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9

Fritz, Ostkrieg, 432–4; Mawdsley, Thunder in the East, 303–5. 苏联方面宣称，在1945年5月10日库尔兰的德军投降时俘虏了27.4万人。 Krisztián Ungváry, Battle for Budapest： 100 Days in World War II (London,2019), 4–6, 49–56. Krisztián Ungváry, Battle for Budapest： 100 Days in World War II (London,2019), 330–31.

在北方，苏军切断但泽德军和东普鲁士德军的企图为德军的强大压力和苏军的沉重伤亡所阻止。于是斯大林转而集中力量攻占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以孤立德军北方集团军群，希特勒不允许他们撤退并逃离包围圈。10月10日，苏联红军在梅梅尔附近打到了波罗的海岸边，33个德军师的几乎25万人被包围在更北面拉脱维亚的库尔兰半岛，他们大部分人遵照希特勒的命令在那里待到了德国战败。 10月16日，苏军第二次尝试进攻东普鲁士，他们打过了德国边境，几乎打到了关键性铁路枢纽贡宾嫩（Gumbinnen），但随后就被德军出人意料的强大反击击退，这一战导致盟军的又一次进攻受阻。斯大林的另一个考虑是让苏联红军迅速插入巴尔干半岛和中欧，防止西方干预这些地方，这既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也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在10月下旬协助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攻占贝尔格莱德之后，苏联盯上了作为维也纳门户的匈牙利，但是德军和匈牙利军队的激烈抵抗拖慢了苏军的进展，希特勒还想要保住巴拉顿湖西南的小油田。布达佩斯成了德军南线的主要堡垒，由德军和匈牙利军队共同防守。10月28日，斯大林命令马利诺夫斯基将军的第2乌克兰方面军在一天内夺取布达佩斯，因为进攻维也纳在政治上至关重要，但事实证明，苏军直到12月26日才得以合围布达佩斯的西半部布达，并陷入了血腥的围城战。 战役直到1945年2月才结束，此时匈牙利首都的绝大部分地区已被轰炸和炮击摧毁，守军人数也从12月的7.9万人下降到1.1万人左右。约10万匈牙利军人和平民丧生。 对于斯大林，还有在意大利的亚历山大而言，通往维也纳的道路1944年还不在盟军手中。

Ludewig, Rückzug, 204–5. Ullrich, Hitler： Downfall, 507.

德军在波兰和东普鲁士暂时稳住了战线，这让希特勒开始冒险尝试他从1944年8月起就一直在琢磨的新策略，他专门集结了一支部队，想要从孚日山脉前方地区出发，插入推进中的美军第12集团军的后方和侧翼。为此，他计划建立由6个装甲师和6个新组建的装甲旅组成的G特遣队，但由于德军不断撤退，反击计划只好被放弃。 9月中旬，希特勒扩大了这一计划，想要从英美两军之间插进去，将蒙哥马利的第21集团军群困进一个口袋里，并向安特卫普推进，消除盟军缩短补给线的机会。希特勒还希望这次作战或许能在两大西方敌国之间引发重大政治危机。“从阿登反击，目标安特卫普。”9月16日，他如此告诉他周围的人。 由于德军刚刚从法国撤退，德国边境还处在激战中，大部分陆军将领，包括冯·伦德施泰特（9月初被召回担任西线最高指挥官）和莫德尔（这场战役的总指挥）都不喜欢这个计划。希特勒的想法依赖于在整个战线都需要防守时集结稀缺的部队，而且只有当部队能夺取盟军的燃料储备并依靠盟军补给生存时才能奏效。他的将领们明白在机动能力不足（战役需要5万匹马）、各种补给都不够用、部队训练不足的情况下发动一场大规模进攻是多么危险，但他们无法劝说希特勒改弦更张。

Ullrich, Hitler： Downfall, 508. Ullrich, Hitler： Downfall, 509. Walter Warlimont, Inside Hitler's Headquarters 1939–45 (London, 1964), 486;Ullrich, Hitler： Downfall, 514.

希特勒坚持要对“守望莱茵行动”完全保密，他还力排众议，坚持他的直觉，即无论面临何种困难，这场战役都会改变西线战局，“可能还会改变整场战争”。 11月中旬，他的声带要做手术，这导致了此时所称的“秋雾行动”的推迟，直至12月1日他再次露面，至少能轻声说话为止。 战役日期先是被推迟到12月10日，接着又被推迟了6天，以利用让盟军飞机无法起飞的恶劣天气。12月16日一早，24个师的41万人、1400辆装甲战斗车辆、1900门火炮和超过1000架飞机打了盟军一个措手不及。他们沿着3条轴线向前推进：北面，塞普·迪特里希（Sepp Dietrich）的党卫队第6装甲集团军要穿越阿登森林，夺取安特卫普；中央，哈索·冯·曼陀菲尔（Hasso von Manteufel）将军要推进至默兹河然后渡过它；在南面，埃里克·布兰登贝格尔（Erich Brandenberger）将军要掩护行动的侧翼。几天之内，他们就在战线中段打出了一个大型的突出部，美国人也因此将这场战役称为“突出部战役”。希特勒很高兴，他在12月11日的简报会上告诉他的将领们，要能够发动“胜利的进攻”，而不是“长时间专守防御”，他对戈培尔说，战役对盟军的打击是“巨大的”。

Buckley, Monty's Men, 259; Chandler, Papers of Dwight David Eisenhower, 2355,Eisenhower to Brehon Somervell, 17 Dec. 1944. D’Este, Eisenhower, 635–6.

希特勒对于进攻将会导致盟军一方惊慌失措的判断是正确的。就在战役前一天的12月15日，蒙哥马利还声称德国军队已失去进攻能力。甚至在德军动手的第二天，艾森豪威尔还说这“不过是个大胆的反击”，很快就会被阻断，但到18日，形势已经很明显，正在进行的是一场大规模进攻，旨在分割盟军并攻向比利时海岸。 盟军情报部门已经向艾森豪威尔的盟军远征军司令部发出警告，称德军正在战线中防守薄弱的阿登地段对面集结预备队，但对于德军已陷入危机的过度自信让这则警告被置若罔闻。艾森豪威尔远征军司令部的情报主任肯尼斯·斯特朗宣称，德国军队已在每个月损失20个师的消耗战中被打垮。德军预备队的集结被认为是准备对莱茵河防线做最后的防御，而穿越阿登森林的作战则被认为是不可能的，就像1940年5月法军高层认为的那样。 德军的战役准备被尽可能掩盖起来，包括绝对的无线电静默，计划细节只有少数人知晓。而与此同时，盟军的空中侦察则为持续的坏天气所阻。

Charles MacDonald, The Battle of the Bulge (London, 1984), 608; British Air Ministr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erman Air Force 1933–1945 (London, 1986),376–80. Richard Overy, The Air War 1939–1945 (London, 1980), 77.

战役在美军战线最薄弱的地段打响，阿登地区散布着美军第1集团军的5个师，他们要么在休整，要么就是新兵部队。无论是第1集团军司令霍奇斯还是布莱德雷，都没能对德军最初的进攻做出坚决回应（实际上布莱德雷一直待在他在卢森堡城的指挥部里，用无线电和电话指挥作战），但是前线指挥官克服重重困难成功守住了关键的公路枢纽圣维特和巴斯托涅，挫败了德军的推进。巴顿已经准备好了应急计划，一旦被要求将部队转向北面救援第1集团军，他就迅速将6个师重新部署，威胁突出部的南翼。在北面的艾森伯恩山岭一线，迪特里希的党卫队第6装甲集团军被坚定的反坦克防御阵地击退。只有冯·曼陀菲尔的第5装甲集团军取得了进展，于12月24日打到了距离默兹河仅有5千米处，之后被顶住并被击退。23日，天气转晴，盟军航空兵开始向推进中的德军发动可怕的进攻。德国空军虽然表面上规模仍然庞大，但实际战斗力由于燃油短缺、前线机场过于简陋，以及数百名训练不足的新手飞行员没有经验而大打折扣。1945年1月1日，德军试图集结1035架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发动大规模作战，代号“底板行动”，目标是攻击盟军前线空军基地，以争取最终夺取巴斯托涅。盟军的准确损失很难统计，大致是230架到290架飞机，大部分是停在地面未加伪装的飞机，但德国空军损失了超过300架飞机，这是他们在战争中单日损失最大的一天。 盟军完全负担得起这些损失；在1944年末，英军和美军航空兵在欧洲战场上总共拥有不少于14690架飞机。

Chandler (ed.), Papers of Dwight David Eisenhower, 2407, Eisenhower to the CCS. Warlimont, Inside Hitler's Headquarters, 487–9.

至此，以美军为主的协同行动逐渐阻止了突出部的扩大，并开始了艰苦的、代价高昂的而且消耗巨大的新任务：把德国军队打回去。正如德军将领警告的那样，燃油和装备短缺，以及众多刚征召的新兵在冬季作战经验不足，导致了人员和设备的重大损失，即便德军部队在战斗时像艾森豪威尔说的那样“带着某种狂热或者说是‘德国式愤怒’”，也无济于事。 1945年1月3日，希特勒认识到进攻失败了，尽管他还希望在严寒中的苦战可以吸干盟军预备队，削弱其他地方的盟军战线，并推迟盟军向莱茵河的进军。尽管问题很多，但德军的进攻还是设法给对手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打击。5天后，希特勒接受了莫德尔和曼陀菲尔提出的撤退以免他们七零八落的部队遭受进一步毁灭的请求。双方都伤亡惨重：美军从1944年12月中旬到1945年1月下旬损失了103102人，其中19246人死亡；德军损失据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估计为81834人，其中12642人死亡，30582人失踪。承认失败后，希特勒又下令在阿尔萨斯发动第二次规模较小的反击，代号“北风行动”，但其命运与“秋雾行动”别无二致。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在1月14日的战争日志中说，主动权已经“到了盟军手上”，实际上早就是如此了。

Jablonsky, War by Land, Sea and Air, 129–30. D’Este, Eisenhower, 658; Harry Butcher, Three Years with Eisenhower： The Personal Diary of Captain Harry C. Butcher, 1942–1945 (London, 1946), 626–8.

尽管希特勒还不知道，但他离间西方盟军的赌注比军事冒险更接近实现。在阿登战役期间，蒙哥马利、英军参谋长会议和艾森豪威尔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绷到了几乎破裂的程度。为了应对近在眼前的威胁，艾森豪威尔要求蒙哥马利接管突出部北面的美军第1和第9集团军。布莱德雷对此十分愤怒，将此视为对他指挥能力的不信任，但他不得不接受事实。蒙哥马利当然对突出部北部充满自信，但他没怎么投入他自己的英军和加拿大军，他们只有1400人伤亡，其中200人战死。他下令反攻时并不积极，这让批评他的美国人抓住机会抨击他的大局观。1944年12月底，蒙哥马利再次提出了他先前的要求，即让他全盘掌管所有地面部队，就像在D日时那样，不然的话，盟军就要承担在即将到来的进攻德国的战斗中失败的风险。他私下里告诉英帝国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他觉得艾森豪威尔“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马歇尔要艾森豪威尔对此不要表态，但两人都对英国人所谓的艾森豪威尔犯了战略性错误的说法深恶痛绝。 一个星期后，蒙哥马利在1945年1月7日的媒体发布会上有意无意地制造了“是英军拯救了突出部战役”的印象，艾森豪威尔随后警告他，如果他继续这么干，就会“损害对这份让盟军在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共同事业的善意和投入”。

Chandler (ed.), Papers of Dwight David Eisenhower, 2419, Eisenhower to Marshall, 10 Jan. 1945.

1月底，英美两国在马耳他岛召开参谋长联席会议作为雅尔塔峰会的预备会议，会上布鲁克再次提出了统一指挥和在英军战线上以窄距离突入德国的议题。他的插手导致两个盟国间出现了公开决裂的危险。在一次剑拔弩张的会议上，马歇尔告诉英国参谋长，如果他们继续质疑艾森豪威尔对战役的指挥权，艾森豪威尔就可能会辞职。但第二天，2月1日，罗斯福就坚持说艾森豪威尔必须留任。英国人的顽固很可能会导致重大危机，但丘吉尔还是服从了罗斯福。这一议题还将一直阴魂不散，直到战争结束之后。对此，争议双方都有理由可说，但决定性的因素是参战的美国军队远多于英国军队，因此美军领导人不会接受一名英军元帅的指挥，也不会认同把击败德国的荣耀交给盟友英国的战略。“指挥架构当然不理想，”艾森豪威尔给马歇尔写信道，“但考虑到所涉及的国家问题和现在这些人的个性，这却是最可行的……” 一场公开决裂终于得以避免，但人们仍然搞不清蒙哥马利为什么始终理解不了英美之间的微妙联盟关系。

Heinrich Schwendemann, ‘Strategie der Selbstvernichtung： Die Wehrmachtführung im “Endkampf” um das “Dritte Reich”’, in Rolf-Dieter Müller and Hans-Erich Volkmann (eds.), Die Wehrmacht： Mythos und Realität (Munich, 1999), 228. Hough, Island War, 732–3.

1945年1月，德国和日本的战败只是个时间问题了，但是，为了打败正在崩塌的敌方帝国，最后几个月的战斗却是盟军在战争中最血腥、代价最高昂的作战之一。从1944年12月到1945年5月，美军各军种在所有战场的战死人数共计100667人，超过战时全部战死人数的1/3；1945年1—5月，苏军在德国领地的大规模战斗中的不可弥补的损失（死亡和失踪）共计300686人。这几个月也是德国和日本死亡人数最多的月份，无论是军人还是平民都是如此。在最后4个月的战斗中，德国军队有154万人死亡，许多是被抓来凑数的青少年和高龄人员；至少还有10万平民在轰炸中丧生。战争的结局已经毫无疑问。到1945年初，盟军已经拥有了压倒性的空中力量——1944年12月底，德国空军的实力只有英美联军的15%——而在坦克和自行火炮方面，盟军则具有4：1的优势，在西线更是达到6：1。在如此劣势下抵抗无异于自杀，但这反映了轴心国以最后的极端方式守卫帝国中心区的意图。1945年1月，下达给德军某集团军群的命令中说：“为保卫我们祖国的每一寸土地死战到底的原则，必须成为我们的神圣使命。” 在盟军登上的第一处日本国土硫黄岛，日军指挥官向他的部队发出了一篇“敢斗誓”，其中包括“我等若不毙敌十人，死不瞑目”的训谕。

Nicolaus von Below, At Hitler's Side： The Memoirs of Hitler's Luftwafe Adjutant 1937–1945 (London, 2001), 223. Michael Geyer, ‘Endkampf 1918 and 1945： German nationalism, annihilation,and self-destruction’, in Alf Lüdtke and Bernd Weisbrod (eds.), No Man's Land of Violence： Extreme Wars in the 20th Century (Göttingen, 2006), 45–51. Werner Maser (ed.), Hitler's Letters and Notes (New York, 1974), 346–50.

希特勒毫不怀疑自己面临着最后一战，也就是最终失败的一刻。他的空军副官回忆说他在1月和一名绝望的领导人有过这样一番对话：“我知道战争已经输了。敌人的优势太大了……我们永远不会投降。我们或许会完蛋，但我们会拖着整个世界和我们一起完蛋。” 他当然想要胜利，但避免彻底失败在他扭曲的道德观里却不是一个值得选择的选项。这解释了他为什么如此顽固地叫嚣要么胜利要么灭亡，因为在他看来，德国这个国家绝不能投降，必须战斗到最后一息，才能洗刷1918年可耻投降的耻辱。雪耻，是德国历史文化中的一个传统，它不仅强烈影响着希特勒，还影响着所有希望把战争继续下去的德国人。 以彻底失败作为救赎性的牺牲，这被视为英雄主义的善举，下几代德国人在重建健康而强大的德意志民族时将能从中获益。1945年4月29日，希特勒在柏林的地堡中口述了他的“政治遗嘱”，他声称，德国的战争努力“将作为为生存而战的人们最光辉、最英雄主义的表现而名垂青史”，而且会是真正的“人民共同体”重生的前奏。

Boog et al., Das Deutsche Reich und der Zweite Weltkrieg： Band 7, 105. Davis, Carl A. Spaatz, Appdx. 8; Henry Probert, Bomber Harris： His Life and Times (London, 2006), 305–6.

在欧战的最后几个月里，盟军航空兵为希特勒关于人民英勇毁灭的幻想添加了恰如其分的末日场景，残破的街道和燃烧的大火随着最后的惩罚性战役一同而来。自从1944年9月艾森豪威尔将重型轰炸机部队交还航空兵部队管辖后，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和美军第8、第15航空军都发动了战争中最猛烈的空中轰炸，区区8个月内的投弹总吨数达到了盟军在整个战争中投弹量的3/4，而德军的防空力量已经在德国上空的战斗机消耗战中被几乎耗竭，其每月损失率高达50%。 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亨利·阿诺德和英军轰炸机部队司令哈里斯都希望轰炸机能打出盟军陆军迄今尚未做到的决定性一击，但是对已遭多次轰炸的城市再次进行轰炸也被认为是正确的，他们担心如果不把空中作战持续下去，德国或许就能依靠新型武器作战或者工业复苏来找到扭转命运的途径。盟军手中的力量令人生畏：美国航空兵在欧洲拥有5000架重型轰炸机，还有5000架战斗机提供支援，它们为轰炸机护航并压制残存的德国空军；英军轰炸机司令部有约1500架轰炸机，主要是重型的阿芙罗“兰开斯特”。而曾经在1943年下半年几乎导致结束作战的战损率，现在平均也只有总出击架次的1%—2%。

Webster and Frankland, Strategic Air Offensive, 174–6, Directive from Bottomley to Harris, 13 Oct. 1944; pp. 177–9, ‘1st November 1944： Directive No. 2 for the Strategic Air Forces in Europe’.

轰炸机群将投入“飓风行动”中，以满足艾森豪威尔关于为即将到来的盟军进攻而给德国西部的军事和交通目标尽可能制造混乱的要求，但目标并未明确清楚。此时，优先目标不明确这个问题被1944年11月1日发布的盟军远征军司令部2号战略指示解决了，该指示要求尽最大努力轰炸各种石油设施和交通设施，在恶劣天气下轰炸机也可以继续对“工业中心”进行区域轰炸。 尽管轰炸机司令部也要参与制订对石油设施和各种通信设施的轰炸计划，但哈里斯对轰炸精确目标仍然心存疑虑。他的部队大多数时候在对城市（包括许多尚未被焚毁的小城市）进行狂轰滥炸，他相信轰炸带来的社会和精神打击总能在某个时间点令德国无法再打下去。常常依靠雷达引导穿云投弹的美军轰炸机成功造成了严重的交通混乱，并导致德国本土的原油产量在前一年的水平上降低了几乎2/3。然而，决定性一击直到最后也没能实现，即便轰炸对德国城市、工业和平民造成的累积破坏在1945年春达到了一个格外高的水平，包括2月13—14日夜间对德累斯顿市的狂轰滥炸，它造成了2.5万人死亡（按最近的估算）。

Overy, The Bombing War, 391–4.

1945年3月，德国军需部长阿尔伯特·施佩尔警告希特勒，交通系统和关键工业区的崩溃意味着军工生产或许只能再撑6个星期了。但这意味着德国不太可能会投降，因为希特勒顽固坚持要打到底，不能放弃。对德国的地面进攻最终也就无法避免。地面部队的将领们把轰炸机视为地面作战的助力，这些轰炸机为包括苏联红军在内的盟军陆军减轻了压力。轰炸德累斯顿是一连串轰炸德国东部城市行动的一部分，这些行动旨在协助苏军推进，各方在2月上旬的雅尔塔会议上通过了这一决定，英国人提出了这一方案，苏联同意，但提出必须划定合理的轰炸边界以防误伤苏军。 盟军的轰炸看上去并未为苏军的快速推进做出直接贡献。但关键在于，它降低了德国军队在日益狭窄的整个战场上的机动能力。

Mawdsley, Thunder in the East, 325.

1945年2月4—11日，当盟国在克里米亚废墟中的利瓦季亚宫举行雅尔塔峰会时，斯大林期待已久的在波兰中部渡过维斯瓦河的战役已在进行之中，战役目标直指德国首都。战役筹划早在1944年10月就已开始，但是建立新的补给线、补充消耗殆尽的部队，以及训练那些在迅速打过白俄罗斯和波兰东部时征召来的补充兵，都需要时间，这一切导致战役被推迟了三个月才发动。斯大林此时揽过了苏军的直接指挥权，他命令自己的副手朱可夫指挥第1白俄罗斯方面军进行主要突击，科涅夫的第1乌克兰方面军则在南面，从桑多梅日桥头堡出击，渡过维斯瓦河。苏军的最初目标和蒙哥马利先前的目标一样乐观：1945年2月3日打到奥得河，之后在3月初进攻柏林和易北河，毕其功于一役。由于苏联压倒性的物质优势，第一个目标显然是现实的。朱可夫和科涅夫麾下共有220万人、3.3万门火炮和迫击炮、7000辆坦克和5000架飞机。当面的德军A集团军群和中央集团军群，据苏联统计，共有40万人、5000门火炮、1220辆装甲战斗车辆和650架飞机。 在更北面，同时进攻东普鲁士和波美拉尼亚的是第2和第3白俄罗斯方面军，共有167万人和3800辆坦克。

全线进攻最终于1945年1月12—14日打响。朱可夫和科涅夫打破了德军四分五裂的防线，快速推进。1月31日，苏联红军打到了奥得河岸边的要塞城市屈斯特林，他们在仅仅两周时间里推进了300千米，推进到距离德国首都仅有65千米处；在南面，科涅夫的部队于1月24日在布雷斯劳抵达奥得河，他们渡河后在月底占领了西里西亚工业区的一大部分。在北面，面对德军的顽强抵抗，苏军进展相对较慢，但他们还是在1月26日抵达波罗的海岸边，切断了东普鲁士；1944年被指定为要塞城市的临时首府柯尼斯堡在三天后被合围，但坚守了超过两个月。就在雅尔塔会议之前的三周里，苏联红军解放了波兰西部，夺取了西里西亚，切断了东普鲁士的德军。

S. M. Plokhy, Yalta： The Price of Peace (New York, 2010), 330. Roberts, Stalin's Wars, 235; Plokhy, Yalta, xxv. Fraser Harbutt, Yalta 1945： Europe and America at the Crossroads (Cambridge,2010), 305, 313–17.

无论斯大林是否有意利用战役的快速胜利来增强在盟友面前的谈判地位，东线达成的第一阶段性突破都和英军和美军在1—2月肃清莱茵河与西墙防线以西地区时的缓慢进展形成了鲜明对比。蒙哥马利在战线北段旨在打通穿过莱西斯瓦尔德森林的通路的主要作战“真实行动”，以及美军第9集团军旨在打到鲁尔河一线的“手榴弹行动”，都要等到雅尔塔会议即将结束的2月8日才打响。来到雅尔塔的三位盟国领袖首要考虑的不再是战争进程问题，这已经是可以预见的了，而是随之而来的和平问题。大部分日程设计是为了取悦斯大林。与早先的会议不同，西方代表团看到了一个随和的、有节制的苏联统治者，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回忆说，他准备好“在许多地方做出妥协以达成一致”。 但表面现象是会迷惑人的。就在几个星期前，他在莫斯科告诉一个南斯拉夫代表团：“对于资产阶级政客，你们要非常小心……引导我们行事的是理性、分析和计算，而非感情。”斯大林或许还采取了间谍手段，许多为罗斯福和丘吉尔准备的敏感文件落入了苏联人手中，而利瓦季亚宫也被安装了许多隐藏的窃听器。 罗斯福飞了9500千米来到此地，中间还在马耳他短暂歇脚，和丘吉尔见了一面，他已经很累，而且明显病了。丘吉尔的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觉得他“思维模糊、懒散、效率低下”，但他明白自己需要在美国公众面前展示出团结，并对和平和民主的战后秩序做出承诺。他已经在许多地方做到了这一点，包括推动各方就组建联合国达成普遍一致，以及在雅尔塔会议最后一天签署了《解放欧洲宣言》，在宣言中三大强国承诺建立基于自由选举和人民意愿的政府。他还让斯大林同意苏联在德国战败后加入对日作战，这一承诺在想要结束太平洋战争的美国看来仍具有战略必要性。

《解放欧洲宣言》实质上是为了裱糊盟国之间显而易见的裂痕。罗斯福不知道的是，丘吉尔去年10月在莫斯科会见斯大林时已经勾掉了大部分东欧国家，他拿出了一份关于苏联和西方地盘划分的非正式列表——所谓的“百分比协定”——把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划给了斯大林，英国则保留了在希腊的主要发言权。丘吉尔关注的是确保英国对地中海的主导权得以延续，并允许战后法国在被占领的德国拥有一席之地，对此斯大林勉强同意。真正的障碍在于波兰的未来，波兰全境此时已被苏联占领。罗斯福和丘吉尔勉强同意苏联保留1939年占领的波兰领土，但对于把德国东部的什么地方划到波兰西部作为补偿的问题，两人并没有达成明确共识。新波兰已经由1944年斯大林建立的共产主义委员会作为候任政府进行临时统治，但丘吉尔和罗斯福都不打算接受这个新政府，想要在另一个非共产主义波兰分一杯羹。斯大林则坚持说自己也想要一个民主独立的波兰，但它必须对苏联的利益保持友好，而且既然苏联一方已经决定在事关苏联安全的问题上不妥协，实际上西方盟国也完全没有手段做出什么改变。各方临时达成了妥协，斯大林同意组建一个由莫洛托夫和英美大使组成的委员会，到莫斯科来制定一份“民主波兰”纲要，但是三个人见面后委员会很快便陷入僵局，就这样，波兰，这个1939年战争的起源地就被甩给了红色阵营。

Plokhy, Yalta, 331–4, 343–4.

尽管雅尔塔会议给人留下了盟国之间团结一致和战后协作的印象，还留下了许多三巨头微笑合影的照片，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在德国战败前的几个月间迅速恶化。斯大林一直担心他的盟友会与德国单独媾和。1945年3月下旬，他对一个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说，很有可能的是，“我们的盟友将会试图拯救德国人并与他们达成某种安排”。罗斯福也很快明白雅尔塔会议的“宣言”对斯大林毫无意义。3月24日，当罗斯福再次听说斯大林阻挠了美国方面提出的遣返在波兰的美国战俘的请求时，他郁闷地把拳头砸在轮椅上：“我们没法和斯大林做生意。他违背了在雅尔塔会议上做出的所有保证。”

Richard Bessel, Germany 1945： From War to Peace (New York, 2009), 21–2. Brooks, War North of Rome, 371; L. P. Devine, The British Way of Warfare in Northwest Europe, 1944–5 (London, 2016), 163–7. Bessel, Germany 1945, 17–18. Martin Moll (ed.), Führer-Erlasse： 1939–1945 (Stuttgart, 1997), 486–7 ,‘Zerstörungsmassnahmen im Reichsgebiet’, 19 Mar. 1945.

然而，彼此间日益增长的不信任和指责，却丝毫未能影响到这个联盟在公众面前的形象。在随后的两个月里，对德国的包围圈正从西、东、南三个方向收紧。与盟军不同，德国军队任何扭转战局的尝试都面临着无法逾越的障碍。原本应当从国内补给线路和交通线路中获益的运输系统，却因受到了过于严重的损毁而无法满足军队的需要；许多时候军需物资要靠马匹才能被送到前线；对德军地面部队来说空中支援只剩下了一点残渣；德军各师都缺乏人手，补充兵员难得一见，而且许多是年龄不适合或者未受训练的人；国民突击队领到的军服五花八门，步枪和机枪很少，有一次一支部队还领到1200枚没有引信的手榴弹。 盟军士兵报告说，德军的抵抗已经滑入两个极端，如一名士兵所言，“凶残坚决和冷漠消极”。 最重要的是，希特勒在他作为最高统帅的最后几个星期里失去了仅存的一点理性，他解除了那些未能死守的将领的职务，坚持要求“每一块平地、每一栋房屋、每一层楼、每一丛灌木，以及每一个弹坑都要守到底”。 他没能允许被困在库尔兰半岛和被切断在东普鲁士的德军趁还来得及时从海路撤离以加强德国核心区的防御。他也不允许德军将防线撤至莱茵河天堑后面，或者在意大利撤过波河。1945年2月和3月，他两次派出德国本土急需的部队去尝试打破苏军对布达佩斯的包围，希望他们能夺回巴拉顿湖的匈牙利产油区，灾难性结果可想而知。最终，3月19日，他发布了常被称为“尼禄命令”的法令，在剩余的德国领土上实施焦土政策，摧毁从桥梁到粮仓的各种设施，不给盟军留下任何完整的可利用的东西。这道法令被解读为对没能响应他关于帝国荣光的号召的德国百姓的惩罚，不给他们留下任何东西。但很明显，他说的只是武器装备、生产和运输设施，在希特勒看来这与四年前苏联当局摧毁德军进攻路线上的一切别无二致。 到了这个阶段，各地的军事和纳粹党当局已经在跟着感觉走，许多地方拒绝执行这条法令，因为这显然会影响到平民大众的生存；实际上，在各个主要城市，没有被盟军飞机炸毁的东西已经所剩无几。

Buckley, Monty's Men, 278; D’Este, Eisenhower, 681.

兵败如山倒。在雅尔塔会议上，盟国领导人讨论了关于欧战何时结束的想法，他们的结论是不会早于7月1日，更可能是12月31日。仍然保护着德国和驻意大利德军的脆弱防线被证明几乎没有纵深。在西线，艾森豪威尔关于肃清莱茵河西岸敌军的意图在3月10日达成，此时盟军估算德军已经损失了1/3的实力，包括25万人被俘。在河西岸，由400万盟军组成的73个师（到德国投降时达到450万人，91个师）已经集结完毕。 艾森豪威尔又一次面临着蒙哥马利和布莱德雷关于在何处先渡过莱茵河的争论，尽管他支持英军在3月23日启动“掠夺行动”计划（由空降作战“大学行动”提供配合），但他也没有阻止布莱德雷的第12集团军群去利用德军部队在战线中段的溃败。3月7日，美军第9装甲师的一支侦察部队完好地夺取了雷马根的鲁登道夫大桥，布莱德雷在获得艾森豪威尔的准许后指挥部队渡过了莱茵河。他们夺取的桥头阵地只向前推进了一小段距离，而且被压制到了3月底，但巴顿决定不再等候蒙哥马利和英军的行动，他要先动手。3月7日，他的美军第3集团军在48小时内推进88千米后夺取了科布伦茨；3月22日，在尼尔施泰因和奥本海姆渡过了莱茵河，刚好抢在了北面的英军前面。

Buckley, Monty's Men, 286.

一天后，在3500门大炮的弹幕之下，蒙哥马利的第21集团军群在威塞尔渡过了莱茵河。在河西惨败之后，德军在此地和南面的抵抗此时已非常薄弱而且捉襟见肘；一些被围的包围圈里还进行着艰苦而激烈的战斗，但德军士兵投降的意愿也越来越强。尽管将部队送过莱茵河还需要时间，但当此举在3月28日完成后，他们的进展就和朱可夫在1月时一样神速。英军第2集团军前往易北河与汉堡，加拿大第1集团军进攻荷兰。美军第9集团军又重回布莱德雷的指挥之下，参加了对鲁尔-莱茵兰工业区的合围。布鲁克元帅谴责了这种“针对盟友的民族主义做派”，这削弱了蒙哥马利的集团军群，令英军的地位大受限制，只能掩护盟军的左翼。 盟军在德国北部平坦的平原上进展迅速，拿下的城镇一个接一个，但挑战并非不存在。不来梅于4月20日迎来了进攻的英军，并守了6天；蒙哥马利受命迅速挺进丹麦和波罗的海港口吕贝克，这次是为了阻止苏联红军，因为西方盟国没有和斯大林就占领丹麦与荷兰达成协议。5月2日，英军第2集团军进入吕贝克，德国北部的战争最终画上了句号。

Kershaw, The End, 304–5. D’Este, Eisenhower, 683, 696–7. Fritz, Endkampf, 15–19. Chandler (ed.), Papers of Dwight David Eisenhower, 2569, Eisenhower to the CCS, 31 Mar. 1945.

在南面，布莱德雷的集团军群强行渡过莱茵河，他以第9集团军在北、第1集团军在南合围并分割鲁尔包围圈时也没有遇到什么认真的抵抗。德军B集团军群的31.7万人最终于4月17日放下了武器，他们的指挥官莫德尔元帅没有投降，而是解散了部队。4天后，他在杜伊斯堡市附近的森林里举枪自尽。 此时，艾森豪威尔和布莱德雷开始对美军战略做出重大调整。盟军没有如早先希望的那样渡过莱茵河后就立即向柏林推进——也就是艾森豪威尔在去年9月宣布的“直取柏林”，因为此时出现了一份诡异的情报图景，表明残存的德军精锐部队，主要是党卫队部队，正在南方集结以建立“阿尔卑斯堡垒”，他们在山区可以得到隐藏的粮食和装备储备，甚至还有地下飞机工厂的支持。 在经受了阿登进攻的打击之后，美军将领们再也不想被打个措手不及了。各种明显的增援迹象和对仍在意大利的大批德军可能进入阿尔卑斯山的担忧，如布莱德雷在回忆录中所说，“是非常明显的威胁，无法被忽视”。3月28日，艾森豪威尔直接给斯大林、马歇尔和蒙哥马利写信，称自己已命令第6集团军群和巴顿的第3集团军向南方和东南推进，以斩断德军在山区建立最后立足点的可能。 他还对联合参谋部说：“柏林作为一个战略区域已无意义，它的大部分地区已被摧毁。” 消灭鲁尔包围圈后，美军其余的集团军奉命奔赴易北河，在那里停下来等候苏联人到来。

Fritz, Endkampf, 40–41.

事后看来，“阿尔卑斯堡垒”明显只是个情报幻觉，但南方确实有足够的党卫队部队和装甲力量，因此这一担忧比现在看来更有道理。丘吉尔和英军参谋长会议对优先级的变更备感沮丧，但艾森豪威尔气愤地坚持说这一次他将不再理会这个拖后腿的盟友的反对。美军部队迅速从莱茵河赶往弗兰肯的陶伯河，但他们在施泰因瓦尔德和弗兰肯高地一线遇到了坚固的防线，其中许多是由军校学员和希特勒青年团防守，战斗十分残酷，双方都毫不留情。美军花了三个星期才突破到多瑙河，但筋疲力尽的德国残存守军再也无力进行有组织的抵抗了。一名见过德国士兵的人写道：“看着那些疲惫的、衣衫褴褛的、大部分赤手空拳的德军残兵被炸到空中，这真是个悲惨的画面。” 美军开进奥地利，封锁了通往意大利的布伦纳山口，并突入捷克斯洛伐克，在布拉格以西与苏联红军划定了边界。南方的德国士兵躲开了自己人对投降者的恐怖惩罚，便纷纷放弃了战斗，到4月底，德军俘虏已达60万人。

Brooks, The War North of Rome, 363–6.

如果艾森豪威尔能搞清楚意大利战场的局势，他或许就不会那么担心德军在阿尔卑斯山建立最后的堡垒区了。这里的德军也是掘壕固守，想把对手阻挡在波河河谷前的最后一道山岭前和亚得里亚海岸边。驻意大利德军总司令凯塞林元帅于3月10日被调去接替冯·伦德施泰特，担任西线总司令，他的继任者海因里希·冯·菲廷霍夫-谢尔（Heinrich von Vietinghof-Scheel）大将拥有约23个实力不足的师（其中4个还是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军队残部）来防守从西边的利古里亚到东边的拉文纳一线。他的防御力量绷得过紧，此时还要面对拥有压倒性空中优势、2：1火炮优势、3：1装甲车辆优势的敌军。在冬季的僵持之后，盟军准备发动最后一战。4月9日，在825架重型轰炸机投下破片弹发动可怕的空袭之后，英军第8集团军发动了突击；他们打到了桑德罗河，两天后打垮了虚弱的敌人过了河，新西兰前锋部队向博洛尼亚迅速挺进。 4月14日，美军第5集团军司令卢西恩·特拉斯科特将军（克拉克去当意大利集团军群司令了）从亚平宁半岛北部发起突破，他们遇到了零星但激烈的抵抗，直至4月19日才突破最后的防线成吉思汗防线。盟军的两翼进攻部队此时已能向博洛尼亚和波河推进了，他们于4月22日到达了波河。当最后的防线被突破之后，德军部队便如同1944年8月在法国那般夺路狂奔以免溃散。他们渡过波河，沿着所有指向东北方、可能通往奥地利的道路后撤。此时，驻意大利北部主要城市的德国守军都面临着游击队的起义。随着盟军的逼近，德军降兵人数倍增，但实际上德军高层也已开始秘密接洽总投降事宜了。尽管蒂罗尔-福拉尔贝格纳粹大区长官弗朗茨·霍弗在几个月前就向柏林提出了建立“阿尔卑斯堡垒”的想法，但他发现柏林对这种暗示着失败主义的想法毫无兴趣。到4月底，当驻意大利德军濒临崩溃时，所有想法最终都只能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