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7

“古德伍德行动”打了3天，在激战中，英军和加拿大军打过了德军头3道防线，最后为高地上的德军反坦克炮所阻。7月20日，天降暴雨，地面成了泥潭，蒙哥马利只得叫停了行动。虽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英军拖垮德国守军的目的还是实现了。战斗结束次日，冯·克鲁格告诉希特勒：“这条战线已经不堪重负，崩溃的时刻已经不远。”此时，德军部队已经损失了2117辆装甲车和11.3万人，伤亡人员中包括了隆美尔，他被盟军飞机的扫射打伤。盟军的坦克损失也很惨重，但到7月下旬，他们仍有4500辆坦克，而德军只剩下850辆。至此，盟军已有超过150万人和33万辆车辆被送上了滩头。 艾森豪威尔的沮丧可以理解，但蒙哥马利也确实达到了目的。7月下旬，卡昂以南的东部轴线上，德军有6个装甲师和645辆坦克，而在布莱德雷新更名的第12集团军群当面，德军只有2个装甲师，共有110辆可用的坦克。正是在这里，7月25日，布莱德雷的15个师，以巴顿指挥的美军第3集团军为先锋，发动了“眼镜蛇行动”，这次突破最终摧垮了德军用来抵挡盟军的薄弱防御。到了这个阶段，盟军当面的25个德军师经过了几个星期的消耗而鲜有增援，早已筋疲力尽，至少有11个师被认为不再具有战斗力，机动能力也大为下降，只能依靠马匹——正是这个事实让希特勒下令坚守防线，因为想要撤退到更长的法国东部防线似乎已不再可能。

德军防线西段的崩溃迅速而彻底。第一天早晨，1500架重型轰炸机的轰炸过后，被炸得神志不清的守军便被打垮了。先前被困在树篱乡村中的美军装甲纵队，现在使用推土机和装有“钢牙”（俗称“犀牛”）的“谢尔曼”坦克穿过灌木丛和果园，而挤在道路上的德军部队则遭到了美军战斗轰炸机的扫射和轰炸。两天之内，美军就从6个残破的德军步兵师手中夺取了库唐斯镇，之后布莱德雷又在36个小时内前进了40千米，来到阿夫朗什的布雷顿城下。巴顿的集团军此时开足了马力，快速推进，夺取了整个布列塔尼半岛，将留在那里的6个德军师逼退到被希特勒宣布为“要塞城市”的布雷斯特、圣纳扎尔和洛里昂这三座港口。巴顿随即向东奔赴巴黎和塞纳河，他的推进几乎没有受到德军部队的阻挡。德军指挥层意识到整个B集团军群面临被合围的风险，但希特勒还是命令冯·克鲁格组织部队向阿夫朗什突破口发动反击。冯·克鲁格不得不组织5个实力不足的装甲师和400辆坦克从莫尔坦周围区域出击，切断巴顿推进路线的颈部。由于提前接到了“超级机密”情报的预警，布莱德雷部署了一条反坦克防线。

Ralph Bennett, Ultra in the West： The Normandy Campaign of 1944 to 1945 (London,1979), 112–16; Martin Blumenson, Breakout and Pursuit： U.S. Army in World War II (Washington, DC, 1961), 457–65. Klaus-Jürgen Müller, ‘Die Zusammenbruch des deutschen Westheeres： Die operative Entwicklung im Bereich der Heeresgruppe B Juli bis Ende August’,in Michael Salewski and Guntram Schulze-Wegener (eds.), Kriegsjahr 1944： im Grossen und im Kleinen (Stuttgart, 1995), 31–2. 1码约等于0.91米。——译者注 D’Este, Eisenhower, 572.

德军于8月7日夜间开始行动，但很快就在无休止的空袭下陷于停滞，仅仅一天时间，两翼都受到威胁的德军就撤回了进攻发起线。 在卡昂周围，德军战线由于装甲师被调去参加莫尔坦反攻而遭到致命削弱。8月8日，蒙哥马利转入总攻，两天内就逼近了德军战线后方的法莱斯镇。为了封闭包围圈，巴顿接到命令派出第3集团军的部分兵力北上，到11日，他抵达了距离法莱斯附近的加拿大军仅32千米的阿让唐，在那里停了下来。当铁钳合拢之时，希特勒解除了冯·克鲁格的职务，把瓦尔特·莫德尔从东线召回来接替了他。但显然，灾难已经无法避免。莫德尔命令第7集团军残部逃出“法莱斯缺口”，但还是有21个师被歼灭，其中包括7个装甲师和2个空降师。 数千人逃了出来，但丢下了大部分重装备和数以千计的车辆；火炮和卡车夹杂着死人死马胡乱堆在路上。两天后，艾森豪威尔视察了这片“修罗场”，他后来写道：“你完全可以连走几百码 而踩不到死尸烂肉以外的东西。”

Milton Shulman, Defeat in the West (London, 1947), 175. Jones,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editerranean War, 183. Ludewig, Rückzug, 58–62.

当德军向东奔逃以免被俘时，巴顿在几乎无人防守的乡间快速推进，在巴黎西北方的曼特斯-加西科特抵达了塞纳河边。他指挥的第3集团军的南翼在巴黎以南渡过了塞纳河，到8月25日，他已经前进到了距离德国边境100千米处。一小股德军士兵想用临时扎的筏子渡过塞纳河，甚至想游过塞纳河。“我们很快就上了岸，”一名士兵在家信中写道，“但上错了方向。” 在塞纳河对岸，莫德尔只能集结4个弱小的师和120辆坦克来对付汹涌而来的盟军40个师。此时，在法国的地中海沿岸，针对约翰内斯·布拉斯科维茨（Johannes Blaskowitz）大将指挥的G集团军群的第二次登陆战也打响了，代号为“铁砧行动”，如此命名是因为盟军在最初计划中以此与登陆诺曼底的“铁锤行动”相对应，它原本应与“霸王行动”同时发动，但登陆舰艇的不足和在古斯塔夫防线的长期缠斗迫使此次行动被推迟。丘吉尔强烈反对重启这一行动，他希望夺取罗马后或许可以让亚历山大迅速向意大利东北部前进，甚至对维也纳形成突破之势——亚历山大也有此想法。但实际上，部队被从意大利调走了，包括全部4个法国师和70%的战术航空兵，他们去支援更名为“龙骑兵行动”的在法国普罗旺斯沿岸的登陆行动了，以配合在诺曼底的突破。被这一决定激怒的丘吉尔对英军参谋长会议说：“阿诺德、金和马歇尔加在一起，是我见过的最愚蠢的战略团队之一。”事实上，即便有了更强的力量，所谓的进攻维也纳也只是进一步证明了丘吉尔与战略现实已经脱节甚远。 法国南部的德军由于部队被调往诺曼底而受到严重削弱，他们当然比罗马以北撤退中的凯塞林的军队更容易对付。和“霸王行动”一样，盟军在地中海的登陆地点和时间也同样难以确定。即便有人看到盟军运兵船队于8月12日从撒丁岛以西开过，但国防军最高统帅部还是相信最可能的登陆地点是热那亚湾。布拉斯科维茨对于敌人在法国南部海岸登陆的情况也做了一点准备，但这些准备在8月中旬还远未完成。

D’Este, Eisenhower, 567. Ludewig, Rückzug, 73.

7月2日，联合参谋部批准了“龙骑兵行动”，战役将于8月15日开始，也就是法莱斯包围圈合拢的当天。行动被交给了亚历山大·帕奇中将的美军第7集团军，打头阵的是安齐奥老将特拉斯科特麾下的第6军。登陆次日，让·德·拉特·德·塔西尼（Jean de Lattre de Tassigny）将军麾下的一支拥有7个师的战斗法国部队将要去夺取土伦的海军基地和马赛的主要港口。为登陆提供支援的是一支大规模海军舰队，有5艘战列舰、9艘航母和24艘巡洋舰，参战的还有地中海战区空军的超过4000架飞机。甚至连丘吉尔都登上一艘驱逐舰来观看这场他仍然觉得是“执行良好但没什么价值也没有用的作战”。 登陆战连同一场空降行动在普罗旺斯的土伦和戛纳之间的海岸展开，德军对此毫无防备，防守此地的只有一个装甲掷弹兵团。盟军在几乎所有登陆滩头都只遇到了象征性的抵抗，于是接到命令立即开始向内陆推进。德军G集团军群司令部反应迟缓，他们搞不清这到底是一场大规模登陆抑或仅仅是一场强大的袭击。德军第11装甲师被部署在了罗讷河的错误一侧，而且由于桥梁被空中封锁力量炸毁，该师无法被调去阻击滩头之敌。到第一天结束时，盟军已有60150人和6737辆车辆上岸，滩头阵地也得以迅速扩大。

关于戴高乐的角色和巴黎沦陷后继续战斗的法国人，见Wieviorka, Histoire du Débarque-ment, 402–8。

希特勒的司令部终于对整个法国战线将彻底崩溃这一十分现实的危险做出了反应，命令防守法国南岸的第19集团军撤退，这与希特勒死守一切的顽固形成了鲜明对比。除此之外，他们还要求军队沿罗讷河河谷撤退时采取焦土政策，并把所有法国役龄男性抓来当作人质，但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布拉斯科维茨直到两天后才收到希特勒的命令，因为通信已经完全瘫痪了；在随后的几周里，他顶着持续的空袭熟练地撤回了他的部队，沿着河谷退到了瑞士边境和阿尔萨斯之间的防御阵地上。法军解放了土伦和马赛，美军各师则于8月23日到达格勒诺布尔，与巴顿的第3集团军建立了联系，两军合并为第6集团军群，由雅各布·德弗斯（Jacob Devers）中将率领。8月20日，维希政府被德国安全部队匆匆撤往德国南部康斯坦斯湖附近的锡格马林根，以免落入盟军之手。5天后，在戴高乐的坚持下，菲利普·勒克莱尔（Philippe Leclerc）将军麾下的法军部队收复了巴黎，尽管解放这座城市并非艾森豪威尔的本意。以戴高乐为首的民族解放委员会回到巴黎建立了法国新政府，在不足3个月的战斗中，德国人就几乎被完全赶出了这个国家。

Fennell, Fighting the People's War, 565. Bischof and Steininger, ‘Die Invasion aus der Sicht von Zeitzeugen’, 65.

在法国的战役是德军的一场灾难，约有26.5万人死伤，估计35万人被俘；几乎所有装备都在匆忙的撤退中被遗弃。尽管登陆曾令艾森豪威尔、布鲁克和丘吉尔备感担忧，但盟军登陆的胜利并不难解释。压倒性的空中力量和占据优势地位的海军令盟军得以发动复杂的两栖作战，而地面部队也拥有充分的补给（除了短暂的后勤困难之外），这都为盟军的有效作战创造了有利环境。尽管德军士兵凭借着战术技巧坚守着难以防御的阵地，但战役结果是可以预见的。如果希特勒能早些命令德军撤退到德国边境的预设防御阵地上，这场灾难或许就能避免，但法国是肯定保不住的。然而，盟军也付出了高昂代价。到8月底，盟军伤亡达到206703人，其中一半以上是美军士兵。 诺曼底战役和歼灭德军B集团军群是英美军队在战争中的巅峰成就。在德国，来自前线的消息令民众士气大为消沉。“没人还相信战争能打赢了，”巴伐利亚一名警察报告道，“因为在战争所有方向上我们都在撤退。正因如此，民众的士气你能想到有多差就有多差。”

David Kahn, Hitler's Spies： German Military Intelligence in World War II (London,1978), 440–41.

当西方盟军还被困在诺曼底滩头时，苏联红军开始了战争中最大、最具决定性的战役之一。“巴格拉季昂行动”是斯大林亲自以拿破仑战争中的英雄、一位格鲁吉亚将军的名字命名的。战役于6月23日全面打响，尽管对白俄罗斯德军后方地域的打击两天前就开始了。虽然斯大林总喜欢把这次战役的发起说成是为了救援似乎被困在树篱乡村的盟军，但这场针对德军恩斯特·布施（Ernst Busch）元帅的中央集团军群（苏联领土上最后一支德军重兵）的战役实际上已经在此前计划了几个月，这是苏军在整个广阔战线发起的轮番进攻的一部分，轮番进攻始于6月10日开始的在卡累利阿地峡对芬兰军队的进攻，一直持续到8月20日打响的在南方打进罗马尼亚和普洛耶什蒂油田的大规模战役。这是一项宏大的工程，体现了苏联红军日益增长的信心和物质力量。德军这边，他们的军队分散在西、南、东三个方向，因此正确猜出苏军夏季进攻的主要压力落在何处是至关重要的。由于苏联红军已经在乌克兰南部获得胜利，德军认为对手将会集中力量进攻南线和罗马尼亚轴线。德军东线情报部门首脑格伦延续了他早先的情报败笔，预言说，中央集团军群可以期待一个“平静的夏季”——这是整个战争中最严重的错误之一。 德军在南线实力更强，在中央则实力比较薄弱，这准确切合了苏军的计划。

John Erickson, The Road to Berlin： Stalin's War with Germany (London, 1983),253; David Glantz, ‘The red mask： the nature and legacy of Soviet deception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Michael Handel (ed.), Strategic and Operational Deception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1987), 213–17; S. L. Sokolov and John Erickson,Main Front： Soviet Leaders Look Back on World War II (New York, 1987), 177–8, 192. Stephen Fritz, The First Soldier： Hitler as Military Leader (New Haven, Conn.,2018), 320–21; Gerd Niepold, ‘Die Führung der Heeresgruppe Mitte von Juni bis August’, in Salewski and Schulze-Wegener (eds.), Kriegsjahr 1944, 61–3 ;Rolf Hinze, ‘Der Zusammenbruch der Heeresgruppe Mitte’, ibid., 97. Fritz, First Soldier, 296；来自苏联资料的稍微低一些的数据，见Soviet sources see Hinze, ‘Der Zusammenbruch der Heeresgruppe Mitte’, 79–80。

令德军误判雪上加霜的是苏军精心策划的旨在隐藏歼灭中央集团军群意图的欺敌计划。知道全盘计划的只有五个人——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和他的副手阿列克谢·安东诺夫，以及两名计划制订人员——他们都被禁止在电话、信件或电报中提到“巴格拉季昂行动”。在准备工作完成之前，战役时间始终没有确定，但在中央集团军群当面的整个前线，苏军开始大张旗鼓地准备防御，挖掘战壕，修筑碉堡；在南方，苏军用假的坦克、兵营和火炮阵地建立了一支影子军队，这些假货还得到了真的高射炮的保护，还有战斗机巡逻，这些都让它们看起来更像真的。对参与进攻的方面军的增援都是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包括第1、第2、第3白俄罗斯方面军和第1波罗的海方面军。到7月，已有100万吨补给和30万吨燃料就位，其中有些还是《租借法案》的成果，《租借法案》提供的援助在1944年达到了高峰。 欺敌固然是个重要因素，但“巴格拉季昂行动”令人震惊的胜利大部分要归功于苏军改变了战法，毕竟这场战役是在遍布水网而且远远谈不上易于快速机动的乡间进行的，对手则是德军一支自从1943年秋季以来击退过多次攻击的集团军群。苏联红军此番沿用了德军在1941年大获全胜的战法，以强大的前锋部队深入敌人战线以合围德军并打乱其防御。布施有51个兵力不足的师，共有48万人（尽管只有16.6万人是正规作战部队），希特勒还命令他们死守白俄罗斯的几座“要塞”——莫吉廖夫、奥尔沙、维捷布斯克、博布鲁伊斯克——作为静态防线的一部分，他们预计苏军在正面进攻这些城市时会付出高昂代价。这里没有装甲师，装甲战斗车辆也只有570辆，因为德军预计进攻将落在南方，那里莫德尔的北乌克兰集团军群拥有8个装甲师。这段战线有650架飞机提供支援，但战斗机只有61架，因为德军的战斗机此时要么在防守本土，要么在法国拼命。防御部队十分薄弱，每1000米战线平均只有100人防守。 4个苏联方面军拥有166个步兵师、骑兵师和坦克师，总共有240万男女军人，还有3.1万门火炮、52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以及5300架飞机，当然这些部队不会被全部投入第一轮进攻。

Paul Winterton, Report on Russia (London, 1945), 23.

这支庞大的部队于6月23日早晨发动了进攻，战役从突出部北段开始，在接下来的两天里逐步向南展开。苏军出动特种扫雷坦克穿过雷场，之后便是在破晓前进攻的步炮坦混合部队。照明弹照亮了前线，探照灯则让守军头晕目眩；当德国守军四散奔逃时，苏军机械化部队便立刻穿过缺口，扩大突破口并快速推进，这次他们得到的命令是把负隅顽抗的德军阵地交给后续跟上来的步兵去肃清。这场进攻与德军先前认为苏联红军作战老套和笨拙的所有偏见完全背道而驰。一座座“要塞”被迅速绕过，要塞指挥官请求抓住时机撤退，但被德军高层拒绝。维捷布斯克于6月26日被攻克，奥尔沙在次日被丢掉，莫吉廖夫和博布鲁伊斯克也在随后两天里易手。苏联装甲部队克服了地形困难，以极快的速度推进，迂回到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以西，于7月3日攻占该城，以一个巨大的包围圈合围了德军第4集团军。6月29日，希特勒用自己的“救火队长”莫德尔接替布施，让莫德尔执掌中央集团军群，但莫德尔也看得出，除了尽可能组织有秩序的撤退，这里也没什么可做的了。短短两周之内，德军战线被打开了一个400千米宽、160千米深的大口子，超过30万德军被俘。据驻莫斯科的一名英国记者所言，苏联媒体观察西线盟军的缓慢进展时都带着“抱怨和优越感”。 对比太鲜明了，苏联红军是在对四散溃逃想要避免被俘的敌人穷追猛打，不过一个月后德军在法国也会如此溃败。第3白俄罗斯方面军攻入立陶宛，7月13日夺取维尔纽斯，8月1日拿下考纳斯。波罗的海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于8月初攻抵里加湾，一度切断了德军北方集团军群和中央集团军群残部的联系。苏军的进攻到8月底才逐渐放缓直至停下来，此时苏军距离6月时的进攻发起线已有480千米之遥，这是苏军所有大规模战役中最成功的一次。

Karl-Heinz Frieser et al., Das Deutsche Reich und der Zweite Weltkrieg： Band 8： Die Ostfront 1943/44 (Munich, 2007), 814–15.

事情还没完，当“巴格拉季昂行动”的胜利已经确凿无疑时，下一轮进攻又在更南方打响。7月8日，斯大林和朱可夫规划了两条攻入波兰的路线，首先是第1乌克兰方面军（现在由科涅夫指挥）向利沃夫和布罗迪的进攻，战役于7月13日打响，随后第二轮是罗科索夫斯基的第1白俄罗斯方面军部分兵力先后攻向布列斯特和维斯瓦河（流经波兰首都华沙）。在恶劣的天气下，科涅夫向利沃夫的进攻进展缓慢，但德军防线还是于7月16日被突破，帕维尔·雷巴尔科将军随即率领第3近卫坦克集团军顶着密集的火力从狭窄的通道中冲了进去。突破和在明斯克时一样奏效，德军8个师被包围在了洛兹市周围；科涅夫继续推进，于7月27日夺取了利沃夫，抵达了维斯瓦河，并在桑多梅日夺取了一个大型桥头堡。罗科索夫斯基也一样成功，当“巴格拉季昂行动”将德军引向北面时，他面对的只是一条支离破碎的敌人防线。7月24日，罗科索夫斯基夺取了卢布林，4天后拿下了苏联边境上的布列斯特。苏军直奔维斯瓦河，于26日抵达河边，之后转向北，占领了与华沙隔河相望的东岸。但苏军强渡纳鲁河和维斯瓦河的进一步尝试被击退了，德军已经在更狭窄、更易于防守的战线上重建了防线，这又是莫德尔的战绩，不过他很快就要被调往法国了。还有最后一轮打击指向了巴尔干半岛，这里的12个德军师（包括6个装甲师）被调走去支援北方后，苏军面前的德军战线已大为削弱。8月20—29日，德军南乌克兰集团军群几乎完全崩溃，损失了15万人，第6集团军被歼灭。这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重建的集团军再次成为苏军包围战的牺牲品。 8月23日，罗马尼亚的安东内斯库元帅政府被推翻，罗马尼亚军方寻求议和。苏军在6—8月的胜利，促使德国的轴心国盟友和战争协作国开始趁着还有可能的时候抛弃了正在步入败局的德国。

Oula Silvennoinen, ‘Janus of the North? Finland 1940–44’, in John Gilmour and Jill Stephenson (eds.), Hitler's Scandinavian Legacy (London, 2013), 141–2 ;Juhana Aunesluoma, ‘Two shadows over Finland： Hitler, Stalin and the Finns fac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as history 1944–2010’, ibid., 205–7.

德国几乎所有的战时盟友都已经预见到了德国的失败，至少从1943年起，它们就开始寻求退出这场显然会受到盟国清算的战争。芬兰政府受到了来自盟国的停战压力，但他们担心——这是个足够现实的担心——芬兰会像意大利和匈牙利一样被德军占领，遥远的北极圈里还驻守着20万德军呢。当“巴格拉季昂行动”的胜局明晰可见时，芬兰政府最终决定冒险退出战争。曼纳海姆元帅被任命为国家元首。9月5日，芬兰军队投降。与苏联（还有英国，两国于1941年12月开战）的议和要求芬兰人归还自从1940年第一次苏芬战争以来占领的所有土地，并把赫尔辛基附近的一处军事基地交出来。但斯大林并不想占领芬兰，他还要求芬兰人把德军赶走，芬兰人从1944年10月开始照办，起先他们只是远远地跟在撤退的德军后面，但看到德军在拉普兰实施焦土政策之后，他们便开始动粗了。 罗马尼亚领导人原本已经在秘密接触西方盟国了，但苏军的进攻突如其来，仅仅三天就打垮了罗马尼亚的防线，这让米哈伊国王更快地下决心逮捕安东内斯库。8月31日，苏联红军已经进入了布加勒斯特，此前一天，他们占领了普洛耶什蒂油田。尽管希特勒一再强调原油对德国的战争至关重要，但德军还是没做好任何准备来保护它。罗马尼亚仍有强大的德军存在，但罗马尼亚军队此时反水了，开始与原先的敌人苏联并肩作战。到9月中旬，他们已经肃清了罗马尼亚境内的轴心国军队。

Deborah Cornelius, Hungary in World War II： Caught in the Cauldron (New York, 2011), 256–9, 271–80. Peter Sipos, ‘The fascist Arrow Cross government in Hungary (October 1944–April 1945)’, in Wolfgang Benz, Johannes Houwink ten Cate and Gerhard Otto (eds.), Die Bürokratie der Okkupation： Strukturen der Herrschaft und Verwaltung im besetzten Europa (Berlin, 1998), 50, 53–5.

保加利亚、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情况则大不相同。自从1942年的灾难后，斯洛伐克就开始试图减少对德国这场战争的任何军事参与，但直到1944年“巴格拉季昂行动”之后，斯洛伐克军队领导人才决定退出与德国的联盟。8月29日，德国军队开进斯洛伐克，并于10月最终把民众起义镇压了下去；斯洛伐克直到1945年4月才被苏联红军解放。保加利亚虽然也是《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签署国，还跟随德国向英国和美国宣战，但和斯洛伐克不同，它并未对苏联宣战。但斯大林仍然想要干预这个国家，尽管在1941年11月时他曾想要与保加利亚议和，以此作为打击希特勒的手段之一。1944年9月5日，苏联对保加利亚宣战，三天后，占领罗马尼亚的苏联各方面军开始南下。9月9日，共产主义团体“祖国阵线”在首都索非亚夺权，抵抗停止。苏联军队和飞机于一周后抵达了索非亚，保加利亚军队也和芬兰军队、罗马尼亚军队一样，被迫在塞尔维亚与匈牙利军、德军作战。在匈牙利，德国情报部门充分掌握了匈牙利人退出战争的动向。匈牙利代表早在1943年9月就在伊斯坦布尔开始与英国外交官接洽，但被告知只能无条件投降，还被要求等着盟军打到边境时再这么做。当月，希特勒下令开始制订作战计划以占领他这个不可信的盟友。他当时认为这里的原材料资源是至关重要的。当霍尔蒂·米克洛什的政府在1944年初继续左右摇摆时，德国于3月19日发动了“玛格丽特行动”，德军几乎未遇抵抗就进入了匈牙利。匈牙利政府随即被交给了亲德将领斯托尧伊·德迈，德国全权专员埃德蒙·维森迈尔被安插在政府中。但到了秋季，霍尔蒂再次试图与斯大林达成协议，让匈牙利退出战争。 一支匈牙利代表团于10月11日在莫斯科谈成了一份初步协议，协议规定匈牙利放弃1937年以来获得的所有领土，并对德宣战。这一次，德国占领军直接把霍尔蒂赶下了摄政的宝座，以首相萨洛希·费伦茨为首的一群箭十字党徒把持了政府，费伦茨很快把自己的办公室与国务院合并，并自封为国家元首。 匈牙利一直打到了1945年4月，和墨索里尼那个傀儡政权“意大利社会共和国”一样，也是个不情愿的轴心国盟友。

不惜代价打败敌人

Ben-Ami Shillony,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Wartime Japan (Oxford, 1981), 62–3.

1944年7月，当战争仍在法国、苏联和中国迅速蔓延之时，德日两国分别发生了刺杀战争领导人的事件，行事的都是那些眼见战败将临、急于避免最糟糕结果的军官。日本的军政精英们对东条英机的领导能力一连批判了几个月之后，一名参谋本部军官，津野田知重少佐，计划用一枚填满氰化钾的炸弹炸死东条英机。他和他的同谋们找到了退役陆军中将石原莞尔领导的“东亚联盟协会”，他们想要把东条英机赶下台，建立以天皇的叔父东久迩宫稔彦亲王为首的新政府，然后立即通过苏联的调停与盟国和谈。但在密谋得以实施之前，东条英机就辞去了首相之职。津野田遭到了审判，被抓起来关了两年。令人惊奇的是，其他密谋者包括石原莞尔都被释放了，几个月后，他公开声称：“人民已经厌倦了军部和政府，他们对战争的结果已不再关心。”

Theodore Hamerow, On the Road to the Wolf's Lair： German Resistance to Hitler (Cambridge, Mass., 1997), 320–21; Klemens von Klemperer, German Resistance against Hitler： The Search for Allies Abroad (Oxford, 1992), 432–3.

刺杀希特勒的密谋与津野田知重半途而废的筹划几乎没有共同之处，除了最终都失败了之外。主要的密谋者都是德军的高级参谋军官，尽管高级将领们显然对希特勒的军事领导感到失望和幻灭，但密谋者们无法说服这些高级将领支持自己去刺杀他们的最高统帅。这个圈子很小，主要是以亨宁·冯·特雷斯科（Henning von Tresckow）上校为首的中央集团军群的参谋军官们，但在1944年，他们和以卡尔·格德勒和前德军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为首的民间秘密反抗组织建立了联系。1943年4月，克劳斯·申克·冯·施陶芬贝格中校加入了这个圈子，他原本是希特勒国家革命的热烈支持者，也积极踊跃地支持开战，直到对犹太人和战俘的暴行令他不齿为止。和其他反抗者一样，他想要赶在德国被毁灭、其荣誉被败坏之前阻止希特勒。但他希望的是，希特勒死后，西方盟国能把德国作为一个强国保留下来，让德国继续走真正的“民族社会主义”的独裁路线。秘密抵抗者们都期望能在西线达成妥协，好让德军集中力量击退苏联的威胁。 在超过一年的时间里，密谋者们一直在寻找机会刺杀希特勒，但始终没能找到机会。到1944年，眼见德国面临被入侵和毁灭的危险，密谋者们想要的不再仅仅是刺杀，而是要推翻政府。密谋者们同意先干掉希特勒，然后立刻启动“瓦尔基里行动”，这是一套已经确定的应急计划，以应对军队对国内可能出现的叛乱或革命的镇压。在6月法国出现危机和苏联攻打白俄罗斯之后，密谋者们准备动手了。

Randall Hansen, Disobeying Hitler： German Resistance in the Last Year of WWII(London, 2014), 38–44. Ullrich, Hitler： Downfall, 475–7. Sönke Neitzel, Tapping Hitler's Generals： Transcripts of Secret Conversations, 1942–45 (Barnsley, 2007), 263，该文记录了海因兹·埃伯巴赫将军和海因兹·欧根·埃伯巴赫上尉父子在1944年9月20—21日的对话。 Nick Stargardt, The German War： A Nation under Arms, 1939–45 (London, 2016),452–3; Ian Kershaw, The End： Hitler's Germany 1944–45 (London, 2011), 31–3.

除了冯·施陶芬贝格外，密谋者们也找不到其他人来实际下手了，尽管他在突尼斯之战中失去了右手、右眼和左手的两根指头，但他还是自告奋勇携带炸弹去参加有希特勒到场的参谋会议，并想办法触发引爆机关。即便如此，这一愿望还是几乎落空了。冯·施陶芬贝格带着炸弹前往希特勒在上萨尔茨堡的住所和“狼穴”（希特勒总部）参加了三次不同的会议，但决定等到希姆莱和戈林到场后再引爆炸弹。1944年7月20日，冯·施陶芬贝格最终决定再也不能耽搁了。接下来刺杀的故事就尽人皆知了。炸弹本应炸死希特勒和他最亲密的军事幕僚凯特尔和约德尔的，但完全没能奏效，因为它被放在了厚重的橡木桌子下面，而会场也不是密闭的地堡，而是个木头棚子。冯·施陶芬贝格回到柏林，确信希特勒已经死了，他在当天晚些时候启动了“瓦尔基里行动”。此时，希特勒已经亲口告诉柏林的戈培尔自己还活着，尽管炸弹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严重损害了他的身体。当天稍晚些时候，巴黎的密谋人员也行动了起来，根据陆军参谋部中密谋者的命令，陆军安全部队逮捕了所有党卫队队员、冲锋队队员和盖世太保。 但几个小时之内，密谋便完蛋了，忠于希特勒的军人们意识到他还活着。冯·施陶芬贝格和他的主要同谋们在战争部的院子里被草草处决。在巴黎，密谋者被抓住又被放了出来。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党卫队和盖世太保对主要密谋者严刑拷打，根据他们的口供抓捕了几百人。秋季，希姆莱启动了“雷暴行动”，把5000名支持密谋的社会民主派和共产主义者抓进了恐怖的集中营。希特勒得意地宣称，叛乱让他得到了“整个参谋部已经腐烂”的证据，加剧了他对专业指挥官的不信任。 然而，证据显示，军队对他们的最高统帅仍然极其忠诚，而许多普通民众则既对刺杀希特勒的做法感到惊诧，也因为他活下来而松了一口气。一名被俘的德军中尉告诉他同为战俘的父亲：“事实是，前线的士兵在战死，后方的官僚们则在违背誓言，这让人民很愤怒。” 信件和日记显示了当时民众的担忧，他们怕失去希特勒会带来政治和军事的混乱，甚至会引发内战；更糟的是，如一位父亲在给当兵儿子的信中所写：“又一个背后捅刀子的故事。” 爆炸阴谋一度让人们更加相信希特勒的领导至关重要，并让人们决心继续打下去，从而为少数人的背叛赎罪。

Shillony,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Wartime Japan, 51–2, 59–60, 71–4.

在日本和德国，对战败的可能和战争的可怕代价感到悲观的大有人在，尽管对于那些想要打下去的人来说，低落的士气并不是什么社会或者政治威胁。时人和后人常常批评冯·施陶芬贝格密谋的失败是因为他们没能寻求任何群众基础的支持，但是在当时第三帝国的环境下，为结束战争和建立新政府寻求群众基础只是个幻想。在日本，高官和知识分子被证明完全能够批评政府组织战争的方式，甚至可以带着通过谈判结束战争的主张四处游说，但这仅限于狭小的精英圈子内。近卫文麿是对战争结果持悲观态度、想要让皇室赶走东条英机的重臣中资历最老的一位。天皇的主要顾问木户幸一也相信战争在1944年初就已经无可逆转地输掉了，陆海军一些高级将领也这么想，但他们不愿去对抗那些军队领导人。1944年7月，接替东条英机担任日本首相的朝鲜总督小矶国昭陆军大将，表面上仍然要坚持战争，但私下里也想求和，然而在日本的政治秩序中，陆海军领导层的决定是没办法被否定的，他们仍然想要通过最后一场伟大的战斗，即“本土决战”，来挽救国家。

John Dower, Japan in War and Peace： Essays on History, Race and Culture(London, 1993), 102–7. John Dower, Japan in War and Peace： Essays on History, Race and Culture(London, 1993), 129. Frank Gibney (ed.), Sensō： The Japanese Remember the Pacifc War (New York,2007), 169–78; Samuel Yamashita, Daily Life in Wartime Japan 1940–1945(Lawrence, Kans, 2015), 163–72.

但另一方面，对普通日本老百姓而言，失败主义或者违法抗命的表现都会被当局坚决镇压。反战情绪早在1942年初就已经显露出了苗头，当时都是些随意而轻率的评论，或者是匿名涂鸦和匿名信，再或者是关于战败的流言蜚语。这些都被日本警察“特高科”看在眼里，他们尤其关注反战思潮导致共产主义革命的可能性。他们甚至逮捕了几个中央计划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因为他们关于国家经济计划的观点被认为太马克思主义了。 尽管事实证明他们很难抓到“谣言贩子”和要对“大放厥词”负责的人，但案件数量在战争中不断增加，即便这些案子都很小。根据内务省的记录，1942年4月到1943年3月间，平均每月有25起反战和煽动的案件，而从1944年4月到1945年3月则达到平均每月51起。 对天皇的敌意也在战争中与日俱增，一波涂鸦浪潮就足以表明这一点，但被逮捕和判刑的人寥寥无几。那些被发现的人会被宪兵队抓走，然后被严刑拷打，宪兵队想以此让他们供出更多失败主义者。地方上的控制依赖于乡邻组织的监控，他们的头头要报告社区里任何不满现状或者失败主义的案件。在整个战争中，被怀疑有反战情绪的家庭都会受到宪兵的监视。有组织的抗议完全没有生存空间，越线的代价会十分严重。

Alfons Kenkmann, ‘Zwischen Nonkonformität und Widerstand’, in Dietmar Süss and Winfried Süss (eds.), Das ‘Dritte Reich’： Eine Einführung (Munich,2008), 150–52. Kershaw, The End, 36–7. Hansen, Disobeying Hitler, 209–10. Ralf Bank, Bitter Ends： Die letzten Monate des Zweiten Weltkriegs im Ruhrgebiet, 1944/45 (Essen, 2015), 232.

恐怖的威胁同样悬在每一个德国人头上，从涉嫌破坏到自然流露的失败主义，任何反战行为都会受到惩罚。德国政府始终担心内部不稳定可能会导致1918年的危机重演，因此每一个案件，即便十分琐碎，都会被严厉处置。但相对于人口规模而言，案件的数量也不算多。柏林的人民法庭负责审理的战时叛国罪案，从1940年的552起增加到1944年（也就是阴谋炸死希特勒当年）高峰时的2003起。在1943—1945年战争最后几年，判决总数达到8386起。 在一个告密行为成为常态的独裁国家中，表达反战或者失败主义是非常危险的，在战争最后两年里，这种危险更是成倍增加，盖世太保和宪兵越来越多地选择在私设法庭做简短听证后就将任何被认为犯有破坏战争罪的人判处死刑。就在爆炸案发生次日，海因里希·希姆莱被任命为补充军指挥官（负责训练和组织补充兵员），正是这个组织的参谋人员在刺杀阴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警告军队将领们，任何对1918年的重演都是不可容忍的。他告诉他派驻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军队官兵中任何失败主义的苗头都会被毫不留情地灭掉，他专门招募了一批军官去枪毙“任何敢开口的人”。 随着战局恶化，恐怖事件日益严重，受害者是政治犯（他们会被随意处决）、旷工的外国劳工，以及对支持与敌人最后一搏的要求未予重视的普通德国人，无论是平民还是军人。到了1945年上半年，拥有随意处决权的特别警察和军事巡查员开始在遭到轰炸的各个城市中巡视。在杜塞尔多夫，一名因为说战争没有意义而被判处10年监禁的年轻士兵被带走枪毙；一名17岁少年被从病床上带走杀害，原因是被认为在装病；一个老年人被指控给逃兵送吃的，因而受到残酷折磨并被当众吊死，脖子上还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我是叛徒”。 在邻近的波鸿市，一个男子因为向一队清除轰炸废墟的人说“战争输掉了”而被其他人活活打死。他们都觉得对大众的执法权在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