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8

Michael Sellmann, ‘Propaganda und SD–“Meldungen aus dem Reich”’, in Salewski and Schulze-Wegener (eds.), Kriegsjahr 1944, 207–8. Stargardt, The German War, 477–80. Benjamin Uchigama, Japan's Carnival War： Mass Culture on the Home Front 1937–1945 (Cambridge, 2019), 241.

随着战败临近，这种针对国内民众的恐怖行径足够现实，它显然制止了对于战争及其后果的反对意见的公开表达，以及任何旨在结束战争的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运动。日本和德国两国民众都在严密的警察监视下生活了十几年，明白违抗的代价。但是恐怖本身并不足以解释两国民众为什么要如此积极地坚持打一场即将失败的战争并为之付出努力。两国都有着复杂的因素在发挥作用——既有精神因素，也有物质因素——这些因素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影响着每一个人。军人和平民在战争中并没有什么固定的行为模式可循。1944年秋，德国安全机构报告说，尽管人民看上去顺从、害怕、希望和平，甚至冷漠而且无动于衷，但他们仍然愿意“无条件地坚持抵抗”。 在越发明显的士气消沉迹象之外，人们相信某种形式的胜利仍然是可能的，而希特勒在7月恰逢其时的幸免于难让许多德国人更加坚信这一点。两国的领导人仍在大谈特谈胜利，即便此时胜利的意义显然已经空洞起来，但普罗大众十分想要抓住任何可能标志着战局逆转的稻草。在德国，戈培尔从1943年开始做的关于新型秘密“神奇武器”的反复宣传在各种日记和信件中多次出现，这与希特勒在武器库中给盟军准备了“惊喜”的常见说法不谋而合，这一期望一直存在到了战争的最后几个月，尽管当V1巡航导弹和V2火箭在1944年夏季被射向英国时，对这些“复仇武器”真正价值的怀疑也与日俱增。当1944年12月德军发动“秋雾行动”，穿过阿登山区进攻美军战线时，民众的乐观情绪又开始显著增长，他们觉得可以出人意料地重演1940年的战役，另一条胜利之路已被打开。 在日本，1944年秋季开启的“神风特攻队”自杀战术也引发了同样的公众热潮，人们认为至少找到了一种方法，如一封写给媒体的信中所言：“这能迫使敌人投降。”

Benjamin Uchigama, Japan's Carnival War： Mass Culture on the Home Front 1937–1945 (Cambridge, 2019), 242–3. Aaron Moore, Writing War： Soldiers Record the Japanese Empire (Cambridge,Mass., 2013), 237–8.

要理解为什么要死战到底，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军人们普遍相信即便战败，自己也有义务打到最后以求能够保住国家，即便他们对国家领导人的信心早已烟消云散。这是一种兼具毁灭和自我毁灭的思想，随着死亡的前景日益真实，日益增长的宿命论和虚无主义也助长了这种思想。即便胜利的可能性已经虚无缥缈，日本和德国的军人仍想要为自己的失败而向敌人索回高额的代价——打死他们，为自己的灭亡复仇。“神风特攻队”显然就是这一类，4600人牺牲了自己，以求打击敌人的军舰和人员。他们的文化环境强调，为了天皇和国家的荣光，应该克服所有道德顾虑，即便是派人执行自杀任务。当1944年10月自杀行动开始时，日本海军的媒体开始宣传“神鹰的坚定忠诚”，自杀部队都得到了高尚的名称——“忠勇队”“诚队”等。 人们期望这些人能在自杀任务中消灭尽可能多的敌人，但那些普通士兵也一样会死。1945年，他们都得到命令，把遗言和一缕头发装进一个信封，用来在他们不可避免地为国捐躯后寄给家人。有些军人将即将到来的死亡视为值得付出的代价，只要美国人也活不成就行。“现在我们必须吸取塞班岛战役和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的教训，”一名日本军官写道，“我们必须抓住那些浑蛋，把他们碾得粉碎。”他想到自己会战死时，内心并无波澜。 平民百姓也被要求用手中能拿到的任何武器杀死至少一个入侵之敌。一个女学生被发给了一支锥子，被要求把锥子刺进一个美国人的肚皮。

Thomas Kühne, The Rise and Fall of Comradeship： Hitler's Soldiers, Male Bonding and Mass Violen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2017), 160, 171. Thomas Brooks, The War North of Rome： June 1944–May 1945 (New York,1996), 363. Stargardt, The German War, 476.

德军没有组织自杀部队，但他们仍然会为了尽可能地打击对手而战，即便身处绝境。那句“要么胜利，要么灭亡”的口号当然不会激励所有军人，因为更有可能发生的似乎是灭亡，但通过对敌人造成伤害来为德国事业进行某种私人辩护一直是他们的支撑，即便胜利对他们来说只是个幻想。1944年大批战友的死亡——当年有180.2万人战死——让他们十分想要为死去的人复仇，无论是杀人还是被杀，正如一名士兵在自传中所言，这是“一种英雄虚无主义”，尽管对占领区民众和敌军的残酷报复玷污了这种英雄主义。 一名意大利战场上的德军老兵解释说，残酷的战斗表达了“他们对……自己年复一年的甘愿牺牲却毫无价值，以及对战争的毫无意义的愤怒”。 赤裸裸的现实摆在那里，但许多军人似乎仍然愿意在国家濒临灭亡时亲身投入这个具有深厚戏剧性和冲动性的时刻。“你们的光辉时刻到来了……”冯·伦德施泰特元帅在德军西线最后一次反击之前如此告诉他的部队，“我无须多说。你们都能感觉到：胜败在此一举。” 在战争的最后6个月里，有大量德军士兵秉持着病态的道德观，认为死亡不可避免，应当坚持自杀式的抵抗，直至战争的最后时刻。

Jeffrey Herf, The Jewish Enemy： Nazi Propaganda During World War II and the Holocaust (Cambridge, Mass., 2006), 257–61. Robert Kramm, ‘Haunted by defeat： imperial sexualities, prostitu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postwar Japan’,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28 (2017), 588–91.

对国家命运的担忧显然不仅体现在公共政策上，还体现在战争最后几个月个人的反应上。日本与德国的宣传都警告民众要对战败后在敌国手里受到的对待做好最坏的准备，说敌人已决心要消灭德国与日本这两个国家，连同其人口。至少从1943年以来，德国宣传机构的主要说法就是，若不能胜利，德国人民就会在犹太人那些邪恶盟友的报复中灭亡。1945年2月的一份宣传指示强调了被苏联征服后等待着德国的命运：“战争中所有的痛苦和危险，与敌人为德国制订‘布尔什维克和平’计划这一命运相比都不值一提。”它宣称，布尔什维克在德国人民的“后脑勺开枪”的威胁只能依靠全民族最顽强地抵抗到最后一刻才能避免。 在日本，政府大肆宣传西方列强盗掠成性的说法，宣传说除非通过全民抵抗把这些强盗拒于国门之外，否则他们就会对日本社会恣意妄为。日本宣传机构还声称，所有日本女性都会被强暴，男性都会被阉割。日本女性普遍担心自己若得不到保护就会面临身体和性的双重摧残。 我们无从知晓广大民众或作战部队对这种虚构的恐惧到底相信到何种程度，但是当局反复灌输这种国家将要灭亡、人民将要遭受摧残的观点，加之搞不清盟军在复仇的狂潮下到底会怎么做，坚持抵抗在当时看来并不像战后看起来那么不合情理。

Richard Frank, Downfall： The End of the Japanese Imperial Empire (New York,1999), 188–90. Stargardt, The German War, 456–7; Stephen Fritz, Endkampf： Soldiers, Civilians, and the Death of the Third Reich (Lexington, Ky, 2004), 91.

在德日两国，这些恐惧都被用来为战争最后一年的极端动员充当动力，其政府和政治机器此时仍然是有强制力的。在日本，全体民众都被动员起来准备参加最后决战，以便在美军登陆时把他们赶回海里。1945年3月，第30号民众法令动员了沿岸地区的所有公民，包括学龄儿童都参与防御工事建设，而当月发布的第二条法令接着就要求建立“民众爱国军”，把所有16—60岁的男性和17—40岁的女性编入志愿战斗单位。 这里的“志愿”只是字面上的，因为没人承担得起不“志愿”的风险；男男女女都要持竹枪参加训练，用投掷石头来模拟手榴弹攻击。日军计划动员至少1000万人参加日本的最后一战。德国也是一样，7月刺杀阴谋之后，政府开始试图以极端方式组织民众参战，民众也一样难以置身事外。就在刺杀次日的7月21日，戈培尔被任命为总体战全权专员，根据秘密情报，这一任命受到了欢迎，因为它显示了一种用最大努力去逆转失败以及随之而来的恐惧的决心。德国的许多老人和年轻人或许不愿在国家濒临崩溃时参加动员，但很难拒绝响应最后的“为祖国而战”的呼吁。1944年9月29日，纳粹开始组织本土民兵——国民突击队——试图组建一支600万人的部队，他们虽然不适合常规作战，但可以在最后危机到来时守卫德国本土。希特勒在组建民兵的法令中说，敌人的“最终目的是消灭德国人民”。1928年出生的与希特勒青年团同龄的人被要求自愿提前服役，而照办的比例达到了惊人的70%。多年后，一名年轻志愿兵回忆了当时简单的动机：“我们想要拯救祖国。”

Kennedy, The American People in World War II, 358. Klein, A Call to Arms, 681–6. Daniel Todman, Britain's War： A New World 1943–1947 (London, 2020), 582,591, 654.

对于盟国来说也有个难题，那就是没有响亮的口号来动员人民为了胜利做最后一击。尽管盟国在1944年秋季就已明显锁定了“胜局”，但其民众，尤其是在西方盟国的民众对战争的疲惫和疑虑却并不逊于轴心国的民众。而且，因为不再面临早先那种战败的威胁，要唤起人们一劳永逸地结束战争所需的决心，或者消除人们因无法一击彻底打垮敌人而产生的沮丧情绪，是非常困难的，人们原本期望在夏季的胜利，即在罗马、巴黎和布鲁塞尔重归盟军之手后，这一击就能到来。双方在精神层面上的差异显而易见。对德国人和日本人而言并没有什么“战后”可言，只有胜利或毁灭；而对于盟国民众而言，以尽可能小的代价迅速结束战争就意味着复员和更好的未来。无论是军人还是平民，他们原本都以为胜利已近在眼前，但当胜利并未到来反而更加遥远时，他们都会感到失望。在美国，1943年罗斯福从德黑兰会议归来后公开反对那种“战争已经打赢，我们可以开始放松了”的大众观点。 此前几个星期，《生活》杂志首次获准发表战死的美国军人的照片，试图恢复人们投入战争的热情。在大后方，认为德国已经濒临失败的乐观情绪一直维持到诺曼底登陆和横穿法国之时。但是正如亨利·史汀生看到的那样，战役节奏的放缓结束了“短期速胜易如反掌的自信”，并让人们意识到盟军“正在打一场很难打的漫长战争”。 在英国，V系列导弹袭城战的打响减弱了人们对法国战役的热情，据本土情报报告，这让受威胁区域的民众陷入了焦虑和“难以置信的疲惫”，但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渴望尽早结束战争。蒙哥马利希望自己能满足他们的心愿，但到1944年10月，战争已很明显还远未结束。“我们前面还有一些非常艰难的战斗，”他给布鲁克写信说，“如果我们能打赢这几仗，我想我们就快要打赢了。但如果打得不顺利，战争就可能会拖下去。”1945年2月，英军参谋长会议预计欧战的结束不会早于6月最后一周，还可能拖到11月。

Martha Gellhorn, The Face of War from Spain to Vietnam (London, 1967), 142. Geoffrey Picot, Accidental Warrior： In the Front Line from Normandy till Victory(London, 1993), 196–7, 201. Paul Fussell, The Boys’ Crusade： American GIs in Europe： Chaos and Fear in World War II (London, 2003), 93–9. Catherine Merridale, Ivan's War： The Red Army, 1939–45 (London, 2005), 230–32, 242–3.

在各地前线，身陷连续苦战中的人们的情绪也和家乡人的感受一致。在法国，最初的成功之后，战斗开始日益艰难。1944年9—10月，战死的英军士兵数量比诺曼底战役时更多。“大获全胜的日子看起来已经结束了，”一名英国士兵抱怨道，“接下来所有方面都不乐观。”那些原来还打赌战争会在秋季某个时间结束（通常的预计是10月）的士兵，却发现自己和父辈当年一样陷在佛兰德斯平原的泥泞和大雨中，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渴望着结束这一切。缓慢的进展和惨重的伤亡带来了一种悲观的感受，人们觉得胜利总是会从手中溜走。“战争结束了，”一名美国坦克手于1944年12月这样对记者玛莎·盖尔霍恩说，“你还不知道吗？我一个星期前就从广播里听说了……见鬼，都结束了。我要问问自己我在这里干什么。” 在解放了的布鲁塞尔，一名英国军官于9月初从一名军士（NCO）那里听说无线电里讲“德国已经投降，希特勒跑到西班牙去了”，但这只是个美好的愿望。几天后，他在动身奔赴下一处战场时在日记里写道：“如果那个和平的谣言是真的就好了！” 和平越是临近，有些士兵就越不愿意冒险和过早战死，这和那些自知生还机会渺茫而死战不退的德国和日本士兵截然不同。美国陆军的补充体系此时正在征召18岁男孩以满足对更多士兵的急切而且随时出现的需求，但只是将士兵一个一个地补充到损耗的作战单位中，新兵们形单影只，准备不足，而周围的老兵们却一心想着牺牲他们来换取自己的幸存，结果让新兵们遭受了高昂的伤亡。 苏联红军也面临着相似的问题，那些小孩和老人，或者是战伤未愈的人，都被征召进来补充部队，而部队里更有经验的军人已被消耗殆尽。战斗在前线的士兵们的境遇也很凄惨——食物和袜子不足，医疗物资不够，偷窃和暴力横行。一名士兵在家信中写道：“最后我对战争已经感到极度疲乏……这些当然都毫无意义。这场战争不会在今年冬季结束。”随着“巴格拉季昂行动”的胜利，他们的精神状态有所恢复，但有迹象显示许多苏联士兵都觉得敌人已经被打败，他们可以在苏联边境上停下来，他们的活儿已经干完了。实际上，等待着他们的是要杀进德国：军队生理上和精神上的疲惫意味着要长时间停顿，因此这里的胜利仍然需要几个月的苦战，直到1945年。

Klein, A Call to Arms, 676–83, 717–19. Heinrichs and Gallicchio, Implacable Foes, 424–6. Todman, Britain's War, 655–6. Heinrichs and Gallicchio, Implacable Foes, 422.

一边是对和平的渴望，一边是有待击败致命敌人的现实，两者间的紧张关系带来的难题让英美军队格外为难，他们的复员和转向和平时期生产的计划早在胜利前景尚不确定的1943年就已启动。在美国，军工生产被削减后，美国人就已计划要重开部分工厂来有限生产一些民用品，商业广告上也满是那些胜利后就能重回市场的物品。工业复员的计划被制订了出来，并引发了军队和民事官员之间经年累月的争执，军人们在进攻法国和意大利的战斗中遭受高昂损失后，想要更多的弹药、炸弹和坦克；而负责公众普遍需求的民事官员则想要结束生产管制和配给制。当工人们转向了在他们看来更安全的民用工业岗位后，军工产能下降了25%。 根据一套改进了服役规则的退伍方案，士兵们已经开始回家了，退伍方案根据参战月数、年龄、家庭状况、受伤和授勋情况给了每位军人一个积分。从1942年或1943年初起，85分就意味着可以回家了，对那些打过仗的人来说，战斗也就结束了。轰炸机机组人员只要飞满30次作战就能回美国，只要他们能活到那个时候，他们就会被戏称为“快乐勇士”。士兵和飞行人员可以算出自己的资格，回家的日子越近，他们就越不愿意去冒险。 在英国，随着一本关于“退役和复员”的手册在1944年9月出版并明确了复员资格，同样的问题也出现了。就在当月，当希特勒下令成立国民突击队时，英国的志愿民兵组织本土自卫军却被解散，因为不需要他们了。在前线，大龄军人和出国太久的人都拿到了有利的复员评级，但所有军人都能算出自己的退伍点数。10%的军人被列为具有重建计划所需特殊技能的劳动力，他们将首先退役，这让许多人争先恐后地展示他们实际上并不具备的“技能”。 尽管这种退伍的承诺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影响战斗的继续，但对军人和平民而言，对战后世界的关注却使得当前的战斗变得难以忍受。1945年初，美军代理参谋长给艾森豪威尔写信说：“所有迹象都显示，任何对战争的优先保障都将会成为一件见鬼的活儿。”

Fritz, First Soldier, 336–7.

从这个意义上说，德国和日本领导层关于他们敌人的战斗意愿可能会因战争持续时间越来越长、代价越来越高而下降的期望并不完全算是误判。对战略的争执一直在损害英美之间的关系，而与苏联的合作也随着1944年秋季斯大林开始表现出对东欧的野心而变得不稳定。在欧洲和太平洋，盟军的进展都慢了下来，新前线拖着漫长而复杂的后勤“大尾巴”，这使得盟军方面拥有的巨大物质优势难以被送到最需要它们的点上。德军指挥官对敌人在占据优势时的迟缓反应备感蔑视，而德国情报机构则发现盟军快速推进的能力开始下降，盟军内部关系也紧张起来。“历史告诉我们，”希特勒在8月底向他的将军们宣称，“所有联盟都会破裂，但你必须等待那个时刻……我们要坚持战斗，直到像腓特烈大王说的那样，‘我们的某一个该死的敌人绝望放弃’。” 在日本，至少一场局部胜利或许就足以迫使疲于久战的敌人开始和谈的想法，甚至直到1945年还影响着裕仁天皇。

在欧亚主要战线的所有地方，战局都陷入了相对停滞。日军在中国的最后进攻让双方都筋疲力尽。尽管“一号作战”一直持续到1945年初，但更富野心的再次攻打重庆的计划超出了日军的能力。打通从越南到朝鲜的铁路线被证明是一场空洞的胜利。陈纳德将军的驻华美军第14航空军不停地从新机场起飞，攻击铁路线和日军交通线。尽管1944年的漫长战役给了蒋介石政府致命打击，但蒋介石政府仍足以阻止日军的任何进一步蚕食，从而让战事陷入了僵局。马歇尔和罗斯福早就决定没必要在亚洲大陆上再进行大规模战役，因此中国军队也没有得到所需要的补给。被送往中国的大部分物资都被用来保障美国空军，包括新型波音B-29重型轰炸机，他们认为这些飞机比中国的地面作战能更有效地打击日军的抵抗。

Mitter, China's War with Japan, 342. Van de Ven, China at War, 196–7. Shillony,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Wartime Japan, 76. Tohmatsu Haruo, ‘The strategic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ino-Japanese and Pacific wars’, in Peattie, Drea and van de Ven (eds.), Battle for China, 438–9.

在日军侵华的最后几个月里，蒋介石也得到了一样东西：他坚持要求把“醋性子乔”史迪威替换掉，此前史迪威尽管在缅甸打了败仗，但还是要求罗斯福逼迫蒋介石把整个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他。获悉美国人的要求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大骂史迪威是帝国主义者。 罗斯福勉强同意了蒋介石的要求，几年间一直蓄意挑拨两个盟国之间关系的史迪威终于在1944年10月下旬被赶出了中国，接替他的是当时东南亚英军总司令、蒙巴顿的副手阿尔伯特·魏德迈（Albert Wedemeyer）将军，他对史迪威的看法相当公正，说史迪威连一个团都指挥不了。魏德迈开始整编蒋介石的军队，建立了首批36个用美械重新武装的师。他策划了“黑钻石行动”，打算于1945年底或1946年在华南发动战役，夺取香港或广州，但还没等战役开始，日军就投降了。 赶走了史迪威后，蒋介石便顺从了美国的领导，尽管他还是对1945年3月在东京的秘密任务保了密，当时，他派缪斌与日本商谈日军完全撤出中国的事宜。 1945年初夏，日本中国派遣军试图攻占陈纳德在芷江的新机场。这是侵华日军的最后一次出击。魏德迈部署了67个中国师共60万人来对付日本第20军的5万人马。在抗日战争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战役中，中国军队终于击败并赶走了已经衰落的敌人。

Christopher Baxter, ‘In pursuit of a Pacific strategy： British planning for the defeat of Japan, 1943–45’, Diplomacy & Statecraft, 15 (2004), 254–7; Nicholas Sarantakes, ‘The Royal Air Force on Okinawa： the diplomacy of a coalition on the verge of victory’, Diplomatic History, 27 (2003), 481–3. Mark Jacobsen, ‘Winston Churchill and a Third Front’,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14 (1991), 349–56. Todman, Britain's War, 673; Sarantakes, ‘Royal Air Force on Okinawa,’ 486.

在东南亚和太平洋，盟军一直为了下一步战略而争论不休，这拖慢了他们在塞班岛战役和缅甸战役胜利后的战役节奏。从1944年初开始，丘吉尔就有个想法，要在苏门答腊北部发动两栖登陆，以此作为收复新加坡的前奏，行动代号为“长炮行动”。此举主要是为了在1942年惨败之后恢复英国亚洲帝国的荣光，并恢复殖民统治；丘吉尔确信应当由英国而非美国来充当解放者。 但对美国领导层而言，苏门答腊的作战对击败日本贡献不大，甚至是毫无价值，还清楚地显示出帝国利益才是英国人最看重的，但丘吉尔仍然坚持这一观点，即使他的幕僚们劝他专心在太平洋战场上配合美军作战，他也仍然没有改变。“这家伙真是战争车轮上的累赘。”英国皇家海军参谋长在又一次劝说丘吉尔放弃执念的会面未果之后抱怨道。 英国驻美情报机构警告说：“我们肯定已经在走下坡路了，普通美国人都这么看。”1944年12月的一次民意调查发现，58%的美国人认为是英国破坏了盟国间的协作，认为是苏联的只有11%。 苏门答腊计划最终只能被放弃，因为人们发现无法满足作战行动对登陆舰艇、两栖装备和舰队掩护的需求，丘吉尔还在继续推动登陆马来亚（“拉链行动”）和新加坡（“拳霸行动”）这些无法实现的计划，但这些计划最终只能被放弃。

Heinrichs and Gallichio, Implacable Foes, 150–54.

与英国的争论并非全部，更具破坏力的对抗是尼米兹和麦克阿瑟之间关于1945年太平洋战略方向之争。从1944年初起，参谋长联席会议就设想过绕开菲律宾，这样美国海军就能在麦克阿瑟部队的协助下夺取中国台湾，继而夺取日本本土列岛。金上将认为菲律宾无关紧要，尽管日本军队领导层将菲律宾群岛的丢失视为对战争全局的潜在灾难性打击。麦克阿瑟主张，自己在道义上有义务解放两年前被他抛弃的群岛上的人民，但这还不足以让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放弃拿台湾岛作为最理想跳板的主张。直到明确台湾岛防御过于严密，菲律宾则显得易于进攻后，金和尼米兹才同意麦克阿瑟的陆军部队进攻菲律宾，但仍然不同意为战役组建联合指挥部。尽管麦克阿瑟不负责任地声称他将“在30天内”拿下菲律宾，并避免越岛作战中他所谓的“对美国人生命悲剧性的和不必要的屠杀”，但马歇尔等人还是觉得，在当务之急是接近日本时，陆军会因这次作战陷在艰难的地形里，海军也担心如果菲律宾战役久拖不决，他们进攻硫黄岛和冲绳岛的时间表可能也会被推迟。 麦克阿瑟似乎无视了将要与掘壕固守的日军作战的现实，以及如果打成持久战菲律宾人民显然将会付出的代价。菲律宾当然可以被绕过，而且以更低的代价加以压制。直到1944年9月，新战略方向才最终获得批准，争议才算告终，各方同意在10月20日首先登陆菲律宾一座较小的岛屿，莱特岛。当欧洲和中国的战事在秋末僵持不下时，南太平洋上似乎又可能进一步出现僵局。

在庞大海军力量的护卫下，6个陆军师（其中2个师充当预备队）的20.25万人在莱特岛登陆，岛上守军只有日军1个师的2万人。正如马歇尔担心的那样，战役真的几乎立刻就陷入了停滞。那里2个月的时间里刮了3场台风，降水量达到900毫米。人们在季风雨的泥泞中卸载物资并把它们保护起来。机场建设对战事至关重要，但为多雨环境所阻，3座可用的机场直到12月中旬才完工。湿衣服和浸水的靴子令战壕足和其他疾病层出不穷。原本防守薄弱的岛屿却经历了超过2个月的恶战，直到1944年12月31日才被拿下，而残留在山区和密林里的日军则直到1945年5月才被剿灭。当战役的拖延令麦克阿瑟沮丧不已时，尼米兹则警告他要推迟下一步作战。现在，对菲律宾主岛吕宋岛的进攻要到1月9日才发起。对吕宋岛的征服不是一场30天的轻松行军，而是一直打到了1945年很晚的时候。在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英美联合参谋部郁闷地预判对日战争将持续到1947年。

Heinrichs and Gallichio, Implacable Foes, 180–90. Symonds, World War II at Sea, 585–7.

战役中唯一的亮点是1944年10月24—25日的莱特湾海战大捷，当时日本海军试图实现当年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和塞班岛战役没能做到的事，攻击并摧毁莱特湾里的登陆舰艇和物资。和日本海军的大部分主要战役一样，“捷号作战”也是过于精细了。4支舰队分别行动而没有集中力量突击：以2艘超级战列舰、3艘旧战列舰、10艘巡洋舰为中心的主力舰队成了钳形机动的西路；钳形东路的进入莱特湾的第二支分舰队拥有2艘战列舰和1艘重巡洋舰，还有第三支预备舰队与之配合；在更北方，为了引开支援莱特岛行动的哈尔西舰队的航母特混舰队，日军还组织了由4艘航母（搭载着少量飞机）和2艘老旧战列舰组成的诱饵舰队。10月24—25日夜间，哈尔西上钩了，他率军北上截击日军航母，但随后就收到了紧急警报要他迅速回援，因为日军钳形攻击的两臂接近了莱特岛。于是他派回去一半力量，留下另一半击沉了全部4艘日军航母，但此时莱特湾已经不需要他的救援了。 莱特湾里的飞机、护航驱逐舰和重型舰炮首先歼灭了正在苏里高海峡中穿行的日军东路舰队，随即转头迎战栗田健男将军的主力舰队，这支日军舰队已经一路打过了圣贝纳迪诺海峡，途中损失了2艘重巡洋舰和超级战列舰“武藏号”。美军出乎意料的激烈抵抗震撼了栗田健男，他撤退了，他后来声称自己撤退是为了追杀一支不存在的美军航母舰队，尽管实际上他那支没有飞机的舰队连1艘航母都打不过。日本海军在战斗中损失了3艘战列舰、4艘航母、6艘重巡洋舰和17艘其他军舰。 莱特湾海战最终打断了日军残存水面舰队的最后脊梁骨；就算日军能重创莱特岛滩头和登陆舰艇，美国海军也几乎肯定能恢复局面。但战役期间出现了一个不祥之兆，10月25日，日军发动了第一次自杀式攻击，击中了3艘吉普航母，其中1艘伤重沉没，这是长达一年的自杀式作战的开端。

Chandler (ed.), Papers of Dwight David Eisenhower, 2115, Eisenhower to all commanders, 4 Sept. 1944. Ibid., 2143–4, Eisenhower to Marshall, 14 Sept. 1944; Eisenhower to Montgomery,15 Sept. 1944. Gooderson, Hard Way to Make a War, 281–4. Brooks, The War North of Rome, 254–8, 304.

在欧洲，对德作战的全部三条战线——法国和比利时战线、意大利战线，以及波兰战线——在秋季都陷入僵持，这既是由于德军的顽强抵抗，也是由于盟军部队从夏季以来一直远离后方补给基地作战带来的压力。在白俄罗斯和法国的大溃败之后，德军却出乎意料地表现出了可以继续挫败盟军的能力。1944年9月4日，当蒙哥马利的集团军群逼近安特卫普时，艾森豪威尔告诉自己的指挥官们，整个战线上的德国人已经濒临崩溃：“他们已经溃散，全面撤退，不大可能再做什么重大抵抗。” 尽管艾森豪威尔拒绝了蒙哥马利关于允许其集团军群渡过莱茵河在狭窄的战线上向柏林推进的要求（一周后他对马歇尔说“这仅仅是出于一厢情愿”），但他还是期望在可预见的未来夺取鲁尔和萨尔的工业区。 在意大利，当德军从罗马退守佛罗伦萨以北的“哥特防线”时，亚历山大开始考虑以一轮突击扫清意大利北部，继而向维也纳推进，攻打业已支离破碎的敌人，德军的许多师此时仅剩下2500余人，缺乏装备，也没有空中支援。 在这两种情况下，认为德军即将崩溃被证明是高兴得太早了。在意大利，由于几个陆军师被调走支援法国南部的战役，这让亚历山大没有了他需要的进攻力量，英军参谋长会议也劝他提防困难地形和即将到来的恶劣天气。盟军现在要沿两条独立的轴线推进：克拉克的第5集团军现在只有5个师，他们要在山区中杀出一条通往博洛尼亚的道路来，新成立的第10山地师将来此配合他们作战；奥利弗·利斯（Oliver Leese）中将的第8集团军要发动“奥利弗行动”，通过沿岸平原向里米尼推进。尽管盟军在海岸地段成功突破了“哥特防线”，但战斗还是让盟军付出了沉重代价，而且前方还横卧着一条条因秋季暴雨而泛滥的河流。亚历山大现在面临着德军在易守难攻的地形中的顽强抵抗，己方部队因久战、泥泞，以及意大利战场被盟军高层视为与全局无关而士气消沉。克拉克后来写道，他的推进“停滞下来，仅仅是因为人们再也打不动了……我们的进攻缓慢而痛苦地瓦解了”。 11月下旬，亚历山大已经把他的目标调整为在12月攻势中夺取博洛尼亚和拉文纳，但事实证明这也超出了他筋疲力尽的部队的能力范围，战线也就陷入僵局。12月30日，亚历山大把任何进一步大规模进攻推迟到了来年春天之后。

Chandler (ed.), Papers of Dwight David Eisenhower, 2125–7, Eisenhower to the CCS, 9 Sept. 1944.

在西线，攻势在最初的狂飙猛进后于9月第一周慢了下来，人们要把补给和重炮运上去。艾森豪威尔告诉联合参谋部，补给“快到临界点了”，因为后勤保障还要依靠近500千米外法国西北部的港口。 尽管如此，他还是批准了蒙哥马利提出的一套大胆的计划，投入第1空降集团军夺取奈梅根和阿纳姆的莱茵河桥梁，布赖恩·霍洛克斯（Brian Horrocks）中将的英国陆军第30军将从安特卫普旁的突出部出发予以配合。这场战役不像是蒙哥马利的风格，计划匆忙，空中支援协调不力，关于德军实力的情报不足，没有毁灭性的炮兵火力，而且两翼都有德军重兵。艾森豪威尔之所以批准“市场-花园行动”，仅仅是因为他相信敌人仍处于溃乱之中，无力抵抗大胆的进攻，而且他还希望英军在莱茵河下游渡河，与他期望的布莱德雷第12集团军群在更南方的渡河互为支援。另一方面，蒙哥马利则把“市场-花园行动”视为实现自己战略的一种手段，他想要迅速杀入德国并向柏林推进——美军将领们并不喜欢这个选项，如果这意味着让英国人独享胜利果实的话。战役结果就人所共知了。许多潜在缺陷在9月17日战役打响时就暴露了出来。奈梅根的桥梁被拿下了，但在阿纳姆，德军用党卫队第2装甲军发动了出乎蒙哥马利预料的反击；英国第30军被堵在唯一一条狭窄的道路上，步兵前进速度不够快，而且常常遭到攻击。地面援军未能在关键时刻赶到，这导致了阿纳姆的灾难，大部分伞兵战死或者被俘。9月26日，战役被叫停，1.5万名盟军伤亡；德军则有3300人死伤。向德国的北路进攻被瓦解。

Buckley, Monty's Men, 240. Fennell, Fighting the People's War, 582.

盟军第21集团军群此时不得不花上几个月来肃清突出部周围地区，他们身处在日益恶劣的天气里，身处遍布运河和村庄废墟的平坦乡间——“可恶的荒凉。”一个士兵如此形容这里。 现在，艾森豪威尔要求蒙哥马利倾尽全力打开安特卫普港，德军第15集团军残部以令人意外的良好秩序撤退到了斯海尔德河河口的瓦尔赫伦岛上，封锁了港口，他们可以在那里阻挠盟军的船运。加拿大第1集团军受命肃清安特卫普以北地区，但他们被夺取勒阿弗尔、布洛涅、加来和敦刻尔克等港口的任务拖住了，这些港口都被希特勒指定为“要塞”，事实证明，他们直到10月才得以动手清剿更东面的地区。瓦尔赫伦岛最终于11月8日被拿下，安特卫普终于向盟军的海上运输线敞开了大门。第一批“自由级”运输船于11月28日靠上码头，这让盟军获得了一个近得多的补给基地，令他们得以与德军进行更持久的战役。但这里的战线还是在恶劣天气中僵持了下来，伤亡与日俱增。经历了几乎6个月耗尽力量的战斗后，蒙哥马利集团军群的各个步兵师平均损失了40%的力量。 在如此不利态势之下，无论是1944年的柏林狂奔还是维也纳冲刺都已不再可能。

D’Este, Eisenhower, 626–7. Ludewig, Rückzug, 206–7.

在南面，旨在夺取萨尔地区和鲁尔水坝的进攻也在秋末陷入了停滞，当时德军退入了西墙防线筑垒地域和许特根森林的防御阵地，这是一片密布丛林的战场，美军无法运用航空兵、装甲部队和炮兵的制胜组合。考特尼·霍奇斯（Courtney Hodges）将军的第1集团军遭受了约2.9万人的伤亡，他们的步兵不得不在最艰苦的环境下击退敌军，这片地区对整个战役并不十分重要，而终点处的大坝仍在德军手中。 巴顿的美军第3集团军的4个师渡过了摩泽尔河，但是此举大量消耗了燃油和补给，他们再次由于没有得到艾森豪威尔的指示而停了下来。等到11月美军终于能够恢复进攻时，天气已经急剧恶化，而在9月初只剩下13个步兵师和3个装甲师还能作战的西线德军，此时却拥有了70个师，其中包括15个装甲师。 此时，布莱德雷和早前的蒙哥马利一样过度乐观，他希望第12集团军群能够在第6集团军群（这支部队由从罗讷河河谷打过来的部队组成）的配合下夺取萨尔盆地，进军鲁尔。到12月，美军各集团军已经压制了德军的顽抗，来到了德军西墙防线前，但尚未渡过莱茵河。与在意大利时一样，这里的大规模进攻也不得不被推迟到来年春季。

Alistair Noble, Nazi Rule and the Soviet Ofensive in Eastern Germany 1944–1945(Eastbourne, 2009), 102–17. Bastiann Willems, ‘Defiant breakwaters or desperate blunders? A revision of the German late-war fortress strategy’,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28(2015), 353–8.

在东线，德军的抵抗也加强了。德国东部各省的人被征来为新的东墙防线挖掘堑壕，约有70万德国男女老幼和波兰劳工被强征劳役。有些地方女性和男孩人数远多于成年男性，他们12小时轮班倒，在几个星期里建成了数百千米的临时障碍物。在为修筑工事强征劳力方面，纳粹党和党卫队扮演了主要角色，军队则不被信任。有个广为流传的笑话，说苏联红军会花费1小时2分钟来突破新防线——1小时在捧腹大笑，然后用2分钟跨过去——但强征劳役的目标是要避免恐慌和逃避，并强化为保卫祖国进行最后决战的决心。 更值得一提的是新任陆军参谋长古德里安的命令，他于刺杀希特勒事件次日，也就是7月21日获得任命，他下令建立要塞城市网——从波罗的海沿岸的梅梅尔到西里西亚的奥珀伦，总共25座城市，它们将依照希特勒的指示作为坚固支撑点被固守，以在苏军进攻时拖慢其步伐。 然而，预期中的苏军渡过维斯瓦河的进攻并未到来。苏军在打过白俄罗斯和波兰东部的漫长战役中已经筋疲力尽，他们需要休息、整编，并等待建立更有力的补给线，之后再向德国本土发动最后冲击，这一冲击被推迟到了194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