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9

http：//prorev.com/ wannsee.htm, Wannsee Protocol, 20 Jan. 1941, p. 5.

尽管有数百万人在战争中丧生，数十万人被赶出家园，流离失所，但许多版本的《东方总计划》中提到的对数千万人的大规模驱逐和屠杀并未出现。然而，整个占领区中犹太人的命运却是个例外。欧洲的绝大部分犹太人仍然居住在曾是“沙皇圈禁区”的地方，俄罗斯帝国的犹太人曾被迫居住在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到乌克兰西南部的各个地方，这对他们来说本来已是悲剧；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德国人恰恰又想要把这一片地区变成日耳曼人的伊甸园，于是，他们将最残酷的反犹措施都用在了这里的治安机构中。根据盖世太保总部中阿道夫·艾希曼领导的犹太人事务处的计算，1100万欧洲犹太人中有660万人居住在东方占领区内，还有150万人住在苏联的其他地方。 结果，在1941—1943年的种族灭绝中，被屠杀的犹太人中来自东方的人占了大部分，但绝对不是全部。他们的命运与其他数百万被饿死或被迫迁徙以为德国人腾出空间的人，以及被征为劳动力的人的命运截然不同，因为犹太人被单独挑出来当作德国人民的种族敌人，被用各种方法加以消灭，首先是在德国，接着在被德国征服的东方，最后是在整个德国“大空间”。在纳粹政府的种族语境中，这将是“清除了犹太人”的地区。1945年之后，人们都知道了，这就是对轴心国及其占领区所有地方的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和大屠杀。东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那里所有落入德国人之手的犹太人都遭遇了相同的结局，被用一步步变得更加系统化的方法杀害。

Snyder, Black Earth, 5–8. Wilhelm Treue, ‘Hitlers Denkschrift zum Vierjahresplan, 1936’,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3 (1955), 204–5.

虽然与屠杀犹太人关系密切的“民族重构”计划虚无缥缈，但这是对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这是种委婉的说法）的唯一解释，而这个问题之所以存在仅仅是由于希特勒和纳粹精英们靠自己的想象把犹太人视为一个问题。从根本上看，希特勒及其周围的反犹主义者具有一种摩尼教式的世界观，认为代表优秀人种的德国人民与作为全世界万恶之源的“犹太人”是针锋相对的。在希特勒古怪的末世论观点中，德国人民的生存是要以消灭犹太人为前提的。犹太人代表的是“反民族”势力，挑战着“种族的自我延续”。 1936年，希特勒在一份只给少数亲密同僚看过的亲自撰写的文件中（这样的文件为数很少），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没能消灭犹太人的威胁将是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最可怕的种族灾难”，这将会导致德国人的“彻底毁灭”。 这种对决在希特勒看来十分尖锐：德国人与犹太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他在1939年1月30日对德国国会的演讲中首次公开明确提到要消灭犹太人，他预言说，如果犹太人把德国再次拖入世界性战争，那么等待着他们的命运就是“灭亡”。

Peter Longerich, The Unwritten Order： Hitler's Role in the Final Solution (Stroud,2001), 155. Alon Confino, A World without Jews： The Nazi Imagination from Persecution to Genocide (New Haven, Conn., 2014), 195.

对希特勒来说，战争和随后灭绝犹太人的做法是分不开的。实际上他后来再提到那个“灭亡犹太人”的预言时，都说那是在1939年9月1日战争第一天说的。1941年12月，当德国发现自己终于身处全球战争时，这个预言又在12月12日那次命运攸关的会议上被再次提起，作为在整个“大空间”里不受限制地消灭犹太人的依据。几天后，希姆莱与希特勒交流后，在日记里写道：“犹太人问题：视为游击队予以根除。” 1942年1月30日，也就是他发出那个预言的周年纪念日，希特勒宣布，现在“钟声即将敲响，全世界有史以来最邪恶的敌人将在至少1000年里退出舞台” 。两周后他对戈培尔说，犹太人“还将随着我们敌人的灭亡而被消灭”。这里他再次将种族灭绝和战争联系到了一起。1942年4月底，在对德国国会的讲话中，希特勒最终把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德国面对的所有痛苦和危险都归咎于全世界的犹太人，以此支持他的种族灭绝决定：

Domarus, Reden und Proklamationen, ii, 1866–7, speech of 26 Apr. 1942 (author's translation).

1914年推动英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幕后力量是犹太人。后来削弱我们，并造谣说德国无法再胜利将自己的旗帜带回家，从而迫使我们投降的，也是犹太人。是犹太人煽动我们的人民造反，让我们失去了继续抵抗的可能性。犹太人自从1939年以来把英帝国进一步带入了最危险的危机。犹太人还是布尔什维克扩散的推动者，这曾经让欧洲面临毁灭。他们同时还是富豪排行榜上的战争贩子。一个犹太人圈子甚至仅仅出于犹太资本家自己的看法就驱使美国违背自己的利益加入了战争。

这篇讲话恶意混杂了虚妄的仇恨和编造的历史，将犹太人塑造成了德国人要与之战斗到死的宿命之敌。对希特勒来说，这些观点并不是理性的产物，只是出于他的偏执。它们的空想属性很快就将显露出来。希特勒从未到过集中营，也没有亲手杀过犹太人，但他将犹太人说成是历史上恶行的推手，导致了战争中期出现了由于肆无忌惮地宣扬种族报复而进行的真真切切的屠杀。

Gustavo Corni, Hitler's Ghettos： Voices from a Beleaguered Society 1939–1944(London, 2002), 23–5. Leni Yahil, The Holocaust： The Fate of European Jewry 1932–1945 (New York,1990), 164.

1941年，对犹太人的批量屠杀起初只是一些零散而随意的现象，但只有意识到这个政府从1933年就开始孤立和排斥犹太人，才能理解这一情况。直到1940年，德国人还只是想要剥夺犹太人的财产，逼迫他们移民，数十万人也确实遭此命运。德国国内到处都是关于犹太人在国内外历史上造成威胁的说法，但是希特勒偏执观点的内核体现在了对所有党卫队、警察和安全部队的政治教育中，也被想要为希特勒所谓“犹太人问题”寻找答案的学界接受。正是这些人使得希特勒对“犹太人”的隐喻观点转化成了对真实的犹太人进行迫害和屠杀的政策。随着战争的进行，当数百万波兰犹太人落入德国人手中时，情况发生了变化。1939年9月21日，中央保安局头头赖因哈德·海德里希命令将所有犹太人集中到总督府，然后送进犹太区或劳动营。 生活在瓦尔特高（Warthegau）吞并区的犹太人都被驱赶到总督府辖区，但这些人的迁徙被证明十分困难，因此还要在现在的德国地盘上建立大型犹太区。在卡里施镇（Kalisch），1940年秋季建立了一个犹太区/劳动营，但所有老弱病残的犹太人都被带到附近的森林里枪毙了——这是种族灭绝始于纯粹地方层面的一个早期例子。

Wolf Gruner, Jewish Forced Labour under the Nazis： Economic Needs and Racial Aims, 1938–1944 (Cambridge, 2006), 232–52. Ullrich, Hitler： Downfall, 251–3. Ullrich, Hitler： Downfall, 267.

在总督府，大部分犹太人已经被集合起来，汉斯·弗兰克命令所有18岁至60岁的犹太男性从事强制劳动，让他们在恶劣条件下为与战争相关的工程劳作。奥迪洛·格洛博奇尼克在卢布林为大约5万到7万犹太男性组建了76个劳动营，让他们日复一日地在齐膝深的水中修建碉堡、道路和水渠。这些强制劳动力已经遭受了合法的暴行：只要试图逃避劳动或者被认为偷懒，就会被枪毙或绞死。食物如此匮乏，以至于劳工们要么被饿死，要么因无法继续劳动而被枪毙。到1941年，总共70万名犹太劳工中的许多人已是衣衫褴褛，光着脚劳作。 其余犹太人口则被赶进了大约400个大大小小的犹太区中的某一个。当犹太区被填满后，德国当局开始担心疾病的威胁以及供养犹太人会让德国人受到损失，而驱逐工作进展缓慢则让文官当局、中央保安局的安全机构，以及警察和军队之间常常发生争执。战争对劳动力的需求，与孤立、掠夺犹太族群的愿望相互矛盾，很快又与希姆莱的安全机构想要清除犹太人区域、让犹太人病饿而死的野心相冲突。法国的战败一度引发了把所有犹太人送到法国殖民地马达加斯加的想法。1940年5月，希姆莱把这个点子提给了希特勒，发现他“非常同意”。 他们想把这座岛屿变成德国的保护国，由一个德国总督来掌管这个环境恶劣的殖民地，犹太人则是不幸的被殖民者。由于英国控制着海洋，这一计划被证明十分不现实，1942年，正是英国夺取了这座岛屿以预防可能到来的日军占领。“巴巴罗萨行动”的迫近引发了可以把犹太人赶到东方远处的想法。直到1941年夏季，这看起来都是希特勒更倾向的解决方案。7月，他对克罗地亚的国防部长说：“把犹太人无论赶到马达加斯加还是西伯利亚，都无关紧要。” 然而，在1941年夏季，将犹太人作为种族敌人加以虐待、掠夺或杀害的做法在原先的苏联领土上已经非常常见，这足以解释“驱离”为什么会转变为大规模屠杀。

Lower, ‘The reibungslose Holocaust?’, 250. Waitman Beorn, ‘A calculus of complicity： the Wehrmacht, the anti-partisan war,and the Final Solution in White Russia 1941–42’,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44(2011), 311–13. Christian Ingrao, Believe and Destroy： Intellectuals in the SS War Machine(Cambridge, 2013), 148–50.

对犹太人的杀戮几乎在1941年6月22日侵苏战争打响之日就立刻开始了，温迪·洛厄（Wendy Lower）称其为“各地屠杀史的拼图”，每一起集中屠杀都有单独的历程，但众多规模不算太大的屠杀拼出了大规模种族灭绝的图景。 希特勒已经下令要特别行动队杀死苏联国家机关中的犹太人、犹太人共产党员以及其他任何政府岗位上的犹太人，但是战争很快打开了针对犹太人的暴力闸门，这部分原因是犹太人很容易被辨认出来，并被集中在德军最初打下的村庄和城镇中。安全部队得到了军队的协助，军人们很快便开始帮助特别行动队围捕和看押犹太人，有时候也直接下手杀人。6月21日，关于要对“布尔什维克鼓动者、狙击手、破坏分子和犹太人”采取残酷而激进措施的指示被下发到了每一个连队。9月，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签发的一份关于“新占领的苏联领土上的犹太人”的指示进一步强化了“尤其针对犹太人”采取“无差别、积极行动”的要求。 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星期里，德国的官方表态中都暗示说，德军开进时遇到的每一起劫掠、纵火和枪击的背后都是犹太人。这些指责即便不完全是构陷，也不值一提，因为犹太人的“罪行”都是凭空想象出来的。1941年12月，A特别行动队的报告宣称，犹太人“作为破坏者和纵火分子极度活跃”；到1941年10月底，3万犹太人已经因这些莫须有的罪名而遇害。

Leonid Rein, ‘The radicalization of anti-Jewish policies in Nazi-occupied Belarus’,in Kay, Rutherford and Stahel (eds.), Nazi Policy on the Eastern Front, 228. Walter Manoschek, ‘Serbien ist judenfrei’： Militärische Besatzungspolitik und Judenvernichtung in Serbien 1941/42 (Munich, 1993), 102–8.

军队指挥官的反应很多时候都源于自己的反犹主义倾向和对共产主义的憎恨，他们已经将德军侧翼的许多所谓的“游击队”行动默认为是犹太人干的。苏联的吉卜赛人族群也被他们视为潜在的探子和破坏者，常常与主要被屠杀目标犹太人一同被杀害。党卫队的武装部队自然无须鼓动。早在1941年7月，党卫队骑兵旅就接到指示要无差别杀掉所有犹太男性，不久后又被指示要将其家庭斩草除根。在8月初为期两周的肆意屠杀中，他们杀害了估计2.5万犹太人。 将“游击队”和“犹太人”联系到一起，让军队和安全部队心安理得地随意扩大屠杀范围，不仅仅是在被占领的塞尔维亚，对所有地方的犹太男性的大规模屠杀在11月已经成为事实，因为这些人都被视为潜在的游击队员和破坏分子。在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关于每有一名德国军人被游击队杀死就要杀掉100人报复的指示下，数以百计的人被作为人质杀死。当贝尔格莱德的军事当局发现东方已没有空间可供驱逐犹太人时，又有8000人被下令杀死以解决问题。几个月后，女性、儿童和吉卜赛人也步其后尘，两个月内有7500人被毒死：每天都有一定数量的女人和儿童被通知说要移民，他们被关进一个房间，锁在里面，直到被毒气杀死。为了让他们以为一切正常，儿童还被发了糖果。1942年6月9日，一条简短的消息发到了柏林：“塞尔维亚已没有犹太人了。”

Alexander Kruglov, ‘Jewish losses in Ukraine, 1941–1944’, in Brandon and Lower (eds.), The Shoah in Ukraine, 278–9. Stephen Lehnstaedt, ‘The Minsk experience： German occupiers and everyday life in the capital of Belarus’, in Kay, Rutherford and Stahel (eds.), Nazi Policy on the Eastern Front, 244–5.

大屠杀的主要推动者还是A、B、C、D四支特别行动队，而当屠杀的规模已经无法遮掩时，普通的“纪律警察”也加入了进来，这些人都是从德国本土、乌克兰、波罗的海沿岸和白俄罗斯当地征召的辅助人员。截至1941年12月，这些人杀害了估计70万人，其中50.9万受害者死在乌克兰的民管和军管地区（包括罗马尼亚军队和德涅斯特安全部队杀的9.6万人）。 各地的军事指挥官有时候会下令建设犹太区，但犹太人常常只是临时待在这里，等着被希姆莱派遣的党卫队和警察部队杀害。在白俄罗斯，屠杀在1941年10月达到了高潮，10月1—2日在莫吉廖夫有2000人被杀，10天后在维捷布斯克有8000人被杀，在鲍里索夫有7000至8000人被杀。明斯克设立了大型犹太区，但在11月初有1万人在此被杀，为从德国过来的首批被驱逐的犹太人腾出空间。9月初，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在莫吉廖夫举行了最高指挥官会议，B特别行动队指挥官阿图尔·内贝（Arthur Nebe）在会上发表了关于犹太人问题和反游击作战的演讲，以鼓励军队配合自己的行动。10月，德军各部队分散到乡间去猎杀“匪徒”，结果却杀死了大批犹太人。白俄罗斯德军总指挥古斯塔夫·冯·毛亨海姆（Gustav von Mauchenheim）将军指示说，“犹太人必须从乡村消失，吉卜赛人也要消灭”，于是，除了在明斯克犹太区杀害的之外，他的第707步兵师还在明斯克周围地区杀害了估计1万名犹太人。

Corni, Hitler's Ghettos, 34–6. Kruglov, ‘Jewish losses in Ukraine’, 275. Berkhoff, Harvest of Despair, 75.

但德国人也不能一直杀下去，有些犹太人还是幸存了下来，要么因为有军队需要的技能，要么因为逃过了早期的屠杀，要么因为被赶进了本来就有一定生还概率的犹太区。在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德军在1941年6月拿下两地之后，当地党卫队教唆民众进行了一轮屠杀，之后就建起了犹太区。在里加，10月建立犹太区之前就有半数犹太人死亡，而在12月上旬，犹太区内又有2.7万人被带到附近隆布拉（Rumbula）的森林里杀害，为的还是给德国犹太人腾出空间。但是另一方面，在乌克兰，日托米尔的犹太区建立后不久就“清除”了3145名犹太人；雅尔塔在12月5日建立了犹太区，但里面的居民12天后就被杀掉了。 乌克兰还是这场种族灭绝中最大规模屠杀的发生地，这次事件发生在基辅郊区的巴比亚谷，据说是为了报复城内“犹太人”的恐怖袭击。9月29日，大部分犹太人排着队穿城而过，许多人在抵达目的地前还以为自己只是要移民，在那里，一整天时间里一群群的犹太人遭到殴打、剥光衣服，然后被机枪扫射，两天共有33771人被杀。9月间，即便当战斗还在东方继续进行时，整个基辅省就有13.7万人被杀。 一个名叫伊琳娜·克罗舒诺娃的目击者在日记中写下了今天已是人所共知的感觉：“我只知道一件事：有可怕、恐怖的事情正在发生，有些难以置信，这些事情看不懂，看不透，说不清。”

Matthäus and Bajohr (eds.), Political Diary of Alfred Rosenberg, 263–4. Christian Gerlach, The Extermina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 (Cambridge, 2016),84–8; Wolf, ‘Wannsee Conference’, 165–6, 167–8.

历史学家们对于希特勒在何时下令消灭犹太人观点不一，但这一问题忽略了从1941年6月之后，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在没有接到最高当局命令的情况下就已经付诸实施的事实。柏林没人阻止杀戮，至少希特勒没有，他看过特别行动队或者希姆莱的报告，正是这些人在1941年夏季的几个月里一直想要让安全部队更加残酷。他们只在一些关键节点上需要希特勒的参与。给德国犹太人戴上黄星作为标识的做法，是8月《大西洋宪章》发表后根据希特勒的直接指示办的；9月18日，希特勒最终下令把德国、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全部犹太人驱赶到东方的犹太区，这一命令在10月下旬开始被执行。此时，中央保安局已经扩大了希特勒驱逐中欧犹太人的命令，将被占领的“大空间”里所有的犹太人向东驱赶。斯大林命令将“伏尔加德裔”人口驱赶到西伯利亚的消息似乎让希特勒尤为愤怒，苏联南部成千上万说德语的人口被逐出了他们自从18世纪以来就一直居住的殖民地，于是他批准了罗森堡的提议：若苏联的德裔被害，则“中欧犹太人”也要遭此命运。 最终，在1941年12月和1942年1月，那些负责犹太人政策的人带头执行了希特勒关于种族灭绝的说法，将在全欧洲更彻底消灭犹太人变成了得到国家认可的正式做法，无论是有意识的杀戮，还是让犹太人作为劳工干到累死。汉斯·弗兰克一直急于将总督府德国化，却又无法迁走他的大量犹太人口，1941年12月12日，他参加完会议归来，向他的各级管理者们传达说，他们现在可以着手用各种办法来清除住在那里的超过100万的犹太人了。希特勒并未下达过极端的大屠杀命令，但参加屠杀的人从不怀疑这一点：除了已经被大量杀戮的苏联和波兰东部犹太人，德国手中的所有犹太人都要被送到东方的某个屠场去。这就是1942年1月20日（原定1941年12月，结果推迟了）那场臭名昭著的“万湖会议”的主要结论，海德里希在会上探讨了将犹太人迁往东方作为欧洲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只要希特勒批准就行。海德里希还是想着要尽可能地利用犹太人的劳动力，希姆莱也一样，他们想让被驱逐者在更遥远的东方干到死，参加万湖会议的人还觉得无力劳动的人应该去死。驱逐最终意味着死亡，无论是何种方式的死亡。

Robert Gerwarth, Hitler's Hangman： The Life of Heydrich (New Haven, Conn.,2011), 206–7. Bertrand Perz, ‘The Austrian connection： the SS and police leader Odilo Globo cnik and his staff in the Lublin district’,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29(2015), 400. Gerlach, Extermina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 90.

万湖会议没有提出集中处置犹太人的计划。1942年的一轮轮屠杀，和1941年一样，仍然取决于各地党卫队、军事和民事当局的主动性，以及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直到1942年6月他遇刺身亡）的不断推动。这种主动性最明显的体现是，面对面杀戮（遇难者约占大屠杀全部遇难者的一半）变成了用毒气设施屠杀，面包车和卡车都被改造用以此途，还有固定的毒气室和毒气间。毒气设施的使用始于1941年10—11月，当时是为了解决为被驱逐的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犹太人找到犹太区空间的急切需求。当时瓦尔特高的纳粹长官阿图尔·格赖泽尔在驱逐计划失败后，获准杀掉仍然居住在当地的最多10万名犹太人。他们在海乌姆诺村附近选了一间农舍，还用上了毒气面包车，从11月起，这些就被用来杀害犹太人了。与此同时，奥迪洛·格洛博奇尼克的一个提案被海德里希认可，他们在卢布林附近贝尔泽克（Belzec）的前劳动营修建了固定的毒气设施，用来杀死那些没有劳动能力的犹太人。 毒杀是一种已经在所谓的T4计划中（名称来源于柏林的地址，蒂尔加登大街4号）为人熟知的方法，这一计划是要在德国和奥地利毒死精神残疾者，后来也被用在了波兰占领区。格洛博奇尼克把120个参与了T4计划的人调到了卢布林，其他人则在别的屠杀点工作。 贝尔泽克从1942年3月开始杀人，同时位于波兰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的另两处设施正在建设。其中索比堡在5月开始毒死人，特雷布林卡是在7月。这些营地成了所谓“赖因哈德行动”的基地，被送到这里的犹太人只有死路一条。那些被判定为仍有劳动能力的人被暂时留了下来，但在总督府的第一轮杀戮中，有16万人被毒死。海德里希被刺杀后，希姆莱对党卫队高级官员说：“我们要在一年内完成犹太人的大迁徙，之后就没人会在这里闲逛了。要把他们清理干净。”

Dieter Pohl, ‘The murder of Ukraine's Jews under German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and in the Reich Commissariat Ukraine’, in Brandon and Lower (eds.), The Shoah in Ukraine, 50–52. Gruner, Jewish Forced Labour, 258–62, 270. Frediano Sessi, Auschwitz： Storia e memorie (Venice, 2020), 279–80.

随后便是1942年夏发起的所谓“第二轮”屠杀。这是杀人最多的时期。在1942年下半年，约120万人在总督府遇害。在乌克兰还有77.3万人被杀，其中许多仍然是被面对面杀害的，帝国专员辖区的犹太人几乎被杀光了。12月31日的一份报告写道：“犹太人：对区域的清理已入尾声。”残存的几千人也将在随后几个月里被杀害。 但是，残酷的杀戮掩盖了围绕如何利用犹太劳动力，以及如何利用犹太区、劳动营幸存的少量犹太人产生的持续争议和犹疑。1942年4月，由于来自军队和民间的用工需求的压力，希姆莱下令把16—35岁的男性留下来用于工厂劳动和建设劳动。但是从1942年夏起，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他不再接受在他计划殖民的地区存在他所认为的种族不纯洁的孤岛，而是要求关闭所有使用犹太人的项目，要把犹太人杀掉而非让他们为战争工作，但军队和民间的管理人员一直抵制这一命令。1943年初，波兰的劳动营里仍然有12万犹太人，直到1943年夏季，这些劳动营才在希姆莱的坚持下被悉数关闭，里面的犹太人与所有幸存的犹太人一起被杀害。 在加利西亚，14万逃过早先一轮轮屠杀的犹太人在1943年的头6个月里遇害。在德国占领的乌克兰，15万幸存者在1943年被杀害。有几个劳动营被留下来修筑四号高速公路，但它们最后也在1943年12月被关闭，幸存的犹太人被杀尽。此时，奥斯维辛-比克瑙和马伊达内克建成了两座大型劳动和灭绝营，有超过100万来自中欧、西欧和南欧的犹太人在这两个地方死于毒气。死者包括了总督府和罗兹（Łódź）的大型犹太区最后残存的犹太劳工，他们于1944年8月苏联红军接近这里时被杀，一同遇害的还有当年夏季刚刚被赶到此地的匈牙利的一半犹太人。在奥斯维辛-比克瑙，110万被驱逐的犹太人中有96.5万人遇害，包括21.6万儿童和青少年。 至此，专门的屠杀中心被关闭，它们的活儿干完了。

然而，尽管德国人在东方的杀戮非常混乱且充满矛盾，但对犹太人而言结果都是一样——早死晚死都得死。而在更广大的“大空间”里，犹太人的处境则更加复杂，因为没有占领区或盟友国家政府的配合，迁徙是很难实施的。即便是在占领区，德国安全机构也由于缺乏人手和对当地的必要了解而无法独立运行；而在盟友国家和附庸国，他们要小心翼翼地不要让德国政策肆意凌驾于当地的利益和态度之上。对当地警察和官员的依赖影响了德国计划的成败。1945年以后，欧洲其他地区一直流传着以德国的压力和资源来解释成规模种族屠杀的说法，这些都是正确的，但只讲了故事的一半。各种形式的反犹主义充斥着整个欧洲，这在推动驱逐犹太人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几乎不需要德国施加压力，虽然这只在罗马尼亚和克罗地亚发展成了对犹太人自发的大规模屠杀。从这个角度看，对犹太人的灭绝是全欧洲范围的，并不只发生在德国。希特勒德国的责任在于，它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只要把犹太人交给德国的灭绝机器就能解决其“犹太人问题”的机会，如果它们这么选择的话。为了强调这种机会，艾希曼的盖世太保犹太人事务处、德国外交部，以及党卫队，都向占领区和盟友国家派出了代表以协调种族灭绝方面的跨国合作，即使他们去了也不能保证对方一定会配合。

欧洲其他地区打击犹太人的方式并无固定模式可循，根据各地环境不同，政府和社会对“犹太人问题”的想法和态度也各不相同。反犹太人的形式也都不一样：有时候是基于种族歧视，或者是担心犹太人损害国家团结；有些地方有着强烈的宗教因素，基督徒将犹太人视为“杀害基督的人”；还有些国家有着强烈的经济动机，想要剥夺犹太人的财产以满足国家需要；或者是所有这些的综合，这在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对犹太人的迫害乃至驱逐中表现明显。这三个轴心国在反犹方面根本不需要学德国，它们自己就发展出了本土的偏见和歧视，这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更是有几十年的历史。在西部的被占领国家，人们用各种犹太人将被重新安置的虚构说法来说服犹太社区合作，但这样的说法也被用来为当地投敌者确实参与了种族灭绝这一事实开脱。无论这些不同情况的动机和环境如何，许多欧洲人都觉得自己或许也是需要对“犹太人问题”给出答案的。

William Brustein and Amy Ronnkvist, ‘The roots of anti-Semitism in Romania before the Holocaust’,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 4 (2002), 212–19. Dennis Deletant, ‘Transnistria and the Romanian solution to the “Jewish question”’, in Brandon and Lower (eds.), The Shoah in Ukraine, 157–8; Clark,‘Fascists and soldiers’, 409–10, 417–21; Waitman Beorn, The Holocaust in Eastern Europe： At the Epicentre of the Final Solution (London, 2018), 185–7. Deletant, ‘Transnistria’, 172–9.

在罗马尼亚，1938年初，卡罗尔国王一言独断通过了严酷的反犹法律，剥夺了22.5万犹太人的公民权，关闭犹太人报纸，解雇国家雇员中的犹太人。针对犹太人的法律条款一直生效到安东内斯库元帅统治时期的1943年。罗马尼亚的法西斯分子常常会随时对犹太人施暴或破坏他们的财产，但随着“巴巴罗萨行动”的展开以及拿下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罗马尼亚犹太人的危机才真正到来，这两个地方居住着80万犹太人，按照罗马尼亚的居住法，其中许多人是“无国籍”的。 这里的军队、罗马尼亚农民和德裔居民都指责说，大规模的犹太族群几年以来一直在鼓动苏联前来占领，于是1941年7—8月，他们进行了一轮种族屠杀，有可能多达6万犹太人遇害。党卫队D特别行动队也杀了一些人，但大部分是罗马尼亚人干的。一直想要公开宣布种族清洗政策（清洗对象不仅包括犹太人，还包括吉卜赛人、匈牙利人和苏联人）的安东内斯库下令迁徙残余的犹太人，大约14.7万人被迁往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在那里，他们住在肮脏的临时营地里，失去了所有财产，病饿交加，还面临着被杀戮的危险。这些迁居者中有超过10万人或饿死或被杀。不仅如此，既然德涅斯特河地区要成为“大罗马尼亚”的心脏地带，那么苏联的犹太人也就成了目标，他们要么被杀掉，要么在这些临时营地里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这些人中又有估计13万至17万人死亡。 1942年秋季，出于某种尚不清楚的原因，安东内斯库改变了迁徙的想法，拒绝了德国提出的把罗马尼亚剩余犹太人送到波兰的灭绝营的要求。迁徙的计划实际上是在与党卫队代表古斯塔夫·里希特协商一致后制订的，但到9月下旬，计划又被搁置了。安东内斯库的确受到了要他不要听从德国人的国际压力，但最好的解释则是，听从德国人似乎意味着对罗马尼亚主权的挑战，正如自由党领袖在当月的一次演讲中所说，“一耳光打在我们国家的脸上”。已经搬到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的犹太人如果想要逃离，就会面临死刑。但1944年3月，安东内斯库将这一地区交给了德军，此时大部分人已经死了，剩余的10700人则被送回国内。这一次，德国想要杀死所有犹太人的计划明显未能得逞，尽管罗马尼亚自己的所作所为也导致了超过25万人死于被遗弃、疾病和杀戮。

Eduard Nižňanskí, ‘Expropriation and deportation of Jews in Slovakia’, in Beate Kosmola and Feliks Tych (eds.), Facing the Nazi Genocide： Non-Jews and Jews in Europe (Berlin, 2004), 210–23, 230.

斯洛伐克的情况被证明复杂得多。自从1939年3月被德国非正式“保护”以来，新国家发动了激进的反犹运动，即便这个国家只有4%的人口是犹太人：人们对占人口少数的犹太人统治了商业和银行业怀有复杂的仇恨，而且他们的突出特征是说德语、匈牙利语或者雅迪什语，唯独不说斯洛伐克语。1939年，斯洛伐克急匆匆地开始考虑“犹太人问题”，但其主要目的起初只是想要剥夺犹太人的财产。1941年9月，犹太人85%的产业被关闭或者被非犹太人（包括德国人）接管。一年前，斯洛伐克议会通过一项法案，要求在一年内解决犹太人问题。当一年期满后，他们颁布了犹太法典，严格限制了犹太人的生活。当时约瑟夫·季索政府还问党卫队代表迪特尔·威斯里舍尼，德国是否可以接管赤贫的犹太人，好让斯洛伐克免于付出代价和担责。1942年5月15日通过的一份议会法案为迁徙犹太人赋予了合法性，与德国协商后，斯洛伐克将为每个移居者向德国支付500马克以填补德国人的“安全开支”，5.8万人将乘坐斯洛伐克火车前往拘留营，党卫队将把他们从这里送往灭绝中心。那些适合劳动或者有特殊例外情况的犹太人可以留在斯洛伐克，但是当德国于1944年8月占领这个附庸国后，又有1.35万人被送往奥斯维辛-比克瑙杀害，这也是最后一批被杀的犹太人。被驱逐者的财产被国家接管，被分发给斯洛伐克的学校和其他机构。8.9万斯洛伐克犹太人中只有9000人得以幸存，他们要么被朋友藏起来，要么伪装成斯洛伐克族人，要么越过边界逃往匈牙利，尽管匈牙利的反犹政策也十分恶毒，但犹太人还是在战争初的几年中得以存活。

Krisztian Ungváry, ‘Robbing the dead： the Hungarian contribution to the Holo caust’, in Kosmola and Tych (eds.), Facing the Nazi Genocide, 233–44; Pohl, ‘The murder of Ukraine's Jews’, 29–31. Gerlach, Extermina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 114–15.

匈牙利社会的反犹情绪比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战间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更是超过德国。当地人对于犹太人在商业和专业技术方面扮演的角色怀有一种经济上的仇恨，这对反犹情绪起了重要推动作用。想要限制专业技术行业和商业中犹太人数量的做法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初。1938年和1939年，第一犹太人法案和第二犹太人法案生效，严格限制犹太人进入专业技术行业，并取消其获得国家职位的权利。1940年，他们又引入一项法规，要剥夺犹太人的财产，将其在当地人中再分配；数以千计的犹太人被取消了交易权。1940年初，反犹政客和经济学家们讨论的话题集中在了是否需要对匈牙利83.5万犹太人强制移民上。匈牙利总理帕尔·泰莱基（Pál Teleki）在1940年会见了希特勒之后，便呼吁在全欧洲范围内解决“犹太人问题”，就连希特勒都不觉得这能行得通。1941年7月，1.4万无国籍犹太人和难民被赶过了与德占加利西亚之间的边境，德国安全部队不愿接收这些人，于是在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城内把他们几乎全部杀掉了，这是“巴巴罗萨行动”最初几周中最大规模的屠杀事件。 在匈牙利，犹太人被赶进犹太区，身强力壮的男子则被赶进劳动营。摄政霍尔蒂海军上将及其周围的保守派圈子抵制住了将犹太人送到波兰的德国集中营的要求，但这种抵制到1944年3月19日德国军事占领推翻了他的统治就结束了。匈牙利人放开了手脚，他们登记、隔离和驱逐匈牙利犹太人的速度和彻底性让艾希曼和随同他的约60名德国官员都感到惊讶，甚至连德国的屠杀机构都险些被压垮。德军占领仅仅两个月后的1944年5月15日，迁徙犹太人就开始了，在8个星期内，43万人被赶了出去，其中3/4立刻就死在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总共有约50万人被迁走，但是由于保守派精英想要保护布达佩斯的犹太人，外加匈牙利军队需要犹太劳工，犹太人终归免于被全部杀害，约12万人免遭驱逐。

Frederick Chary, The Bulgarian Jews and the Final Solution, 1940–1944 (Pittsburgh,Pa, 1972), 35–8, 41–4, 54–5, 58–9, 184–7; Beorn, Holocaust in Eastern Europe,195–9.

轴心国阵营中的例外是保加利亚和意大利（直至德军在1943年9月占领了亚平宁半岛的2/3为止）。两国当然有反犹主义，但就像匈牙利的霍尔蒂一样，强烈的国内限制使它们无法简单地照德国说的做。在保加利亚，1940年11月，精英们仅仅围绕其合法性进行了一轮激辩，主要的反犹法规——《国家防卫法》——就生效了。1941年，掠夺部分犹太人财产的措施被强制实施，1942年8月26日，与柏林的中央保安局讨论了在保加利亚实施更激进的犹太人政策后，内阁发布法令授权设立“犹太人事务特派员”，将犹太人迁出首都索非亚，没收犹太人财产，并对“犹太人”做出了比德国同行更彻底的定义。迁移保加利亚犹太人的准备工作随之开始，但是1943年3月，政府人员开始抗议把保加利亚犹太人的命运交给德国决定的主张，就像罗马尼亚政府做的那样。从1943年3月起，保加利亚在1941年占领的地区——希腊的色雷斯和南斯拉夫的东马其顿——开始驱赶犹太人，但是一向反对唯德国马首是瞻的鲍里斯沙皇在1943年3月批准推迟迁移保加利亚犹太人，5月，在国内外的压力之下，他又批准了取消迁移计划的决议，他从来都不喜欢这个计划。在更南方，德国军事当局和党卫队从1943年3月开始从希腊迁移犹太人，在那里他们没遇到什么阻力，最终有6万人被送进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但是到1943年秋，中央保安局放弃进一步施压保加利亚政府，于是，尽管有严格的歧视性法案，但还是有5.1万犹太人从战争中幸存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