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5

Töppel, ‘Legendenbildung’, 381–5; Hill, Red Army, 450–52; Fritz, Ostkrieg,349–50. Valeriy Zamulin, ‘Soviet troop losses in the Battle of Prochorovka, 10–16 July 1943’,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32 (2019), 119–21. Clark, Kursk, 402. Töppel, ‘Legendenbildung’, 389–92; Clark, Kursk, 399–402.

接下来的普罗霍罗夫卡坦克战多年以来一直被视为战争中最大规模的坦克对决，以数百辆坦克的毁灭和苏军的胜利而告终。但实际情况并没这么夸张。为了阻止党卫队第2装甲军两个师的推进，苏军从预备队中调出了帕维尔·罗特米斯特罗夫将军指挥的第5近卫坦克集团军，他们在极度匆忙中奉命出动，未经充分的预先侦察和计划就于7月12日投入了战斗。罗特米斯特罗夫似乎误以为他是别尔哥罗德大反攻的一部分，他让他的坦克大批扑向“希特勒警卫旗队”和“帝国”两个党卫队装甲师，约500辆苏联坦克对阵204辆德国坦克。罗特米斯特罗夫的部队冲进了一条隐蔽的反坦克壕，被德军坦克的优势火力压制，德军火力大部分来自升级了火炮的Ⅳ型坦克。在两天里，第5近卫坦克集团军损失了359辆坦克和自行火炮（208辆彻底损失）；而2个党卫队装甲师在7月12日只损失了3辆坦克。 这是一场战术大捷，但没能像冯·曼施坦因希望的那样让“堡垒行动”的胜利更近一步。苏军的南线并未崩溃，而是继续反击；到7月16日，即便是遭到重击的第5近卫坦克集团军也重新拥有了419辆坦克和25辆自行火炮。 “库图佐夫行动”的开始迫使冯·曼施坦因调派部队和飞机北上去支援冯·克鲁格，尽管南线德军的空中支援已经在持续战斗中被严重削弱，步兵遭到的损失也使其很难在装甲部队取得胜利后守住地盘。实际上，人们总是对库尔斯克战役作为一场坦克战过度关注，却忽视了一个事实：它其实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阶段的战役一样，也是一场步兵、炮兵和航空兵的战斗。信心开始不足的霍特在普罗霍罗夫卡以南发动了更多进攻，试图突破苏军抵抗。他于7月14日发动了“罗兰行动”，但由于部队过度疲劳和缺乏预备队而无法突破苏军防线。“我眼看着筋疲力尽的士兵们犯下各种低级错误，”一名德军士兵回忆道，“因为他们再也无法集中注意力了。” 最终，德军于7月23日不得不放弃钳形攻势的南线，因为在更南面，新来的苏军向米乌斯河和顿涅茨河发动进攻，迫使冯·曼施坦因将更多部队调离“堡垒行动”。

Hill, Red Army, 454; Fritz, Ostkrieg, 367; Töppel, ‘Legendenbildung’, 396–9.

7月13日，希特勒已经召见冯·克鲁格和冯·曼施坦因并宣布战役必须终止——并非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是由于盟军登陆西西里（当然这也是考虑因素之一），而主要是因为莫德尔防线被突破而导致的突发危机。希特勒对意大利危机的反应有些迟钝，而且只把党卫队第2装甲军3个师中的“希特勒警卫旗队”师于7月17日派往地中海战场。“堡垒行动”的结束是由于未能实现最初目标，也是由于出乎德军预料的苏军反攻，这进一步加快了德军的失败。在7—8月的消耗战中，德军方面有20.3万人伤亡——几乎占到初始兵力的1/3，还损失了1030架飞机，同时还在整个东线战场上损失了1331辆坦克和自行火炮。苏联方面的损失要高得多——仅仅在库尔斯克就有7万人死亡或失踪，还损失了1600辆坦克和400架飞机——但在1943年夏，苏军能够比德军更轻松地弥补物资损失，因为苏联的工厂专注于简单的大规模制造。 由于抵挡德军的南线突击耗费了更长时间，这导致“鲁缅采夫行动”，即苏军的南线反攻，直到8月3日才打响，预备队草原方面军和瓦图京的沃罗涅日方面军放马奔向别尔哥罗德。经过几个星期的惨烈消耗，冯·曼施坦因的集团军群到了这个阶段只剩下237辆装甲战斗车辆和17.5万人，到8月下旬人数更是下降到13.3万人。别尔哥罗德很快便在8月5日被苏联红军拿下，斯大林在战争中第一次下令庆祝，莫斯科120门礼炮齐鸣，天空也放满了焰火。尽管冯·曼施坦因继续想要堵住苏军的洪流，但哈尔科夫还是于8月23日被苏军收复，这是这座城市最后一次易手。

沃旦，日耳曼民族神话中的主神，也就是北欧神话中阿萨神族的众神之王奥丁。——译者注 Fritz, Ostkrieg, 378.

库尔斯克战役之后，苏德战场的局势就是一边倒了。7月时，为了引诱冯·曼施坦因从库尔斯克分兵而在哈尔科夫以南发动的战役进展缓慢。但在8月中旬，苏联最高统帅部命令西南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夺回顿巴斯西部，以此作为重夺乌克兰工业区并饮马更西边的第聂伯河的前奏。8月30日，塔甘罗格市光复；9月8日，斯大林诺（今顿涅茨克市）光复；9月22日，苏联红军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以南抵达了第聂伯河。根据斯大林全线进攻、不让德军获得喘息之机的策略，瓦西里·索科洛夫斯基将军指挥的西方方面军于8月7日发动了“苏沃洛夫行动”，目标直指斯摩棱斯克，这里是1941年时几场最激烈战斗的战场。经过长达240千米的艰苦推进，苏军于9月25日夺回了这里。当德军战线被苏军揳入之后，希特勒便下令构筑东墙防线，德军可以依托这条防线挡住苏军的进攻大潮。这条防线的南段代号为“沃旦” ，从亚速海旁的梅利托波尔延伸至扎波罗热，防守着尼科波尔和克里沃罗格的资源和工业区，希特勒认为这里对于未来的战争前景至关重要（当然是言过其实了）。东墙防线的北段黑豹防线沿着第聂伯河与杰斯纳河向北延伸到波罗的海沿岸的纳尔瓦。仅仅是长度就使得这条防线不可能有效筑垒，来到这里的部队发现这只是地图上的一条线，而不是坚固的防御阵地。德军成功进行了有序撤退，没有溃败。但是当冯·曼施坦因于9月下旬把南方集团军群撤过第聂伯河时，他的60个师平均每个师的实力下降到了1000人，整个集团军群也只剩下300辆坦克。 撤退途中，德军部队接到命令采取残酷的焦土政策，炸掉所有能炸掉的，把村庄烧成平地，强迫男男女女随军充当强迫劳力。在遥远的北方，德军北方集团军群由于人员和装备被调走支援南方，只得以36万人和7辆坦克去面对苏军的大规模推进，但他们还是成功守住了防线，直到1944年1月才被突破，当时被派去接替屈希勒尔的莫德尔撤到了黑豹防线，持续了两年半的列宁格勒之围最终被打破。

Hill, Red Army, 466.

从1943年8月到1944年4月，苏联红军几乎是一刻不停地打过了乌克兰，打到了白俄罗斯东部，尽管希特勒要求坚守被红军从南北两侧包抄而陷入包围的尼科波尔和克里沃罗格，导致乌克兰的一部分工业区直到1944年2月都在德军手中。1943年9月下旬，苏军已经抵达第聂伯河，朱可夫提出发动空降突击以加快夺取河对岸的地区。空降作战就和战争中的许多空降行动一样彻底失败了，但苏军还是在河对岸建立了多达40个小型桥头堡，苏军被告知第一批渡河的人将获得梦寐以求的“苏联英雄”称号。结果，不少于2438名军人获得了这一称号，其中47人是将军。 10月，德军南方集团军群的实力被证明仅够困住基辅以南的这些桥头堡。但是瓦图京的沃罗涅日方面军——此时已更名为第1乌克兰方面军以体现战场地理方位的变化——却派出一个师在基辅以北的柳特日村附近渡河，进入了德军认为没有危险的沼泽和泥泞地带。在绝对保密之下，第3近卫坦克集团军开进了这个桥头堡；恶劣的天气阻止了德军的空中侦察，而苏军还在基辅以南采取了欺骗行动以使冯·曼施坦因相信进攻将从这里发起。11月3日，当苏军整整两个集团军涌出沼泽地区时，德军的防御被完全打了个措手不及。

Alexander Werth, Russia at War 1941–1945 (London, 1964), 752–4. Mawdsley, Thunder in the East, 273–5.

3天后，就在十月革命26周年庆前夕，基辅解放了。斯大林在致辞中宣告，这是“大转折的一年”；莫洛托夫举行了庆祝酒会，大家举杯畅饮，酩酊大醉的英国大使都趴在了桌子上。 和斯大林格勒战役一样，基辅战役也是一场具有象征意义的胜利，但这只是苏军横扫乌克兰的战斗的一部分。在南面，科涅夫的草原方面军（现更名为第2乌克兰方面军）突击渡过第聂伯河，威胁尼科波尔；而在南方远处，德军第17集团军在克里米亚被切断，无法逃脱。经历了5个月的血战，苏军的攻势暂时停了下来，恶战、补给的不足，甚至是靴子不够，让苏军部队筋疲力尽。但在1944年早春，乌克兰南部的剩余领土最终被解放；尼科波尔于2月8日被拿下，克里沃罗格则于两周后解放。3月中旬，科涅夫打到了德涅斯特河与摩尔多瓦边境。4月7日，他在博托沙尼踏上了罗马尼亚领土。在北面，朱可夫和瓦图京攻占了罗夫诺（前德国乌克兰帝国专员辖区的首府）和卢茨克（曾在1941年夏爆发大规模坦克战的地方），之后转向南，抵达喀尔巴阡山边缘和亚布洛尼察山口，进入了匈牙利。这是斯大林后来所称的1944年“十次打击”中的第一次。

Boris Sokolov, Myths and Legends of the Eastern Front： Reassessing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Barnsley, 2019), x. Glantz, Colossus Reborn, 60–62.

1943年苏军的进攻规模巨大，从列宁格勒前线一直延伸到南方的亚速海滨，人员和装备遭受的损失也极其高昂。600万苏联红军几乎一刻不停地从7月打到12月。随着苏联档案的解密，人们发现那支把德军打得节节败退的苏军也有很多缺陷：各个层级的训练都很差，参谋工作不佳，情报收集不行，战术拙劣，军工产品也有缺陷，等等。从这个角度看，人们很难理解那支曾在1941年和1942年一败再败的苏联红军怎么会如此戏剧性地扭转了自己的命运。今天人们常常认为，如鲍里斯·索科洛夫所言，德军只是“被尸体掩埋”，被苏联红军投出来的数量惊人的炮灰压垮了。 这是对真实情况的深刻误解。经历了1941—1942年的惨重损失，1943年的苏军和德军一样缺少人手。丧土失地之后，苏联能用于战争的人力资源规模比轴心国多不了多少，只有1.2亿人左右。德军固然要在欧洲占领区四处分兵，但绝大部分最好的战斗部队都在东线，何况苏军也不得不在远东保持相当规模的部队以对付日本可能的威胁。苏联的战争动员更加残酷：小孩和老人，以及相当数量的女性都被充入部队；伤员很快就要重返作战部队，支援部队的数量也比德军少。然而，如果不是苏军从1942年起就坚持不懈地从错误中学习，改进训练，调整战术，以减少损失，再多的数量也不会起什么作用。11月，苏军建立了正式的“战争经验总结部门”，负责总结让苏联红军和空军更有效作战所需的经验，并将总结分发至部队。 与此同时，大规模的武器生产也占据了优先位置，这样高水平步兵的缺乏就能通过增强火力、空中支援和机动性来弥补，他们的武器此时也已与德军不相上下，包括拉-5、雅克-1B和雅克-7B战斗机，以及大量ML-20加榴炮和Su-152自行火炮。租借物资令这种优先成为可能，尽管到了库尔斯克战役时，援助武器的数量仍然相对有限。尽管弱点仍然存在，但日积月累的进步已经足以让苏军从1941年那支笨拙而无能的队伍变成一部可怕的战争机器，德国军队纵然在作战经验和战术技巧方面拥有显著优势，却也无法战而胜之。

Stoler, Allies and Adversaries, 165–6; Theodore Wilson, ‘Coalition： structure,strategy and statecraft’, in Warren Kimball, David Reynolds and Alexander Chubarian (eds.), Allies at War： The Soviet, American and British Experience 1939–1945 (New York, 1994), 98. Robert Dallek, Franklin D. Roosevelt： A Political Life (London, 2017), 533;Jones,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editerranean War, 153. Buchanan,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159.

1943年11月，斯大林最终接受了盟国的邀请去参加峰会，丘吉尔和罗斯福从当年夏季就一直想做到这一点。斯大林一直坚持说，他忙于视察前线而无法会见他们（实际上他在整个战争中只去过一次前线，1943年8月1日，他视察了西方方面军司令部），他还不想到丘吉尔提议的斯卡帕湾开会。最终，“三巨头”同意把会面地点选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朗在1941年被英军和苏军联手占领。这次峰会的主要目的只有一个，斯大林和罗斯福都明白，那就是围绕西方盟国最终将于1944年在法国发动大规模作战以减轻苏联压力达成确凿共识。10月，外长会议在莫斯科举行，这是德黑兰会议的序幕，会上科德尔·赫尔将“霸王行动”的详情告诉了莫洛托夫，以向苏联方面保证他们的盟国不会袖手旁观。为了表明自己是可信的，驻莫斯科的美国军事代表从10月下旬起开始每日向苏联方面介绍进攻欧洲的筹备进展。 虽然丘吉尔于8月再次在魁北克会见罗斯福时被迫同意了“霸王行动”，但他仍然十分怀疑同时开辟意大利和法国两条战线会“让战斗组织不堪重负”，英军参谋长会议则仍然对实施“霸王行动”持谨慎态度，认为“我们的整个战略都要以此为中心而转变”。出发参加11月峰会之前，史汀生警告罗斯福总统说，丘吉尔“想要在‘霸王行动’背后捅一刀”。 对于身体状况都不佳的罗斯福和霍普金斯来说，德黑兰之旅对他们的身体是个重大挑战，但选择乘坐战列舰“艾奥瓦号”出行则被证明意义重大，随行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得以有机会达成彻底共识：“霸王行动”是1944年“美-英两军地面和空中力量对德作战的首要行动”，意大利战役将不会越过比萨—里米尼一线，之后资源就将被从意大利战场释放出来，用于同时在法国南部进行的代号为“铁砧行动”的进攻。一份文件明确提出，不应如丘吉尔希望的那样在巴尔干或爱琴海分散兵力。“阿门！”罗斯福写道。

Sally Burt, ‘High and low tide： Sino-American relations and summit diploma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Diplomacy & Statecraft, 29 (2018), 175–8. Jay Taylor, 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2009), 247–8. Valentin Berezhkov, History in the Making： Memoirs of World War II Diplomacy(Moscow, 1983), 282. Valentin Berezhkov, History in the Making： Memoirs of World War II Diplomacy(Moscow, 1983), 287; Keith Eubank, Summit at Teheran (New York, 1985), 350–51.

两位西方领导人首先在开罗的“六分仪”会议上会面，他们还请来蒋介石讨论中国的战事。蒋介石对此受宠若惊。尤其是在1943年10月的莫斯科会议上，苏联领导人勉强同意接受中国作为关于战争目标的《四国宣言》的签署国之一时，他更是兴奋不已，这让中国最终获得了与强大得多的盟国平等的地位，并为中国最终成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铺平了道路。 罗斯福担心中国退出战争，他向蒋介石保证会在缅甸发动战役以打通对华补给通道，只要英国人在孟加拉湾发动代号为“海盗行动”的两栖作战来牵制日军兵力就行。中美两国领导人还讨论了结束殖民主义的问题，同意要让英帝国在战后解体。 罗斯福拒绝与丘吉尔私下会面，担心斯大林会怀疑英美在搞“小圈子”来对付他。一行人随后于11月27日飞到德黑兰，斯大林则从巴库飞到此地，尽管他有些害怕乘坐飞机。第二天他甩开丘吉尔，单独会见了罗斯福，这一次他得到了保证，大规模进攻将在1944年到来；这次对话提前堵住了丘吉尔想要阻止此事的任何可能性。1943年11月29日，斯大林当面质问丘吉尔他到底想不想要“霸王行动”，首相明白自己现在处于1：2的劣势，只得同意。尽管顾虑重重，但丘吉尔没有多少回旋余地。次日，罗斯福宣布各方已就开辟第二战场的主要问题达成共识。斯大林简练地评论道：“我对这个决定很高兴。” 斯大林还同意了美国关于同时进攻法国南部的提议，驳回了英国关于进一步在巴尔干和东地中海作战的提议，说这些“没有决定性”，事实确实如此。在其他方面，罗斯福在10月会议的基础上再一次从斯大林那里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以罗斯福的所谓“四大警察”（美、苏、英、中四国）为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暂时获得了同意，一并通过的还有对战败的德国进行联合占领和肢解的提议。斯大林首次表示他将在打败希特勒后加入对日作战。做出决定后，英国大使馆为丘吉尔举行了生日宴会，这让大家得以相互表示友善。微醺的斯大林举杯祝贺说，“我的战友罗斯福”和“我的战友丘吉尔”，丘吉尔回敬说，“罗斯福总统，我的朋友”，但对斯大林则是“强大的斯大林”，个中反差不言自明。

Wenzhao Tao, ‘The China theatre and the Pacific war’, in Dockrill (ed.), Pearl Harbor to Hiroshima, 137–41. Taylor, Generalissimo, 256–61. Alex Danchev and Daniel Todman (eds.), War Diaries 1939–1945： Field Marshal Lord Alanbrooke (London, 2001), 458, 490, entries for 7 Oct., 3 Dec. 1943. Keith Sainsbury, The Turning Point： Roosevelt, Stalin, Churchill, Chiang Kai-Shek, 1943 (Oxford, 1986), 288–96.

当罗斯福和丘吉尔回到开罗继续商讨中国和地中海的议题时，这种友善就不那么明显了。关于援助蒋介石（他几天前离开开罗回国，结果发现后方刚刚阻止了一起所谓“青年将校团”组织的刺杀他的行动）的承诺成了英国人纠结的一大焦点。在近一年的时间里，盟国之间一直为了打通滇缅公路的战役而争执不休，这场战役代号为“安纳吉姆计划”，英国人坚决反对打这一仗。 罗斯福决心要履行对缅甸战役的承诺，以让中国继续打下去，但英国若得不到强有力的美国支援，就既不愿发起“海盗行动”，也不愿实施“安纳吉姆计划”。与英国方面争论了三天后，罗斯福放弃了这个想法。12月7日，蒋介石被告知缅甸的作战要推迟到1944年晚期，这一决定也没有出乎蒋介石的预料。 与此同时，丘吉尔又开始痴迷于从德国占领军手中夺取前意大利殖民地罗得岛（布鲁克在10月的日记中批评说，这是“罗得岛疯狂”），他在开罗一直如此要求，分歧由此而起。 美国人的立场是避免对东地中海做任何进一步投入。丘吉尔想要劝说土耳其政府加入战争，若如此，在多德卡尼斯群岛打一场胜仗就是个不错的诱饵。但是当土耳其总统伊斯梅特·伊诺努来到开罗会见盟国领导人时，他仍然不愿对土耳其的中立立场做出任何改变。英美之间对于盟国的未来战略存在分歧，开罗会议对这种分歧的暴露完全不亚于德黑兰会议，但丘吉尔完全无法动摇美国进攻法国的坚定决心。罗斯福回到华盛顿后对史汀生说：“我把‘霸王行动’安全无损地带回来了。”

John Buckley, Monty's Men： The British Army and the Liberation of Europe (New Haven, Conn., 2013), 253–4.

德黑兰会议与开罗会议塑造了未来一年战事的面貌。盟军领导层明白，1943年的胜利已经消灭了作为敌人的意大利帝国，也让其他轴心帝国的失败成为可能，即便胜利的时间和所需的代价还无从判断。1944年春夏季的一系列大规模复杂的战役证明，盟军有能力进一步削弱轴心国的抵抗，到了秋季，最终的胜利已经毫无悬念，但是德国和日本的最终战败被证明遥遥无期到令人失望。尽管两个轴心国的军队已经被迫采取守势，但凭借着现有的技术和有利的地形，防守方还大有可为，他们能够顶住并重创物质资源强大得多的对手，尤其是可以采取积极防御，以有限的反攻和破坏性作战来强化守军的战斗力。防守方有许多优势。他们能够将火炮放入掩体并隐蔽起来，如果没有足够的燃油进行机动作战，坦克也可以这么用。深藏不露的火炮防御阵地很难被发现或摧毁。就像贝蒂欧的防御体系一样，在相互连接的碉堡和掩体中，用机枪和迫击炮构建全方位的火力杀伤区，会让敌人的步兵和坦克在推进时处于极度危险中。使用无烟火药发射的迫击炮尤其难以被锁定（常常来自反斜面）而且致命。现代迫击炮很轻，一个人就能很容易地扛着走，它们能以高抛弹道和短射程在1分钟内发射25—30枚炮弹，十分适合抵御攻上来的对手。英军被从德军防线打过来的无穷无尽的迫击炮火力折磨得无法忍受，于是他们在1944年8月成立了“反迫击炮委员会”，以收集如何对付迫击炮的科学建议。他们开发出了窄波雷达，到了秋季，用来帮助锁定迫击炮阵地的设备便被造出来了，但用得并不多，迫击炮的威胁从未被消除。

Hough, Island War, 298–300; Waldo Heinrichs and Marc Gallicchio, Implacable Foes： War in the Pacifc 1944–1945 (New York, 2017), 160–63. Douglas Delaney, ‘The Eighth Army at the Gothic Line, August-September 1944： a study of staff compatibility and coalition command’, War in History,27 (2020), 288–90.

除了迫击炮，各种反坦克武器也可以被严密隐蔽起来打伏击。德军的手持一次性“铁拳”反坦克武器很容易使用和携带，它们给盟军装甲部队带来了高昂的损失。此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就常常见到的地雷和带刺铁丝网也被广泛使用，以提供额外防御。强大的现代化防御阵地究竟难啃到何种程度，从两个例子就可见一斑。1944年9月，盟军进攻了帕劳岛链中的小岛佩里硫，日本人在这里打了一场地道战，他们在珊瑚礁中挖出了500个洞穴和隧道，其中许多装有钢门，顶部以巨石和钢梁覆盖，几乎都得到了精巧的伪装。日军在珊瑚礁上炸开的洞穴里放入火炮后又将洞穴封闭起来，从小小的射击口向外开火。构筑的火力点和碉堡能够从所有方向覆盖整个火力杀伤区，所有地利也都被利用到了极致。夺取这个微不足道的小岛的战斗在9月15日打响，一直打到11月25日它才被完全拿下。战役的代价如此之高昂，以至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师在随后的6个月里再也没有出现在战场上。 意大利战役中的一个例子也展示了同样水平的防御作战。在英军第8集团军向德军“哥特防线”亚得里亚海一端发动“奥利弗行动”之前，德军工兵已经构筑了令人生畏的防御阵地。这里布置有长8944米的反坦克战壕、72517枚反坦克地雷、23172枚反步兵地雷、长117370米的铁丝网、3604处地下掩体、2375个机枪阵地和479门反坦克炮。 令人吃惊的并不是盟军在意大利、太平洋或者诺曼底乡间的推进多么缓慢，而是如此大纵深而且致命的防御竟然能被突破。在1944年的作战中，面对着大多数时候处于撤退和防御之中的敌人，盟军部队不得不学会如何依靠战术和技术的发展来对付自己面前的东西，这些新东西的设计都是为了消除防守方享有的优势，并将自己越发明显的物质优势转化成战斗力。

Wang Qisheng, ‘The Battle of Hunan and the Chinese military's response to Operation Ichigō’, in Peattie, Drea and van de Ven (eds.), Battle for China,404–10; Hara Takeshi, ‘The Ichigō Offensive’, ibid., 392–5.

在亚洲战场上，当日军在缅甸和中国恢复进攻以延缓战略灾难的到来时，他们甚至一度放弃了防御态势。在中国恢复进攻是日本陆军作战处服部卓四郎大佐的主意，在此前的一年间，日本占领军除了对中国游击队发动报复性袭击外基本什么都没干。这一“长期战略计划”要求打通一条铁路通道，将华中和中南半岛日占区连接起来，建立从东南亚占领区通向本土列岛的新的补给线路，日本的海上航道此时已经陷入美军越发严密的封锁之中。服部卓四郎期望此举将能稳定战争局势，并为1946年在太平洋地区恢复进攻创造可能。第一阶段的目标是从1944年夏季开始发动一场战役，夺取穿过河南、河北和湖南，通向法属印度支那边境的主要铁路线，战役代号为“一号作战”。东条英机于1943年12月批准了这一计划，但他坚持要求降低目标，只要夺取这一地区的美军空军基地即可——这是防御性战略而非进攻性战略。服部卓四郎和侵华司令官们想要的比这更多，他们瞒着东京于1944年4月中旬发动了一场两阶段战役：“扣号作战”是战役第一阶段，旨在打通平汉铁路；“投号作战”是第二阶段，日军将南下长沙与衡阳，与从中南半岛北上的日军会合。日军中国派遣军从62万侵华日军中抽调50万人投入此战，这是日本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役。 面对这些日军的中国国民党军队长期缺乏补给，也缺乏受过训练的人员和医疗设施，连军服都不够，而且他们基本不可能得到蒋介石其他部队的协助，因为史迪威将军正在重新尝试打通中印补给线。

Rana Mitter, China's War with Japan 1937–1945：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London, 2013), 327–9. Hara, ‘Ichigō Offensive’, 399–401; Wang, ‘Battle of Hunan’, 410–12.

尽管日军前线部队的后勤补给线十分漫长，那些有经验的师团被调往太平洋战场后补充来的步兵也素质堪忧，但面对着实力薄弱、士气低落的对手，“一号作战”的各个阶段都赢得了胜利。5月26日，完全控制了平汉铁路后，15万日军涌入湖南。6月18日，他们占领了先前久攻不下的长沙。下一个目标衡阳，在薛岳和方先觉将军坚守了47天后于8月8日陷落。驻华美国航空兵司令克莱尔·陈纳德（Claire Chennault）将军拼命想要为衡阳的中国守军提供更多补给，但史迪威告诉他：“让他们自生自灭吧。” 战役的久拖不决和缅甸、太平洋方面出现的危机使得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再次想要结束战役，但服部卓四郎坚持应该在夺取6个美国空军基地后继续作战。从广州和中南半岛出发的日军最终完成了打通南北铁路线的任务。这场战役让日军遭受了2.3万人的伤亡，但已是油尽灯枯的蒋介石军队损失了多达75万人。

Christopher Bayly and Tim Harper, Forgotten Armies： The Fall of British Asia 1941–1945 (London, 2004), 381–2, 388. Srinath Raghavan, India's War： The Making of Modern South Asia (London,2016), 427–8.

日军在缅甸也筹划着一场同样野心勃勃的战役，策划者是日军第15军军长牟田口廉也中将，和服部卓四郎一样，他也觉得日军对印度东北部的占领不仅仅是为了消除印度阿萨姆邦的空军基地（当时盟军正利用这些基地穿越山区向中国运送租借物资），还可能会引发印度的反英起义，并迫使盟军求和。1944年1月，东条英机批准了“乌号作战”，这场行动更谨慎些，目的是占领“印度东北部英帕尔周围的战略地带”，即便让英印军进一步南下进入缅甸的若开也在所不惜，当地的日本守军在2月下旬遭到一场大败。向英帕尔和科希马（Kohima）两座小镇的进攻于3月7—8日发动，参战的是日军第3师团和印度国民军的2万志愿兵，后者的领导人苏巴斯·钱德拉·博斯想要让他的部队去帮助“解放”他的祖国。由于没有车辆来运输迫击炮，日军带上了1.2万头骡马和超过1000头大象。英军指挥官威廉·斯利姆中将提前得到了战斗警报，并做好了防守英帕尔平原的准备。得到强大航空兵支援的15.5万守军，实力远超牟田口廉也那补给不足、没有坦克，也没多少空中支援的8.5万人。战斗对双方来说都很残酷。斯利姆后来回忆称“双方毫不留情，也无人求情”。 尽管科希马镇遭到了包围，但空中补给却让这里和英帕尔的守军照常战斗，直到饱受饥饿、疾病和数月消耗的日军丢下70%的伤亡人员撤退为止。1944年7月4日，“乌号作战”奉帝国大本营之命终止。

Taylor, Generalissimo, 280–86. Mitter, China's War with Japan, 334–5; Peattie, Drea and van de Ven (eds.), Battle for China, 46. Louis Allen and David Steeds, ‘Burma： the longest war, 1941–45’, in Dockrill (ed.), Pearl Harbor to Hiroshima, 114.

在更北方的缅甸，尽管有开罗会议的决议在先，但史迪威仍然成功说服蒋介石再次尝试打开滇缅公路，蒋介石将投入中国在印度训练和武装的X部队，由驻扎云南的Y部队予以配合。蒋介石原本不愿让两年前的灾难重演，但罗斯福发来了一份言辞尖锐的电报，说如果他不这么做，“美国和中国就没有什么未来合作的机会了”。蒋介石郁闷地觉得中国这下要“自己打这一仗了”，但他还是放弃了。 5月中旬，史迪威打到了密支那城下，在这里他再次为日军的坚固防御所阻。当英国、印度和中国军队终于在8月迫使日军第33军南撤时，史迪威部队的伤亡已经高达80%。斯利姆继续在伊洛瓦底平原上追击撤退的日军。盟军于1945年3月20日占领了曼德勒，4月下旬进入了已被盟军炸成废墟的仰光城，此时，昂山的缅甸国民军也倒向了盟军这一边。日军残部撤到了马来亚。在北面，中国的X和Y部队终于在1945年2月打通了滇缅公路（此时这条公路被很不公正地称为“史迪威公路”），但第一批补给还是花了几个月才抵达中国。 缅甸防御战对日军来说是一场死伤惨重的搏杀。在3年时间里，在参战的303501名日军中，有185149人死于战斗、疾病或饥饿，这是日本军队未能为其帝国边疆提供补给的悲惨证明。英军在整个战役中的死亡人数达到了4037人，打仗更多的印度和西非部队则死了6599人。

Lorelli, To Foreign Shores, 208–9. Heinrichs and Gallicchio, Implacable Foes, 62–7.

“一号作战”和“乌号作战”的首要目标都是对抗美军的航空力量，阻止美军航空兵支援蒋介石和轰炸日本本土。但是对于日本的战争机器来说，大得多的危险来自太平洋，尼米兹在成功拿下马绍尔群岛的基地后，率军攻向了马里亚纳群岛的三座岛屿——塞班岛、提尼安岛和关岛——这里距离日本很近，足以阻断任何残余的海上交通线，并轰炸日本本土。斯普鲁恩斯的第5舰队现在拥有了可怕的海上力量。马克·米彻尔（Marc Mitscher）少将指挥的第58特混舰队拥有15艘航母和7艘新型战列舰去掩护岛屿登陆部队。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于1944年3月12日下达指示，要求尼米兹于6月15日开始行动，西南太平洋的麦克阿瑟将军则要完成对新几内亚北岸的占领，以此作为可能发动的进攻菲律宾南部战役的踏脚石。为了加速这一作战，麦克阿瑟命令他的两栖部队和航空兵“蛙跳”越过日本守军，这些敌人稍后可以被压制或消灭。在托马斯·金凯德海军中将的第7舰队的掩护下，麦克阿瑟部队与巴比少将麾下的美澳联合两栖部队联手发动了一连串5次两栖登陆，他们首先夺取了阿德默勒尔蒂群岛，那里的希亚德勒港后来被用作了进攻菲律宾的前进基地。随后便是1944年4月22日旨在夺取霍兰迪亚港周围滩头的“迫害行动”和“鲁莽行动”。这三场登陆都没有遇到激烈抵抗，而设在布里斯班市一座体育场里的澳军基地破译的日军通信让麦克阿瑟部队得以预知日军的进攻及其增援计划。 巩固了霍兰迪亚后，下一步作战是要占领瓦德克岛，美军经过激战最终于6月25日拿下了这里，再就是5月27日登陆比阿克岛。这里的守军实力被严重低估了，岛上机场直到一个月的血战之后才落入盟军之手，而整个岛屿直到8月才被彻底占领，盟军参战步兵损失了1/5，日本守军则几乎全部战死。澳大利亚军队肃清了新几内亚西部，并在那里建设了下一步北上所需的机场，日本帝国防御圈的西南线此时已被彻底砸开。

Lorelli, To Foreign Shores, 234–5.

日本海军清楚地知道马里亚纳群岛将是美军的下一个目标，他们从6月开始增援这里，此时距离计划中的美军进攻已经为期不远。日军斋藤义次中将在塞班岛上有31629人，这比美国情报部门估计的多得多，美国情报部门认为岛上只有1.1万人的战斗部队。防御工事尚未完工，但已经足以重创对手。参加“征粮者行动”的美军3个海军陆战队师和2个陆军师再次被交由里奇蒙德·特纳和霍兰德·史密斯指挥，多达535艘舰船组成的特混舰队把总共12.7万人运送到了岛上，舰队还运载着32万吨巨量补给物资。 按计划，进攻塞班岛的日期是6月15日，进攻前美军基地关岛的时间是6月18日，进攻提尼安岛的时间为7月15日，但是塞班岛日军的顽抗让这一时间表难以实现。美国海军陆战队第2和第4师的登陆部队于6月15日在8处滩头上岸，但从俯瞰海面的群山中打来的炮兵火力让他们遭受了惨重伤亡。猛烈的舰炮火力支援无法摧毁隐蔽的炮兵阵地，陆战队员们被机枪、迫击炮和重炮炮火纷纷打倒。6月18日，米彻尔率领第58特混舰队离开了塞班岛，他们要去保护登陆战役免遭来袭的日本舰队的打击，来袭的是小泽治三郎海军中将麾下的日军机动部队。斯普鲁恩斯觉得敌舰队想要摧毁登陆舰船，破坏美军登陆作战，但小泽治三郎则将此战视为发动大规模舰队决战，从而“一举歼灭”第58特混舰队的良机。

Richard Muller, ‘Air war in the Pacific, 1941–1945’, in John Olsen (ed.), A History of Air Warfare (Washington, DC, 2010), 69–70. 国内通称为“马里亚纳海战”，下同。——译者注 Heinrichs and Gallicchio, Implacable Foes, 103–8.

尽管小泽治三郎把日本联合舰队残余的所有核心力量，9艘航母和5艘战列舰，全带出来了，但双方的力量对比还是大大有利于米彻尔。米彻尔的航母搭载着900架飞机，这些飞机都是最现代化的海军机型，包括格鲁曼“地狱猫”、柯蒂斯“地狱潜鸟”和格鲁曼“复仇者”鱼雷机，机组人员的训练水平也比日本同行更优秀。小泽治三郎的飞机数量只有美军的一半，他对于得到陆基飞机支援的希望，也随着美军飞机持续了近一周的轰炸和扫射而变得渺茫。 接下来的战斗被称为“菲律宾海海战” ，其结果对日军机动部队而言简直是一场灾难。6月19日早晨，小泽治三郎放出了两批飞机前去攻击米彻尔的舰队，后者则已经摆开阵势以最大限度利用雷达情报带来的优势。在出击的197架飞机中，只有58架返航。当天上午第3批47架飞机只有27架回来，而第4批也是最后一批的82架飞机没能找到美军舰队，随即飞往关岛，有30架飞机在那里被击落，其余飞机也大多在被炸毁的跑道上降落时坠毁，只有9架飞回母舰。尽管准确数字已难以考据，但至少有330架日军舰载机和陆基飞机在这场被美国飞行员戏称为“马里亚纳猎火鸡大赛”的战斗中被击落。第二天日军又损失了65架舰载机，日军航母“翔鹤号”和“大凤号”则被潜艇击沉。舰队回到日本时，只剩下35架还能飞的舰载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