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4

但前线的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突然性因素和苏联边境一侧混乱的战备状况令轴心国军队在凶猛进攻时如虎添翼。三个主要集团军群起初各自为战，目的是赶在苏联红军主力退过德维纳河与第聂伯河前将其合围歼灭。北方集团军群的任务是夺取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列宁格勒，他们在6月26日没等步兵师赶上来就已打过立陶宛，深入拉脱维亚。7月1日，里加陷落，德军在7月中旬就已向距离列宁格勒仅96千米的一处阵地发动突击。费多尔·冯·博克（Fedor von Bock）元帅指挥的中央集团军群拥有德军大部分装甲部队，他们迅速插入白俄罗斯，在6月28日以钳形攻势攻陷明斯克，抓获32.4万名俘虏。博克随后向斯摩棱斯克进攻，铁木辛哥拼死想要挡住德军洪水般的推进，双方在德军装甲师过于漫长的侧翼进行了激战，最终斯摩棱斯克于7月16日陷落。最艰难的战斗发生在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元帅指挥的南方集团军群当面，德军情报部门未能获悉苏军决定在南线集结重兵以保卫乌克兰的工业资源。基辅特别军区得到了几个机械化军的增援，这几个军拥有苏军手中大部分可用的现代化坦克。边境保卫战十分激烈，双方在接近杜布诺和奥斯特罗戈的地方爆发了长达数个星期的大规模坦克战，令德军无法向基辅快速推进，尽管苏军绝大部分装甲力量也在这些战斗中被摧毁。冯·伦德施泰特右翼进攻路线上的利沃夫最终在6月30日被德军占领。7月2日，苏军第5和第6集团军全线撤退。 南方的罗马尼亚军队与德国军队直到7月底才占领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的“失地”，在8月上旬开始渡过德涅斯特河前往敖德萨。恶劣的道路、瓢泼的大雨和苏军的顽强抵抗破坏了德军向基辅周围发动钳形攻势以切断第聂伯河以西苏军的计划，南方集团军群的进展落后于预定目标。一直到7月中旬，冯·伦德施泰特的前锋装甲部队才进入能向基辅发动进攻的距离。他告诉希特勒的空军副官：“我在战争中从未遇到过如此优秀的对手。”

Evan Mawdsley, Thunder in the East： The Nazi–Soviet War 1941–1945 (London,2005), 19. Kamenir, The Bloody Triangle, 21–5. Roberts, ‘Planning for War’, 1307; Chor’kov, ‘Red Army’, 416; R. Stolfi,Hitler's Panzers East： World War II Reinterpreted (Norman, Okla, 1991), 88–9. James Lucas, War on the Eastern Front： The German Soldier in Russia 1941–1945(London, 1979), 31–3. G. F. Krivosheev, Soviet Casualties and Combat Loss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London, 1997), 96–7, 101.

德军在北方和中央战线上的迅速推进打乱了苏军的前沿防御计划。1941年6月，苏军在边境及其后方地域的实力相当强大，其装备数量在表面上超过了进攻方：总共300万人的186个师、19800门大炮、11000辆坦克和9500架作战飞机。 然而，苏联空军在仅仅几天德军对机场的攻击后就被压制住了，约有2000架飞机被摧毁；到7月初，总共损失飞机3990架，但许多受损的飞机也由于机场已成为战区而很难被轻易修复。苏联飞机许多已过时，而且都没有电台，这使得其空军不可能实现集中指挥。坦克部队大部分由火力和装甲俱弱的老旧型号组成，主要是T-26轻型坦克：现代化、火力更强的T-34中型坦克和KV1重型坦克为数不多，只占坦克部队的8%，而且只装备区区几个装甲单位。即便它们足以击败所有德国坦克，其数量还是太少，无法改变战局，而且同样是因为没有电台，它们会被德军绕到侧后击败。 在日夜轰炸带来的一片混乱中，各处的苏军野战军都缺乏弹药和燃料；340个大型军需仓库在第一周的战斗中就丢掉了200个，让补给问题雪上加霜。苏军的通信十分原始，随着德军的推进迅速崩溃，这导致指挥官完全无法掌控战场，甚至不知道友邻师发生了什么。在“巴巴罗萨行动”第一个月投入战场的319支苏军部队——步兵、机械化师和骑兵部队——几乎全被摧毁或遭重创。 苏军巨大的人员损失主要是由于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沿用下来的拙劣战术，步兵们被命令迎着机枪火力发动一轮接一轮冲锋。基辅正面战线德军的一份报告描述了这种大屠杀，步兵在薄弱的火力支援下发动4次进攻，直到德国机枪热得无法触碰。“进攻的怒火，”报告继续写道，“让我们筋疲力尽而且彻底麻木……我们现在要打的将是一场漫长、痛苦而激烈的战争。” 在指挥和补给更有效、能够进行有组织防御或进攻的地方，苏军也显示出可以沉重打击敌人的能力，但是战局几乎总是一边倒。到1941年9月底，苏军的不可挽回的人员损失（死亡、失踪或被俘）达到了惊人的2067301人。

Trevor-Roper (ed.), Hitler's Table Talk, 17, 24, entries for 27 July, 8/9 Aug.1941. Megargee, Inside Hitler's High Command, 132–3. Martin Kahn, ‘From assured defeat to “the riddle of Soviet military success”：Anglo-American government assessments of Soviet war potential 1941–1943’,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26 (2013), 465–7.

初期的成功让德军这边欢欣鼓舞，这似乎证实了战前关于苏联不堪一击的预言。整个战役的庞大计划最终似乎是可行的。哈尔德在7月3日的日记中留下了这句著名的结论：“苏联战役已经在两个星期里打赢了。”兴奋感无处不在。在7月27日的晚宴上，希特勒对来宾说：“我不担心东线战斗的原因是，那里发生的一切都是按我一直想要的方式发展的……我一直觉得拥有东方的太阳对我们至关重要。”两个星期后，他可以宣布说苏联的领土“肯定是我们的了”。 7月23日，哈尔德认为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将在一个月内陷落，部队在10月份可以抵达伏尔加河，最终在12月到达巴库市和巴统市的油田。 一连几个月里，德军指挥官认为苏军已经不可能有什么后备人员和装备了，他们在前线摧毁了苏军绝大部分空中力量和装甲部队，并目睹了成群的苏军战俘和成堆的苏军尸体。这些损失比1940年法国遭受的要惨重得多，他们觉得任何遭受了如此损失的国家都只能求和，“巴巴罗萨行动”就会迅速以胜利告终。英国和美国的情报评估也认为，苏联很快就会被打败，德军将抵达伏尔加河，从而证实了战前关于苏联实力的悲观评估。虽然两国还是动手向苏联提供源源不断的军援，但它们相信苏联会速败，这意味着援助在初期会十分谨慎，以免物资落入德军手中。

实际上，苏联红军已被击败只是个错觉。德军确实在面对无组织抵抗时的快速推进中展示出了他们的专业技巧，但是这场战役也凸显了战前那些悲观预计中提出的许多弱点和缺陷。许多苏军部队在完全无法生还的情况下进行了自杀性抵抗，这证实了苏联士兵将会是坚定对手的预判。既然许多苏军士兵被推进的德军甩在身后，那么他们便躲进森林和沼泽，伏击德军士兵，从而拖延了德军进入乡村清剿他们的脚步。他们残忍处置被俘德军，这引起了相互报复的恶性循环，德军和安全部队也杀害被认为是游击队和非正规军成员的人，烧毁被认为可以掩护他们的村庄。双方也常常交换战俘。戈特哈德·海因里希（Gotthard Heinrici）将军在7月上旬写给妻子的一封信中描述了他的步兵师的军人面临的可怕现实：

Johannes Hürter (ed.), A German General on the Eastern Front： The Letters and Diaries of Gotthard Heinrici 1941–1942 (Barnsley, 2015), 68, letter of 6 July 1941.

挡在我们前方的苏联人现在已被消灭。整个事情血腥到难以置信。有些时候我们完全不留俘虏。苏联人对待我们的伤员就像野兽一样。反过来，我们的人也会射杀或打死所有穿褐色军服的人。广大的森林里仍然满是散兵游勇，有些人赤手空拳，有些人有武器，他们都极其危险。即便我们的师穿过这些森林，还是会有数以万计的人设法在这些难以通行的地区躲过抓捕。

Johannes Hürter (ed.), A German General on the Eastern Front： The Letters and Diaries of Gotthard Heinrici 1941–1942 (Barnsley, 2015), 73–4, letters of 1 and 3 Aug.; 78, letter of 28 Aug. 1941.

几个星期后，他告诉妻子，“我们都低估了苏联人”，而且，两天后，“我们的迅速推进已经变成了缓慢挣扎”。当月晚些时候，他冒着被审查的风险写道：“这里的战争让我们代价沉重。这真的必要吗？”

Hans Schröder, ‘German soldiers’ experiences during the initial phase of the Russian campaign’, in Wegner (ed.), From Peace to War, 313. Stahel, Operation Barbarossa, 182. Dinardo, Mechanized Juggernaut, 45–9; Stahel, Operation Barbarossa, 183–5. Dinardo, Mechanized Juggernaut, 53; Stahel, Operation Barbarossa, 234.

地形和气候进一步加剧了德军推进的困难。步兵和车辆在尘土漫天飞扬的土路上艰难跋涉，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又会随时把道路变成泥潭。密林和沼泽地带对于全部3个集团军群而言都是无法绕过的，而随着战线的延长，似乎无穷无尽的距离也带来了与在波兰和法国时截然不同的新问题。长距离的强行军、突然遭到伏击的威胁和高温让步兵们筋疲力尽。一名士兵在家信中说，这块没有尽头的土地“永远走不到目的地，这里同样的东西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出现”。 另一个人则抱怨说：“血腥的苏联森林！你分辨不出谁是友军谁是敌人。因此我们常常向自己人开枪……” 数以千计的军马让事情更加严重，尤其是拖曳火炮所需的驮马。距离漫长，道路恶劣，天气炎热，军马几天就会累垮。但是，既然步兵师不得不努力追赶遥遥领先的装甲部队，那么马匹只能被用到极限，有时还会力竭而亡。数千辆车辆损坏，这让对军马的依赖更加无可替代，但到11月，马匹也只剩下了65%，现在它们还要面临饲料不足的严冬。 关于补给困难的预计几乎立刻就成了现实。到7月中旬，德军只完成了几百千米铁路的改造，部队不得不严重依赖马匹和汽车。中央集团军群每天需要24列火车的补给物资，但实际上只能得到一半。燃油在整个前线都十分短缺，恶劣的道路和泥潭拖慢了坦克的速度，增加了油耗，而苏联水网地带的劣质桥梁常常无法承受坦克和重型车辆，迫使德军耗费更多燃油来绕路，这都让问题更加严重。后勤已经因为卡车型号不同而出现各种危机，卡车又因为沙质路面磨损了轮胎和尘土堵住了引擎而问题重重。“我们是在密不透风的灰尘中战斗。”一名士兵在7月中旬发现。德军在最初的4个星期中损失了1/4的运输车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由于要在不良的道路上和恶劣的天气中运输物资和人员，德军到11月时就只剩下15%的车辆还能上路了。

Fritz, Ostkrieg, 129–32.

速胜，是一场基于对苏联实力和战区自然环境误判的赌博，就像4年前日军也没想到在辽阔的华中地区迅速击败中国军队是那么困难一样。全线德军都需要休息和整补，同时还要压制住显然不愿接受失败的敌人的持续反攻，虽然这些反攻现在还很弱，无法取得任何决定性胜利。随着去年12月悬而未决的关于战略方向的争论再起，情况变得越发艰难。7月19日，希特勒发布第33号指示，实际上叫停了中央集团军群向莫斯科的推进。其部分兵力转向北方，协助对列宁格勒的围困，部分转向南方，帮助冯·伦德施泰特合围基辅周围的大批苏军，随后向更远处的顿涅茨盆地和高加索油田前进。向莫斯科的进攻只有等到9月上旬补给危机解决后才会恢复。军方领导人对此激烈反对，他们认为，击败莫斯科周围的苏联红军将会带来最终的决定性胜利，从7月下旬到8月上旬，随着对优先战略方向的争论，德军也失去了战略主动性。希特勒关于乌克兰的经济资源至关重要的观点，只有在这些资源能够迅速获得和使用的情况下才具有战略意义，但这是无法保证的。在他看来，莫斯科只是个相对而言“平凡无奇”的目标。“我的将军们对于战争的经济方面一无所知。”8月24日，当第2装甲集团军司令古德里安将军想要坚持让自己的部队继续向莫斯科推进而不是向南转向乌克兰时，希特勒如此抱怨道。 因为一个月以来的争论不休和战场上毫无决定性进展而沮丧不已的希特勒还是下了死命令。古德里安只得率领着他的部队南征，然而他所带的坦克的数量不足所需的一半，在恶劣天气下苦战之后，他最终在基辅东面的洛赫维察镇与冯·伦德施泰特的北翼部队会师，包围了被斯大林坚持留在当地为乌克兰首府而战的苏军的5个集团军。9月19日，基辅陷落，被围苏军则继续进行了6天血战才投降。基辅战役让德军抓到了66.5万名战俘，人数多得惊人，这一结果让德军觉得最终胜利已近在咫尺。

Peter Longerich, Hitler： A Biography (Oxford, 2019), 753. Dmitri Pavlov, Leningrad 1941–1942： The Blockade (Chicago, Ill., 1965), 75, 79,84, 88; N. Kislitsyn and V. Zubakov, Leningrad Does Not Surrender (Moscow,1989), 116–18. 关于1941—1942年冬季全面封锁期间的死亡人数均为估算，但这是根据现有证据而做出的公认的最接近的估算，见Richard Bidlack and Nikita Lomagin, The Leningrad Blockade 1941–1944 (New Haven, Conn.,2012), 270–73。

当兵力耗尽、疲惫至极的南方集团军群越过基辅，进入顿涅茨工业区和克里米亚时，被派往北方的中央集团军群部队也协助里特尔·冯·勒布（Ritter von Leeb）元帅的集团军群在8月底打过了爱沙尼亚，9月8日进抵列宁格勒郊区。德军拿下什利谢利堡（施吕瑟尔堡）后，列宁格勒与苏联内地最后的陆地通道受到了严重威胁。沿着由数以千计的平民建造的简陋防线，血战一直打到9月25日希特勒把部队调回中央集团军群为止。这座城市便陷入了被围攻，每天遭到轰炸和炮击，希特勒希望把城中居民饿死，从而不必让部队进行代价高昂的巷战。希特勒想要这座城市消失：“它被亚洲斯拉夫人视为进入欧洲的大门。这道门必须关上。” 从10月起，城市只能通过拉多加湖得到时断时续的补给，11月中旬，湖面上冻后，这里建立起了不可靠的“冰上之路”。苏军优先保障工人和军人的食品供应，但到了12月，即使是这些人每天也只能得到225克黑面包，其他居民更少，只有140克。在冬季的几个月里，多达90万列宁格勒人在极度艰难的环境中死于饥饿和疾病，直到1942年1月，冰上之路开始能每天平均运进2000吨补给，这才让幸存者们活到了1943年围城被打破。

Megargee, Inside Hitler's High Command, 135. Domarus, Reden und Proklamationen, ii, 1758–67.

当南北两个方向胜利在望时，希特勒最终允许中央集团军群重新集结部队，去消灭莫斯科城下的苏军西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他认为这是苏联红军最后的储备力量。1941年9月6日发布的第35号指示主要聚焦于击败莫斯科西面铁木辛哥指挥的苏军各集团军（从9月中旬起改由伊万·科涅夫大将指挥），而非夺取莫斯科本身，这座城市将被从更东面包围，虽然军队官兵们都将城市本身视为他们的目标，他们在破碎荒废的乡村打了无数战役，为的正是这里。新战役的发起被推迟了几个星期，德军拼命想要补充消耗殆尽的各部队。到9月，中央集团军群的坦克实力下降到了原来的1/3，需要维修的坦克还要被一路送回德国才行。人力被证明是更严重的瓶颈。中央集团军群到9月已经损失了22万人，却只得到了15万人的补充，而且也无法得到更多了。新的战役很恰当地被赋予代号“台风”，但已被完全压垮的补给体系只能为参战部队提供几个星期所需的燃料和食品。尽管如此，向莫斯科的推进重新点燃了德军的乐观情绪。即便是深知补给系统对于这种大规模作战而言是多么不可靠的军需处长爱德华·瓦格纳，也在10月5日写道：“最后的大崩盘就在我们眼前……在莫斯科东面。因此我预计战争就快要结束了。” 10月2日，“台风行动”的发起日，希特勒回到了柏林，第二天他要到柏林体育场向德国民众讲话。他对听众说，他从“一场具有真正世界级决定意义的战场上”归来，此言不虚。他继续说，“丑陋、凶残、动物般的敌人”，布尔什维主义，已被消灭，“永不能翻身”——这一说法后来被证明是子虚乌有。

Jack Radey and Charles Sharp, ‘Was it the mud?’,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28 (2015), 663–5. Jack Radey and Charles Sharp, ‘Was it the mud?’,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28 (2015), 667–70. Fritz, Ostkrieg, 161.

和早先的进攻一样，“台风行动”起步顺利。德军的计划还是常见的模式：用3个装甲集团军合围维亚济马和布良斯克城，然后步兵跟上来收紧包围圈以免被围苏军逃走，之后通往莫斯科及更远处的道路就无人防守了。苏军指挥官没能意识到一场大规模战役即将到来，或者没想到大为削弱的德军还有这个能力，结果在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团军向奥廖尔和布良斯克突破前两天他们才收到紧急警报。10月2日，中央集团军群的北翼迎着顽强的抵抗向维亚济马前进。10月3日，奥廖尔陷落，5天后维亚济马和布良斯克双双被围。有些苏军部队得以逃出包围圈，这仅仅是因为第3装甲集团军耗尽了燃油，无法在一天内封锁包围圈，但最终的结果和基辅一样，将会有100万名苏军被俘或战死，一旦被包围的苏军被歼灭，这场胜利似乎就会最终打开通往莫斯科的道路。这一耽搁被证明代价高昂，因为封闭包围圈意味着要在秋季暴雨、道路恶化难行的时刻，进行数日血流成河的近战。当德国士兵、马匹和车辆与一股股苏军的持续抵抗、不足的补给和泥泞的道路苦战时，当推进变成了爬行之时，莫斯科也变得更遥远了。完全不堪使用的道路网、狭窄道路上经常发生的交通堵塞、被炸毁的桥梁，以及苏军在为数不多的有铺设路面的公路上用延时地雷炸开的30米宽的弹坑，都使德军的机动性受到严重拖累。在用来向古德里安第2装甲集团军运送补给的通往布良斯克的道路上，苏军进行了33处爆破，包括爆破了11座主要桥梁。绕行耗费了更多的时间和燃料，并迫使车辆驶入烂泥和土路之中。 泥泞只是让已经摇摇欲坠的补给情况更加恶化了而已，燃油和弹药的供应无法像雨季到来前那样足以支撑一场进攻。第3装甲集团军参战仅仅两天就耗尽了燃油，不得不通过空运补给；两周后，德军部队耗尽了弹药，而补给弹药还得从华沙一路送来。 在如此情况下，中央集团军群战斗力锐减。11月1日，冯·博克声称：“应当暂缓继续推进。”

Klaus Reinhardt, ‘Moscow 1941： the turning point’, in John Erickson and David Dilks (eds.), Barbarossa： The Axis and the Allies (Edinburgh, 1994), 218–19; Fritz, Ostkrieg, 189–90. Fritz, Ostkrieg, 187–9.

“台风行动”开始一个月来，苏军的抵抗力度足以拖慢德军的进攻势头，但是当11月中旬地面上冻后，筋疲力尽、消耗殆尽的德军部队又被要求再努力一次，力争夺取苏联首都。要么相信自己仍有可能推进到莫斯科另一侧的最远目标线，要么承认决定性击败苏联红军要推迟到1942年，希特勒在这两者之间犹豫不决。11月19日，他甚至对哈尔德说，议和或许总归是必要的，因为“对阵的两个集团谁也无法摧毁对方”。第二天，军需部长弗里茨·托特对希特勒直言说：“这场战争没法再用军事手段打赢了。” 将军们已经在请求有序撤退至10月的战线以避免更多损失，但希特勒决定无论如何都要继续进攻。经历了超过4个月持续不断、消耗严重的战斗之后，各个集团军群的战斗力实际上已是强弩之末。到11月21日，战斗已陷于停滞；有几支部队在12月初设法一路推进到了能够肉眼看到苏联首都的地方，但再也无法前进一步。德军仍在严寒中苦战，他们衣装单薄，口粮不足，坦克和枪炮在远低于零度的气温中也无法正常使用。“我们都厌倦了苏联，厌倦了战争。”一名士兵如此写道。普遍的士气低落由此可见。 中央集团军群的实力下降到了名义实力的一半，他们从开战以来已经有35万人伤亡，由于运输体系几乎完全瘫痪，不断损耗的武器无法得到补充。当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团军在接近莫斯科的图拉最终停下脚步时，他只剩下了40辆坦克。

Spahr, Zhukov, 74–5. Kriegstagebuch des Oberkommandos der Wehrmacht, 5 vols.(Frankfurt am Main,1961–3), i, 1120；数据来自Fritz, Ostkrieg, 192。

“台风行动”迟迟未能实现合围莫斯科这一目标，这让苏联方面获得了斯大林急需的喘息机会。1941年10月中旬，首都陷入了恐慌，政府部门也匆匆撤往东面的古比雪夫。10月18日，斯大林决定留在自己受到威胁的首都，民众也被动员起来在雨雪中挖掘外围防线。斯大林任命朱可夫为西方面军司令，负责保卫莫斯科。最初的8万到9万人的苏军很快便得到了大批临时拼凑的部队的增援，但他们缺乏训练有素的军官，人员和装备也不足，这些部队沿“莫扎伊斯科防线”集中部署，但是这条防线崩溃后，朱可夫又撤退到了距离莫斯科市中心16千米的防御地带。11月19日，冯·博克的疲惫之师再次拖着疲惫的脚步前进，斯大林便问朱可夫：“你肯定我们能守住莫斯科？……说真话，就像个共产党员那样。”朱可夫其实并没有把握，但他还是告诉斯大林：“我们毫无疑问会守住莫斯科。” 在11月的最后几个星期里，大批预备队被组建起来填进防线，许多部队是从苏联的远东和中亚地区调来的，有准确情报表明，日军将向南进攻英国、荷兰与美国的占领区。12月1日，冯·布劳希奇报告说，苏联红军已“没有大规模预备队”了。实际上，朱可夫的麾下现在已有33个步兵师、7个骑兵师、30个步兵旅和2个装甲旅，总共100万人，还有700辆坦克和1100架飞机。

关于苏联的弱点，见Hill, Red Army, 302–3。

苏联红军计划发动一场有限规模的作战，击退逼近的德军前锋，并在首都以西建立一条稳固防线。12月5日凌晨3点，苏军踏着厚厚的积雪，沿着分别位于莫斯科南北的两条主轴线向前推进。德军部队和指挥官都大吃一惊，拼命想要转入防御阵形，一直以来的进攻状态没有给他们准备防御的机会。12月15日，北方城市克林被收复，在南面，古德里安的部队也从图拉被击退到130千米外的卡卢加，南北两翼都进行了激烈的逐屋巷战，直到德军被迫撤退为止。中央集团军群那些冻得瑟瑟发抖外加营养不良的部队开始恐慌，德军指挥官想尽办法以应对无法避免的撤退，并防止部队彻底崩溃。在遥远的北方，苏联红军收复了季赫温城，而在南方，德军南方集团军群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夺取的罗斯托夫也丢掉了。德国军队第一次开始撤退，并将继续撤退，直到3月的大雨使得这场让双方都筋疲力尽的反攻停下来。约有8万名德军士兵被消灭，但是苏联红军方面又损失了44万人，他们的战术在许多方面仍然处于劣势，而且军官也经验不足。 为了消除彻底崩溃的威胁，希特勒在12月26日下达了“禁止撤退令”，逼迫士兵们留在原地守住防线；一个星期前，希特勒罢免了冯·布劳希奇，亲自指挥德国陆军，这样他就能更直接地控制自己的指挥官们，并阻止他们的撤退愿望。

Christian Hartmann, Operation Barbarossa： Nazi Germany's War in the East 1941–1945 (Oxford, 2015), 54–5. Hürter (ed.), A German General on the Eastern Front, 126, letter of 2 Jan. 1942.

临近12月，“巴巴罗萨行动”的失败已经很明显了。德国人赌苏联会在4个月甚至更短时间里被决定性击败，但这一赌注从一开始就风险过高，德军缺乏装备和训练有素的人员，关于苏联战斗力的情报也不足。“我们受到了惩罚，”一名德军总部参谋军官在1941年12月写道，“因为我们对自己实力的高估和我们的狂妄。” 这一失败在战略方面也有可信的解释。入侵的首要目标从来都没有被清楚地阐释过，因此军队想要消灭苏联的愿望和希特勒对可利用土地的渴求之间便出现了裂痕。这一裂痕首先导致了1941年7—8月因为争论优先方向而长时间拖延进攻，继而又导致希特勒不断插手，他让德军分兵以最大限度地夺取地盘。未能充分考虑到在欧洲一些最不适宜居住的地形和最不发达的基础设施上，在三个主要战场进行远距离作战的后勤问题，这凸显了德军在更宏观角度上对于“什么是东线”缺乏想象。对于德国军队而言，在波兰和法国的战役作战距离相对较短，也能受益于德国的铁路网。而在苏联的领土上，部队在各个集团军群之间的正常调动则意味着长达450千米到650千米漫长而费时的行军，没有铁路支持，路况恶劣，而且还会受到对手的不断袭扰。人们常常会问，苏联的军事机器是怎样挺过了德国人的进攻而没有崩溃？但是若仔细考察德国军队需要应对的诸多障碍，尤其是在1941年的最后几个月里，这个问题或许就可以换成：德国军事机器怎么会占领这么大的面积，还把大部分守到了1942年？希特勒和德军总部的期望与前线的实际情况之间总是存在着鸿沟，这道鸿沟只有依靠部队所表现出的非凡忍耐力和专业能力来弥补，这些部队总是被要求在恶化的环境下执行没有可能性的命令。宿命论也在一线作战的德国军人中蔓延开来。1942年1月2日，面对着尤赫诺夫（Yukhnov）的包围圈，海因里希将军再一次给妻子写信：“我很不幸知道了即将发生的事，这无可避免，而我说的任何话都是对牛弹琴。命运会毫不留情地压向我们。更大范围的情况也是一样。我无法再用整个战争的进程来蒙蔽自己了。”

Carl Boyd, Hitler's Japanese Confidant： General Ōshima Hiroshi and Magic Intelligence 1941–1945 (Lawrence, Kans, 1993), 27–30. Klaus Reinhardt, Moscow–The Turning Point： The Failure of Hitler's Strategy in the Winter of 1941–42 (Oxford, 1992), 58.

就在东线德军首次被击败的背景之下，全球战局已是天翻地覆。1941年12月7日早晨（日本时间12月8日），日军航母舰载机轰炸了太平洋上的美军珍珠港海军基地，同时日本陆军部队也开始在东南亚向英国、荷兰和美国的地盘发动进攻。日军的战争准备严格保密，连日本驻德国大使大岛浩将军也不知情，他从1941年夏季以来一直催促东京加入对苏联的战争，“从源头上消灭共产主义”。若果真如此，那就会是“麦金德时刻”了，整个欧亚大陆或许就会落入德国和日本的手掌中，但是日本领导层即便如此也不愿利用德军的胜利，虽然外相丰田贞次郎在7月下旬给大岛浩写信说，“巴巴罗萨行动”让日本军队得到了“解决北方问题的绝佳机会”。 7月25日，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威廉·凯特尔（Wilhelm Keitel）元帅向冯·博克报告说：“元首对日本将此视为解决苏联问题最佳时机的期望看起来是落空了。”

Gerhard Krebs, ‘Japan and the German–Soviet War’, in Wegner (ed.), From Peace to War, 548–50, 554–5; John Chapman,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and the north–south dilemma’, in Erickson and Dilks (eds.), Barbarossa, 168–9, 177–9. Warlimont, Inside Hitler's Headquarters, 207–9.

实际上日本领导层在1941年7月就已经决定，向东南亚的原油和资源产区“南进”具有更大的战略意义，并决定遵守丰田外相的前任松冈洋右在1941年4月与苏联签订的中立条约。日本人更希望德国与苏联和平共处，这样斯大林就会加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共同发起欧亚大陆对西方海洋强国的战争，这一结果将会更切合麦金德的地理战略展望。结果是，当德国领导人要求日本人和自己一起打败苏联时，日本领导层表现得不冷不热，也没有为德军的作战提供任何直接支援。 反过来，日本领导层还希望德国能在自己对美开战时伸出援手，即便《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条款并不要求德国如此行事，因为日本是侵略一方。希特勒原本想要避免与美国的战争，因为根据1941年3月的“与日本协同”的指示，他希望优先打败英国，它才是德国的首要敌人，但是当珍珠港事件的消息传来后，他觉得日本将能够让美国远离欧洲，并分散英国的力量。与日本不愿帮助侵苏战争相反，希特勒选择了加入日本一边对美国作战。

Eri Hotta, Japan 1941： Countdown to Infamy (New York, 2013), 6–7. Hans Boberach (ed.), Meldungen aus dem Reich： Die geheimen Lageberichte des Sicherheitsdienst der SS 1938–1945 (Herrsching, 1984), viii, 3073, report for 11 Dec. 1941; ix, 3101–2, report for 19 Dec. 1941; Will Boelcke (ed.), The Secret Conferences of Dr. Goebbels 1939–1941 (London, 1967), 194, conference of 18 Dec. 1941. Fuehrer Conferences on Naval Afairs, 245, Report by the C-in-C Navy to the Fuehrer, 12 Dec. 1941.

在珍珠港事件后的四天里，美国并未与欧洲轴心国交战，反倒是因为美国介入亚洲战事而欢欣鼓舞的蒋介石立刻向轴心国宣战。12月11日，希特勒抛开在苏联的危机，来到德国国会，宣布对美国开战。同日，墨索里尼也紧随其后。为了表达自己齐心协力，希特勒要冯·里宾特洛甫去签订一份关于联合作战策略的德日条约，但这实际上仍然只是个空洞的意向性声明，因为德国几乎无法为日本在亚洲的战争提供任何战略或军事协助。尽管如此，珍珠港胜利的消息——以及随后一连串日军胜利南进的消息——立刻在德国和日本激发了公众的热情，虽然其中的危险也显而易见。人群聚集在东京的皇宫外，感谢天皇的英明领导。 德国秘密警察的报告也显示，德国民众认可了与美国的战争——这是“唯一可能的答案”——并觉得日本的胜利将把美国牵制在太平洋地区，会使美国减少对英国的租借支援，削弱英国和苏联的战争努力，并缩短战争。日本的胜利与从苏联传来的沮丧消息形成了鲜明对比，于是戈培尔决定在每一次无线电广播中为日本摇旗呐喊。 德国海军也欢迎这场与美国之间的战争，虽然美国很快就会拥有世界上遥遥领先的最强大的海军。在宣战次日与希特勒的会议上，雷德尔海军元帅向他确认，随着美国把所有力量投向太平洋地区，英国将会被弃置一旁。

Eberle and Uhl, The Hitler Book, 79. Ben-Ami Shillony,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Wartime Japan (Oxford, 1981), 134–6 ,142–5; Nicholas Tarling, A Sudden Rampage： Japan's Occupation of Southeast Asia 1941–1945 (London, 2001), 127–8.

从来没人怀疑对美国宣战是个足以致命的战略误判。这三个国家都已经陷入了与中国、苏联和英帝国之间耗尽资源、代价高昂的战争，现在又要与世界最大经济体开战，这很难说是个明智的选择，实际上日本和德国的领导层也一直想要避免如此。他们低估了美国参与一场大规模战争的能力或意愿，因为美国的军事准备相对不足，而且它长期处于孤立主义之中，这助推了他们对美开战的决定。宣战当天，希特勒在午餐时对来宾说，美国军官只是“穿着军服的商人”，而非真正的军人。几天后，他又断言说，美国工业被“严重高估了”。 然而，沉睡的巨人终究是个巨人。对美宣战只能被看作不明智之举。对日本领导人而言，这场战争可以被解释为与包围自己的西方列强进行的不可避免的自卫战争，对英国与荷兰的战争也被囊括其中。东条英机将军宣称，西方阴谋将这个国家变回“从前的‘小日本’”，终结2600年的帝国荣耀。日本领导层将这场战争视为一项神圣使命，这项使命旨在驱逐西方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文化，建立“皇父”领导下的亚洲国家大家庭——这也是传统的“八纮一宇”的目标。日本没有对胜算进行理性的考量，而是相信先皇和战死军人的灵魂将会护佑帝国永不失败。初期的胜利被归因为日本的“精神力量”和“帝国祖先”的护佑，后来的失败则是由于“缺乏真正的爱国主义”。从这些方面看，日本对美宣战并不仅仅是冒险的地缘政治学推算的产物，还体现了一种从骨子里与西方不同的文化观念。

Boyd, Hitler's Japanese Confidant, 44. Friedrich Ruge, Der Seekrieg： The German Navy's Story 1939–1945 (Annapolis,Md, 1957), 252–5. Dollmann, With Hitler and Mussolini, 204. 这一观点见Tobias Jersak, ‘Die Interaktion von Kriegsverlauf und Judenvernichtung： ein Blick auf Hitlers Strategie im Spätsommer 1941’, Historisches Zeitschrift, 268 (1999), 345–60。 Christian Gerlach, ‘The Wannsee Conference, the fate of the German Jews,and Hitler's decision in principle to exterminate all European Jews’,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70 (1998), 784–5. 关于12月12日的这次会议，见Martin Moll, ‘Steuerungsinstrument im “Ämterchaos”? Die Tagungen der Reichs und Gauleiter der NSDAP’, Vierteljahre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49 (2001), 24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