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5

对希特勒来说，对美宣战只不过是把在他看来华盛顿已经在进行的未宣之战——美国人以《租借法案》支援英国和苏联，参加海上的战事，还冻结了德国的所有经济资产——公开化了而已。希特勒长期以来一直希望德意志的新帝国总有一天能够在与美国的战争中证明自己。他对日本大使说过，正式宣战大大简化了大西洋战役，德国的潜艇艇长们不必再忍受“努力辨别美国船只和英国船只带来的精神疲惫”。 在宣战后的几个星期里，德军出动潜艇西进执行“鼓点”作战，它们潜入美国海岸，击沉那些既没有组成护航船队也没有空中掩护的船只。在1942年的最初4个月里，盟军有260万吨位的船只被击沉，这个数字超过了1941年全年的数字。 但在这种认为战争状态只是将迄今为止未宣之战的冲突公开化了的论点之下，潜藏着一种更为危险的阴谋论。在希特勒扭曲的观点中，美国对德国的敌意都是世界上的犹太人煽动的。希特勒的一名翻译官记录了他的观点：“美国到处都是犹太人，文学领域有犹太人，政治领域有犹太人，工商业领域也有犹太人，顶层还有个完全犹太化的总统。” 在纳粹党的世界观中，罗斯福是犹太人的帮凶，是他驱使着伦敦和莫斯科的犹太人继续打下去。1942年12月12日，希特勒召集纳粹党首领秘密开会，解释了与犹太人操控下的美国的战争，还说他在1939年1月做出的关于一旦德国被拖入世界大战就要消灭犹太人的预言已经成真了。时任柏林大区长官的约瑟夫·戈培尔第二天在日记中写道：“世界大战已经开始，犹太人被消灭将是必然的结果。” 虽然历史学家们不同意将这次会议视为种族灭绝的明确起点（因为东方沦陷区已有数十万犹太人死于德军及其安全部队手中），但希特勒将世界大战与犹太人关联到了一起，这就让他的对美宣战成了一种理性的“算总账”，而非看上去的那样是一种不理智的赌博。

Tolischus, Tokyo Record, 30, citing speech to the Diet, 20 Jan. 1941.

日本领导层明白与美国的战争远不是什么好事，但这也同样结束了另一场未宣之战的混乱状态，在这场未宣之战中，美国切断了日本关键性工业资源（包括原油）的来源，并为其对手中国提供物资和经济援助。希特勒声称要打败英国就要攻击另一个更强大、更具潜力的对手，日本的主张与此相似：它也认为与美国（以及英帝国）开战总会有助于解决中国的战事。对于日本和德国，很明显，扩大的战争必须依靠掠夺更多的物质资源才能打得下去，无论这些资源是在乌克兰还是在东南亚。在10年的帝国扩张之后，日本对东亚的看法与美国对西半球的看法如出一辙——这是自己天然的统治区，其他列强应予尊重。日本领导层想不通，为什么现状不能被视为既成事实而得到认可，因此对美谈判的基础是日本作为亚洲新秩序领导者的合法主张，而非任何关于日本的扩张违背了国际惯例的看法。1941年，外相松冈洋右公开批评美国没打算理解日本在亚洲的角色，日本是要“阻止文明的毁灭”并建立一个公正的和平。 而美国在谈判中拒绝妥协，这被日本解读为压制继而消灭日本这个国家的国际阴谋的一部分。毫不意外，日本人在1941年寻求与美国妥协，以使自己能按照自己的方式解决中国战事，并稳定获得维持帝国所需的战略资源时，却发现双方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立场。

Sean Casey, Cautious Crusade： Franklin D. Roosevelt,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nd the War against Nazi Germany (New York, 2001), 39. Jonathan Marshall, To Have and Have Not： Southeast Asian Raw Material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 (Berkeley, Calif., 1995), 36–41; Sidney Pash,‘Containment, rollback,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 1933–1941’, in Kurt Piehler and Sidney Pash (ed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Perspectives on Diplomacy, War and the Home Front (New York,2010), 43–4. Pash, ‘Containment, rollback’, 46–51; Sarah Paine, The Wars for Asia 1911–1949 (Cambridge, 2012), 175–82; Tarling, A Sudden Rampage, 71–3. 格鲁的话引自Joseph Grew, Ten Years in Japan (London, 1944), 257。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罗斯福及其军队领导人的考虑更多聚焦在欧洲而非太平洋的战事上。罗斯福总统在1941年的讲话中提到希特勒和德国152次，提到日本只有5次。 人们认为日本会被美国海军的出现吓阻（1940年5月，罗斯福命令太平洋舰队在完成越洋航行后永久驻留珍珠港），还认为这个严重依赖美国供应金属和原油的国家会在经济压力下屈服。早在1938年，罗斯福就要求对日本进行燃油、钢铁、飞机和金融的道义禁运，同时准备了一批资金来提前抢购日本工业所需的原材料。 1940年1月，1911年签署的对日贸易协定被废除。日本人在1940年夏季进入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后，美国又推出了出口管制法案，正式限制各种战略物资的对日出口，这些物资包括航空汽油、废钢铁、铁矿石、铜和原油精炼设备。一年后中南半岛南部被占后，美国又冻结了日本的资产。1941年8月1日，罗斯福下令，日本必须申请联邦许可才能购买原油产品，虽然他还不想拒绝所有的申请以免把日本推得太远。人们预计美国强硬的态度导致的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会把日本吓住，尽管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警告过华盛顿，“对日本人的威胁只会强化他们的决心”。 确实，日本经济形势的恶化令其加速转向了极端的解决办法。

Hotta, Japan 1941, 4–7. Krebs, ‘Japan and the German–Soviet War’, 550–51. Tarling, A Sudden Rampage, 73–4; Sarah Paine, The Japanese Empire： Grand Strategy from the Meiji Restoration to the Pacifc War (Cambridge, 2017), 147–8 ,153.

1941年，日本的军政领导人论证了是通过外交手段还是靠进一步对英美开战（他们原本希望避免这一解决方式）来解决中国危机。就像希特勒决定进攻苏联一样，日本领导层也逐渐认定，战争看上去既有必要，也不可避免。美国政治家们没能认清4年的全面侵华战争给日本带来的影响。日本社会已经为总体战做好了准备，民众获得的物资和粮食不断缩水，政府举债，民间也形成了勇于献身和艰苦朴素的文化。 美国完全体会不到灾难将临的绝望感，但对日本领导层而言，在中国的失败和禁运的绞杀效果迫使他们选择了原本从理性上应当避免的解决办法。1941年夏秋两季，日本对危机回应的不确定性集中体现在了松冈外相的辞职和近卫公爵政府的倒台。日本“新秩序”的两位首要策划者让位给了东条英机大将，这位军事官僚身上集中体现了日本精英阶层对国家选择的矛盾心理。同年7月，东条英机作为陆相主持了第一次会议，会上达成的共识是，南进以消灭蒋介石的外援，并夺取东南亚的原油和原材料是当前需要优先解决的事情。原本一直对未来战略持相反意见的日本陆海两军暂时协调了他们的作战计划。苏德战争消除了苏联对中国东北日占区的威胁，虽然日本陆军在夏季将关东军的兵力翻了倍以备在苏联濒临战败时迅速利用这一机会，但南进以孤立中国具有更急切的战略意义。 7月下旬，日本陆军占领了中南半岛南部以切断援蒋的主要通道（这条路的运量估计占1940年全部援助的70%）。其结果则是加快了与西方战争的到来。8月9日，美国的石油禁运导致日本3/4的石油输入受到威胁，日本陆军认可了在11月开战的战争计划。海军则更想把开战日期提前到10月。在9月6日的御前会议上，战争计划获得了批准，用近卫文麿的话说，这是一场“自卫”战争。

Pash, ‘Containment, rollback’, 53–5, 57–8; Marshall, To Have and Have Not,147–50. Marshall, To Have and Have Not, 163.

然而，10月16日，东条英机接替近卫文麿担任首相后，就立即保证要重新争取达成外交解决方案，为日本领导下的亚洲和平铺平道路，而不是像近卫文麿所说的那样“让我们立刻陷入战争”。于是，决定是战是和的期限被推迟到了11月下旬。日本内阁进行了为期数天的讨论，把两个选项的前景探讨得一清二楚，之后，他们同意再进行一次外交努力。在11月5日的一场御前会议上，天皇听到了坏消息，如果最后一搏未能成功，则战争将无法避免。日本内阁和军部将战争视为被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而非自己的选择。东条英机同意向华盛顿提交两套方案：A方案，承诺立即从中南半岛撤军，并在两年内逐步撤出中国（不含海南岛、华北和东北），但希望美国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包括恢复贸易，停止援助中国，并同意不再干涉中日关系；B方案的让步则更少，仅仅承诺不再扩大侵略，如果美国保证结束贸易禁运并放弃在华一切角色的话。 两套方案都被大使野村吉三郎和外交老手来栖三郎提交给了华盛顿。这两套方案在1941年11月时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但日本方面很认真地把它们视为妥协提案。11月22日，美国截获了日本发给谈判人员的外交电报（密码代号为“魔术”），并破译了其内容，电文要求把11月29日作为达成政治协议的最后期限：“这个时间期限绝对不可更改。之后事情将自动发生。” 于是，整个太平洋地区的美军从11月下旬起就进入了最高戒备状态，但是他们尚不清楚日本将进攻何处。

Hotta, Japan 1941, 265–8. Tarling, A Sudden Rampage, 77. Krebs, ‘Japan and the German–Soviet War’, 558–9.

罗斯福并不反对某种形式的妥协，如果这能保住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并符合美国利益的话，但他的国务卿、主持对日谈判的科德尔·赫尔坚决反对将中国的任何一部分交到日本手中的协议。他没有遵从军队领导层的建议和总统的意愿，于11月26日向日本谈判代表递交了一份照会，明确指出，从长期来看，协议的达成只能以恢复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前的状态为基础，这个要求对日本领导层来说显然是没法谈的。 日本政府将这一照会视为最后通牒，并讨论了在29日的选择。东条英机的结论是，“已无和平解决的希望”，选择开战成了多数意见。没几个日本领导人主动想要与美国和英国开战。这一决定只是一个听天由命的接受，认为战斗比卑微和耻辱更可取。11月5日，东条英机告诉帝国议会，如果接受了美国的条款，日本就将沦为三流国家：“美国一时会被激怒，但它将来会慢慢理解的。” 一旦日本控制住所需的原油和资源，就有希望刺激美国人回心转意，为达成符合日本国家目标的条约打开道路。还有一个选项在11月被重新提出，即日本或许可以调停德国和苏联的战争，这样就会孤立美国，但两个杀红眼的对手对此都不感兴趣。

Alan Zimm, Attack on Pearl Harbor： Strategy, Combat, Myths, Deceptions(Philadelphia, Pa, 2011), 15. Hotta, Japan 1941, 234–5; Chapman, ‘Imperial Japanese Navy’, 166.

就在赫尔向野村大使提交照会的当天，南云忠一指挥的日本海军机动部队驶出了千岛群岛的基地，一旦命令下来，他们就将袭击珍珠港内的美国太平洋舰队。12月2日，密电“攀登新高峰1208”传来，授权他在日本时间12月8日按计划发动攻击。运兵船队也从中国和中南半岛出发南下菲律宾和马来亚。华盛顿收到了关于后者的报告，认为日军的目标是占领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但南云忠一的舰队在攻击到来的那一刻之前不知所终。向珍珠港发动突然袭击的计划可以追溯至1940年末日本海军领导层开始认真准备南进之时，南进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是日本海军圈子里的老话题了。 黑岛龟人制订出了详细计划，他是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大将的古怪参谋，他常常一连几天把自己光着身子关在黑屋子里思考计划方案。 如此规模的海上空袭是前所未有的。一个范例是1940年11月英国对塔兰托的空袭，日本大使馆官员在空袭次日就赶到塔兰托近距离观察空袭效果。德国在挪威成功使用空中力量压制住了英国强大得多的海军力量，这也起到了很大影响。1941年春，日本的航空母舰被纳入一名舰队指挥官麾下统一指挥，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攻击力。日本的航空鱼雷经过了改进，能够在水深相对较浅的珍珠港码头使用而不至于沉入海底，海军飞行员也疯狂地进行了低空鱼雷攻击和俯冲轰炸训练。虽然山本五十六本人是急于避免与美国爆发战争的日军高级将领之一，但他明白，攻击珍珠港是阻止美国太平洋舰队对日军进攻东南亚、夺取原油和其他资源的行动形成威胁的关键性第一步，而夺取原油和资源是南进时需要最优先解决的事情。然而，这份计划被呈交给军令部时却被驳回了，因为它让太多海军力量远离了亚洲战场，并让航母部队陷入险境。直到山本五十六以辞职相威胁，海军才被迫点头，10月20日，计划勉强获批。南云忠一的第一航空舰队的任务是摧毁至少4艘锚泊中的美军战列舰，并摧毁港口设施和燃油储存区。这支舰队拥有6艘航母和432架飞机、2艘战列舰、2艘巡洋舰和9艘驱逐舰；对于如此冒险的任务而言，舰艇数量不算多。但多年以来，日本的海军战略一直将空中力量视为海战的关键因素。

Richard Hallion, ‘The United States perspective’, in Paul Addison and Jeremy Crang (eds.), The Burning Blue： A New History of the Battle of Britain (London,2000), 101–2.

虽然南云忠一被告知即便他的舰队在接近瓦胡岛时被发现也要继续进攻，但12月7日这天，日军还是达成了奇袭。现在人人都知道美国人被狠揍了一顿：飞机由于当地指挥官赫斯本德·基梅尔（Husband Kimmel）海军上将收到可能有人破坏的警告而被密集地排列在机场上；数量有限的雷达系统在早上7点被关了机（有人看到日机飞来，但觉得那是正在进行训练的B-17机群），飞机情报中心（仿照皇家空军的体系）又尚未投入使用；没有防鱼雷网；几艘日本微型潜艇在凌晨时分空袭之前尾随船只突破了港口防御，美军发现并击沉了其中一艘，但没有发出战斗警报；而最重要的是，美国人手头的所有情报都警示日本即将动手，但又都先入为主地认定打击将落在东南亚。 实际上，山本五十六在这场战斗中的运气好到了极点，他原本判断只有50%的成功机会。

Zimm, Attack on Pearl Harbor, 151–4; Paine, Wars for Asia, 187–8. Zimm, Attack on Pearl Harbor, 223–4, 228–9.

破晓时分，两批三菱“零式”战斗机、B5N97式攻击机（盟军绰号“凯特”）和D3A99式俯冲轰炸机（盟军绰号“瓦尔”）从航母上腾空而起，第一批总计183架飞机，第二批167架。 虽然进行了密集训练，但作战还是困难重重。行动最成功之处在于摧毁了夏威夷几乎所有的美军飞机——180架被完全摧毁，129架受损。对美军主力舰的攻击则没那么成功。40架鱼雷攻击机只有13架命中目标；俯冲轰炸机发现很难辨别目标，它们击伤了港内8艘巡洋舰中的2艘，除此之外再无其他斩获；第二批飞机则发现目标已被浓烟笼罩。除了命中率低下，许多日本炸弹还未能爆炸。一枚炸弹侥幸钻入了“亚利桑那号”战列舰的前部弹药库，诱发了巨大的爆炸并炸沉了它，这成了这场战役的标志性一幕。飞行人员返回后报告说目标遭到毁灭性打击，但是，就像英军对塔兰托的空袭一样，当烟雾散尽后，战果显得并没有那么了不起。空袭时美军航母都已出海。4艘战列舰被击沉，1艘搁浅，还3艘受到轻伤；2艘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遭到重创，还有2艘辅助船沉没。日本海军派去拦截任何出逃的舰船并随后封锁夏威夷的27艘舰队潜艇在两个月内仅仅击沉了1艘油轮，击伤了1艘军舰。 攻击的成果超乎山本五十六的预期，但日军若经验更丰富、战术更优越一些，这场空袭本应获得更多战果。

David Roll, The Hopkins Touch： Harry Hopkins and the Forging of the Alliance to Defeat Hitler (Oxford, 2015), 158.

这次空袭造成2403个美国人死亡，1178个美国人受伤。罗斯福从此再也不用受困于劝说态度分裂的美国公众加入战争这一难题了。就在珍珠港事件几天前，他还对他的助理哈里·霍普金斯说，他无法自作主张宣布参战：“我们是个民主国家，有和平的人民，而且记录良好。” 日军的袭击刺激了美国民意，终结了多年以来围绕孤立主义和干涉主义的争论。原本持各种想法的美国人，意见迅速统一起来：要不惜一切代价打败日本。英帝国虽然现在也受到日本侵略的威胁，但更担心美国对日本的怒火会降低它投入力量参加欧洲战争的可能性，直到德国和意大利的宣战让罗斯福再一次不必去说服美国民众连欧洲轴心国一起打。为达成共同战略，丘吉尔亲率一个代表团于12月22日来到华盛顿，在为期三周的代号为“阿卡迪亚”的会议上，英国代表们试图争取美国人认同自己的战争观。双方早在1941年3月的非正式参谋长讨论会上就达成了临时共识，认为欧洲是共同的优先方向。1941年8月，丘吉尔和罗斯福在纽芬兰岛的普拉森舍湾首次会面时，《大西洋宪章》中就已写明，击败“纳粹德国”是新世界秩序的关键。

Andrew Buchanan,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in the Mediterranean during World War II (Cambridge, 2014), 23–4, 31–2; Mark Stoler, Allies in War： Britain and America against the Axis Powers (London, 2005), 42–5. Debi Unger and Irwin Unger, George Marshall： A Biography (New York, 2014),148–9

在12月的峰会上，丘吉尔得到了罗斯福的保证，虽然美国海军持强烈保留意见，但欧洲仍然优先。双方还采取了不同寻常的、实际上是独一无二的战争举措，组建英美联合参谋长会议以作为共同论坛，探讨和协调双方战略，同时成立的还有联合航运委员会、联合军需生产委员会和联合情报委员会。 但双方的分歧也很大。罗斯福和他的军事幕僚们并不想简单地按照英国的计划行事，总统周围的许多反英人士将其视为一场“帝国战争”。当前最优先的是防止苏联被打败。“没什么比让苏联崩溃更糟的了，”他对他的财政秘书说，“我宁愿丢掉新西兰、澳大利亚或任何其他地方，也不愿让苏联崩溃。”这一观点与英国的帝国利益格格不入。 罗斯福和他的陆军总司令乔治·马歇尔将军认为，必须在1942年向希特勒占领的欧洲发动正面进攻以支援苏联的战斗，但英国坚决反对冒这个险——这一争论直到1942年后期这场行动明显不再可能实施时才自然结束。为了显示自己是从美国的全球战略出发想问题的，罗斯福利用珍珠港遇袭仅仅三周后的1942年1月1日召开的“阿卡迪亚”会议发表了一份宣言，宣示了由所有与轴心国作战的国家组成的、后来被称为“联合国”的组织的行为准则，和《大西洋宪章》一样，这份以民族自决和经济自由为关键原则的宣言，标志着旧帝国秩序的价值观被美国国际主义价值观取代，这一转变随着战争的进行而越发明显。

Tarling, A Sudden Rampage, 81–2. Evan Mawdsley, December 1941： Twelve Days that Began a World War (New Haven, Conn., 2011), 230–34.

英美两国在开会的几周时间里充满了奇幻的不现实感。在整个东南亚和西太平洋，日本陆海军迅速而决定性地向南进军，收割战果。其作战规模与“巴巴罗萨行动”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由于在中国和珍珠港作战投入了大量兵力，日军能拿来南进的兵力十分有限：陆军只出动了全部51个师中的11个和700架飞机；海军只拿出了其1000架飞机中的一半，以及2艘航母、10艘战列舰和18艘重型巡洋舰来支援陆军的两栖作战。 这场作战甚至比偷袭珍珠港更加冒险，因为它需要把力量分散到4场主要战役中，这就导致它在每一处投入的力量都不足：攻占菲律宾，占领泰国，夺取马来亚和新加坡海军基地，以及征服荷属东印度群岛。然而，自从日军1937年全面发动这场漫长战争以来，这却是他们少有的胜利时刻。西方的防御十分薄弱，这主要是由于英国深陷欧洲和地中海战事而无暇他顾，美国的增援也才刚刚开始。德国占领荷兰本土后，荷兰军队主要靠当地殖民地部队来撑台面。这一地区的英军大部分是缺乏经验的印度师。灾难的噩耗每天都在飞往伦敦和华盛顿，第一个噩耗是英军两艘主力舰被击沉，这两艘舰原本是在丘吉尔的坚持下为了威慑日本而派来的。英军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和战列巡洋舰“反击号”在驶入南海时相信自己不在任何已知的日军飞机的作战范围内，而且对日军的战斗力一无所知。12月10日，这两艘舰被从中南半岛基地起飞的日军鱼雷机击沉。几个小时之内，远东的英国海军力量就被消灭了。只有日本为这场较量赋予了名字：马来海岸海战。

Tarling, A Sudden Rampage, 91–2; David Kennedy, The American People in World War II： Freedom from Fear (New York, 1999), 102–5.

对美属菲律宾和英属马来亚这两个受保护国的大规模战役始于1941年12月8日。受过远距离跨海飞行特殊训练的飞行员们从台湾岛的日军基地起飞，攻击了菲律宾；和在瓦胡岛上一样，他们发现美军飞机整齐排列在克拉克机场上，随即摧毁了一半B-17轰炸机和1/3的战斗机。10日，日军在菲律宾主岛吕宋岛开始两栖登陆，随即迅速向首都马尼拉挺进，1942年1月3日，马尼拉被占领。当年早些时候上任的美军指挥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率领他的美菲联军向南撤退到了巴丹半岛。由于没有空中掩护，补给物资也只有美军潜艇运来的1000吨，这支部队在劫难逃。3月12日，麦克阿瑟撤往澳大利亚准备来日再战。4月9日，巴丹失守。5月6日，在科雷吉多尔岛屿堡垒上进行了残酷而坚决的保卫战之后，留在当地的美军指挥官乔纳森·温赖特（Jonathan Wainwright）将军放弃了战斗。日军第14军俘虏了约7万名盟军士兵，其中1万人是美国人。这些战俘随后沿着巴丹半岛向预定的战俘营行进。除了疾病、疲惫和饥饿，他们还受到日军士兵的殴打、杀戮和羞辱，这些日军也曾饱受药物匮乏和粮食匮乏之苦，他们受到的教育令其对投降者充满鄙视。

Alan Warren, Singapore 1942： Britain's Greatest Defeat (London, 2002), 46,301–2; Christopher Bayly and Tim Harper, Forgotten Armies： The Fall of British Asia 1941–1945 (London, 2004), 146. Warren, Singapore 1942, 272–4, 290–92; Richard Toye, Churchill's Empire： The World that Made Him and the World He Made (New York, 2010), 217–18.

在马来亚北部，山下奉文将军的第25军于1941年12月8日发动了两栖进攻，由于找不到足够的船只，他们起初只有几千人成功登陆。日军遇到的抵抗凌乱而没有章法，英军几天内就被击溃，守军在混乱中沿半岛步步后撤，直至1942年1月28日，马来亚英军总司令阿瑟·珀西瓦尔（Arthur Percival）中将下令放弃半岛南端的柔佛邦，大批殖民地部队退入新加坡岛内。山下奉文最终率领着约3万人向岛屿发动进攻，日本帝国大本营认为，新加坡是进攻荷属东印度群岛之前的关键性目标。这座对于地面进攻未做任何准备的岛屿基地，现在挤满了大约8.5万名英国、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军人（增援到达后总兵力达到12万人），山下奉文登陆的部队比对手少得多。 2月8日，山下奉文命令两个师团和天皇卫队发动夜袭。丘吉尔发来电报，要求守军战至最后一人，但这是帝国冒险故事中的老生常谈了。在常常不见踪影而又显然十分残暴的敌人面前一连撤退了几个星期，士气低落的守军陷入了恐慌。当他们争先恐后想要挤上新加坡港内仅剩的几条船的时候，珀西瓦尔同意向山下奉文投降。12万人被俘，这是英帝国历史上最大、最耻辱的失败。 英军的其他外围据点也很快崩溃。1941年12月25日，香港在无法避免的沦陷面前坚守了18天之后，向日军第16军投降；英属婆罗洲在1942年1月19日投降，守军撤退前毁坏了那里的油田。英属缅甸也很快受到了威胁。

Bayly and Harper, Forgotten Armies, 156. Hans van de Ven, China at War： Triumph and Tragedy in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China 1937–1952 (London, 2017), 162–3; Tarling, A Sudden Rampage, 95–6. William Grieve, The American Military Mission to China, 1941–1942 (Jefferson,NC, 2014), 188–90. William Grieve, The American Military Mission to China, 1941–1942 (Jefferson,NC, 2014), 108–16, 191. Jay Taylor, 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2011), 190.

夺取缅甸的作战并非日军的本意。进攻部队最初只是计划毁灭附近可能威胁马来亚战役安全的英军机场。但是日军指挥官亲眼见到英军是多么虚弱，受此激发，他们决定继续推进，占领缅甸并同时威胁印度。日本陆军希望，或许进一步扩张甚至会“迫使英国投降，导致美国失去战斗意愿”。 更直白地说，夺取这里将会切断从印度通往中国西南的给蒋介石军队提供补给的路线，并让日军占领仁安羌的稻米产区和油田，这里每年可产出400万桶原油。英国在这里有大约1万名装备低劣的由英国人、印度人和缅甸人组成的杂牌军，还有16架过时的布吕斯特“水牛”战斗机。 他们乱糟糟地撤往仰光，而饭田祥二郎将军指挥的日军第15军则于1942年1月22日以4个师的3.5万人正式发起对缅甸的主要行动。由于缅甸补给线对中国至关重要，蒋介石在1941年12月允许英军使用中国军队来对抗日本可能的进攻，但此时的印度英军总司令韦弗尔将军不仅粗暴拒绝了这一提议，还搅黄了蒋介石关于在重庆建立联合军事顾问团以掌控亚洲宏观战略的努力。 英国背信弃义，抢占了存放在仰光的援华租借物资，从而大大加剧了这两个盟国间的紧张关系，即便这些补给物资本身并不能带来什么变化。1942年3月7日，英军放弃仰光匆匆北撤。蒋介石对英国人高人一等的态度深恶痛绝，“种族优越感综合征”，一名美国目击者如此形容。 “你和你的人并不知道如何对付日本人，”甚至是在事实明朗化之前的1941年12月，蒋介石就如此告诉韦弗尔，“抵抗日军……不同于殖民战争……干这种事，你们英国人还不行。”

Van de Ven, China at War, 164; Grieve, American Military Mission, 196–7, 202. Taylor, Generalissimo, 197–200.

蒋介石对于已成为战时盟友的美国并不抱太大期望，但他还是想要美国的援助。于是罗斯福同意为蒋介石派去一名参谋长，人选便是前驻华武官“醋性子乔”约瑟夫·史迪威将军，此人由于对除自己以外的几乎所有人都持刻薄观点而出名。史迪威私下里觉得蒋介石是个“顽固、愚昧、偏心而又自负的暴君”，但他还是在1942年3月初来到重庆，担起了这个他勉强接受的岗位。 他的第一个想法是劝说蒋介石让自己接管中国剩余的最好的两个集团军，第5集团军和第6集团军，用他们夺回仰光，保障租借物资补给线畅通。蒋介石则提醒他，大部分中国师只有3000多名步枪手和少量机枪、几辆卡车，没有火炮。 史迪威并未被吓住，他没有作战经验，也几乎没有关于敌人的情报，但还是想要动手在缅甸中部挡住日军。如此，灾难性结果可想而知。由于几乎没有空中掩护，以及对自己想要指挥的中国军官们也缺乏了解，史迪威在强大的日军面前被迫撤退。4月29日，缅北的腊戍沦陷。5月，日军控制了几乎整个缅甸。5月5日，史迪威带着一小队人马向西逃跑，丢下数以千计的中国士兵，让他们自生自灭。中国第6集团军全军覆没。第5集团军残部则在残酷的条件下在当年晚些时候挣扎着来到印度边境小镇英帕尔（Imphal），史迪威则已在5月20日抵达这里，对蒋介石、中国将领和英国人的各种过失大肆指责。

Srinath Raghavan, India's War： The Making of Modern South Asia, 1939–1945(London, 2016), 209. Rana Mitter, China's War with Japan 1937–1945：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London, 2013), 256–61; Tarling, A Sudden Rampage, 98–100; Francis Pike,Hirohito's War： The Pacifc War 1941–1945 (London, 2016), 303. Bayly and Harper, Forgotten Armies, 169, 177–8, 196–7; Pike, Hirohito's War,299–300. Mitter, China's War with Japan, 260.

大批逃难的难民堵住了英军向印度回撤的漫长道路，这些难民最终估计有60万人，大部分是印度人和英裔缅甸人。威廉·斯利姆（William Slim）少将指挥的那些被打散的部队很难获得补给和增援，那些衣衫褴褛、筋疲力尽的残兵败将到达印度时几乎已是赤手空拳。“他们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英军总司令哈罗德·亚历山大上将抱怨道，“也不了解鬼子，现在该结束了。” 英帝国在缅甸作战的2.5万人中，伤亡达到10036人，中国也损失了至少2.5万名军人，而日军在整个战役中的伤亡只有4500人。 数不清的难民在挣扎着走过通向印度阿萨姆邦仅有的两条道路时，在可怕的环境下死于非命。可能有多达9万人死于饥饿、疾病和几乎无法行走的雨季泥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些泥泞让印度躲过了日军的入侵。 史迪威回到了重庆，担任在华美国军事人员（其实也没几个人）的总司令，但缅甸和支援中国的关键道路却丢了，一同丢掉的还有蒋介石对于中国被作为盟国认真对待的所有信心。蒋介石之所以同意史迪威回来，是因为他仍然希望赢得美国支援，虽然他此时已经觉得所谓联盟“只是一句空话”。

Paine, Wars for Asia, 128. Daniel Hedinger, ‘Fascist warfare and the Axis alliance： from Blitzkrieg to total war’,in Miguel Alonso, Alan Kramer and Javier Rodrigo (eds.), Fascist Warfare 1922–1945： Aggression, Occupation, Annihilation (Cham, Switzerland, 2019),205–8. Warren, Singapore 1942, 60; Ken Kotani, Japanese Intelligence in World War II(Oxford, 2009), 111–13. Bayly and Harper, Forgotten Armies, 5–7; Kotani, Japanese Intelligence, 116–17. Gerald Horne, Race War： White Supremacy and the Japanese Attack on the British Empire (New York, 2004), 72–4; Philip Snow, The Fall of Hong Kong： Britain, China and the British Occupation (New Haven, Conn., 2003), 66–72.

在南方更远处，新加坡失陷后，日军征服荷属东印度群岛就是个可以预见的结局了，1942年3月18日，这个群岛上的盟军投降，将这一地区丰富的资源交到了日本人手上。为了完成整个战役目的，日军还夺取了太平洋上的一连串岛屿——从北面美国人手中的威克岛和关岛，到南面远处的英属吉尔伯特群岛和埃利斯群岛。在短短4个月里，日军征服了整个东南亚和太平洋上的所有帝国领地。他们抓获了25万名俘虏，击沉击伤舰船196艘，摧毁了这一地区几乎所有的盟军飞机，而付出的代价只有7000人死亡，1.4万人受伤，562架飞机和27艘小型舰船被毁。 这是一场闪电战，就是1940年时德军打出的令日本军队领导层无比仰慕、希望自己也能对盎格鲁-撒克逊势力施加的那种战役。 日本式的闪电战赢得很轻松，但刚好是在德国版闪电战失败的时候。日本胜利的原因不难找。与德国的作战饱受后勤难题困扰不同，日本拥有压倒性的海军和强大的商船队，足以完成人员补给和装备补给的任务。被研究了多年的两栖战理论和实践取得了明显的成功。而另一方面，西方国家所做的关于日本军队状况的情报工作却糟糕透顶，这不仅是由于对最新信息的收集三心二意，也是由于傲慢的种族主义让它们对日本的军事实力不屑一顾。马来亚总督明确告诉珀西瓦尔：“好吧，我想你会送那些小个子滚蛋的！” 日本的情报则十分全面，日本代理人与大量在东南亚生活和工作的日侨混在一起，四处搜集情报，煽动亚洲人民对殖民统治的敌意。日军充分意识到了这些帝国领地的防御有多么薄弱，而日军则可以投入训练有素的地面部队和飞行人员，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中国战场的恶劣环境下久经战阵。 而整个东南亚地区能拿来迎击日军入侵的军队中就算有人见过实战，也肯定为数不多。他们装备低劣，训练常常很差，也因对日军士兵不可阻挡所产生的恐惧而越发士气低落，他们基本上不是敌人的对手。香港沦陷就是这个问题的好例子。香港是英帝国在中国的金融和贸易中心，但防守它的只有2艘老旧的驱逐舰、几艘鱼雷艇、5架过时的破飞机，陆军部队中也流行着性病和其他各种疾病。当地55—70岁的男性侨民还组成了一支志愿防卫军。香港陷落前刚刚被运过来的加拿大旅几乎未受过战斗训练。 多年以来，欧洲的殖民地军队早已习惯于轻易压倒对手。但现在他们面临着一个旗鼓相当、急于扫荡白人统治而且装备也足以做到这一点的同类帝国。

David Horner, ‘Australia in 1942： a pivotal year’, in Peter Dean (ed.), Australia 1942： In the Shadow of War (Cambridge, 2013), 18–19. Craig Symonds, World War Two at Sea： A Global History (New York, 2018),235–7. Arthur Marder, M. Jacobsen and J. Horsfield, Old Friends, New Enemies： The Royal Navy and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1942–1945 (Oxford, 1990), 155–9 ;James Brown, Eagles Strike： South African Forces in World War II, Vol. IV (Cape Town, 1974), 388–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