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2

然而，这却是一场帝国战争。可以用来满足这些交战国家额外人力需求的还有它们帝国领地的人口，无论它们是新帝国还是老帝国。它们尽可能地动员治下的所有人口，这些人大部分是作为辅助兵或勤务人员，但随着战争的推进，他们也会进入作战部队。日本军队从1937年就开始招募朝鲜和中国台湾的志愿兵，从1942年起实行征兵制。约有20万朝鲜人在日本陆军中服役，2万人加入了日本海军。超过10万人被编入日本陆军部队，尽管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获得军官职位。 意大利军队也大批使用东非殖民地军人，还有利比亚骑兵。德国在欧洲建立的新帝国也是巨大的兵源库。成千上万的人以志愿兵的身份加入德国陆军、党卫队和安全部队，去和所谓的威胁欧洲的布尔什维克作战，其中包括6万爱沙尼亚人、10万拉脱维亚人、3.8万比利时人、1.4万西班牙人，还有1.2万人来自挪威和丹麦，甚至还有135个瑞士人和39个瑞典人。 但这些人并不总是有价值的兵源。1941年，德军从法国极右翼人群中招募了一支反布尔什维克的法国志愿兵团，他们来到苏联时刚好赶上1941年对莫斯科的进攻，但此举被证明是一场灾难。他们受到不称职且贪腐的军官的拙劣领导，甚至连最基本的物资都不够用，还只接受了简短的基础训练，这支军团上阵头几天就遭到屠杀，之后再未重返战场。 苏联的被占领土上有超过25万人作为战士为德军而战，他们主要来自苏联南部和乌克兰的反共人群，还有多达100万苏联人在战线后方作为“志愿勤务人员”为德国军队工作，他们扮演着多种非作战和勤务角色。苏联将领安德烈·弗拉索夫被一名荷兰党卫队队员抓住，之后叛变到了德军一边，他想要组织一支“苏联解放军”与德军并肩作战，但弗拉索夫的部队从来没能成为一支能打仗的力量。1945年1月，他们最终匆匆组建了两个师，在战争最后几天参加了布拉格的战斗，但他们在那里将枪口指向了盟友德国人，以保护斯拉夫同胞免遭当地党卫队的最后暴行。

F. W. Perry, The Commonwealth Armies： Manpower and Organisation in Two World Wars (Manchester, 1988), 227. Kaushik Roy, India and World War II： War, Armed Forces, and Society, 1939–1945(New Delhi, 2016), 12, 16–17, 28, 35, 37, 53, 80; Tarak Barkawi, Soldiers of Empire： Indian and British Armies in World War II (Cambridge, 2017), 51–4.

英国对帝国领地人力的运用之成功远远超过其他帝国主义强国。实际上，英国的大部分战斗，尤其是保卫帝国领地的战斗，都是非英国人打的，这个事实在英国人的战争讲述中一直被遗忘。四个自治领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总共动员了260万人，印度动员了270万人。1945年，英国还有460万人穿着军装，其中来自印度和自治领的有320万人。 新西兰的动员比例是所有帝国领地中最高的，18—45岁男性中的67%参了军。加拿大有超过100万人在军队中服役，这占18—45岁男性的41%。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对德战略轰炸的飞行机组中也有很大一部分人来自自治领，其中人数最多的是加拿大人，他们组成自己的飞行中队与英国机组一同出击。为了英国的利益，自治领有96822人战死，印度有8.7万人战死。战争期间最庞大的一支志愿兵部队来自南亚次大陆。大部分印度志愿兵是在本土服役，以维持国内安全和应对日本的威胁，但也有多个印度师在东南亚、中东，最终在意大利参战。1943年，印度有6个师在海外，20个师和14个旅在本土。战争头几年，印度的动员饱受装备不足的困扰，但印度从来不缺志愿人员。英国当局起初喜欢从所谓的“好战民族”中征兵，主要是从旁遮普邦（穆斯林和锡克族杂居）、西北边境各邦和尼泊尔征兵。在锡克族人口中，所有适宜服役的男子中有94%自愿加入了印度军队。但是当“好战民族”的兵源枯竭后，征兵便继续向南扩展，在1942年达到高峰，此时“好战民族”只占印度军队的46%。由于英国人不信任更城市化和受过教育的印度人，印度军队的4/5来自乡村，他们几乎都是文盲。

Ashley Jackson,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2006),1–2. David Killingray, Fighting for Britain： African Soldier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Woodbridge, 2010), 44. Stephen Bourne, The Motherland Calls： Britain's Black Servicemen and Women 1939–1945 (Stroud, 2012), 10–12.

自治领和印度的贡献之重要，从投入这场实际上是帝国之战的非英国人部队的比例就能窥见一斑。1941年，北非的英军第8集团军有1/4是英国人，3/4来自帝国殖民地。1945年东南亚司令部麾下的部队中，4/5的部队是印度部队和非洲部队。 非洲师代表着其余的帝国殖民地，他们为英军提供了超过50万志愿兵和征召兵。国王东非步枪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02年，他们最终提供了32.3万名军人。成立于1900年的西非皇家边防部队还提供了24.26万人。南非的高级专员公署辖区，包括贝专纳（今博茨瓦纳）、斯威士兰和巴苏陀兰（今莱索托），还提供了3.6万人。到战争结束时，非洲帝国为军队提供了总数多达66.3万的黑人劳工和士兵。 他们大部分人没有参加过战斗，但参加过战斗的军队保护着帝国免受威胁——国王东非步枪团在埃塞俄比亚、马达加斯加和缅甸；西非皇家边防部队先是在埃塞俄比亚，后来又到了缅甸；贝专纳部队则在中东。加勒比殖民地也组织了估计1.2万名志愿兵，其中大部分人也不是作战人员。1944年，英军成立了一个加勒比团，并将其部署到意大利，尽管他们到最后也没能赶上战斗。

Killingray, Fighting for Britain, 35–40, 42, 47–50, 75.

尽管英国在殖民地的征兵起先还表面上遵守着“志愿”原则，这是英国殖民地的老传统了，但各种辅助任务对各地新兵的急迫需求还是让征兵方式完全失去了“志愿”感。在西非，英国当局利用当地酋长作为中间人，给他们分配定额，要他们从村庄里直接抓人；上法庭受审的人可以获得一个参军名额以替代坐牢；工人们有时候会被找个理由塞进卡车然后被直接送到当地兵营；在斯威士兰，连征兵队都用上了。因为一场目标模糊、发生在遥远地方的战争导致的新兵短缺而在殖民地强行征兵，这被证明是广泛不受欢迎的。在黄金海岸（今加纳）的温尼巴镇，反对强行征兵的抗议导致6名抗议者死亡。殖民当局喜欢从那些偏僻村庄中，或是被他们认为是“好战民族”的人群中招人，如一名白人军官所说：“他们脸越黑——就越是好士兵。”他们还喜欢那些没怎么接触过现代世界的人，结果便是90%的非洲新兵是文盲。

Bourne, The Motherland Calls, 11, 23–4.

一小群黑人志愿兵——有些人已经住在英国了——希望能够加入英国正规军。在1939年10月之前，法律规定只有父母都是英国人、祖先都是欧洲人的英国人才能加入英国军队。1939年秋，在黑人医生哈罗德·穆迪领导的英国有色人种联盟发起了一场运动后，这一法律被推翻。然而，军队总的来说仍然抵触黑人的到来，只有英国皇家空军例外，他们招募了约6000名加勒比黑人来充实英国空军基地的地勤人员，并最终允许约300名黑人志愿兵作为机组人员升空飞行。 少数黑人兵还得到了“临时军官”职位，但他们仍不得不面对无处不在的种族歧视，尽管这种歧视还远远算不上普遍（“我在此之前从未被人叫过‘黑子’。”一名黑人军官后来回忆说）。战争结束时，英国政府想要遣返所有留在英国的黑人志愿兵，但民众的抗议再一次使得一部分人得以留在他们选择去保卫的祖国。

Morris MacGregor, Integration of the Armed Forces, 1940–1965 (Washington,DC, 1985), 17–24. Sherie Merson and Steven Schlossman, Foxholes and Color Lines： Desegregating the U. S. Armed Forces (Baltimore, Md, 1998), 67, 77–8, 82–3; Chris Dixon,African Americans and the Pacifc War 1941–1945 (Cambridge, 2018), 59–60.

在美国，种族成了白人主导的军队中的尴尬议题。黑人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主要是作为军队劳工和辅助人员。在战间期，作战部队全部是白人。1941年以来，美国军队的迅速扩张带来了一个问题：是否应当允许10%的美国黑人拿起武器？罗斯福坚持要海军和陆军接受黑人兵，尽管他也同意黑人兵的比例不能超过黑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而两个军种都保留了把黑人和白人隔离在不同训练设施、营地和部队中的措施。 这一政策带来了不幸的后果。那些来自北方各州的黑人新兵不得不承受种族歧视，但种族隔离在他们的老家早已消失多年。古怪的是，陆军相信南方白人更合适做黑人部队的军官，因为他们更熟悉黑人社会。这道政策在那些早已不习惯种族隔离的新兵中引发了广泛仇恨，偶尔还有暴力抗议。 这一冲突在海外部队中仍然存在，在那里，白人士兵和军官们想要保持军队的种族隔离。1944年7月，在英国港口布里斯托尔，美军中的黑人和白人之间爆发了全面骚乱，一名黑人士兵丧生，几十人受伤。

Dixon, African Americans, 53, 63–5 Lee, Employment of Negro Troops, 411–16; MacGregor, Integration of the Armed Forces, 24; Mershon and Schlossman, Foxholes and Color Lines, 64–5. Mershon and Schlossman, Foxholes and Color Lines, 63. Lee, Employment of Negro Troops, 286; MacGregor, Integration of the Armed Forces, 28–30. 关于“塔斯基吉飞行员”，见J. Todd Moye, Freedom Flyers： The Tuskegee Airmen of World War II (New York, 2010); William Percy, ‘Jim Crow and Uncle Sam： the Tuskegee flying units and the U. S. Army Air Forces in Europe during World War II’,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67 (2003), 775, 786–7 ,809–10; Stanley Sandler, Segregated Skies： All-Black Combat Squadrons in World War II (Washington, DC, 1992), ch. 5。 Robert Asahima, Just Americans： How Japanese Americans Won a War at Home and Abroad (New York, 2006), 6–7; Brenda Moore, Serving Our Country： Japanese American Women in the Military during World War II (New Brunswick,NJ, 2003), xi–xii, 19.

黑人士兵招募计划的结果并不理想。和英国的殖民地兵一样，大部分黑人士兵没有进入作战部队。被征入军队的69.6万黑人中的绝大多数发现自己干的都是勤务和劳工这样的活儿。两大军种中黑人士兵的比例无一达到罗斯福同意的10%。 陆军声称，黑人应征者在通用分级测试中表现很差（1943年约有一半人完全没有通过测试），这解释了他们的从属地位。陆军军官队伍中只有1.9%是黑人，美国海军中甚至更少，海军中黑人的比例只有6%。1942年4月，海军勉强同意接受黑人新兵，但条件是他们不能出海执勤，只能在港口和岸上设施工作。1943年春，71%的黑人在勤务部门工作，伺候他们的白人军官。 美国陆军航空兵也没怎么招募黑人飞行人员参战，1944年底，航空兵13.8万黑人中只有1%有资格担任机组人员。 要飞行的黑人新兵都在亚拉巴马州塔斯基吉的一个专门的全黑人基地受训，但他们中很少有人获准升空参战，只有4个中队的战斗机飞行员例外，这些“塔斯基吉飞行员”在1943—1944年被派到意大利前线，他们的白人上级总是监视着他们，看他们的表现和自己的种族偏见是否一致。1945年，当他们回国在波士顿下船时，仅仅几周前还并肩作战的白人和黑人飞行人员却已经要使用不同的下船梯了。这些“塔斯基吉飞行员”揭示了白人至上主义对充分利用美国黑人的妨碍之深。 与此相反，战争初期，美国军队应总统命令对被关在集中营中的日裔美国人的态度则是，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志愿参军来证明对美国的忠诚。约有2.25万日裔美国人站了出来，其中1.8万人被编成独立部队前往欧洲参战，其中的第422步兵团成了美国陆军中获得勋章最多的部队。

例如，关于标准岗位的列表，见Rosamond Greer, The Girls of the King's Navy(Victoria, BC, 1983), 14–15, 144。

同样的歧视和权宜之计也出现在女性参军方面。这也不是什么新情况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年，为了满足对人手的急需，女性开始加入军队，这一做法在和平时期就终止了。然而，总体战没法让女人走开。总体战带来的战争全民化将女性也卷入其中，无论她们是作为工人、民防人员，还是在较有限的范围内作为军人。招募女性作为军工厂工人或防空警报员是没什么问题的，因为许多女性显然认为现代战争的责任应由全社会共担。女性也在进行游说，希望能够加入军事行动，这也反映了她们将战争视为“全民战争”而不仅仅是男人主导的战争的观点。男性对于征募女性加入军队的态度更加矛盾。除了苏联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主要参战国允许女性拿起武器。军事体系中，女性替代男性承担的许多任务，原本就是民间生活中女性常常从事的工作——速记员、文书、邮差、厨师、电话接线员、图书资料管理员、营养师、护士。 女性扮演的最接近军事行动人员的角色通常是雷达绘图员、无线电操作员、机动车司机或普通情报人员，但她们通常会远离前线。当然，苏联除外。

Gerard DeGroot, ‘Whose finger on the trigger? Mixed anti-aircraft batteries and the female combat taboo’, War in History, 4 (1997), 434–7. Birthe Kundrus, ‘Nur die halbe Geschichte： Frauen im Umfeld der Wehrmacht’,in Rolf-Dieter Müller and Hans-Erich Volkmann (eds.), Die Wehrmacht： Mythos und Realität (Munich, 1999), 720–21.

只有当大后方成为前线时，就像空袭作战时那样，女性才会参加战斗。在英国、德国和苏联，女性会加入高射炮组，尽管只有苏联允许女性在没有男性在场的情况下开炮。1941年4月，英国修改了军规，允许辅助本土勤务队的女性到高射炮阵地上工作。到1943年，担任雷达操作员、绘图员、测高员和探照员的女性数量达到了高峰，为5.7万人。尽管高射炮组里的男性十分抵触，但男女混合部队还是成了常态。装弹和射击等重活就被交给了男性。根据1938年签发的王室禁令，女性不可以携带武器，那些在防空哨所承担警戒工作的女性只能携带棍子和哨子。女性的工作被刻意女性化了——她们的军饷只有男性的2/3，但假期更多，住宿条件也比男性常住的帐篷更舒适。英国还有一种“女性餐”——肉、面包和火腿肉较少，牛奶、鸡蛋、水果和蔬菜则更多。当人们发现吃这种饭的女性有多么饥饿时，这种伙食就被抛弃了。 在德国，女性空军辅助人员在横跨整个德国北部的防空体系“卡姆胡贝尔防线”上操纵探照灯、无线电设备和电话网。到1944年，德国空军拥有超过13万女性人员，其中有些人最后也参加了高射炮作战。1945年3月，德军最高统帅部最终同意向这些女性辅助人员发放手枪和“铁拳”反坦克火箭筒。

Franz Siedler, Blitzmädchen： Die Geschichte der Helferinnen der deutschen Wehrmacht(Bonn, 1996), 169. Statistical Digest of the War, 9, 11; Jeremy Crang, Sisters in Arms： Women in the British Armed Force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Cambridge, 2020), 2–3, 30,36, 310. Greer, Girls of the King's Navy, 14–16.

一直有个传说，说德国女性没有加入战争机器是因为纳粹党的意识形态把女性定义为母亲和主妇。实际上这种意识形态从未如此缺乏弹性。女性，尤其是年轻或单身女性，也被期望扮演起男性的种族战友的角色。德国军队征募了约50万名女性，她们作为军队辅助人员替代了通信、文职、行政和军人福利岗位上的男性。还有数以千计的女性成了非军籍的文秘和办公室工作人员。 英国和美国军队也征募了大约同等数量的女性。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三军重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女性单位。皇家海军女性预备役、辅助本土勤务队（陆军）和空军女性辅助队从1940年6月的4.9万人迅速增加到1944年6月的44.7万人。尽管1941年12月生效的《国家勤务法》（2）允许征召女性，但3/4的女兵是志愿人员，超过一半的女兵年龄低于22岁。 自治领也征募了女性。加拿大在1941年成立了一个志愿兵役部以监管女性在志愿岗位上的就业事宜。和英国仍然把女兵视为辅助人员的做法不同，加拿大军队把女性视为完整的军人，1942年，首批女性军官获得了任命。 男性优越感在这里依然如故——和西方所有参战国的男性一样——他们拒绝女性直接参加战斗，女性军官通常也不能向执行作战任务的男性下达命令。

Klein, A Call to Arms, 352–3. Jeanne Holm, In Defense of a Nation： Servicewomen in World War II (Washington,DC, 1998), 1, 41, 75. Craven and Cate, Army Air Forces： Volume VI, 102–4. Holm, In Defense of a Nation, 48–9, 57–9. Bourne, The Motherland Calls, 121.

在美国，对参军女性的歧视更加严重，尽管对人力的渴求最终让各个军种出手干预。约40万女性在军队各部门供职，包括女性辅助军团（从1943年起改称女性军团）的6.3万人。1942年5月，共和党议员伊迪丝·罗杰斯向国会提交了相关法案，军团才得以成立。一场由男性领导的反对女性入伍的长时间争论接踵而至，他们担心女性的加入会导致军队道德堕落。 美国陆军及其航空兵坚持女性应当被定义为“配合”服役而非“加入”现役，直至1943年7月提交给国会的法案——《第二罗杰斯法案》——允许女性完全融入军队为止。 这一变化带来了兵役系统的简化，并促使新的志愿兵源源不断地加入。但陆军航空兵继续把女性限制在辅助航空军团里，让她们执行本土对空预警和防空方面的勤务。 美国海军在战争开始时完全不愿使用女性，但辅助岗位上男性的匮乏最终促成了女性部门的成立，这个部门故意给自己起了个特别冗长的名称——女性志愿服务应急部队（Women Accepted for Volunteer Emergency Service）——以形成易懂的简写WAVES。这个新兵种于1942年8月成立。与陆军不同，海军当局决定女性应当完全融入部队（“加入”而非“配合”），但要由专门的女性军官团指挥。 到战争结束时，约有8万女性航空兵勤务飞行队的成员从海军的训练学校毕业。美军各军种接受的女性志愿兵中鲜有黑人，仅有的黑人女兵在1945年之前也都一直待在美国国内，这一年，女性军团的一支黑人单位、由仅有的两名黑人女性高级军官之一指挥的第6888中央邮政总局营被派往英国去处理堆积如山的未发出的邮件。 人们一直在争论，女性承担的这些责任是否真的不能让男性来至少分担一部分？在英国和美国，女性都施加了很大压力，要求参与通常被分配给她们的福利工作和护理工作之外的其他工作。因为民主国家认为这场战争真的需要全民共同奋斗，所以让女性参与其中，有助于增强国内团结，表明所有公民，无论男女，都肩负着共同的责任。

Helena Schrader, Sisters in Arms： The Women who Flew in World War II (Barnsley,2006), 8–16. Kathleen Cornelsen, ‘Women Airforce Service Pilots of World War II’,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17 (2005), 111–12, 115–16; Bourne, The Motherland Calls,120–21; Schrader, Sisters in Arms, 138–45.

在民主国家，女性志愿参与的最危险的任务之一是在国内航线上把飞机从工厂转运至空军基地，或者在训练中心之间转运飞机，或者驾驶飞机拖曳靶机进行打靶训练。1940年1月，在英国成立的飞行运输辅助队既招募有资格的男性，也招募有资格的女性。共有166名女性成为辅助飞行员，其中15人牺牲，包括英国最著名的女飞行员埃米·约翰逊。 另一名著名女飞行员、美国人杰奎琳·科克伦志愿加入了英国辅助飞行员队伍，后来又在1942年9月回到美国去建立女性飞行员训练分队，尽管陆军航空兵总司令亨利·阿诺德起初对此不情不愿。1943年，这个分队被并入女性辅助运输中队，中队仍由科克伦率领，以组建女性航空兵勤务飞行队（Women Airforce Service Pilots，缩写为WASP）。美国的女性飞行事业比其他所有地方都发达，共有2.5万名女性志愿参加训练，尽管最终只有1074名有资格的女性飞行员入选，其中39人因事故遇难。和英国同行一样，她们未能获得完整的军人地位，还遭受了不少男性的歧视，这些男性认为飞行员是男性的领地，女性不应涉足。有些营地里，女性只能拿到又老又破的勤务机去进行拖靶训练，有些基地干脆不让她们入内。尽管也有黑人女性志愿报名，但她们都未被WASP接受。1944年下半年，整个计划被完全叫停，这是由于受过训练的男性飞行员越来越过剩，而且反对的声音很大，认为女性对男性的职位构成了威胁。到战争结束时，女性飞行员驾驶78种不同机型飞了12652架次转运任务，其中包括巨大的B-29“超级堡垒”轰炸机，由于初期的技术故障，男性飞行员都对这种飞机退避三舍。经过长期的地位斗争，1977年，美国国会终于通过法案，赋予这些女性“二战”老兵身份。

Krylova, Soviet Women in Combat, 3; Erickson, ‘Soviet women at war’, 52, 62–9. Roger Reese, Why Stalin's Soldiers Fought： The Red Army's Military Efectiveness in World War II (Lawrence, Kans, 2011), 104–5, 114. Reina Pennington, Wings, Women and War： Soviet Airwomen in World War II(Lawrence, Kans, 2001), 1–2. Krylova, Soviet Women in Combat, 158–63.

苏联在吸纳女性参军方面几乎没怎么犹豫过。对德战争的第一年中男性的可怕死伤使得征募女性成为必然。战争中约有85万女性参军服役，其中55万人加入了苏联红军和空军正规军，30万人则在防空和后方部队中工作。还有估计2.5万名穿军装的女性在游击队中作战。 尽管苏联在战前进行了大量关于整个社会挺身而出保卫革命的宣传，但苏联政府还是不太清楚该如何应对从战争头几天起就涌到征兵站要求参军的年轻女性。人民志愿民兵的约400万平民志愿者中也有不少共青团的女孩，她们作为民兵与冲过来的德军作战，并遭到敌人的屠杀。 全民军训计划是为男性设计的，但并不排斥女性，只要她们能说服当地军官同意她们参加就行。1941年10月，苏军首次正式招募女兵，当时斯大林同意建立三个由被动员参军的女性飞行人员组成的战斗航空团。战争期间，女性在航空领域的参与不断扩大，许多对德军基地的夜间轰炸都是由女性部队执行的，包括传奇的第46近卫夜间轰炸飞行团，其机组飞了2.4万架次任务，获得了23枚苏联英雄勋章。 同样有名的是中央女性狙击手训练学校，在1942年女性狙击手取得成功之后，该学校于1943年5月成立。共有1885名狙击手从这所学校毕业奔赴前线，打死了数不清的德军士兵。

Krylova, Soviet Women in Combat, 151–2, 168–9. Svetlana Alexievich, The Unwomanly Face of War (London, 2017), 8, from the testimony of Maria Morozova.

1942年4月，苏联政府终于接受了女性参军，以满足前线男性损失带来的需求。然而，苏联女兵进入在西方专为女性预留的岗位的比例却要低得多。在被动员加入空军的4万女性中，只有1.5万人干的是职员、图书资料管理员、厨师和仓库管理员，另有2.5万人被训练成了司机、装甲兵和通信兵前往前线。在参军的52万女性中，约有12万人在地面和空中参加战斗，另有11万人作为非作战军事专业人员在前线行动。 女性和男性同样艰苦，但遇到的困难更多，因为女兵专用的军服、卫生用品和医护服务的供应太慢。和西方军队不同，性别歧视未能阻止女性在前线指挥男性，但歧视仍然存在。“他们把女孩子塞给我，”一名师长抱怨道，“跳芭蕾舞的！这不是舞会，这是战争，可怕的战争！” 尽管如此，在整个战争中，女性一直是前线作战的一道风景。尽管苏联的做法是必要性和意识形态的产物，但最全面战争的极端要求与苏联的以下观点不谋而合：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争取生存，需要进行绝对动员。

Roy, India and World War II, 96–9. Sandler, Segregated Skies, 68–72.

各主要参战国的新兵中几乎没有人质疑征兵的必要性。大规模军事动员被那些要参战的人视为总体战下生活中的理所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兵变事件之少令人印象深刻。逃兵和叛逃者也很常见，但他们只是被动员总人数中的很少一部分。抗命事件很多，也很普遍，但军队生活中诸多违反纪律的事件只是反映了新兵们来自各种各样的背景，而不应被解读为对大规模动员的抗议。那些可以被视为兵变的案例通常只是特殊环境引发的抗议所导致的结果，而不是拒绝在战时参军。例如，印度军队中发生过许多小规模兵变，有些是为了反对出国服役的命令，有些则是为了抗议英国人强迫锡克族士兵剃发、摘下头巾然后戴上钢盔。锡克族的宗教传统规定，戴头巾和蓄发是不能商量的，当英国人强推这一政策时，兵变便在印度和中国香港的锡克族军人中爆发了。在最后一次此类事件中，83名锡克族人因兵变被送上军事法庭，其中11人被判了重刑。 在美国，军队中的种族隔离导致黑人士兵和飞行人员常常因不公正待遇进行暴力抗争。暴乱在美国参战前就开始了。1941年，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布拉格堡附近，白人宪兵和黑人士兵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枪战，2人死亡，5人受伤。最严重的暴力事件发生在1943年，至少10个兵营发生了暴动和枪战。密西西比州的范·多恩兵营爆发了大规模冲突，这是第364步兵团的北方黑人对种族隔离军规的仇恨所致。兵变平息后，作为惩罚，这支部队被派往遥远的北太平洋上的阿留申群岛，在那里度过了剩下的战争岁月。

Lynne Olson, Those Angry Days： Roosevelt, Lindbergh, and America's Fight over World War II, 1939–1941 (New York, 2013), 351–2.

最活跃的反征兵民众抗议也出现在美国。1940年秋的《选征兵役法》和次年的修正案导致了全国范围内的抗议，从孤立主义者到反战团体，各色人等都反对大规模征兵是必要的这种想法。1941年夏季的调查显示，几乎一半的受访者反对扩大征兵。记者走访了应征军人的兵营，他们在那里发现年轻士兵们普遍感到幻灭和不满，他们无事可做，战斗训练不足，武器匮乏。估计有一半人愿意在有机会时当逃兵；90%的受访者表达了对给自己穿上军服的政府的敌意。随着《选征兵役法》的修订，兵营暴动也越发频繁，这证明了新兵们对兵役的普遍敌意。《选征兵役法》最终在众议院仅以一票之差得以通过。 这是一个国家在征兵方面遇到过的最严重的政治危机。逃避征兵的事情当然不只发生在美国，但那都只是个人决定，并非群众运动的结果。直到1941年12月战争爆发之后，大规模征兵才由于被认为是唯一的胜利之道而在美国被最终接受。

经济动员

所有参战国的首要考虑便是要提供足够数量的武器、装备和补给，以保障征募来的大批作战部队的用度。但这一优先需求带来了两个基础问题，即如何为战争提供资金，以及对大部分普通民众的供给应当达到何种水平才能维持国家动员。军队是吞金巨兽。战争数年间，各大国巨大的武器产量是与夸张的人力动员是分不开的。军事装备是如何开发、制造和分发的，这是本书第六章要探讨的话题，但军工生产和大规模征兵会给作为纳税人、储户、消费者和工人的本土民众带来非常直接的影响。大后方要为战争提供资金，按战时要求超时工作，还要眼睁睁看着国家的很大一部分粮食和消费物资消失在军队的仓库和食堂里。总的来说，全国总动员意味着干得更多，拿得更少，还不能有怨言。

Newlands, Civilians into Soldiers, 57; Roy, India and World War II, 128–30. USSBS, Special Paper 4, ‘Food and Agriculture’, exhibits G. J. M; BAB, R26 iv/51,Four Year Plan meeting, Geschäftsgruppe Ernährung, 11 Mar. 1942. IWM, FD 5444/45, Protokoll über die Inspekteurbesprechung, 22 Feb. 1942,‘Ersatzlage der Wehrmacht’; IWM, EDS Al/1571, Wirtschaft und Rüstungsamt,Niederschrift einer Besprechung, 9 Jan. 1941.

武器装备只是军队消耗的冰山一角。通常情况下，武器采购会占到军事预算的15%—20%。军队的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们建立了自己的经济体系，他们采购的不仅有武器，还有粮食、其他各类消费品、纺织品、化学制品、石油产品、运输或维护方面的专业设备，而在德国军队和苏联军队的采购中，还有大量牲畜。数百万现役军人和支援人员需要有地方住，于是许多军事基地、机场和补给站被从无到有建了起来。各国花费了很大力气来确保军人们吃得好，甚至为此让平民食物短缺也在所不惜。英国要求士兵每天摄入4500卡路里热量，这比英国平民的摄入标准高得多（一般来说也比印度士兵和其他殖民地士兵每日的食品供应标准高）。 战争头几年，德国士兵口粮中的肉食供应量是平民的3倍（后期更是达到4倍），面包谷物的供应量也超过2倍。现制咖啡、巧克力、香烟和烟草、果酱和蔬菜也优先供应军人，而供给普通德国消费者的则越来越少。 不仅是粮食，军事经济还吸纳了所有种类消费品中的一大部分。在德国，1941年，服装工业的一半产量被用来制作军服；军队拿走了所有家具产量的80%，所有种类的日化用品（包括牙膏和鞋油）被拿走的也是这一比例；他们还拿走了所有油漆刷、木箱和木桶的60%，所有毛皮制品的44%；等等。1941年，德国所有民用品产量的估计一半被军事机器占用。最后，供应甜品给军队被认为非常重要，以至于这个行业在劳动力分配上获得了最高优先级。

Overy, The Dictators, 452–3. IWM, FD 3056/49, ‘Statistical Material on the German Manpower Position’, 31 July 1945, Table 7; Lennart Samuelson, Plans for Stalin's War Machine： Tukhachevskii and Military-Economic Planning 1925–1941 (London, 2000), 191–5; N. S. Simonov,‘Mobpodgotovka ： mobilization planning in interwar industry’, in John Barber and Mark Harrison (eds.), The Soviet Defence Industry Complex 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 (London, 2000), 216–17.

军队巨大的消费需求甚至在战争爆发前就从根本上扭曲了参战国的经济。这一影响在20世纪30年代重新武装启动之时便已显露无遗，当时军事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激增到了和平时代前所未见的水平，1938—1939年，德国达到了17%，苏联也达到13%。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这一比例在德国只有3%，在沙皇俄国只有5%，这部分是由于当时的武器没有这么复杂和昂贵。 1939年5月，德国几乎1/3的工业劳动力在为直接来自军队的需求而工作。1937—1939年，德国工业投资的2/3被投入了军事项目和对战争至关重要的项目。在苏联，1938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中国防投资达到219亿卢布，而1936年的这一数字只有16亿卢布。 如此规模的开支计划，甚至在和平时期就已严重限制了平民消费者和不涉及军事的经济部门可获得的资源。但随着战争在亚洲和欧洲爆发，各国政府不得不面对总体战和全面动员的经济现实。

Richard Toye, ‘Keynes, the labour movement, and “How to Pay for the War”,Twentieth Century British History, 10 (1999), 256–8, 272–8. BAB, R7 xvi/7, Report from the ‘Professoren-Ausschuss’ to Economics Minister Funk, 16 Dec. 1939. Sheldon Garon, ‘Luxury is the enemy： mobilizing savings and popularizing thrift in wartime Japan’,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26 (2000), 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