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2

Hastings Ismay, The Memoirs of Lord Ismay (London, 1960), 279–80. 这段描述来自官方战史：Frank Hough, The Island War：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 Corps in the Pacifc (Philadelphia, Pa, 1947), 41, 61, 84–5。

“1942年是改天换地的一年，”丘吉尔的参谋长黑斯廷斯·伊斯梅在回忆录中写道，“它在可怕的灾难中开局，”但在“命运的彻底逆转中”结束。 当盟国为了优先方向争执不休时，那三场互无关联但同时改变了太平洋战场、苏联战场和北非战场的战略面貌，并使盟军获得主动权的战役的舞台已经搭好了。在瓜达尔卡纳尔岛、阿拉曼和斯大林格勒，转折点已经到来：所有三场战役都值得进行详细探讨。它们的规模和过程都有着巨大的差异。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区区几个师和大量舰船、海军飞机为了控制岛上一个机场而大打出手；阿拉曼战役的规模与东线战争相比也很小，但双方在相当广阔的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空战和坦克战，这与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不同；斯大林格勒战役则是在大半个苏联南部进行的规模巨大的战斗，参战的有数十万人、整个航空队和数千辆坦克。三个战场环境的差异也大到了极点。瓜达尔卡纳尔岛是一座小岛，145千米长，40千米宽，绝大部分地方覆盖着浓密的丛林，里面满是巨大的黄蜂、蝎子、蛇、巨蜥和蚂蟥（它们会从人们头顶的树上掉到人身上），除了敌人，这些生物也都是严重的威胁；疟疾、痢疾、登革热和斑疹伤寒也四处流行。 双方几乎所有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打过仗的士兵都患过一种或另一种疾病。阿拉曼战役则是在距离补给基地数百千米的荒芜沙漠里进行的（1942年7月，隆美尔距离的黎波里主要港口远达1450千米），士兵们要对付酷热、成群的苍蝇、能在一夜之间改变地貌的沙尘暴，以及令人无法呼吸、无法睁眼的尘土，这使得战斗成了军事上的盲人摸象；此外还有无处不在的皮肤溃疡、痢疾和严重的脱水。斯大林格勒战役在最关键的几个星期里是在一个约65千米宽的大城市的废墟中进行的，战斗从酷暑一直打到严冬。痢疾、伤寒和冻伤对进攻方的影响可能更大些，但战场对双方是同等严酷。三场战役只有一点是相同的：它们都不是区区几天的大决战，而都是要耗费几个月，直到胜利毫无悬念之时才决出胜负。

John Lorelli, To Foreign Shores： U.S. Amphibious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Annapolis,Md, 1995), 43–4; Richard Frank, Guadalcanal (New York, 1990), 33–44. David Ulbrich, Preparing for Victory： Thomas Holcomb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arine Corps, 1936–1943 (Annapolis, Md, 2011), 130–32.

1942年5月，日军从撤退的英国人手里夺取了所罗门群岛首府图拉吉，群岛随之沦陷。6月，朝鲜劳工、日本工程师，以及一支约1700人的小规模守备队被派往所罗门最大的岛屿瓜达尔卡纳尔岛去修建一座战略性机场，计划8月中旬完工。机场不仅要能威胁盟军的航运，还要能保护位于北面新不列颠岛上拉包尔的日本海军主要基地。日本军方预计盟军至少要到1943年才会前来阻挠，但是美国海军总司令欧内斯特·金上将催促太平洋舰队在当年夏季就尽快发动反击。瓜达尔卡纳尔岛机场带来的潜在危险人所共知，这让这座岛屿成了显而易见的目标，但尼米兹直到7月上旬才批准了“瞭望塔行动”，投入海军陆战队第1师。 对于这样一场在人们对其知之甚少的地区发动的大规模两栖作战来说，准备工作过于匆忙而且不充分，海军情报部门只能依靠旧的《国家地理》杂志和少量对传教士的访谈来拼凑出目标岛屿的图景。航空侦察照相也有，但直到登陆陆战队上了岸才被送到他们手里。 麦克阿瑟和海军南太平洋战区司令罗伯特·戈姆利（Robert Ghormley）中将都认为风险太大，要求取消战役，但是金坚持必须找个地方把这一击打出去。结果，尽管训练不足，补给也无法满足这场时间难以预料的战役，亚历山大·范德格里夫特（Alexander Vandegrift）少将的海军陆战队第1师还是在新西兰登上了里奇蒙德·特纳（Richmond Turner）海军少将指挥的25艘运输船，保护他们的是法兰克·弗莱彻海军中将的一支海军特混舰队，美军所有能用的航空母舰都被列入其中。

Lorelli, To Foreign Shores, 46–50; Hough, Island War, 45–8. Meirion Harries and Susie Harries, Soldiers of the Su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 (London, 1991), 339–40.

1942年8月6—7日夜间，76艘舰船悄无声息地来到了瓜达尔卡纳尔岛北岸外，陆战队员们爬进了登陆艇，2.3万人中的大部分要上岸，其中一些小股部队将去夺取图拉吉和另两个小岛。他们很幸运，借着大雨和浓雾的掩护，船队靠近时完全出乎日军的预料，但其实日本守军面对占据压倒性优势的美军也无可作为。朝鲜劳工和日军士兵逃进了周围的丛林，把仓库和装备完好无损地丢给了美国人。在图拉吉和更小的岛上，抵抗要顽强一些，但到8月8日也结束了。陆战队员们在这些初期战斗中第一次体验到了日本人的战斗作风，这些日本人即便在完全没有必要继续战斗时也坚决不放弃。在这两座最小的岛屿上，886名日军战死，只有23人被俘，这个比例还将在整个太平洋战场上一再出现。 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们在机场周围建立了坚固的防御阵地，他们把机场命名为“亨德森机场”，亨德森是在中途岛战死的一名陆战队少校的名字。机场遭到了来自更北方日军基地的远程轰炸机的反复空袭，这促使弗莱彻在两天后撤走了他的航母。几天后，特纳也撤走了他脆弱的运输船，有些还没有卸货，只给岛上留下了四天的弹药补给。少量留下来的大型水面舰艇也在8月8—9日夜间几乎被全歼，当时，一支日本舰队在萨沃岛周围和机场北面的海峡中发动了夜袭。陆战队员们再次获得了幸运之神的眷顾，拉包尔的日军误判了自己面对的威胁，认为登陆的陆战队只有2000人，实际上却超过2万人，这一情报错误持续了几个星期。8月18日，一支由2000人组成的小规模救援部队在一木清直大佐率领下在机场附近上岸，正是此人带着部下在1937年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此番他接到的命令是把机场夺回来。他没有等到后一半兵力上岛，就急忙向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防线攻了过去。结果，他的部队几乎全军覆没，身受重伤的一木清直本人也赶在被美军抓住前自杀了。

Symonds, World War II at Sea, 328–9.

日军进攻失败的同时，第一批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飞机来到了刚刚竣工的机场上。从此之后，除了少数几次日军舰炮的炮击让跑道暂时无法使用，或损坏了驻扎在那里的飞机外，后来以“仙人掌航空队”闻名的航空兵（“仙人掌”是瓜达尔卡纳尔岛的代号）的不断支援让守军得到了重要的力量倍增器。最重要的是，飞机可以被用来攻击在拉包尔和瓜达尔卡纳尔岛之间往返的运输船，此时日军最高指挥层已经逐渐意识到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桥头堡是个真正的威胁，对一连数月攻城略地的日本陆军的军威也是个挑战。8月28日，山本五十六大将下令发动“K行动”，用一支大型运兵船队将5600名原本要登陆中途岛的陆军官兵送上岛，由一支大型舰队提供支援，包括南云忠一的舰队尚存的3艘航母。接下来的东所罗门海战又是一场航母对决，南云忠一在损失了33架宝贵的舰载机后被迫退出了战斗；失去了保护的运兵船遭到了美军空袭，被迫返航。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数以千计的日本陆军官兵被一批批地趁夜送了进来——到10月，运来了2万人，到战役结束时总共运来了4.3万人。但这些日军在面对防御坚固和训练有素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时的表现，完全不能与夺取南方地域时相提并论。按计划在9月进行的由川口清健少将指挥的第二轮大规模进攻遭遇了与一木清直指挥的进攻相同的命运。进攻部队兵分三路分别从机场的东面、西面和南面进攻，但是糟糕的通信状况使得这场协调混乱的作战拖了3天才打完，缺乏战术创新。9月12日的主要行动是攻打空军基地南面一处低矮的山岭——这里很快被称为“血腥岭”——包括日军向美军防线发动一次次冲锋，直到川口清键部队的大部分人倒在了腐烂的尸堆上。瓜达尔卡纳尔岛从此被日军士兵称为“死亡岛”。

Symonds, World War II at Sea, 366–71; Trent Hone, ‘“Give them hell”： the US Navy's night combat doctrine and the campaign for Guadalcanal’, War in History, 13 (2006), 188–95.

9月18日，日军大本营赋予瓜达尔卡纳尔岛高于一切的优先级，这导致向重庆的进攻突然停止，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作战也受到了影响。百武晴吉中将受命投入第17军来消灭美军的桥头堡，但是当日本海军一次次有效击败实力更弱的美国海军特混舰队，并反复炮击机场时，日本陆军却在集中了大量重炮和坦克的美军小阵地面前一再重蹈覆辙。10月23—25日，为期3天的进攻再次被击退，日军伤亡惨重。11月14日，日军再次尝试运送一支大规模的两栖部队，11艘运兵船运载着3万人，由以战列舰“比睿号”和“雾岛号”为核心的大型舰队护航。丹尼尔·卡拉汉（Daniel Callaghan）少将麾下规模不大的美军分舰队刚刚完成保护运兵船将6000人送到亨德森机场的任务，接着就被派往北面迎敌，与阿部弘毅中将的战列舰队迎头相撞。卡拉汉战死，但阿部弘毅的旗舰“比睿号”遭到了重创，阿部弘毅也受了伤。这艘日军战列舰第二天在试图挣扎着逃离时被空袭击沉。山本五十六接着命令近藤信竹中将乘坐受损的战列舰“雾岛号”继续前进，炮击机场，以便让运兵船队通过，但运兵船队遇到了弗莱彻的继任者威廉·哈尔西中将派来的2艘战列舰，其中“华盛顿号”的舰长对新装备火控雷达了如指掌。11月15日，日军战列舰在美军的首轮精确齐射中就被重创，继而被击沉。 日军运兵船队以为敌人的航空兵已被压制，于是在白天驶近瓜达尔卡纳尔岛，结果碰了钉子。它们遭遇到了雨点般的炸弹，6艘运兵船在海上被击沉。4艘运兵船挣扎着靠了岸，但还是被美军的空袭和炮击摧毁。

Frank, Guadalcanal, 559–61, 588–95. Harries and Harries, Soldiers of the Sun, 341–2; Hough, Island War, 79–85; Frank,Guadalcanal, 611–13; Francis Pike, Hirohito's War： The Pacifc War 1941–1945(London, 2016), 574–5. 关于日军的死亡数据，Frank给出了一个略低的数据：30343人。 Frank, Guadalcanal, 618–19.

海军陆战队第1师最终在11月和12月被替换了下来，范德格里夫特也把指挥权移交给了拥有5万人的美国陆军第14军的军长亚历山大·帕奇（Alexander Patch）少将。此时，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战斗已经基本结束。残存的日本守军继续掘壕固守，但东京方面已经做出决定，不再继续争夺这座岛屿基地了，它已经无法保持稳定的补给，而且导致了比中途岛战役多得多的军舰和飞行员方面的损失。12月31日，裕仁天皇批准撤退，1943年1月20日，“K行动”开始，目的是撤回那些还能走路的日军。 10642人趁夜搭乘舰船离开了瓜达尔卡纳尔岛，伤员和一部分志愿人员则被留下来进行最后的象征性抵抗。由于几乎完全没有食物和补给，这些撤回来的士兵个个形如骷髅，几乎都有病在身，许多人再也无法重返战场了。在5个月的战斗中，日本陆军（包括海军地面部队）损失了3.2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因粮食补给的减少而死于病饿；估计有1.2万名日本海军官兵和超过2000名飞行人员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经验最丰富的飞行员。 美军方面，承担了大部分战役的海军陆战队第1师有1242人战死，这只是后来太平洋战争中死亡人数的零头；美国海军损失了4911名舰员，航空兵损失420人。 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是日军的灾难，为了这个遥远的空军基地，他们倾注了大量的军事资源，人员、舰船和飞机都损失惨重。如此巨大的损失显示了日军对防守新前线的偏执，但这场战役也像斯大林格勒战役一样成了一个象征，标志着一国军队达到其扩张极限的关键时刻。

Ashley Jackson, Persian Gulf Command： A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Iran and Iraq (New Haven, Conn., 2018), 254. Glyn Harper, ‘“No model campaign”： the Second New Zealand Division and the Battle of El Alamein, October–December 1942’, in Jill Edwards (ed.), El Alamein and the Struggle for North Africa：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from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iro, 2012), 88. John Kennedy, The Business of War： The War Narrative of Major-General Sir John Kennedy (London, 1957), 251.

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展开的同时，阿拉曼防线的漫长争夺也在进行之中。沙漠之战比太平洋战事更具有决定意义，在不毛之地的厮杀中，轴心国征服埃及、夺取苏伊士运河、获得中东石油的希望日渐渺茫。1943年8月，希特勒在与军需部长阿尔伯特·施佩尔商讨时私下里表达了对这一前景的乐观：“英国人将不得不眼看着他们的殖民帝国分崩离析而无能为力……到1943年底，我们就将踏足德黑兰、巴格达，还有波斯湾。” 丘吉尔把即将到来的战斗称为“埃及之战”，要求奥金莱克像保卫肯特郡那样保卫这一地区。他对结果很悲观。“似乎没什么能帮上他们，”他向陆军作战处长抱怨说，“我怀疑陆军的进攻精神。”罗斯福也对这支主将“犯过书上所有错误”的军队能打出何种结果深表怀疑。 开罗的领事人员觉得危险是如此真实，以至于他们在1942年7月的最初几天里都在焚烧机密文件，烧焦的纸屑随风飘到了附近的街道上。在伦敦，参谋长会议拟定了“最糟糕情况”的预案——撤往尼罗河上游的苏丹，并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建立最后防线。

Gooch, Mussolini's War, 312–13. Jonathan Fennell, Fighting the People's War： The British and Commonwealth Armies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Cambridge, 2019), 179–80.

实际上，轴心国在加扎拉和图卜鲁格的胜利反而削弱了这支已经远离补给基地的军队。很难想象靠着仅仅1万人的疲惫之师就能完成一场胜利的进攻。1942年6月下旬，当隆美尔希望他的对手已经支离破碎，士气低落，无法抵挡最后一击时，非洲军团也已衰弱到只有55辆坦克可用，意大利装甲师更是只剩下15辆。意军“白羊座”装甲师在新一轮进攻的第一天损失了36辆坦克，只剩下了8辆坦克和40门火炮。 英军第8集团军的官兵们在一连数月的失败和撤退后，理所当然地失去了信心。审查官们发现士兵书信中的“胡言乱语和失败主义言论”越来越多。 在阿拉曼防线上，人们普遍预计自己还将进一步退往尼罗河三角洲。为了阻止危机恶化，奥金莱克采取了非常举措，他把开罗的中东司令部甩给副手，自己直接接管第8集团军，令中东英军战争机器的核心出现了真空。他费了很大力气，组织了一系列相距较远的箱式防御阵地，他希望这能让火力足够集中以顶住敌人的进攻。7月1日，历史学家们常说的“第一次阿拉曼战役”打响了，这是整场较量的第一阶段，一直持续到11月上旬。第一场战役很快演变成为一系列小规模的交战，隆美尔试图突破英军的箱式阵地，并像在加扎拉时那样再次突向敌人后方。常见的硝烟烈焰和漫天沙尘让战场环境十分恶劣，隆美尔也没有多少关于敌人的情报，其中重要的原因是，轴心国直到6月一直依赖的德国在开罗截获的来自美国武官的秘密情报最终被发现并被销毁。他的装甲部队刚一进攻就被德尔艾夏一处先前未发现的箱式阵地的火力挡住了，他们花了几乎一整天才打败并击退了守在这里的印度旅。当意军和德军第90轻型师试图继续向北方海边推进以包围和切断第8集团军的主要箱式阵地时，极其猛烈的炮兵火力压制住了他们的推进并一度造成恐慌，阻止了他们的进一步行动。德军和意军各师遭到了英军西部沙漠空军无休止的轰炸，英军飞机的出动频率一度达到了每分钟一架次。7月2—3日，隆美尔驱使他的部队再次进攻，但惨重的死伤、燃油和车辆的缺乏以及极度的疲劳，都让他们向尼罗河三角洲与苏伊士运河的推进化成了泡影。运气或许会帮助隆美尔，但以非洲军团目前的状况，这场战役无疑是一场赌博。于是他下令停止进攻，准备在阿拉曼英军防线对面掘壕固守。

Nigel Hamilton, Monty： Master of the Battlefield 1942–1944 (London, 1983), 9;Harper, ‘“No model campaign”’, 75. Fennell, Fighting the People's War, 268–9.

随着增援的逐渐到达，奥金莱克不愿再继续防御，而是想要击败已经被大大削弱的敌人。7月，他发动了4次进攻，但都没能突破敌人防线。在隆美尔发起进攻后的一个月里，英军第8集团军遭受了1.3万人的伤亡，却几乎一无所获。8月上旬，丘吉尔和布鲁克上将在前去会见斯大林途中顺道视察埃及。丘吉尔看到奥金莱克如此消沉，大为恼怒，解除了他的职务，任命哈罗德·亚历山大将军接替他担任中东司令部司令。8月6日，第8集团军原先的一位军长威廉·戈特中将被指派指挥整个集团军，但他第二天就因飞机坠毁而身亡，于是丘吉尔最终被劝说任命伯纳德·蒙哥马利中将取而代之。8月13日，蒙哥马利从英国来到第8集团军司令部。根据他一贯以来的名声，朋友告诉新西兰第2师参谋长，蒙哥马利“公认地容易发飙”。人们觉得他是个自大狂，急于在每一个司令部留下他的印记。而德国档案对蒙哥马利的描述更接近事实，说他是个“硬汉”，在实现他的意图时毫不手软。 为了申明所有关于进一步撤退的讨论都应该停止，他刚一到达就告诉他的军队：“我们将坚守此地；不会再撤退了……如果我们不能活着守在这里，就让我们死在这里。”多亏了“超级机密”情报，他很快就意识到轴心国新一轮进攻即将到来，这让他没时间把一切推翻重来。然而，他的新举措被证明极其有效。一周之内，审查报告就显示：“一股清新、令人振奋的空气横扫驻埃及的英国军队。” 到8月底，双方都利用战斗的间歇重建了自己支离破碎的部队。

Richard Hammond, Strangling the Axis： The Fight for Control of the Mediterranean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Cambridge, 2020), 141–3. Barr, Pendulum of War, 218–19. Fennell, Fighting the People's War, 268; Citino, Death of the Wehrmacht, 213–14.

考虑到轴心国的后勤困难，其军队补充新兵的速度令人称奇，但德军和意军各师仍然严重缺乏燃油和弹药补给，这些东西都被盟军潜艇和飞机拦截并击沉了。9—10月，轴心国运往利比亚的燃油和车辆损失了1/3到1/2，由于德军空中力量被投向苏联前线以及意大利商船队的损失，轴心国沙漠战略受到的后勤束缚已无法逆转。 前线远在数百英里之外，运输车辆在到达前线之前就会消耗掉所载燃油的3/4。占领图卜鲁格也被证明帮不了什么忙，因为这里即便不遭到日常轰炸，其吞吐量也只有每月1万吨，而轴心国军队的需求是10万吨。 卡瓦莱罗和凯塞林两人都向隆美尔保证会采取紧急措施以提供所需的燃油和弹药，但是直到隆美尔准备好重新进攻时，他的燃油只够8天作战使用。军力的对比也不乐观：现在8.4万名德军和4.4万名意军要面对13.5万名英军，234辆德国坦克和281辆意大利坦克要面对693辆英军坦克。 空中力量成了关键性差别，因为隆美尔此时距离能够支援他的空军基地已经太远，而近在咫尺的英军西部沙漠空军则能够轻易飞到前线和轴心国补给线上空。

隆美尔制订了一套此时已是老生常谈的德国式作战计划，他要穿越南部雷场突破盟军防线，然后转向东北，以切断阿拉姆哈勒法低矮山岭上的盟军主力，盟军步兵正带着炮兵和反坦克炮在那里的工事中驻守。蒙哥马利的防御严重依赖奥金莱克的参谋们已经制订的计划，但增加了要在轴心国装甲部队挣扎着穿越雷场时使用空中力量予以打击，以及集中炮兵沿山岭阵地进行拦阻弹幕射击等内容。美国人许诺的新装备带来了显著变化：盟军装甲部队现在有了越来越多的美制“格兰特”和“谢尔曼”坦克，它们比英国坦克具有更大优势，既能发射穿甲弹，也能发射高爆弹——前者被用来对付敌人的装甲车辆，后者被用来消灭反坦克炮和炮兵部队。蒙哥马利还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型反坦克炮，它们能够对付现有全部型号的德国坦克。蒙哥马利在计划中增加的实质性内容是，坚定打一场静态防御战，依靠炮兵和空中力量，避免机动作战，而第8集团军对此完全不在行。

David French, Raising Churchill's Army： The British Army and the War against Germany 1919–1945 (Oxford, 2000), 256. Horst Boog et al., Das Deutsche Reich und der Zweite Weltkrieg, Band 6： Der globale Krieg (Stuttgart, 1990), 694.

在双方的计划中，只有英军的奏效了。这原本应该是第二次阿拉曼战役，但被命名为“阿拉姆哈勒法战役”，因为整个战斗在击败德国向阿拉姆哈勒法山岭的进攻后就结束了。8月30日夜，德军装甲师开始穿越雷场，这样他们在早晨就可以抵达开阔的沙漠。但实际上，德军费力集结起来的人员和车辆却被照明弹照亮，暴露在了彻夜不停的猛烈轰炸之下。驻足不前意味着燃油消耗高得危险，到第二天上午，隆美尔不得不放弃大范围迂回包围敌军的想法，转而直接向阿拉姆哈勒法山岭发动更为困难的直接进攻。在这里，他的部队被致命的炮兵弹幕和隐蔽的反坦克炮牢牢压住。在两天时间里，隆美尔的部队做了各种试探但无一成功，燃油几乎耗尽，来自空中和炮兵的重击也摧垮了德军和意军的士气——“我从未见过的”炮击，一个挨了7个小时炮击的人后来说。 9月2日，隆美尔被迫下令向进攻发起线边打边撤，但是已没有燃料和运输车辆的几个意大利摩托化师还是丢弃了2/3的人员和1/3的火炮。这就是一支规模受限、补给不足的军队的最后命运。然而，这还不是决定性的。隆美尔和意大利友军指挥官在埋有多达44.5万枚地雷的绵密雷场后方挖掘工事，他们知道敌人的实力将会与日俱增。 阿拉姆哈勒法战役与最后的第二次阿拉曼战役，让关于战场上无能的英军会把中东丢给轴心国的幻想最终破灭。

French, Raising Churchill's Army, 243. Peter Stanley, ‘“The part we played in this show”： Australians and El Alamein’,in Edwards (ed.), El Alamein, 60–66 on the Australian experience; Harper, ‘“No model campaign”’, 73–5, 86–8, on the New Zealand division.

在这最后一战中，蒙哥马利确实有机会在其麾下部队身上打上自己的印记。他倾向于打一场会战——在狭窄的前线做纵深防御，这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因为他明白自己部队的局限性，他宣称：“我把作战规模限制在可行的范围内，而且我要使用获得胜利所必需的力量。” 尽管蒙哥马利常常因过度谨慎而受到指责，但他还是根据部队业已暴露出来的弱点，并基于现实情况为即将到来的作战制订了明晰而详尽的计划。后来人们所称的“捷足行动”计划草案于10月6日出台，4天后他与他的指挥官们商讨后又对其做了调整。蒙哥马利想要通过团队合作来打这一仗，尽管他是唯一的团队老大。早先的失败凸显了由英军指挥官组织多国军队的困难。 他花了不少时间来维修桥梁。他还明白地空协同攻击是多么重要，因此与西部沙漠空军的阿瑟·科宁汉姆（Arthur Coningham）空军少将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这样空军和地面部队的战术司令部也将设在一起。他还坚持要求坦克兵与步兵相结合，方法很简单，就是让双方指挥官住在一起，讨论如何协同。无法为步兵提供足够的掩护一直是个问题。最终，炮兵被集中起来以打出不逊于1918年时的弹幕。

French, Raising Churchill's Army, 246–54; Fennell, Fighting the People's War,276–8, 283–90. Buchanan, ‘A friend indeed?’, 289–91. Fennell, Fighting the People's War, 301; Ceva, Storia delle Forze Armate in Italia,319–20; Boog et al., Das Deutsche Reich und der Zweite Weltkrieg： Band 6, 694, 该书指出，英国皇家空军在中东战区的总兵力有超过1500架飞机。 Barr, Pendulum of War, 276–7; Richard Carrier,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fighting power of the Italian Army in North Africa, 1940–1943’, War in History, 22 (2015),508–9, 516; Domenico Petracarro, ‘The Italian Army in Africa 1940–1943： an attempt at historical perspective’, War & Society, 9 (1991), 115–16.

为了确保各级指挥官充分理解作战计划以及多兵种联合作战理念得到有效运用，蒙哥马利组织了一个月的强化训练，包括用实弹和地雷进行战斗体验的训练。 在这所有改变的背后是充足的新装备，其中许多来自美国，美国提供了21%的坦克和西部沙漠空军几乎一半的航空中队。美国陆军航空兵也在埃及建立了第10航空军，他们装备了B-24和B-17轰炸机，轰炸了为轴心国提供补给的利比亚港口，以及在横跨地中海的危险航线上冒险的轴心国船队。 到10月中旬，轴心国防线当面的盟军在人员和装备上已经具备了压倒性优势：8万人组成的12个兵力不足的轴心国师（4个德国师、8个意大利师）要面对23万人组成的10个盟军师；轴心国548辆坦克（包括280辆弱小的意大利坦克，最有效的德国坦克只有123辆）对阵1060辆盟军坦克；轴心国350架飞机对阵盟军530架飞机，盟军在更东面的基地里还有更多飞机可用。 双方在火炮和最重要的反坦克武器方面的数量差异要小一些，但是意大利师严重力量不足，而且缺乏现代化火炮。在最后一战中成名的“闪电”伞兵师甚至几乎没有重武器。

Rick Stroud, The Phantom Army of Alamein： The Men Who Hoodwinked Rommel(London, 2012), 183–209. 关于这一欺敌计划的更多细节见第五章。 Simon Ball, Alamein (Oxford, 2016), 16–22.

盟军的阿拉曼作战计划是，在防线北段用步兵攻击敌人步兵（主要是意大利人），然后投入装甲部队击退预计中的反击。轴心国防线将在日复一日的消耗战中被“碾碎”。蒙哥马利还坚持要求精心组织欺敌计划，在南段伪造出大规模的装甲部队，迫使隆美尔将第21装甲师和意大利“白羊座”装甲师留下来对付这个实际上只是个鬼影的威胁。 战役将在10月23日夜打响，此时隆美尔正在德国养病，不在现场。步兵进攻之前，大规模的炮击炸断了德军的通信线路。接替隆美尔的格奥尔格·施图姆（Georg Stumme）将军对新的情况一无所知，于是驱车赶往前线，结果在座驾遭到扫射时突发心脏病身亡。当隆美尔在25日傍晚赶到时，英军在无休止的炮击和空中攻击支援下，其推进已经达成关键性突破。蒙哥马利的计划并未完全奏效，但是英军及时做了调整。轴心国的坦克和反坦克部队阻挡了英军装甲部队2天，但到10月26日，德军第15装甲师只剩下了39辆坦克，英军第8集团军仍有754辆。 轴心国军队在一场打不赢的消耗战中被“碾碎”。

Fennell, Fighting the People's War, 308–12; Ball, Alamein, 37–41; Barr, Pendulum of War, 398–401. Barr, Pendulum of War, 404; Ceva, Storia delle Forze Armate in Italia, 320; Ball,Alamein, 47; Gooch, Mussolini's War, 322. Barr, Pendulum of War, 406–7.

此时，隆美尔认识到他在战线南段上当了，于是调动第21装甲师和一半的“白羊座”装甲师北上阻止突破。他警告国防军最高统帅部，这是一场他打不赢的战役，当蒙哥马利改变计划，转而在11月1日发动“超级冲锋”——在战线北段发动步坦协同突击——时，英军的突破也就无法被遏止了。隆美尔告知希特勒和意大利最高统帅，他正在撤退。11月3日，希特勒又发来了一份禁令——“要么胜利，要么死亡，别无他途。”——但轴心国防线确实在逐渐瓦解。到11月2日，隆美尔只剩下35辆坦克，还损失了一半的步兵和炮兵，用来摧毁敌人坦克的重型88mm高射炮更是被全部丢弃。 希特勒无奈，只好同意小范围撤退，但意大利最高司令部的安东尼奥·甘丁（Antonio Gandin）将军继续坚持死守防线。结果便是6个意大利师被几乎全歼，南部的几个师被抛弃，没有弹药、食物和水，也没有车辆。盟军俘虏了7429名德国士兵和21521名意大利士兵，此外轴心国还有7000人伤亡；英军第8集团军也有13560人伤亡，其中2350人死亡。 蒙哥马利的追击计划规模有限，当盟军在1943年1月沿着利比亚海岸追击隆美尔来到的黎波里时，他们已经无法包围支离破碎的轴心国军队残部了。然而，这场败仗已经足够彻底。意大利人的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了，德国军队则为了这场旨在夺取中东及其石油的战役耗费了大量人力和装备，他们为此投入的资源并不足够，战略也不够聚焦。希特勒最终在无边大漠的战斗中浪费了宝贵的军事资源。虽然第二次阿拉曼战役常常被视为盟军的险胜，但隆美尔从来都没有从希特勒那里得到过让自己的胜利成为可能的支持。隆美尔的军队退入了法属突尼斯，他还要再打上一段时间。但是11月8日，“火炬行动”打响，6.5万名英军和美军士兵在非洲西北部登陆，自西向东攻打轴心国军队。直到11月15日，丘吉尔才在战争中第一次要求全英国的所有教堂敲响钟声，庆祝大捷。

David Glantz, Colossus Reborn： The Red Army at War, 1941–1943 (Lawrence, Kans,2005), 37. Boog et al., Das Deutsche Reich und der Zweite Weltkrieg： Band 6, 965–6; Citino, Death of the Wehrmacht, 254.

瓜达尔卡纳尔岛和阿拉曼的鏖战都是所在战区的重要转折点，但在德国为了切断伏尔加河并夺取苏联石油而引发的巨大规模战役面前，它们都相形见绌。这场战役卷入了数百万士兵，带来的军人伤亡数也超过了英国和美国在整场战争中的总伤亡数。当双方总共22个师在沙漠中搏杀时，合计310个德国师与苏联师（总共超过200万人）正在斯大林格勒周围打成一团。 和阿拉曼战役一样，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开始日期并不明晰。苏联史料认为，战役始于1942年7月17日，也就是苏军第62和第64集团军在距离斯大林格勒96千米的奇尔河一线与德军第6集团军开始交战当天，但希特勒直到7月下旬才最终决定要夺取这座城市而不仅仅是予以包围。德军B集团军群在7月和8月上旬两度停下来等候燃料和弹药补给，而直到第6集团军司令保卢斯经过几个星期的血战成功肃清了顿河大弯曲部，并于8月10日在卡拉奇（Kalach）最终合围了10万苏军后，才有可能渡过顿河并开始向斯大林格勒疾进。此时保卢斯已经损失了一半装甲部队，只有200辆坦克去对阵超过1200辆苏联坦克，德军各部也在8月遭受了20万人的伤亡。 此时斯大林格勒在希特勒眼中已经有了“斯大林之城”的重要象征意义，为了加快夺取这座城市，他将赫尔曼·霍特将军的第4装甲集团军从A集团军群中调出来，配合对斯大林格勒的进攻，而这个集团军原本对攻占高加索地区至关重要。这一调整被证明是灾难性的，它削弱了向产油区的推进，却没能让B集团军群在夺取城市的战斗中获得决定性助力。霍特被迫在卡尔梅克草原上与顽强抵抗的苏军作战，然后一路打过来，最终在距离市中心20千米处停下了脚步，而且只剩下了150辆坦克。

Citino, Death of the Wehrmacht, 257. Geoffrey Megargee, Inside Hitler's High Command (Lawrence, Kans, 2000), 181–7. Alexander Statiev, At War's Summit： The Red Army and the Struggle for the Caucasus Mountains in World War II (Cambridge, 2018), 130–31, 264.

优先方向的转变是希特勒的决定。和1941年时一样，希特勒想要依靠漫长而脆弱的交通线用实力下降的部队实现所有目标，这种混乱的做法表明了他的军事领导能力显然有限。随着危机越来越多，他对自己的将领们越来越不耐烦。从9月起，他直接接管了A集团军群指挥权两个月，以确保将领们按照他的意愿行事。哈尔德将军在日记中写道，希特勒的战略是“胡扯，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 9月24日，希特勒撤掉了与自己意见相左了几个月的陆军参谋长，代之以库尔特·蔡茨勒（Kurt Zeitzler）中将，他更年轻，更顺从，但最重要的是，他是个比其他所有候选人都狂热的纳粹分子。这一变动标志着希特勒从此开始想要构建一个意识形态更强烈的领导层，他觉得这些人会更愿意跟随他的战略节奏。 希特勒一度亲自指挥的高加索战役与斯大林格勒战役密切相关，因为当德军打过库班草原，沿着黑海沿岸一路推进时，他们暴露出来的漫长侧翼就要由B集团军群来保护了。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上将指挥的第1装甲集团军现在要在不多的步兵支援下承担起南方的所有任务了。在部队疲惫不堪、补给不稳定、交通条件薄弱，而且战区密布森林和水网的情况下，装甲部队并不是理想的作战兵种。尽管被派往此地的苏军部队和指挥官都缺乏经验——苏军没有受过山地作战训练的山地部队，他们没有滑雪板、鞋钉、绳索和登山靴——克莱斯特的部队还是没能拿下格罗兹尼或者巴库，11月，“不伦瑞克行动”的关键环节在激烈的抵抗前停滞不前，而此时在北方，夺取斯大林格勒的作战正在进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