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3

Max Domarus, Hitler： Reden und Proklamationen 1932–1945, 3 vols., Volume II, Untergang (Munich, 1965), 1731, Hitler's Proclamation to the German People,22 June 1941. Warlimont, Inside Hitler's Headquarters, 139.

直到此时，计划中的侵苏战役仍然只是空中楼阁。希特勒同时面对诸多难题，包括击败英帝国、与东边的“犹太-布尔什维克”威胁对峙，以及满足他为德国人民夺取真实的“生存空间”的愿望，他在解决这些难题时有着复杂的动机。最直接的原因是丘吉尔政府拒绝议和。1940年7月底，希特勒召集军队的领导们开会讨论未来战略，宣称他想要以一记军事重拳消灭苏维埃国家，但此举的目的是消除英国在欧洲获得盟友的最后指望。想要对付英国，这一动机在1940年8月到1941年6月这10个月间如同战略魔咒一般被反复提起，还出现在了1941年6月22日早晨希特勒向全国发表的宣布“巴巴罗萨行动”开始的那场东拉西扯的讲话中：“时机已经到了，我们必须与犹太-盎格鲁-撒克逊战争贩子以及同样作为犹太势力的莫斯科布尔什维克中央开战。” 德军的规划部门对打垮苏联以迫使英国求和的想法持怀疑态度，尤其是参谋长弗朗茨·哈尔德，他在1941年1月写道，进攻“不会影响到英国……我们一定不能低估我们在西线面临的风险”。 对希特勒来说，拿英国作为幌子，可以把这场赤裸裸的侵略战争伪装成被迫采取的先发制人的打击——这简直是颠倒黑白，就像早先与波兰的战争一样。

Von Ribbentrop, Memoirs, 153. Ullrich, Hitler： Downfall, 145. Albert Kesselring, The Memoirs of Field Marshal Kesselring (London, 1953), 87.

实际上，与苏联的战争绝不只是击败英国的迂回途径。这才是战争的本来目的，不仅是为了消除德国在东欧营造帝国时所面对的一个主要威胁，更是为了给未来柏林统治下的欧亚大帝国打下基础。与苏联红军打一仗的想法最早是在1940年7月上旬由德军领导层提出的，他们想要痛打苏联一顿，让它认输，以保护东部边境的安全。是希特勒把这一提议变成了更宏大的计划，7月31日，他向军队领导人宣布，要赶在为时过晚之前消灭苏联。苏联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罗马尼亚采取的行动显然是个威胁。德国情报部门发现苏联正在其与德占波兰之间的西部新边界上构筑工事并布置守军——即所谓的“莫洛托夫防线”——苏联空军基地也越来越靠近边境，柏林也进入了其轰炸范围。1940年11月，莫洛托夫来访后，希特勒指示要尽快摧毁苏联，因为斯大林的胃口似乎无法满足。而最危险的情况是英美盟军从西线、苏联从东线同时发动进攻。“元首的一大焦虑”，冯·里宾特洛甫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是德国被拖入“一场巨大的两线战争，这会导致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损失”。 当前战略处境的不确定性令迅速击败苏联成为军事上的合理选择。1941年3月30日，希特勒向参与随后战役的所有指挥官发表了一场长达两个半小时的讲话，声称消灭苏联会让德国“彻底摆脱苏联-亚洲的威胁”。 这是一场德军指挥官们很乐意认同的战争，无论他们对其可行性有什么样的误解。即将参加进攻的第2航空队指挥官阿尔贝特·凯塞林回忆道：“希特勒关于苏联人会第一时间抓住有利时机来进攻我们的观点，在我看来毋庸置疑是正确的。”他还说，最重要的是“让共产主义远离西欧”，这一态度直到10年后的冷战高峰期时也一样有市场。

Michael Bloch, Ribbentrop (London, 1992), 317. Hugh Trevor-Roper (ed.), Hitler's Table Talk 1941–1944： His Private Conversations(London, 1973), 15, entry for 27 July 1941.

德国的军事指挥官们即便认可了苏德开战的战略必要性，他们似乎也没有认真考虑过一个问题：征服广阔的欧亚大陆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在希特勒关于他是为环境所迫发动战争的种种说辞背后，他真正的用意是：征服苏联将带来德意志的终极帝国，这个帝国地域辽阔，在海洋强国面前将变得不可战胜。希特勒对自己夺取更多生存空间的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战略观表达不多，但在1941年1月9日与他的将军们的一次长时间会议上，他提醒将军们，“数不尽的”物质财富和土地将落入德国人之手。他继续说，一旦帝国深入苏联境内，德国“就会拥有在欧洲大陆打仗的所有可能手段”。 征服希特勒在前一年8月划定的地域，从北方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到南方远处的阿斯特拉罕，将会让德国人得到他们理应得到的领地，这就是麦金德的“世界岛”。“苏联的地盘，”几个月后，希特勒告诉周围的人，“必须一直由德国人来统治。” 这是德国人几十年来关于“东方”帝国空间的幻想的巅峰。

Stephen Fritz, The First Soldier： Hitler as Military Leader (New Haven, Conn.,2018), 132–8. David Stahel, Operation Barbarossa and Germany's Defeat in the East (Cambridge,2009), 47–53.

这些动机相互支持，为希特勒创造了致命的行动理由，而其大奖却是两年前想都不敢想的德国的欧亚大帝国。当他在1940年7—12月逐步下定决心之时，德国军队正在制订详细的作战计划。12月中旬，最终呈交希特勒以供其批准或修订的方案文件，是基于德国军队和希特勒总部进行的两项主要研究。第一项研究由埃里克·马克斯（Erich Marcks）少将执行，在8月份完成。他建议沿着两条轴线进攻，一条指向列宁格勒，另一条则要夺取乌克兰的工业区，之后分别向南和向北转向，合围莫斯科。马克斯私下里对这场战役的前景感到悲观，战役的最终目标是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到伏尔加河一线，而这场战役或许也会引发与美国的大规模战争，但他的顾虑从未传达给希特勒。 第二项研究则是伯恩哈德·冯·罗斯伯格（Bernhard von Lossberg）中校按照希特勒总部的指示进行的。9月中旬完成的罗斯伯格计划要发动三场相互独立的突击：一场向北，意在夺取波罗的海沿岸的港口以满足补给之需；一场在中央，集中大部分装甲师和摩托化师，意在夺取莫斯科；另一场则在南方展开，目标是占领敖德萨和黑海沿岸以及乌克兰富饶的资源产区，所有这些都将在一轮战役周期内完成。

Megargee, Inside Hitler's High Command, 114–15. Fritz, First Soldier, 151–2.

从这两份计划综合而来的最终稿在12月5日被呈交给希特勒，此时他已经将莫洛托夫的来访当作命运呼唤他去消灭苏联的证据，“他们任何时候只要有可能，就一定会挡德国的道”。三管齐下的进攻方案得到了支持，但希特勒想要在攻打莫斯科之前先集中力量拿下列宁格勒和乌克兰的资源区。于是希特勒的作战处长约德尔据此修改了指示文稿，即便哈尔德和陆军领导层私下里想要把莫斯科留在主要进攻轴线上。12月18日，希特勒签发了第21号战争指示，他将此战役定名为“巴巴罗萨行动”。“巴巴罗萨”是12世纪率领第三次十字军向“圣地”东征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的绰号。这份指示野心勃勃，但它基本忽略了那些质疑德国军队是否有希望征服并占领如此辽阔地域的评估。德军总参谋部的军事地理处在1940年8月拿出了一份详细报告，强调苏联已经在西伯利亚建立了庞大的工业设施，而且仅仅是地形和气象因素就会严重制约德国人可能取得的成果。 军队经济科首脑格奥尔格·托马斯（Georg Thomas）将军直到进攻开始时一直试图向希特勒说明燃油储备根本不足，但没能成功。“你若需要但又没有的东西，”据说希特勒在1941年6月如此回应道，“你就必须去征服。”

Warlimont, Inside Hitler's Headquarters, 140. Jürgen Förster, ‘Hitler turns East： German war policy in 1940 and 1941’, in Bernd Wegner (ed.), From Peace to War： Germany, Soviet Russia and the World, 1939–1941 (Oxford, 1997), 129; Andreas Hillgruber, ‘The German military leaders’view of Russia prior to the attack on the Soviet Union’, in Wegner (ed.), From Peace to War, 171–2, 180. 关于德国人对种族歧视的利用，见Andrei Grinev,‘The evaluation of the military qualities of the Red Army in 1941–1945 by German memoirs and analytic materials’,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29(2016), 228–9。 Fritz, First Soldier, 124–5; Elke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Sämtliche Fragmente： Band 4 (Munich, 1987), 695, entry for 16 June 1941.

在几个月的探讨和计划中，多种设想被提出，但从未被最高领导层认真关注过。德军击败苏联红军的能力被视作理所当然。马克斯计划预计战役将持续8—11周，是击败法国之战的扩大版；冯·罗斯伯格认为，抵达进攻终止线所需的主要战役阶段将耗时9—17周。对这个红色国家的脆弱性和红军官兵缺乏战斗力、士气低落的思维定式体现在众多随意而且缺乏事实依据的判断中。希特勒的作战处长宣称：“苏联巨人将被证明是猪尿脬，一刺就炸。” 军方也对苏联工业及其军事机器的现状表现出了惊人的无知。德军情报部门在1941年1月下发的一本《苏联军队手册》中，用一些经不住推敲的证据说苏联红军“不适合现代战争，无法进行决定性抵抗”。德国的将军们也常常用种族歧视的语言将自己的敌人称为“蒙古人”或者“亚洲人”，说他们是“部落”而非军队，让人联想起殖民战争。5月，金特·布卢门特里特（Günther Blumentritt）将军想象了一场与一支由不称职军官率领的“没文化、半亚洲”士兵组成的军队进行的8—14天的战役。布劳希奇则认为这场战役最多持续4周，在苏德边境附近会有激烈战斗，之后就是一系列扫荡作战。 希特勒警告他的指挥官们，苏联人将被证明是个“顽强的对手”，但他们是“没有领导”的乌合之众。在“巴巴罗萨行动”发动前夕，他预言将在4个月内取得胜利，这已经比他大部分指挥官的估计要谨慎得多了。

Stahel, Operation Barbarossa, 74. R. L. Dinardo, Mechanized Juggernaut or Military Anachronism? Horses and the German Army of WWII (New York, 1991), 36–9. Stahel, Operation Barbarossa, 78, 132–3. Klaus Schüler, ‘The eastern campaign as a transportation and supply problem’,in Wegner (ed.), From Peace to War, 207–10.

关于德国军队凌驾于苏联的自信支撑了德国的速胜战略，这对于德国摆脱与英美对抗时的资源瓶颈至关重要。然而德国的计划却对地理分布广阔的部队的补给问题缺乏考虑，这里在地形和气候方面都迥异于早先的欧洲作战。在一处只有5%的道路铺设有硬化路面的地区，德国军队维持持续机动作战的能力从一开始就值得怀疑。拒绝认真对待这样的制约因素，这是一件十分令人惊讶的事情，毕竟德军的许多高级将领，包括哈尔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都曾在俄国前线打过仗。然而，正是哈尔德认为：“所有东西都要靠发动机来实现。要加强摩托化……” 到“巴巴罗萨行动”时，德军有60万辆车辆，但其中许多是缴获的卡车与货车，很难维护，也没有零备件。战役开始时德军的汽车型号超过了2000种。很难找到更多摩托化交通工具，这意味着德军还得依赖75万匹马，其中许多要被人牵着或者骑着送往前线，因为用铁路运送的话，马匹占用的空间太大了，而这些马匹在苏联夏季的酷热和冬季的严寒中都无法发挥最大运力。 德军从1939年以来一直依赖的铁路补给在苏联战役中是无法保障的，因为德国的火车头和车皮无法使用苏联的宽轨铁路，德国工兵要把苏联欧洲部分的所有铁路重修一遍才行。为了缓解可能的补给瓶颈，德国人也采取了一些改进措施。坦克运载了双倍于平常的燃油和弹药，还拖着装有200升汽油的拖车，以进行更远的机动。 然而，恶劣的地形必然会增加燃油消耗，让原本已经紧张的燃油供应更加捉襟见肘。然而，德军仍然认定战役将会很快结束，潜在的后勤危机可以先搁置起来。

F. Seidler and D. Zeigert, Die Führerhauptquartiere： Anlagen und Planungen im Zweiten Weltkrieg (Munich, 2000), 193–6; Warlimont, Inside Hitler's Headquarters, 162. Johannes Kaufmann, An Eagle's Odyssey： My Decade as a Pilot in Hitler's Luftwafe (Barnsley, 2019), 97.

1940年11月到1941年5月，战役准备工作在紧锣密鼓地进行。11月中旬，希特勒要求德国建筑行业总代表弗里茨·托特（Fritz Todt）开始在东普鲁士拉斯滕堡市附近的森林里建造一处占地250公顷的新东线大本营。在假装这是新化工厂北方阿斯卡尼亚公司的幌子下，一个巨大的地堡体系被建了起来，里面是各种明碉暗堡和办公间，外面再被围上带刺的铁丝网、混凝土碉堡和雷场，希特勒将在里面操控他最大的战役。他将这处基地命名为“狼穴”。盟军首脑都是在首都城中组织战事，但希特勒选择在远离柏林各部门和军事机构的地方独自运作这场战役，访客都不得不乘坐往返于德国首都和新大本营之间的列车前来此地。 细节还在继续规划中，但必须绝对保密，不能让斯大林和苏联红军知道他们即将被吞没。当陆军和空军被逐步向东调动时，德国人假称他们来此是为了休整，为与英国的战斗做准备。保密十分严格，德国军人在开战前几个小时才被告知他们即将参加这场战斗。一则关于苏联允许德国通过其土地进入中东以包围英帝国军队的谣言四处流传，这样的做法确实会对接下来的战争进程产生深远影响。 当“巴巴罗萨行动”最终到来时，双方部队都对此大吃一惊。

Christian Ingrao, The Promise of the East： Nazi Hopes and Genocide 1939–43(Cambridge, 2019), 21–2, 99–101.

和波兰之战一样，这场生存空间之战在进行军事准备的同时，还要准备好把欧亚大陆变成殖民地的手段。希特勒又一次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希姆莱和安全机构，“特种任务”将由总共约3000名安全警察、党卫队员和安保部人员组成的4支“特别行动队”负责执行。他们要跟在军队后面进入苏联，给他们的命令是代表德国处死苏联的党务官员、宣讲人员、军队政委和任何犹太人，以此摧毁红色机器。希特勒在3月30日向将军们发表的长篇讲话中，用了大半篇幅来说明他们参加的将是一场对布尔什维克的灭绝性战争，他们将可以使用最残酷的方法而不受通常战争法则的约束。一名在场者回忆说，250名军官在听到关于可以采取非常规、不合法武力行动的煽动时没有激情澎湃，而是都一言不发。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按希特勒说的那样行事，但还是有许多人是愿意的。“巴巴罗萨行动”从一开始就被设定为一场异类的战争。希姆莱在组建行刑队的同时，也按照他在波兰担任帝国政委时为了加强德国化而推行的种族清洗模式，为新殖民地准备了统治计划。希姆莱的副手康拉德·迈耶-海特林（Konrad Meyer-Heitling）在1940年制订的最初的“东方总计划”只覆盖到前波兰领土上的苏德边界。“巴巴罗萨行动”打响前夕的1941年6月21日，德国下令制订新的计划，仅仅3个星期后计划完成，空间拓展计划此时已深入广阔的欧亚大陆中央，“殖民区”的斯拉夫人和犹太人将在为期30年的长期德国移民过程中被赶出去。

Horst Boog et al., Das Deutsche Reich und der Zweite Weltkrieg： Band 4： Der Angrif auf die Sowjetunion (Stuttgart, 1983), 129–35. Stephen Fritz, Ostkrieg： Hitler's War of Extermination in the East (Lexington, Ky,2011), 61–2; Alex Kay, ‘“The purpose of the Russian campaign is the decimation of the Slavic population by thirty million”： the radicalization of German food policy in early 1941’, in Alex Kay, Jeff Rutherford and David Stahel (eds.), Nazi Policy on the Eastern Front, 1941： Total War, Genocide, and Radicalization (Rochester,NY, 2012), 107–8.

准备工作还包括按照希特勒的意愿全面掠夺和开发当地的经济资源。1941年2—3月，德国人着手建立东线经济会，由“四年计划”负责人赫尔曼·戈林负责，他最终在3月19日批准了这一新组织。这个组织拥有多达6000人——是特别行动队的2倍——他们要负责夺占物资仓库、原油和粮食，还要接管苏联工业企业，以为德国的战争经济服务。计划要成立的4个经济考察团的活动范围涵盖了全部预期占领区，从北方的阿尔汉格尔斯克，途径莫斯科周围地区，直到南方的巴库和伊朗边境。 按戈林的指示，计划中对农业的掠夺将由农业部秘书长赫伯特·巴克（Herbert Backe）负责执行，他拿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测算，被占领的小麦产区将有多达3000万人饿死，这样就能把谷物留给德国及其军队。1941年4月，戈林的副手保罗·科尔纳签署了一份秘密协议，授权巴克恣意妄为。进攻前一个月的5月2日举行的秘书长会议上，巴克宣布了后来所谓的“饥饿计划”，没有人对此提出道德上的或其他的异议。“几个世纪以来，俄国人生来就应该贫穷、饥饿和困顿，”巴克宣称，“他们的肚子吃再多也填不饱——因此，不必同情他们。”

Stahel, Operation Barbarossa, 114–16.

1941年6月，历史上最庞大的进攻军队已经就位。这支军队拥有超过300万人、3600辆坦克、7000门大炮，组织了北方、中央、南方3个集团军群，由2500架飞机提供支援。德军坦克和飞机的数量与一年前进攻法国时差别并不显著，但德军现在有了18个装甲师和13个摩托化师，比前一次战役有所增加，这只能说明每个师分到的坦克和车辆更少了。入侵法国时每个德军装甲师拥有约300辆坦克；“巴巴罗萨行动”时只有约150辆，只有中央集团军群平均有210辆。这些坦克中只有41%是性能较好的Mark Ⅳ和Mark Ⅲ型坦克，其他都是各种轻型坦克和缴获自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国的杂牌装备。 78个步兵师主要依靠马和马车，在一望无际的乡间靠双脚长途行军。然而，德军并非孤军作战，芬兰、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的军队也被迫参加了战斗，后来意大利和匈牙利的少量部队也加入进来，这让进攻部队总兵力达到370万人（153个师）。

Oula Silvennoinen, ‘Janus of the North? Finland 1940–44： Finland's road into alliance with Hitler’, in John Gilmour and Jill Stephenson (eds.), Hitler's Scandina vian Legacy (London, 2013), 135–6. Joumi Tilli, ‘“Deus Vult!”： the idea of crusading in Finnish clerical rhetoric 1941–1944’, War in History, 24 (2017), 364–5, 372–6. Silvennoinen, ‘Janus of the North?’, 139–40.

既然希特勒优先关注的是满足德国利益，那么其他国家的参战决定就需要有个解释。芬兰和罗马尼亚希望能收回1940年被苏联夺走的土地，甚至还想多占领一些土地来建立“大芬兰”和“大罗马尼亚”。芬兰政府对于和希特勒产生瓜葛很谨慎，但从苏联收复失地的愿望克服了任何障碍。芬兰议会发言人宣称，为了抵抗苏联强权，“芬兰宁愿与魔鬼结盟”。 这次战斗被视为与无神论红色政权的“圣战”，480名路德宗牧师还来到军队中强化对所谓“继续战争”的圣谕，使用“继续战争”这个称呼是为了强调与1939—1940年那场战争的联系。 芬兰提前获悉了绝密的“巴巴罗萨行动”，因为德军要进入这个国家的最北端，以保护德国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矿产利益。德军甚至在芬兰建立了一个小规模的“特别行动队”，这些人最终杀害了约1000名犹太人和共产党人。但芬兰政府也就到此为止了。一旦失地被收回，芬兰军队也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加入对列宁格勒的围攻，也不再协助德国人向摩尔曼斯克推进。从1941年11月起，按芬兰总统里斯托·吕蒂的话说，芬兰要“独立作战”。

Dennis Deletant, ‘Romania’, in David Stahel (ed.), Joining Hitler's Crusade： European Nations and the Invasion of the Soviet Union, 1941 (Cambridge, 2018), 66–9. Dennis Deletant, ‘Romania’, in David Stahel (ed.), Joining Hitler's Crusade： European Nations and the Invasion of the Soviet Union, 1941 (Cambridge, 2018), 9, 69–70.

进攻开始时，罗马尼亚是德国仅有的主要盟友。当德国军方承诺保护罗马尼亚油田时，对苏联的战争也就无法隐瞒了。希特勒支持了罗马尼亚独裁者扬·安东内斯库（Ion Antonescu）元帅，他作为“领袖”在1941年春季牢牢建立了他的统治，但他在普通罗马尼亚人和军队中的声望并不高。1940年8月，希特勒在“第二次维也纳仲裁”中坚持要罗马尼亚把特兰西瓦尼亚的部分地区交还给匈牙利，之后，罗马尼亚政府对于加入德国对苏作战也很谨慎，但是德国人说，只有与德国并肩作战才可能避免苏联威胁到罗马尼亚剩余领土的完整，而且或许还能推翻“第二次维也纳仲裁”内容。和芬兰人一样，罗马尼亚人也将此战视为十字军运动，用副总统米哈伊·安东内斯库的话说就是“伟大圣战”。 罗马尼亚政府组建了安东内斯库集团军群，由罗马尼亚军队第3和第4集团军的325685人组成。虽然名义上由安东内斯库指挥，但这些部队实际上被编入了德国南方集团军群，向敖德萨推进。虽然有些罗马尼亚政客在夺回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后就想在边境止步，但安东内斯库意识到，一旦加入战争，罗马尼亚就必须打到苏联战败或者遭受沉重打击为止。

Jan Rychlík, ‘Slovakia’, in Stahel (ed.), Joining Hitler's Crusade, 123–4; Ignác Ramsics, ‘Hungary’, ibid., 88–9, 92–5, 100–101. Jürgen Förster, ‘Freiwillige für den “Kreuzzug Europas” gegen den Bolschewismus’,in Boog et al., Das Deutsche Reich und der Zweite Weltkrieg： Band 4, 908–9.

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参战热情并不高。斯洛伐克政府只是由于德军部分南线进攻要从其领土发动，而不得不曲意逢迎，但它也投入了两个师用于执行后方安全任务，以及一个小规模的机动战斗群加入南方集团军群作战，这支小部队后来在7月的苏军反攻中被歼灭。匈牙利政府和摄政霍尔蒂·米克洛什也不很情愿加入战争，虽然有些将领指望着参战或许就能恢复“历史上匈牙利”的更大边界。直到6月26日，3架据说属于苏联的轰炸机空袭了卡萨镇，霍尔蒂及其内阁才最终批准参战，派出了一支约4.5万人的机动军团，但据一名匈牙利指挥官说，他们出发时对这场自己并不理解其目的的战争“不怎么热情”。 关于欧洲“十字军”的想法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德国宣传机构利用这个概念也只是给自己的侵略行径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道德上的自我辩解。就在“巴巴罗萨行动”打响两天前，未来的东线占领区总督阿尔弗雷德·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对他的幕僚说，这不是针对布尔什维克的十字军运动，而是“要执行德国的世界政策，保障德意志的帝国”。

Thomas Schlemmer, Invasori, non Vittime： La campagna italiana di Russia 1941–1943 (Rome, 2019), 9–12. Von Below, At Hitler's Side, 111. Alessandro Massignani, ‘Die italienischen Streitkräfte unde der Krieg der “Achse”’,in Lutz Klinkhammer, Amadeo Guerrazzi and Thomas Schlemmer (eds.), Die ‘Achse’ im Krieg： Politik, Ideologie und Kriegführung 1939–1945 (Paderborn, 2010),123–6, 135–7. Eugen Dollmann, With Hitler and Mussolini： Memoirs of a Nazi Interpreter (New York, 2017), 192–3. Dollmann用自己当时撰写的报纸文章记录了这些事件。

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很难解释为什么墨索里尼会自愿贡献一支“主力军”参加侵苏战争，他的军队此时已在北非和地中海地区被逼到了极限。虽然希特勒想要对他的盟友意大利完全保密，但意大利的情报部门还是在不停地提供即将到来的“巴巴罗萨行动”的详情。5月30日，墨索里尼在没有告知希特勒的情况下，下令准备3个师——2个步兵师、1个摩托化师——待战役开始后派往东线。 希特勒在“巴巴罗萨行动”开始前两天收到意大利的支援时十分不悦，但也很难拒绝。他对他的空军副官尼古劳斯·冯·贝洛说，意大利人“没有值得一提的战斗力”。 墨索里尼扭转了他在1940年后期不得不向德国人做出的谦卑请求的姿态，而且，与法国战役时一样，意大利要在未来的任何欧洲和平协议占有一席之地，即便意大利此时已经只是个“小兄弟”了。 1941年8月，墨索里尼独自前往东线，在乌克兰与希特勒一起检阅了刚刚抵达的意大利分遣队。他的盟友德国向他展示了1942年春季的庞大计划——打过乌拉尔山脉，进攻波斯和里海。“然后呢？”墨索里尼问，他第一次被他的独裁者同行的地缘政治幻想惹恼了，“我们要像亚历山大大帝那样为打不下月亮而哭泣吗？”据他的翻译官讲述，希特勒“沉默但恼火”。

K. Arlt, ‘Die Wehrmacht im Kalkul Stalins’, in Rolf-Dieter Müller and Hans Erich Volkmann (eds.), Die Wehrmacht： Mythos und Realität (Munich, 1999),107–9. David Glantz, Stumbling Colossus： The Red Army on the Eve of World War (Lawrence,Kans, 1998), 95–6, 103–4; R. E. Tarleton, ‘What really happened to the Stalin Line?’,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6 (1993), 50; C. Roberts, ‘Planning for war： the Red Army and the catastrophe of 1941’, Europe-Asia Studies, 47 (1995),1319. Glantz, Stumbling Colossus, 239–43; Christopher Andrew and O. Gordievsky,KGB： The Inside Story (London, 1990), 209–13; David Glantz, The Role of Intelligence in Soviet Military Strategy in World War II (Novato, Calif., 1990),15–19. 这是老生常谈的话题，见Klaus Schmider, ‘No quiet on the Eastern Front： the Suvorov debate in the 1990s’,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10 (1997), 181–94;V. Suvorov, ‘Who was planning to attack whom in June 1941, Hitler or Stalin?’,Military Afairs, 69 (1989)。 R. H. McNeal, Stalin： Man and Ruler (New York, 1988), 238. Georgii Zhukov,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 Volume I (Moscow, 1985),217–29; Alexander Hill, The Red Army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Cambridge,2017), 205–7.

在苏德边境的另一边，关于德国意图的证据数不胜数。苏联领导层没有忽略德国的威胁，法国陷落后，国防人民委员谢苗·铁木辛哥元帅宣布，德国现已成为“最重要、最强大的敌人”。 斯大林也意识到，法国的战败让他的关于资本主义列强打得筋疲力尽、共产主义世界坐收渔利的期望落空了，但直到入侵最终到来之时，他还一直想要避免刺激德国，因为苏军还没有为一场大规模战争做好准备。1941年1月，双方又谈了个新的贸易协定，满载物资的苏联列车直到德军进攻的那个周末还在继续开往德国。苏联的计划是，一旦战争爆发，就以小规模的边防军守在固定防线后，顶住敌人的任何进攻足够长的时间，让后方充分动员，之后苏联红军主力加入战斗，并将敌人赶回自己的国土。但在1941年夏，这些准备工作尚未完成：当战争来临时，新的机械化军仍在组建之中，新的国境防御工事仍在建设，动员计划也没有完成制订。眼见德军集结的迹象明显，苏军总参谋长格奥尔基·朱可夫大将在4月下旬下令进行逐步动员。5月13日，33个师奉命开进苏联西部，但是到6月时，其中只有几个师能配齐装备，而至关重要的机场伪装命令在德军飞机飞来向成排无遮挡的苏联飞机狂轰滥炸前3天才下达。 阻碍进一步战争准备的是斯大林本人，他把所有情报，尤其是来自西方的情报，都视为蓄意诱发苏德战争的阴谋。空中侦察显示，德国的战备程度已经很高，边境地带也抓获了236名所谓的德国代理人。莫斯科收到了超过80份预警情报，包括德军进攻的准确时间，但斯大林仍然冥顽不化。 5月中旬，军方提议可以发动一场破坏性的进攻来打乱德军的战争准备，但未能实现。有人认为这是当年夏季苏联更大规模的进攻德国计划的一部分，但并无证据，仅仅是斯大林本人对于避免战争的焦虑态度就足以否定这一点。 6月14日，朱可夫试图劝他下令总动员，但斯大林答道：“那就是战争了。”然后拒绝了他。 直到6月21日夜，铁木辛哥和朱可夫才最终从斯大林那里要到了进入高级戒备的命令，但这对于茫然的守军来说太晚了；第二天凌晨，当预警电报还在被解码之时，德国的炸弹和炮弹就落在了他们头上。

Von Below, At Hitler's Side, 103. J. Schecter and V. Luchkov (eds.), Khrushchev Remembers： The Glasnost Tapes(New York, 1990), 56. Henrik Eberle and Matthias Uhl (eds.), The Hitler Book： The Secret Dossier Prepared for Stalin (London, 2005), 73; von Ribbentrop, Memoirs, 153. W. J. Spahr, Zhukov： The Rise and Fall of a Great Captain (Novato, Calif., 1993),43; A. G. Chor’kov, ‘The Red Army during the initial phase of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in Wegner (ed.), From Peace to War, 417–18.

希特勒在明显的焦躁不安中等候着他的历史性决定最终成为现实。“他紧张而不安，”他的空军副官回忆道，“他念念有词，不停地走来走去，看上去是在焦急地等候着什么消息。” 尼基塔·赫鲁晓夫后来写道，斯大林在6月22日之前的几天里也一样看上去“迷惘，焦虑，消沉，甚至崩溃”。 希特勒在6月21日夜写给墨索里尼的告知他入侵即将开始的信中坦承，在对“我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进行了“几个月焦急的深思熟虑”后，一切就要在此刻成为现实。第二天凌晨3点30分，轴心国军队沿着整个前线发动了进攻。当第一枪打响后，希特勒向德国人民发表了讲话，他前一晚只睡了3个小时，睡眼惺忪，在国会大厦宣布与苏联进入战争状态。随后他就动身前往“狼穴”了。希特勒从未到过苏联，对自己想要去征服的人民一无所知。他对冯·里宾特洛甫说，自己也不确定，“一旦真的推开通往东方的大门，我们会遇到些什么样的力量”。 在莫斯科，斯大林召集政治局开会时更是什么都搞不清。他想要“立即联系柏林”以证实这些进攻不是希特勒要求的。他派莫洛托夫去会见德国大使，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结果被正式告知两国已处于战争状态。对此，莫洛托夫问：“我们何以至此？”情况明朗后，斯大林在早晨7点15分命令苏军“消灭”入侵者；当晚，他还指示苏联红军把战争推向德国领土。

Victor Kamenir, The Bloody Triangle： The Defeat of Soviet Armor in the Ukraine, June 1941 (Minneapolis, Minn., 2008), 247–54. Von Below, At Hitler's Side, 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