与当初介入挪威一样，战役进程也十分相似，徒劳地想要挽救崩溃盟国的英军在6个星期内被打了出来。

Vergani, Ciano, 100.

当德军在4月6日向希腊动手之时（英国情报部门已经通过截获的“超级机密”获悉此事），政治局势再度改变。拒绝了艾登的南斯拉夫政府在3月25日加入了《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但随后就被反德军事政变推翻。艾登一度期望贝尔格莱德现在会加入希腊-英国联盟，但是南斯拉夫新政府同样担心加入联盟会导致德国入侵。然而，政变已经激怒了希特勒，几天之内，希腊战役被扩大，消灭南斯拉夫的战斗被纳入其中，这场新的战斗将以对贝尔格莱德的无情轰炸为开端。第25号指示要求李斯特的第12集团军也要进攻南斯拉夫南部，在匈牙利和奥地利组建的新部队则要从北面进攻。约900架飞机被从与英国的战斗中调来参加新战役。与1940年10月意大利匆忙而随心所欲的作战部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军规划师在仅仅两个星期内就完成了这一几乎不可能的任务。1941年4月6日，德军33个师发动了进攻，其中11个是装甲师。随后又是一场“闪电战”。南斯拉夫军队和希腊军队在崎岖的山地和不熟悉的地形上一溃千里。4月17日，南斯拉夫投降；20日希腊也请求停战，当地德国指挥官签字同意。一天后，希腊向德国无条件投降，李斯特的第12集团军则把守着希腊-阿尔巴尼亚边境，不许意大利军队进入。墨索里尼提出了抗议，既然这是他的战争，那就应该算是意大利人的胜利。希特勒于是勉强同意让意大利人参加4月23日在萨洛尼卡举行的第二次投降仪式，希腊指挥官乔治斯·特索拉科格洛将军被迫接受了意大利的要求。但事实上他并没有输给意大利。4月下旬，在维也纳讨论战果分配时，意大利此时已经很明显地成了德国的附庸。墨索里尼在1940年时混乱、好战而又组织不良的战略，在6个月后导致了意大利帝国独立性的最终消亡。齐亚诺抱怨道：“我们这些盟国的命运都会是悲剧：成为殖民地。”

Kennedy, Business of War, 101–3. Nicolson, Diaries and Letters, 161, entry for 4 Apr. 1941; Daniel Todman, Britain's War： Into Battle 1937–1941 (London, 2016), 565.

英帝国的结局也几乎成了悲剧。到1941年4月14日，很明显一场地中海上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是躲不掉了。几天后，撤退开始，5万名英国军人和希腊军人乘船前往克里特岛或埃及。由于英军在克里特岛的强大存在给德国的安全带来了持续威胁，德军便计划动用库尔特·斯图登特（Kurt Student）将军精锐的伞兵发动一场大胆的军事行动。5月20日，德军伞兵落地，虽然付出了格外沉重的损失，但他们还是夺取了马莱玛的主要机场。双方随后在岛上苦战10天，但是英军参谋长会议认为不能再有一次彻底失败，于是在5月31日，英国守军开始撤往埃及，他们在此地总共损失了3700人，其中2000人是皇家海军军舰上的舰员，他们遭到了德国飞机一轮接一轮的轰炸，被赶了出来。在希腊和克里特岛的失败证明，英国已不可能在欧洲大陆立足，反过来，这次失败还将实力缩水的埃及英军暴露在尤为严重的威胁之下。英国战争处为“最坏的可能”制订了应急预案：放弃埃及，退往苏丹，甚至撤退到南非。4月24日，曾经反对英军到希腊去冒险的韦弗尔告知伦敦的战争处，他手中已经没有一支编制和装备完整的部队了。“我们仍在战斗，就像我们自从开战以来一直做的那样，”他说，“毫无章法，实力不足。” 在英国本土，人们戏称英国远征军的缩写BEF是“每两周被打回来一次”（Back Every Fortnight）。国内情报部门报告了公众最为担忧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只要在陆地上遇到德国人，都会被他们打败？”

Ashley Jackson, Persian Gulf Command： A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Iran and Iraq (New Haven, Conn., 2018), 56–7. Jeffrey Herf, Nazi Propaganda for the Arab World (New Haven, Conn., 2009),60–61.

当希腊和克里特岛的危机爆发之时，英国在中东的地位又面临着新的挑战。1941年4月1日，伊拉克的民族主义者发动叛乱，想要限制英国在当地的影响力，并与轴心国的军事力量联手。伊拉克危机从1940年就已开始酝酿，当时，激进民族主义者、巴格达法学院教授拉希德·阿里·盖拉尼（Rashid Ali al-Kailani）就任王国首相。他得到了一群伊拉克军官的支持——他们被称为“金方阵”——这些人想要利用盟国在欧洲被打败的机会，断绝伊拉克与英国残余帝国的联系。1941年1月31日，拉希德在英国政府的压力下被免职，但他已经与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联系上了，想要争取轴心国支持。4月初，他发动的军事叛乱迫使摄政王阿卜杜拉亲王逃往英国的托管地巴勒斯坦。拉希德组织起了“国防政府”，这一政权几乎立刻就得到了德国和苏联的承认，这是英国在当地最为担忧的两大威胁。 尚不清楚拉希德是否真的想要和已经被削弱但仍然驻守伊拉克的英军来一场火拼，但是由于担心德军在拿下巴尔干后突然杀到伊拉克，英军参谋长会议批准了“萨宾行动”，将数千名英国和印度士兵投送到伊拉克南部的巴士拉港，以防守对英国至关重要的原油产地和通往地中海战区的陆地通道。拉希德政府要求英国撤走这些人，但英国不仅拒绝了这一要求，还违反了英国-伊拉克防卫条约，运来了更多部队。于是伊拉克军队开始进行战争准备。支持德国的耶路撒冷大穆夫提阿明·阿尔-胡赛尼号召穆斯林团结起来，向敌人帝国主义发动“圣战”，他被英国人赶出了巴勒斯坦，此时人在巴格达。 4月25日，伊拉克与意大利签订条约，意大利向伊拉克提供武器，伊拉克则以承诺允许意大利使用油田和港口设施作为回报，武器开始通过维希法国控制的叙利亚被送到伊拉克。通往地中海东岸海法港的英国输油管道被切断，伊拉克军队也准备包围和夺取英军设在幼发拉底河河畔、距离巴格达90千米的哈巴尼亚的主要空军基地。5月1日，9000名伊拉克士兵在火炮和几辆轻型坦克的支援下，开始在俯瞰机场的小高地上挖掘战壕，准备战斗。

Jackson, Persian Gulf Command, 88. Jackson, Persian Gulf Command, 99.

理论上，英军完全不是对手。他们在哈巴尼亚只有1400名空军和陆军人员，外加1250名从伊拉克当地征召的士兵，英军招募这些人是为了辅助自己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驻扎在这个基地里的是英国皇家空军的一个训练单位，这支部队装备着各种五花八门的过时教练机和9架格罗斯特“斗士”双翼战斗机。由于伊拉克政府决定放水淹没巴士拉与巴格达之间的地区，集结在巴士拉的英军也无法迅速赶来增援。虽然韦弗尔在埃及的处境岌岌可危，但他还是勉强出动了一支临时拼凑的机动救援部队，“哈巴尼亚纵队”，从巴勒斯坦和外约旦出发前去救援伊拉克。哈巴尼亚只能靠自己了。飞行教官与学员们驾驶着装载了炸弹的教练机，整天轰炸伊军阵地。士气低落、缺乏水和食物、遭到不间断轰炸和扫射的伊军溃散了。5月6日，伊拉克人沿着通往费卢杰的道路全面撤退，却迎头撞上了从另一个方向赶来的伊军预备队。在随后的一片混乱中，皇家空军向暴露在外的伊军人员和车辆施加了致命打击。伊军被一路追杀到了费卢杰，双方再次展开激战。到5月20日，城市落入了英军手中。炮击和轰炸毁灭了整座城市，这让一名英国士兵联想到他见过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摧毁的佛兰德斯城镇”的图片。 随后的一个星期里，“哈巴尼亚纵队”的1400名士兵在从哈巴尼亚和巴士拉起飞的飞机的强大支援下向巴格达开来。5月30日，拉希德、阿尔-胡赛尼和“金方阵”的军官们逃往伊朗和土耳其，只留下巴格达市市长来议和。英军只付出了轻微代价就打跑了伊拉克陆军和空军，镇压了这场叛乱。对于这样的战斗英国人十分熟悉，他们用原住民征召兵和印度兵支援小规模的英军，敌人虽然人数众多，但不是合格的军队。哈巴尼亚的情报官萨默塞特·德-奇尔写道：“对我们来说，这不过又是帝国东征路上的一战而已。”

Jackson, Persian Gulf Command, 94–104; Herf, Nazi Propaganda, 57–8, 61. Walther Hubatsch (ed.), Hitlers Weisungen für die Kriegführung 1939–1945(Munich, 1965), 139–41, ‘Weisung Nr. 30： Mittlerer Orient’; 151–5, ‘Weisung Nr. 32： Vorbereitungen für die Zeit nach Barbarossa’.

伊拉克之战加剧了英国对轴心国干涉中东的担忧，轴心国现已染指巴尔干，饮马爱琴海，它们可能利用这一机会支持叛乱，推翻英国在整个中东业已摇摇欲坠的地位。拉希德试图利用与德国人的联系获得他们对伊拉克的支持，但是德国人的注意力都花在了巴尔干危机上，而且希特勒也觉得伊拉克应该是意大利和维希法国的势力范围。直到叛乱爆发而且看起来有可能削弱英国，德国人才出手，但他们的支援仅限于运送一些轻型武器，向巴格达派了一些顾问外加两个中队的飞机，其中一个中队是梅塞施密特Me110重型战斗机，另一个中队是过时的亨克尔He111轰炸机；意大利人也派来了一个中队的CR-42双翼机。维希法国当局允许这些飞机使用叙利亚阿勒颇的空军基地，而它们后来也可以在伊拉克北部的摩苏尔着陆。这些飞机只是发动一些零星空袭，但到5月底就已损失了95%。和意大利人一样，德国人最感兴趣的也是伊拉克的石油。1941年5月，一支德国石油工业顾问团来到这里，考察石油工业，并了解是否能够在赶走英国人之后接管这里。这充分表明，一旦轴心国获胜，对伊拉克而言也不过是换了个帝国主义主子而已。 但德国人的介入来得太晚，力量太弱，无力改变结果。5月23日，希特勒终于发布第30号战争指示，承诺支持拉希德的叛乱，但是此时战事已经几乎结束了；6月11日发布的第二份指示，即第32号，则明确指出，将英国赶出中东的行动只有等到即将到来的对苏联作战结束后才能进行。 对希特勒来说，中东仍然无关紧要，不在他的战略视角之内。

Herf, Nazi Propaganda, 36–9. 旦扎里是伊斯兰教故事中的魔头。——译者注 David Motadel, Islam and Nazi Germany's War (Cambridge, Mass., 2014), 84–9. David Motadel, Islam and Nazi Germany's War (Cambridge, Mass., 2014), 107–9. David Motadel, Islam and Nazi Germany's War (Cambridge, Mass., 2014), 111–12, 130. 关于意大利人对待利比亚民众的方式，见Patrick Bernhard,‘Behind the battle lines： Italian atrocities and the persecution of Arabs, Berbers,and Jews in North Africa during World War II’,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26 (2012), 425–46。

在战争剩余的时间里，德国人利用阿拉伯人的反英情绪煽动更多武装暴动的努力仅限于政治斗争。轴心国的政治攻势最多也只不过是一些针对阿拉伯世界的宣传战。从1939年4月起，德国外交部在柏林南面的吉森市设立了一个阿拉伯语广播电台，到1941年，这个电台已经在进行24小时广播，其中心思想便是英帝国主义和犹太人是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教的首要敌人，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应该起来反抗他们。 除了广播，德国还利用在中东上空飞过的飞机不断投放传单和小册子进行宣传，到1942年春已经投放了800万份。德国人还引用了《古兰经》中的经文来支持阿拉伯人从英国和“不公正、暴力罪行”之下获得解放。他们还编排了以全世界犹太人密谋奴役阿拉伯人民为主题的戏剧。党卫队发行了100万本小册子，声称《古兰经》预言的巨大的犹太王旦扎里 将被神的仆人希特勒杀死：“如经文所写，他将杀掉旦扎里，摧毁他的宫殿，并把他的盟友投入地狱。” 这些行动几乎毫无收获，阿拉伯人对英国帝国野心的敌意导致的暴力反抗也就只有伊拉克反抗这一回。广播宣传受制于收音机不足——整个沙特阿拉伯只有26台收音机，埃及的5.5万台收音机大部分属于住在那里的欧洲人——而为了明显的政治动机而利用《古兰经》的做法也引起了伊斯兰教宗教领袖的憎恶。伊朗毛拉鲁霍拉·穆萨维，他更有名的身份是后来的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就曾骂纳粹党的宣传是“人类思想中最恶毒、最败坏的产物”。 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关于自己是反帝国主义者的说法，在他们残酷镇压利比亚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之后再也站不住脚了；虽然据说北非的德国军人很尊重当地的阿拉伯人，但据一篇报道描述，他们对待阿拉伯人完全是对待劣等种族的做派，称他们为“有色人种”“黑鬼”，甚至很奇怪地称其为“犹太人”。

Nicholas Tamkin, ‘Brita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Northern Front” 1941–1942’, War in History, 15 (2008), 316. David Fieldhouse, Western Imperialism in the Middle East 1914–1958 (Oxford,2006), 325–6. Stefanie Wichhart, ‘Selling democracy during the second British occupation of Iraq, 1941–5’,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48 (2013), 515. Stefanie Wichhart, ‘Selling democracy during the second British occupation of Iraq, 1941–5’,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48 (2013), 523.

然而，伊拉克反抗后，英国人仍对这一地区的安全所面临的持续威胁感到悲观。巴格达投降仅仅两个星期后，帝国总参谋长约翰·迪尔（John Dill）上将对他的作战处长说：“我觉得你能意识到我们将会失去中东。” 叙利亚的维希法国当局向轴心国空军部队提供的协助再一次告诉英国人，他们已不能指望前盟友法国同情自己了。叙利亚和黎巴嫩还有着实力强大的法军，至少有3.5万的法军和殖民地部队，以及90辆坦克。韦弗尔被告知要消灭这一威胁，于是在1941年6月8日，由英国、澳大利亚、印度和自由法国等国的军队组成的联军从伊拉克西进大马士革，从巴勒斯坦北上贝鲁特。经过血战，法军指挥官亨利·登茨（Henri Dentz）将军求和。英国人实现了对法国托管地的军事控制，自由法国则重申了法国对其文官政府的掌控，但成败参半。 英军和英国政府现在占领了从埃及到伊朗边境的整个中东，这是英国在当地控制过的最大的地盘。英国为了掩盖自己的广泛控制，也发起了一项旨在宣传英国民主优势的行动。和德国人一样，英国宣传部门也利用了《古兰经》来做宣传。一张在伊拉克张贴的彩色海报写道：“伊斯兰教就是民主精神……民主是《古兰经》的核心……” 然而英国显然想用传统的帝国手段来维持其控制——媒体审查、随意拘捕、流放、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中安插顾问——同时却又宣扬自由政治的好处，这让其宣传难以奏效。巴格达的美国公使馆向华盛顿报告了英国在当地政府和经济机构中的深度渗透，而这些“都服务于英帝国的利益”。 英国最优先关注的仍然是其交通线和石油供应的安全，但是到了6月底，随着德国入侵苏联，新的威胁随之浮现。德国军队现在有可能从高加索地区向中东推进，与进攻埃及的德军合兵一处；更严重的地缘政治噩梦则是，日本和德国有可能会师，从而将英国及其盟友彻底逐出欧亚大陆。

麦金德时刻

Gerry Kearns, Geopolitics and Empire： The Legacy of Halford Mackinder (Oxford,2009), 155. W. H. Parker, Mackinder： Geography as an Aid to Statecraft (Oxford, 1982),150–58; Geoffrey Sloan, ‘Sir Halford J. Mackinder： the heartland theory then and now’, in Colin Gray and Geoffrey Sloan (eds.), Geopolitics, Geography and Strategy (London, 1999), 154–5. Geoffrey Sloan, Geopolitics in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Policy 1890–1987 (London,1988), 31–6; Kearns, Geopolitics and Empire, 15–17.

英国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因提出了“欧亚大陆空间”这个概念而闻名，这一空间从中欧延伸到太平洋，是全球地缘政治的“核心地带”。这是一座“世界岛”，只要控制这片辽阔大陆上的资源，就能统治“外围”的海洋国家。“统治核心地带的人就能控制世界岛，”他在1919年写道，“统治世界岛的人就能控制世界。” 麦金德在1904年发表的文章《历史的地理枢纽》中首次提出了这一观点，以警告英国人，他们的全球控制权可能会被推翻，因为现代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开发核心地带的巨量资源成为可能。1919年他甚至提出德国和日本或许能够统治两国之间的欧亚大陆，俄国和中国则会被牺牲掉：德国稳固地立足于中东欧，日本则拥有“滨海”之利。 这个观念在英国没有产生什么影响，若非德国地理学家卡尔·豪斯霍费尔，它还会继续默默无闻下去，豪斯霍费尔在写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几年间的地理“枢纽”问题时读到了麦金德的著作。正是豪斯霍费尔用“地缘政治学”一词描述了地理环境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密切关系，并让这个词广为人知。豪斯霍费尔在慕尼黑学院任职时有一名学生，他就是年轻的鲁道夫·赫斯，也是未来希特勒的副手、纳粹党的早期成员。赫斯把希特勒介绍给了豪斯霍费尔，而在希特勒1923年政变失败后被关进兰兹伯格监狱时，豪斯霍费尔送来了关于地缘政治学的手稿，供这个未来的独裁者阅读。

Benjamin Madley, ‘From Africa to Auschwitz： how German South West Africa incubated ideas and methods adopted and developed by the Nazis in Eastern Europe’, European History Quarterly, 35 (2005), 432–4. Andrew Gyorgy, Geopolitics： The New German Science (Berkeley, Calif., 1944),207–8, 221. Kearns, Geopolitics and Empire, 20; L. H. Gann, ‘Reflections on the German and Japanese empires of World War II’, in Peter Duus, Ramon Myers and Mark Peattie (eds.), The Japanese Wartime Empire, 1931–1945 (Princeton, NJ, 1996), 338.

虽然很难确定他与麦金德之间的准确联系，但豪斯霍费尔完全可能对麦金德的“地理枢纽”做了二次阐释。当希特勒向他的狱友赫斯口述《我的奋斗》一书时，他就明确提出，德国的梦想将在核心地带实现。“只有在这个地球上拥有足够大的空间，”希特勒写道，“才能确保一个国家的生存自由。”而这些空间将来自想象中的“东方”。 豪斯霍费尔后来称赞希特勒“精熟地缘政治学”，认为希特勒的想法体现了自己关于所谓“空间征服力”的想法，这个概念是他周游了英帝国之后提出的，英帝国对地缘政治学的精熟也同样令他敬仰。豪斯霍费尔希望德国能够建设一个欧亚大陆强国，从而排斥和统治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海洋国家。他对于日本殖民朝鲜和中国东北的早期研究也令自己相信日本或许也能作为“世界上洲际政治中有大陆思维的伙伴”参与大陆强国的建设。 1913年，他发表了一份关于日本作为“大日本”的世界地位和地缘政治未来的重要研究结果。1930年，地缘政治学在日本大行其道，因为这门科学看上去证明了日本以领土扩张作为打倒西方霸权的手段是明智的。在写于1940年的《日本地缘政治学宣言》一文中，学者小牧常吉提出东亚应由日本主导。 麦金德的“核心地带”原本是对全球未来权力结构的一种抽象推测，但最终成为对德国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寻求统治欧亚大陆的“黄金国”的描述。通过大规模领土征服来颠覆世界地缘政治秩序的幻想，是德国和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追逐的最极端的扩张野心。然而，它们此时想要征服的区域是一个极为辽阔的地理范围，比它们已经获得的地盘要大许多，要拿下它还需要打败三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要跨越地缘政治学想象和地缘政治学现实之间的鸿沟，就只能依靠种族优越感和对军事与地理现实的故意无视。麦金德从未预料到“核心地带”会被完全从外部征服。纵观历史，那些欧亚大陆以外的国家从未能在这里建立起永久的宗主权。

Volker Ullrich, Hitler： Downfall 1939–45 (London, 2020), 145; Warlimont, Inside Hitler's Headquarters, 140.

尽管如此，地缘政治学幻想并不能充分解释两国选择发动征服战争的时机，因为德日两国的决定中都有令人信服的短期经济、战略和意识形态因素在起作用，这些因素不仅维持着它们征服欧亚大陆的宏大愿景，还让这样的选择显得更有吸引力。在希特勒这边，进攻苏联的决定是随着环境的不断变化逐步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他能够向自己、他的军队以及更广泛的德国公众证明，这种狂妄的帝国野心既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这个决定也要由希特勒来做出。与1939年准备与波兰开战时一样，希特勒一旦下定决心，就不想被劝阻，虽然他的近臣圈子里的戈林和冯·里宾特洛甫都花了几个月来劝他还是先搞定英国，这样做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这个决定充满了不确定性。1940年12月，德国陆军总司令瓦尔特·冯·布劳希奇（Walther von Brauchitsch）元帅问希特勒的陆军副官，这位独裁者进攻苏联的计划是否真的只是在吹牛？他得到的确认是，希特勒已经决意要这么做。一个月后，国防军最高统帅部还是不确定希特勒的“意图是否坚定”，需要再次确认这一决定已不可逆转、毋庸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