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动员一场总体战

1941年时我16岁，又瘦又小……我在一台制造自动枪械弹夹的机器上工作。如果我够不到机器，他们就会让我站在箱子上……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或者更久。就这样过了4年。没有一天休息和节假日。

Cited in Lennart Samuelson, Tankograd： The Formation of a Soviet Company Town： Cheliabinsk 1900–1950s (Basingstoke, 2011), 230.

——伊丽莎维塔·科谢金娜，车里雅宾斯克

Cited in Lennart Samuelson, Tankograd： The Formation of a Soviet Company Town： Cheliabinsk 1900–1950s (Basingstoke, 2011), 229, 231.

全球战争的资源动员会提出格外严苛的要求，就像对上面说的那名年轻苏联工人提出的要求那样。在苏联腹地深处的车里雅宾斯克城里，劳动法迫使女性、儿童、青年以及老人一刻不停地为军工生产劳作。另一个年轻女子维拉·谢娜的工作是往火箭弹体上焊接弹翼，她在腿被炙热的金属严重烫伤后被送回家，但监工来到她的家里，把腿上还打着绷带的她拖回去工作，让她继续焊接。 战争期间，苏联对其民众耐受力的要求是西方工人所无法承受的。各个参战国动员人民参军或投入战时工业和农业生产的经历是不同的，但各国普遍相信，在总体战中，只有最大限度地利用国家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国家才能生存下去。做不到，就会失败。在车里雅宾斯克，生产事故会被认为是背叛而受到惩罚。

国家收入数据取自Mark Harrison (ed.), The Economics of World War II： Six Great Powers i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Cambridge, 1998), 21。

把第二次世界大战视为大规模动员之对决的观点早就是陈词滥调了，但仍然有很多问题有待回答。对战争的投入在规模上是首屈一指的，它基于前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当时，大规模动员只是逐渐成为战略上不可避免的选择。在20世纪30年代到1945年的战争中，各大强国共有9000万男男女女穿上了军装，全世界的军人更是超过1.2亿人。经济资源的动员同样巨大。各主要参战国用于战争的花费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各不相同，但即便是最低的数字也标志着优先方向的剧变。在日本，1944年，战争消耗了整个国民收入的76%，同年德国也超过70%——如此峰值显示两国拼了命想要延缓战败的结局。盟军各国的峰值也各不相同，苏联几乎达到2/3，英国为55%，资源丰富的美国也达到了45%。法西斯意大利是个例外，其国民生产总值只有不超过1/5被投入战争，这一情况反映出墨索里尼不愿为了过重的动员负担而失去民心，这也是其资源日益匮乏的结果。 国内战线的战争投入意味着大部分产业工人在生产和战争相关的东西——从武器到军服，从纸张到罐头食品。除了基本的粮食供给外，所有民用品生产都被列入“非关键”类别，可以停止。如此大规模的动员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只有结合其发生时的更大范围背景才能看得懂。

Edward Drea, Japan's Imperial Army： Its Rise and Fall, 1853–1945 (Lawrence,Kans, 2009), 160.

“大规模动员”是个现代才有的表述。只有具备雄厚的工商业基础、大规模的熟练工人队伍、发达的科学体系，以及能够得到充足资源和财政支持的现代国家，才能进行大规模动员，并提供维持战争所需的武器装备。这需要现代的官僚国家体系，它能够发展出覆盖社会所有成员的行政管理措施和统计手段。即使到20世纪30年代，国家对整体经济规模和经济结构的把握也还处于初级阶段，而要想对军队和战时工业之间的人力配置和资源分配进行宏观经济规划，掌握工人队伍和工业产出的统计数据是至关重要的。20世纪初期的统计革命使这一切成为可能，因为它让各国得以建立起复杂的统计体系，各种社会经济数据都能得到报告与记录。武器和军事装备的普遍大规模生产是经济动员的核心，但同样，这也是由于20世纪初期的生产和管理革命改变了制造和分配的面貌才得以实现。工业化战争有赖于一系列易于再生产而且相对廉价的现代化武器，有了这样的武器才可能支撑战场上的大规模军队并维持多年的作战——今天的国家已经做不到这一点了，因为当代武器的造价和技术复杂性已经太高了。现代战争还要求新兵和工人具有足够的教育水平，随着武器的操作和制造日益复杂化，战争也更具艺术性。例如在日本，1900年时30%的陆军新兵是文盲或半文盲；而得益于基础教育的发展，这一数据在1920年已经微乎其微。 两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各种武器——飞机、无线电、各种车辆、高性能火炮——意味着军队和工业都需要大量熟练人手，这同样只有在具有发达技术教育和精细劳动力分工的社会中才有可能实现。不具备现代化特征的国家，就只能依靠外援才能维持战争，而且无法赢得胜利。就在一代人之前，没有一个参战国能够支撑起这种规模的世界大战。

Thomas Hippler, Governing from the Skies： A Global History of Aerial Bombing(London, 2017), 15–16, 112–13.

这些现代化元素解释了为什么总动员是可能的，但不能解释动员为什么会发生。现代民族主义的出现和对公民权理解的变化，导致政府乐于实施几乎无限制的动员，也导致民众愿意服从这样的动员。现代民族国家是一种极其强大的动员实体，而各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帝国竞争或军事竞争，都被视为国家生存斗争的必然结果。人们还普遍认为，达尔文用于自然界生存斗争的范式，也完全适用于民族、帝国和国家之间的竞争。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坚持战斗的驱动力之一是担心国家灭亡或帝国崩溃，尽管这在今天看来有些不合理。在这两场大战中，所有寻求通过谈判来恢复和平的努力都被证明无效，这让政府和民众都觉得一旦失败就会失去一切，只能把国家的所有资源都投入进去。与此同时，现代国家或民族-帝国的兴起还带来了对公民权的不同理解。国家成员的义务之一便是保家卫国，而从19世纪最后10年开始出现（除了在英国和美国）的长时间的强制兵役制则是营造民众的国家认同感并准备大规模动员的一条可行途径。

Erich Ludendorff, The Nation at War (London, 1935), 22–3. Akten zur deutschen auswärtigen Politik, Ser. D, vol. vi (Göttingen, 1956), 481,Führer conference with military commanders, 29 May 1939. Rudolf Absolon, Die Wehrmacht im Dritten Reich： Band IV, 5 February 1938 bis 31 August 1939 (Boppard-am-Rhein, 1979), 9–11.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大规模动员发展过程中的分水岭。尽管出乎所有参战国的意料，但战争还是发展成了消耗巨大的关乎国家存亡的战争，维持战争只有靠大幅扩充兵力，还要靠竭尽工农业力量去补充武器、养活军队，以及维持后方人们对于战争的坚定信念。战争经验让人们认识到，现代化、工业化的“总体战”的胜利取决于对国家资源的无上限动员，让整个民族共同体，包括所有的男男女女都承担起打这样一场战争的责任，而非仅仅让现役部队去承担战争责任。在德国尤其如此，其军队领导层认为1918年的失败代表着国家动员的失败。埃里克·鲁登道夫将军在他的战后回忆录中首创“总体战”一词，认为未来的国家必须准备好把它们的“精神、士气、人力和物力投入战争中去”。 20年后，阿道夫·希特勒在1939年5月的一次会议上对他的将军们说，如果爆发大规模战争，他们不应像1914年的德军那样指望速胜：“每个国家都会尽可能久地坚持……对所有资源的无限制使用是至关重要的……想要轻易取胜的想法是危险的，没有这种可能性。” 一个月后，以德国空军总司令赫尔曼·戈林为主席的国防委员会开始筹划强国之间再次爆发全面战争的事情了，他们的主要想法是要把全部劳动人口——4350万男性和女性——动员起来，其中至少700万人加入军队，其余则要为战争生产粮食、设备和武器。

Roxanne Panchasi, Future Tense： The Culture of Anticipation in France between the Wars (Ithaca, NY, 2009), 81, 84. Cyril Falls, The Nature of Modern Warfare (London, 1941), 7. TNA, AIR 9/39, Air Vice-Marshal Arthur Barrett, ‘Air Policy and Strategy’, 23 Mar. 1936, pp. 5–6.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Academy, Colorado Springs, McDonald Papers, ser.V, Box 8, ‘Development of the U.S. Air Forces Philosophy of Air Warfare’, pp.13–15.

持此观点的并不仅限于德国。1918年的战胜国也相信正是整个国家（还有帝国领地）的竭尽全力才带来了胜利。凡尔登战役的英雄贝当元帅要他的国民们看到，现代战争“需要动员一个国家的全部资源”。 英国战略家西里尔·福尔斯（Cyril Falls）在一次关于“总体战理念”的演讲中将这一新概念定义为“把国家的所有部分、所有活动都投入战争的目的当中”。 在战间期，强国之间未来战争的“全民”特征被广泛认为是不可避免的。结果，1914年时还清晰存在的军人和国内平民之间的分野越发模糊，工业、农业和运输业中的工作人员都可以被认为是战争行为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无论男女。那么，既然民众也和军队一样是未来战争的一部分，那么就不能再指望他们免受敌人的打击。1936年，一名英国空军将领在海军参谋学院向听众说，“国民性的力量”使得敌方民众成为合法的攻击目标，他总结道：“不可能在作战人员和非作战人员之间画上一条分割线。” 20世纪30年代，美国航空兵也支持这一战争观，认为“所有军事行动的终极目标在于摧毁国内人民的战争意愿”，所谓“国内人民”也就是“广大民众——街上的老百姓”。

关于日本的情况，见Samuel Yamashita, Daily Life in Wartime Japan 1940–1945(Lawrence, Kans, 2015), 11–14；关于德国和苏联的情况，见Richard Overy, The Dictators： Hitler's Germany and Stalin's Russia (London, 2004), 459–67。 Hans van de Ven, 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 (London, 2003),279–81.

现在人们所称的“全民战争”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发展于1918—1921年的俄国内战、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国内战争，以及1936—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在这些战争中，老百姓不再仅仅是受害者，而是成了力量来源。到20世纪30年代，和平时期社会的军事化反映了一个广泛的观点，即战争将会把整个社会卷入其中，而整个社会也已预见到会被卷入。在苏联、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主流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框架便是以全民参与保家卫国为基础的。苏联民众被认为应当与军队并肩作战，保卫革命，他们的共青团每年都会接受基本的准军事训练；在纳粹德国，种族主义的民族共同体组织有义务为国家的未来生存而战。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就已经在和中国打一场总体战了，这种投入已经通过1938年发布的《国家总动员法》体现了出来。日本人组织了数以千计的社会团体，以鼓励人们支持日本的帝国主义并凝聚民众对于国家军事投入的认同。 中国政府最终还是于1942年3月发布了《国家总动员法》，以“集中运用全国之人力、物力”，赋予政府在军事、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所有方面的至高权力。

Stephen King-Hall, Total Victory (London, 1941). Total War and Total Peace： Four Addresses by American Leaders (Oxford, 1942),29, from a speech given on 23 July 1942.

在民众军事化程度比较低的英国、法国和美国（但是拜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所赐，其军事文化却不弱），未来战争也被视为“总体战”。这不仅因为，如一名英国军事作者所述，它会利用“举国资源”，还因为它“让一切都陷入险境”。 在美国，对工业进行广泛战争动员的计划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出现了；英法两国政府则在30年代末计划一旦战争到来，就重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结束的大规模经济和军事动员。“总体战”的概念成了一个会自然实现的预言、一个具有传染性的流行词，就像21世纪的“恐怖战争”或“网络战”一样。结果，没有一个国家或一支军队敢于拿现代战争的胜败来冒险，而不去动员国家的全部社会、物质和精神力量。即便是在资源动员不如其他参战国严格，民众也没有亲自接触到实际战争的美国，人们也用“总体战”来定义自己的战争努力。在1942年7月的一次演讲中，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告诉听众，眼下的战争是“一场为了保卫我们的自由、我们的家园还有我们的生存的生死之战”。 在美国，就像在其他每个参战国一样，为总体战进行的动员都是三个因素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是现代国家的既定结构，二是人们对现代战争性质的认知，三是民众将自身利益与国家或帝国存亡这一宏观层面的关切联系在一起的意愿。

军事动员

USSBS, Pacific Theater, Report 1, ‘Summary Report’, Washington, DC, 1 July 1946, pp. 10–11.

军人的动员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有参战国来说都是第一优先的事情，但是制约这项动员的除了人口规模或战争形态等显而易见的事实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第一，现代战争需要大量的管理、行政、勤务和训练机构，这与和平时期的社会能力息息相关，还会吸纳数百万穿制服的人。在太平洋战争中，每有1个人上阵杀敌，就会有18个穿制服的人为他服务。 第二，伤亡率决定了对补充人员的需求。人员损失的原因在于激烈战斗带来的高伤亡比例、人员被俘，以及逃兵。高损失率解释了苏联、德国和日本极端的动员比例，它们总共动员了6000万人参军。而相对较低的损失率也解释了美国和英国为什么可以仅依靠第一轮人员补充而再也不需要实施应急水平的大规模征兵。在苏联，3450万人被动员参军，这是其战前人口的17.4%（或者是苏联西部被德国占领后剩余人口的25%）；在德国，包括1938—1940年吞并的地区在内，共有1720万人被动员，约占战前人口的18%。在英国（不包括自治领和帝国），参军人数是530万人，美国则是1610万人——分别是战前人口的10.8%和11.3%。

IWM, Speer Collection, Box S368, Schmelter interrogation, Appendix 1, ‘The call-up of workers from industry for the Armed Forces’, pp. 7–8; Alan Bullock,The Life and Times of Ernest Bevin： Volume II. Minister of Labour 1940–1945(London, 1967), 55. Maury Klein, A Call to Arms： Mobilizing America for World War II (New York,2013), 340–41, 691–4. Anna Krylova, Soviet Women in Combat： A History of Violence on the Eastern Front(Cambridge, 2010), 146–51; John Erickson, ‘Soviet women at war’, in John Garrard and Carol Garrard (eds.), World War 2 and the Soviet People (London,1993), 50–76.

军事动员还受到军队和民间劳动力平衡的限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第一轮征兵拉走了大批熟练工人和专业工程师、科学家，使得战争经济饱受关键人员缺失的困扰。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各国便明白军队需求必须与工农业的需求相平衡。保留岗位上的男性可以免除兵役。1941年，德国有480万工人被留在后方免于参军，尤其是熟练的金属加工工人；英国有约600万人被免除兵役，主要是工程建设行业、造船业和化工业的熟练工人，还有30万农民。 美国的征兵委员会遇到了更大的困难，因为他们为大规模战争所做的准备太少了。在最初的普查工作中，数百万人被免除兵役，免役原因不仅有职业因素，还有家庭职责、文盲和患有精神疾病，甚至是牙齿不好。联邦当局最终列出了3000项保留岗位，这使得到1944年时有至少500万年轻男性无须加入军队。 只有苏联的免役人员非常少，因为它的军队损失格外惨重，半数成年男性劳动力最终来到了苏联军队的某个岗位上。其国内生产严重依赖像伊丽莎维塔·科谢金娜这样的年轻女性，她们替代了被征入军队的男性。

Drea, Japan's Imperial Army, 198–9, 234. 1938年5月时，侵华日军中只有11%的人是常备军，22.6%是第一预备役（24岁至28岁），45.2%是第二预备役（29岁至34岁）。 Diana Lary, The Chinese People at War： Human Sufering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1937–1945 (Cambridge, 2010), 160–61; van de Ven, 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255–8, 269–71; Joshua Howard, Workers at War： Labor in China's Arsenals, 1937–1953 (Stanford, Calif., 2004), 171–2.

评估军队所需的人员数量是一件颇具挑战性的事情，这取决于对后续战争的预期以及军队吸纳大批应征者或预备役的能力。在大部分主要交战国，人们认为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大规模动员是必不可少的，正是由于这种想法，德国与法国都在战争爆发时动员了预备役部队。二次入伍的预备役兵员通常年龄比较大。1940年被俘的160万法国士兵的平均年龄是35岁。在侵华战争初期，日军召回了100万预备役人员；1938年5月，侵华日军中几乎一半都是29—34岁年龄段的人。到了战争最后两年，日本在战争初期对征召年轻人参军的抵触最终被弃置一旁，此时连19—20岁的人都被动员参军了。 中国政府要求所有18—45岁的男性都有义务服兵役（除了独生子和残疾人），但是尽管人口众多，实际参军的估计只有1400万人，因为人们意识到全面征召超过了政府的执行能力。在战争头几年一批爱国志愿者参军之后，逃避兵役就成了稀松平常的事。有钱人会花钱把他们儿子的名字移出征召名单，其他一些人则成了雇佣兵而非征召兵。在那些完不成年度征兵指标的省份，在乡间巡游的征兵官们会用枪指着年轻农夫，把他们强行带走。他们被用绳子捆在一起，被迫长途跋涉来到训练营，这从一开始就降低了他们作为士兵的价值。甚至在他们到达前线部队之前，就有估计140万人死于疾病、饥饿和虐待。

Mark Stoler, Allies and Adversaries：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 the Grand Alliance, and U. S. Strategy in World War II (Chapel Hill, NC, 2000), 48–9, 54–5. Stephen Schwab, ‘The role of the Mexican Expeditionary Air Force in World War II： late, limited, but symbolically significant’,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66(2002), 1131–3; Neill Lochery, Brazil： The Fortunes of War： World War II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Brazil (New York, 2014), 230–34.

美国没有退役士兵组成的大规模预备役，在1941年秋季，美国制订所谓“胜利计划”的初期版本时，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军队能够征召并训练出一支足以与敌人大规模征兵相匹敌的军队。地面部队的预计实力为215个师（900万人），如果苏联没能顶住，则美军规划人员也设想了这样的噩梦场景：建立800个师（2500万人）的美国陆军。 多亏苏联撑了下来，美军最终只组建了90个加强师。战争后期，来自拉丁美洲的部队也加入美军共同作战，他们急于助美军一臂之力，以求在战后秩序中获得一席之地。墨西哥于1942年5月对轴心国宣战，巴西6个月后宣战。1945年，一队墨西哥飞行员，“阿兹特克雄鹰”，在菲律宾参战；1944年7月，尽管英国反对，但一个巴西师和一支巴西空军特遣队还是来到意大利，他们从9月起加入战斗，直至德国8个月后战败为止。

动员刚一启动，军队的人数就开始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损失的增加而逐渐增长，战争期间各国军队规模的统计数字如表4.1所示。

Harrison (ed.), The Economics of World War II, 14, 253.

表4.1 各强国总兵力（单位：千人）

Halik Kochanski, The Eagle Unbowed： Poland and the Pole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2012), 209–10, 467.

这些数字很快达到并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动员规模。1945年欧亚战事进入尾声时，全球各主要强国共有4300多万男男女女正穿着军服，这大大改变了原有的社会面貌。这个数据中也包括了波兰军队，斯大林在1939—1940年和1942年两次允许波兰战俘前往北非加入盟军，继续在盟军麾下作战。1940年5月，重新组建的波兰陆军拥有6.7万人；还有一支悬挂着波兰国旗的小规模的波兰海军，英国皇家空军中也有波兰飞行员。1944年4月，有5万波兰人在意大利为盟军而战。

David French, Raising Churchill's Army： The British Army and the War against Germany 1919–1945 (Oxford, 2000), 186; Ulysses Lee, The Employment of Negro Troops (Washington, DC, 1994), 406.

这些简单数字展示了大规模动员的体量，但没能揭示出大规模征兵带来的军事化社会的特点。军队并不是乌合之众。尽管他们常常在穿上军装时就被视为脱离了民间生活，但事实上军队是其所在社会的一面镜子。他们是复杂的社会组织，其复杂性体现在现代战争所必需的众多军事工作种类上。其中许多工种与民间工种相似，区别仅在于其中的男男女女都穿着军装。大部分军人是志愿或应征而来的平民，这一事实进一步强化了军队与民间生活的联系。战争初期常备军人的大量损失增加了军队对广大民众的依赖，民众会把在和平时期获得的技能和才能带到军队中来。军队需要大量的辅助和勤务人员，这些岗位大部分时候要依靠年长者、受伤的军人以及女性志愿人员。真正上战场的只是一小部分人。军事社会的其他部分包括文书、仓库保管员、体力劳动者、工程师、后勤人员、信号和通信勤务人员、情报组织、维修工、档案管理员和书记员、医护人员和兽医、食品供给和烹饪人员、军饷发放人员，等等。如此繁多的岗位解释了动员为何如此广泛。1943年，德军有200万人在前线作战，但有800万人在执行其他各种军事任务。美国军队在1943年12月有750万人服役，但只有280万人被编入作战部队——其中还有相当大一部分是非作战的支援人员。1943年下半年，驻英国的美军第8航空军有约2.5万名飞行人员，但还有28.3万人在诸多非作战岗位上工作。一个典型的英军步兵师有1.55万人，但只有6750人是前线战士。 这一比例在一线严重缺人的日本军队和苏联军队中没那么突出。但无论在哪里，军队机构的有效作战组织都要依赖数百万不直接参战的人。

Wesley Craven and James Cate, The Army Air Forces in World War II： Volume VI： Men and Planes (Chicago, Ill., 1955), 429–30; Allan English, The Cream of the Crop： Canadian Aircrew, 1939–1945 (Montreal, 1996), 19. Emma Newlands, Civilians into Soldiers： War, the Body and British Army Recruits 1939–1945 (Manchester, 2014), 31–2; Jeremy Crang, The British Army and the People's War 1939–1945 (Manchester, 2000), 7–11, 14–15. Domenico Petracarro, ‘The Italian Army in Africa 1940–1943： an attempt at historical perspective’, War & Society, 9 (1991), 104–5. Parliamentary Archives, London, Balfour Papers, BAL/4,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Air Training Plan, 1939–1945’, Ottawa, 1949, pp. 3–8. Klein, A Call to Arms, 340–41; Steven Casey, Cautious Crusade： Franklin D. Roosevelt,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nd the War against Nazi Germany (New York, 2001), 86. Krylova, Soviet Women in Combat, 114.

和民间社会一样，军队也需要专业技能或者通过培训迅速传授这些技能的能力。选拔机制通常是为了找出那些具备技能和更高教育水平的新兵，并把他们分配到军队中技术复杂性更高的部门。美国陆军航空兵就吸纳了在标准陆军总体分级测试中2/5的得分最高者。在加拿大，空军从60万志愿报名者中只录取了9万人，他们使用医学专家和精神科专家设计的一种虚拟链式训练仪辨别出有潜力的飞行员。 英国的征兵工作起初管理很差，大批有技能的人被安排到了无法发挥其技能的岗位上。1940年，英国逐步引入了精神测试，最终又在1941年沿用和平时期国家工业心理学研究院的模式建立了人事选拔局。新的体系通过资质测试来确保那些在民间生活中获得的技能被合理地分配到众多不同的军队部门中。 这些国家的体系当然远远算不上完美，它们还反映了人员分类的普遍事实；成绩较差的新兵，其受教育程度一般也很差，常常都是去当步兵。有时候训练需要从最基础的开始。在意大利，数千名从乡村征来的文盲新兵甚至连左右都分不清，不得不在胳膊上缠上彩色布条来辨别左右。 所有应征者都要进行基础训练，即便他们随后要前往勤务或服务部门也是一样。因为动员规模庞大，所以各国必须建立足以满足人力需求的训练制度。例如，英国皇家空军依靠1939年12月与加拿大政府达成的英联邦航空训练计划，推动13.1万名飞行人员从97所加拿大训练学校最终毕业。 美国于1942年开始大批征兵时，在242个不同的基地建立了应急训练体系；军官训练所从1941年的1.4万处增加到一年后的9万处。军事训练还扩展到了征兵表中登记的160万文盲身上，他们在进行常规军事训练的同时还要学习读写。 最惊人的训练计划在苏联，它于1941年9月17日颁布法案，对苏联公民进行全员义务军训，要求所有尚未加入军队的男性参加110小时的业余训练课程，学习如何使用步枪、迫击炮、机枪和手榴弹，以及如何挖掘战壕。

Klein, A Call to Arms, 694. Hugh Rockoff, America's Economic Way of War： War and the US Economy from the Spanish–American War to the Persian Gulf War (Cambridge, 2012), 160. Statistical Digest of the War (London, 1951), 11. French, Raising Churchill's Army, 244–6.

影响动员规模的第二个变量是损失日积月累带来的影响。西方民主国家和集权国家在这方面具有显著的差别。在英国和美国，人们普遍想要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静态堑壕战带来的慢性疲劳导致的损失。于是更多的精力被放在了空中和海洋战略上，尽管高度受训人员的损失可能相当大（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的飞行人员损失率达41%），但其对兵员数量的总体冲击就要小得多。英美两国都是从1944年之后才卷入大规模地面战的。到1944年底，美军各条战线上军人的不可恢复性损失（死亡、失踪、被俘）为16.8万人，还不及东线一场战役的损失。 在战争最后几个月里，在欧洲和太平洋战线进攻中的高伤亡率将总阵亡人数推高到了29.2万人（另有11.4万人死于伤病）。 英国在6年战争中的军人死亡总数为27万人。这种规模的损失使得英国可以在战争时期逐年减少征兵：1941年补充了300万人，但1942年只有54.7万人，1943年有34.7万人，1944年更是只有25.4万人。 征兵速度的放缓最终在1944年下半年导致了兵员危机，此时人员损失达到了高峰，指挥官们则被要求尽力降低伤亡率。 更长存活期的影响就是产生了更有经验、更机敏的士兵和飞行员，尽管人们发现即便是活下来的军人也会在长期战斗中变得疲沓。众所周知，新手机组人员在轰炸作战中处境要危险得多，而美军关于将补充兵分散投入地面作战的决定也会让这些新手暴露在大得多的危险之中。尽管如此，年复一年的较低损失水平意味着英美两国的民众不会像他们的盟国和敌人那样面临着军队对人力的迫切需求，虽然在这两个国家里就连这种较低的征兵水平也引发了人们对被征入军队的可能性的担忧。

Rüdiger Overmans, Deutsche militärische Verluste im Zweiten Weltkrieg (Munich,2004), 261–6; G. F. Krivosheev (ed.), Soviet Casualties and Combat Loss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1997), 85, 87; David Glantz, Colossus Reborn： The Red Army 1941–1943 (Lawrence, Kans, 2005), 135–9.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上最大的消耗是在欧洲东线打出来的。若没有这些灾难级别的损失，德国的仗就不会打得如此困难，西线战争对于西方国家来说也会更加凶险。苏联军队的不可恢复性损失共计1140万人，包括690万人死于战斗、疾病或事故，450万人被俘或失踪。另外还有2200万苏联军人遭受战伤、冻伤或疾病。如果算上伤病，那么苏联红军在战争的头18个月里就遭受了1180万人的伤亡。德国军队在三条战线上的不可恢复损失总共达到530万人，包括430万人阵亡和失踪，54.8万人死于疾病、受伤或自杀。随着战争的进行，苏联的损失率开始下降，但仍然严重；德国的损失则大幅增加，在1945年的最后阶段战役中的死亡人数达到120万人。 苏联的伤亡人员中只有3.6万人不是在对德战争中产生的（这些源于1945年8月进攻中国东北的战斗）。据最可靠估算，德军所有不可恢复性损失中的75%来自东线战争。德国与苏联各年份军队死亡人数统计见表4.2。

Overmans, Deutsche militärische Verluste, 266; Krivosheev, Soviet Casualties and Combat Losses, 96–7.

表4.2 德国与苏联军队死亡人数对比（1939—1945，单位：千人）

Bernhard Kroener, ‘Menschenbewirtschaftung. Bevölkerungsverteilung und personelle Rüstung in der zweiten Kriegshälfte’, in Bernhard Kroener, Rolf-Dieter Müller and Hans Umbreit, Das Deutsche Reich und der Zweite Weltkrieg： Band 5/2： Organisation und Mobilisierung des deutschen Machtbereichs (Stuttgart, 1999),853–9; Overmans, Deutsche militärische Verluste, 244. Geoffrey Megargee, Inside Hitler's High Command (Lawrence, Kans, 2000), 202.

如此大规模的人员损失迫使两国都将过度年长和年幼的人补入部队，并让伤员过早地重返战场。在德国，军队中几乎50%的人是1914年之前出生的，7%是1925年之后出生。 德国政府根据1943年11月的一项法令，开始从陆军机关处室和后勤部门中梳理出“富余”人手，但是腾出100万人的目标并未能实现，充实到前线的只有40万人。 在苏联，高龄并没有被视为比年幼或残疾更大的参军障碍。此外，尚未康复的伤员常常也要重新投入战斗，尽管没几个人能比得上传奇的罗科索夫斯基元帅，他受了46次伤，德军围攻斯大林格勒时他还是在病床上指挥战斗的。苏军在1943—1944年高歌猛进时极度缺乏步兵，于是就把留在德占区的男性都征入部队，只对他们进行了最基础的训练就让他们穿上军装。苏联红军只能不分良莠地征募新兵，但是由此带来的人员能力和身体状况的下滑被武器装备的大规模生产掩盖了，这使得苏军的资本-劳动比率决定性地倒向装备这一边。随着大量高性能武器被分发到一批批新的应征兵员手中，这也成了战争期间大部分军队的共同发展方向。军队人员素质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训练体系不堪重负以及更低素质的人被动员参军的影响。从这一点上说，战争拖得越久，大规模动员给军队人员素质带来的损害就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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