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8

Johannes Enstad, Soviet Russians under Nazi Occupation： Fragile Loyalties in World War II (Cambridge, 2018), 51–3, 66–8. Jonathan Steinberg, ‘The Third Reich reflected： German civil administration in the occupied Soviet Union, 1941–4’,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10 (1995), 628. Trevor-Roper (ed.), Hitler's Table Talk, 34, entry for 17 Sept. 1941. Nicholas Terry, ‘How Soviet was Russian society under Nazi occupation?’,in Claus-Christian Szejnmann (ed.), Rethinking History, Dictatorship and War(London, 2009), 134–6. Berkhoff, Harvest of Despair, 48–9.

就和沦陷的波兰一样，苏联人被德国占领者视为殖民地人口，是奴仆，而非公民。事实证明，这一待遇让许多苏联人失望了。在被德军占领的最初几个星期，许多人都觉得，斯大林政府完蛋了，生活会变得更好。“你们把我们从赤贫和共产主义中解放了出来。”1941年7月时有一封信还如此写道。还有一个家庭想要“祝愿阿道夫·希特勒先生未来的工作一切顺利”。但在几个月内，对粮食的掠夺和无处不在的杀戮告诉他们，斯大林主义或许还好点。 占领者和被占领者的法律地位天差地别。苏联人必须每次都向遇到的任何德国人行礼，包括脱帽致敬，不然就会挨打甚至更糟。“仅限德国人”的标识把占领者和被占领者分隔开来。德国人通常觉得这些被统治人民都是些头脑简单、懒惰、邋遢的人，觉得他们理解不了太多东西，“像小孩一样无力表达自己”，只能靠德国长官手里的鞭子抽打着才会听话，尽管罗森堡也在想办法禁止鞭打苏联人。 为了获得更多的配合，希特勒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我们将会给乌克兰人围巾、白面包和所有殖民地人民喜欢的东西。” 德国人对殖民地人民做出了一些姿态以获取善意回报，包括组织节庆，尤其是在5月1日或6月22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天是为了庆祝“解放日”）。在奥廖尔，1943年的五一节这天，当地人还被集合了起来，男性每人领到了2包苏联香烟，女性则领到了总共4625件珠宝；优秀的工人每人还额外领到了几包盐。 然而，总的来说，对当地人的镇压残酷而极端，即便是在有人愿意合作的地区也是如此。德国当局还建立了地方性的警察和辅助部队，即所谓“治安队”（Schutzmannschaften），这些人配备了警犬和鞭子，有时还有武器，用来在面对人民反抗的第一线执法。和东亚的日本人一样，德国人也严重依赖线人和代理人，这些人沿用了苏联的传统做法来打击同胞。受害者常常是游击队员的家人和犹太人，后面的章节会详述他们的命运，但德国人常常会杀害任何人，按希特勒的话说：“只要他斜眼看过我们。”在乌克兰的整个波尔塔瓦州，地方准军事警察部队在1942年全年里每一天都要枪决2—7个人。 常年的杀人显示出这是一种极端的殖民统治，明眼人一看便知。

Grzegorz Rossolin´ski-Liebe, ‘The “Ukrainian National Revolution” of 1941：discourse and practice of a fascist movement’, Kritika, 12 (2011), 83, 93–106.

从来没有人认真考虑过一旦新的地盘到手，应该如何管理这些新的空间。在“巴巴罗萨行动”之前，罗森堡通过与希特勒和其他领导人的探讨，觉得德国应当建立一批小的独立国家，同时在从波罗的海到巴库的整个区域进行吞并和建立保护国。但当他被正式任命为东方占领区部长时，希特勒却开始改变主意，不再致力于为新帝国建立任何战后组织。他告诉罗森堡，“不要提前做最终的政治决定”。立陶宛当地的民族主义者宣布建立政府时立刻遭到了镇压。乌克兰的德军支持者、斯捷潘·班德拉（Stepan Bandera）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OUN）于1941年6月30日宣布在利沃夫成立乌克兰新政府，班德拉自任领袖，掌管“乌克兰主权”，但是7月5日班德拉就被逮捕并押往柏林。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期待能在乌克兰得到“克罗地亚式”解决方案，但被告知，乌克兰人不是德国的“盟友”。

Matthäus and Bajohr (eds.), Political Diary of Rosenberg, 253–7. Theo Schulte, The German Army and Nazi Policies in Occupied Russia (Oxford,1989), 65–8.

罗森堡并不反对按德国的意愿在乌克兰建立某种类型的政体，但他的新部门，就和日本的“大东亚部”一样，基本上没什么实权。“我没能得到完整的权限。”这位新部长在日记中抱怨道。此时已经明确，占领区的经济组织全权归戈林和他的东方经济团管辖，而党卫队和警察头子希姆莱则坚持要求把征服地区的安全、种族清洗和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工作交给他的组织，他手里管着至少5个彼此独立的部门。 由于东线仍然是战区，所以紧挨着战线后方的区域仍归军队管辖，由一套由野战指挥官、战区指挥官和小规模守备队指挥官组成的指挥体系管理。和日本的军政府一样，德国的管理架构也要负责多种任务，包括镇压和监视民众、为战争获取物资供应、维持地方治安、动员地方劳动力。还有一个“犹太人处”，负责登记和标记犹太人，并剥夺他们的财产 。他们需要依靠当地民众的合作，当地人可以担任市长、村官，沿用原来的民政管理体系。但即便是在这些民管的地区，军队仍在组织结构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享有某种优先权。结果，占领区的管控架构一团乱麻，罗森堡的部门也被戏称为“混乱部”（Cha-ostministerium）。

Roland Clark, ‘Fascists and soldiers： ambivalent loyalties and genocidal violence in wartime Romania’,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31 (2017), 411.

随着战线的前移，德国建立了民管的占领区——帝国专员辖区，每个辖区由一名希特勒任命的专员掌管。最初只有两个专员辖区：奥斯特兰帝国专员辖区，将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大部分白俄罗斯纳入纳粹党头领欣里希·洛泽的管辖；乌克兰帝国专员辖区，1941年时包括了部分白俄罗斯和大部分乌克兰，1942年又把整个乌克兰划了进去，由东普鲁士大区长官埃里克·科赫管辖。在这片区域中，希特勒和希姆莱希望将最远到比亚韦斯托克的东方地盘并入德国，将加利西亚并入波兰总督府，将克里米亚更改为古称“哥廷瑙”，使其成为德国殖民地，再将一处被称为“英格尔曼兰”的德国移民区一直延伸到列宁格勒。德国人还规划了两个专员辖区，一个在莫斯科周围，另一个在高加索（要等到德军占领南方区域）。希特勒为了让罗马尼亚参战，同意把乌克兰西南部一个被称为“德涅斯特河沿岸”的地区划入“大罗马尼亚”。安东内斯库在这里建立了13个军事总督府来管理各个州县，当地的乌克兰警察和官员也被留用以维持秩序。

Steinberg, ‘Third Reich reflected’, 615. Theo Schulte, ‘Living standards and the civilian economy in Belorussia’, in Richard Overy, Gerhard Otto and Johannes Houwink ten Cate (eds.), Die ‘Neuordnung Europas’： NS-Wirtschaftspolitik in den besetzten Gebieten (Berlin,1997), 176; Steinberg, ‘Third Reich reflected’, 635. Wendy Lower, ‘The reibungslose Holocaust? The German military and civilian implementation of the “Final Solution” in Ukraine, 1941–1944’, in Gerald Feldman and Wolfgang Seibel (eds.), Networks of Nazi Persecution： Bureaucracy, Busines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Holocaust (New York, 2005), 246–7.

德国帝国专员辖区的管理资料被收纳在罗森堡的部门建立的棕色文件夹里。共有24个地方性总专员辖区（其中最重要的是白俄罗斯，首府设在明斯克），下辖地区和城镇专员辖区，其中80个设在城市，900个设在乡村。 德国人在其中十分分散。总专员辖区有约100名工作人员，城镇和乡村专员辖区则只有两三人，还有一些在当地招来的警察和民兵配合工作。在白俄罗斯的格卢波科耶（Glubokoye），仅仅79名德国官员要看管40万人口。整个德占区估计有5500万人口，却只有3万名德国官员要管辖从农耕到采矿的所有事情。 许多农村居民很少见到德国人，除非是在某一次旨在搜查游击队员及其支持者的惩罚性袭击中，这种袭击也很常见。在农村，苏联原来的行政村得以保留，由一名当地镇长或村长掌管。根据1941年7月颁布的一项军管法令，占领区的民众不能担任任何行政村以上的管理者。权力完全被德国统治阶层握在手中，还有各种投敌者予以配合，无论他们是自愿的，顺从的，还是被迫的。除了这些文官组织，希姆莱还建立了一张由党卫队高官和警察首脑组成的网络，他们身处地区一级，与总专员以及党卫队和警察的领导人保持着松散隶属关系。这些人虽然名义上隶属于专员辖区，但希姆莱允许他的人不搭理文官的要求——他觉得这些人不过是“一群吃白饭的官僚”——并直接从自己这里领受命令。 罗森堡对希姆莱的安全机构深恶痛绝，但“殖民地”的日常执法正是通过这些机构得以残忍地开展。

Terry, ‘How Soviet was Russian society?’, 131; Kim Priemel, ‘Occupying Ukraine：great expectations, failed opportunities, and the spoils of war, 1941–1943’,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48 (2015), 39. Richard Overy, Goering： The Iron Man, 3rd edn (London, 2020), 131–2. Kim Priemel, ‘Scorched earth, plunder, and massive mobilization： the German occupation of Ukraine and the Soviet war economy’, in Jonas Scherner and Eugene White (eds.), Paying for Hitler's War： The Consequences of Nazi Hegemony for Europe (Cambridge, 2016), 406–7. Overy, Goering, 132–3.

对于沦陷区的几乎所有民众而言，关键问题并不是如何管理，而是在苏联体系消失后当地经济怎样才能给他们提供粮食和工作。1941年夏，一名德国官员说：“旧苏联的经济生活已经完全消失了。”另一个德国目击者则提出，苏联红军对于任何可能资敌的东西进行了全面破坏，给乌克兰留下了“彻底的灾难和一无所有”。 在德军迅速占领的地方，一些东西还能留下来，但数以千计的工厂及其工人队伍都被匆匆转移到了苏联内地，使得沦陷区彻底失去了有价值的工业生产力。放在所谓“绿色文件夹”里的德国经济策略，与日本的十分相似：军队要依赖本土独自生存；为战争经济和军队供应物资和装备具有绝对优先地位；当地人只能在符合德国利益的时候才能获得供应，其余人都要接受“饥饿计划”为他们设计的命运。1941年6月28日，希特勒明确，戈林将对占领区经济的所有方面享有“完全决策权”，决策通过入侵前成立的东方经济团来执行。 物资仓库和机器设备由各个战利品组负责拿到手并送回德国。占领区的金属、原材料、毛皮堆积如山，但把这些战利品运回去被证明困难重重，许多物资在运输途中丢失或者损毁。在缴获的1800万吨原材料中（大部分是铁和煤），只有550万吨被送回德国国内。 直到9月德军准备占领乌克兰南部的工业区时，戈林才批准建立国有专营公司来接管残留的苏联工业设施，并利用它为战争服务。纺织业专营公司、东方纺织企业协会开始配合军需生产；重工业和采矿业被帝国工厂的下属单位东方矿业和钢铁工业协会（BHO）完全接管；一旦拿下高加索，石油资源（戈林认为这是“入侵苏联的主要经济目的”）就将由大陆石油专营公司掌控。戈林手下分管重工业的副手保罗·普莱格尔解释说，这些举措的目的并不是“经济开发和殖民地开发”，而是服务于打赢战争的短期需求。

Priemel, ‘Occupying Ukraine’, 37–9, 48, 50–52. Eichholtz, Deutsche Ölpolitik, 450–60.

就和日本人在东南亚发现的情况一样，恢复生产远比战前计划预计的困难得多。唯一的重大成功是恢复了尼科波尔（Nikopol）锰矿石的生产，这对于生产高质量钢材具有绝对的优先地位。由于启动缓慢，戈林在帝国航空部时的秘书长埃哈德·米尔希（Erhard Milch）临危受命，承担起重启锰矿生产的重任。到1942年6月，锰矿石产量重回战前每个月5万吨的水平，到9月就超过了苏联的产量；这些地盘在被苏联收复之前，已经向西运送了180万吨矿物。但在其他地方，损毁的设施很难在战争条件下修复。在顿涅茨盆地的主要工业区，入侵前的26400台工业马达中只有2550台仍然在被使用；矿井被炸毁，无法撤离的工厂都被破坏掉了，各处的交通也缓慢而不可靠。位于扎波罗热的苏联最大水电站的大坝被炸毁，使得整个工业区电力不足。强征来的劳工在1943年重新修建了大坝，但不久之后德军撤退时将它再次炸毁。顿巴斯产量丰富的煤矿和铁矿无法恢复生产。德国工程师和苏联矿工在1941年到1943年间设法挖出了400万吨煤，这只是战前产量的5%；两年生产38万吨铁矿石和75万吨褐煤对于德国的需求量而言不过是九牛一毛。 恢复钢铁生产的努力也效果不彰，即便是鲁尔区的私营企业被请来充当被破坏工厂的“教父”——但不是企业主——之后也是如此，这些企业在国内的生产已经压力重重，接受这样的邀请自然也十分勉强。石油的情况最令人失望。当德军最终在1942年秋季抵达高加索的石油城迈科普（Maikop）时，启动生产所需的50台钻井机还堆在国内等候运输。石油工程师和设备都必须被从德国规模不大的天然油田送到东方来，这就让本土的石油工业陷入了专业人员不足的困境，但是当这些工程师抵达迈科普时，他们才发现苏联对油井的摧毁是多么彻底。生产从1942年12月仅仅持续到1943年1月17日，当德军离开这一地区时，工程师们从这些1940年产量曾达340万吨的油田里仅仅挖出了1500吨多一点的石油。 虽然德国人一直说要靠苏联石油给战争机器加油，但即便拿下高加索，德国人也还需要花上数年时间来修复被破坏的设施，为输油管道寻找路线，或者用德国小小的油船队来运输石油。没什么比这更能彰显希特勒战略核心的不切实际了。

Priemel, ‘Occupying Ukraine’, 42–8. Christoph Buchheim, ‘Die besetzten Länder im Dienste der deutschen Kriegswirts chaft während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34(1986), 123, 143–5.

随着东线战争打成消耗战，德军想要在当地生产更多武器弹药以缓解运输系统的压力，但是他们只在1942年进行了恢复弹药生产的尝试，组织了所谓“伊万计划”，想要每月生产100万枚炮弹。在从被破坏的工厂东拼西凑了一堆机器和物资，并从德国调来更多资源之后，生产终于在1943年5月启动，但此时所需的9300名工人仅仅到位了880人。几个月后，随着苏联红军的逼近，这一计划又无疾而终。整个占领区被修复的工厂的工人总数在1943年春季仅有8.6万人，那些没有被送到德国充当强迫劳动力的苏联工人被证明很难遵守纪律，他们经常到处流窜，令人失望。 据1944年3月德国研究署做的一项关于战争经济的调研统计，在德国战争机器从整个“大空间”获得的总价值777亿马克的物品中，东线占领区只提供了45亿马克，这充分显示了原先苏联的经济枯竭和被破坏到了何种程度。从整个东线占领区掳获的战利品总价值仅有5900万马克；从欧洲其他地方掳获的战利品则价值2.37亿马克。即便考虑到计算战时物资价值的现实困难，这份统计数据也表明，关于东方财富的幻想仅仅是个——幻想。

Arnold, ‘Die Eroberung und Behandlung der Stadt Kiew’, 36.

被希特勒认为最终会成为欧洲粮仓的地方的粮食供应，基本上也是差不多的故事。占领区生产的粮食首先要满足军队的消耗，多余的部分再被送回去改善德国人的口粮。按照巴克的“饥饿计划”，给苏联人供应粮食并不是优先事项，尤其是在那些预期没有多少经济资源的地区。“大片地区将被忽略（饿死）。”德军战争经济署负责人托马斯将军在1941年7月说。“绿色文件夹”的资料显示，林区和城市区域没有获得粮食供应。即便是在盛产粮食的乌克兰，德军在开战一个月后也已很难搜刮到粮食，这令他们发出一条指示，“更有力地压迫当地人”，夺走任何能吃的东西，而无须考虑种植者的死活。德军在9月占领基辅后就打算饿死这里的人，他们试图禁止当地农民把东西运进城市的所有尝试，以保障战前关于将粮食运往德国的计划。 德国掠夺策略完败，不仅仅因为在东线大约50%的军需食品（包括数十万匹军马所需饲料的一半）还要从国内运来，而非从东方往回运送粮食，还因为蓄意的饥饿政策使得军队无法利用当地劳动力，而且会损害次年的粮食供应，并在后方地域引发饥饿暴动。

Arnold, ‘Die Eroberung und Behandlung der Stadt Kiew’, 39. Sergei Kudryashov, ‘Labour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y of the Soviet Union 1941–1944’, in Overy, Otto and ten Cate (eds.), Die ‘Neuordnung Europas’, 165–6 ;Schulte, ‘Living standards and the civilian economy’, 179–80. Priemel, ‘Scorched earth, plunder’, 405–6. Schulte, German Army and Nazi Policies, 96–7. Gustavo Corni and Horst Gies, Brot, Butter, Kanonen： Die Ernährungswirtschaft in Deutschland unter der Diktatur Hitlers (Berlin, 1997), 553–4, 574.

戈林最终还是下达了指示——任何为德国占领军服务的人都“绝对不应被饿死”，但是他们的家人和不工作的人就吃不到多少东西了。 口粮供应水平勉强够维持体力劳动或社会生活：从事“有用工作”的人每人每天1200卡路里，不直接服务占领军的850卡路里，14岁以下儿童和所有年龄的犹太人420卡路里。大规模的饥荒得以避免，但这仅仅是因为许多城市家庭逃到了据说粮食更充足一些的农村。但是即便是在农村，对收获的不断征收、高额的各种税负，以及强制配给制让许多村民的粮食也不够吃。为了弥补，他们会在小块土地上种植蔬菜，还会挖掘秘密地窖以藏匿粮食，以免粮食被日常的搜查拉走，但即便如此，口粮最多也只是刚刚够吃而已。 德国人的征用如此彻底，以至于距离前线单位150千米的区域成了一个“无生命区”，那里没有任何植物或动物产品。在库尔斯克和哈尔科夫这些刚好位于前线的苏联城市，人们的口粮只有每天100克面包。 城市里的消费者之所以能活下来，是因为有大量依靠物物交换的黑市存在。德国人数量少而分散，无法控制涨价。在白俄罗斯的一个野战指挥官辖区，1942年夏季每千克面包的官方价格是1.20卢布，但非官方价格则是150卢布；每升葵花籽油官方售价14.5卢布，但黑市价高达280卢布。 在这种情况下，大面积的饥饿成了每天的日常，对德国食品供应政策的仇恨成了把民众推向对立面的关键因素，他们只不过想过得好一点而已。“欧洲粮仓”的生活水平也达不到德国人的预期。德国在战时从苏联获得的粮食还不如1939—1941年和平时期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得到的多。抢到的大部分粮食被消耗在了占领区当地，无法被送到德国。每年都有约700万吨粮食被德国军队和占领区文职人员吃掉，被送回德国的粮食则少得多，1941—1942年只有200万吨，1942—1943年有290万吨，1943—1944年则只有170万吨。这些粮食占到战争第一年和最后一年德国粮食消耗量的10%，而在1942—1943年这一比例则高得多，达到19%。当时希特勒和戈林坚持要求从苏联榨取每一克粮食，而无须顾虑当地人付出何种代价。

Stephan Lehnstaedt, Imperiale Polenpolitik in den Weltkriegen (Osnabrück,2017), 433.

在东方难以恢复稳定经济环境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德国甚至在战火仍在燃烧时就进行了大规模的战时生物政治重构计划。希特勒在1939年10月6日的一次重要讲话中提出，击败波兰后，他要在德国的这块新帝国领地中建立“新的人种秩序”。10天后，希特勒告诉希姆莱，这场战争“是一场种族战争，不受合法性限制”。 希姆莱和一群高校专家在党卫队内部组织了中央保安局（RSHA）、强化德意志民族性国家委员会（RKFDV），以及党卫队种族和移民总署（RuSHA），专司将选定的占领区德国化、在其余殖民地区消除多余人口，以及用各种办法消灭整个占领区大量犹太人口的复杂任务。头几个短期计划（Nahpläne Ⅰ—Ⅲ）带来的结果不算理想。到1940年底，只有24.9万波兰人和犹太人被赶出被吞并的波兰领土，而按照强化德意志民族性国家委员会副主任康拉德·迈耶-海特林在1940年1月提交给希姆莱的《东方占领区总计划》，这一数字应该达到60万人，或者按照1940年4月的第二项短期计划（Nahplan Ⅱ）计划应达到80万人。许多波兰人躲过了驱逐，或者悄悄回了家，而铁路运输能力则被证明始终是个瓶颈。许多波兰工人被送往西方而非东方，以解决德国根深蒂固的劳动力不足问题，但这与“种族清洗”这一目标是背道而驰的。为了确保那些被送往德国的波兰人不会“污染”德国的种族主体，他们受到了党卫队种族和移民总署的人的监视，以严防出现那些在种族上不可接受的情况。最终，波兰总督府总督汉斯·弗兰克拒绝让他的地盘沦为从吞并的波兰领土上驱赶出来的波兰人和犹太人的聚集地。于是犹太人被赶进犹太区，或者被送到苏德边境的东墙防线上从事强迫劳动，这条防线很快随着侵苏战争的爆发而被废弃。1940年12月制订的第三项短期计划（Nahplan Ⅲ）计划要求驱逐77.1万名居住在犹太区之外的波兰人和犹太人，但这新一轮种族清洗在1941年3月戛然而止，因为军队运输成了优先事项。对于希姆莱和屡遭挫败的种族迁移组织而言，侵苏战争最终打开了打破僵局的可能性，他们可以将那些不喜欢的种族驱赶到遥远的苏联荒野，饥饿与寒冷将会消灭数百万这样的人。

Isabel Heinemann, ‘“Ethnic resettlement” and inter-agency cooperation in the Occupied Eastern Territories’, in Feldman and Seibel (eds.), Networks of Nazi Persecution, 217–22; idem, ‘“Another type of perpetrator”： the SS racial experts and forced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occupied regions’,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15 (2001), 391–2. Dietrich Beyrau and Mark Keck-Szajbel, ‘Eastern Europe as “sub-Germanic space”： scholarship on Eastern Europe under National Socialism’, Kritika, 13(2012), 694–5.

然而，“巴巴罗萨行动”对于德国人的种族理想来说既是希望，也是威胁。占领区有着数以百万计的斯拉夫人和犹太人，足以湮没那一点点德国人，并挫败为德意志种族夺取生存空间的目标。一个解决方案是消灭大部分现有人口，巴克的“饥饿计划”已经预计到了这一结果。1941年7月的“东方总计划”则对此再次确认。第二个解决方案靠的是正向的努力，通过引入德国移民和驱逐非德裔人口来实现东方关键地区的德国化。这是些长期计划，但是在占领的头几年就开始实施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加利西亚和克里米亚这几个总督府要被彻底德国化，这不仅要依靠从西方移居至此的德国人，还要依靠已经生活在东方的德裔，以及那些具有明显德国人特征和血统的东部人口，用种族规划的奇怪语言来说，这些东部人口能够通过“重新德国化”（Wiedereindeutschung）再次变成德国人。波兰、阿尔萨斯-洛林和苏联占领区的党卫队和移民部门对约400万人进行了筛选，将这些人分成三大类：O类，适合移民到东方；A类，送回德国国内的营地再教育，直至成为德国人；S类，种族上不适合，要被送回来源地，有些时候还会被送往劳动营。 德国人还要在苏联领土上寻找德国生物学和文化特征的残存线索，以说明早期德国殖民者没有被所处的斯拉夫环境完全同化。罗森堡的部门派出以人种学家卡尔·施通普（Karl Stumpp）为首的“施通普突击队”，以找出那些看上去残留着“德国人”气息的乌克兰村落，虽然党卫队的种族主义官员们觉得施通普找到的许多“德国人”都属于不可接受的种族，而许多村民自己也抗拒被重新归类为潜在的德国人。

Barnes and Minca, ‘Nazi spatial theory’, 670–74; Ingrao, Promise of the East,99–100, 144–8. Lehnstaedt, Imperiale Polenpolitik, 447; on Moscow and Leningrad ‘den Erdboden gleichzumachen’, Arnold, ‘Die Eroberung und Behandlung der Stadt Kiew’, 27.

与此同时，对占领区的实质性重构工作也已启动，以对可能延伸至乌拉尔山脉或更远的广大空间实现长期殖民化。此举的目标是让少量有德国血统的居民得以驱使以斯拉夫人为主的大量人口，具体做法是每隔100千米左右就建立一个“移民与安全据点”，其中有一支党卫队的守备队和少量移民。这些“安全据点”将警戒德国移民的地盘，并使得对内陆斯拉夫人的镇压和控制成为可能。德国人还组成居民不超过2万人的小镇，周围环绕着德国农民居住的村庄，这样既可以避免大城市带来的社会危险，又可以使殖民者牢牢扎根于这片新土地上。希姆莱在1942年后期的一次演讲中说，这些殖民点“就像一串串珍珠，我们会将它们扩展到顿河与伏尔加河流域，希望还能扩展到乌拉尔山脉”。 大城市将按照希特勒的要求被抹除或德国化。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要“被夷平”，华沙则被缩减为一个拥有4万德国人的城市，以抹杀波兰民族身份认同的关键对象。

Ingrao, Promise of the East, 101. Gerhard Wolf, ‘The Wannsee Conference in 1942 and the National Socialist living space dystopia’,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 17 (2015), 166; Andrej Angrick,‘Annihilation and labor： Jews and Thoroughfare IV in Central Ukraine’, in Ray Brandon and Wendy Lower (eds.), The Shoah in Ukraine： History, Testimony, Memorialization (Bloomington, Ind., 2008), 208–11.

建设计划被交由党卫队的经济专家汉斯·卡姆勒（Hans Kammler）负责，总体领导此事的则是希姆莱的另一个管理部门，经济和行政管理总署（WVHA）。卡姆勒制订了一份“和平时期建设暂行计划”，在1942年2月发布，尽管和平此时还遥遥无期。第一批“安全据点”的建设更早就开始了。1941年7月，当时希姆莱要卢布林地区的党卫队和警察安保头目奥迪洛·格洛博奇尼克（Odilo Globocnik）负责筹建警戒区。但劳动力的缺乏，尤其是大屠杀后犹太劳动力紧缺，拖慢了这一计划，到1942年秋，建设工作被完全放弃。 更加优先的是军事任务，包括为了缓解军队后勤难题而建设的穿越波兰和乌克兰的主干道。负责军事工程的“托特”（Todt）组织修筑了不少于24993千米的道路，修复了数百座受损桥梁。按计划，长达2175千米的四号高速公路将通向克里米亚和高加索。1941年，筑路工程在当地党卫队领袖弗里德里希·卡茨曼（Friedrich Katzmann）的配合下从加利西亚启动。他把道路经过的走廊地带的犹太人全部聚集起来，要他们在筑路工程中干到死。卡茨曼宣称：“每千米死掉1000个犹太人还是1万个犹太人都没关系。”犹太劳工得到的食物很少，常常遭到毒打，而且他们如果懈怠或者累垮，就会被当场枪毙，行刑者不是党卫队，而是为“托特”组织工作的当地工程警卫。当劳动营在1943年关闭时，估计有2.5万人死亡或被杀。

Markus Lenig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 ‘Volkstumsarbeit’ und Umsiedlungspolitik 1933–1945 (Berlin, 2011), 89. Ingrao, Promise of the East, 108–9. Heiko Suhr, Der Generalplan Ost： Nationalsozialistische Pläne zur Kolonisation Ostmitteleuropas (Munich, 2008), 18–20; Lehnstaedt, Imperiale Polenpolitik, 450. Daniel Siemens, ‘“Sword and plough”： settling Nazi Stormtroopers in Eastern Europe, 1936–43’,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 19 (2017), 200–204. Kiernan, Blood and Soil, 452. Geraldien von Frijtag Drabbe Künzel, ‘“Germanje”： Dutch empire-building in Nazi-occupied Europe’,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 19 (2017), 241, 248–51;Siemens, ‘“Sword and plough”’, 204.

另一个挑战则在于找到愿意迁往新土地的移民。来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罗马尼亚和波兰苏占区的数以千计的德裔人口最终都移民到了被吞并和被占领的区域，根据强化德意志民族性国家委员会的官方报告，到1942年底共有544296名移民。 但对于苏联沦陷区的殖民地而言，找到既愿意迁居又种族合格的德国人则前景艰难。在罗森堡的部门里负责移民事务的埃哈德·韦策尔（Erhard Wetzel）发现，住在西方的德国人“拒绝移民东方……这仅仅是因为他们觉得东方土地过于单调而且压抑，或者过于严寒而且蛮荒” 。根据希姆莱的命令，德国人在东方总督府下属的扎莫希奇城及其周围打造了一个德国移民样板区，1942年11月，这里300个村庄的5万波兰人被赶出了他们的农田和家园，以便为德国人腾出空间。然而，几个月后这一计划半途而废时，迁居此地的德国人只有1万人，而不是计划中的6万人，他们大部分来自比萨拉比亚和罗马尼亚，有些人还是第二次移民。 纳粹党的冲锋队和党卫队都想要劝说人们自愿移民东方，但是到1943年1月，冲锋队只接到了1304份申请（而不是最初预计的5万份），其中仅有422人真的去了东方，党卫队到1942年6月也只收到4500份申请，尽管希姆莱野心勃勃地想要用他自己的人充实殖民地。 为了协助填充这些空间，那些原先的东非德国移民在波兰建立了农场，这样，按照1943年秋季一篇报纸新闻的报道，他们在东方的重建中“仍然能够在各个地区成为真正的先锋”。 早在1941年6月，德国人便向他们的“日耳曼人兄弟”荷兰人呼吁“向东看！”然而，尽管德国人期待着数以千计的报名者，但在6000名离开家乡赴德国工作的荷兰人中只有几百人志愿移居到新土地上。在那里，德国当局傲慢的对待和陌生的环境让他们的幻想尽数破灭。德国人抱怨说荷兰人总是醉醺醺的、不守纪律，因此想把许多荷兰人赶走，但即便是负责派遣农民到东欧的荷兰委员会也抱怨说，大部分荷兰志愿者只是“一帮探险家”。

Ingrao, Promise of the East, 108–14; Michael Wildt, Generation des Unbedingten： Das Führungskorps des 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es (Hamburg, 2002), 663–5 ,669–70. www.holocaustresearchproject.org, Speech of the Reichsführer-SS at the SS Group Leader Meeting in Posen, 4 Oct. 1943, p. 16.

虽然德国殖民者没能大批到来，但这个乌托邦式的移民计划仍在进行。这个计划最极端之处是要在东方占领区进行大规模的人口削减。韦策尔制订的一个《东方总计划》版本中，提出了一个为期30年的殖民计划，要驱逐3100万人口，只留下1400万人为占领国服务。1942年12月23日提交给希姆莱的最后一稿《东方总计划》和汉斯·埃里希在1942年底起草的最终版《东方总计划》，都是德国人在战争努力已经深陷危机时提出的白日梦般的计划。这两份计划测算，在东线占领区的人口中，85%的波兰人、50%的捷克人、50%的波罗的海国家人、75%的白俄罗斯人和65%的乌克兰人都是“可牺牲的”，总共47925000异族人将被驱逐或消灭，这还不包括犹太人，他们大部分已经遭到杀害。 直至1942年秋季，吹牛大王希姆莱自己还幻想着德意志的帝国能够存续400—500年，统治6亿德国人，并且按他自己后来的说法，去“亚洲进行生存之战”。

“清除了犹太人”的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