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10

Peter Staubenmaier, ‘Preparation for genocide：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the Jewish Problem” in Trieste, 1942–44’, Holocaust and Genocide Research, 31 (2017), 2–4. Jonathan Steinberg, All or Nothing： The Axis and the Holocaust 1941–43 (London,1991), 54–61. Liliana Picciotto, ‘The Shoah in Italy： its history and characteristics’, in Joshua Zimmerman (ed.), Jews in Italy under Fascist and Nazi Rule, 1922–1945 (Cambridge,2005), 211–19. Liliana Picciotto, ‘Italian Jews who survived the Shoah： Jewish self-help and Italian rescuers 1943–1945’,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30 (2016), 20–28;Simon Levis Sullam, ‘The Italian executioners： revisiting the role of Italians in the Holocaust’,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 19 (2017), 21–7.

同样，意大利帝国的缔造者们对“犹太人问题”的态度既取决于国内少数法西斯分子强大的反犹声音，也受到意大利不愿把对自己犹太人的态度交给德国来决定的影响。反犹的压力来自法西斯运动内部，而不是对德国的模仿，这导致意大利在1938年发布了一系列沿用了欧洲模式的犹太人法案，禁止犹太人获得国家职位，将许多人逐出专业技术领域，还引入了一套强制劳动制度，但墨索里尼想要的集中营没能建立起来。1942年，墨索里尼批准在6个主要城市建立“犹太人问题研究中心”，以宣传用更激进手段解决“犹太人问题”的迫切需要，但直到意大利投降，德军占领意大利，这都没能带来什么大的举措。 甚至在意大利占领区，当地的军事长官和罗马派来的官员也顶住了德国人要他们交出犹太人和犹太难民的尝试，如其中一个人所言，“显而易见是出于政治声望和人道的原因”。1942年10月，德国外交部的犹太人问题专家表达了遗憾，在最终解决方案的实施中，轴心国“在此方面没能达成共同政策”。 1943年9月，德军占领意大利大陆及其残余帝国领地后，情况发生了剧变。10月，德国安全警察和盖世太保开始把意大利犹太人集中到罗马，一个月后又把他们向北迁移——和在法国时一样，新近迁移来此的犹太人成了优先目标。意大利萨洛傀儡政府的内政部长圭多·圭迪在11月30日命令当地意大利警察抓捕和拘禁所有犹太人，但是大部分抓捕是由德国人执行的，他们在福索利和博洛尼亚先后建立了营地作为迁徙前的集合中心。在萨洛政府登记的32802名犹太人中，只有6806人最终被迁走，322人死在意大利，还有950人在战后下落不明。 对于德国的屠杀机构来说这是个令人失望的结果，但他们向来把意大利人视为不可靠的盟友，这倒与他们的看法非常一致。意大利人对犹太人的搜寻和抓捕靠的是各个地方的主动性，而没有任何更加系统化的方法。许多犹太人逃到了瑞士，或许有6000人之多，有些人到达了盟国防线，还有数千人藏身于宗教机构，或者干脆混进某个族群，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像犹太人。那些藏匿犹太人的人被抓住可能会被关几天大牢，但通常不会像在东部那样被枪决或绞死。

Gerlach, Extermina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 375–6. Anne Grynberg, Les camps de la honte： les internés juifs des camps français 1939–1944 (Paris, 1991), 151–3.

在西欧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处占领区的犹太人的命运也各不相同，但在这里，德国当局执行犹太人政策比在轴心国的盟国更加直接。即便如此，登记、辨别甚至抓捕犹太人以进行迁徙的工作都严重依赖当地人的合作，而这种合作因地而异。在比利时，当地警察抓捕的犹太人只占德国安全部门接管总人数的17%，在荷兰这个比例是24%，但在法国，当地警察部队抓到了61%准备送出去的犹太人，尽管随着解放的前景日益临近，法国人的合作意愿也日渐下滑。 如果说这些占领区有什么共同点，那就是这些占领区的人在1942年都愿意与德国人一起搜查犹太人，当时大批犹太人被逐出西欧，之后随着德国在战争中的运势明显陷入危机，这种意愿也开始下滑。在法国，“犹太人问题”由来已久，右翼民族主义政治推动了这一问题，而随着战争临近，大众的反犹思潮变得越发突出。1938年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时，法国的一种反应是“和平！和平！法国人不想为犹太人打仗……”。1939年，法国采取措施限制犹太难民参与专业技术工作，那些被定性为无国籍的人（包括作家阿瑟·科斯特勒）则被圈禁在某个集中营中。1939—1940年，这种集中营在法国遍地开花。这些集中营与德国的差别不大，主要体现在它们对囚犯们食品供应和住宿环境的忽视程度，以及劳动的繁重程度。1940年9月，集中营的口粮供应是每天350克面包和125克肉。但这些口粮常常发不下来。在居尔的集中营，犯人们要想办法靠每天800卡路里的热量活下来。1940年春，集中营里有5000个犹太人，但这一数字在1941年2月高峰时达到4万人。 这些计划都不是德国人煽动的，而且几乎所有的营区都是法国当局经营的。巴黎郊外德朗西的主要集中营，直到1943年6月才被德国人接管用于迁移犹太人。

Michael Meyer, ‘The French Jewish Statute of October 5 1940： a reevaluation of 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of French anti-Semitism’,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33 (2019), 13. Michael Meyer, ‘The French Jewish Statute of October 5 1940： a reevaluation of 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of French anti-Semitism’,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33 (2019), 6–7, 15. Julian Jackson, France： The Dark Years, 1940–1944 (Oxford, 2001), 354–9. Julian Jackson, France： The Dark Years, 1940–1944 (Oxford, 2001), 362; Gerlach, Extermina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 95–6.

1940年6月，维希政府成立后，一轮反犹立法接踵而至。7月，德国大使与法国总理皮埃尔·赖伐尔商谈后向柏林报告说：“法国人的反犹情绪如此高涨，他们不需要我们再提供任何支持。” 10月5日，法国发布了一份全面的犹太人法律，禁止犹太人获得国家职位和其他专业技术工作，并将“犹太人”定义为任何祖父母中有两个犹太人者，而在德国要有三个人才行。1927年之后入籍的犹太移民的地位也一落千丈，他们可以被直接关进集中营。当德国人还在策划把犹太人的产业交给信托机构的计划时，维希政府已抢先颁布了允许剥夺犹太人财产的法案。1942年，法国有42227笔犹太人的财产被交付信托，德国只有45笔。 维希政府下令对所有犹太人进行人口登记，登记出来的名单让盖世太保得以在1942年11月占领维希法国的领土后关押已知的犹太人。有人举出例子来主张维希政府的目的是要抢在德国人前面动手以免发生更糟的事，但证据不足。许多事并不是德国人要求的，包括让犹太人戴黄星，以及在犹太人的身份证和口粮卡上印上“juif”一词，还有拘留营的严酷管理，可能有3000人在法国的拘押中死亡。 德国人在占领区的第一轮搜捕出现在1941年5月，当时犹太人被关进4个新的营地，其中3个是法国人经营的，但是抓捕犹太人并将其送到波兰集中营的做法直到1942年夏才开始，当时艾希曼在法国的副手西奥多·丹内克尔（Theodor Dannecker）坚持要求把所有失去法国国籍的犹太人送走。对此，维希政府的配合是送走了南方地区的大约1.1万非法籍犹太人，包括集中营里的4500名犹太囚犯。1942年，41951人被迁移，1943年有17069人，1944年有14833人，比1942年艾希曼和丹内克尔要求的10万人少一些。这些人中68%是外籍犹太人，32%是法国籍。 维希当局不想搞大屠杀，但犹太人受到的待遇和法国警察、官员对他们的抓捕正中德国人下怀。

犹太族群在比利时与荷兰的经历天差地别。在比利时，约7.5万犹太人口中的95%都是外籍人，不是比利时人。虽然这些人显然易受打击，但只有29906人被迁走，这主要是因为在1942年，数以千计的人被比利时民众隐藏了起来，或是直接逃过了抓捕。另一方面，荷兰有大量居住已久的犹太人口，约有18.5万人，其中75%——约14万人——被送往集中营，大部分被杀害。数以千计的人被荷兰房东藏了起来，其中至少有1.61万人幸存，但还有数千人被发现或被举报给了荷兰警察和德国警察，荷兰有些民众并不反对德国人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做法。在荷兰，帝国专员赛斯-英夸特1941年1月下令登记所有犹太人后，德国当局的权威取决于荷兰官员和犹太人族群的反应。对此无人反对，尽管此时还没几个人能想象到这些登记信息会被用来做什么。荷兰警察被证明尤其配合，因为官方并不想和德国人过分对立，但他们也只是拘押犹太人并把他们交给德国警察，而不会正式逮捕他们。在迁移犹太人的高峰期，也就是1942年7月到1943年7月，在小镇和乡村集合犹太人并把他们送走的都是荷兰警察。之后，和法国一样，对德国战败和最终解放的预期导致了配合程度的下降，但此时14万人遇害者中的大部分已经死于非命。在比利时，犹太族群规模小，而且处在社会边缘，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其幸存比例高得多。反犹主义即便是对极右翼政党来说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当然比在荷兰和法国弱得多，在迁徙犹太人高峰期的1942年10月，约有2万犹太人得到了非犹太人的保护。比利时登记犹太人的官僚体系不如荷兰的完善，而大量的犹太移民早就精熟于阳奉阴违。尽管如此，比利时的官僚和警察仍在尽其所能地配合追杀犹太人，当德国人开始动手时，比利时人在接管犹太人资产、财富和房产时，与法国人、荷兰人也都是一副模样。

Orna Keren-Carmel, ‘Another piece in the puzzle： Denmark, Nazi Germany,and the rescue of Danish Jewry’, Holocaust Studies, 24 (2018), 172–82;Gerlach, Extermina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 301–3. Simo Muir, ‘The plan to rescue Finnish Jews in 1944’,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30 (2016), 81–90. Hugh Trevor-Roper (ed.), The Testament of Adolf Hitler： The Hitler-Bormann Documents (London, 1959), 105, notes of 25 Apr. 1945.

只有在两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挽救几乎所有犹太人口才被证明是可能的。丹麦政府在1943年8月政府总辞职与随之而来的一轮罢工和抗议之前，都没有受到任何要他们交出本就为数不多的犹太人的压力。由于觉得犹太人参加了抵抗运动，希特勒和冯·里宾特洛甫才在1943年9月要求驻丹麦全权专员维尔纳·贝斯特迁走所有丹麦犹太人。但贝斯特似乎觉得这种迁徙是个错误，会进一步得罪丹麦社会，因此当犹太人开始自救，乘船渡海去往瑞典时，贝斯特和德国警察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在芬兰，只有约2200人的小小的犹太族群从未面临国内反犹主义的威胁，芬兰政府也没有受到交出犹太人的压力，唯一的例外就是有8个犹太难民被遣返回了德国。直到1944年，当人们开始担心德国可能占领芬兰以防其退出战争时，芬兰才制订计划把芬兰犹太人送往瑞典。夏季，几个孩子及其母亲被送走了，但芬兰政府并不情愿让犹太人离开，以免让盟国误以为芬兰也参加了更大范围的种族灭绝。最终，由于德国安全部队和警察部署得过于分散，无力干预，犹太人也一直生存到了芬兰军队向苏联红军投降，幸运地躲过了德国人撒向幸存犹太人的越来越大的大网，即便此时德国已经濒临战败。 希特勒坚持到了最后，据认为他在自杀前的1945年4月还宣称：“民族社会主义事业唯有向那些在德国和中欧消灭了犹太人的人民致以永久的感激。”

这些关于欧洲人配合德国人建立“清除了犹太人”的欧洲的冷冰冰的叙事，与德国人东方帝国的建立密不可分，这仅仅是因为希特勒到最后都无法设想他的东方领土帝国或者更大的“大空间”能成为有数百万犹太人居住的地方，希姆莱和艾希曼也是一样。犹太人被定义为德国人建立以德国为中心的帝国秩序的世界性敌人。建立这样一种秩序的所有野心轻率地体现在了1940年9月的《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中，但以彻底失败而告终，而在失败之前，暴力的帝国扩张却席卷了欧亚大陆及其周边，那些驱逐、剥夺和杀戮集中在了一小段时间里，这与早先那些持续了数十年甚至更久的帝国扩张截然不同，甚至在种族灭绝方面也完全不是一回事。新帝国的扩张当然可以付出更少的人命代价，但是帝国幻想与帝国现实之间的永久性差别则会导致无底线的暴力发作，从而将帝国从想象中的乌托邦变成了一场充满挫败、惩戒和毁灭的反乌托邦的噩梦。1944

年8月，盟军横穿法国期间，西线盟军最高指挥官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将军从一辆在莫尔坦战役中被炸翻的德国Ⅵ型“虎式”坦克旁走过。

图片来源：Pictorial Press Ltd/Ala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