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7

Gregg Huff and Sinobu Majima, ‘The challenge of finance in South East Asia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War in History, 22 (2015), 192–7. Gregg Huff and Sinobu Majima, ‘The challenge of finance in South East Asia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War in History, 22 (2015); Paul Kratoska, ‘“Banana money”： consequences of demonetization of wartime Japanese currency in British Malaya’, Journal of South East Asian Studies, 23 (1992), 322–6.

最后一个政策目标——让南方地域自给自足，以减少其对与日本本土列岛之间进行贸易或流转的需求——只能以让当地人民遭受广泛的贫困和饥饿为代价才能实现。对于这些在全球市场中主要作为出口基地的殖民地而言，自给自足在短期内是很难实现的。原本主要向西方出口物资的这些地区，无法让日本进口到日本本土民众所需的粮食和消费品。与多国的贸易中断后，沦陷区便不得不依靠本地的生产或者易货贸易。南方地域没有被并入在中国和日本运营的日元流通区。而随着殖民地银行的垮台，大部分地区的金融体系也就崩溃了，只有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除外；由于当地没有债券市场，税收也由于出口的垮塌而损失惨重，日本军管当局干脆简单地印钱作为军票，并宣布说这就是法定货币。 日军对任何拒绝接受这种印制粗陋的日本钱票或者保留大量旧货币的人都会加以严惩，这强化了这种财政上的自给自足。“颤抖着也要遵守。”马来亚各处张贴的海报上写着这样的字句，宣称只有军票——因为票面上印着香蕉树而被称为“香蕉币”——才是有效货币。违背者都会遭到酷刑折磨或被杀害。为了减少货币供给以避免过度通货膨胀，日军还大规模发行彩票，并对咖啡馆、娱乐场所、赌博和娼妓（俗称“女人税”）征税。

Paul Kratoska (ed.), Food Supplies and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in South East Asia (London, 1998), 4–6. 这是马来人穿的一种长裙。——译者注 Kratoska,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183–200. Mark, Japan's Occupation of Java, 263–5.

然而，尽管日军想要强行控制价格，但由于当地人需要与日本占领军争夺粮食和物资，通货膨胀还是不可避免。控制如此广大一片区域的经济是一件困难的事，这导致了大量的腐败、囤积居奇和投机，结果常常导致城市居民的贫困。运输网的崩溃让稻米很难被从盛产地区运往匮乏地区，水利系统的损毁和故障、军队征用导致的驮畜损失也导致农产品产量下降。 日军的索取越多，广大民众的生活水平就越差。在不适合大规模水稻种植的马来亚，民众只能靠更多的根茎类蔬菜和香蕉维持生存，但这些东西平均每天只能提供520卡路里的热量。普通工人也很难从黑市上搞到额外的食品。在新加坡，生活费用指数在战争期间飙升，从1941年12月的指数100，升高到1943年12月的762，再到1945年5月的10980。在马来亚的吉打邦，一条“莎笼” 在1940年只卖1.8美元，到1945年初要卖到1000美元。 于是，马来亚当地人常常光着脚，几乎赤身工作，没有衣服，只裹着一些布条。在爪哇，1944年的口粮供应只有每人每天100至250克，很难维持正常生活。据估算数据，即便是在原本足以实现粮食自给的爪哇岛，沦陷期间也有300万人死于饥饿。于是，巴达维亚的街头出现了这样的标语：“日本人必须死，我们饿了！” 在法属印度支那，1944年与法国签订的协议允许日军征收更多的稻米，这让越南北部东京地区农民的食物短缺到了绝望的程度。1944—1945年的冬季，这里同样也有估计250万到300万人饿死。

Ju Zhifen, ‘Labor conscription in North China 1941–1945’, in Stephen MacKinnon,Diana Lary and Ezra Vogel (eds.), China at War： Regions of China 1937–45 (Stanford,Calif., 2007), 217–19. Tarling, A Sudden Rampage, 230, 238; Mark, Japan's Occupation of Java, 259–65.

除了生活水平危机，沦陷区民众还不得不去对付占领军施加的越来越多的强迫劳役，这给已显枯竭的劳动力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这套做法是日军在中国东北发明的，那里的日本当局强令所有16至60岁的男子必须每年为日军提供4个月的强迫劳动；凡是有3名及以上男丁的家庭则必须出1人服全年劳役。中国东北估计有500万人在为日本人劳作，华北在1942—1945年还有230万劳动力被征发。 在南方地域，由于修建公路、铁路、空军基地和堡垒工事的人手不足，日军再次组建了强制劳动营，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修建曼谷和仰光之间的缅甸铁路时组建的强制劳动营，约有10万马来亚人、印度尼西亚人、泰米尔印度人和缅甸人在筑路工程中死于疾病、疲劳和营养不良，死亡比例达到了被征发人数的1/3。在爪哇，村长们被强加了一项不受欢迎的任务，即召集定额的劳动力以满足日本人的要求，这得靠强迫才能征得到。1944年末，有260万强迫劳动力被用来进行防御工程建设，但据估算，当地1250万合适劳动力中的大部分曾被强迫劳动过。劳工还被运往海外进行工程建设，他们就像1943年末被送到婆罗洲的1.2万爪哇人那样受到恶劣对待，饿死无数。 强迫劳动力被视为消耗品，他们受到的待遇充分证明了沦陷区的战时殖民地地位。

Kratoska,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44–5; Joyce Lebra, Japan's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in World War II： Selected Readings and Documents(Kuala Lumpur, 1975), 92. Tarling, A Sudden Rampage, 128. Raghavan, India's War, 284–94; Kratoska,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104–8.

日本用“解放”一词来描述欧美帝国主义统治的终结，但这从来都不是事实。日本的评论员们说新的亚洲秩序与“自私、不公、邪恶”的西方尤其是英国的秩序形成了鲜明对比。东条英机更是宣称，日本此时的目标是“沿着正义的道路，将大东亚从英美的桎梏中解救出来”。 但这并非“威尔逊时刻”，日本不会让亚洲国家无条件独立，因为威尔逊总统在1918年做出的承诺被日本领导人视为仅仅是个伪装。正如总体战研究所在1942年的分析中所言，独立并非“基于自由主义和民族自决”，而是指成为日本领导的共荣圈的协作成员。 日军起先对“泛亚主义”的炒作让许多反殖民民族主义者相信，这种“共荣圈”愿景正是泛亚主义的产物，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泛亚主义指的是亚洲人民之间的平等。日本南方军对缅甸独立直言不讳地说出了许多征服者脑中对双方关系的理解：任何新的当权者“都要表面上装出一副独立的样子，但实际上……只能是执行日本的政策”。在日本军政圈子中，“独立”常常（尽管不总是）被视为让日本获得特殊的帝国核心地位的手段。日本人没有尝试过如何用这一理念让印度成为日本的亚洲“兄弟”，但日本领导层对此的考虑倒是不少。甚至在南进之前，他们就与拉什·贝哈里·博斯（Rash Behari Bose）领导的在曼谷的印度独立联盟建立了联系。占领马来亚后，由于大量被俘的印度军人想要摆脱战俘地位，日军于是成立了印度国民军（INA），这支军队以锡克族的莫哈尔·辛格（Mohar Singh）上校为首，与独立联盟协同行动。由于双方关系紧张，日军逮捕了辛格，印度国民军几近解散，但是1943年3月，这支军队又在前国民大会党政客苏巴斯·钱德拉·博斯（Subhas Chandra Bose）的率领下复苏。10月21日，博斯在东条英机的同意之下宣布成立自由印度临时政府，自任国家元首、首相、战争部长和外交部长。1944年，印度国民军的一个师参加了对印度东北部的失败的进攻，导致了灾难性的伤亡，而日本掌控下的自由印度也从未成为现实。

Tarling, A Sudden Rampage, 155–7; Joyce Lebra, ‘Postwar Perspectives on the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34th Harmon Memorial Lecture, US Air Force Academy, Colorado Springs, 1991, 5–6. Tarling, A Sudden Rampage, 167–72.

1942年1月，东条英机向日本议会宣称，如果缅甸和菲律宾能够忠于日本及其利益，它们就能获得一定程度的独立。日军入侵之前，缅甸和菲律宾的民族主义者曾到访日本，将日本视为其反殖民事业的支持者。同年12月，日军同意建立一支缅甸独立军，这支队伍最初由30名德钦党民族主义者组成，包括后来的民族主义领袖昂山。但日军没有给缅甸人任何承诺，当缅甸独立军很快扩张到20万人时，这支队伍被解散了，由一支日本人领导并训练的缅甸国防军取而代之。1943年，缅甸终于得到了独立的保证，并于8月1日宣布建国，由被英国流放到东非后来归来的巴莫任政府首脑。虽然口头上表示尊重缅甸的主权，但实际上日本人牢牢控制着一切。1944年6月，昂山抱怨道：“我们的这种独立只是名义上的。这只不过是日本式的地方自治。” 菲律宾在得到东条英机保证之后的遭遇也大致相似。1942年1月，菲律宾傀儡政府在军管当局的同意下成立，以菲律宾政客豪尔赫·巴尔加斯（Jorge Vargas）为首。这个政府的角色只是顾问，临时议会也明确指出自己的目的在于支持军管当局，并致力于融入“大东亚共荣圈”。1943年夏季，新的宪法未经政党或民众投票就生效了，萨尔瓦多·劳雷尔（而不是巴尔加斯）被任命为政府首脑。与缅甸不同，菲律宾的精英阶层与日本人达成了和解，他们愿意让这个新国家在日本军事占领期间只保留有限主权。

Mark, Japan's Occupation of Java, 271–2. Nitz, ‘Japanese military policy’, 337–46.

日本人原本没打算让其他的占领区“独立”，而是要把它们并入日本。当“大东亚部”1943年11月在东京组织“大东亚会议”时，日占区南部只有缅甸和菲律宾获邀参加。随着日本战败的阴云渐渐浮现，环境的变化使得进一步的“独立”成为可能。1944年9月7日，东条英机的继任者小矶国昭宣称印度尼西亚或可在“稍后的日期”获得独立，并允许当地人悬挂民族主义旗帜，不过必须和日本国旗一起使用。 日本人做出了一些让步，允许印度尼西亚当地人加入日本占领当局，虽然他们只能担任一些二流职位，不过名义上的独立还要一直等到日本投降前几天才实现。除此之外仅有的“独立”例子是名义上归法国所有的法属印度支那。法国解放和维希政府瓦解之后，法国官员和商人对待日本人的态度日益令日本人恼火，结果，1945年2月1日，东京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提出要军方完全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并着手建立亲日的独立政府。3月9日，日军发动“明月行动”，开始解除法国殖民地部队的武装；零星的战斗一直打到5月。虽然日本并未正式承认越南独立，但前越南皇帝保大还是在3月11日宣布越南独立。两天后，柬埔寨宣布独立。老挝的琅勃拉邦也在4月8日独立。所有这些国家都有个日本人“顾问团”，必须配合日本军队，还都有个日本来的总督和秘书长，这些都令真正的独立诉求受到重重限制。 虽然日本在南方地域最后的让步说起来是为了在面对即将到来的盟军进攻时争取民众的支持，但日本似乎更想要引起当地人对独立的渴求，好让那些打回来的殖民势力难以重建其权力，事实正是如此。如果日本人真的打赢了战争或者实现与盟国议和，他们的“大东亚”会是什么样子？这恐怕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了。但无论如何，日本的战时“共荣圈”就是殖民地，建于战争，毁于战争。

Trevor Barnes and Claudio Minca, ‘Nazi spatial theory： the dark geographies of Carl Schmitt and Walter Christaller’,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03 (2013), 676–7; Timothy Snyder, Black Earth： The Holocaust as History and Warning (London, 2015), 144–5.

欧洲轴心国的新秩序则面临着完全不同的地缘政治现实，尽管那也是建于战争，毁于战争，而且毁得比日本的帝国更彻底。那些在1940年和1941年遭到入侵和占领的国家并非殖民地，而是独立的主权国家，有自己的政治、法律和经济体系。欧洲主要的侵略者是希特勒的德国，而德国还不得不去救援墨索里尼在欧洲和北非摇摇欲坠的帝国，结果便是那里的“新秩序”大部分是由柏林决定的，服务于德国的利益。德国统治的所谓“大空间”这一核心概念和日本人的“共荣圈”并无太大差别，西方传统的主权观念在这里被弃置一旁，代之以一群承认帝国中央作为整个大空间指挥棒的特殊角色的国家和地区。1939年，德国法律理论家卡尔·施米特出版了一部颇具影响力的研究报告——《禁止外国势力干涉的国际法大空间秩序》，文中为这样一种观点辩护：未来的霸权国家将会扩张到一个特定的“大空间”，其中将形成不同等级，扩张国位于核心，其他被征服的国家，即便名义上仍然“独立”，也只能环绕在扩张国周围。施米特提出，关于现代民族国家拥有绝对主权的国际法已不再适用于“大空间”时代的新地缘政治了。他还继续提出，“过时的国家间的国际法”基本上都是犹太人构建的。 施米特只是众多通过将建立“大空间”作为新时代特征而把希特勒的侵略合法化的理论家之一，和日本的所谓“独立”一样，这个新秩序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将根据德国基于自身利益的评估而获得自己的定位和地位。

1939年时，没几个德国人能想得到，1941年底德国的“大空间”竟会如此广大——从西班牙边境到苏联中部，从希腊到挪威的北极圈。这样广大的地域自然不会被整齐划一地对待，而是和日本帝国一样，混合使用了各种不同的治理形式。希特勒始终坚持认为对新秩序地缘政治形态的最终决定要留到打赢战争后再做出，但是西欧、北欧、东南欧，以及德国概念中的“东方”占领区在战时就已存在根本性的差异。东方注定要成为新领土帝国的核心，要摧毁那里现存的国家，并采取殖民地式的掠夺，这一过程在西欧之战胜利前就已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进行了。而在欧洲的其他地方，原有的国家还在德国监督下得以保留，各种机构和行政系统得以留用。

Wolfgang Benz, ‘Typologie der Herrschaftsformen in den Gebieten unter deutschen Einfluss’, in Wolfgang Benz, Johannes ten Cate and Gerhard Otto(eds.), Die Bürokratie der Okkupation： Strukturen der Herrschaft und Verwaltung im besetzten Europa (Berlin, 1998), 15–19. Karen Gram-Skjoldager, ‘The law of the jungle? Denmark's international legal statu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33 (2011),238–46.

最优先的是要完成所谓“大德意志”的建设。除了从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吞并的土地外，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和卢森堡也被宣布事实上成为德国领土，由一名民事长官负责管理，在1919年和约中被割让给丹麦和比利时的小块德国土地也被收了回来。在“大德意志”地区之外，被视为军事前线的沦陷区——法国北部和西部，以及比利时——实行了军管，而名义上独立的行政管理机构则与军管当局并存，这两个机构一个位于法国温泉小镇维希，另一个则在布鲁塞尔。管理荷兰的是德国专员阿图尔·赛斯-英夸特（Arthur Seyss-Inquart），管理挪威的则是德国专员约瑟夫·特博文（Josef Terboven），此外挪威还有个以挪威国家统一党人维德昆·吉斯林为首的傀儡“政府”。 丹麦的情况在沦陷区中独一无二，由于丹麦人对于德国入侵未予抵抗，德国人便采取了“混合式占领”，这个概念在国际法中被用来定义中立国被参战国占领，但并未跟随占领者参加战争的情况。丹麦人被允许完整保留自己的政治体系，司法权也被保留到了1943年。丹麦的国际法律师将这一状况定义为“和平占领”，丹麦认为自己保住了主权，只是把执行权交给了德国人。直到1942年11月德国高级代表、党卫队领袖维尔纳·贝斯特（Werner Best）上任之后，这一关系才开始逐渐崩塌。1943年8月29日，丹麦政府和国王克里斯蒂安十世拒绝继续操持国家。德国于是宣布实施战时法，借助一个常设部长级秘书委员会来统治丹麦，直至1945年。虽然在法律上很奇怪，但由于地下抵抗组织的存在，盟国还是在1944年6月宣布丹麦可以被视为对德作战的国家而成为联合国的一员。

Nicola Labanca, David Reynolds and Olivier Wieviorka, La Guerre du désert 1940–1943 (Paris, 2019), 188–9, 193–7.

在希特勒原本没想要军事介入的东南欧，情况则复杂得多。这一地区被意大利领导层视为意大利“势力范围”的一部分，这一要求得到了《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认可，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意大利军队决定进攻希腊，但失败之后，德国要在盟友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配合下击败并占领希腊和南斯拉夫。到希腊投降时，意大利的非洲帝国已经支离破碎。厄立特里亚、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已被英帝国的军队夺走，利比亚也成了战场，在利比亚挑战意大利殖民者的除了盟军，还有当地的反抗者，他们很想要利用战争的机会来推翻意大利人的统治。英国人征召了4万利比亚辅助人员来执行非作战任务，他们还向住在开罗的利比亚流亡国王伊德里斯保证在打败意大利人后让他回去统治利比亚。意大利的军队、宪兵和当地移民在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的村庄开展了野蛮的镇压行动，和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进行的残酷反游击战如出一辙。每当英军被赶回埃及，这里的暴行就会恶化。嫌疑犯被用各种古怪的方法当众吊死，有些人被用肉钩子钩住下巴，就像屠场里的牲畜那样流尽鲜血而死。殖民暴力的最后一轮发作给意大利的非洲帝国画上了一个肮脏的句号。

Rodogno, Fascism's European Empire, 36–8.

非洲的丢失让意大利欧洲帝国的实现变得更加重要，但对德国军队的依赖迫使意大利成了达维德·罗多戈诺（Davide Rodogno）所称的“从属帝国主义”，这一矛盾修辞揭示了意大利在新欧洲中的从属地位。1941年7月，一名意大利停战专员抱怨道，一旦轴心国打赢，“欧洲就会继续被德国统治几个世纪”。 意大利将不得不和德国、保加利亚一起分享东南欧的胜利果实，其结果便是只能掌控一些零散的领土，而非一整个势力范围。在南斯拉夫，意大利占据了斯洛文尼亚南部、克罗地亚西南部、一小段达尔马提亚海岸、黑山、科索沃的一部分，以及马其顿西部。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其余部分是德国人的地盘，此外一个无关紧要的塞尔维亚国建立起来，有个德国军管之下的傀儡政府。在希腊，意大利得到了伊奥尼亚群岛、爱琴海上的大部分岛屿，以及希腊本土的大部分，除了被并入保加利亚的马其顿东部和色雷斯，以及被德国人接管的希腊马其顿。在1943年之前，意大利和德国军管当局之间的关系一直有些不睦。

关于吞并的这一细节和其他情况，见上书，9–10, 73–102。 Srdjan Trifković, ‘Rivalry between Germany and Italy in Croatia, 1942–1943’,Historical Journal, 31 (1995), 880–82, 904.

这些地区与意大利的关联方式各不相同。斯洛文尼亚被并入意大利，成为意大利的卢布尔雅那省；黑山被指定为保护国，由一名意大利高级专员和军政府统治；达尔马提亚海岸在1941年6月被吞并，由一位意大利总督管辖；希腊领土实际上是作为被吞并领土来统治的，但德国在与希腊签订的停战协议中拒绝承认最终的领土划分，这意味着这种吞并只能是个既成事实，而德军则始终控制着一些重要的飞地，包括比雷埃夫斯的大型港口。克罗地亚在意大利占领期间的地位始终未能确定。尽管国土上有两支占领军，但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仍然希望建立独立的克罗地亚国。墨索里尼也考虑过要重建历史上的克罗地亚王国，还找了一个意大利人准备当国王，并称之为托米斯拉夫二世（用10世纪的克罗地亚国王托米斯拉夫的名字），但此人拒绝了这个看上去光鲜实际上肯定是坑的工作。 德国想要把这里改造成以克罗地亚农民党领袖弗拉德科·马切克（Vladko Maček）为首的保护国，但墨索里尼则推动成立了以克罗地亚革命运动领导人安特·巴维列奇（Ante Pavelić）为首的政府，这个法西斯分子从战前起就一直得到意大利的庇护。虽然意大利领导层想过要吞并克罗地亚的一部分或者全部，但德国人的存在始终咄咄逼人。德国的全权专员埃德蒙·格莱兹·冯·霍斯特瑙（Edmund Glaise von Horstenau）将军就驻在萨格勒布，德国顾问也遍布克罗地亚政府之中。1943年9月，意大利人投降后，德国立刻接管了整个克罗地亚，将其变成一个由傀儡政府操持的附庸国。

Alessandra Kersevan, Lager italiani： Pulizia etnica e campi di concentramento fascisti per civili jugoslavi 1941–1943 (Rome, 2008), 100–103. Rodogno, Fascism's European Empire, 168–71, 177–8, 357–9.

虽然这些地盘名义上都不是殖民地，但意大利借用了在非洲的殖民行径来控制其欧洲帝国。关于这些地区的决策由罗马或者各个地区的指定代表（军事总督、高级专员、省总督等）下达。在地方层面上，意大利人还会指定伪官员。他们并不打算允许出现某种程度的自治，或者发展当时流行的民族主义。只要有可能，地方警察或民兵就会被用来在意大利人监视下建立秩序。意大利宪兵到处进行镇压，任何直接威胁到意大利文官或军事统治的人都会成为牺牲品，就像在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镇压民众一样，这些人总是公开使用极端暴力。意大利的官员和军队在欧洲帝国中十分分散，而且常常补给不足（在克里特，估计有40%的士兵没有靴子，只能穿当地制作的木鞋）。这些本应代表帝国国家的人却充满了恐惧和沮丧。和日军的看守一样，生活环境的日益恶化和慢性病的折磨让意军把自己的沮丧发泄在了抵抗者身上。沦陷区到处都建起了集中营，囚犯们饱受忽视、饥饿和缺医少药的残酷折磨。和在埃塞俄比亚一样，意军采取措施想要消灭那些可能挑战意大利统治的当地精英人群，包括教师、学者、医生、律师和学生。其他囚犯多是被捕的抵抗者，或者仅仅是嫌疑犯；有些则是斯洛文尼亚和达尔马提亚种族清洗的受害者。集中营及被关押人士的数量完全搞不清，战后南斯拉夫对战争罪行的调查报告提出了一个准确的数字：149488名平民成了政治犯。后来的研究又提出了另一个数字，10.9万人，但无论哪个数字属实，意大利统治期间的受害者人数都是个大数字。 1943年，当意大利的战争努力面临无可挽回的危机时，意大利外交部的官员们突然炮制出了一份他们所谓的“欧洲地图”，拿来在1943年4月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会面时使用，这份地图提出了一种战后秩序，允许民族主义在新欧洲自由发展。就像日本人在帝国行将败亡时决定促进解放运动一样，意大利人此举也是出现在帝国统治末期，或许也只是为了消耗盟国。 德国谈判人员坚持在此方面不做任何承诺，而意大利的欧洲帝国暂时保住了，直至在当年晚些时候随着意大利投降而彻底消亡。

Jürgen Förster, ‘Die Wehrmacht und die Probleme der Koalitionskriegführung’,in Klinkhammer et al.(eds.), Die ‘Achse’ im Krieg, 113. M. Pearton, Oil and the Romanian State (Oxford, 1971), 231; Anand Toprani,‘Germany's answer to Standard Oil： the Continental Oil company and Nazi grand strategy 1940–1942’,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37 (2014), 956–9. Dieter Eichholtz, Deutsche Ölpolitik im Zeitalter der Weltkriege： Studien und Dokumente (Leipzig, 2010), 345–9.

对德国和意大利两国而言，占领欧洲大陆的关键因素在于找到并获取物资和粮食，以养活占领军并助力国内的战争经济。这方面，意大利在面对德国竞争时的劣势是固有的。正如一名德国将军在1941年3月所言：“意大利人必须逐渐习惯在我们的关系中得不到平等待遇。” 巴尔干资源的去向清楚地显示了两国的不平等。即便这个地区名义上是意大利的势力范围，德国还是在1940年之前就对巴尔干经济进行了广泛渗透，特别是控制了罗马尼亚的石油——它对于两国都极其重要。与日本夺取荷属东印度群岛的石油不同，德国人无法直接接管其盟友罗马尼亚的油田，罗马尼亚还需要用这些石油来发展本国工业并将其作为关键出口物资。但从1940年夏季起，德国就成了罗马尼亚石油的主要客户，这就限制了意大利从这里获得石油。除了罗马尼亚的产出，德国还从敌国那里夺取了石油资产，尤其是大型的荷兰壳牌“阿斯特拉”公司，1941年3月，德国控股公司“大陆石油”公司成立，专司掌控德国的石油资源。 1941年下半年，德国拿走了罗马尼亚石油总产量的超过一半，但这还远远不够。1943年，罗马尼亚的出口达到了战争期间的最低水平。德国从中获得的比例也降到了45%，在德国获得的总共1130万吨石油中（大部分是国内的合成石油），只有240万吨来自罗马尼亚。

Trifković, ‘Rivalry between Germany and Italy’, 884–7. Rodogno, Fascism's European Empire, 232–40.

巴尔干的其他资源也落入德国掌控之中而未能让意大利如愿，因为德国当局，尤其是戈林的“四年计划”组织，准备更加充分，在争取德国利益时也更不留情。在克罗地亚，德国代表于1941年5月未告知意大利人就签订了协议，规定战争期间在金属矿石的开采和任何新矿场的开发中给予德国人优先权。1941年4月，德国谈判人员拿到了优先获取黑塞哥维那铝土矿储备的权利，即便那里是意大利的占领区，而且他们还坚持要求把科索沃的铅矿和锡矿运到德国控制下的塞尔维亚，而非意大利控制下的阿尔巴尼亚。意大利直到1941年6月才组建了一个意大利-克罗地亚经济委员会，然而此时为时已晚。克罗地亚领导层已经开始支持德国的经济渗透，而拒绝意大利扩大参与规模。 在希腊也是相同的模式。德国选择占领拥有关键矿产的马其顿，而且拿走了这里约3/4的物资出口。1942年，德国吸收了希腊总产值的47%，而占领希腊领土面积大得多的意大利反而只吸收了6%。糟糕的运输能力、燃料短缺，以及缺乏协调的计划，阻碍了意大利人从他们自己的“大空间”里获得哪怕是最低限度资源的努力。

Nuremberg Trials, Case XI, Prosecution Document Book 113, pp. 1–3, Göring decree on the distribution of smelting works in Lorraine and Luxembourg, 5 Feb. 1941. Patrick Nefors, La collaboration industrielle en Belgique 1940–1945 (Brussels,2006), 180–82, 223–5, 236–7.

“大空间”的西半边则完全是德国利益的天下。1940年夏，德国“四年计划”的全权负责人戈林宣称，新秩序的经济必须由德国来监督和协调，因为最优先的事情是短期内支持战争，而非建设一个统一的欧洲经济体。德国私营企业可以参与，但只能以托管的形式参与而没有所有权。在阿尔萨斯-洛林，铁矿被交给帝国工厂下属的卡尔·拉贝公司托管，并为德国政府所掌控，直至战争即将结束。洛林的工业资源也被帝国工厂接管，并提供了140万吨的钢产量。其余设施则大多被分给了更小型的德国钢铁企业，它们的野心更容易被控制。 在比利时，德国对沦陷区工业的直接参与更少，但是当地的煤矿、钢铁和制造产业则要支持德国的战争机器。煤炭没怎么出口，因为德国不需要更多煤炭了，但德国的军事需求离不开钢产量，在1941—1942年冬季钢产量下降之后，德国钢铁大亨、国立帝国钢铁联合会主席赫尔曼·勒希林（Hermann Röchling）开始监管比利时钢产能的合理化改造，使得比利时供给德国使用的钢产量占比从1941—1942年的56%增长到1944年初几个月的72%。 同样，荷兰和挪威的资源也被用来满足占领者对粮食、原材料、工程和维修设施的需要。整个“大空间”里的商人们与德国人合作的动机各不相同，但主要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生意不受损，防止工人被强迫送往德国。与在中欧和东欧占领区的掠夺和剥削策略不同，西欧的私营企业只要不是犹太人所有，就基本上能得以保存。犹太人的产业则成了德国核心政策“雅利安化”的针对对象，手段从立即没收到强制收购不一而足，不过各地方政府也发动了自己的剥夺犹太人的行动，以防止德国人把犹太人的资产抢光。

Henry Picker (ed.), Hitlers Tischgespräche im Führerhauptquartier (Wiesbaden,1984), 62, 69, entries for 1 Aug. and 8/9 Aug. 1941; Trevor-Roper (ed.), Hitler's Table Talk, 15, 33, 35, 68–8, entries for 27 July, 17 Sept. and 17 Oct. 1941. Brendan Simms, Hitler： Only the World was Enough (London, 2019), 422–3.

西边的“大空间”虽然是德国的统治地盘，就像日本的地盘一样，但它并非帝国的“生存空间”。“生存空间”只能到东方去寻找，首先是在1939—1940年占领的区域，而最终入侵苏联为德国人打开了梦幻般的前景，那里有辽阔的土地可供殖民、种族清洗和残酷掠夺。东方才是更符合字面含义、更直接意义上的“帝国”，与西边那些臣服于德国的国家相比，东方更像是日本人的占领区。拿意大利人来说，他们通常不接受正式的“殖民地”一词，但轴心国用在新欧洲领地（比如波兰）身上的语词却体现了殖民地式的想法。侵略战打响之后，希特勒本人毫无顾忌地借用了许多殖民地模式中的东西来描述东方地域的未来。在“巴巴罗萨行动”打响后几个星期的言谈记录（所谓的“桌面谈话”）中，他常常提到苏联将为德国提供的东西相当于印度能为英国提供的，印度的大量人口只需要区区25万名帝国官员和士兵就能统治。他在1941年8月声称：“印度对英国来说意味着什么，东方空间对我们来说也意味着什么。”为了完成掌控新帝国的任务，德国将要创造“一种新型的人，天生就是统治者……总督”。德国殖民者“应当被安置在格外漂亮的居所里”。9月17日，当彻底胜利仍然在望之时，他说：“德国人必须获得那种广大、开阔空间的感觉……德国人民将提升自己，以适应他们的帝国。”一个月后，“巴巴罗萨行动”已经陷入了僵局，他又说，东方“对我们来说就像是一片沙漠……那里只有一个任务：通过德国移民把这个国家德国化，而且要把本地人视为红番”。 他引用了对美洲原住民近乎灭绝的种族屠杀，把它与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联系到一起，这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但这些都只是希特勒为说明他的殖民地范式而找的历史类比而已。他在7月16日对亲密盟友马丁·鲍曼（Martin Bormann）说，东方的目标，不论用什么方法，都是“统治、管辖，以及掠夺”。

Jürgen Matthäus and Frank Bajohr (eds.), The Political Diary of Alfred Rosenberg and the Onset of the Holocaust (Lanham, Md, 2015), 239, entry for 11 Apr. 1941. Karel Berkhoff, Harvest of Despair： Life and Death in Ukraine under Nazi Rule(Cambridge, Mass., 2004), 50. Klaus Arnold, ‘Die Eroberung und Behandlung der Stadt Kiew durch die Wehrmacht im September 1941： zur Radikalisierung der Besatzungspolitik’,Militärgeschichtliche Mitteilungen, 58 (1999), 35. Ben Kiernan, Blood and Soil： A World History of Genocide and Extermination from Sparta to Darfur (New Haven, Conn., 2007), 422. Elissa Mailänder Koslov, ‘“Going East”： colonial experiences and practices of violence among female and male Majdanek camp guards (1941–44)’,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 10 (2008), 567–70.

德国整整一代研究东方的专家学者，在形容这一地区时常常会有意识地使用“空间”一词。这个词意指这是片可以被殖民的空间，而不是那种已经被大量城乡人口占据、被组织成重要国家、建有社会和管理组织结构的空间。1941年7月20日被任命为东方占领区部长的阿尔弗雷德·罗森堡早先在日记中表达了他对苏联地区的观点：“东方与西方从根本上不同，包括那里的城市、工业、纪律……人们将不得不认识到那里的荒凉比想象中更糟糕。” 当德国的军队、官员和警察开始占领苏联领土时，他们的印象更印证了将此视为殖民空间的倾向。一名陆军情报官赤裸裸地记录了自己对打过交道的苏联人的印象：“这里的人会在地板上吐痰、擤鼻涕。他们对体臭毫不遮掩，很少有人牙齿是干净的……对西欧人来说，哪怕是和他们受过教育的高阶层人对话，也会成为一种磨难。” 对于普通士兵而言，忍受苏联与苏联人的体验始终提醒着他们，东线战争是一场与以往多么不同的战争。当冯·赖歇瑙将军麾下第6集团军的士兵们抱怨当地的天气状况与没有可口食物时，他告诉他的军官们：“士兵们必须像在殖民战争中那样忍受匮乏。” 苏联士兵毫无章法的作战方式，如伏击、夜袭，都让人想到了那种与“海盗式”原住民抵抗军的战争。“我们与游击队的战斗，”希特勒声称，“很像是在北美与印第安红番的战斗。” 那些被派到东方的德国人发现这场旅行就像被派到遥远而荒凉的殖民地那样令人不快。波兰马伊达内克（Majdanek）集中营的女看守们抱怨那里冬季严寒，夏季酷热，而且到处都是蚊子，营区破烂而肮脏，囚犯们说话都很难听得懂，还要时刻为可能的袭击而提心吊胆。但就像在殖民地一样，补偿还是有的，德国人和斯拉夫人之间有着严格的种族隔离，最好的一切都要留给殖民者，此外还要维持一种文化优越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