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3

Roberts, Stalin's Wars, 142. Evan Mawdsley, Thunder in the East： The Nazi-Soviet War 1941–1945 (London,2005), 205–7.

斯大林对德军的进攻未能明确做出反应，因为他仍然觉得莫斯科面临的威胁十分现实，即便在南线危机出现时，他仍坚持要求苏军在中央战线的勒热夫和维亚济马继续反攻。然而，德军对苏军实力的估计被证明错得离谱，7—9月，随着斯大林格勒和苏联油田受到的威胁开始出现，苏联最高统帅部（Stavka）仍有足够的预备队，能够向南线调去50个师和33个旅。1942年，苏联坦克和飞机产量远远超过了德国，而苏联工厂制造出的大炮数量更是德国的3倍——这是红军战斗力提升的关键因素。随着德军迫近伏尔加河和斯大林格勒城，斯大林对于德军可能实现战役目标的前景越发感到焦虑，他将西方盟国未能开辟“第二战场”并牵制德军兵力视为欺骗，因而十分愤怒。10月，他对麦斯基说：“从现在起，我们就知道和我们打交道的是什么样的盟国了。” 8月26日，就在保卢斯的装甲师在斯大林格勒以北首次抵达伏尔加河3天后，斯大林任命朱可夫为自己的副最高统帅，他显然意识到了自己的局限性，正是这种局限性让苏联红军付出了不计其数的伤亡，并导致了战略危机。 更积极的决定出现在10月9日，斯大林降低了军队政委的地位，取消了他们的共同指挥权，把指挥作战的绝对职责交还给了军事指挥官，降低了战争中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而此时希特勒则正在向相反的方向转变。这些调整并未减少斯大林作为国防委员会主席而频繁进行的直接干预，但至少让指挥官在指挥作战时不用担心政治军官的态度，而德军指挥官们做任何事都会受限于希特勒反复无常的干预。

Alexander Hill, The Red Army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Cambridge, 2017),392–3. Stephen Fritz, Ostkrieg： Hitler's War of Extermination in the East (Lexington, Ky,2011), 291–2. Wegner, ‘Vom Lebensraum zum Todesraum’, 32. Vasily Chuikov, The Beginning of the Road： The Story of the Battle of Stalingrad(London, 1963), 14–27, 93–102. Fritz, Ostkrieg, 295.

对城市本身的争夺只是更大范围战场的一部分，德军和其他轴心国军队还在南北两面广大的乡村地带抵挡着苏军的进攻。双方派往前线的许多增援部队都在斯大林格勒外围而非城市内投入了战斗。苏军的进攻未能突破德军防线——代价最为惨痛的一次失败，是10月19日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将军的顿河方面军在斯大林格勒以北发动的大规模进攻——但他们确实牵制住了轴心国的力量，并在战役初期不断削弱着轴心国军队的人力和装备。 广大的战场意味着保卢斯（他的第6集团军最终于9月3日与霍特的第4装甲集团军会合）只能投入一小部分力量——他的20个兵力不足的师中的8个——来夺取斯大林格勒，而城外那些师的战备状况比城内支离破碎的部队也好不到哪里去。 尽管如此，城市中的血战还是成了斯大林格勒战役这一篇章的核心。保卢斯似乎对于夺取这座城市并没有什么信心，但是B集团军群司令冯·魏克斯却在9月11日向希特勒保证在10天内拿下该城。 8月24—25日，维尔纳·冯·里希特霍芬的第4航空队向斯大林格勒发动了粉碎性的空袭，但对战役没能带来什么影响，除了留下一堆坦克难以通行的废墟，并让守军得以在扭曲的钢筋和断壁残垣间找到极佳的隐蔽处。在夺取部分老城区并在南面突破到伏尔加河之后，德军计划在9月13日发动大规模进攻以夺取整个河流西岸。保卢斯在这里面对着一个值得敬畏的对手，瓦西里·崔可夫将军，他在9月12日被任命为第62集团军司令，他的前任洛帕京将军想要退过伏尔加河，因而被解职。在3天的激战中，德军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地推进，拿下了大半个市中心。白天，优势火力和航空兵让保卢斯获得了主动权；但在夜里，苏联红军组织的“突击队”用冲锋枪、匕首和刺刀渗透进德军地盘，让德军士兵陷入恐慌，从而夺回失地。 “一群野蛮人，”一名德军士兵在日记中抱怨道，“他们用的是匪徒的手法，斯大林格勒就是个地狱。”

Roberts, Stalin's Wars, 145–7. Kurt Zeitzler, ‘Stalingrad’, in William Richardson and Seymour Frieden (eds.), The Fatal Decisions (London, 1956), 138. Boog et al., Das Deutsche Reich und der Zweite Weltkrieg： Band 6, 995–7.

城市里的战斗对双方都是格外漫长的考验，苏德两军的士兵越打越少，装备和食品不足，四面八方都受到狙击手和突击队的威胁。崔可夫的部队竭尽所能地贴近对手以躲避德军炮兵轰击，但第62集团军自己也能得到来自河对岸的重炮的火力支援，还有大量令人生畏的“喀秋莎”火箭炮连，这些火箭炮一轮齐射就能把4吨炮弹倾泻到10英亩（约合4公顷）的地域上。城市的保卫者还能得到苏联第8空军集团军超过1500架飞机的支援，而崔可夫刚刚接手时只有300架；苏军战术和无线电通信的进步，意味着德军部队自从“巴巴罗萨行动”开始以来一直理所当然拥有的制空权现在受到了更为有力的挑战。10月，保卢斯接到任务，要夺取码头区域（崔可夫一直利用这处码头从伏尔加河对岸获得补给）以及北面广大的工业区。此时，他只能调动麾下33.4万人中66569名可以有效作战的士兵，但他们战斗时还怀着近乎绝望的希望，希望再做最后一轮攻击就能最终让崔可夫的部队别无选择，只能投降。急于获胜的斯大林也向守军一再施压。10月5日，他对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安德烈·叶廖缅科将军说：“我对你的工作并不满意……要把斯大林格勒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建筑都变成堡垒。”但实际上这已经是事实了。 11月9日，保卢斯以7个残破的师发动了“狩猎神行动”，意图将通往伏尔加河的突出部扩大到500米宽，但苏军的反击和重炮火力让战斗陷于停滞，第62集团军仍然坚守在区区数千米宽的河岸边。这时，蔡茨勒试图劝说希特勒放弃城市，缩短防线，但被希特勒驳了回来：“我决不离开伏尔加河！” 此时，保卢斯的集团军或许已经过于虚弱，无法躲过重大危机并全身而退了。能用的车辆所剩无几，几乎所有的马匹都在11月被送走以避免更大损失。 11月18日，崔可夫接到一条密电，要他准备接收“特别命令”。午夜，他得到消息，城市内外的德军即将被包围。

Hill, Red Army, 395–7; Roberts, Stalin's Wars, 151.

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在斯大林格勒，关键的行动是“天王星行动”，即苏联包围并切断斯大林格勒地区德军的作战计划。虽然朱可夫在战后声称是他在9月中旬克里姆林宫一次戏剧性的会议上把计划提交给了斯大林，但斯大林的官方日记中并没有关于这次会议的记载。实际上苏军总参谋部的许多人也参加了对可能的合围战的讨论，为首的是亚历山大·华西列夫斯基上将，10月13日，他和朱可夫一起将“天王星行动”计划提交给了斯大林。 计划简单直接：在以斯大林格勒为顶端的德军突出部的北面和东南面集结强大的预备队，这里都是由德军那些弱小的轴心国盟友防守的，为了让德国师腾出手来参与主要进攻，这些地方的守军都被换成了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突破的通道必须足够宽——超过150千米——以确保保卢斯无法突围而出，并阻止德军通过反击恢复突出部。这还只是计划的一部分，斯大林和他的参谋们又一次急着想要彻底打碎整个德军战线。他们还制订了规模与“天王星行动”相差无几的“火星行动”计划，以同时击退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如果能取得成功，之后就会展开更大规模的“行星行动”——南面的“土星行动”和北面的“木星行动”——由此毁灭德军南方和中央两个集团军群。

John Erickson, The Road to Stalingrad (London, 1975), 447–53; Glantz and House, When Titans Clashed, 133–4. Williamson Murray, Luftwafe： Strategy for Defeat (London, 1985), 141–4.

为了“天王星行动”，苏联红军在严格的保密措施和精心的欺敌行动之下集结了一支超过100万人的大军，还有1.4万门重炮、979辆坦克和1350架飞机。 德国情报部门几乎完全没能察觉到这些集结，原因仍然是对苏联实力的草率低估。11月19日，“天王星行动”在北段打响，南段在一天后紧紧跟上。正如预料的一样，薄弱的轴心国侧翼部队崩溃了。到11月23日，两路大军在卡拉奇以南数英里的苏维埃茨基村会师，这里正是先前8月灾难发生的地方。以60个师和1000辆坦克扩大突破通道的行动很快完成，德军第6集团军和第4装甲集团军（还有一部分罗马尼亚和克罗地亚部队）多达33万人被包围。这场作战的重大胜利显示了苏联红军从过往的诸多错误中学习到了什么，也凸显了希特勒军事指示的战略性混乱。11月20日，希特勒命令保卢斯坚守城市，这打碎了保卢斯可能有的任何杀出包围圈的想法。由于冬季的恶劣天气和已经复苏的苏联空军发动的越来越多的截击，关于空中补给的许诺被证明不可能实现，德军反而因这样的尝试损失了488架运输机和1000名机组人员。 新成立的顿河集团军群的司令冯·曼施坦因发动“冬季风暴行动”，想要突破包围圈，但被苏联装甲预备队击退。保卢斯只能自己照顾自己了。

Fritz, Ostkrieg, 316. Fritz, Ostkrieg, 319–20. Fritz, Ostkrieg, 318–19. Thomas Kohut and Jürgen Reulecke, ‘“Sterben wie eine Ratte, die der Bauer ertappt”： Letzte Briefe aus Stalingrad’, in Förster (ed.), Stalingrad, 464. 苏联方面损失的计算见G. Krivosheev, Soviet Casualties and Combat Loss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1997), 124–8；德国的损失见Rüdiger Overmans,Deutsche militärische Verluste im Zweiten Weltkrieg (Munich, 2004), 279；意大利的损失见Gooch, Mussolini's War, 296。

压缩斯大林格勒包围圈的战役直到1943年1月10日才开始，战役代号为“指环行动”。与此同时，苏军还试图以第二层包围圈围住冯·曼施坦因的顿河集团军群，今天人们都知道这就是“小土星行动”。意大利掩护部队被歼灭，但冯·曼施坦因却逃出了合围。仍在高加索苦战的A集团军群于1942年12月27日接到命令，迅速撤往罗斯托夫，以免同样被切断。蔡茨勒想尽办法从希特勒那里拿到了撤退令，然后立刻在希特勒个人指挥部的前厅里打电话将命令发了出去，因为他担心希特勒会撤回这道命令——他的担心是正确的。 A集团军群设法挤过了狭窄的通道，回到与“蓝色计划”开始前差不多的位置，然后被交由冯·曼施坦因重组。“指环行动”让德军的溃败成了现实。苏联红军原本预计能围住约8万人，但实际上围住了超过25万人。围住口袋的有28万苏军士兵、250辆坦克、1万门火炮和350架飞机；保卢斯则只有2.5万人可用，还有95辆坦克和310门反坦克炮。 粮食和弹药已经消耗殆尽。然而，战役开始第一周，德军的抵抗却出人意料地顽强。外围乡村地区很快被挤压，到1943年1月17日，包围圈便只剩下了一半。1月22日，苏军开始准备最后一击，4天后终于和崔可夫的那些身经百战的老兵会师。当已经没有任何补给，官兵们在他身边饿死，枪也没有子弹可打的时候，保卢斯却被希特勒告知不能接受任何投降条件。他向包围圈外发出无线电：“部队已经没有弹药，我还能下什么命令？” 一名士兵在19日的日记中坦陈：“我的士气再次降到零……这里只有白色的旷野、碉堡、痛苦，没有可以住的地方。这必定会缓慢而确定地摧毁我们的精神。” 1月31日，保卢斯设在百货公司的司令部被攻占，保卢斯投降，而在此之前，德军士兵就已开始陆续投降了。城市北部的抵抗一直持续到2月2日。整个战役让双方都付出了格外高昂的代价。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准确死亡人数尚不清楚，但1942年7—12月，他们在东线的总死亡人数达到28万人，意大利死亡和失踪8.4万人；11万轴心国军人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被俘，其中大部分死亡。苏联在南线战役中的不可挽回的损失（死亡和失踪）达61.2万人。

David Glantz, ‘Counterpoint to Stalingrad： Operation “Mars” (November–December 1942)： Marshal Zhukov's greatest defeat’, Journal of Slavic Strategic Studies, 10(1997), 105–10, 117–18, 133 La Semaine, 4 Feb. 1943, p. 6.

“土星行动”和“木星行动”方案中包含的更大野心却未能成为现实。“火星行动”的目的是歼灭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由朱可夫直接指挥，斯大林也认为这比“天王星行动”更重要，但这场行动却沦为灾难性失败，苏军有50万人伤亡，损失了1700辆坦克，却几乎一无所获，但这场失败却被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掩盖了。 斯大林和苏联最高统帅部对于未能从德军在南线的溃败中得到更多收获而感到失望，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无疑是个惊人的胜利，令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和阿拉曼战役的胜利相形见绌。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了这场战役上。2月4日，法国《星期天》杂志的头条是：“斯大林格勒战役，有史以来最大的战役。” 在德国公众眼里，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败似乎比一场简单的战役具有更深刻的意义。失败意味着利用苏联资源与西方作战的野心落空了，对于整个帝国计划也可能是个致命挑战。从战略上看，这场大捷把苏联从战争头15个月面临的无穷无尽的危局中解救了出来，尽管并没有完全消除德国的威胁。所有这三场战役都显示了帝国过度扩张的严重危险，这在领土帝国扩张的历史中已经有过许多例子，但这种诱惑是难以抵抗的，尤其是当帝国的安全只能通过继续打仗来解决时。无论如何，盟军必须对抗具有可怕军威的敌人，打赢这三场战役。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的失败并不仅仅因为它们在战略和战术上有失误或者资源不足，还由于盟军学会了更有效地作战。战役的结果改变了战争的进程。

“战争就是赌博”

TNA, WO 193/856, Military attaché Ankara to the War Office, 23 July 1943. Henrik Eberle and Matthias Uhl (eds.), The Hitler Book： The Secret Dossier Prepared for Stalin (London, 2005), 91, 130, 133.

希特勒到底是何时意识到德国的战争已经输掉，他的帝国计划已经完蛋的，史学界并无共识。1943年夏，当一个来访的土耳其军事代表团问他是否还期望胜利时，他简单地答道：“战争就是赌博。” 毫无疑问，希特勒不是那种愿意承认失败的人。1942年11月，在慕尼黑举行的纪念希特勒1923年发动“啤酒馆政变”9周年集会上，有人听见他说：“我坚决不会把德国士兵已经踏足的土地吐出来。”此后不到三个月，斯大林格勒与顿河平原就得而复失。对此，希特勒愤怒而沮丧，但他坚持命令死守每一寸地盘，即便在东线抢来的地盘实际上在被不断丢掉。根据一份战后证词，他每次和将军们开完任务布置会后，都会坚持说战争“最终将以德国胜利而告终”。他从不认同与盟国的某一方媾和的想法，而是想要瓦解敌人的联盟。1944年2月，在他参加关于德军长距离撤离乌克兰的讨论时，人们听见他承认说，撤退难免会在某个时刻引发灾难。任何进一步撤退“最终都意味着德国战败”。有些没有接到命令就放弃地盘的指挥官会被枪毙，但大部分只是被解职。 对希特勒来说，战争不可能沦入痛苦的结局，但事实正是德军即将开始大踏步撤退。

Fabio De Ninno, ‘The Italian Navy and Japan： the Indian Ocean, failed cooperation,and tripartite relations’, War in History, 27 (2020), 231–40, 245. Bernd Martin, ‘The German-Japanese alliance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Dockrill (ed.), Pearl Harbor to Hiroshima, 158–9. Rotem Kowner, ‘When economics, strategy, and racial ideology meet： inter-Axis connections in the wartime Indian Ocean’,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12 (2017),237–42; Bernd Martin, ‘Japan und Stalingrad： Umorientierung vom Bündnis mit Deutschland auf “Grossostasien”’, in Förster, Stalingrad, 242–6.

日本和意大利的领导层也陷入了犹豫彷徨之中，一边是虚幻的乐观，一边是对战争已无法取胜的悲惨现实的认识，不过找到一个比彻底战败好一些的解决方案仍然是可能的。瓜达尔卡纳尔岛、阿拉曼和斯大林格勒距离轴心国本土尚有千里之遥，而且盟国在1942—1943年冬季的胜利后，还要再花上近三年时间才能彻底击败所有的敌人。尽管如此，这一转折点还是给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中宣布的新帝国秩序画上了句号，这份条约本想在新帝国之间建立密切的战略配合，在军事胜利的基础上建立更可靠的全球帝国势力范围，仿效并替代此时已经难以维系的欧洲殖民世界。实际上三个轴心帝国之间的配合程度一直都不怎么好，不过1940年9月21日，条约的一份附件还是提出要在每个轴心国的首都建立三个技术性委员会：一个总委员会、一个经济委员会和一个军事委员会。这些委员会都由政治家、官员和军队代表组成，它们要成为交流战略、军事事务、技术和情报信息的论坛。它们直到1941年夏季才开始运转，而三国中央政府之间的联系被证明最多也只能算“不够好”。日本很快对意大利委员会失去了兴趣，觉得意大利只不过是德国的附庸，而意大利专员也不肯把军事技术的细节交给日本代表。情报协作也由于要保护各自的帝国利益而受到限制。1942年春，军事委员会的功能被降级——“做些外围工作”——因为军事战略被认定为不在条约范围内。 如果德军能从高加索、意军能从苏伊士运河压向伊朗和伊拉克，那或许还有可以谈的。如果将英国赶出中东，日本领导层也不反对在印度洋与其他轴心国接上头。1942年1月18日，他们与德国签订了一份协议，以东经70°为界划分两国在印度洋的帝国利益范围。这份协议导致双方因为越界而频繁争吵，不过到1942年底，德日在印度洋上的战略联合就不再有可能性了。 仅存的合作只剩下少量德国潜艇从日本控制的马来亚基地出来打击英帝国海运——但这对日本帮助不大。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德国和日本都意识到自己现在要各自为战，拯救自己的帝国了。

这一阶段，盟国之间的协作显然比轴心国之间的协作密切得多，但其关系仍然受到重大差异和争议的妨碍。1943年1月，丘吉尔和罗斯福在摩洛哥城市卡萨布兰卡会面（这座城市是去年11月在“火炬行动”头几天中刚从维希法国军队手里夺来的），他们的中心议题就是怎样彻底打败轴心国。实际上，1943年之后盟军的战略简单来说就是，将轴心国势力逐出其新占领的帝国领地，之后如果需要的话就进攻并占领其帝国的心脏。这一战略对斯大林和苏联军队来说简单直接，因为他们面对的只有一个主要敌人，战场也很明确，而西方盟国则在各自不同的战区面临着3个主要敌人，在1943年，他们只有通过大规模的两栖进攻才能把敌人拖入战斗。对于赢得胜利的最有效途径，盟国之间几乎没有共识，它们围绕战略上的可能与可取条件有诸多争执。斯大林拒绝了前往卡萨布兰卡参会的邀请，因为他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最后阶段参与太深（这是事实），但他的缺席也凸显了他的不满，因为西方盟国既没有在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也没有承诺能在1943年初开辟。但他的缺席也让罗斯福、丘吉尔及其军事幕僚们得以自由讨论他们自己关于如何打击三个轴心国的观点，而且时常能想到要为仍然承担着大部分战斗的盟友苏联分担一些压力。

Jones,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editerranean War, 38–9. Buchanan,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72–4; Martin Thomas and Richard Toye, Arguing about Empire： Imperial Rhetoric in Britain and France, 1882–1956(Oxford, 2017), 184–6. Jones,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editerranean War, 75–6.

摩洛哥的会议有一个恰如其分的代号，“象征”，会议彰显了罗斯福及其幕僚们是如何被引导着支持英国关于在非洲而非欧洲作战的选择，这与罗斯福麾下高级将领们的意见是相左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之所以能开起来，唯一的原因就是罗斯福坚持要让美国军队在“欧洲”打一仗（实际上并没有），而非把更多资源转而投向对日战争，而对日战争已经占用了美国此时17个海外师中的9个。 “火炬行动”实施起来很困难，因为部队从美国东海岸与苏格兰需要远渡重洋才能抵达目的地，而部队也还没有完全做好向抵抗意愿尚不明确的维希法国军队发动两栖突击的准备。“火炬行动”美军最高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将军估计成功概率不会超过50%。1942年11月8日，两支特混舰队向北非发动了攻击，一支美国舰队在卡萨布兰卡和奥兰登陆，一支英美联合舰队则要攻占阿尔及尔。摩洛哥法军的抵抗比阿尔及尔强一些，但几天之内，所有3座港口尽数落入盟军之手，11月13日，盟军与法国达尔朗海军元帅谈妥停火，达尔朗是维希法国前总理，此时刚好在阿尔及利亚探望他生病的儿子。得到罗斯福的首肯，他很快被艾森豪威尔任命为法属北非和西非帝国高级专员——此决定是顶着美英两国媒体的广泛抗议做出的——并得到了法国帝国议会的批准。 为了对付反对的声音，艾森豪威尔坚持说这只是临时的权宜之计，但“临时”到什么时候却没说清楚。丘吉尔的密友布伦丹·布雷肯警告他说“我们必须给这个卖国贼水兵的角色设个限”，但是艾森豪威尔和罗斯福似乎更看重达尔朗给一场已经遭遇难题的战役带来的确定性。

Jones,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editerranean War, 33. Buchanan,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70. Buchanan,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76–80.

作战计划要求英军指挥官肯尼斯·安德森中将集结第1集团军迅速东进，赶在德军和意军前来增援之前夺取突尼斯城，但经验不足的部队却在行进途中为暴雨所阻，并遭到了德国守军的猛烈反击，按照希特勒的命令，突尼斯德军已经得到了迅速加强。12月，艾森豪威尔将这次推进推迟了两个月，以改善补给线并把重武器拉上来。布鲁克将军认定艾森豪威尔“作为将军毫无希望”，这是盟国的军事关系将变得多么脆弱的第一个迹象；将要在艾森豪威尔手下一直打到欧战结束的蒙哥马利，认为“他对于怎样组织战争和怎样进行战役的知识，肯定是零”。 与他的英国同行不同，艾森豪威尔确实没有战斗经验。他展示出的技能都是军事管理方面的，这在随后两年间战略和政治方面的重大分歧层出不穷的环境下必不可少。实际上，他把在北非头几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试图引导法兰西帝国的政治走向上，他正确地看出这是个“危险的政治海洋”。 因任命达尔朗而引发的舆论风暴，随着此人于圣诞节前夜在阿尔及尔被一名保王派法国青年刺杀而告终，但他的死并没能解决如何管理法属帝国领地以及指挥实际上已经站到盟军一边的法国军队的问题。12月11日，作为对“火炬行动”的回应，德意两军占领了整个维希法国，维希法国在北非的政治权威终结。美国人想要让从德国监狱逃出来的亨利·吉罗将军充当达尔朗的继任者，但英国人却想要任用罗斯福讨厌的戴高乐，因为他在法国和自由法国殖民地都得到了民众的支持。艾森豪威尔直到1943年6月才促成了一个妥协，建立了由吉罗和戴高乐共同担任主席的民族解放委员会。这里有个自相矛盾之处，罗斯福一方面在国内急于用《大西洋宪章》来显示自己的民主作风，一方面又支持在北非建立一个没有民众赋权的帝国政府。艾森豪威尔对此给出了“军事必要”的解释，以掩盖美国政策的自相矛盾以及与英国的意见不一。

Buchanan,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21; Stoler, Allies and Adversaries, 117; Richard Toye, Churchill's Empire： The World that Made Him and the World He Made (New York, 2010), 245–6. Stoler, Allies and Adversaries, 168.

1月14日开始的卡萨布兰卡会议成了盟国之间讨论未来共同战略方向的战场。罗斯福明白，他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于将优先权赋予欧洲，还是赋予美军已经在天天和轴心国真刀真枪打仗的太平洋战场还没有达成一致。马歇尔和美国陆军领导层想要与德国人打一场真正的战争，只要有可能就尽快进攻法国，但他们却发现英国人对此并不热情。总统接受“火炬行动”计划以及不可避免地卷入地中海战场，其政治目的并不亚于军事目的。罗斯福及其大部分顾问、将领都认为英国对于这一地区的关注体现了他们的帝国利益。艾森豪威尔对此并不抱有幻想，“英国人本能地用帝国的视角来看待任何军事问题”；一名美国外交官解释说，对英国人来说，“帝国的恢复，或许还有扩张才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而罗斯福介入这一地区的原因之一，正是要确保英国或法国都无法再像1919年时那样在地中海和中东地区恢复帝国统治者的地位。他还意识到需要保护美国在中东的石油利益，他正急于扩大这一利益。美国的存在是为了压制英国的野心，并推动美国的全球利益。英国的谈判人员通常不会公开表达他们的政治动机，但对丘吉尔来说，维持英国在这一地区的角色无疑是其总体帝国战略的一部分。当年晚些时候，当罗斯福与斯大林探讨殖民地托管的模式时，丘吉尔咕哝道：“休想不打一仗就从英帝国拿走任何东西。”

Marco Aterrano, ‘Prelude to Casablanca： British operational planning for metro politan Ital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Allied invasion of Sicily, 1940–1941’, War in History, 26 (2019), 498–507.

在卡萨布兰卡，英国代表团坚决反对在1943年向欧洲发动大规模进攻，并拒绝制订开辟“第二战场”的准确计划。反过来，他们想要利用即将到来的对北非的征服，进一步进攻意大利。从1940年11月到1941年10月，英国人为可能发起的对西西里岛或撒丁岛的进攻至少制订了四套先期计划，他们还相信意大利的独裁统治已十分脆弱，经不起进一步的军事败局，这一观点始终影响着英国人对“火炬行动”下一阶段作战的考虑。 英国方面预计两个月内就能击败突尼斯的轴心国军队，他们想要美军投入力量进攻意大利的一座主要岛屿，经过多次争论，双方达成一致，开展“哈士奇行动”，占领西西里岛，此战或许还将为进攻意大利本土开辟道路。美国方面则赢得了英国方面将在未来某个时间进攻欧洲西北部的承诺，这一点还得到了双方航空兵的支持：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陆军航空兵达成协议，对德国发动24小时不间断的联合轰炸，为更大规模的进攻铺平道路。保持大西洋海运线畅通的作战也被认为是进攻的关键性前奏。英国人接受美国人在太平洋战场投入力量，只要不影响欧洲优先战略就行。会议的最后一天，罗斯福宣布，盟国只接受轴心国的无条件投降。

Steve Weiss, Allies in Conflict： Anglo-American Strategic Negotiations 1938–1944(London, 1996), 70–71.

美国方面来参会时没有为如此辩论做好准备，而英国人则带来了指挥船“布洛洛号”，它停在卡萨布兰卡港，带着大批幕僚作为支援。 美军首脑们离开会议时都觉得罗斯福做的让步太多了。当西方盟国于5月在华盛顿的“三叉戟”会议上再次会面时，美国方面就做了更充足的准备，两个盟国之间的平衡也倒向了美国一边。太平洋作战将作为美国的优先方向而继续进行。马歇尔想要终止地中海战场的行动，这样才能为此时被称为“霸王行动”的向法国北部海岸的进攻腾出足够的部队，这一谈判立场其实只是为了逼迫英国人妥协。双方同意对意大利发动有限作战，只要不占用盟军过多资源就行。1944年5月1日，在诺曼底或布列塔尼半岛进行强行登陆的准备工作也将同步进行，这一决定便勾勒出了西方盟国在接下来的战争中的总体方略。

Gooch, Mussolini's War, 342–5; Giorgio Rochat, Le guerre italiane 1935–1943： Dall’impero d’Etiopia alla disfatta (Turin, 2005), 358. Jones,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editerranean War, 50–52. Fennell, Fighting the People's War, 317–18; Megargee, Inside Hitler's High Command, 194. 有各种各样的囚犯人数估计，从22万到27.5万不等，但现在看来较高的数据似乎更有可能。

正如美国方面担心的那样，地中海战役变得比盟军希望的规模更大，代价也更为高昂。突尼斯之战原本预计不要两个月就能打完，结果打了七个月。更东面的德军和意军于1943年1月23日放弃了的黎波里，迅速转移到马雷斯堡垒防线固守，这条防线是法国人于战前在突尼斯南部建设的，以防御意大利人。蒙哥马利的第8集团军来到这里，准备在防线上打开突破口，与从阿尔及利亚杀过来的英美联军会合。由于希特勒的坚持，突尼斯堡垒现在得到了加强，即便轴心国军队在面临失败时会几乎没有机会撤离的事实也未能改变他的决心。防线北段是隆美尔指挥的德军，更南段是乔瓦尼·梅塞（Giovanni Messe）将军指挥的意大利第1集团军。他们面对着具有相当数量优势的盟军——在3月的马雷斯防线之战中，梅塞只有94辆坦克去对付对方的620辆——但山地地形有利于防守一方。 隆美尔下令向来自阿尔及利亚的盟军发动重点进攻。2月14日，他们在卡塞林山口大败美军第2集团军，直至被迫回撤为止。在艾森豪威尔帐下担任地面部队总司令的亚历山大将军觉得美军部队“软弱，嫩，训练相当差”，英国人的这种歧视态度影响了最终制订的关于终结轴心国抵抗的计划，计划中，美国的师只能扮演二流角色。 轴心国军队在盟军的海空封锁下已得不到足够补给，这样，即便得到增援的轴心国防线被证明难以攻破，战役的结果也已然失去悬念。3月9日，健康出了问题的隆美尔去职，接替他的是德军第5装甲集团军司令汉斯-于尔根·冯·阿尼姆（Hans-Jürgen von Arnim）大将。一个星期后，马雷斯防线被攻破，梅塞向北撤退。两支盟军终于会师，并将敌人赶到了突尼斯城和比塞大港周围的一小块地方。5月7日，突尼斯城落入英军之手，比塞大被美军攻占。到投降时，曾经可怕的德国非洲军团只剩下了两辆坦克，弹药全无。大部分德军部队于5月12日投降，梅塞也仅仅多坚持了一天。最终有约27.5万名德军和意军士兵被俘，其中大部分是德国人，其损失甚至比2月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损失更加惨重。盟军的伤亡也很惨重，安德森的美军第1集团军在被认为只是扫尾战的战斗中遭受了27742人的伤亡，这也反映了美军的经验不足。

Symonds, World War II at Sea, 423–4. Jones,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editerranean War, 57–9; David Jablonsky, War by Land, Sea and Air： Dwight Eisenhower and the Concept of Unified Command (New Haven, Conn., 2010), 95–6. Symonds, World War II at Sea, 424–5. Alfred Chandler (ed.), The Papers of Dwight David Eisenhower. The War Years： IV (Baltimore, Va, 1970), 1129, Eisenhower to Marshall, 13 May 1943.

此时，进攻西西里岛的计划制订工作进展顺利。由于亚历山大是地面部队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对战役计划的参与并不多，协助亚历山大的是一群英国将领——蒙哥马利、海军上将安德鲁·坎宁安和空军上将阿瑟·特德（Arthur Tedder）。这场登陆是欧洲战场上第一次对两栖战能力的真正考验，它需要集结惊人的2509艘船，运送美军第7集团军、英军第8集团军和加拿大第1师的总共16万人，还要运送1.4万辆车辆和600辆坦克。 最初的计划要求美军在岛屿西北海岸登陆，英军在东南角登陆，但这一方案显然会让部队过于分散——蒙哥马利对这一计划的看法是“肉包子打狗”——5月初，在他的强势干预下，登陆最终将集中在岛屿南端和东南沿岸的一处三角形地带。 乔治·巴顿将军麾下的美军第7集团军将要在南部沿岸杰拉周围登陆，蒙哥马利的第8集团军在东南部阿沃拉周围登陆，加拿大军队则在位于二者之间的潘希诺附近登陆。意大利高层并不确定下一次打击将落在何处，意大利军队仅存的战斗力量只得零散地分布在西西里岛、撒丁岛、科西嘉岛和本土。西西里岛守军总司令阿尔弗雷多·古佐尼（Alfredo Guzzoni）将军拥有6个师，包括2个德国师（含赫尔曼·戈林装甲师）和4个意大利师，其中只有一个师做好了有效战斗准备。守军拥有249辆坦克和略多于1000架飞机，而盟军在这一战区则有2510架飞机。海岸防御基本没有。一名海军将领抱怨道：“一切都是绝对惨败。”但是仅剩下3艘小战列舰和10艘驱逐舰未受损伤的意大利海军拒绝驶出拉斯佩齐亚的基地去挑战盟军的登陆。 意大利军队的士气十分低落，他们要用不充足的武器保卫祖国，旁边还有一个他们并不信任的盟友德国；但墨索里尼很乐观，他在6月向法西斯党领袖们保证说，盟军动作太慢，战斗力也不强，无法在意大利领土上立足。如果意大利对盟军的目标真有什么怀疑，那么当盟军对通往西西里的航线上的潘泰莱里亚和兰佩杜萨这两座岛屿发动无情的海空轰炸时，这些疑虑也就该被一扫而空了，两岛分别在6月11日和12日投降。艾森豪威尔把他的司令部设在了马耳他岛一座局促的防空洞里。“我在这场战争中最想要的，”他几个星期后给马歇尔写信说，“就是最后能打到一个不用再打两栖战的地方。”

Gooch, Mussolini's War, 378–80. Symonds, World War II at Sea, 438–9; Stoler, Allies and Adversaries, 118. Jones,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editerranean War, 62. Gooch, Mussolini's War, 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