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6

Hough, Island War, 245–6. Heinrichs and Gallicchio, Implacable Foes, 115–23; Lorelli, To Foreign Shores,243–7.

敌人的海空力量已经几乎不再构成威胁，塞班岛之战便打成了斋藤义次的部队在日渐一日的损耗中从防御带逐渐后撤到岛屿北部的局面。到6月30日，断水断粮、被持续不断的舰炮火力压得抬不起头的守军开始准备最后一搏了。斋藤义次自杀，留下了超过4000名士兵，他们分到了清酒，准备操起能找到或者制作出来的任何武器发动大规模的“万岁冲锋”。在第一轮攻击部队后面是缠着绷带、拄着拐杖的伤病员，他们选择与战友一起去死。7月7—8日夜间，他们大批人号叫着冲了上去。第一支被冲垮的1107人的美军部队中有918人或死或伤。在几个小时常常是近身肉搏的战斗中，有4300名日军阵亡。两天后，岛屿被宣布肃清，但还是有数以百计的平民涌到岛屿北岸的悬崖峭壁上集体自杀，他们先把孩子刺死或勒死，然后纵身跳下悬崖。 日本守军几乎无一人生还，但美军也有14111人伤亡，人数占作战部队的1/5。

在太平洋战争中持续最久的炮击（为期13天）之后，关岛战役于1944年7月21日打响。面对着准备更充分的守敌，美军花了一周时间才建立了一个大面积滩头阵地，这座岛屿于8月11日被宣布占领，在三个星期的恶战中，又有1744名美军战死。估计有3000名日军逃入丛林，有些人在那里一直待到战争结束。对第三座岛屿提尼安岛的进攻始于7月24日，8月1日它被宣布占领，在塞班岛和关岛遇到的困难在这里几乎没有出现。新几内亚和马里亚纳群岛的先后陷落被证明对日本高层政客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东条英机被迫于7月18日辞去首相一职，一同破灭的还有他对于在缅甸、中国和马里亚纳夺取胜利从而迫使美国坐下来议和的希望。

Boyd, Hitler's Japanese Confidant, 157.

到这个阶段，日本领导层也明白，德国的帝国冒险已经无可救药了。1944年6月上旬，大岛浩大使向东京的外务省发出警告，“从现在起德国的战争将会非常艰难”，这一观点使得日本人越发担忧自己将会成为对抗盟国的仅存的轴心国力量。 在大岛浩发出这份消息之后的两个星期里，欧洲西线和东线发生的大规模战役都被证明是决定性的。1944年6月6日早晨，“霸王行动”的发动最终兑现了罗斯福在德黑兰对斯大林做出的承诺。两周后的6月23日，苏联红军发动了“巴格拉季昂行动”以将德军赶出白俄罗斯。接下来的战斗虽没有结束战争，但它们敲定了德国的命运。

Frederick Morgan, Overture to Overlord (London, 1950), 134–6, 142–4; John Ehrman, Grand Strategy： Volume V： August 1943 to September 1944 (London,1946), 54–6.

自从德黑兰会议之后，西线的进攻似乎更加确定了，但它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其风险大小难以确定，而丘吉尔对其可行性仍然犹疑不定。进攻计划的制订始于1943年4月，由英国陆军中将弗雷德里克·摩根主持，但这导致了盟国之间的进一步争论。他们研究了两个可能的登陆地点，一是英吉利海峡最窄处对岸的加来海岸，另一个是从塞纳河口到科唐坦半岛的诺曼底地区；美国规划人员倾向于诺曼底，英国人则选了加来。他们在联合作战总司令路易斯·蒙巴顿勋爵的司令部争吵了两天后，诺曼底方案占了上风。在1943年的魁北克（代号“四分仪”）会议上，摩根提出了1944年5月以3个师发动狭窄地段突击的计划。 直到德黑兰会议后，罗斯福同意为此事专门设立了最高指挥官，计划工作才认真起来。乔治·马歇尔想要得到这个战场指挥的机会，但罗斯福不愿失去他在华盛顿的左膀右臂，因而选择了艾森豪威尔。1944年1月，艾森豪威尔把地中海指挥权交给了英国将领亨利·梅特兰·威尔逊，并带上了蒙哥马利（尽管两个人的关系不好）让他做了盟军地面部队总司令，这些地面部队将被编为第21集团军群。1月21日，新的指挥团队开会检视作战计划。3个师的登陆行动被认为过于弱小，没有任何胜算，于是计划改为5个师，后来又改成6个。瑟堡港被认为是个至关重要的目标，同样重要的还有卡昂城，盟军航空兵能够以卡昂周围作为基地。计划要求盟军在滩头集结37个师，之后穿过法国向德国推进。还有两个因素对胜利具有关键性影响：首先是在卡萨布兰卡会议议定的联合轰炸行动必须把德国空军及其军工产能打残到足够程度，以降低“霸王行动”的风险；其次，意大利战线必须稳住，这样部队和运输船只才能被调往英国参加登陆。

TNA, AIR 8/1103, CCS meeting minutes, 4 June 1943; Charles Webster and Noble Frankland, Strategic Air Ofensive against Germany： Volume IV (London,1961), 160, Directive to Harris, 3 Sept. 1943. TNA, AIR 14/783, Portal to Harris encl. ‘Extent to which the Eighth U.S.A.A.F and Bomber Command have been able to implement the G.A.F. Plan’, p. 1. TNA, AIR 14/739A, ‘Conduct of the Strategic Bomber Offensive before Preparatory Stage of “Overlord”’, 17 Jan. 1944; LC, Spaatz Papers, Box 143, Arnold to Spaatz, 24 Apr. 1944.

直到1943年夏，英美联合参谋部才开始坚持要求空中轰炸聚焦于打击德国，帮助“霸王行动”。美国空军的规划人员列出了一份包含76个关键目标的清单，要求优先打击德国航空工业，这一目标也体现在了1943年6月10日下达给英国轰炸机司令部和美军第8航空军的“直射行动”这一任务中。两支航空兵部队被要求定期向联合参谋部提交关于轰炸作战的成果报告，以帮助判断登陆的正确时机。9月，联合参谋部将支援“霸王行动”指定为轰炸机部队需要执行的压倒一切的优先任务。 但此举的结果并不理想。负责轰炸机司令部的英国空军中将阿瑟·哈里斯坚持认为，继续实施对工业城市进行夜间轰炸的策略是摧毁德国战争经济的最佳方式。在1943年7月下旬到8月上旬的“蛾摩拉行动”中，他向汉堡市发动了规模巨大的一系列空袭，导致3.4万平民死亡，但对于军需工业并没什么影响。美军第8航空军直到1943年底才达到有效实力，他们的目标是德国的滚珠轴承和飞机制造工业，但其损失率如此之高，以至于他们的昼间轰炸到11月就几乎停了下来，直到1944年2月他们才恢复深入德国的轰炸。汉堡之战后，哈里斯在1943—1944年冬季向柏林发动了持续轰炸，但这些空袭同样遭受了沉重损失，却没能对德国空中力量造成什么明显的决定性影响。哈里斯在轰炸德国战斗机组装厂方面只投入了约2%的力量，于是他接到命令要加强这方面的轰炸。 眼见德国战斗机实力在轰炸中逆势稳步上扬，美军第8航空军司令伊拉·埃克中将及其1944年1月之后的继任者詹姆斯·杜立特少将被告知，若想要把德国空中力量充分削弱，“就必须将‘直射行动’推到极限”。 同月，卡尔·斯帕茨（Carl Spaatz）将军被任命为美军驻欧战略航空兵的总指挥，这位将军一直相信，对德国空军的致命打击不仅在于摧毁其飞机制造业，还在于消耗掉试图拦截轰炸机大军的德国战斗机部队。

Air Force Historical Research Agency, Maxwell, Ala, Disc A1722, ‘Army Air Forces Evaluation Board, Eighth Air Force “Tactical Development August 1942–May 1945”’, pp. 50–55; Stephen McFarland and Wesley Newton, To Command the Sky： The Battle for Air Superiority over Germany, 1942–44 (Washington, DC,1991), 141, 164–6. Horst Boog et al., Das Deutsche Reich und der Zweite Weltkrieg： Band 7： Das Deutsche Reich in der Defensive (Stuttgart, 2001), 11; Richard Davis, Carl A. Spaatz and the Air War in Europe (Washington, DC, 1993), 322–6, 370–79;Murray, Luftwafe, 215. Boog et al., Das Deutsche Reich unde der Zweite Weltkrieg： Band 7, 293. 有198架能服役的轰炸机。 Günter Bischof and Rolf Steininger, ‘Die Invasion aus der Sicht von Zeitzeugen’,in Günter Bischof and Wolfgang Krieger (eds.), Die Invasion in der Normandie 1944 (Innsbruck, 2001), 68.

消灭德国空军的关键在于远程战斗机。在1943年最后几个月之前，美军都没想到要为白天飞到德国上空的轰炸机提供战斗机护航，但他们随后意识到，除此以外再没有其他办法能扭转轰炸机的高损失率了，这便促成了美军为三种型号的战斗机加装副油箱的紧急计划，这三种战斗机是：洛克希德P-38“闪电”、共和P-47“雷电”和北美P-51“野马”。在这三种型号的飞机中，“野马”被证明最为成功，它能够飞过柏林，远达维也纳。威廉·凯普纳（William Kepner）少将麾下的美军第8战斗机司令部急于使用远程战斗机去和德国空军一决高下，他放手让自己手下的大量战斗机（到1944年初已超过1200架）去进行“自由猎杀行动”，追杀那些正在集结或爬升的敌军战斗机，把它们赶回基地，然后扫射它们，把它们摧毁在地面上。 其目标是让敌人的战斗机部队不得喘息。尽管第8航空军的轰炸机大军（此时接到指示优先轰炸德国航空工业）在1944年春季的空袭中面对着经过重组的德国航空队（由汉斯-于尔根·施通普夫大将指挥）遭到了最高的损失率，但德国战斗机部队遭受的大出血也被证明不可恢复。2月，德国战斗机损失了1/3。4月损失了43%。由于所有战斗机的4/5都被用来防卫德国本土，德军前线部队也就得不到战斗机补充了。1944年1—6月，德国空军在战斗中损失了6259架飞机，另有3626架毁于事故，这体现了德国飞行员训练水平的下降。 德国上空的空战比单纯轰炸更能确保“霸王行动”在发动时能够享有彻底的空中优势。6月6日，战役打响当天，驻法国北部的德军第3航空队只有520架飞机可用，其中战斗机只有125架；西方盟军则拥有总共12837架飞机，包括5400架战斗机。 一名德国士兵在登陆最初几天写道：“天上的美军战斗轰炸机和轰炸机比鸟还多，德国飞机却从来没见过。”

Ian Gooderson, A Hard Way to Make a War： The Italian Campaign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2008), 260; Jones,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editerranean War, 154–6. Lorelli, To Foreign Shores, 187–8. 这里的“业余选手”指的是丘吉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失败的加里波利之战也是应丘吉尔的要求发动的。——译者注 Jones,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editerranean War, 157. Lorelli, To Foreign Shores, 188–90; Gooderson, Hard Way to Make a War, 268–71.

意大利战局不如摧毁德国空军那般显眼，但联合参谋部也下达了目标，在“霸王行动”开始前，意大利战役必须打到罗马以北的比萨—里米尼一线，以确保地中海战场不会占用过多人力和船运资源而妨碍大事。1943年底，古斯塔夫防线上的僵局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德国军队也被牵制在了这里；凯塞林在意大利南部有13个师，北部还有8个师。德黑兰会议之后丘吉尔顽固地将“意大利僵局”视为英国记录上的某种污点，他再次要求最后试一次赶在登陆法国之前于1944年2月攻抵罗马。 为此，克拉克将军已经提出了一个方案——在古斯塔夫防线背后进行两栖登陆，切断德国交通线，或许就能趁着德军撤退之机打过奥尔巴诺山区进入罗马。艾森豪威尔反对这个主意，但这次丘吉尔占了上风，他甚至想要更大胆地在台伯河口发动两栖登陆，这里靠近罗马，可以直接攻击意大利首都，但距离古斯塔夫防线太远了。丘吉尔需要去说服罗斯福同意把足够的登陆舰艇在地中海多留几个星期，好让“鹅卵石行动”得以进行，但亚历山大和克拉克则坚持进行小得多的登陆，在安齐奥海滩登陆2个师——距离德军防线很近，足以形成威胁，但距离罗马附近的山区也很近。 作战计划很快制订完成，但没怎么考虑登陆后如何发展的问题。被选中的美军第6集团军司令约翰·卢卡斯（John Lucas）少将显然对战役前景十分悲观，认为这会是第二个加里波利之战，因为“坐在教练席上的……还是一样的业余选手 ”。 两栖战演习被卢卡斯视为“一场惨败”，43辆两栖车和19门重炮被丢进了海里。1944年1月22日，登陆发起，登陆地域几乎没有德国士兵。到第二天，登陆部队已经打开了40千米宽的正面，卢卡斯在这里停了下来掘壕固守，而没有冒险向德军后方发动更大胆的进攻。凯塞林立刻发出了警报，代号为“理查德”，下令向海岸发动进攻，并召集了从罗马能找到的所有部队和北部的3个师。2月2日，卢卡斯还在按兵不动时，埃伯哈德·冯·马肯森（Eberhard von Mackensen）将军的德军第14集团军已经包围了滩头，并把美军在滩头上压制到了5月。 于是，卢卡斯被撤职，由他的一名师长卢西恩·特拉斯科特（Lucian Truscott）少将接替，但除了提振了一些士气之外，这也没能带来什么变化。

James Parton, ‘Air Force Spoken Here’： General Ira Eaker and the Command of the Air (Bethesda, Md, 1986), 363–5. Gooderson, Hard Way to Make a War, 271–8; Peter Caddick-Adams, Monte Cassino： Ten Armies in Hell (London, 2012), 211–12.

安齐奥登陆是一场战略性失败，使批评者们对于“霸王行动”能否成功更加怀疑。同时发动的突破古斯塔夫防线与滩头部队会合的尝试也失败了，极其恶劣的天气让他们未能击退依托山地地形掘壕防守的德国守军。防线的关键点是卡西诺镇及其上方的峭壁，峭壁顶端是卡西诺山本笃会修道院。为消灭镇上之敌和进攻峭壁所付出的代价甚至大大超过了沿亚平宁半岛继续推进的好处。2—3月，一个新西兰军团，包括第4印度师，两次试图进攻卡西诺镇但都未能成功，这部分是由于进攻前的毁灭性轰炸让镇上的街道满是废墟。2月15日，由于误以为德军将修道院用作防御阵地，美军第15航空军的轰炸机向这里投下了351吨炸弹，炸死了230名在此躲避战火的意大利平民。 随后，德军第1伞兵师便占领了卡西诺镇这座废墟，在这里坚守到了5月。亚历山大不得不重新考虑战役怎么打。盟军发动了“冠冕行动”，将英军第8集团军从亚得里亚海沿岸调来协助打破僵局：进攻卡西诺山时，克拉克的第5集团军将沿西海岸推进，英军第8集团军将打开利里河河谷，之后转到德军防线背后合围凯塞林的部队。参战盟军超过30万人，包括阿方斯·朱安将军麾下的一支法国远征军、乌拉迪斯拉夫·安德斯中将指挥的波兰第2军。盟军认为此战的胜利将使得德军无法抽调兵力前去对抗“霸王行动”。

Caddick-Adams, Monte Cassino, 225–7; Halik Kochanski, The Eagle Unbowed： Poland and the Pole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2012), 473–5. Jones,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editerranean War, 163–5; Gooderson, Hard Way to Make a War, 278–9.

战役最终于5月11日打响，此时距离登陆法国只有三个星期了。一周之内，英军第13军打开了卡西诺以西的利里河河谷，特拉斯科特也终于突破了安齐奥的滩头。在几个月的艰苦山地作战后早已疲惫不堪的德军被完全打了个措手不及，德军的四名最高指挥官也不在战场，其中两人被希特勒召回去授勋了。最艰难的战斗是围绕俯瞰卡西诺镇废墟的高地进行的。安德斯的波兰部队强行杀了上去，向德军防御阵地发动了近乎自杀式的进攻，遭受了惨重伤亡。到5月17日，波兰军队才刚刚打到修道院下方，但消耗殆尽而且筋疲力尽的德国守军开始撤退了。第二天，波兰侦察兵发现修道院里只剩下了伤员。于是，残破的建筑上空飘扬起了波兰的旗帜，一支波兰军号吹响了波兰民族乐曲《克拉科夫号角》（Kraków Hejnal）。这是波兰人与德军的漫长战争中最具象征性的一刻。几个小时后，英国军官逼着他们把英国国旗也升了上去。 凯塞林明白，他已无力承受盟军的进攻重压，于是开始撤退以免被包围。然而克拉克并没有封闭包围圈，而是命令特拉斯科特从安齐奥出击向北进入罗马，以确保这座首都落入美军之手。德军第10和第14集团军则趁机溜过盟军部队的间隙，就像在墨西拿时那样，退却到了罗马以北。6月5日，就在诺曼底登陆前一天，克拉克的部队开进了罗马，明显是英国人的胜利却被抢了风头，这让丘吉尔十分气恼。 驻意大利的德军逃过了被歼灭的命运，而他们原本是应该被全歼的。关于意大利战场是否有助于“霸王行动”的争议并没有明确的答案。亚历山大在意大利部署了超过25个师，他们在进攻罗马的战役中遭受了4.2万人的伤亡。这些部队中至少有一部分原本可以去帮助盟军在诺曼底更快完成突破，而且遭受的伤亡肯定也会更少。

Stephen Roskill, The War at Sea： Volume IV (London, 1961), 25–8. TNA, AIR 37/752, Harris memorandum, ‘The Employment of the Night Bomber Force in Connection with the Invasion of the Continent’, 13 Jan. 1944; LC,Spaatz Papers, Box 143, Spaatz to Eisenhower [n.d. but April 1944]. Stephen Ambrose, Eisenhower： Soldier and President (New York, 1991), 126;Davis, Carl A. Spaatz, 336–8. Andrew Knapp and Claudia Baldoli, Forgotten Blitzes： France and Italy under Allied Air Attack, 1940–1945 (London, 2012), 29；关于死亡人数，见Richard Overy, The Bombing War： Europe 1939–1945 (London, 2013), 574。 Wesley Craven and James Cate, The Army Air Forces in World War II： Volume III(Chicago, Ill., 1983), 158. 关于攻击桥梁的作战，见Stephen Bourque, Beyond the Beach： The Allied War against France (Annapolis, Md, 2018), ch. 9。

在伦敦，人们对意大利战役的关注仅限于不要再占用对“霸王行动”至关重要的登陆舰艇了。最终意大利方向还是释放出了足够的登陆舰艇以满足艾森豪威尔。1944年1月各方达成一致要扩大登陆规模，这意味着要推迟战役时间以集结资源和运输船只。2月，各方同意把战役日期定在5月31日，但航渡和登陆要在月光充足、低潮位时才方便展开，这样的有利条件要到6月第一周才会到来。5月，艾森豪威尔最终敲定，6月5日为“D日”。为了确保战役成功，在运送物资上岸时保护运输船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夺取和修复一座大型港口几乎肯定需要耗费很长时间。盟军决定建造两座人工港（也被称为“桑葚”），这些设施由钢筋混凝土制成，登陆后几天内就能在诺曼底海滩建成；其各个部件在D日就被拖过来，由一支1万人的工人队伍来完成组装。 找到办法来压制德军迅速增援诺曼底守军也至关重要。1944年1月，艾森豪威尔的英国副手、空军中将特德找来了英国政府科学家索利·朱克曼，要他拿出计划轰炸法国铁路网中的100个节点，以拖延德军的部队调动。这一计划得到了艾森豪威尔的批准，但也招致了不少人反对。丘吉尔于4月告诉战时内阁，轰炸法国目标和杀死法国平民可能会导致法国和西方盟国间出现“不可弥补的裂痕”。两位战略轰炸机指挥官，斯帕茨和哈里斯，都声称用重型轰炸机轰炸小型铁路目标是对其航空兵“完全无效”而且“不经济”的运用。 他们的拒绝配合惹恼了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没有与这些“自以为是者”辩论，而是直接威胁辞职。那二人还是拒绝把指挥权移交给艾森豪威尔的战术空军指挥官、英国空军中将特拉福德·利-马洛里（Traford Leigh-Mallory）。绝望之下，艾森豪威尔告诉丘吉尔，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他就要“回家了”。 最后各方达成妥协，将轰炸机部队置于艾森豪威尔的直接指挥之下，但允许斯帕茨在有机会时继续轰炸德国的航空和石油目标。罗斯福也插手了，要求轰炸时不要有任何顾虑，根据法国官方资料，为期5个星期的轰炸将这个国家北部和西部的铁路运量降到了1月的10%—15%，但也有超过2.5万法国平民在登陆的准备过程中丧生。 最终，重型轰炸机被证明还不如利-马洛里的战斗轰炸机和轻型轰炸机有用，登陆前的几天里，这些轰炸机以精确攻击摧毁了74座桥梁和隧道，成功孤立了法国西北部。

Detlef Vogel, ‘Deutsche Vorbereitungen auf eine allierte Invasion im Westen’,in Bischof and Krieger (eds.), Die Invasion in der Normandie, 52.

影响登陆胜利的第三个因素，是德国能否被欺骗，从而无法判断登陆方向和时间。单是看此时集结在英格兰南部的部队规模（最终将达到300万人），这就是件令人生畏的事情。1944年1月，一套代号为“保镖行动”的欺敌计划获得批准，目标是让德国方面相信加来海岸是登陆的真正目标。计划的关键是要在英格兰东南部建立一个完全子虚乌有的“第1集团军群”，并将其大张旗鼓地交给巴顿将军管辖，他由于打了一名精神受创的伤员而暂时受到了排斥。假的营地和装备、假的无线电台、双面间谍发出的虚假情报，都显示加来对面集结了一支实力更为强大的力量。到6月，德国军事情报部门判断盟军在当地有80个师在等待登陆，但实际数字只有38个师。 欺敌计划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因为它刚好切合了德国人的设想。希特勒和军队高层认为，跨越海峡的航程最短、距离脆弱的鲁尔-莱茵兰工业区最近的地方显然会是登陆地点。被选中组织法国防御的隆美尔元帅也确信加来海岸是盟军的首要目标，但是英格兰西南部也有大批部队集结的迹象。到了春末，这让德国人认为，诺曼底或许会有一次牵制性或者辅助性登陆以检验德军的防御能力，而在加来海岸的大规模突击随后就会到来。其结果便是驻法国的德军B集团军群被分成了两部分，防守塞纳河到荷兰的汉斯·冯·扎尔穆特（Hans von Salmuth）大将的第15集团军拥有20个师，包括几乎所有摩托化师和装甲师；在布列塔尼和诺曼底的弗里德里希·多尔曼（Friedrich Dollmann）大将的第7集团军拥有14个师，但只有1个装甲师。欺敌计划十分有效，希特勒直到8月才同意将第15集团军调来抵挡西面盟军的进攻大潮。

希特勒对登陆已恭候多时，他相信击败西方盟军将会是一场“决战”。在1943年11月3日的第51号指示中，他宣称西线的登陆比东线更为危险，要予以决定性打击，一次性彻底解决英美的威胁。据隆美尔说，他于1944年3月召集德军指挥官，“极其清晰地”介绍了他的西线战略：

敌人的整场登陆作战无论如何都不能维持超过几个小时，最多几天，这方面，迪耶普的试探性登陆可以被视为一个“理想案例”。登陆被击败后，敌人将无论如何都无法再次上岸。他们将需要几个月来准备下一次登陆。但这不仅能推迟英美的新一轮尝试，还会打击敌人的士气。

Bischof and Steininger, ‘Die Invasion aus der Sicht von Zeitzeugen’, 56.

希特勒还说，失败意味着罗斯福将不会再次当选，丘吉尔现在也太老，多病，而且无力重新发动登陆。

Vogel, ‘Deutsche Vorbereitungen’, 45; Olivier Wieviorka, Histoire du Débarquement en Normandie： Des origins à la liberation de Paris 1941–1944(Paris, 2007), 191–3. Vogel, ‘Deutsche Vorbereitungen’, 46–8.

1944年的最初几个月，隆美尔都不得不为了一场日期还远远无法确定的反登陆战准备防御阵地。大西洋壁垒已经成形，但还远未完工。隆美尔从帝国工程建设组织“托特”组织那里得到了77.4万工人和3765辆车；到6月6日，他们已经建成了计划的1.5万处防御据点中的12247处，在海滩上布置了50万个障碍物，埋设了650万枚地雷，但东北海岸的防御远强于诺曼底。东部海岸有132个岸炮连，但西部只有47个。 隆美尔手中的陆军部队实际上也不如师的数量显示的那般强大。许多士兵是老人，或者是正在康复中的伤员，他们更适合静态防御；防守大西洋壁垒的6个师人员的平均年龄是37岁。驻法国的58个德军师中的约20个实际上只是守备部队。他们还是一支杂牌军，有些部队还是从苏联的草原上征召来的。许多部队已经无所事事很久了，他们的武器不算现代化，甚至连标准水平都达不到，岸防师还十分缺乏燃油。

Gordon Harrison, Cross Channel Attack： 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 (Washington, DC, 1951), 154–5, 249–52; Friedrich Ruge, Rommel und die Invasion： Erinnerungen von Friedrich Ruge (Stuttgart, 1959), 174–5.

所有的两栖作战都面临的一个难题是要做出一个决断，即是要在滩头粉碎登陆之敌，还是等敌人滩头阵地稳固后再投入机动预备队把敌人赶下海。隆美尔倾向于让岸防师在海岸线上击败敌人，负责支援的预备队则在后方不远处待命，根据需要部署到相应地区。而西线总司令冯·伦德施泰特和法国装甲部队司令盖尔·冯·施韦彭堡（Geyr von Schweppenburg）将军则都想要保留大规模的机动预备队，直接进攻敌人的主要攻击轴线——这次是加来周围区域，这里更适合装甲作战。对于这一争议，希特勒给出了一个不幸的妥协方案：隆美尔获准保有岸防力量，以应对盟军可能在不是一处而是两三处登陆，冯·施韦彭堡则掌控一支由4个装甲师组成的核心机动预备队，以投入任何需要他们的地方。结果，核心预备队不够强大，即便他们能够在连续空袭和抵抗组织破坏下实施机动，也无法予敌决定性打击，而岸防部队也过于薄弱，无法在海滩上击退来袭之敌。 时机是胜利的关键，但德军无从知晓登陆何时会来。部队常常接到高级预警，但结果往往是什么都没有发生。盟军故意设下骗局，猛烈轰炸东北部，对诺曼底的轰炸则弱一些，以显示出登陆将如德军预期的那样落在加来海岸。5月，天气晴好时盟军没有行动，这让希特勒的最高统帅部开始不确定8月之前还会不会有登陆。6月上旬，天气的突然恶化让德军暂得喘息之机。隆美尔回德国给他的妻子庆祝生日去了，许多高级幕僚在登陆的关键一天也因为参加桌面演习而不在岗位上。

Danchev and Todman (eds.), War Diaries, 554, entry for 5 June 1944. D’Este, Eisenhower, 518–22.

5月中旬，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将登陆的准确计划告知了参战将领们。在西面科唐坦半岛南端，布莱德雷将军的美军第1集团军将以2个师进攻犹他滩和奥马哈滩；往东直到卡昂，迈尔斯·登普西将军将率领英军第2集团军以3个师（包括加拿大和战斗法国部队）登陆金滩、朱诺滩和剑滩。他们的两翼将得到空降行动配合，英军将投入第6空降师，美军将投入第82和第101空降师。将有超过1.2万架飞机支援作战，1200艘军舰将掩护超过4000艘船进行两栖登陆。蒙哥马利计划在几天内夺取卡昂，之后坚守这个东部枢纽，击退德军反击，美军则要突破到布列塔尼半岛，之后转头向巴黎和塞纳河推进；按蒙哥马利的计划，进攻部队将于90天内攻抵巴黎。在接下来的三周里，他们采取了严格的信息封锁以确保作战的突然性。部队不许离开营地，海军官兵们被锁在船上，所有外交通信、国际邮件和电报往来都暂时停止。人们看见艾森豪威尔在最后几天里烦躁不安，一言不发——“D日焦虑。”他的助手记录道——尽管后来的人们很难理解他为什么有了那么庞大的部队却还会担心可能的灾难。艾伦·布鲁克在日记中表现得更加悲观，说这次作战在最坏的情况下“完全可能成为整个战争中最可怕的灾难”。 让隆美尔放心回德国的天气变化更让这种焦虑雪上加霜。在3天的紧张会议中，艾森豪威尔向高级气象专家约翰·斯塔格（John Stagg）逼问了这方面的事情。原来6月5日的登陆日期由于狂风暴雨而被放弃，但在4日傍晚，斯塔格宣布天气会有一天的好转，这一信息足以让人评估风险。艾森豪威尔斟酌再三，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OK，我们出发。”第二天，登陆舰队出港，准备于6月6日早晨发动登陆。

Eberle and Uhl (eds.), The Hitler Book, 149. Report by the Supreme Commander to the Combined Chiefs of Staff on the Operations in Europe of the Allied Expeditionary Force (London, 1946), 32.

盟军几乎达成了彻底的出其不意。关于诺曼底是佯攻的想法让德军指挥官很难判断这到底是不是真正的进攻。希特勒直到中午才被告知登陆的事情，他显然松了一口气，焦急的等待终于结束了。他告诉幕僚们，这次登陆“正是在我们等着他们的地方！” 各处德军的抵抗并不相同，危局只出现在奥马哈滩（关于两栖登陆的完整细节将在下文第五章探讨），但到这一天结束时盟军已有132450人上岸，他们还得到了重装备和数千吨补给的支援。隆美尔在当天傍晚以第21装甲师发动反击，而冯·施韦彭堡的装甲预备队则被盟军的空中力量阻止住了，隆美尔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6月7日，盟军滩头已经连成片，阵地上到11日已经集结了32.6万人、5.4万辆车辆和10.4万吨补给。 盟军两天就拿下了贝叶城，但蒙哥马利迅速占领卡昂的目标则被德军临时拼凑的防御力量挡住了。13日，盟军发动了旨在夺取维莱博卡日镇并向卡昂推进的“鲈鱼行动”，在战斗中，一条薄弱的德军防线却给英军第7装甲师造成了沉重打击，前线随之稳定了下来。

Vogel, ‘Deutsche Vorbereitungen’, 50–51; Bischof and Steininger, ‘Die Invasion aus der Sicht von Zeitzeugen’, 66. Fennell, Fighting the People's War, 534.

在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约德尔在登陆前不久预言说，战斗将会显示出“面对祖国被毁灭的威胁的德国士兵和到现在都搞不清为什么要在欧洲打仗的英美军”之间的士气差别。德国士兵确实表现出了出乎意料的勇敢，但在许多人看来这种较量持续不了多久。“这就像是19世纪的战斗，”一名德国装甲掷弹兵回忆道，“就像是白人和印第安人打仗。” 当隆美尔用预备队补充各师后，德军常规部队便成功建立了一条不算厚实的防线。盟军面对着的是一片易守难攻的地形：树林、小山、小道和高大灌木丛，即所谓的树篱乡村。从这里很容易发动伏击，狙击手也享有充足的掩护。即便盟军拥有压倒性的空中力量，能在除了阴雨天气外的所有时候阻止德军的昼间运动，但德军的防御战术还是被证明难以逾越。“真正的‘纳粹’德军，”一名加拿大士兵写道，“会打到最后一刻，从不犯错。他们年轻、坚韧，狂热得见鬼。”

Volker Ullrich, Hitler： Downfall 1939–45 (London, 2020), 427–9.

尽管拥有诸多优势，但进展如此缓慢，以至于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里有人开始担心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堑壕战僵局会重演。初期仅有的胜利是布莱德雷为了夺取瑟堡而突入科唐坦半岛。半岛内的德军4个师被切断了与其他德军的联系，防线被打垮。6月22日，陆地上的美军在舰炮火力支援下开始围攻港口。希特勒命令守军指挥官卡尔-威廉·冯·施利本中将不惜代价坚守，战至最后一人，但他还是于26日率部投降，尽管有些守军还继续坚守了5天。希特勒对这些放弃战斗而没有选择战死的“丢脸的猪”大为光火。但他此时只能放弃把登陆之敌赶回海里的想法。6月29日，他命令隆美尔“以小规模战斗”困住敌人。 由于对冯·伦德施泰特的战法不满，希特勒调来前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冯·克鲁格元帅接替了他。

Alistair Horne and David Montgomery, The Lonely Leader： Monty, 1944–1945(London, 1994), 207; L. Ellis, Victory in the West： Volume I： The Battle for Normandy (London, 1962), 329–30.

在东面，蒙哥马利各集团军被堵在了卡昂以北。利用恶劣的天气，隆美尔得以把4个装甲师调过来加强防御。6月29日到7月1日，他还在卡昂前线发动了一场反击，盟军依靠密集的炮兵火力才将其击退。7月上旬，艾森豪威尔视察前线时十分不悦，蒙哥马利的过度谨慎令他十分沮丧，但是在瑟堡胜利之后，布莱德雷的集团军群也发现自己在乡间穿行时步履维艰，这里很不适合快速的运动战。7月8日，蒙哥马利终于向德军阵地全力发动了进攻，即“查恩伍德行动”，但隆美尔已经撤到了卡昂以南一个背靠博格布斯岭、纵深16千米的预设防御地带，那里架设好了78门被称为“坦克杀手”的88mm高射炮。7月13日，蒙哥马利筹划了一场大规模突击，即“古德伍德行动”，以牵制并摧毁德军装甲部队，帮助布莱德雷在西面突破。“东翼的所有行动，”布鲁克的一份报告中写道，“都是为了配合西翼部队。”

Percy Schramm (ed.), Kriegstagebuch des Oberkommandos der Wehrmacht, 4 vols.(Munich, 1963), iv, 326; Eddy Bauer, Der Panzerkrieg, 2 vols.(Bonn,1965), ii, 104–5, 125–6; John English, The Canadian Army and the Normandy Campaign (New York, 1991), 227–31. Joachim Ludewig, Rückzug： The German Retreat from France, 1944 (Lexington,Ky, 2012), 34–5, 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