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11

David Stafford, Mission Accomplished： SOE and Italy 1943–1945 (London, 2011),325; Bocca, Storia dell’Italia partigiana, 521–2; Lamb, War in Italy, 262–5. Stafford, Mission Accomplished, 318–19.

真到了投降时，事情便被证明是一团乱麻。有些轴心国部队——包括在游击队追杀下在意大利北部一路烧杀奸淫的哥萨克部队——拒绝投降，他们穿过意大利北部边境的弗留利山谷一路打进奥地利。他们被游击队一路伏击，接着犯下了最后的战争暴行作为报复：在阿帆吉斯（Avanzis）屠杀了51名村民，在奥瓦罗（Ovaro）屠杀了23人。这里的战斗直到德国全面投降一周后的5月14日才结束。一名孤注一掷的法西斯党头领还带着一群狙击手一直抵抗到5月29日。 其他一些部队则拒绝放下武器。5月4日，盟军代表团驱车前往博尔扎诺的冯·菲廷霍夫的司令部时，经过了一些显然是由德国军队和党卫队士兵把守的哨卡，他们仍然拿着武器，仿佛战争只是暂停而并非结束。德军指挥官解释说，他们的士兵拿着枪是由于担心游击队报复，盟军代表团现在在军队的支援下，花了10天来让他们交出武器。一些部队继续抵抗。一个月甚至更久以来，散兵游勇式的德国、俄罗斯和意大利法西斯士兵在梅拉诺山谷周围的密林和深山中钻了出来，用枪逼着居民交出粮食。这种自发的土匪行径直到几个星期后才被当地的盟军指挥官消灭。据英军特别行动处一名军官报告，当地人觉得自己“比德国统治时过得更差”。

TNA, PREM 3/193/6, JIC report ‘German strategy and capacity to resist’, 16 Oct. 1944, p. 2. Eberle and Uhl (eds.), The Hitler Book, 269.

随着欧洲残余德军的无条件投降，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而在意大利投降危机的几天之内，盟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再次浮出水面。1945年春，随着大批盟军部队攻入德国腹地，德国的军事完败和被占领已经是板上钉钉。德国想要建立与西方盟国的沟通渠道，但完全看不到成功的可能，意大利问题之后，西方不想透露可能正在进行的单独谈判。1944年，无条件投降的原则已经完善，并得到了三大主要盟国的认可，这一方案与意大利的“长期停战”模式十分相似，尽管意大利最初签署的是“短期停战”协议。此外，盟国已就瓜分德国领土达成一致，每个盟国都分到了一块，不过这并没有体现在最后的投降文件里。但是，谁来投降，在何种情况下投降，还远远没有被搞清楚。西方情报部门多次想要争取实现以德国民众起义来结束战争，但到1945年春，这一设想已被证明是个政治幻想。联合情报委员会在一份发给丘吉尔的报告中总结说，德国人民缺乏“打破恐怖统治所需的动力、勇气或组织”。 没人指望能抓住希特勒本人并逼迫他签署投降文件，他更可能自杀而不是面对被俘之耻。希特勒确实没打算当俘虏。当4月28日墨索里尼被杀的消息传到帝国总理府的地下室时，他害怕自己也会暴尸在愤怒的德国民众面前。4月29日的某个时刻，他决定自杀，在他看来这可以避免自己的历史形象因任何被俘、被杀或受审而遭到破坏。4月30日下午，希特勒和他刚刚结婚一天的新娘爱娃·布劳恩自杀身亡，爱娃吞下了一粒氰化物胶囊，希特勒则向自己脑袋开了一枪。他的助手奥托·京舍回忆称，他下令焚毁自己的尸体，以免“被带到莫斯科放在珍奇百宝屋里示众”。

Dulles, Secret Surrender, 176–8. Von Below, At Hitler's Side, 239. Brendan Simms, Hitler： Only the World was Enough (London, 2019), 516; TNA,FO 1005/1701, CCG (British Element), Bulletin of the Intelligence Bureau, 28 Feb. 1946, interrogation of von Below (Hitler's air adjutant). Dulles, Secret Surrender, 178.

尽管如此，希特勒还是考虑了如何结束战争的问题。他一直希望德国或许仍有回旋空间。4月18日，前往地堡面见希特勒之后，卡尔·沃尔夫告诉杜勒斯，德国元首解释了德国军队将如何集中在一系列堡垒中，直到苏军和美军因苏联红军试图跨过雅尔塔会议达成的分界线而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为止。希特勒期望在柏林坚守6—8个星期，之后就可以在美国与苏联之间的战争中选边站，从而避免投降。 他的空军副官在回忆录中称，希特勒希望西方“不再坚持无条件投降”。 4月20日，希特勒告诉他的外交部长，如果自己在柏林防御战中死亡，冯·里宾特洛甫就应当与西方进行和平谈判，为达成全面共识寻找基础。在地堡里的最后几天中，他给他的总部军事长官凯特尔元帅写了一封信，但信一直未被送出去，他在信中回归了自己的核心信念，认为这个国家的未来目标“仍然是为德国人民争得东方的土地”，即便他自己已不再是命定实现这一目标的人。 希特勒最后的日子就这样一直与各种各样的幻想相伴。对于那些被他带到灾难边缘的民众的命运，他毫不关心，因为投降将意味着他们“失去生存权”。 自杀令他最终抛弃了终结战事的一切责任。这就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即怎样把无条件投降强加给一个正处于崩溃前剧痛中的政府系统和一支已经向各地盟军指挥官大批投降的军队？驻意大利德军于5月2日投降，两天后，德国北部、荷兰和丹麦的德国军队也全部向蒙哥马利投降。德国-丹麦边境附近的小镇弗伦斯堡也在这片区域之中，逃离柏林的德国政府正是在此地重整开张。希特勒在最后的遗嘱中指定了继承人：海军元帅卡尔·邓尼茨任德国元首，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任总理。由于戈培尔在希特勒自杀后也在地堡里追随他而去，邓尼茨就成了正在崩溃的德国国家和“弗伦斯堡政府”的名义首脑。

TNA, PREM 3/197/4, telegram from John Deane to the British Foreign Office,7 May 1945. Kershaw, The End, 367–70. TNA, WO 106/4449, Moscow embassy to Foreign Office, 12 May 1945;Eisenhower to the CCS, 7 May 1945.

德国新政府在法律上其实处境尴尬，但蒙哥马利没有下令占领弗伦斯堡，也没有逮捕新政府成员，尽管其中许多人在盟军的主要战争罪犯名单上。这一结果再次让苏联深深怀疑邓尼茨将会成为德国的巴多利奥。5月6日，苏联红军代理参谋长阿列克谢·安东诺夫告诉驻莫斯科的盟国代表，苏联方面不会承认德国新政府，而且坚持要求德国高层必须无条件投降。安东诺夫还说，若不如此，莫斯科方面就会继续相信西方盟国在单独议和，以便令德军能够集中力量对付苏联红军。 邓尼茨知道投降已不可避免，但正如苏联担心的那样，他更想要向西方势力投降而在东线继续作战。他没有立即接受投降，以留出时间让德国士兵和难民逃离正在推进的苏军部队，直至5月5日艾森豪威尔要他必须让所有部队无条件投降，而不是零散地分别投降。于是，邓尼茨最终派出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作战处长约德尔大将前往艾森豪威尔设在法国城市兰斯的远征军司令部去签字投降，他仍然一厢情愿地期望这次投降仅限于西线战事。约德尔到了地方才发现，回旋空间根本不存在。5月7日早上，在没有告知斯大林的情况下，投降文件被签了字。 在场的有一名苏联观察员，伊万·苏斯洛帕罗夫将军，他没有接到指示，没法决定该不该签字，最终他还是一边对自己未来可能的命运胆战心惊，一边签了字。可以想见，斯大林愤怒了，他坚持说美国人签字的文件不算是无条件投降，只是他后来所称的“预备协议”。苏联方面要求正式投降仪式必须在柏林进行。 于是，艾森豪威尔派出了他的英国副手、空军中将特德代表自己前往柏林，同去的还有一名美国高级将领和一名法国高级将领作为见证人，迟至5月8日傍晚，在卡尔斯霍斯特，希特勒总部的军事长官凯特尔元帅在文件上签了字，盟军一致认为这就是无条件投降。双方在“欧洲胜利日”（VE-Day）的定义上存在分歧：西方认为是5月8日，苏联则认为是5月9日——这一差别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John 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Memoirs (London, 1981), 221–2; Albert Speer, Inside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70), 498–9. TNA, PREM 3/197/4, minute from Churchill to Orme Sargent, Foreign Office,14 May 1945; Foreign Office minute on General Busch, 12 May 1945. Richard Overy, ‘“The chap with the closest tabs”： Trevor-Roper and the hunt for Hitler’, in Blair Worden (ed.), Hugh Trevor-Roper： The Historian (London,2016), 192–206. TNA, WO 219/2086, SHAEF G-3 Report, ‘Arrest of members of Acting German Government’, 23 May 1945.

和在意大利一样，无条件投降的达成并不是其所暗指的决定性结局的到来。捷克斯洛伐克的战斗一直打到了5月12日最后一支参战的德军被打垮为止。邓尼茨政府仍然原地运转，来自战后轰炸调查组的一群英美访客陆续来到此地，与德国的部长们讨论战争的事情。他们发现这座城市仍然充满活力，手持武器的士兵和党卫队守卫仍然随处可见。 5月12日，蒙哥马利的司令部与德国政府达成一致，由驻弗伦斯堡的恩斯特·布施元帅担任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省的长官，以维持秩序并协助向民众供应物资，此举等同于承认了德国新政府的权力。无论政治上有多少困难，丘吉尔都想要保留邓尼茨，因为他的政府或许能协助稳定被占领的德国。丘吉尔写道，如果他“对我们是个有用的工具，那他的战争暴行”就可以被忽略。 其结果便是苏联政府和苏联媒体又掀起了一轮抗议浪潮，说西方正计划赋予德国新政府合法性以组织一个反苏联盟。为了火上浇油，斯大林允许媒体发动宣传战，提出希特勒没有死在柏林，而是逃走了，可能被西方盟国庇护了起来。这一戏说导致英国情报部门采取多种措施来证明希特勒真的自杀了，其实斯大林早就知道了真相，从希特勒总理府花园里收集到的许多法医学证据都证明他的尸体已被烧掉。 这种恶意指控并非偶然。在两年的时间里，斯大林对于他的盟友会如何处理投降后的德国一直怀有深深的疑虑。邓尼茨政府被保留验证了他最严重的担忧。最终，艾森豪威尔作为欧洲最高军事指挥官，凌驾于丘吉尔和闪烁其词的联合参谋部之上，授权占领弗伦斯堡，逮捕邓尼茨及其内阁。5月23日，在最初签字投降超过两个星期后，一队英军士兵将弗伦斯堡的德国领导人关进了监狱。 事实证明，直到此时，盟国管制委员会才得以成立，并于6月5日代表盟国正式宣布德国被击败，德国已无条件投降。

Gerhard Krebs, ‘Operation Super-Sunrise? Japanese–United States peace feelers in Switzerland 1945’,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69 (2005), 1081, 1087,1115–17. Shillony,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Wartime Japan, 77–8, 81.

欧洲的复杂局势和迫使日本投降的难度比起来就相形见绌了，投降这一概念在日军看来是无法想象的，数十万日本军人在面对毫无希望的战局时已经选择战死而非投降，这进一步坚定了日本人的这种思想。对日本领导层而言，太平洋战争整体战略遵循的是这样的思想：在取得初步胜利后就要与西方达成妥协，以避免任何不得不打到投降的可能性。瑞士被认为是可能的中间调停人，还有梵蒂冈，为此，日本早在战争初期就在当地建立了外交团队。1943年，日本政府密切关注了意大利投降的过程，这让他们觉得如果巴多利奥能够在无条件投降的情况下保住政府和国王，那么日本的“巴多利奥”解决方案或许就能保证留住日本的君主制。 在几个月的军事危机之后，1945年4月日本成立了新内阁，新首相、78岁高龄的铃木贯太郎通过广播宣称：“当前的战争已经进入了危急阶段，不能再有任何乐观的想法。”听到广播后，前首相东条英机对一名记者说：“结束了，这就是我们的巴多利奥政府。” 在与天皇和元老院会谈之后，铃木贯太郎被任命为首相，因为在日本他是想要找到合适条件退出战争的圈子中的人，但是和巴多利奥一样，他也要表态支持把战争继续打下去，以取悦政府中的军国主义强硬分子，他们不接受任何投降的可能。在最终投降前的几个月里，日本政坛一直处于撕裂之中，一边是对和平的愿望，另一边则觉得如果和平代价过高就要坚持打下去。

Krebs, ‘Operation Super-Sunrise?’, 1087–96.

日本从1938年以来多次想要逼迫蒋介石政府妥协议和，但一再被拒绝，这本应降低日本对议和的期望，但日本还是与美国和苏联都进行了关于是否可能议和的正式和非正式接触。1945年4月，当沃尔夫与杜勒斯谈判之时，日本也在和瑞士进行接触，想看看同样的瑞士通道是否能为日本所用。日本驻柏林海军武官派出他的助手藤村良和中佐前往瑞士，5月3日，他在那里成功见到了杜勒斯。藤村良和对促成意大利投降的成功谈判印象深刻，他希望自己能说服杜勒斯与东京达成妥协，允许日本保留君主制并允许日本继续占领密克罗尼西亚的岛屿。当美国国务院明确只接受无条件投降时，会谈很快无疾而终，而东京当局也不相信任何不在他们直接掌控下的谈判。 在斯德哥尔摩所做的同样努力也失败了（就像当年早些时候为德国所做的努力一样）。这就让苏联成了一个可能的选项，因为两国此时尚未开战。

这些思想在Yukiko Koshiro, ‘Eurasian eclipse： Japan's end game in World War II’,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9 (2004), 417–26, 434–7中得到了进一步阐述。 Jeremy Yellen, ‘The specter of revolution： reconsidering Japan's decision to surrender’,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35 (2013), 209–10, 213–14.

日本人对苏联参与东亚事务的态度也很复杂。他们普遍预计莫斯科会在某个时间抛弃1941年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但这是否会引发战争、会在何时引发战争却十分不确定。如果苏联不打算帮助日本与盟国议和，那么他们还希望苏联对东亚事务的参与能够对抗美国压倒性的力量，恢复力量平衡，由此形成的战后环境或许能让日本比在美国统治东亚的情况下更容易地维护国家的未来。与希特勒和德国领导层一样，日本领导层也渴望着两大战时盟国之间的冲突或许能为日本留下回旋空间（历史经常如此）。 1945年7月，日本驻苏联大使向苏联提出愿意签订一份和约，结果发现苏联方面对此十分冷淡，这不难理解。到了这个阶段，苏军在中国东北边境的集结已十分明显，尽管苏军进攻的可能日期还不清楚。利用苏联干预来缓和预期中残暴的美式和平的想法格外危险，因为日本的思想警察发现共产主义观念在日本和朝鲜已开始抬头，但借力苏联也是日本领导层希望用来避免严格执行无条件投降的途径之一。

Shillony,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Wartime Japan, 85; Yellen, ‘The specter of revolution’, 214. Heinrichs and Gallicchio, Implacable Foes, 523–6.

6月，日本政府陷入了绝境。通过中立国调停从而通过谈判退出战争的渠道根本找不到。陆军坚持要继续准备在美军登陆本土列岛时与其最终决战。最后，据裕仁天皇的好友、内大臣木户幸一了解，民众造反的迹象越来越多，被轰炸了三个月的城市的断壁残垣上也留下了敌视天皇本人的涂鸦。6月8日，裕仁天皇批准了军部的“基本战策”，因为他仍然觉得在考虑结束战争之前需要先获得一些军事胜利的迹象，但是6月22日随着冲绳失守，裕仁天皇最终还是指示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立即考虑拿出结束战争的具体方法”，因为“日本的内外局势已越发紧张”。 随后几周，僵局依旧，但包括天皇在内的各方都想要对盟军做出让步。问题是他们的条件各不相同，有人还想要保留殖民帝国和在华利益，他们要求不可占领日本本土，允许日本自行解除武装并惩罚战犯，最重要的，保留日本的君主制国体。日本人一直觉得谈判还是有可能的，因为美国那边不断传来战争疲劳日甚一日、军人复员和回国导致各种混乱的消息，这在1945年夏季也是不争的事实。6月8日，会议前，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接到通知，要他们确认军事计划是否有可能利用美国的国内困难“大幅削弱敌人继续战争的意愿”。

Eric Fowler, ‘Will-to-fight： Japan's imperial institut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strategy to end World War II’, War & Society, 34 (2015), 47–8. Heinrichs and Gallicchio, Implacable Foes, 512–13, 541; Andrew Rotter,Hiroshima： The World's Bomb (Oxford, 2008), 162–4. Michael Neiberg, Potsdam：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and the Remaking of Europe(New York, 2015), 244–5. David Holloway, ‘Jockeying for position in the postwar world： Soviet entry into the war with Japan in August 1945’, in Tsuyoshi Hasegawa (ed.), The End of the Pacifc War： Reappraisals (Stanford, Calif., 2007), 172–5.

尽管日本领导层并不知道，但美国自从1942年春季以来就一直在为日本的无条件投降标准而争论不休，对德国则完全没有。倾向于“软和平”的国务院官员们担心，如果盟国坚持要求取缔君主制，就会导致“永无休止的叛乱和复仇愿望”。 1945年夏季，美国领导层真的很想尽快结束战争，当情报显示日军在美军即将登陆的南部九州岛集结了大量部队和装备时，他们也并不很想要在日本本土列岛进行两栖登陆。以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为首的保守派担心战争拖得越久，苏联插手的风险就越大，甚至整个日本都会落入苏联手里；漫长的战争还可能意味着日本出现激进主义运动甚至是共产主义运动，这与东京的担忧不谋而合。史汀生想要发表一份声明，重新定义“无条件投降”，把保留君主制的“软和平”包括进去。反对者们则想要“硬和平”，为首的是新任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James Byrnes），他把史汀生的观点视为“绥靖政策”，拒绝允许日本提出任何条件。杜鲁门总统也反对给一个似乎已经自洽的用语做重新定义，但他最终还是被说服去发表一份可能集中体现日本人对和平渴望的公告。公告的草案被带到了7月17日在波茨坦举行的旨在解决盟国之间关于未来欧洲残留问题的盟国会议上，在这里，史汀生想要把保留天皇地位的句子写进公告，但未能如愿。杜鲁门觉得裕仁天皇是战犯，他同意用一句“日本人民应能自由选择自己的政府形式”替代进去，事实证明，这句话留下了相当大的解读空间。 美国、英国和中国共同签署的《波茨坦公告》于7月26日发表，称日本如果不接受无条件投降，就将被立即毁灭。公告原本应当提前一个星期发表，但需要把它发给重庆的蒋介石，还需要解码和翻译并呈请批准，这些都耽误了时间。 苏联尚未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因而未签字。斯大林同意兑现在雅尔塔会议上做出的承诺，加入对日作战，他告诉他的盟友，战役计划在8月中旬发动。双方都不怎么信任彼此在亚洲的意图，他们打的其实是两场互不相干的战争。

Phillips O’Brien,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he atom bomb, the American military mind and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42(2019), 975–85. Heinrichs and Gallicchio, Implacable Foes, 552.

当公告发表之时，杜鲁门心里清楚，“迅速而彻底的毁灭”这句威胁真的就将如字面所述那样。7月16日，他在波茨坦接到消息，在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戈多空军基地进行的首次原子弹试验成功了，这是三年前启动的代号为“曼哈顿工程”的项目的高光时刻，早先英国的项目也提供了不少研究资料。但这项研发工程所需的工业资源规模之庞大，唯有美国能够承受。日本物理学家仁科芳雄也进行了一项旨在把对制造原子弹必不可少的铀-235同位素从铀矿石中分离出来的实验项目，但他的木质建筑实验室在一次轰炸中被烧成平地，研究项目随之戛然而止。在美国，“曼哈顿工程”拥有充足的资源，由国际最顶尖的物理学家领衔，还得到了很高的优先级。他们开发出了两种原子弹类型，一种以浓缩铀为基础，另一种则基于钚，这是一种由铀的同位素铀-239演化而来的人造元素。如果德国不是在1945年5月就投降了，第一枚原子弹就会如英国人原先希望的那样被用在欧洲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于是否应当使用这种武器并未达成一致，最终这却是一个政治决定，而非军事选择。 1945年7月底，两枚原子弹准备就绪，两种弹各一枚，杜鲁门在获得丘吉尔的认可后，打算把它们用在两座精心选择、未遭轰炸、可以作为演示目标的日本城市头上。杜鲁门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发明了全世界有史以来最可怕的炸弹。”所有可能让他在批准使用炸弹时心里犹豫的道德顾虑都被弃置一旁，因为他相信这或许能让对日本的战争迅速结束。他在日记中又写道：“但它能起到最大的作用。” 在他看来，花了几年时间来开发这枚炸弹，为的就是在造出来后使用它。

LC, Arnold Papers, Reel 199, note ‘Atomic Bomb Cities’ [n.d.]. Rotter, Hiroshima, 191–3.

两天后，杜鲁门获悉铃木贯太郎回绝了《波茨坦公告》——“本国政府将予以默杀。”他如此宣称——便下定决心实施核打击。回绝被视为日本人并不打算认真寻求和平的证据，尽管公告似乎更可能是被东京简单地当成对无条件投降要求的重申，双方都已经知道此事，似乎已无须再说。总统从陆军航空兵司令亨利·阿诺德列出的城市——广岛、小仓、新潟、长崎、京都——中选择了第一个。 8月6日，B-29轰炸机“伊诺拉·盖伊号”从马里亚纳群岛的提尼安岛起飞，投下了被美国人昵称为“小男孩”的第一枚原子弹。早晨8点15分，炸弹在距离地面约549米的高处爆炸，将距离爆炸中心1.5千米内的所有人当场汽化，将5千米内的人烧死，巨大的冲击波接踵而至，那些在最初的爆炸中幸存的人被撕掉了皮肤，震碎了五脏六腑。飞回基地途中，轰炸机的机组人员看到了巨大的火球和蘑菇云。“即便我能活100年，”副驾驶罗伯特·路易斯在日记中写道，“我也不会忘记那几分钟。”

Sumio Hatano, ‘The atomic bomb and Soviet entry into the war’, in Hasegawa(ed.), End of the Pacifc War, 98–9. Sumio Hatano, ‘The atomic bomb and Soviet entry into the war’, in Hasegawa(ed.), End of the Pacifc War, 99–101. Yellen, ‘The specter of revolution’, 216–17.

三天后，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花了一整天来开会辩论如何结束战争。西方领导人普遍将核打击视为推动日本投降的决定性因素，1945年之后关于日本投降的历史著作也常常持此观点。这一因果关系看起来完全合理，但掩盖了日本人更复杂的真实情况。在常规轰炸已然铺天盖地的背景下，广岛被夷为平地带来的冲击似乎与毁灭性燃烧弹空袭的后果并没有太大差别，后者已经炸掉了日本60%的城区，导致超过26万平民丧生。当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开会时，苏联对中国东北的进攻也成了需要考虑的问题。8月8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告知日本驻苏联大使，两国将从次日起进入战争状态。铃木贯太郎认为这才是决定性的，因为它终结了苏联居中调停的任何希望，并带来了苏联进攻朝鲜或日本本土列岛的危险。 8月9日上午，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开会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与会的军人半边想要继续战斗直至盟国放弃占领日本的计划，并允许日本自行解除武装和惩罚战犯，且保持君主制不受影响。而以外相东乡茂德为首的另半边则希望接受《波茨坦公告》，只要保留君主制就行，以“一条件”对军人们的“四条件”。 在场人员中无一人选择无条件投降，即便第二枚原子弹爆炸的消息传来也没有带来改变，这次是昵称为“胖子”的钚弹，当天上午它被扔在了长崎（由于云层遮挡而没有投在原定目标小仓）。这一死结直到8月9日晚上裕仁天皇在铃木贯太郎和木户幸一的支持下决定在下半夜召集御前会议才被解开。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告诉与会人员，国内情势已经到了危急关头：“继续战争将比终止战争带来更为严重的国内混乱。”平沼骐一郎几个星期以来就一直警告说，轰炸和广泛的粮食危机已经激起了民众对战争的反对和对他本人的不满，在他看来这几乎肯定与原子弹爆炸、苏联进攻同等重要。 当8月10日凌晨铃木贯太郎最终请求裕仁天皇“圣裁”时，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决定，只要保留君主制就行。次日，盟国正式获知了日本接受条款的条件。

Yamashita, Daily Life in Wartime Japan, 173–9; Gibney (ed.), Sensō, 215.

美国的答复模棱两可，因为杜鲁门和伯恩斯在华盛顿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要他们接受日本的请求以避免更多流血。日本的消息显示，天皇和日本政府将依照无条件投降的条款听命于盟军驻日最高司令部，这样一来也不是非要暂停或废除君主制不可。8月14日，日本举行第二次御前会议，面对军方的反对，裕仁天皇坚持必须接受美国的条件。圣谕已发出，所有的军队领导人也就只能遵命。当天，裕仁天皇发表了一份讲话，并录了音，用于次日广播播出。当天稍晚些时候，盟国通过瑞士的渠道获悉了天皇的决定。日本民众则收到了广播预告，要他们在15日中午收听重要广播。这天上午，日本老百姓聚集在了任何有收音机的地方。广大民众此前从未听到过天皇的声音。当“玉音”最终从广播里传出时，他的语词却很难懂，这不仅因为裕仁天皇说的是官方的日本古语，还由于无线电收音机质量普遍很差。一名听众发现，他说话的声音“尖锐、模糊而且颤抖”，但“沮丧的语气让我们明白，他在告诉我们失败的消息”，即便用词晦涩也无法掩盖。

Cited from the Japanese in Yellen, ‘The specter of revolution’, 219.

裕仁天皇没有说出“投降”一词，只是说他将接受《波茨坦公告》，并与人民一起“承受所不可承受”。他为什么会采取这一无先例的干涉做法，打断他政府的政治辩论，亲自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决定？这仍然是个未解之谜，而各种解释也很难说一种比另一种更好。他害怕轰炸（包括核轰炸和常规轰炸），他明白日本已经在战场上彻底失败，他不想日本被苏联占领，而且他还能看到重大的社会危机正在爆发。他还背负着日本皇族的传承，西方历史学家很难看到这一点。他在7月表达过他的个人担心，担心传承了几个世纪的护佑着国体和皇室的“三神器”（八咫镜、八尺琼勾玉和草薙剑）会轻易落入登陆的盟军手中。在投降后的“独白”中，他又重新提起了这一思想：神器落入盟军手中将意味着日本历史的完结：“我意已决，纵使牺牲自己，也要求得和平。”

Ronald Spector, ‘After Hiroshima： Allied military occupation and the fate of Japan's empir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69 (2005), 1122–3; Shillony,Politics and Culture in Wartime Japan, 89. Van de Ven, China at War, 203–5, 209–13. Sarah Paine, The Japanese Empire： Grand Strategy from the Meiji Restoration to the Pacifc War (Cambridge, 2017), 167–70.

这只是投降的开始，还不是正题。8月15日，作为过渡政府的“巴多利奥政府”成立，为首的是天皇的叔父东久迩宫稔彦亲王。17日，日本想要争取美国人同意把占领限制在若干特定的地点，但被拒绝。与战败后的德国不同，日本的广大占领区大部分还在日军手中，因此不少皇室成员被派到西边和南方去命令当地日军指挥官率部投降。西贡、新加坡和南京都分别举行了投降仪式。太平洋上的日军向尼米兹将军投降；朝鲜北纬38°线以南、菲律宾和日本的日军向麦克阿瑟投降。在新加坡，日军向蒙巴顿的英军东南亚司令部投降。 9月9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率领他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越南北部的军队在南京向蒋介石的代表何应钦将军投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也在中国西北接受了日军投降，并缴获了大量武器和物资。 第一支美国占领军于8月28日抵达日本。最高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于两日后抵达。9月2日，在停泊于东京湾里的美军战列舰“密苏里号”上，日本外相重光葵正式签署了投降书。尽管斯大林也曾想要派兵占领北海道岛北半部，在对日占领中分一杯羹，但杜鲁门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于是苏联的作战转向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苏军在日本天皇广播投降后仍在继续进攻，打进中国东北的其余地区，最终进入了朝鲜。中国东北的日军于8月19日最终签字投降，但萨哈林岛（库页岛）南部的战斗一直打到了8月25日，同时斯大林还命令苏军占领千岛群岛——包括在雅尔塔会议上被划入美国占领区的南千岛群岛。这些战斗直到投降仪式举行前一天的9月1日才告完成，这里的投降与南方已经开始的投降仿佛毫无关联。

Christian Goeschel, Suicide in Nazi Germany (Oxford, 2009), 149–52.

无条件投降终结了欧洲和东亚的所有战争，以及战争背后的帝国野心，但无论在哪里，战争的结束都被证明远不像“无条件”一词所暗示的那样简单直接。在德国和日本，投降引发了一波自杀浪潮，死者有害怕被报复的人，有因民族-帝国彻底失败而感到受辱的人，有承受不了建立新秩序的努力付诸东流带来的极端情感和精神冲击的人，还有那些听信了关于敌人将会烧杀抢掠的宣传的人。希特勒只是成千上万在战斗最后阶段和随后几个星期里自杀的人之一，自杀者中还有汉斯-格奥尔格·冯·弗里德堡（Hans-Georg von Friedeburg）将军，他不幸成为德国的3名投降代表之一，最终在邓尼茨政府被逮捕时举枪自尽。自杀的还有8名纳粹党高官、7名党卫队高级领袖、53名陆军将领、14名空军将领和11名海军将领。德国驻挪威专员约瑟夫·特博文于5月8日用50千克炸药把自己炸上了天。 在纳粹党和党卫队的核心人员中，许多人在投降前后几个月中自杀身亡。在纽伦堡受审的主要战犯中，汉斯·弗兰克自杀未遂，罗伯特·雷和赫尔曼·戈林则自杀成功。希姆莱在被俘并被认出后吞下了氰化物，以死躲过了审判。

Haruko Cook and Theodore Cook (eds.), Japan at War： An Oral History (New York, 1992), 364–5. Yamashita, Daily Life in Wartime Japan, 188.

投降之后的日本和帝国外围领地也是如此场面，在这些地方，战败后令人瞠目的事情就是“玉碎”（集体自杀）或者“切腹”（仪式性自杀）。在美军占领的第一处日本领土冲绳，当地民众和军人一样被命令大规模自杀以免落入敌手。老百姓有人用手榴弹自杀，但更多人用的则是剃须刀、农具或拐棍。一个年轻的冲绳人后来回忆说，是自己用石头砸死了母亲和弟弟妹妹。 日本精英阶层更是自杀成风。9名陆海军高级将领在投降后立即自杀身亡，包括陆相阿南惟几，以及他的前任杉山元大将，杉山元的妻子也在一天后追随他而死，二人都是身穿白衣剖腹自尽。东条英机想要自杀但未遂，最后在1946年被送上了法庭。 对于其他数百万人，无论是哪一方，投降都意味着摆脱了全面战争的全方位压力，但是盟国之间围绕投降和善后事宜的众多争执导致了即将到来的冷战，而帝国主义在欧洲、非洲和亚洲留下的悬而未决的危机则意味着军事和政治冲突还将延续多年。1941

年，在列宁格勒，一队苏联女青年列队加入一支民兵部队，德国入侵后，苏联立刻组建了很多这样的民兵部队以对抗法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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