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民族-帝国的灭亡，1942—1945

如果我们要赢，就必须在东西方同时打赢；如果我们要输，那也是一样。

Carl Boyd, Hitler's Japanese Confidant： General Ōshima Hiroshi and Magic Intelligence 1941–1945 (Lawrence, Kans, 1993), 72.

——大岛浩，1942年11月

1942年11月，日本驻德国大使召集驻欧洲各国的日本大使开会，展望了当前的战争局势。他的讲话适逢三大主要战场上的三场重要战役如火如荼进行之时：在苏联南部的斯大林格勒，德军和苏军正围绕着这座城市进行着规模巨大的会战；在英属所罗门群岛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数量少得多的日本士兵和美国海军陆战队正在日军进攻的最远点进行战斗；在利比亚北部，英帝国军队正沿着北非海岸一路追击德意联军，后者刚刚在第二次阿拉曼战役中失败，正处于溃退之中。大岛浩告诉他的同僚们，此刻正是日本、意大利和德国争取协调其战略计划的时机，他希望这将意味着日本向印度进攻，并可能与德国在中东的军队联手。几个月前，他就得出了结论：“德国想要推翻斯大林政权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日本有不少高级外交官仍然希望德国能与苏联议和，大岛浩也是其中之一，他们希望日本能居中调停，这样更大规模的“四国条约”就能让整个欧亚大陆团结起来对付盎格鲁-撒克逊势力。

Gerhard Krebs, ‘Gibraltar oder Bosporus? Japans Empfehlungen für eine deutsche Mittelmeerstrategie im Jahre 1943’, Militärgeschichtliche Mitteilungen, 58 (1999),66–77. Boyd, Hitler's Japanese Confidant, 94.

日本人始终顽固地认为侵略战争能够通过签订有利的和平条约而结束。1943年春，一个代表团从日本来到柏林，想要劝说希特勒放弃苏联之战，转而向地中海战略倾斜，结束英美在那里的存在。几周后在东京召开的一场高级军官和政治家会议认为，苏德达成和平是整个战争的关键；若如此，西方盟国由于担心共产主义扩张就不得不在欧洲接受和约，之后蒋介石也会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强加给中国的条款，这样就能为与盟国达成全面而有利的和平条约开辟道路。 希特勒当然不会接受（斯大林也一样）。对于每一条建议，他都坚持说击败苏联是最优先的事情，他绝对不会同意这些。1943年7月，轴心国的战争已陷入危局，希特勒向大岛浩保证，德国和日本将跨越彼此间的所有障碍。

也许只有在事后，人们才可能看清轴心国的领导层在1942—1943年战争进入拐点时受到了什么样的误导。大岛浩思考轴心国未来全球战略时发生的那些战役，并不明确意味着盟军最终会胜利，那还远得很，但它们为轴心国的领土扩张设定了最终的限度。斯大林格勒、瓜达尔卡纳尔岛和阿拉曼，正是它们的进攻最远点。之后，轴心国便在漫长的鏖战中逐步撤出新占领的土地，只有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是个例外，其战争的溃败来得要快得多。将残余轴心国军队赶出其占领区的战斗旷日持久，这反映出轴心国宁愿选择军事抵抗而不选择政治解决方案，还反映出对于那些希望在不至于彻底失败的情况下达成妥协和平的人（如大岛浩）来说，要使领导层改变所选择的对抗而非投降的道路是不可能的。这还体现出轴心国顽固地不肯考虑本国人民为战争的持续而付出的代价，政府希望他们支持战争直至投降的那一刻，他们也确实如此。至于轴心国人民怎样以及为何能在彻底失败临近时仍然坚持战斗，这仍然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帝国的尽头：阿拉曼、斯大林格勒、瓜达尔卡纳尔岛

John Gooch, Mussolini's War： Fascist Italy from Triumph to Collapse 1935–1943 (London,2020), 325.

1942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轴心国领导层仍然可以想象打赢这场战争。迟至1942年11月，当意大利的军事运势已处于不可逆转的衰退中时，墨索里尼仍敢夸口说，“所谓的联合国”带来的“只有失败和灾难而无他”。 1942年夏，德国军队及其盟友仍然深入苏联和埃及腹地，而日本军队则在想办法守住上半年占领的辽阔陆海地域的外围防线，并巩固在中国的占领区。在这一年的上半年，盟国的“失败与灾难”在所有这些地方都是显而易见的。

Ikuhiko Hata, ‘Admiral Yamamoto's surprise attack and the Japanese war strategy’,in Saki Dockrill (ed.), From Pearl Harbor to Hiroshima：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Asia and the Pacifc, 1941–45 (London, 1994), 66. Sarah Paine, The Wars for Asia 1911–1949 (Cambridge, 2012), 192; Hans van de Ven, China at War： Triumph and Tragedy in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China 1937–1952 (London, 2017), 162; Edward Drea and Hans van de Ven, ‘An overview of major military campaigns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in Mark Peattie, Edward Drea and Hans van de Ven (eds.), The Battle for China： Essays on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937–1945 (Stanford, Calif., 2011),38–43.

对日本军队领导层而言，夺占广大南方地域的突然胜利让他们对接下来的侵略头脑发热起来。“我们现在要往何处去？”日本联合舰队总司令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向澳大利亚进攻？还是进军印度？还是打夏威夷？”海军规划人员起草了新的提案，其中山口多闻少将的计划是要先拿下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然后再进攻加利福尼亚海岸。 但还没等做出任何决定，詹姆斯·杜立特中校那支从航母上起飞的小规模轰炸机队就在1942年4月18日象征性地空袭了东京，迫使日本人重新进行战略评估。日本陆军不再把注意力放在太平洋地区，而是把注意力转回到中国。杜立特的空袭当然鼓舞了美国人的士气，但正如蒋介石担心的那样，这也促使日本的中国派遣军发动战役，以夺取可能被美国利用的中国机场所在的地区。5万日军兵分两路，分别从杭州和南昌出发，深入浙江和江西两省，打开了一条宽大的铁路通道，并扫荡了机场周围的地区。速胜之后，日军打算在9月投入16个师团向蒋介石的陪都重庆发动最终的致命一击。但这一战役被放弃了，因为保护新占领地区漫长的海洋战线需要大量人力——这也是让日本明白同时打两场战争有多么困难的一个早期迹象。 杜立特空袭也促使日本海军制订计划以夺取中太平洋上的中途岛，从而以此为基地威胁美军的后续进攻，并干扰夏威夷与澳大利亚之间的海上联系。山本五十六大将精心筹划了一套复杂的计划，想引诱此时仅剩下3艘舰（“企业号”、“大黄蜂号”和刚刚修复的“约克城号”）的美军航母部队出来防守中途岛，这样他就能将其一举歼灭并夺得对中太平洋的统治权。除了奉命攻打中途岛的部队和支援舰队外，还有第二支舰队奉命夺取远在北方阿留申群岛的两座岛屿，阿图岛和基斯卡岛，将其作为北方防线的防御据点。参战的日军航母部队动用了日本全部6艘舰队航母中的4艘——“赤城号”“加贺号”“苍龙号”“飞龙号”——由南云忠一海军中将指挥，它们将要摧毁中途岛上的飞机，并与前来应战的美军航母对决。

Ronald Lewin, The Other Ultra： Codes, Ciphers, and the Defeat of Japan (London,1982), 85–106.

接下来的战役便是一支弱小的美军航母舰队与大半个日本联合舰队之间的较量。在夏威夷的美军指挥官切斯特·尼米兹海军上将与负责指挥航母的绰号“电脑”的雷蒙德·斯普鲁恩斯少将却拥有一个意料之外的优势。就在日本舰队1942年6月3日抵达中途岛前几天，约瑟夫·罗彻福特（Joseph Rochefort）中校掌管的夏威夷海军情报处破译了日本海军密码，这足以让人判断出敌人的目标是中途岛，而且日本航母打击舰队将从西北方接近岛屿，而不像小规模的登陆部队那样向正东方航行。 于是，斯普鲁恩斯与同为特混舰队指挥官的法兰克·弗莱彻（Frank Fletcher）少将把3艘美军航母布置在南云忠一舰队的北面，做好了进攻准备。6月4日早晨7点，日军航母刚被发现，美军飞机便蜂拥而起，但是直到上午，美军航母鱼雷机和中途岛上中型轰炸机的进攻却一无所获，出击的94架飞机几乎全军覆没，却没有一枚炸弹或者鱼雷命中日本航母。

Craig Symonds, World War II at Sea： A Global History (New York, 2018), 283–92;J. Tach, ‘A beautiful silver waterfall’, in E. T.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c： An Oral History Collection (Washington, DC, 1993), 58. Symonds, World War II at Sea, 332–3, 345–6.

美军的最后一搏是几个中队的54架“无畏式”俯冲轰炸机，由于日舰没有雷达，它们直到开始俯冲后才被发现——一道“美丽的银色瀑布”，一名目击者回忆说。共有10枚炸弹击中了3艘日本航母。此时恰逢它们最脆弱的时刻，舰员们给飞机加满了油，周围堆满了准备挂装的炸弹。“加贺号”在几分钟内就成了一具燃烧的残骸；南云忠一的旗舰“赤城号”被一枚炸弹击中，加满燃油、挂上炸弹的轰炸机被引爆，整艘舰成了又一座地狱；“飞龙号”在几分钟后也被击中，结果相同。虽然“约克城号”遭到重创，后来被日本鱼雷击沉，但美军剩下的俯冲轰炸机还是足以在当天傍晚结果了日军的第四艘航母“苍龙号”。日军那些训练水平极高的舰载机飞行员在这场恶战中死了1/3。 中途岛战役（日本海军甚至没有为这场战役命名）常被视为关键性的转折点，但是，尽管这一天的战斗极富戏剧性，而且日军遭到沉重打击，真正的转折点却尚未到来。在接下来的漫长战争中，日本仍然拥有一支令人生畏的由水面舰艇和潜艇组成的舰队，而美国此时却只剩下了2艘航母，而且，在“萨拉托加号”和“企业号”受伤，“黄蜂号”和“大黄蜂号”分别在1942年9月和10月沉没后，美国一度连一艘能用的航母都没有了。 未能夺取中途岛以及早先放弃攻打莫尔兹比港很快得到了弥补，日军在1942年5—6月完全占领了英属所罗门群岛托管地，将南部战线向前大大推进，日军想要在最南端的瓜达尔卡纳尔岛上建立一座机场，这样，从这里起飞的飞机就能切断从美国西海岸和夏威夷通向澳大利亚的补给线。

Lucio Ceva, Storia delle Forze Armate in Italia (Turin, 1999), 315–17. Niall Barr, Pendulum of War： The Three Battles of El Alamein (London, 2004),12–13.

当日本在亚洲和太平洋上攻城略地之时，北非的轴心国军队也已打过埃及边界，推进到距离英军主要海军基地亚历山大港和前方苏伊士运河只有96千米的地方。这已经是英帝国军队和得到德国非洲军团仅仅3个师支援的意大利军队之间的第三轮拉锯战了，在这场战役中，双方围绕着昔兰尼加你来我往，任何一方在进攻达到疲劳极限时都会退却。在1941年夏季灾难性失败后的大部分冲突中，大英帝国的兵力已经超过了轴心国可用的地面兵力和空中力量，而且这种优势常常还十分显著。1941年11月，接替韦弗尔的克劳德·奥金莱克将军发动了旨在解图卜鲁格之围的“十字军”战役，战斗演变成了混乱的消耗战，但是隆美尔和他的盟友意大利面临的补给问题迫使他们放弃战斗，退守阿盖拉，这正是隆美尔在当年早些时候发起战争的地方。装备补给方面突如其来的改善使得隆美尔得以在1942年1月向疲惫的敌人重新发动进攻，这一次英军被击退到加扎拉防线——就在刚刚解围的图卜鲁格的西侧。意军参谋长乌戈·卡瓦莱罗（Ugo Cavallero）将军与隆美尔和南线德军总司令阿尔贝特·凯塞林元帅共同策划了“威尼斯行动”，意图重夺图卜鲁格，并向埃及边境进攻。5月26日，一向把盟友意大利视为下属而非盟军的隆美尔下令进攻加扎拉防线。轴心国有9万人，他们被编成3个德国师——第15和第21装甲师以及第90轻型师（整个北非战役中只有这几支德军参战）——以及6个实力不足的意大利师，由600架飞机和520辆坦克（其中220辆是战斗力不足的意大利型号）提供支援。 英军第8集团军在经历了多次指挥官变更后，现由内尔·里奇（Neil Ritchie）中将指挥，拥有10万人、849辆坦克和604架飞机——包括从埃及基地起飞的“威灵顿”中型轰炸机。英军在加扎拉掘壕固守，阵地前布有大片雷区，南面还有自由法国军队防守的比尔哈凯姆堡垒，在理论上，里奇的防御阵地十分强大，已在先前的战斗中疲惫不堪的轴心国军队难以将其攻克。

Niall Barr, Pendulum of War： The Three Battles of El Alamein (London, 2004), 16–21. Andrew Buchanan, ‘A friend indeed? From Tobruk to El Alamein： the American contribution to victory in the desert’, Diplomacy & Statecraft, 15 (2004), 279–89. Gabriel Gorodetsky (ed.), The Maisky Diaries： Red Ambassador to the Court of St. James's 1932–1943 (New Haven, Conn., 2015), 442, entry for 3 July 1942.

轴心国的进攻被证明风险巨大而且代价高昂，但英军方面的反应再次凸显了此前已经暴露的缺陷——添油战术，步兵得不到装甲部队的保护，无法有效协调机动作战——这让隆美尔得到了主动权。经过苦战，比尔哈凯姆阵地于6月10日易手，隆美尔得以转向北面，攻击呈一字长蛇阵展开的英军装甲部队，激烈的坦克战之后，盟军几乎全军覆没。英军第8集团军投入1142辆坦克参战，损失了1009辆。到6月13日，原本实力强大的英国装甲部队只剩下70辆可用的坦克了。 第8集团军随即向埃及边境上的马特鲁港溃退，这一次，隆美尔在6月20—21日只用了一天时间就拿下了图卜鲁格，不仅缴获了大量燃油和食品补给，还俘虏了3.3万名英国、南非和印度的军人——包括6名将军。虽然隆美尔的疲惫之师在6月底也衰弱到了仅有100辆坦克（其中40辆是意大利型号），他还是追杀着英军第8集团军深入埃及腹地65千米，来到阿拉曼的小火车站和无法通行的卡塔拉洼地之间。6月26日，墨索里尼带着庞大的随从团飞往利比亚，准备在不久后胜利进入开罗。图卜鲁格陷落的消息传到丘吉尔那里时，他正在美国白宫与罗斯福会谈。打击写在了丘吉尔的脸上。美国人承诺提供坦克和飞机，甚至承诺立刻派出美军第2装甲师参战（罗斯福拒绝了），或者建立一支美国集团军负责从埃及到德黑兰这片区域（这次是丘吉尔拒绝了，他不想让美国人插手英帝国的这一关键地带）。美国驻埃及大使亚历克斯·柯克（Alex Kirk）私下里报告说，“英国人表现拙劣”，因为“战略有缺陷，做事拖拖拉拉”，但奥金莱克本人在发给伦敦的报告中坦陈：“我们仍然算得上一支成熟的军队，作战专业。” 7月3日，他在向伊万·麦斯基解释1942年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前景因这场失败变得渺茫之后，沮丧地向他吐露道：“德国人打得比我们好……我们还缺乏‘苏联精神’：宁死不降。”

Bernd Wegner, ‘Vom Lebensraum zum Todesraum. Deutschlands Kriegführung zwischen Moskau und Stalingrad’, in Jürgen Förster (ed.), Stalingrad： Ereignis, Wirkung, Symbol (Munich, 1992), 20–21.

经历了1941年冬季艰苦的防御战后，东线德军在1942年夏秋之际打下了更广大的地域，其间，“苏联精神”再次显现出来。希特勒想要彻底消灭曾在1941年挡住了他的苏联红军，但在前一年妨碍了战役进展的战略争论再次出现。军方高层仍然倾向于将夺取莫斯科作为决战；希特勒则想要恢复被打断的南下伏尔加河、高加索的战役，此番德军或许真的有可能和向苏伊士运河、中东产油区推进的隆美尔会师。批评者说，这是“乌托邦式的进攻计划”，但希特勒直言不讳，他不会被那些说“那不可能，那没用”的专家和指挥官动摇。他还说，问题“必须通过卓越的领导而无条件地解决”。 希特勒理智地遵从了这样的观点：封锁是现代战争的关键因素——这次是要彻底切断苏联红军与其所需的重工业和原油之间的联系。仿佛是在佐证他的判断，德军情报部门严重低估了苏联红军的潜力和苏联工业的产能，也忽略了德军日益凸显的弱点。到1942年3月，德军伤亡已经超过100万人，并非所有伤亡人员都能得到补充，一同损失的还有大量从飞机到轻武器的各种装备，德国战争经济此时只能填补其中的一小部分。在东线的162个师中，只有8个被视作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做好了充分的作战准备。

4月5日，希特勒发布了第41号指示，“清除苏联残余的所有防御潜力”，切断苏联红军的关键物资供应，然后夺取列宁格勒。德军的战役代号为“蓝色行动”。这是一套复杂的计划，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要次第展开。德军将以“三板斧”开场：在北面从奥廖尔地区向沃罗涅日进攻，从哈尔科夫周围地区南下，最后从克里米亚进攻罗斯托夫。三支部队将在顿河大弯曲部会合，之后南方集团军群将一分为二：B集团军群将守住从罗斯托夫到斯大林格勒的地区，掩护A集团军群杀入高加索地区，夺取油田。德军再一次认为，在此过程中，短距离的合围将足以包围大批苏联红军，从而消灭其抵抗力量。此时斯大林格勒还不是核心。希特勒希望摧毁而非夺取这座城市。关键在于切断沿伏尔加河通向苏联中部的补给线，而不是城市本身。

Geoffrey Roberts, Stalin's Wars： From World War to Cold War, 1939–1953 (New Haven, Conn., 2006), 123–4. Robert Citino, Death of the Wehrmacht： The German Campaigns of 1942 (Lawrence,Kans, 2007), 102–8. Wegner, ‘Von Lebensraum zum Todesraum’, 23–4; Citino, Death of the Wehrmacht,108–14.

希特勒下令要中央集团军群保持防御，但斯大林做出了相反的判断，认为与1941年后期一样，莫斯科当面的战线最为危险，结果导致南线防御相对薄弱。希特勒并不是唯一犯有“制订了乌托邦式进攻计划”错误的人。斯大林希望能够在冬季所取得的胜利的基础上，在长达1600千米的战线上进一步发动一系列进攻，将德军完全赶出苏联国土。 这些计划将以南线进攻拉开序幕，苏联情报部门误以为这是德军防线中最薄弱的部分，苏军计划首先收复哈尔科夫市——这是德国军队在乌克兰的一个关键性的铁路枢纽——之后再夺回克里米亚。从5月12日起，谢苗·铁木辛哥元帅命令2个主要方面军向哈尔科夫及以远地区进攻，面对着比1941年时组织更完备、武装更强大的对手，德军防御一度萎靡，但事实证明，当铁木辛哥的装甲部队推进太快从而甩开了步兵时，德军南方集团军群完全可能把他们诱入陷阱。接下来便是一场经典的合围战，德军的“弗里德里希行动”斩断了苏军各集团军脆弱的后方防线，10天后，包围圈封上了。到5月28日，苏联红军损失了24万名军人、1200辆坦克和2600门火炮，这场胜利似乎印证了希特勒对“蓝色计划”的乐观。 第二场战役，也就是苏军重夺克里米亚的行动被击退，又有3个集团军（第44、47和51集团军）被消灭，17万人被俘。6月，冯·曼施坦因受命夺取黑海之滨的塞瓦斯托波尔，由冯·里希特霍芬的第4航空队支援。经过难以承受的炮击后，这座城市于7月4日投降，又有9.5万人被俘。这场战役为冯·曼施坦因赢得了元帅节杖，但拖延了主要军事活动的发起。

David Glantz, The Role of Intelligence in Soviet Military Strategy in World War 2(Novato, Calif., 1990), 49–51. Citino, Death of the Wehrmacht, 266. Walther Hubatsch, Hitlers Weisungen für die Kriegführung 1939–1945 (Munich,1965), 227–30.

新一轮战役于6月28日打响，几天之内，德军的推进速度达到了前一年的水平，推进的突然性也是一样。尽管丘吉尔将通过“超级机密”截获的德军部署告诉了斯大林，甚至6月19日苏军还在一架在苏联防线后方坠毁的德军飞机上发现了作战计划，但斯大林还是像在1941年6月时那样过度自信，坚信这是蓄意造谣。 7月9日，沃罗涅日沦陷，但苏军猛烈的侧翼进攻还是拖住了德军的进展，德军北翼部队只有先击退这些进攻才能向南转向，追杀那些似乎士气低落、组织混乱的对手。7月25日，罗斯托夫被占领，这次守城的对手消失在了通往斯大林格勒的大平原上。在1941年的几场大包围战之后，苏联红军再也不想落入德军的陷阱了，他们的小心谨慎让德军无法“摧毁”对手继续作战的能力。南方集团军群现任司令冯·博克抱怨说：“陆军总司令部想要去包围已经不存在的敌人。” 德军装甲部队在顿河大弯曲部会师了，但没能围住预期数量的苏军，此时他们距离斯大林格勒只有120千米了。“蓝色计划”未能赶上时间进度，也没达到最高目标，尽管将领们对于占领大片基本无人防守的苏联国土越发感到悲观，但希特勒还是相信“苏联已经完蛋了”，并在7月23日发布了新的指示，发动了后来人们所称的“不伦瑞克行动”。在“雪绒花”的代号之下，威廉·冯·李斯特元帅指挥的A集团军群将扫荡顿河以南区域，之后分兵进入高加索地区，一部分部队要拿下远达巴库的黑海沿岸地区，一部分部队夺取高加索山脉的各个山口，还有部分兵力将占领格罗兹尼的石油城；已改由马克西米连·冯·魏克斯（Maximilian von Weichs）上将（他在希特勒第二次解除冯·博克的职务后获任）指挥的B集团军群将渡过顿河，攻占斯大林格勒，控制伏尔加河下游，之后按照代号为“鹭”的计划，进军占领阿斯特拉罕。 希特勒的众多将领对这些计划中的矛盾之处心知肚明：他们要用越来越少的部队占领越来越多的地盘。

Mikhail Heller and Aleksandr Nekrich, Utopia in Power： The History of the Soviet Union from 1917 to the Present (London, 1982), 391; David Glantz and Jonathan House, When Titans Clashed： How the Red Army Stopped Hitler (Lawrence, Kans,1995), 121.

面对德军滚滚而来的进攻，苏联红军表现出了极大的恐慌，他们抛弃了草草构筑的防线和自己的重武器，无视军官和政委的威胁。7月28日，斯大林向部队签发了他自己的“禁止令”。227号命令，即“不准后退一步”命令，要求“必须坚决保卫苏联的每一寸土地，战斗至最后一滴血”。 1941年，为了对付恐慌，苏联成立了安全部队“督战队”，他们的任务是抓捕所有被认为是懦夫或者是逃兵的人，这些人可以被当场枪毙或送进惩戒营，当然大部分人被直接送回原部队了事。此举并不会阻碍获得准许的进一步撤退，因为斯大林自己也不想让去年夏季大批人员被俘的情况再次出现，他还命令指挥官们要避开德军已经出了名的钳形攻势。

Joachim Wieder, Stalingrad und die Verantwortung der Soldaten (Munich, 1962), 45.

B集团军群向顿河一路推进，其漫长的侧翼则被交给来自罗马尼亚、意大利和匈牙利等其他轴心国的军队来保护，在德国人的压力下，这些国家的军队也大大增加：5个罗马尼亚师、10个匈牙利师和5个意大利师。德军装甲部队发现这里的大平原是坦克作战的理想区域，但没什么可以打的。一名德国士兵记录道：“东方最荒凉的地方出现在了我的眼前。这是一片贫瘠、荒芜、草木不生的平原，没有灌木，没有树，一连几千米都没有村庄。” 只要能通过一轮快速突袭拿下斯大林格勒，这些地方就将是德国的新占领地，斯大林格勒此时成了弗里德里希·保卢斯（Friedrich Paulus）上将的第6集团军的终极目标。在地图上，这片广阔的新领地令人印象深刻。在南方，迈科普的石油城已于8月上旬被A集团军群占领。8月21日，德军山地部队在厄尔布鲁士峰顶升起了旗帜，这是高加索山脉的最高峰（这一成就却让希特勒暴怒，他觉得他们为了爬山而浪费了时间）。此时，轴心国在所有三个战场上的最终胜利似乎已指日可待。

1942年夏季是盟军在战争中的低谷期，他们被迫在苏联、北非和亚洲三个战场上各自苦战，除了《租借法案》提供的物资供应外，三个战场彼此几乎没有关联。但随着覆盖所有盟国的后勤体系顶着大西洋上的潜艇威胁缓缓建成，这一局面也随着1942年的结束而告终（本书第六章将专题讲述这场战役）。起初，美国的军事资源并未给盟国的整体战局带来什么变化，尽管盟军现在拥有巨大的经济潜力，尽管美军还一度在中途岛赢得胜利。罗斯福花了很大力气来向美国公众（还有他的敌人轴心国）介绍美国军工生产的规模，但公众可能会问，1942年生产出的47826架飞机和24997辆坦克都干什么去了？第一枚美国炸弹直到1943年1月才落在德国土地上；直到1943年7月美军地面部队才踏足欧洲大陆；1942年8月在太平洋上发动的第一场地面作战也仅仅投入了一个师。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前，罗斯福还在担心美国公众不想打仗，现在，他的担心变成没有足够的仗来让公众感到满足。

David Horner, ‘Australia in 1942： a pivotal year’, in Peter Dean (ed.), Australia 1942： In the Shadow of War (Cambridge, 2013), 18–20, 25. Debi Unger and Irwin Unger, George Marshall： A Biography (New York, 2014),173–6. Mark Stoler, Allies and Adversaries：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 The Grand Alliance and U.S. Strategy in World War II (Chapel Hill, NC, 2000), 76–8.

面对英帝国和苏联的危局，用美国的方式来制定美国的战略框架对美军规划人员来说就成了至关重要的事情。英军东南亚战线的崩溃结束了美国、澳大利亚、荷兰和英国四国军队受英军总指挥韦弗尔将军统一指挥的短暂历程。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国军方建立了两个司令部：切斯特·尼米兹海军上将的太平洋战区司令部，以及麦克阿瑟将军的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澳大利亚军队此时已被纳入麦克阿瑟的美军指挥体系，自从英军丢掉亚洲、日本入侵的威胁突然出现之后，澳大利亚领导层对这一安排十分欢迎，直到1943年底，澳大利亚人都在西南太平洋盟军的地面部队中占据大多数。 现在，太平洋战场已经成了美国人的天下，直到1945年战争的最后阶段，英国人才最终获得一席之地，得以参加太平洋战事。在1941年12月的“阿卡迪亚”会议上，英美一致同意欧洲优先，但丘吉尔和他的参谋长会议想要首先聚焦地中海战区，之后再想办法重返欧洲大陆。在罗斯福的同意下，他们拿出了一份代号为“体育家”的计划，准备进攻法属北非，以此缓解埃及的压力，但美国军方领导层将该计划视为对英帝国的暗地支援，他们更想要及早登陆欧洲北部以缓解苏联的压力。 马歇尔将军的计划处主任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准将对这些“业余战略家”十分不满——丘吉尔和罗斯福也确实是这种人——他制订了一份提前进入欧洲的计划，代号为“大铁锤”，随后又计划在1943年以48个师发动大规模攻击，代号为“聚拢”。这一战略更符合美军关于集中兵力的军事原则，否定了伦敦倾向的外围战略。罗斯福被告知“体育家”计划是不可行的，这一消息在3月9日传到了丘吉尔那里。

Maury Klein, A Call to Arms： Mobilizing America for World War II (New York,2013), 302–3; John Jeffries, Wartime America： The World War II Home Front(Chicago, Ill., 1996), 153–5; Sean Casey, Cautious Crusade： Franklin D. Roosevelt,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nd the War against Nazi Germany (New York,2001), 48–50. 在1941年12月到1942年3月的历次民意调查中，平均有62%的人同意集中力量对付日本，同意集中力量对付德国的只有21%。 David Roll, The Hopkins Touch： Harry Hopkins and the Forging of the Alliance to Defeat Hitler (New York, 2013), 183–4. David Roll, The Hopkins Touch： Harry Hopkins and the Forging of the Alliance to Defeat Hitler (New York, 2013), 197–8.

除了不想让人觉得美国是在为英国打仗外，直接对阵德国的战略还有几个其他动机。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民意深受面对日军进攻时的无力感影响，在第一轮要求参战的愤怒狂热结束后，他们对罗斯福的领导力也越发悲观。孤立主义领袖们放弃了他们的挣扎，但军队中的孤立主义者更想要“日本优先”战略，他们对卷入欧洲战事一直持怀疑态度。1942年头几个月的多次民意调查始终显示绝大部分人想要把力量集中于太平洋战场。 马歇尔希望在1942年晚些时候在德占欧洲发动一次登陆行动，这不仅可以平息对政府的批评，也可以重新激发国内民众的战斗决心。3月，罗斯福告诉丘吉尔，美国想要“今年夏季”在欧洲打一仗。 另一个顾虑则是苏联的存亡。对苏德议和可能性的担忧，解释了马歇尔为什么坚持要在西欧开辟一条战线以牵制东线德军的力量。这一担忧也使得罗斯福在3月决定回归“大铁锤”计划的思路。6月，莫洛托夫访问华盛顿期间，罗斯福向他保证斯大林可以“指望今年开辟第二战场”，连马歇尔都觉得这话说早了。 无论如何，罗斯福对地缘政治现状的把握，以及对战略和战术的理解都还很有限。他还向英国保证支持“体育家”计划，就像他对莫洛托夫做出要开辟“第二战场”的无条件承诺一样，都是出于政治算计而非纯军事目的，目的是确保英国和苏联继续打下去。

David Kennedy, The American People in World War II (New York, 1999), 148–50. Matthew Jones,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editerranean War 1942–44(London, 1996), 19. Unger and Unger, George Marshall, 150–55, 171–2; Roll, The Hopkins Touch,204–8. Stoler, Allies and Adversaries, 88. Kennedy, The American People in World War II, 153–4; Stoler, Allies and Adversaries, 79–85; Unger and Unger, George Marshall, 172–7; Roll, The Hopkins Touch, 214–21; Andrew Buchanan,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in the Mediterranean during World War II (Cambridge, 2014), 48–9.

马歇尔的计划在英美联盟中又产生了一道裂痕。英军在利比亚的惨败进一步巩固了美国人对北非冒险的偏见。于是马歇尔被再次派往伦敦申明他的主张，虽然英国人因为担心美国领导人会转身去打日本人而在口头上同意了“大铁锤”计划和“聚拢”计划的想法，但丘吉尔和英军参谋长会议私下里的态度是完全否定的。 莫洛托夫造访华盛顿之后，丘吉尔和英帝国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将军也来到这里，试图扭转罗斯福的想法。丘吉尔声称，北非作战才是“真正的欧洲第二战场”，不过当年晚些时候他又想要说服斯大林相信轰炸德国是现在的“第二战场”。 对此罗斯福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允许继续推进“大铁锤”和“体育家”两个计划。但是丘吉尔在7月8日回到伦敦后正式电告华盛顿，英国完全拒绝在1942年进攻欧洲大陆的主张。对于此举会影响“欧洲优先”战略的担心也没错。两天后，马歇尔对罗斯福说，如果英国坚持如此，他将会转向太平洋，并“推动针对日本的决策”。 丘吉尔私下里驳斥了马歇尔的威胁——“就因为美国人今年没法在法国发动大屠杀，所以他们就生闷气，还想去打太平洋。”——可马歇尔绝非开玩笑。 马歇尔赢得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其他成员以及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的支持，他去游说罗斯福调整优先方向以更好地体现美国利益。大西洋方面对罗斯福而言总是更加重要的，当他最终于7月25日命令马歇尔放弃进攻欧洲，专心准备“体育家”计划（此时已更名为“火炬行动”）以便让美军在年底前——可能的话，最好在11月中期选举之前——加入战斗时，所有对英国战略的反对也都到此结束。1942年7月，罗斯福唯一一次利用他作为美军总司令的正式身份，以此名义签发命令以迫使他的军事幕僚们听话。“大铁锤”计划的设计者艾森豪威尔觉得做出这一决定的这天将会是“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美国军方的总司令们发现自己不得不去筹备一场在明显以英国利益为主的地区进行的、自己并不想打的战役。

英国人关于“大铁锤”计划将会成为灾难性失败的观点并没有错。艾森豪威尔及其团队制订的计划要求投入5—10个师渡过英吉利海峡，去占领瑟堡和科唐坦半岛，作为次年春季全面进攻的前奏，但这并不符合实际。当英国和加拿大联军在8月19日强行向迪耶普发动进攻（代号“庆典”）以测试德军的防御并为苏联提供一定支援时，进攻部队在几个小时内就被德国守军歼灭，德国人甚至搞不清盟军是来干什么的。美国人对“大铁锤”计划的盘算，大部分还是由于想要将美国的战略强加在那个不听话的盟友头上——这个盟友对防守埃及的痴迷似乎与真正的为欧洲而战相距甚远——也是由于希望给苏联红军提供援助。对于马歇尔的挫败和失望，苏联领导层感同身受。莫洛托夫拿罗斯福的承诺当真了，斯大林则把这种保证视为面子话。苏联军事领袖们与美国人持有共同的直面敌人的战略理念，他们都怀疑英国人的选择为的其实是长远的帝国利益，因而背叛了共同击败德国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