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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文明优越感告诉我们，欧洲帝国主义也来源于当时关于种族之间存在天然等级差异的科学理论，这种理论所依赖并主张的一个观念便是基因差异。虽然没有什么可信的科学依据，但是人们都说被殖民国家原始落后且粗暴野蛮，这意味着如果没有更先进国家来接管，这里的物产和土地就会被浪费，而先进国家的职责就是要把文明的成果带给那些怪异而落后的人。这一差别被视为理所当然，而且被用于解释种族歧视政策和永久性的臣服状态。1900年，英国的印度总督寇松勋爵敢说：“我不得不去统治的那几百万人都不如学童。”在德国，这一观点甚至被推广运用到了帝国东部的欧洲邻国身上，如《莱比锡人民报》（Leipziger Volkszeitung）在1914年所说，那些国家可以被认为是“野蛮之地”。 更危险的是，这种生物学和伦理上的优越感被用来为极端的暴力背书，从而为新的帝国主义浪潮打下了基础。

Madley, ‘From Africa to Auschwitz’, 440. 在下面这本书里可以看到关于帝国理念的有益探讨：Pascal Grosse, ‘What does German colonialism have to do with National Socialism? A conceptual framework’,in Eric Ames, Marcia Klotz and Lora Wildenthal (eds.), Germany's Colonial Pasts(Lincoln, Nebr., 2005), 118–29。

这些土地几乎都是从当地原有政权手里抢来的，而非无主之地，这么做多多少少要用到暴力和威胁。甚至早在1914年之前，美洲原住民和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命运就已被认为是白人征服扩张中一个令人遗憾却又无法避免的后果。19世纪70年代之后白人在非洲和亚洲的扩张造成的大规模暴力事件也是一样，被视为文明输出中不可避免的暴力，而承受者也被认为会从这种输出中获益，因而这些暴力在当时并不会引起良心不安。1904年，德属西南非洲的一名医生写道：“原住民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Endlösung）是彻底地永远剥夺原住民的权力。”和“生存空间”一样，“最终解决方案”一词也不是纳粹的发明；然而，多疑的历史学家也许对这两个时代之间存在任何因果关系的可能性都持怀疑态度。 这样的词语并非1914年之前的德国所独有。主导了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帝国主义的“种族”和“空间”两个词语植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那个处处体现着帝国影响和意图的时代。 与此同时，对待本土人民和被征服人民的道德体系也迥然不同，前者是有特权的帝国代表，而后者则会受到与宗主国人民完全不同的一定程度的压迫与专制统治。

Martin Thomas, The French Empire between the Wars： Imperialism, Politics and Society (Manchester, 2005), 1; Wilder, ‘Framing Greater France’, 205; Parsons,Second British Empire, 5, 83–4. Giuseppe Finaldi, ‘“The peasants did not think of Africa”： empire and the Italian state's pursuit of legitimacy, 1871–1945’, in John MacKenzie (ed.),European Empires and the People： Popular Responses to Imperialism in France, Britain, the Netherlands, Germany and Italy (Manchester, 2011), 214. Kundrus, Moderne Imperialisten, 32–7; Bernhard Gissibl, ‘Imagination and beyond： cultures and geographies of imperialism in Germany, 1848–1918’, in MacKenzie (ed.), European Empires and the People, 175–7.

这种关于现代民族国家与其领土帝国之间关系的“心智地图”并不符合新时期帝国扩张的历史事实。这些国家都认为要通过“民族-帝国”来寻找它们的现代认同，但实际上，在1945年后领土帝国瓦解之前，这种实际上需要承受很大代价和风险的民族国家统一体与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帝国之间存在巨大鸿沟。这即使对于两个主要帝国，英国和法国，也同样适用，它们都不得不投入大量资源以征服并防守越来越大的领土。1911年，英帝国掌控着3100万平方千米的疆域和4亿人口；法帝国则控制着1250万平方千米的疆域和1亿人口，比本土大20倍。 对于第一次踏上帝国之路的新兴国家而言，要激发公众对海外殖民地的热情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它们的海外殖民地比那些老牌帝国的要小，也没那么富饶，更吸引不到移民和投资者。1895年入侵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的失败，只给意大利留下了部分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的土地作为它的新帝国，以及国内对进一步征服冒险的反对。这些小小的殖民地里只有几千意大利人，而移民他处的意大利人却有1600万。1911年，意大利与奥斯曼帝国开战以夺取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两者加在一起就是现在的利比亚）。在此之前，年轻的激进记者贝尼托·墨索里尼警告说，任何想要用鲜血和金钱为征服加油的政府都会遇到全国总罢工。“国家间的战争因而将会成为阶级间的战争。”他如此宣称，当他后来将像意大利这样的“无产”国家和富裕强国划分开来时，这一观点也激发了他自己的帝国主义想法。 1914年之前，德国对海外殖民地的态度也一样充满矛盾。由商人、教士和教育家组成的主流精英圈子对海外殖民地满怀热情，1914年，德国殖民地协会（DKG）拥有大约4万名成员——这个数字却2倍于移民海外领土的德国人数。 1914年之前德国的大众教育和文化有助于引起人们对海外殖民的异国情调和浪漫方面的兴趣，但是他们对想象中的“东方”大陆的兴趣却大得多。这被证明是德国对殖民地一以贯之的核心态度，直至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积极追求建立欧洲帝国时都是如此，这一点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

Kristin Kopp, ‘Constructing racial difference in colonial Poland’, in Ames,Klotz and Wildenthal (eds.), Germany's Colonial Pasts, 77–80; Bley, ‘Der Traum von Reich?’, 57–8; Kristin Kopp, ‘Arguing the case for a colonial Poland’, in Volker Langbehn and Mohammad Salama (eds.), German Colonialism： Race, the Holocaust and Postwar Germany (New York, 2011), 148–51; ‘deepest barbarism’in Matthew Fitzpatrick, Purging the Empire： Mass Expulsions in Germany, 1871–1914 (Oxford, 2015), 103. Kopp, ‘Constructing racial difference’, 85–9; Gissibl, ‘Imagination and beyond’,162–3, 169–77. Robert Nelson, ‘The Archive for Inner Colonization, the German East and World War I’, in idem (ed.), Germans, Poland, and Colonial Expansion to the East(New York, 2009), 65–75. See too Edward Dickinson, ‘The German Empire： an empire?’,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66 (2008), 132–5.

1871年，德国刚刚建立时包括了拥有大量波兰人口的东普鲁士，这是18世纪早期俄国和奥地利瓜分波兰的结果。这片区域后来被视为抵御东部大规模斯拉夫人威胁的关键护堤。1886年，德国宰相奥托·冯·俾斯麦创立了“皇家普鲁士移民委员会”，其目的在于尽可能地将波兰人赶回俄属波兰，让德国移民定居在该地区，他们将根除那种被认为原始的农业方式（被贬称为“波兰经济”），并为应对未来的任何威胁提供一条稳固的防线。这种后来被称为“内向殖民”的做法得到了广泛宣扬。1894年，德国成立了一个专司东迁的组织“东部边疆协会”（Ostmarkverein），以鼓励这种殖民进程。关于“种族和空间”的想法很容易被用在东方，在1914年之前，就有人幻想德国可以将帝国主义进一步向东散播到其认为适合殖民的土地上，认为现代文明可以把秩序和文化带入那块当前“深陷野蛮和贫困”的土地上。 一种被称为“东部小说”（Ostromanen）的边疆文学应运而生，这让德国人沉醉于对东部边疆的殖民，而忘却了在海外的殖民扩张。这些小说将波兰人误导性地描述为“深色人种”——深色皮肤、深色眼睛、深色头发——通过将波兰人定义为与文明的德国人差异巨大的“异族”而强化那里的殖民地色彩。在一部最著名的东部小说，即克拉拉·菲比希（Clara Viebig）的《沉睡的军队》（The Sleeping Army，1904）中，一名古铜色皮肤的波兰农夫强烈敌视“黄头发的白人入侵者”。 就在1914年战争爆发前，德国出现了一个致力于“内向殖民”的协会，其会刊将非洲殖民帝国与波兰东部相提并论，并主张健全的德意志种族需要向这两个方向进行空间扩张。

这种“新帝国主义”发展中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其内部的不稳定和广泛的暴力，这些成了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帝国主义扩张的标志。19世纪后半叶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0年里，对帝国扩张的追求主要是出于各民族-帝国之间天然而不稳定的竞争带来的战略需要；但在势力范围或经济利益区的安全需要也是原因之一，帝国的压力会在当地社群中引发暴力回应。将欧洲的战前年月视为美好年代的观点其实是一种欧洲中心论。正是在这个时期，暴力从欧洲输出到了全球。现代化国家的支配地位缘于其交通运输和现代武器的突飞猛进，这与资金、训练结合起来，常常会让帝国主义强国获得军事优势。日本自1868年起迅速引入了欧洲的现代军队组织方式，并采用了最先进的技术，但它是亚洲和非洲唯一有效做到这一点的国家。对传统社会的征服常常很彻底，英国人在南非对祖鲁人和马塔贝勒人的征服，荷兰人在荷属东印度对亚齐苏丹国的暴力打击，以及法国人在今天越南对安南和北部湾沿岸的征服，都是如此。暴力清晰明了地贯穿了帝国的方方面面，直至1945年后帝国时代的终结。

这里指辽东半岛。——译者注 Young, Japan's Total Empire, 89–90.

在后来的世界大战历史中，更突出的特点则是实力更平等的对手之间和更发达的国家之间争夺帝国的冲突。强调1914年是和平终结之年，是极具误导性的。大战爆发前，世界的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而这种环境常常被大规模的战争（以及严重的危机）撼动，战争也深刻影响了欧洲和未来亚洲主要强国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是日本发动的一系列战争，它先于1894年开始入侵中国的藩属国朝鲜从而与中国开战。日本新打造的陆军和海军打赢了这场大规模战争，朝鲜沦为日本的保护国，巨大的台湾岛也成了其殖民地，这让日本一夜之间成了殖民竞赛中的主要玩家。日本第二场战争的矛头则指向了俄罗斯帝国，因为俄国统治者阻止了日本在打败清政府后吞并中国东北的部分领土 ，并推动在当地确立俄国的利益。在1904—1905年的战争中，一支大规模的俄国陆军，和从波罗的海愚蠢地远征3万千米来到日本海的几乎整个俄国海军，都被彻底击败，日本将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广泛经济利益尽数收入囊中。日本在战争中动员了约200万人，其中8.15万人战死，38.1万人受伤，因此这场战争成了日本到当时为止发动过的最大规模的境外战争，也改变了日本在这一地区的角色。

Daniel Immerwahr, ‘The Greater United States： territory and empire in U. S.history’, Diplomatic History, 40 (2016), 377–81. 数据来自Parsons, Second British Empire, 32。

1898—1899年的美西战争原本并不是一场帝国战争，但是西班牙的战败让美国立刻获得了菲律宾、波多黎各、关岛和太平洋上的一众小岛。建立“大美利坚”的想法一度甚嚣尘上，但是当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这些新土地不是美国的一部分之后，就再也没人提美利坚“帝国”的事了。太平洋基地的战略价值毋庸置疑，但从西班牙手中夺来的土地处于一种悬而未决的状态，不是任何正式的帝国领土，而是完全依附于美国占领者。 此外，1899年，英国和非洲南部两个独立的布尔人国家（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之间还爆发了大规模战争。1899—1902年的布尔战争是英国半个世纪以来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战争。英国动员了75万人参战，其中2.2万人伤亡。英国此番打的是欧洲来的白人移民，因而遭到了其他欧洲国家的广泛谴责，但最终的胜利还是让英国的非洲帝国获得了相当多的土地和资源，进一步强化了新达尔文主义中关于更多帝国领土只能靠战斗来赢取的观点。

殖民地问题正是促成了1914年战争的关键性决定的重要催化剂。各个国家联盟于19世纪80年代成立，其原因主要在于对那些正在迅速现代化而政治上却不稳定的国家的实力和军力增长的战略焦虑，但帝国竞争也是一个因素。来自日本的羞辱使得俄国把眼光转回南欧、东欧，以及与奥斯曼帝国的关系上。法国与英国在帝国冲突中站在一起，这导致了1904年英法结盟，同样的不确定性也促使英国在三年后又与俄国结盟，这样的联盟塑造了欧洲战争的最终格局。对全球利益而不仅是欧洲利益的保护也进一步强化了愈演愈烈的军备竞赛，特别是英德两国之间的海军竞赛，这与它们广泛的全球利益脱不开干系。德国的帝国野心植根于其关于“新兴国家需要一个帝国来作为自己世界强国地位的象征”的信条，正是这种野心使得德国在1914年之前就制造了严重的国际事端，尤其是1905年和1908年的摩洛哥危机，当时德国试图挑战英国、法国、西班牙三国业已达成的保护国权力分配。

关于意大利人将他们的“无产阶级”帝国主义与“贵族”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进行对比，见Finaldi, ‘“The peasants did not think of Africa”’；还可见Lorenzo Veracini, ‘Italian colonialism through a settler colonial studies lens’,Journal of Colonialism and Colonial History, 19 (2018)。 Labanca, Oltremare, 104–17. Richard Bosworth and Giuseppe Finaldi, ‘The Italian Empire’, in Gerwarth and Manela (eds.), Empires at War, 35; Finaldi, ‘“The peasants did not think of Africa”’,210–11; Labanca, Oltremare, 123–4.

然而，与摩洛哥危机同等重要的，是1911年意大利的乔瓦尼·焦利蒂政府在国内民族主义舆论的压力下做出的决定：向奥斯曼帝国宣战，占领奥斯曼帝国在北非遗留的地盘。民族主义者和殖民势力主张，在遭受了阿比西尼亚的羞辱之后，要团结新生的意大利，就需要进行帝国扩张以证明自己的大国地位。意大利顶级演说家之一恩里科·科拉迪尼（Enrico Corradini）提出，没有帝国领地的意大利仅仅是个“无产”国家，20世纪30年代墨索里尼正是用这个词来形容新的意大利帝国主义的。 战争的主要目的除了争夺贸易和地盘，还有获取声望，因为这场战争恰逢新意大利建立50周年。和德国对摩洛哥的态度一样，意大利人也很担心法国和英国可能会封堵他们在非洲建立帝国的进一步尝试，于是意大利政府冒了相当大的风险，虽然那两个大帝国最终也没有出手阻挠。其结果并非意大利领导人想要的那种短期的殖民战争，相反，和1904年的俄国一样，意大利人发现自己打的是一个强国。 战争持续了一年，从1911年10月打到1912年10月，土耳其人之所以最终放弃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也仅仅是因为北非战事促使独立的巴尔干半岛国家利用土耳其人分身乏术之际向其仅存的欧洲领土发动了攻击。意大利称这块新殖民地为“利比亚”——这里在罗马帝国时代就叫这个名字——并开始向英法提出新的要求，以迫使它们在东非做出让步。 在爱琴海地区，意大利占领了奥斯曼帝国的多德卡尼斯群岛作为战利品，这里已经被欧洲人视为半殖民地了。与日本击败中俄两国一样，意大利对利比亚的征服让人们更加确信，新生帝国的领土扩张只能通过发动战争来实现，甚至是和强敌开战。

近年来关于1914年危机的最好的分析可见Christopher Clark, The Sleepwalkers： 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 (London, 2012); Margaret MacMillan, The War that Ended Peace： How Europe Abandoned Peace for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2013)。

还有一件事能够更好地表明是意大利在北非的扩张诱发了世界大战，这一点并没有太多争议。巴尔干诸国的胜利将土耳其逐出了其大部分欧洲领土，这让塞尔维亚有机会成为这一地区的主要力量。而与这一地区利益相关的两个王朝帝国，俄罗斯帝国和奥匈帝国，虽然都面对着日益深重的国内政治危机，却并不打算放弃它们在这里的战略利益。既然意大利从1882年起就成了德国和奥地利的盟友，那么意大利在1912年对多德卡尼斯群岛的占领也就让俄国在开辟通往地中海的温水通道时可能遇到更多的障碍，俄国人原本只要积极干涉巴尔干半岛就能做到这一点。虽然在1914年7月底和8月初爆发的欧洲全面战争通常被归因于由强烈民族主义以及主要参与者的傲慢和不安全感导致的大国角力，但是对于帝国地位的追逐和认为只有民族-帝国才是现代国家的想法，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那些摇摇欲坠的国家都将欧洲战争视为不可避免。然而，如果塞尔维亚在1914年7月真的接受了奥匈的最后通牒，那么这段历史就会被作为19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长串帝国危机中的一个小插曲一笔带过。

相关讨论见Robert Gerwarth and Erez Manela, ‘The Great War as a global war’,Diplomatic History, 38 (2014), 786–800。 William Mulligan, The Great War for Peace (New Haven, Conn., 2014), 91–2 ,104–6; Bosworth and Finaldi, ‘The Italian Empire’, 40–43; Labanca, Oltremare,117–27.

显而易见，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帝国战争——在1914—1915年参战的所有国家都是帝国，既有传统的王朝帝国，也有坐拥海外帝国领土的民族-帝国。而当战争演变成一场漫长的消耗战时，参战的赌注大增，于是只有民族-帝国从这场战争中幸存下来，这就定义了这场战争的属性。历史学家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西线漫长而血腥的僵局的关注，使得人们常从狭隘的民族主义视角来看待这场战争，但这场战争是在全世界进行的，而且带着明显的帝国扩张野心。 一方面，俄国希望能打败奥斯曼帝国，而把自己的影响力扩张到东地中海地区和中东；另一方面，正处于民族主义革命撕扯下的奥斯曼帝国则于1914年10月向协约国——英国、法国和俄国——宣战，以期扭转自身在中东和北非的领土萎缩。意大利虽然在1882年的三国同盟中正式与所谓的“同盟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结盟，但它看起来并不打算在1914年参战。相反，1915年春季在伦敦谈了一个关于意大利可在巴尔干和地中海南部得到领土补偿的措辞含糊的协议后，意大利政府转过头来加入了协约国。虽然意大利的主要愿望是打败奥匈帝国，以解放亚平宁半岛东北部被意大利人认为是本国领土的土地，但它的野心也是帝国式的。在利比亚的意大利军队从1912年起就到处面临着奥斯曼帝国挑动的起义。意大利在为是否参战争论不休时，在利比亚的两场大败仗已经导致3000人丢掉了性命。意大利还在殖民地部署了4万军人以抵御君士坦丁堡方面于1914年11月宣布发动的“圣战”。到1918年，意大利成功地在利比亚沿海站稳了脚跟，但首府的黎波里实质上仍处于被围攻之中。

细节见Jones ‘German Empire’, 63–4。 Dickinson, ‘The Japanese Empire’, 199–201; Nicholas Tarling, A Sudden Rampage：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Southeast Asia, 1941–1945 (London, 2001),24–6.

从规模上看，英法两国的战争行动也是全球性的。欧洲战事刚一开始，协约国就进攻并占领了德国在非洲和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多哥于1914年8月陷落，西南非洲于1915年5月陷落，喀麦隆则在1916年2月陷落；德属东非虽然从没有被德国完全征服，却也在1916年大部分落入协约国之手。在太平洋上，英国要1902年与自己结盟的日本去占领太平洋南部的德占诸岛（日本人称之为“南洋”，德国于30年前从西班牙手中买来了这些岛屿），并夺占德国占领下的中国山东半岛。日本随即对德宣战，并在1914年底时占领了这些殖民地，进一步扩大了日本在中国的帝国影响力，并第一次开辟了广阔的太平洋边疆。 1915年，日本政府向中国提出了所谓的“二十一条”，在1914年之前帝国主义势力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基础上，进一步要求在内蒙古、福建和东北获得特权。 日本人知道，其他列强此时正深陷欧战泥潭，无暇干涉日本的扩张。“二十一条”中还要求中国同意不再将任何港口或岛屿交给欧洲帝国主义国家，日本在随后几十年里对中国的帝国主义渗透就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

John Darwin, The Empire Projec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World System, 1830–1970 (Cambridge, 2009), 315–18; David Fieldhouse, Western Imperialism and the Middle East, 1914–1958 (Oxford, 2006), 47–51. Jones, ‘German Empire’, 62；有关德国破坏敌方帝国稳定的计划的细节，见Jennifer Jenkins, ‘Fritz Fischer's “Programme for Revolution”： implications for a global history of Germany in the First World Wa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48 (2013), 399–403; David Olusoga, The World's War (London, 2014),204–7, 224–8。 Fieldhouse, Western Imperialism, 57–60.

在欧洲以外，最重要的帝国争夺发生在整个中东。以埃及为基地（英国在1884年占领埃及，1914年宣布埃及为其保护国），英国与奥斯曼帝国打了一场漫长而复杂的战争，以控制从东地中海到波斯（今伊朗）的广大区域。英国的帝国战略开始关注其全球帝国面临的危险，因为其他强国也想要控制这些地区。在整个战争中，英国决心用尽手段来控制从南亚到阿拉伯世界、从巴勒斯坦到阿富汗的弧形地带。 英国的最初计划经由1915年1月的《赛克斯-皮科协定》得到了确认，这一计划想要将奥斯曼帝国划入不同国家的势力范围：沙皇俄国将控制奥斯曼帝国的核心地区，即伊斯坦布尔和安纳托利亚；法国的势力范围以大致的大叙利亚地区为基础；英国的势力范围则是从巴勒斯坦到波斯。但在这一切成为现实之前，英国必须先击退奥斯曼帝国对苏伊士运河的进攻，这里被认为是英帝国的大动脉。此时，英帝国的军队已经将土耳其人赶回叙利亚和伊拉克北部，俄国也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退出了战争，这样整个中东便完全由英法两国来瓜分。奥斯曼帝国的盟友德国提供的援助不仅有武器装备和军官顾问，还有在英法两国的帝国领地和势力范围里四处煽动部族或民族起义，尤其是在印度、阿富汗、北非和伊朗。 但所有这些努力都失败了。到1918年，事情已经很明显了，整个中东都将由英法两国控制，或许还会被它们瓜分，这让它们获得了又一个关键区域，以扩大和巩固它们的帝国霸权。

Vejas Liulevicius, War Land on the Eastern Front： Culture, National Identity and German Occupation in World War I (Cambridge, 2000), 63–72. Cited in Jones, ‘The German Empire’, 59, from Andrew Donson, ‘Models for young nationalists and militarists： German youth literature in the First World War’, German Studies Review, 27 (2004), 588. Paddock, ‘Creating an oriental “Feindbild”’, 230; Vejas Liulevicius, ‘The language of occupation： vocabularies of German rule in Eastern Europe in the World Wars’ in Nelson (ed.), Germans, Poland, and Colonial Expansion, 122–30.

对于德国而言，所有殖民地的丢失和协约国对本土的海上封锁迫使德国的帝国主义者不得不转而打起了建立一个更大的欧洲帝国的主意，尤其是在东方占据更大的势力范围。这绝不是又一个帝国幻想。到1915年，德国军队已经深入俄属波兰，并占领了俄国的波罗的海沿岸各省。他们秉承在战前就已经渲染了的有必要在东方殖民的观念，将“斯拉夫民族”的边界推了回去。在东方的德军占领区，各种管理模式与欧洲国家对海外殖民地的管理如出一辙，尤其是对本国公民和被奴役人民的差异化对待。占领区的当地人接受的是不同的法律条款，他们被迫向路过的德国官员敬礼和鞠躬，并且被强制服劳役。 1917年德国祖国党成立之后，在东方扩大殖民地以供移民的想法开始越发普遍起来。“我看见我的祖国作为欧洲的帝国正如日中天。”一部德国儿童爱国主义故事里的英雄如此说。 德国士兵踏上了俄罗斯帝国的土地，这进一步强化了德国人对于俄国的歧视，他们认为那是个原始的国家，应当成为殖民地，而占领军在当地的言行也和在海外殖民地的差不多。1914年东线发回的一份报告称，无法用语言来描述战线俄国一侧人民的“粗野和兽性”。

Cited in Darwin, The Empire Project, 313. 关于非洲的内容，见Jones, ‘The German Empire’, 69–70。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帝国野心的顶峰是在签署《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时，1918年3月，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政府在压力之下签署了这一和约，这使得德国占领了俄罗斯帝国的整个西半部区域，包括白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各省、俄属波兰、乌克兰，以及黑海沿岸的高加索地区，这比25年后希特勒的军队想要得到的地盘还要多。这一和约给英国带来的前景却是帝国的噩梦：德国-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王朝连成一片，统治了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和中东。当1918年3月德国在西线发动最后一次军事赌博时，情况又进一步恶化，协约国被击退，而且到了灾难性失败的边缘。“我们快要完蛋了。”英国政府的军事顾问亨利·威尔逊爵士警告说。英国的一个所谓“帝国总督”米尔纳勋爵对英国首相戴维·劳合·乔治说，同盟国看起来已经“成了整个欧洲和亚洲北部、中部的霸主”。英国大众也对出现一个从大西洋横跨到印度洋的德属非洲，以及比属刚果被德国吞并的图景感到恐惧。 这样的危机清楚地显示出战争的帝国性和全球性，这样的战争既关乎帝国的未来，也关乎民族的生存。

Robert Gerwarth and Erez Manela, ‘Introduction’, in idem (eds.), Empires at War, 8–9; Philip Murphy, ‘Britain as a global power’, in Andrew Thompson (ed.), Britain's Experience of Empi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Oxford, 2012), 39–40. Richard Fogarty, ‘The French Empire’, in Gerwarth and Manela (eds.), Empires at War, 109, 120–21. 关于征召的士兵人数，Berny Sèbe, ‘Exalting imperial grandeur： the French Empire and its metropolitan public’一文中给出了60.7万这个更高的数字。该文见MacKenzie (ed.), European Empires and the People, 34。

但英帝国的噩梦并未成真，1918年3月德军的攻势失败后，德国那些脆弱的盟友便随之崩溃。一年前的1917年4月，美国向同盟国宣战，在美军的协助下，西线盟军最终成功将德国军队打回了德国境内。11月11日，欧洲战争终于结束，三大帝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随之崩溃，而俄罗斯帝国则在1917年就已终结。英法两国都将第一次世界大战视为帝国的胜利。英国的帝国领地贡献了大量的人力，以及宗主国在全球战场上所需的资金和物资。白人殖民地贡献了130万人，印度动员了120万人，非洲殖民地提供了数十万劳工，其中约有20万人丧生。 法帝国的殖民地则提供了50万士兵（大部分来自法属西非和北非）和超过20万征召劳工，外加贡献了16亿法郎和550万吨物资。 帝国的团结成了战时宣传的中心主题，英法两大强国都预计这场战争会让民主国家更安全，但自相矛盾的是，战争也会让那些毫无民主可言的殖民地留存下去。这一矛盾是理解1918年之后所有帝国所面临的问题的关键，也有助于解释帝国主义在20年后在第二场世界大战中扮演的角色。

Erez Manela, The Wilsonian Moment： 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igins of Anticolonial Nationalism (Oxford, 2007), 23–4, 43–4; Trygve Throntveit, ‘The fable of the Fourteen Points： Woodrow Wilson and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Diplomatic History, 35 (2011), 446–9, 454–5. Manela, The Wilsonian Moment, 37; Marcia Klotz, ‘The Weimar Republic： a postcolonial state in a still colonial world’, in Ames, Klotz and Wildenthal (eds.),Germany's Colonial Pasts, 139–40. Edward Drea, Japan's Imperial Army： Its Rise and Fall, 1853–1945 (Lawrence, Kans,2009), 142–5. 关于欧洲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恐惧，可见Robert Gerwarth and John Horne, ‘Bolshevism as fantasy： fear of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ary violence, 1917–1923’, in idem (eds.), War in Peace： Paramilitary Violence in Europe after the Great War (Oxford, 2012), 40–51。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幸存下来的国家面临着一个关键难题，那就是民族自决原则与帝国观念难以调和，这一挑战常常与美国民主党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原则联系到一起，1918年1月18日，他在美国国会的演讲中将这一原则作为新型国际主义世界秩序的框架。这次讲话在一夜之间便传遍全球，因为威尔逊的第十四点提出“国家无论大小，都拥有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权利”；在演讲的最后，他又重申了他的观点，即所有人民和民族都“有权生活在彼此平等的自由与安全之中”。虽然他从未用过“自决”一词，但他演讲中的模棱两可却为各种解读提供了空间，威尔逊也因此被来自殖民地人民的各种请愿、游说和代表团淹没，他们误认为威尔逊的声明是自己寻求解放的机会。 实际上，因威尔逊声明而出名的“自决”主张源于1917年的俄国革命，当时俄国刚刚于当年3月推翻了沙皇的统治。革命临时政府仍然希望把战争打下去，他们在1917年4月9日宣布自己主要的战争目的在于“在人民自决的基础上建立永久的和平”。一年后，也就是布尔什维克于1917年11月掌权之后，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新政府主席列宁呼吁解放所有殖民地，解放所有被占领、被压迫、被奴役的人民。 布尔什维克的呼吁很快在1919年由于共产国际的成立而得以制度化，这让帝国主义列强警觉了起来，它们于1918—1919年派出了干涉军队以支持反布尔什维克的俄国“白军”。不久前刚和俄国打过仗的日本也在1918年向西伯利亚派出了7万名士兵，并一度尝试建立独立的西伯利亚省，依靠25万军队让日本帝国向北扩张。但布尔什维克的军事胜利和日本国内的不稳定最终让日本在1920年撤军。

Manela, The Wilsonian Moment, 59–65, 89–90. Cited in Manela, The Wilsonian Moment, 149.

在和平到来之际，日益迫近的帝国危机的最初征兆出现了，这种危机是由自决理念引发的。当时一些被占地区的民族期望他们为协约国的胜利做出的贡献能换来宗主国的政治让步，另一些人则希望威尔逊的豪言壮语能帮他们摆脱可恶的帝国主义枷锁，其中一部分人是刚刚被套上这种枷锁的。1919年春，参加巴黎和会的威尔逊及其随员受到了请愿者和请愿信的“轮番轰炸”，这些请愿者和请愿信要求获得完整主权，并且废除帝国主义者关于被占领区人民无力自治的主张。请愿的地区包括波斯、也门、黎巴嫩、叙利亚、突尼斯、法属印度支那（今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埃及和朝鲜。印度民族主义者、印度自治联盟（设在美国）的联合创始人拉拉·拉奇普特·雷伊（Lala Lajpat Rai）还向威尔逊发去电报，感谢他为“全世界所有弱小、被占领、被压迫的民族”开启了新的自由篇章。雷伊坚持认为，美国的出手让“欧洲的帝国势力陷入了阴影之中”。 这些请愿从来没有成功过，在战争结束后的一年里，对帝国统治的反抗（常常是暴力反抗）风起云涌。在朝鲜，1919年3月的示威游行遭到了残酷镇压；在印度，阿姆利则城的骚乱引来了成排的子弹，造成379人死亡；在埃及，民族主义领袖遭到流放，800人在随之而来的反英暴动中丧生。“这不是最丑恶的背叛吗？”一名埃及代表在写给巴黎的信中说，“这不是对道德原则最严重的践踏吗？” 只有爱尔兰例外，那里的民族主义者成功赶走了驻扎在那里的11万英军，并在1922年赢得了正式独立，成立了爱尔兰自由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