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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ed in Manela, The Wilsonian Moment, 60–61.

最终，巴黎和会的首要任务是在东欧和中欧建立一批主权国家以替代业已崩溃的王朝帝国，其结果便是波兰、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奥匈帝国灭亡后残留下来的奥地利的建立。但“自决”原则的使用仅限于此。英法两国代表成功说服威尔逊将“自决”一词从国际联盟的公约草案中删除，这个组织将会是国际秩序的主要执行者，以实际行动保障现有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 这还只是1919年一连串政治手腕的开头，在这一过程中，英法两国成功地施加压力，有效压制了威尔逊和英法内部帝国反对者寻求解放的愿望。根据《凡尔赛和约》的条款，战败的德意志帝国遭到了惩罚，失去了所有的海外领地、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以及穿过东普鲁士和一部分西里西亚的波兰“走廊”，还将几小块土地割让给了比利时和丹麦，之后德国又被迫几乎完全解除了武装，并同意支付1320亿金马克的赔款，作为据说是主动挑起战争的代价。德国被指控发动战争，这是德国社会无论持什么政治立场的人都普遍对和约感到失望的一大原因。同时，剥夺德国殖民地的条款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和约中有这一条款，是因为德国殖民主义据说剥削过于残酷，不配肩负所谓的“文明开化使命”，而德国人认为这只是一种虚伪的说辞。

更多详情可见Susan Pedersen, The Guardians： The League of Nations and the Crisis of Empire (Oxford, 2015), 1–4, 29–32。 Susan Pedersen, The Guardians： The League of Nations and the Crisis of Empire (Oxford, 2015), 2–3, 77–83.

不出所料，巴黎和会的受益者主要是那些帝国主义大国。1919年1月，协约国在巴黎会谈时首批达成一致的条款之一就是认可英法两国对德国的帝国领地与奥斯曼帝国的领地的占领。不过它们并没有立刻吞并这些地区，而是同意建立一套“托管”体系，让大国成为在“现代世界的紧张环境中尚无法自立”的人民的依靠。1921年，国际联盟下辖的永久托管委员会成立，托管体系正式形成，委员会成员以瑞士学者威廉·拉帕德（William Rappard）为首，他们应当监督托管国的行为，确保它们确实在为被托管区域的人们最终实现自治而努力，但是实际上，托管国只是将这些地方视为其帝国版图的新收获而已，或者，按照英国保守党政客内维尔·张伯伦的话说：“说白了就是帝国领土。”英法两国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才把中东的托管安排定下来，但整个中东都是这两家的——黎巴嫩和叙利亚归法国，约旦河流域、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则归英国——至于那些曾支援英法与奥斯曼帝国作战的阿拉伯领袖得到过的承诺则无人提及。对德属非洲殖民地的托管也是由英法两个帝国瓜分的，它们只是把刚果盆地东部的卢旺达和布隆迪让给了比利时。 日本拿到了德占太平洋岛屿中北部几个岛的托管权；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则托管了德占新几内亚和西萨摩亚。但当地人反对自己受到的待遇。1919年10月，约瑟夫·贝尔（Joseph Bell）在前德属喀麦隆写道：“法国政府强迫我们接受其统治，但我们国家不想要法国政府。”于是，托管委员会的驻地日内瓦再次出现了大量请愿者，但是把持了国际联盟的新托管国对此未予理会。委员会的9名成员中，大部分是外交官或者殖民地官员——这当中8人代表帝国主义国家，其中4人来自托管国。

Susan Pedersen, The Guardians： The League of Nations and the Crisis of Empire (Oxford, 2015), 24–6.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里，帝国主义国家顶住了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双重压力，因为它们决心用暴力来解决威胁。实际上，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在面对一个不稳定的、存在政治风险的世界时，帝国领地的重要性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日益增加，因为它们既有助于巩固和强化民族-帝国，同时也能压制非洲和亚洲的民族获得彻底独立的权利。伍德罗·威尔逊虽然一度受到全世界的欢迎，但他从来没有打算把毁灭帝国主义世界作为自己的目标。在他看来，帝国主义列强应当担负起支柱的职责，把文明的好处带给那些过于原始、无法自立的国家的人民，就像美国对菲律宾和其他取自西班牙的地盘所做的那样。他于1919年在巴黎消极对待欧洲以外请愿者的做法就证明了他的态度，但是许多美国公众把对欧洲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放纵仅仅解读为一种虚伪。1919年，美国参议院拒绝了在巴黎达成的协议，不同意国际联盟作为维持这一协议的执行机构。 虽然这一决定并没有像字面上那样让美国完全退出国际事务，但让国际联盟被牢牢掌握在那些致力于维系帝国以获取利益的列强手中。

Wilder, ‘Framing Greater France’, 204–5; Thomas, French Empire between the Wars, 31–4. Thomas, French Empire between the Wars, 94–8, 103.

留存下来的帝国领土中，最重要的是英法两国的那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的帝国领土在宗主国的文化中发挥了更加重要的影响，也做出了更多的经济贡献。得到了托管地之后，法帝国的地理面积达到了巅峰，它也因此被称为“大法国”。殖民地在战争期间的贡献激发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帝国需要中央集权和团结一致，才能最大限度地榨取资源，这种观点的出现主要归因于法国的殖民地部长阿尔贝·萨罗（Albert Sarraut）。1923年，他写的畅销书《法国殖民地的发展》（La mise en valeur des colonies françaises）陈述了建立帝国的宏观目的：“法国海外领土的整体实力和财富的增长”将会保障“其母国未来的权力和繁荣”。据一位商人的观点，拥有殖民帝国的法国才是“世界上的重要国家”。 历届法国政府建立了一个与宗主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的殖民帝国，1928年之后，这一联系由于一套以共同货币为基础的新规则（科切尔关税制）而更加稳固。到1939年，帝国殖民地吸收了法国40%的出口并提供了37%的进口；同年，法国40%的海外投资投向了自己的殖民帝国。

Henri Cartier, Comment la France ‘civilise’ ses colonies (Paris, 1932), 5–6, 24. Sèbe, ‘Exalting imperial grandeur’, 36–8; Thomas, French Empire between the Wars, 199–202.

当然，真实的情况并不完全是大众想象的那样，因为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法帝国历史充满了暴力冲突。其中最为暴力的是1925—1926年的摩洛哥里夫战争（Rif War）和镇压叙利亚起义，以及1930—1931年对中南半岛起义的残酷打击。在中南半岛，当时人们估计有约1000名示威者被枪杀或炸死，1300个村庄被毁，6000人被关押、折磨或处决。那些参加起义的种植园工人被关在自己的村子里，在武装警卫的看管下每天要工作15—16个小时。 和整个法帝国一样，法国政府和这里的殖民当局对于向殖民地民族主义者做出哪怕只是表面的政治让步的意愿，也一点都不比英国人强。但在本土，帝国领地却吸引了公众的大量关注。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有超过70份杂志和报纸关注了殖民地事务。1931年，在世界经济衰退的高峰时，巴黎的樊尚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殖民地博览会，展会在专门建造的巨大的殖民地宫里进行，里面满是异国情调的壁画和各个不同地区的象征物。展会在5个月的时间里卖出了约3550万张票。这次展会虽然是为了帝国团结而举办，但把殖民地世界视为“异域”反而强化了帝国中真实存在的等级差别。

Brad Beaven, Visions of Empire： Patriotism, Popular Culture and the City, 1870–1939 (Manchester, 2012), 150–51, 164; Matthew Stanard, ‘Interwar pro-Empire propaganda and European colonial culture： towards a comparative research agend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44 (2009), 35.

英帝国仍然是遥遥领先的世界最大帝国。毫无疑问，殖民帝国对英国作为全球性经济力量的地位贡献颇大。从1910年到1938年，当其他市场萎缩甚至消亡时，英国向殖民帝国的出口从总贸易额的1/3增长到了几乎一半，1938年时殖民帝国也贡献了42%的进口；到1930年时，英国几乎60%的海外投资投向了帝国区域。帝国不仅是个可以内循环的贸易体，其内部还实施了贸易特惠。和法国一样，英国工业各方面的相对衰退被向帝国领地溢价销售产品的能力掩盖，而英国在锡、橡胶、原油、铜和其他各种主要原材料供给方面的海外投资，也使得英国的商贸和工业在世界市场上举足轻重。广大的帝国已经融入了英国人的文化，即便对于许多英国人来说帝国还是远在天边的存在，是从关于团结与家长式作风的宣传中想象出来的共同体，就像法国人那样，这没有考虑到殖民帝国里年复一年到处都是紧急事件和武力强迫。帝国日历中有一个重要的日子，帝国日，这是维多利亚女王的生日，1903年成为节日，到20世纪20年代，英国几乎所有的学校都要庆祝这个节日。1924—1925年，伦敦的温伯利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帝国博览会，216英亩（约合87公顷）的展馆吸引了2700万观众，人们就像在动物园里看动物那样观看展会上展示的“各个种族”。

19世纪下半叶加入帝国行列的三个新来者——意大利、日本和德国——未能享受到帝国经济的好处。因此，20世纪30年代，当全球经济连同国际主义一同崩溃时，正是这三个国家发动了新一轮领土帝国主义（在战前的“民族-帝国”观念上发展而来）战争，这并非偶然。虽然原因不同，但它们对于1919年之后世界秩序的看法都充满了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以及西方主要强国统治地位的仇恨，正是这些西方强国主导了战后事务以及其后的国际政治舞台。即便是协约国这一边的意大利和日本也是如此，与德国不同，这两个国家都是1919年的战胜国，在战争结束后仍然拥有殖民帝国。所有这三个国家的民族主义者圈子都明白，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主要的全球帝国，英国和法国，其领地面积达到了巅峰。它们的全球势力背靠国际联盟和所谓的“国际主义”幌子，阻止其他国家向帝国主义发展，同时将两国作为“民族-帝国”的状态利用到了极致。实际上，英法两国关于“团结的帝国是民族力量和繁荣之源”的宣传越积极，那些没占到便宜的国家就越是觉得获取更多领地是提高它们的地位、保护其人民免于经济风险的不二之途。而要获得更多领地，唯一的途径理所当然只有战争。当时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美西战争、布尔战争、日俄战争、延续20年的意大利征服利比亚之战，以及20世纪20年代主要帝国在摩洛哥、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冲突，都证明了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这三个国家被认为无力决定本国的未来，仇恨由此而来，这让这三个国家更加排斥那些以和平协作和民主政治为基础的“西方”价值观或“自由”价值观。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三个国家的民族主义思潮会倾向于选择领土解决方案，这或许能够结束在它们看来对地域广大和资源丰富的英法帝国以及美国的永久从属地位。

William Fletcher, 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tellectuals and Fascism in Prewar Japan (Chapel Hill, NC, 1982), 31–2; Dickinson, ‘The Japanese Empire’, 203–4 ;John Darwin, After Tamerlane： The Global History of Empire since 1405 (London,2007), 396–8; Hosoya Chihiro,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Japan's view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1919–1937’, in Ian Nish (ed.), Anglo-Japanese Alienation 1919–1952： Papers of the Anglo-Japanese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Cambridge, 1982), 4–6. Tarling, A Sudden Rampage, 26. Sarah Paine, The Wars for Asia 1911–1949 (Cambridge, 2012), 15–16; Jonathan Clements, Prince Saionji： Japan. The Peace Conferences of 1919–23 and their Aftermath (London, 2008), 131–6. Fletcher, Search for a New Order, 29–33, 42; Tarling, A Sudden Rampage, 25–7 ;Paine, Wars for Asia, 21–2; Young, Japan's Total Empire, 35–8.

日本的仇恨根源于它的扩张史，正是这段历史让日本一跃成为东亚地区强权政治中的主要玩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则成了太平洋上的主要玩家——而协约国却没能充分认识到这个状况。虽然日本也作为十国委员会（由协约国主要国家的代表组成）成员之一受邀参加了巴黎和会，但西方列强在商讨关键性决定时并没有带上日本。日本提出的在国际联盟章程中增加一条关于“种族平等”的条款的要求被列强拒绝，列强并不打算践行这一原则。在日本人看来，国际联盟仍然是西方人的玩物，并不是“民族自救方式”；20世纪20年代中期，“种族平等”原则被再次提出但仍未获成功，于是日本拉起了一个亚洲版国际联盟以更好地代表日本的利益。日本参战时的期望，如日本外相本野一郎所言的“在东方占据重要地位”，逐渐落空了。 西方列强重新拿回了中国市场的份额。日本不得不同意把1914年从德国手里抢来的山东半岛归还给中国政府，当初日本的民族主义者还为夺取了这个半岛大肆庆贺了一番；美国原本在1917年的《蓝辛-石井协定》中认可了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利益，但这一协定在1922年被否决了；1902年签署的《英日同盟条约》也在1923年终止。据巴黎和会上的日本代表观察：“所谓的美国主义正在世界各地抬头……” 在1922—1923年的华盛顿裁军会议上，日本被迫接受了对英美有利的5∶5∶3的主力舰总吨位比例，并在1930年的伦敦海军会议上再次接受。 更要命的是，一个新的民族主义中国正在1912年清朝崩溃后的军阀混战中渐渐成形，而西方对中国的支持让日本人备感失落，日本觉得自己在中国的地位对其未来民族-帝国的利益至关重要。1922年在华盛顿讨论出来的《九国公约》坚持对华贸易中的“门户开放”原则，日本也在公约上签了字，但这显然否决了日本想要在亚洲享有特权的想法。日本的国际体系批评家们谈论着要在“东方思维”基础上建立亚洲新秩序，他们拒绝了西方式的和平维持、资本主义和民主自由，认为这与日本的战略和政治利益格格不入。

MacGregor Knox, Common Destiny： Dictatorship, Foreign Policy and War in Fascist Italy and Nazi Germany (Cambridge, 2000), 114–15. Bosworth and Finaldi, ‘The Italian Empire’, 41. Spencer Di Scala, Vittorio Orlando： Italy： The Peace Conferences of 1919–23 and their Aftermath (London, 2010), 140–41, 170–71.

日本民族主义者的核心问题是，在与中国和俄国的战争中付出的“流血牺牲”有何意义？——意大利也是一样。20世纪20年代初期，意大利民族主义者宣传的主题是“以牺牲之名”建设一个新意大利，但他们宣扬的这些牺牲，却在1919年和平到来之时沦为笑柄。虽然意大利在战争中有190万人伤亡，但意大利代表团在整个和会上受到的待遇却如同贡献不值一提的“小兄弟”。战争期间，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者希望能在战后吞并达尔马提亚，甚至吞并整个奥斯曼帝国；殖民地部的意大利官员们甚至谈论要建立一个从利比亚延伸到几内亚湾的意属非洲。 1919年1月，在意大利殖民机构召集的商讨和平协议的会议上，有一位代表坚持意大利“必须得到与英法相当的海外领地”。 而意大利政府至少也希望英法两国能够尊重1915年《伦敦条约》中秘密许诺给意大利的土地，英法当时签这个条约正是为了劝说意大利参战。许诺的有达尔马提亚的领土、对阿尔巴尼亚的控制权、对意大利在地中海地区利益的承认，还有可能让意大利参与分享从德国与奥斯曼帝国获得的战利品“作为补偿”。

Claudia Baldoli, Bissolati immaginario： Le origini del fascism cremonese (Cremona,2002), 50–53; Mulligan, The Great War for Peace, 269, 275–7, 281. Di Scala, Vittorio Orlando, 156–7, 173. See John Gooch, Mussolini and His Generals： The Armed Forces and Fascist Foreign Policy, 1922–1940 (Cambridge, 2007), 62–8.

对于意大利代表团来说，不幸的是，威尔逊反对《伦敦条约》，拒绝遵守，而英法两国则把威尔逊的坚决反对用作对意大利爽约的借口。意大利政界内部围绕怎样获得和平这一问题存在分歧，也使得他们很难协调一致拿出要求执行《伦敦条约》的计划来。 1919年4月，意大利首相维托里奥·奥兰多愤而离开了巴黎和会，当他于5月回到国内时，事情已经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除了亚平宁半岛东北部的前奥地利领土外，意大利不会得到更多的领地，甚至连托管地都搞不到。这一结果产生了所谓“残缺的胜利”的说法。奥兰多在回忆录里说：“在这样的怨气和仇恨之后绝不会有和平，不仅是战败国对战胜国的仇恨，还有战胜国对胜利盟友的仇恨。” 正是这种怨恨的后遗症塑造了1922年10月上台的激进民族主义政府的野心，而领导这个政府的正是贝尼托·墨索里尼和他成立不久的意大利法西斯党。虽然意大利人对他所言的英、法、美“富豪和资本家联盟”怀有深深的敌意，但当时的意大利严重依赖国外贷款，还要拼命控制在利比亚和东非拥有的为数不多的殖民地，这使得即便是法西斯政府也受限重重，难有收获。在20世纪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意大利也和日本一样在国际事务中没有主动权，它希望列强能够允许自己在巴尔干半岛、地中海地区和非洲实施更冒进的政策，但又害怕沿着在凡尔赛已然受挫的帝国主义幻想的老路走下去会重蹈覆辙，因而犹豫不决。

Greg Eghigian, ‘Injury, fate, resentment, and sacrifice in German political culture, 1914–1939’, in G. Eghigian and M. Berg (eds.), Sacrifce and National Belonging in Twentieth-Century Germany (College Station, Tex., 2002), 91–4. Dirk van Laak, Über alles in der Welt： Deutscher Imperialismus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Munich, 2005), 107; Shelley Baranowski, Nazi Empire： German Colonialism and Imperialism from Bismarck to Hitler (Cambridge, 2011), 154–5. Wolfe Schmokel, Dream of Empire： German Colonialism, 1919–1945 (New Haven,Conn., 1964), 18–19.

德国和意大利、日本都不一样。它是战败国，失去了海外殖民地和内陆殖民的波兰领地。在这里，战败引发的仇恨比在意大利或日本拥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而且还有更危险的政治和文化表达。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那几年里，大面积的饥荒、失业、恶性通货膨胀和政治暴力（包括东边与波兰的边境冲突）给整整一代人留下了深刻印记，给德国带来的苦难和屈辱是20世纪20年代其他帝国势力没有遭受过的。而在战争中付出的民族牺牲也导致德国人民自发产生了共同的受害感。 对这一现实危机的指责主要指向了那些强加给德国人和平方案的西方战胜国。而德国整个政治圈子仇恨的则是要德国独自承担战争罪责的指控，这种指控认为德国的领土应该受到限制，德国应该解除武装，并认为德国人不是仁慈和合适的殖民者。最后一种判断来源于巴黎和会，这在20世纪20年代形成了所谓“殖民谎言”的说法，这对德国人是一种彻底的冒犯，也成了接管德国殖民地、使德国未来在欧洲处于从属地位的依据。当1919年3月的魏玛国民议会商讨协约国给出的条约条款时，以社会主义者和开明人士为主的代表团以414∶7的投票结果否决了殖民地解决方案，他们还要求“重建德国的殖民权”。 10年后，阿道夫·希特勒已是快速发展中的纳粹党的党首，他在竞选发言中说：“说德国人民缺乏管理殖民地的能力，这是虚假的、野蛮的妄断，是对我们国家荣誉的无礼攻击。”正是在20世纪20年代，民族主义者们将对德国的种种约束解读为一种“逆殖民”，在这个过程中，德国的未来被当成了列强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抵押品，如希特勒所说，德国就此沦为了“被剥削的纳贡殖民地”。 由于无力挑战西方对权力的垄断，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只能将怒火转向国内，指向德国的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他们在1918年“从背后捅了德国一刀”，为西方向德国核心地带的殖民打开了通道。

Christian Rogowski, ‘“Heraus mit unseren Kolonien!” Der Kolonialrevisionismusder Weimarer Republik und die “Hamburger Kolonialwoche” von 1926’, in Kundrus (ed.), Phantasiereiche, 247–9. Uta Poiger, ‘Imperialism and empire in twentieth-century Germany’, History and Memory, 17 (2005), 122–3; Laak, Über alles in der Welt, 109–10; Schmokel, Dream of Empire, 2–3, 44–5; Andrew Crozier, ‘Imperial decline and the colonial question in Anglo-German relations 1919–1939’, European Studies Review, 11 (1981),209–10, 214–17.

德国在20世纪20年代反复提出，自己理应被视为“文明国家”，能够与其他帝国共担文明化和现代化的使命。1926年，德国外交部资助了一部纪录电影，名为《殖民的世界史》，片中不仅讲述了殖民地能带来的经济帮助，还对关于德国无力管控被统治人民的说法发起了挑战。 虽然现在已经是“后殖民国家”了，但德国与前殖民地之间仍然通过各种组织和宣传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些组织和宣传旨在从某种程度上重建德国的海外帝国。德国殖民地协会成了一众为了殖民事业而奋斗的小社团的保护伞。这个协会拥有3万人，在德国各地设有260个分支，办有多份不同的殖民地杂志。关于前殖民地和其他各大帝国的消息被广泛传播。给在前殖民地营业的德国公司的补贴和投资越来越多，从1914年的73笔增加到1933年的85笔。战前的殖民地学校仍在运转，1926年还成立了第一所殖民地女子学校，这些学校都旨在为期待中的未来帝国培养管理人员和专业人才。1925年，柏林举办了一场殖民地博览会，这很不协调。外交部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利用这个机会凸显了所有其他欧洲帝国（包括西班牙、葡萄牙和丹麦）与德国的反差，德国是个“没有空间”的欧洲国家。

David Murphy, The Heroic Earth： Geopolitical Thought in Weimar Germany, 1918–1933 (Kent, Ohio, 1997), 16–17; Woodruff Smith,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Nazi Imperialism (New York, 1986), 218–20. Murphy, The Heroic Earth, 26–30; Smith, Ideological Origins, 218–24; Laak,Über alles in der Welt, 116–19.

据施特雷泽曼的理解，1919年之后德国的仇恨最主要来源于这样一种观点：强大、进步而且文明的德国人民却没有足够的领地来显示自己的能力并养育逐渐增长的人口。在德国的民族主义群体以及范围更广的社会中，一种观点普遍存在：领土扩张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个现代国家的特征，并使其有资格统治臣属阶层。在人们思考德国的帝国主义过去以及未来重建帝国的可能性时，这种观点反复出现。这里的关键词是“空间”。20世纪20年代，由拉采尔以“生存空间”的自然需要为基础首创的这一概念在德国广为流传，其原因无他，正是《凡尔赛和约》对德国领土的限制——“这是对我们生存空间的不公正、无依据以及不明智的切割。”1931年一名德国地理学家如此说。 一门叫“地缘政治学”的新科学在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大行其道，其首创人物之一是卡尔·豪斯霍费尔（Karl Haushofer），这门学科与对大部分人而言过于深奥的科学关联不大，却与“生存空间”一词以及该词在德国处境下的运用关系甚密。由前殖民地官员汉斯·格里姆（Hans Grimm）撰写的畅销小说《没有空间的民族》（Volk ohne Raum）在1926年出版后销售了31.5万册，靠的就是其标题，出版商之所以选了这个标题，是因为这正是德国人长期的诉求。德语中“Raum”（空间）一词的含义比英语中的“space”更加丰富，在它所指的区域，德国人民会让其独特的文化品质和生物-种族层面的特性扎下根来，付出代价的则是其臣属民族或外族，尤其是犹太人，他们在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眼中是全世界范围内的“反民族”代表。

Herb, Under the Map of Germany, 77. Herb, Under the Map of Germany, 52–7, 108–10. Vejas Liulevicius, The German Myth of the East： 1800 to the Present (Oxford,2009), 156.

让一个以种族纯洁性和文化优越性为特征的民族统治或支配额外的领土，以豪斯霍费尔的话来说，这是对其在战争中“沉重而血腥的牺牲”的一种补偿。 但是德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这些抱负却面临着一个问题，即德国所受的不公正待遇的补偿从何而来？人员众多、组织良好的殖民地游说团明白，在20世纪20年代的环境下想要获得海外殖民地无异于痴人说梦，虽然他们也指望着西方列强未来或许会允许德国共同参与殖民。大部分民族主义者以战前未能实现的帝国思维来看待“种族与空间”问题，1918年对乌克兰的短暂占领更是强化了这种看法，这是德国唯一真正可能通过向东扩张来占据的空间。如德国法律哲学家卡尔·施米特在20世纪30年代末提出的那样，德国或许能在中东欧建立一个由自己统治而且其他列强鞭长莫及的“大块空间”（Grossraum）。所谓“东方”虽然从未被明确定义过，但常常出现在关于“空间”的讨论中。地理政治学家们格外关注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此时德国大为缩小的国土之外，还有许多历史上受德国影响的区域——无论是语言、耕作方式还是法律传统，甚至是房屋的建筑方式，都是德国式的——这就使将东方视为“德国的空间”有了合理性。这种德国“种族和文化区”的概念出现在了小学课本和政治宣传品中的众多地图上。在阿尔布雷希特·彭克与汉斯·费舍尔在1925年制作的一份德国文化和民族区域地图上，德国的空间延伸远达苏联，从北方的拉多加湖直到远在南方乌克兰的赫尔松，还延伸到了所谓“伏尔加德裔人口”居住的地区，这些人是18世纪的德国移民，其后裔如今处于苏联的统治之下——这份地图被广泛仿效和传播。 1921年，年轻的海因里希·希姆莱（他后来成了党卫队头目，是德国在波兰和苏联所做出的残暴帝国主义行径的首要责任人）在日记中写道，听了一场关于德国未来领土目标的演讲后，他觉得“东方对我们是最重要的。西方很容易灭亡。我们必须在东方战斗和定居”。 这还是在20世纪20年代，还没有纳粹党来专门宣传这些观点。

Pedersen, The Guardians, 199–202；关于去殖民化，见Laak, Über alles in der Welt, 120。经济学家Moritz Julius Bonn的观点也与此相同。

德国想要推翻“一战”的结果和《凡尔赛和约》的裁决，这就像意大利人对地中海帝国的幻想，或日本人独霸亚洲的野心一样，在20世纪20年代仍只是个愿望而已，但这种愿望维系了在“一战”前的几十年就已产生的民族野心。但这并没有让第二次全球战争不可避免。事实上，在这三个国家中，滋养了这些幻想的仇恨并不十分普遍，随着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引领的经济复苏带来了世界秩序的稳定，以及欧洲以外民族主义的低迷，这三个国家在主流国际政治结构和经济协作中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被证明是可能的，虽然有些勉强。在德国和日本，对更多领地的追求对于大部分民众来说并不像民族主义者们认为的那般重要。在意大利，民主政治在激进民族主义者与中间派、左派的恶斗中轰然解体，墨索里尼面临的最优先的政治任务是稳固他的统治，并督促意大利的经济复苏。在20世纪20年代，这三个国家都依赖于西方大国为逐渐恢复世界贸易和经济投资而付出的努力，同时也都在口头上支持国际联盟所体现的国际合作精神。1925年，所有的战胜国与战败国共同签署了《洛迦诺公约》，再次确定了在凡尔赛划定的西欧各国边界。1926年，德国获准加入国际联盟。1927年，德国甚至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强烈反对之下仍然加入了永久托管委员会，负责监管它的前殖民地，它推荐的委员是德国工业联合会主席路德维希·卡斯特尔（Ludwig Kastl），而不是某个吵吵嚷嚷的殖民地游说团领袖。德国坚持要尊重托管条款，包括致力于做好各种准备措施让前殖民地最终独立。1932年，正是德国首先提出了“去殖民化”一词来描述这个看起来已经处于进行中的过程。

Fletcher, 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40–41; Hosoya Chihiro,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5–6, 7–10. Knox, Common Destiny, 121–2, 126–8. Labanca, Oltremare, 138–9, 149–52, 173–5; A. de Grand, ‘Mussolini's follies：Fascism and its imperial and racist phase’,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 13(2004), 128–32; Gooch, Mussolini and His Generals, 123–6.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稳定被认为可能只是暂时的，未来必定难以预计，这样的和解终究只会是短暂的。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为德国筹划了“顺从”的外交政策，希望德国表达出的善意能成为挣脱和平协定束缚的更好方式，但他也没有排除实现更为根本性改变的可能性。再来看日本，在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掌握着政权的立宪政友会一直致力于裁军和与西方合作，以此作为实现日本目标和激励经济发展的更合理的途径。 日本甚至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度奉行过对华友好战略，而放弃了几十年的对抗。在意大利，即便墨索里尼明确地将“新意大利”的想法概括为对西方价值观和利益的挑战，但至少用“口头的和平主义”来说事而不去冒发生冲突的危险也被证明是必要的，他自己也这么说。他认为，意大利新帝国野心的实施还要等候“欧洲生乱”。 而且，意大利现有殖民地里的麻烦已经够多了。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有待平定，那里的驻军已经从2500人增加到了1.2万人，但意大利还是花了10年时间才将当地起义镇压下去。在利比亚付出的代价更为巨大。早在墨索里尼上台前的1922年，意大利就开始和阿拉伯部落为了该国大部分内陆沙漠的控制权而大打出手，经过多年的野蛮镇压后，战事才在1931年结束。在现有帝国安定下来之前，追逐新领地的风险太大了，但放弃是不可能的，这场战役突出了帝国领地唯有靠征服才能得来的理念。

这一观点在最近对这场危机的最佳叙述中得到了支持，见Robert Boyce, The Great Interwar Crisis and the Collapse of Globalization (Basingstoke, 2012), esp.425–8。 Laak, Über alles in der Welt, 127–8.

这段和谐的时光随着1928—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到来戛然而止，这场危机给接下来的10年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历史学家们普遍认同这样的观点，即主要是这场经济危机摧毁了1919年之后重建全球秩序的努力，并阻止了国际主义的任何有效实现。从许多方面看，世界经济的崩溃比1914年或1919年更应当被视为导致经济危机的转折点，正是这一危机导致了20世纪40年代的全球战争。 经济危机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但值得记住的是这场灾难的规模，受其所害的世界经济的弱点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一直暴露无遗，虽然在20年代中期曾有过一段短暂的贸易和投资的爆发期。到1932年，工业经济体中已有超过4000万登记失业人口，另有数千万人由于价格和产出急剧下降而只能做短工或失业。在1929—1932年的大衰退中，世界贸易的下滑达到了惊人的2/3。世界上那些依靠一两种物产出口来维持的贫穷地区更是陷入了极度贫困。信贷紧缩导致了大规模的破产，在1932年几乎导致了德国的国家破产。人们普遍感到恐慌，认为大危机将足以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正如共产主义者预言的那样。德国的民族主义者们也同样乐于将大萧条视为“世界经济的黄昏”，而这正要由他们痛恨的西方体系来承受。

Boyce, Great Interwar Crisis, 299. Jim Tomlinson, ‘The Empire/Commonwealth in British economic thinking and policy’, in Thompson (ed.), Britain's Experience of Empire, 219–20; Thomas,French Empire between the Wars, 93–8.

这种所谓的西方经济模式崩溃、国际主义终结的感觉成了10年间各色未来预言家笔下的一大主题，其中最著名的是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国际联盟大会主席在1932年夏劝说成员国协调一致，做好最坏的准备：“整个世界正陷于可怕的危机而且失去了信心。世界最后的希望现在只掌握在我们手中。” 国际联盟虽然在努力寻找缓解危机的措施，但无力阻止经济民族主义的出现。随着危机的加深，相互协作看起来比把本国经济保护起来要危险得多。1930年6月，美国通过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切断了美国市场从国外的进口。1931年11月，经过了长时间的政治辩论，英国放弃了自由贸易，也拿出了一系列关税政策；1932年8月，英国又推出了帝国特惠制，给予来自帝国领地的进口商品关税优待。在法国，科切尔关税制降低了来自其殖民地的产品的税率，却把世界其他地方的产品拒于门外。 危机导致了特别贸易和货币联盟的出现，包括以美元、英镑、法郎为核心的联盟。世界上最强的那些经济体原本能够为了保护令它们长期获益的体系而发挥作用，但是它们选择不去这么做，结果便是互相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