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6

英帝国在亚洲和太平洋的崩溃是彻底的。日军的征服从印度东北边境一直延伸到南太平洋遥远的吉尔伯特群岛和埃利斯群岛。日军高层并没有入侵印度的计划，也搁置了海军关于入侵澳大利亚北部和东部海岸的提议，因为陆军实在挤不出更多人力了。 尽管如此，澳大利亚港口达尔文还是在1942年2月19日遭到轰炸，日军还试图占领距离澳大利亚各处目标都不远的新几内亚的莫尔兹比港，只是在5月7—8日的珊瑚海海战中被两艘美军航母击沉击伤航母各一艘后才被击退。为了在英国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4月，南云忠一率领他的航母舰队进入印度洋，轰炸了锡兰（今斯里兰卡）的位于科伦坡和亭可马里的英国海军基地，击沉三艘英舰，迫使皇家海军东方舰队的残部撤往孟买以躲避进一步打击。 英军参谋长会议对日军在印度洋的威胁忧心忡忡，于是他们在5月5日组织了一场向法国殖民地马达加斯加岛的进攻（“铁甲舰行动”）以防备日军可能的登陆，但他们打了6个月才迫使维希法国守军投降。

Horne, Race War, 217–18. Neil Smith, American Empire： Roosevelt's Geographer and the Prelude to Globalization (Berkeley, Calif., 2004), 349–50; William Roger Louis, Imperialism at Ba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Decolonization of the British Empire 1941–1945(Oxford, 1977), 173–6. Simon Rofe, ‘Pre-war postwar planning： the phoney war, the Roosevelt admini stration and the case of the Advisory Committee on Problems of Foreign Relations’, Diplomacy & Statecraft, 23 (2012), 254–5, 258–9.

在仅仅几个星期的时间里，这一地区地缘政治的转变就导致了美国及其帝国盟友之间关系的根本性转变。新加坡打了几天就投降的“事迹”被令人不快地拿来和巴丹半岛的英勇抵抗做对比。英帝国亚洲防御的迅速崩溃与英国在战争中的诸多失败一起，让美国军队和许多民众都确信，美国不应该被拖入拯救一个花了两年时间都救不了自己的帝国的战略中。 罗斯福和他的顾问们立刻动手，依照在华盛顿已经广泛讨论的思路，制定了一份全球战略，以填补英国在世界格局中日益衰落的地位。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地理学家、在罗斯福对老帝国所持的负面态度的形成中起到关键影响的以赛亚·鲍曼（Isaiah Bowman）认为时机已到，美国必须在多年的“犹豫、胆怯、疑虑”之后，“促进世界向新秩序突变”。1942年5月，美国对外关系协会主席诺曼·戴维斯下了结论：“英帝国只存在于永远不会重来的过往之中。”他还说：“美国或许不得不接替它的位置。” 1939年成立的美国总统对外关系问题顾问委员会已经绘出了以殖民地民族自决、贸易自由化以及平等获得资源为特征的新秩序的轮廓。

Louis, Imperialism at Bay, 149. Roll, The Hopkins Touch, 188–9; M. Subrahmanyan, Why Cripps Failed (New Delhi, 1942), 5–11, 25. Horne, Race War, 215–17.

愈演愈烈的印度政治危机导致美英两国之间出现了最大的意见分歧。罗斯福在阿卡迪亚会议上提出了印度独立问题，对此，丘吉尔用他自己的话说，做了“如此激烈而长篇大论”的回应，以至于罗斯福再也没有在后来的面对面讨论中提到此事（他也把这个建议给了斯大林）。 然而，总统很重视印度问题，1942年4月，当日本对印度的入侵成为可能时，他给丘吉尔发电，建议他以允许印度自治来换取印度人参加战争。电报抵达时，正好在场的哈里·霍普金斯听了丘吉尔一整晚关于总统这一干涉之举的长篇训话。一个月前，丘吉尔派前驻苏联大使斯塔福德·克里普斯向印度人提交了一份复杂的联邦宪法，英国在其中承诺对印度的防御负责，但国民大会党拒绝了，认为这是个想要把印度“巴尔干化”的半吊子方案，因此印度的情况仍陷在死局里。尽管如此，对大部分英国领导人来说，英帝国的未来应当由英国自己来决定，而不是美国。 克里普斯失败之后，1942年美国对英帝国主义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起来。7月，甘地给罗斯福写信，要盟国明白让世界成为“自由的避风港”这一点在印度和英帝国落了空。印度民族主义运动想要让《大西洋宪章》和《联合国宣言》承诺兑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未能实现的伍德罗·威尔逊的“十四点”。罗斯福派往印度的个人代表，威廉·菲利普斯，也常常向总统报告关于大部分印度人的冷漠和敌意（“挫败、气馁和绝望”）。

Yasmin Khan, The Raj at War： A People's History of India's Second World War(London, 2015), 191; Kaushik Roy, India and World War II： War, Armed Forces and Society, 1939–45 (New Delhi, 2016), 176. Roy, India and World War II, 177–8; Raghavan, India's War, 272–4. Khan, The Raj at War, 191.

“退出印度”一语是一名美国记者在1942年夏季发明的，但此语很快就被国民大会党发扬光大，当时是8月初，国民大会党领袖正在开会商讨立即宣布印度将要独立的方案。随后发生的事情，按印度总督林利思戈勋爵的话说，是“自1857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叛乱”。 8月9日，印度国民大会党领袖悉数被捕，包括甘地，在战争的剩余时间里，他们都将在牢里度过；到1942年底，有6.6万印度人被拘押；到1943年底，这一人数几乎达到了9.2万人，许多人戴着手铐脚镣，被关押在肮脏拥挤的监狱中。英国人刚一开始抓人，印度中部和西北部就爆发了大面积的骚乱和暴动。据当局保留的细致记录，这次暴乱中有208个警察局、332座火车站、749栋政府建筑和945个邮局被毁或受损。愤怒的抗议者大部分是年轻人，他们还发动了664次炸弹袭击。 对此，英国人（主要依靠印度警察和军队）解除了对军用武器的所有使用限制，军警不仅可以用警棍，还能用枪，最后还使用了迫击炮、毒气和飞机扫射来驱散人群。警察至少开了538次枪，被打死的印度人据官方统计是1060人，实际数据几乎肯定比这个更高。英国人还允许广泛使用鞭刑作为威慑。一名地方长官在下令用狗鞭对28个人进行当众鞭刑后写道：“这肯定不合法。残酷吗？或许。但整个地区再也没出过问题了。” 伦敦的印度办公室花了很大力气来阻止关于鞭刑和警察暴力的消息为大众所知，但英国和美国的反帝国主义团体却大肆宣扬这些新闻。将帝国暴力用到极致的做法得到了丘吉尔的赞同，但一向厌恶甘地的丘吉尔也害怕这一危机可能会彻底动摇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印度的秩序最终还是恢复了，但是引发了叛乱的仇恨还将在1945年战时紧急状态结束后再次出现。

Louis, Imperialism at Bay, 156–7, 181. Matthew Jones,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editerranean War 1942–44(London, 1996), 223.

1942年夏，罗斯福没有冒险与他的盟友英国商量，就对殖民帝国的未来拿定了主意。6月，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访问华盛顿，罗斯福借此机会试探了苏联人对经由“托管”最终实现殖民地独立的态度。莫洛托夫表示赞同，毕竟反殖民主义在莫斯科也是个正统观念。罗斯福最后解释了他的观点：“白人国家……不能再指望把这些地区留作殖民地。”这些意见标志着英美两国之间对可能的战后秩序的根本性分歧。当年晚些时候，丘吉尔在和罗斯福的一位核心顾问谈论加勒比地区托管一事时说，只要他还是首相，英国就会坚守自己的帝国：“我们不能让那些霍屯督人用全民投票来把白人扔进海里。” 在日本南进之后这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的战略计划都一直受到与英国的不同意见的阻碍。1942年5月，英国派驻英美联合参谋部的秘书长维维安·戴克斯（Vivian Dykes）准将抱怨说，美国想要把英国变成“美国的附庸”。 对英帝国的未来和战后国际秩序的不同观点导致的紧张关系始终没能缓解。虽然这并没有妨碍和英国的协同，但美国还是加入了苏联和中国一边，为消灭新老帝国主义而战。

种族与空间：战时帝国的统治

轴心国建立的领土帝国在许多方面都很特殊。和那些花了几十年时间自由发展起来的老帝国不同，这些帝国在不到10年时间里建成，德国更是只用了3年，但它们又很快随着战争的失败而彻底烟消云散。虽然三个轴心国都全力投入了战争，而这已经给帝国中央带来严峻挑战，但它们都在战争进行之时就已着手为新帝国构筑法律、政治和经济基础。它们误以为无论大战结果如何它们的帝国都已永不可破，这现在看来很难解释，当苏联和美国成为盟军主要参战国后，这就更不可思议了。但既然轴心国打仗就是为了建立帝国，那么它们的脆弱性和临时性也就被刻意忽略，而让位于千年帝国的幻想了。

三个轴心国在新占领土上的所作所为颇有几分相似。三国的领袖都使用了“生存空间”一词，一旦夺得地盘，就会用残酷的手段保住它。这些帝国领地有不同的管理形式和政治形态，而非一个统一的整体，也没有共同的管控体系（其他老的殖民帝国也是一样）。新帝国领地的最终政治形态要等到战后再定，但是所有的帝国主义统治者都不打算受传统主权观念和国际法的限制。随着战争的持续，大量新占领土被交给军政府或军管机构管辖；那里的物产资源都被首先用于满足军事需要。无论是军管还是民管，当局都要寻找合作者来协助操持当地事务，还要组织警察和民团来协助军队维持当地治安。日本人沿用了被打败的旧帝国遗留的殖民政府体系；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则继续使用尚可利用的国家管理体系以确保当地稳定，即便是他们痛恨的苏联体系也能用。任何一处帝国新领地的本土民族意识只要威胁到新秩序的统一或者损害占领者的利益，就一定会被镇压。任何看上去与这些利益为敌的行动都会被事实定罪。为了建立威权，他们学着其他殖民统治者的样子采取了极端的恐怖手段，但规模和恐怖程度则远超后者：不经审判的驱逐和关押，无处不在的酷刑，屠村，大批处决，对欧洲的犹太人更是进行种族灭绝。在这些暴行中，新帝国直接或间接地夺去了超过3500万人的生命。而在亚洲和欧洲的殖民有一个根本性的差异，就是种族政策塑造帝国结构的程度。虽然日军官兵当然认为日本种族更优越，而且特别不喜欢中国人，但其帝国的意识形态则是要建立亚洲“共荣圈”，日本当然就是老大哥。而在欧洲，尤其是德国，新秩序的结构则是以种族为基础的，“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位于帝国等级的顶端，他们用来对待其他数以百万计被奴役的新臣民的则是掠夺、饥饿与大规模杀戮。

Mitter, China's War with Japan, 216–19; Timothy Brook, ‘The Great Way govern ment of Shanghai’, in Christian Henriot and Wen Hsin Yeh (eds.), In the Shadow of the Rising Sun： Shanghai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Cambridge, 2004),67–8. David Barrett, ‘The Wang Jingwei regime, 1940–1945： continuities and disjun ctures with Nationalist China’, in David Barrett and Larry Shyu (eds.), Chinese Collaboration with Japan, 1932–1945： The Limits of Accommodation (Stanford,Calif., 2001), 104–12.

对于“南方”的新地盘，日本起初想要在这里避免在侵略大片中国领土时犯过的错误。这些都是殖民地，在这里，日本人有可能摆出一副将其从西方统治中解救出来的亚洲解放者的样子。而中国日占区的民众并不把敌人视为解放者，而是将其视为占领军，他们的抵抗最终取决于日军动用军队和宪兵强制他们服从的意愿。20世纪30年代占领的中国领土通常是由中国傀儡政府统治，其中包括伪满洲国、内蒙古的傀儡、北平的王克敏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国最重要的城市上海的行政特区，以及在南京建立的伪政府（起先以梁鸿志为首，从1940年3月起以前国民党大员汪精卫为首）。1939年12月，汪精卫签署了正式条约，允许日本在自从1937年开战以来占领的整个华中和华南地区驻军并安插“顾问”（但他们的“建议”是不能无视的）。 中国的治权在所有这些地区实际上都已不复存在：华北地区实际上是由华北政务委员会管辖；伪满洲国虽名为“国家”，其实就是殖民地；汪伪政府虽然自称合法的国民政府，但实际上被日本高层用作逼迫蒋介石议和的筹码，这个意图失败后，它又被用来在日本人的监视下组织一支规模不大的军队，去协助进行农村治安战，对付共产党的抵抗力量。汪精卫和他1944年之后的继任者陈公博始终受到驻南京的日本中国派遣军顾问团的严密监视。

Timothy Brook, Collaboration： Japanese Agents and Local Elites in Wartime China (Cambridge, Mass., 2005), 35–8. Timothy Brook, Collaboration： Japanese Agents and Local Elites in Wartime China (Cambridge, Mass., 2005), 41–7.

在汪精卫治下的“民国”，日本人采取了广泛的“安民”措施以在各个地区层级上建立符合日本利益的秩序。1938年3月，日本成立了“宣抚班”，这都是些穿着醒目白色衬衫的非军人，他们的使命是“宣抚”，接到的指令是“规划安民”，以“消除反日思想……并让中国人认识到他们应当依赖日本”。当局要他们发掘“皇军的仁爱善举”——几个月前他们刚刚在南京及其周边进行了大屠杀，这个要求着实困难，宣抚班那些年轻人想要以和平的花言巧语和上面要求传播的“共荣”来为日军的暴行开脱，这是他们面对的无数尴尬之一。 在乡村，所谓“维持会”由当地人组成，负责重建秩序，并教育居民习惯于向任何路过的日军士兵鞠躬（否则就有遭受暴行的危险）。日本人在中国东北大规模推行“协和语”以蒙蔽人民令其忠于天皇及其代理人，还利用中国的保甲制来传播亲日思想，以及孤立惩罚那些拒绝参与者。那些听话的人则会领到“良民证”。 对普通中国人来说，听话就能活下来，反抗则必定通向拘押、酷刑和死亡。

Mark Peattie, ‘Nanshin： the “Southward Advance” 1931–1941, as a prelude to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Southeast Asia’, in Duus, Myers and Peattie (eds.),The Japanese Wartime Empire, 236–7. Takuma Melber, Zwischen Kollaboration und Widerstand： Die japanische Besatzung Malaya und Singapur (1942–1945) (Frankfurt am Main, 2017), 186–9; Paul Kratoska,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1941–1945 (London, 1998), 52–4.

许多被用来建立“秩序”的办法也随着迅速的军事占领被用到了南方。1940年，日军开始为可能的“南进”制订计划。1941年3月，他们制订了一份关于“南方占领区的管理和安全原则”的文件，珍珠港事件发生前两周的11月，这一文件在帝国大本营联络会上得到再次确认。 所有占领区都要遵从三条核心政策：建立和平和秩序；获取日军尤其是海军需要的资源；占领区要尽可能地自给自足。除此之外，占领区还像中国一样被切割成多块相互独立的附庸，它们都无力决定自己的最终命运。11月的会议还决定，“要避免过早鼓励当地进行独立运动”。入侵之后，占领区根据战略优先被划分给陆军和海军分别进行军管。日本陆军管辖缅甸、中国香港、菲律宾、马来亚、英属北婆罗洲、苏门答腊和爪哇；海军则负责荷属婆罗洲、西里伯斯（今苏拉威西）、马鲁古群岛、新几内亚、俾斯麦群岛和关岛。马来亚和苏门答腊被合并为一个特别防御区，作为南方新占领区的核心；新加坡被更名为“昭南岛”，被赋予特殊地位，拥有专门的军管机构。1943年3月，日本南方军总部也从法属印度支那首府西贡搬迁至此。

Tarling, A Sudden Rampage, 84–5; Kratoska,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85–7. Kiyoko Nitz, ‘Japanese military policy towards French Indo-China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road to Meigo Sakusen’ ,Journal of South East Asian Studies, 14 (1983), 331–3.

泰国和法属印度支那算是例外，虽然都不是敌国，但也都遭到日军的侵占。泰国在日本的劝说下同意日本部队和飞机通过其国境开赴马来亚和缅甸前线，但结果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占领。1941年12月11日，泰国的陆军元帅銮披汶·颂堪领导的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同盟协定。1943年1月25日，遭到盟军飞机轰炸后，泰国政府又向盟国宣战，觉得自己站到了胜利者一边。日本人还承诺要把历史上曾是泰国领土的马来亚的地盘归还给泰国。10月18日，马来亚北部的玻璃市、吉打、吉兰丹、登嘉楼等几个邦真的被交给了泰国管辖。 维希法国殖民政府治下的法属印度支那在1940年夏季被迫接受北方的日军进入其领土，随后在1941年7月被完全占领，西贡也成了日本南方军总部所在地。12月9日，双方签订《法日防卫条约》，确认日本有权在法国协助下，从法国领地上出发作战，芳泽谦吉受命作为全权代表监管当地的日本利益。南方军司令寺内寿一则干脆将法属印度支那视同占领区对待。

Melber, Zwischen Kollaboration und Widerstand, 189; Tarling, A Sudden Rampage, 127, 133–4. Peter Duus, ‘Imperialism without colonies： the vision of a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Diplomacy & Statecraft, 7 (1996), 58–9, 62, 68–9.

拿下南方地域促使日本国内建立了一个机构，负责管辖在当前所谓“大东亚战争”中获取的新帝国。1942年2月，“大东亚建设委员会”成立。11月1日，又成立了正式的“大东亚部”，不过其辖区并未覆盖马来亚-苏门答腊特别防御区，这里与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其他地方一道在1943年5月被宣布作为日本殖民帝国的核心部分“永远属于日本”。 南方现在也成了“大东亚共荣圈”的一部分，1940年8月1日，松冈外相在接受报纸采访时首次提出了这个很模糊的概念，意指在日本帝国引领下的亚洲协作。这个“共荣圈”据说是要团结摆脱了西方统治的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人民，让他们在通向和平、繁荣的道路上并肩向前。这个词立刻成了东京方面在规划占领区时的招牌，所有政治宣传和媒体宣传都用它来美化日本的占领行为，仿佛那不再仅仅是殖民主义。在更大帝国范围内推行协和与统一这样的意识形态的同时，日本国内也进行了政治改组，1940年8月，各政治党派解散，一个新体制筹备会组建起来，以替代原有的议会共和制政府，以利于在天皇领导下共同致力于推动日本的帝国主义路线及其领土扩张。所有民众都被纳入大政翼赞会。据时任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说法，政治融洽是日本在建立新世界秩序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先决条件。 无论是文化还是政治，日本的国家和帝国都已密不可分。

Ethan Mark, Japan's Occupation of Java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2018), 116–19, 163. Tarling, A Sudden Rampage, 127–8.

日本新秩序的意识形态基础，对于数以千计从日本来到新领地协助统治的官员、宣传人员和规划人员的自我定位至关重要。这些人因一种理想主义的观点而兴奋，觉得日本现在已能实现对整个亚太地区的掌控，他们最初受到了部分占领区人民的欢迎，因为这些占领区人民希望所谓“共荣圈”真的能名副其实。那些被组织起来宣扬这一意识形态的日本喉舌和写手面临着一个难题，他们一边要宣称日本正在终结欧洲人和美国人的殖民主义，一边又要明确将日本放在新秩序的“核心”或“枢轴”的位置上，二者之间，令人两难。在爪哇，军管部门的宣传组想出了一个说法，说日本只是夺回了自己的核心地位，认为日本在几千年前就曾是从中东到美洲太平洋海岸这一大块区域的文明领袖。“总的来说，”日本杂志《大洋》宣称，“日本是亚洲的太阳，它的本源，它的终极力量。”占领者发起了一场“3A运动”，来让印度尼西亚人认识到他们的未来要仰赖“亚洲之光，日本；亚洲之母，日本；亚洲领袖，日本”。 最终，日本要在占领区建立一个沿袭了日本文化传统、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帝国形态。根据日本总体战研究所在1942年初出版的一份出版物，占领区的所有人民都要获得“适当的地位”，所有居民都将共同拥有“团结的人民意志”，但日本则处于整个“共荣圈”的中心。

Mark, Japan's Occupation of Java, 1, 129–30. Mark, Japan's Occupation of Java, 1, 232.

那些起初对于新亚洲的想法充满热情的人，很快就因军国主义政府和日本的横加干预而感到幻灭。印度尼西亚记者H. B. 贾辛1942年4月在一份艺术杂志中撰文抱怨说，当地人都“全盘西化了，抛弃了所有东方的东西”。与此相比，H. B. 贾辛觉得“日本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能够在吸收新事物的同时保留住自己原有的文化”。但在战后回忆录中，他不无讽刺地回忆了自己当时的热情，那些协作与协和的花言巧语“后来被发现只不过是一些美丽的气球，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鲜艳，但里面什么都没有”。 即便是爪哇的日本宣传组负责人町田庆治，后来也承认自己的意识形态宣传工作是多么徒劳，毕竟军事统治的事实在那摆着，大部分军方首脑也对任何会激发印度尼西亚人愿望的事情满怀敌意：“‘大东亚共荣圈’的大旗实际上只是日本人新的殖民掠夺，是挂羊头卖狗肉。”

Mark, Japan's Occupation of Java, 1, 107–8. Melber, Zwischen Kollaboration und Widerstand, 325–33; Kratoska,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94–7.

日本占领军总的来说比日本民间那些空想者更加务实和自我。日军刚一到来，日本统治者的危险性就暴露无遗。在东印度群岛，军国统治者立刻禁止了印度尼西亚人的民族主义标识，实行新闻审查，禁止所有集会，宣布拥有武器非法，并实施宵禁。被怀疑实施了抢劫的人会被当众斩首，或者捆住手脚放在太阳下晒死。爪哇人必须向所有日本士兵深鞠躬，如果不这么做就会挨耳光，或者更糟。占领初期，中国人所谓的“新官上任三把火”的事情随处可见。 在马来亚，日军到来后紧跟着就是一轮处决和殴打，受害者是那些被认为反日或者保留了亲英思想的人。按照军管当局委婉的说法，这么做是为了“消除他们可能的错误而指出正确的道路”。街道旁的电线杆上挂着几颗人头，作为对其他人的警告。在新加坡，驻扎在基督教青年会学院楼里的日本宪兵队进行了所谓的“肃清”，德国党卫队应当能理解这个词。肃清的主要对象是中国共产党员（虽然不一定都是中国人），其中有教师、律师、官员，以及与中国国民党政治势力有联系的青年人。人们对被杀人数的估计值差别很大，从5000人到1万人不等。在马来亚大陆的“肃清”也杀害了2万余人。

Tarling, A Sudden Rampage, 167–8. Melber, Zwischen Kollaboration und Widerstand, 289.

在所有的占领区，1941年11月通过的三项政策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执行。在中国，日军采取了同样的镇压策略，用酷刑的威胁和执行来维持秩序，并在乡村层面上实行“自治”。马来亚建立了和平委员会以恢复秩序，这个委员会使用了大量英国殖民当局遗留下来的在任官员。抱怨和工作不尽责都会被认定为反日行为，并可能遭到严惩。日本人有时还会采取像在日本本土和中国华北实施的那种保甲制度，地方警察和志愿人员则会被编入准军事民兵和协警。大部分占领区最后都成立了地方性的“顾问委员会”，但它们并没有实权，日本官员和军人能够代表当地意见而无须考虑民众的声音。还有按照日本大政翼赞会的模式组织的大规模团结运动，也成了一种社会纪律。在菲律宾，各地警察局被解散，统一的“新菲律宾服务协会”取而代之。1944年1月又建立了新的“人民忠诚协会”。监管这一切的是隶属于每一支陆军部队的宪兵队。 宪兵队主导着各个占领区的治安，但他们只能依靠网罗大量愿意告发自己同胞的代理人和奸细才能做到这一点。宪兵人数很少，而且散布在广大的地区里。在马来亚，宪兵队在高峰时也只有194人在役。 这些人可以随心所欲，还能约束日本军队的纪律，如果愿意还可以约束高级军官。据讲述，冤案层出不穷：受害者如果走运，还能从酷刑中活下来，直至证明自己无辜为止；如果不走运，就会被屈打成招，然后被处死。

Chong-Sik Lee, Revolutionary Struggle in Manchuria： Chinese Communism and Soviet Interest 1922–1945 (Berkeley, Calif., 1983), 271, 291–4.

日本的实际统治就是殖民地式的，它对于沦陷区的人民当然也有一些容忍度，但也引发了武装和非武装的反抗，对此，日本人的表现格外残忍。仅仅从日占区的地理广度上看，这种反抗就是可能的，驻军和警察不足以控制如此大的地盘，只能龟缩在城镇以及城镇之间的铁路线上。山区、林地和丛林使得游击队有机会进行隐蔽和机动作战。日军拿下南方地域时，他们已经在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抵抗力量的战斗中积累了许多经验。在中国东北，日军建立了残酷的“集团部落”体系，驱赶村民集中居住，以切断游击队和为其提供支持的各个村庄及农田之间的联系。到1937年，至少有550万人被赶进了约1万个“集团部落”。1939年和1940年，在完成了旨在便利交通的筑路计划之后，日军发起了大规模作战行动，企图消灭中国东北所有的武装抵抗。他们出动了6000到7000名日军、1.5万到2万伪满洲国军队和1000名警察作战部队。那些被怀疑支援抵抗军的村庄被烧掉，村民，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都被屠杀。安全部队采取了日本人所谓的“逐一打钩”战术，他们会死死咬住某一支游击队，一直追杀，直至其无处可去而被打掉。数以千计的游击队藏身处被发现并被消灭。

Li Yuk-wai, ‘The Chinese resistance movement in the Philippines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Journal of South East Asian Studies, 23 (1992), 308–9. Melber, Zwischen Kollaboration und Widerstand, 520. Melber, Zwischen Kollaboration und Widerstand, 521.

南方地域的许多抵抗力量也是共产党领导的，这被日本当局视为一个特殊威胁。海外华人是其主力，他们与中国的更大规模战事联系密切。1941年，东南亚各地共有702个“救亡运动”社团在为中国国共两党的战争努力提供支援和精神支持。 在马来亚，共产党的抵抗几乎立刻就开始了，他们建立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并得到了规模更大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同盟会的支持。到1945年，这支抗日军估计拥有6500到1万名战士，组成8个省团，有或许多达10万名有组织的同盟会成员为其提供协助。 这一阶段，抵抗运动得到了英国特别行动处组织的盟军渗透人员的支援。从1942年到战争结束，抵抗者的命运各不相同。日军的镇压依靠奸细和代理人的支持，这些人中地位最高的是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莱特，1942年9月，他在雪兰莪邦黑风洞背叛了最高游击队员会议，使得日军得以伏击和杀害那些杰出的共产党领袖。1943年，大规模的治安战给游击队带来了灾难性打击，在大部分时候，仅仅是在密林和山区求存就成了游击队最优先的事情。抵抗运动只剩下了零星的破坏行动和刺杀为日本当局工作的人，而日本人常常以利诱或者赦免来消耗抵抗者的人数。抗日同盟会遭受的损失更大，他们无法像游击队那样机动。日军采取了一些迁移方案来阻止偏远的村庄协助反抗者，但规模不像在中国东北实施的那么大，也不像后来20世纪50年代英国人反游击战时那样迁徙数百万人。无论抗日军宣称的击毙5500名日军和2500名“叛徒”是否属实，抵抗运动始终都是占领军甩不掉的麻烦，也提醒着他们，新帝国的“和平”和“协和”只是相对的。

Li, ‘The Chinese resistance movement’, 312–15. Ben Hillier, ‘The Huk rebellion and the Philippines’ radical tradition： a people's war without a people's victory’, in Donny Gluckstein (ed.), Fighting on All Fronts： Popular Resistance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2015), 325–33. Melber, Zwischen Kollaboration und Widerstand, 545, 549–53.

在菲律宾——除马来亚之外唯一进行了持续抵抗的主阵地——海外华人，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也发挥了作用，虽然华人只占菲律宾人口的1%，不像在马来亚那样超过1/3。其中许多人是年轻的男性移民，他们加入了1942年初成立的小规模华裔左翼抵抗运动，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队和菲律宾华侨抗日志愿队，躲过了日军的清剿。城市里的抵抗由菲律宾华侨抗日和反伪联盟领导。与中国国内国民党联系密切的右翼华侨另外组织了4个小规模团体，这让华侨的抵抗被进一步分散。 这里主要的共产党抗日武装是菲律宾人组成的人民抗日军，该武装在塔鲁克的领导下于1942年3月成立。当月，他们在令人生畏的费莉帕·库拉拉（以达扬-达扬这一化名而闻名）的指挥下与500名日军打了第一仗，她是加入武装抵抗的众多女性中的一员。到1943年初，虎克武装估计拥有1万名战士，但是一支5000人的日军部队于当年3月来到菲律宾主岛吕宋岛，沉重打击了虎克武装，迫使后者只能像马来亚的同行那样为了生存和恢复力量竭尽全力。 到1944年，虎克武装再次拥有了1.2万名成员，但此时他们已经得到了美国提供的武器和有效的无线电通信网络，无线电的价值被证明无可估量，尤其是在稍小些的棉兰老岛上。 他们最终与美国领导的游击队建立了联系，并支援了1944年秋季美军的登陆。

Tarling, A Sudden Rampage, 152. Kratoska,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223–44.

日本占领政策的第二条，为占领军和日本的战争机器提供资源，被证明远比规划人员在1941年时能够预见的复杂得多。每一块沦陷区得到的指示都很明白，要以日本的需要为优先事项。此举的目的在于要让日军的生活不依赖本土，因为隔着如此遥远的距离为他们提供补给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事。这意味着要在沦陷区“把人的生存条件压迫……到所能忍受的极限”。 甚至在仍然受到法国部分统治的法属印度支那也是如此。“南进”背后的主旨在于控制那些在“大东亚共荣圈”其他地方搞不到的关键资源，主要是马来亚的铝土矿和铁矿，荷属东印度群岛的石油和铝土矿。虽然失去马来亚和泰国出产的橡胶和锡让西方盟国很难受，但日本并不急需这些东西。大米和其他粮食不仅要提供给当地日军，还要供应日本本土列岛。还有许多各种其他物资都被强制征收或购买以供占领军使用，不允许当地人私藏。1943年8月，马来亚军管当局发布了一份“旨在控制重要的物品和物资”的法令，赋予日军征用所需要的任何东西的权力。为了解决将高度分散的马来亚经济组织起来的难题，日本人在1943年5月发布了“五年生产计划”，比“五年工业计划”的发布只晚了一个月。为了确保供应，他们建立了垄断组织以及用于控制价格和许可证贸易的中央机构，但是运输手段的衰落和无处不在的腐败令这些计划很难成为现实。

USSBS, The Efects of Strategic Bombing on Japan's War Economy (Washington,DC, 1946), 121, 190; Nicholas White, J. M. Barwise and Shakila Yacob,‘Economic opportunity and strategic dilemma in colonial development： Britain,Japan and Malaya's iron ore, 1920s to 1950s’,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42(2020), 426–33. Kratoska,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223, 241. Robert Goralski and Russell Freeburg, Oil and War： How the Deadly Struggle for Fuel in WWII Meant Victory or Defeat (New York, 1987), 150–52; Daniel Yergin, The Prize： The Epic Quest for Oil, Money, and Power (New York, 1991),355–66. USSBS, Efects of Strategic Bombing, 135 (figures for fiscal years 1940/41 and 1944/5).

对日本本土经济的供给有些时候能成功维持，有些时候不行，但总体情况几乎从未达到过最高层的乐观预期。从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的民丹岛运出的制铝工业所需的铝土矿在1943年达到73.3万吨，但马来亚锰矿石的出口则受到英国人破坏的影响，从1942年的90780吨下降到1944年的仅10450吨。日本从南方进口的铁矿石在1940年曾达到320万吨，但到1943年就降到27.1万吨，到1945年时只有2.7万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企业20世纪30年代在马来亚开采的高品质铁矿石，1939年时能向日本经济供应190万吨，在战争年份里供应量却只有这个数字的零头。物资的供应只能靠扩大华北沦陷区的产出来维持。 东南亚的两大主要出口产业，橡胶和锡的出口，则眼看着衰退下去，导致了大面积失业和马来亚工人的贫困。日本每年只需要约8万吨橡胶（但抢到了15万吨库存），因此1943年的橡胶产量下降到了不足战前的1/4；日本总共只需要1万到1.2万吨锡，结果便是锡产量从1940年的8.3万吨下降到1944年的9400吨。 关键资源是石油，“南进”正是为此而来。婆罗洲、苏门答腊、爪哇和缅甸那些宝贵的油田每年出产的石油满足日本军队的需要绰绰有余。英国人与荷兰人想让油井无法使用的尝试基本上失败了。日军原本预计要花上两年时间让原油产量恢复到战前水平，但有些设施几天后就恢复工作了，特别是在苏门答腊岛巨港（Palembang）的大型油田，这里出产了这一地区几乎2/3的原油。为了进行石油开采，这里约70%的石油工人是从日本派来的，这甚至令日本本土的石油工业找不到熟练人手。到1943年，南方原油产量达到每天13.6万桶，但其中几乎3/4被消耗在了南方战区，几乎没有能留给本土的。 1944年，日本能进口到的原油只有美国禁运前的1/7，从3700万桶变成490万桶，当令日本军队领导层始料未及的美军海空封锁到来后，这一情况还将更加恶化。 战争为了石油而爆发，却也让石油被消耗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