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3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显示了军事需求和金融稳定性需求之间的平衡，以及军事需求和适当的民众生活水准之间的平衡是多么重要。早先战争中那些基本上是临时凑合的经济动员都会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金融危机，以及资源在军队和民间分配的不协调。粮食短缺导致了广泛的劳工抗议和社会不满。1917年俄国战争机器的崩溃和1918年同盟国的战败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经济和社会危机。结果，人们普遍认为只有避免社会和金融危机再次出现，总体战才能成功进行。关键问题是要搞清楚战争行为对国家经济结构的影响，这样才能在向军队提供足够资源的同时又不会彻底摧毁金融体系和消费者的需求。为此，动员专业人士被认为至关重要。杰出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出版了他的小册子《如何支付战争费用》之后于1940年夏以特别专家的身份加入英国财政部，直接负责解决平衡消费、储蓄和征税而又避免通胀风险的问题。 在德国，经济部长瓦尔特·冯克于1939年秋建立了专家委员会以解决支付战争费用并控制消费的问题；德国经济学家临时制作了国家收入统计表，以观察如何均衡征税、储蓄和消费，以满足军队需要。 1938年6月成立的日本国家储蓄促进会由社会学专家和经济学专家组成，他们的任务是找到鼓励储蓄、限制消费并避免通胀的途径。 在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方面，集权国家和民主国家并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它们都要采取某种形式的战时“计划经济”。

Jingping Wu, ‘Revenue, finance and the command economy under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7 (2013), 52–3. Rockoff, America's Economic Way of War, 166–7; Stephen Broadberry and Peter Howlett, ‘The United Kingdom： victory at all costs’, in Harrison (ed.), The Economics of World War II, 50–51; Statistical Digest of the War, 195; Willi Boelcke,‘Kriegsfinanzierung im internationalen Vergleich’, in Friedrich Forstmeier and Hans-Erich Volkmann (eds.), Kriegswirtschaft und Rüstung 1939–1945 (Düsseldorf,1977), 40–41; Akira Hara, ‘Japan： guns before rice’, in Harrison (ed.), The Economics of World War II, 256–7; Mark Harrison, ‘The Soviet Union： the defeated victor’, in idem (ed.), The Economics of World War II, 275–6.

为如此大规模的战争提供资金而又要避免通胀失控，这是第一个挑战。大规模的经济动员必定会导致大规模的财政赤字，尽管赤字可以通过征税来缓解，其经济影响也可以被推到战后。政府的中长期贷款支付了美国约一半的战争费用，并将国家负债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在英国，各种贷款解决了约42%的战时开支，也将经常性年度赤字从1939年比较合理的4.9亿英镑提高到1943年的28亿英镑，国家债务增加了3倍；在德国，政府借款在战争几年间增长了11倍多，从300亿马克增长到3870亿马克，解决了约55%的战时开支；日本1945年的财政赤字也解决了同样的费用比例。只有中国像其他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做的那样选择了简单的直接印钱：1945年，赤字占到了国家支出的87%。 真金白银大多来自现有的银行和信用机构，这些资金别无选择，只能购买政府印制的纸币。苏联经济是个例外，其中央计划和定价政策旨在通过创造性的共产主义会计体系，使用现有的税收和关税资金来平衡账目。苏联政府在战争期间总收入为11170亿卢布，借款只有1000亿卢布，占比仅为8.9%。

Jonas Scherner, ‘The institutional architecture of financing German exploitation：principles, conflicts and results’, in Jonas Scherner and Eugene White (eds.),Paying for Hitler's War： The Consequences of Nazi Hegemony for Europe (Cambridge,2016), 62–3. Hein Klemann and Sergei Kudryashov, Occupied Economies： An Economic History of Nazi-Occupied Europe, 1939–1945 (London, 2012), 210–11; Broadberry and Howlett, ‘United Kingdom’, 52–3. 这些英镑债务包括欠印度的1.321亿英镑，这是最大的单笔欠债。 Karl Brandt, Otto Schiller and Franz Ahlgrimm (eds.), Management of Agriculture and Food in the German-Occupied and Other Areas of Fortress Europe, 2 vols.(Stanford, Calif., 1953), ii, 616–17; Srinath Raghavan, India's War： The Making of Modern South Asia (London, 2016), 342–7. Sidney Zabludoff, ‘Estimating Jewish wealth’, in Avi Beker (ed.), The Plunder of Jewish Property during the Holocaust (New York, 2001), 48–64; H. McQueen,‘The conversion of looted Jewish assets to run the German war machine’,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18 (2004), 29–30.

有些经济体能够简单地通过从占领区或帝国领地进口货物并暂停付款一段时间，从而支付把战争支出推迟到战后。在柏林，德国政府扣下了超过190亿马克的款项，这些钱用来从被占领国购入战争物资，本来应该支付给它们，但德国政府决定到战争胜利后才偿还。此外，德国还从欧洲占领区榨取了254亿马克作为借款去采购更多物资。 英国把英镑区价值34亿英镑的进口物资的付款冻结到了战后——这实际上是一种经济压迫。 英德两国都同样依赖帝国领地或占领区的实质性贡献：德国的战争机器从占领区榨取了710亿马克用于战时开支，英国则迫使印度自行支付参战费用，强迫印度政府让经济保持自身难以承受的高额年度赤字，并接受对印度民众的高额增税。 德国政府还能从被迫害的犹太人那里获得资金和物资。从犹太人那里掠夺来的黄金，以及从灭绝营里拔下的金牙，都被存进瑞士银行以便为关键物资进口提供资金。在德国，政府在立法限制犹太人拥有财富以及强制推行“雅利安化”政策之后，从犹太人手中夺走了估计价值70亿到80亿马克的财富，包括股票、贵金属和珠宝。在占领区，犹太人的所有东西都可以被抢夺，而且是国家直接动手。抢来的贵重物品都被存放在柏林德国财政部的战利品处，用以充实国家金库。

Lary, The Chinese People at War, 36, 157; Jingping Wu, ‘Revenue, finance and the command economy’, 49–50.

高额支出赤字带来了凯恩斯所谓的“通胀缺口”这一严重风险，这一缺口指的是经济体中货币数量和平民人口能够买得到的货物数量之间的差额。正是这种缺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导致了大幅通货膨胀，因此必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法予以解决。所有参战国都明白这个问题，除了中国外，各国都采取了十分相似的解决办法：加税，鼓励或要求高个人储蓄率，管制工资和物价，限制购买军队拿走所需部分后剩下的消费品。在中国，加税是个很难实现的选项。日军占领了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使得中国的关税收入下降了85%，盐税下降了65%，这二者都是政府资金的传统来源。战场上的危机使得中国很难借到钱，而减少开支则会让中国面临战败的风险。中国政府尽管也想要开征所得税、地产税和制造税等新税种，但最终还是不得不打开了印钞机，大规模增加流通体系中的货币数量，从而导致了超级通胀。1937年，中国发行的纸币总额为14亿元法币，1945年达到4623亿元。 在其他国家，为战争筹资和降低消费者购买力的措施都成功得多，民众也更愿意配合政府的要求。尽管如此，税收、借贷和储蓄的增加都是普通公民以非常直接和个人的方式参与战争行为的途径，这是为了国家利益而接受个人经济上的牺牲。这在分裂和饱经战乱的中国被证明是无法实现的选项。

Rockoff, America's Economic Way of War, 166–7; James Sparrow, Warfare State： World War II America and the Age of Big Government (Oxford, 2011), 123–5. Bruce Johnston, Japanese Food Management in World War II (Stanford, Calif.,1953), 167; Bernd Martin, ‘Japans Kriegswirtschaft 1941–1945’, in Forstmeier and Volkmann (eds.), Kriegswirtschaft und Rüstung, 280; Garon, ‘Luxury is the enemy’, 55.

加税作为应对战时开支的一种方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缓慢形成的，效果也各不相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税额急剧增长，通常都会贡献政府收入的1/4到一半。在美国，战争机器的发动导致整体收入的迅速增长，税收贡献了财政收入的49%，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美国人还不太适应的个人所得税。1939年，约93%的美国人从未缴纳过联邦所得税，但到1944年，有收入者中2/3缴了税，尽管在战时条件下为首次纳税的人建立一套复杂的财政体系也是困难重重。为了让为战争付出的牺牲看起来民主一些，罗斯福坚持要求设立超额利润税，这成了政府资金中仅次于所得税的第二大税源。 在日本，劳动人口缴纳的所得税也迅速增长，占个人收入的比例从1939年的6%增长到1944年的15%，但这还不足以满足开支的增长。和其他参战经济体不同，日本的战时开支中只有不到1/4来自税收。

‘National finances in 1944’, The Banker, 74 (1945), 66; Sidney Pollar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ritish Economy 1914–1967 (London, 1969), 308; R. Sayers,Financial Policy (London, 1956), 516. BAB, R7 xvi/8, Statistisches Reichsamt report, ‘Zur Frage der Erhöhung des Eikommens-und Vermögenssteuer’, 3 Feb. 1943; NARA, microfilm collection T178, Roll 15, frames 3671912–7, Reich Finance Ministry, ‘StatistischeÜbersichten zu den Reichshaushaltsrechnungen 1938 bis 1943’, Nov. 1944.

英国和德国征收所得税的传统更加悠久，两国政府都在战争期间大幅提高了所得税率，同时还增加了间接税。关于公民应该公平分担经济代价的想法导致了对高收入者的高所得税率。在英国，税后年收入超过4000英镑者从1939年的1.9万人下降到3年后的仅1250人。所得税总税额也随之激增，从1939/1940财年的4.6亿英镑增加到1944/1945财年的13亿英镑。 德国从1939年开始对个人收入征收临时附加税，对工业也征收了超额利润税，这两项税收直接导致德国的税收收入从1938年的81亿马克增加到1943年的220亿马克。德国的所得税也指向了有钱人。对年收入1500—3000马克的人群（大部分是半熟练和熟练工人）所征的税增加了1/5，而对那些一年能挣3000—5000马克的人所征的税增加了55%。在战争的最初几年间，德国一半的军事开支是由税收来支付的，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征税不足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尽管政府也十分担心德国民众能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这么高的税负而不起来造反。

Pollard, Development of the British Economy, 328; H. Durant and J. Goldmann,‘The distribution of working-class savings’, in University of Oxford Institute of Statistics, Studies in War Economics (Oxford, 1947), 111–23. BAB, R7 xvi/22, memorandum ‘Die Grenzen der Staatsverschuldung’, 1942, p.4; R28/98, German Reichsbank, ‘Die deutsche Finanz-und Wirtschaftspolitik im Kriege’, 8 June 1943, pp. 11–12. On ‘noiseless finance’ see Willi Boelcke,Die Kosten von Hitlers Krieg (Paderborn, 1985), 103–4. Wolfgang Werner, ‘Bleib übrig’： Deutsche Arbeiter in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Kriegswirtschaft (Düsseldorf, 1983), 220–21.

储蓄方面也受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遗产的妨碍，当时爱国运动发起了认购战争债券的活动，但这些债券的价值在通货膨胀中迅速贬值，在德国更是由于战后的货币崩溃而变得一钱不值。英国和德国都没怎么指望重启这种吵吵闹闹的集资模式。英国公众可以买到国防债券和国库券，但个人储蓄的大部分增额被投入了邮政储蓄、储蓄银行或互助会账户的小额存款中，政府在动用这些资金时既不用说服，也不用强压。 德国也采用了这种其财政部长称之为“无声金融”的体系。大众宣传鼓励储蓄，商店里也没什么东西可买，于是小投资者把他们的资金存入了储蓄银行或邮政储蓄账户，其存款金额从1939年的26亿马克增加到1941年的145亿马克。邮政储蓄存折的数量也从150万增加到830万。 这些存款随后就被政府拿走用于战争开支，储蓄者也成了战争机器的不自觉参与者。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德国公众对战争借款并不信任，1941年下半年政府试图引入一套自愿的“铁罐储蓄”模式，即把个人收入扣除一部分，放入特别冻结账户等到战后再用，这时，这种不信任便显现了出来。当其他所有类型的个人储蓄在战争年代涨了4倍时，这一模式却增长十分缓慢。 在英德两国，储蓄者都希望用增加的收入作为战后的储备金，那时候的经济状况预期会更加糟糕。这种储蓄的暴涨表明，普通民众，而不仅仅是资本家，也希望在战争中挣钱，而不是为了国家利益而接受金融风险。

Kristy Ironside, ‘Rubles for victory： the social dynamics of state fundraising on the Soviet home front’, Kritika, 15 (2014), 801–20.

在受第一次世界大战遗产影响较少的日本和苏联，国家对购买政府债券的爱国行为和为战争增加个人储蓄的行为的依赖要大得多。两个国家都没有完全把储蓄视为自愿行为。自从20世纪20年代起，鼓励购买债券以支援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做法就成了这两个国家的国家政策，这有助于形成崇尚节约的社会文化。在苏联，购买债券是被农场和工厂当作集体活动来组织的，因此任何拒绝服从的人都会成为众矢之的。储蓄工作是由各地的国家信贷和储蓄贡献委员会（Komsody）监管的。他们鼓励人们组成小组来承担指派的储蓄金额，随后，工人或农民再在他们之间分摊。由于民众有可能拒绝服从，债券销售常常达不到指定金额。于是一种新型的“抽奖”债券应运而生，它会向那些甚至连基础消费品都缺乏的人提供毛皮衣服、珠宝、手表和高档餐具作为奖励，尽管时常有中奖者抱怨说从来没见过承诺的奖品。

Garon, ‘Luxury is the enemy’, 42–6, 56–7. Martin, ‘Japans Kriegswirtschaft’, 280; Takafusa Nakamura and Konosuke Odaka (eds.), Economic History of Japan 1914–1945： A Dual Structure (Oxford,1999), 82. Yamashita, Daily Life in Wartime Japan, 30–32. Garon, ‘Luxury is the enemy’, 61.

在日本，鼓励储蓄和购买债券的群众运动同样伴随着利用集体储蓄来减少抗命的社会策略。在政府的压力下，日本全国各地都建立了储蓄社团，和苏联一样，这些小集体要承担指定的储蓄金额，并确保所有人员参与其中。1944年，日本6.55万个这样的社团共有5900万成员。同年，民众可支配收入中用于储蓄的比例达到了惊人的39.5%。除了1941年之外，这个国家每年都能超额完成储蓄目标。 工人们的储蓄总额被根据需要分配下来，然后像扣税一样直接从工资里扣除。 除了个人储蓄，国家债券也盯上了每个社区组织，并为其指定了购买金额。街坊们会坐在一起商定分配比例，而且每个人都准确知道其他家庭承诺的购买金额。不执行意味着在大家面前丢脸，还会面临更严重的被歧视的风险，包括失去口粮配给。 储蓄首先而且首要被视为爱国义务，但是1944年国家组织的关于储蓄目的的调研发现，57%的受访者选择“不时之需”作为储蓄目的，38%则是将其作为给孩子的备用金。

Sparrow, Warfare State, 127–9. Sparrow, Warfare State, 129, 134–46; Theodore Wilson, ‘The United States： Leviathan’, in Warren Kimball, David Reynolds and Alexander Chubarian (eds.), Allies at War： The Soviet, American, and British Experience 1939–1945 (New York, 1994), 182.

美国集资策略的核心是债券销售。美国的债券工作不像日本或苏联那般具有强制性，但征募的压力仍然无处不在，无穷无尽，结果便是为战争开支拉来了惊人的400亿美元资金。和日本一样，美国也有自愿从工资中扣除债券金额的模式，而且约一半的债券销售不是直接销售。其余部分是小额销售——通常不超过100美元——这意味着到战争结束时，有惊人的9.97亿美元债券是在市场上卖出去的。债券销售是作为商业项目实施的。正如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所言，其目的在于“用债券来兜售战争，而不是反过来”。 现代广告技术都被用了起来，电影明星也加入进来——包括那个唱《买一只债券》的宾·克罗斯比——600万志愿销售人员走进了家庭、工厂和俱乐部。和日本的社区组织一样，买债券在许多情况下其实也只是半自愿的。这里的民意调查也发现，爱国主义只是人们购买债券的一部分原因，而多达2/3的受访者只是想要帮助采购远在海外的丈夫和儿子在前线所需的装备。美国组织了8次国家债券活动，把远离战场的民众和战场及在战场上战斗的人联结到了一起。

BAB, RD-51/21–3, Deutsche Reichsbank, ‘Deutsche Wirtschaftszahlen’, Mar. 1944, p. 2. Johnston, Japanese Food Management, 170–73. Richard Rice, ‘Japanese labor in World War II’,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 Class History, 38 (1990), 38–9; Benjamin Uchiyama, ‘The munitions worker as trickster in wartime Japa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6 (2017), 658–60,666–7. Howard, Workers at War, 138–9.

进一步弥合通胀缺口的措施来自控制物价、薪酬和消费品产量的组合拳，此举由于消费者可购买物品的严重短缺而变得必要。控制物价和控制薪酬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失控的涨价将会让薪酬的实际价值缩水，引发工人抗议，就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样。德国参战时，其政府为了应对战前的高额军事开支对物价和薪酬的控制已经执行了数年。1936年获任的物价专员拥有广泛的权力，能够在民众消费的所有领域强制要求价格稳定，并在战争过程中将生活成本指数的增幅控制在10%以下，而平均周薪的增长在工作时间延长的情况下也刚刚超过10%。 尽管许多商品质量下降，长时间的工作也让工人们付出了更多，但避免通货膨胀的努力还是让德国的经济体系成了稳定的典范，尤其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巨幅通胀相比。日本在对美开战时也已经有了在侵华战争中形成的物价和薪酬控制制度。从1937年起，日本粮食和纺织品的价格就受到了控制，从1939年4月起薪酬也开始受控。然而，物价水平还是不受管控地一路飙升，因为军队和消费者都在同一个产出盘子里争夺。作为回应，日本政府于1939年9月发布了一项全面的物价冻结法令，覆盖范围不仅包括大部分消费品，还包括租金、专业服务费、运输费用和薪酬，所有这些都与法令强制生效当天的水平挂钩。到1943年，日本各主要部委和地方当局共提出了惊人的78.5万条价格控制项目。这套新体系将价格指数稳定到了1943年。但是，最基本商品的普遍短缺，再加上无处不在的黑市，加剧了战争最后几个月里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这被证明是1943年11月成立的中央价格控制委员会所无法遏制的。 尽管薪酬在企业对稀有劳动力资源的非法争夺中快速增长，但1944年的实际薪资水平还是比战前下降了1/3，第二年则只剩下一半。 在通货膨胀彻底失控的中国，1945年实际平均薪酬比战前下降了几乎2/3，让许多工人的生活水平跌到了生存线以下。

Ina Zweiniger-Bargielowska, Austerity in Britain： Rationing, Controls and Consumption 1939–1945 (Oxford, 2000), 46–7.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 Volume XXII (Cambridge, 2012),223, ‘Notes on the Budget’, 28 Sept. 1940.

对英国和美国而言，战争迫使它们放弃了物价和薪酬领域的自由市场原则。在这两个国家，国家管控的实施必须考虑工商业利益和劳工组织。在战争头一年，由于缺乏对总体物价和薪酬范围的有效控制，危险的物价飞涨的初期征兆出现了。到1940年底，英国的生活成本指数几乎比一年前高了1/3，这导致人们要求通过加薪获得补偿，并招致了凯恩斯和其他经济学家预言过的那种危机。尽管工会有意接受限薪和7月成立的新的国家仲裁法庭的判决，但在1940年还是有82.1万名工人罢工，这是战争年份的高峰。如英国劳工部所言，政府的优先关注点在于找到办法确保“大部分工人能够满意”，在战争的几年间，英国的薪酬增长率超过了生活成本。由于超时工作带来的超时工资和奖励，平均周薪几乎增长了40%，而平民家庭的生活成本则增长了1/3。价格管控是一点点实施起来的：1940年8月，政府批准了粮食补贴以保障所有基本粮品的价格稳定；在1941年的预算中，租金和燃油价格都得到了控制；民用市场的生产商被鼓励集中生产和合理化生产以降低成本。1941年7月，英国政府最终采纳了《商品和服务（控价）法案》，赋予国家控制最高价格和最高利润的广泛权力。 任何一次管控决定都考虑到了工商界和劳工界，以避免让人觉得国家控制是随心所欲的。总的来说，如凯恩斯所言，通胀威胁被用一种“满足了公众正义感”的方式解决了。

Rockoff, America's Economic Way of War, 174–8; Wilson, ‘The United States’,178–80.

在美国，无论是工商界还是广大公众，对国家权力干预经济的不信任比在欧洲更为根深蒂固，正如20世纪30年代围绕对抗大萧条的“新政”而出现的冲突所证明的那样。尽管如此，在军队拿走了原本属于民间消费者的一半物资的背景下，罗斯福政府也别无选择，只能想办法控制物价和薪酬。1939年以来美国重整军备已经推高了价格，但政府最初的反应只是鼓励工商界通过自愿约束来控制涨价。1941年，军事开支的加速增长打破了所有可能有效的约束。政府尽管坚持要求对战略物资（钢材、橡胶、石油）进行价格管控，但还是能看到消费价格指数在一年内暴涨了12%，大宗商品价格增长了17%。参战后，政府意识到要抓紧采取行动了。1942年4月，价格管理处推出了面向所有物品的总体最高限价规则。这一规则很快被昵称为“总高”（General Max），它迫使所有公司将价格固定在指定日期的数值上，但既然工商业还可以进行价格计算，那么资本家们还是会有足够的发挥空间。于是通货膨胀持续到了1942年，这导致了劳工阶层的一轮骚动，因为工会已经同意限制薪资并不组织罢工。1943年4月，罗斯福最终迫使工商界和工会接受在战时冻结所有物价和薪资，并将这项工作交由新成立的经济稳定处加以强化执行。罗斯福所说的“守住底线”效果良好，这部分是由于价格管控官员们现在可以依赖6000个地方性配给委员会来报告违规行为，这些违规行为通常都会受到惩罚。联邦当局放弃了自由市场定价的做法，转而直接决定食品价格。在战争的最后三年里，消费价格指数的年增幅只有1.4%，比其他所有参战国的增长率都要低。

Zweiniger-Bargielowska, Austerity in Britain, 54. Hugh Rockof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ploughshares to swords’, in Harrison(ed.), The Economics of World War II, 90–91.

这些经济策略的目标是服务民众，正是他们不得不承担着军事消耗越来越高、各种民用物品飞速减少的负担。只有在经济资源丰富的美国和加拿大，大炮和黄油双双大幅增长才有可能实现。在1939年到1944年，美国的食品消费增长了8%，但鞋帽服装消费增长了23%，家用品（不含耐用消费品）消费增长了26%，烟草和酒精消费增长了33%。与之相比，英国的食品购买量下降了11%，鞋帽服装购买量下降了34%，家居用品购买量下降过半。 尽管对于美国个人消费增幅的各种估算数字彼此矛盾，但它们都显示出战争期间比1939年有显著增长，而1939年本身则已是大萧条后20世纪30年代的高峰。官方数字显示，美国人的实际人均支出（剔除海外作战的军人和涨价因素）在1939年是512美元，1945年则达到660美元。 这些数字如此惊人，是因为主要耐用商品，尤其是机动车辆的产量在战时几乎降为零。这样，美国人只要不买战争债券，就会把更多的钱花在衣服、鞋子、饮料和烟草上。

Zweiniger-Bargielowska, Austerity in Britain, 53–4.

在所有其他主要参战国，个人消费都被大幅削减以便将资源转投入军事领域。和加税、发行战争债券等措施一样，降低消费也被视为战争动员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民众总的来说似乎也对此欣然接受。限制物质消费而非吸收多余收入，可以有多种方法来实现：对消费品尤其是食品和服装实施配给制；关闭非关键性的民用品生产或者将其转为军工生产；通过掺假或标准化来降低民用品质量；减少消费品制造业的原材料和劳动力供应。在英国和德国，家居用品都是用标准的廉价设计来生产的，比如英国市场上的“实用”产品，以及德国市场上的“标准品”。这样就减少了可供选择的种类，但能维持最低限度的供给。英国的消费者支出总额从1938年的指数100跌到1944年的86，非食品类别消费的降幅更快：服装从100跌到61，家居用品从100跌到73，尤其家具，则从100跌到25。

Richard Overy, War and Economy in the Third Reich (Oxford, 1994), 278–85.‘Spartan throughout’ from Lothrop Stoddard, Into the Darkness： Nazi Germany Today (London, 1941), 80.

有一个观点至今仍广为流传，说德国民众在战争最后阶段之前始终没有在经济上受到战争影响，但事实恰恰相反，从战争一开始，德国民间消费的下降就比英国更加广泛而全面。从1939年秋开始，所有商品要么被配给供应，要么被限制或禁止生产。人均消费支出在战前就已经下滑，在战争最初几年更是迅速下降。若将1938年的指数定为100，剔除价格因素后的消费指数在1941年跌至82，最终在1944年崩塌至70；若将“大德意志”较贫穷的被吞并地区包括在内，则这两个数字就会分别变为74.4和67。希特勒政府决心要避免任何社会危机的威胁，德国1918年的战败正是由于这样的危机，但希特勒政府转而为民众定义了一种“最低生存线”。虽然遭到了盟军的猛烈轰炸，但德国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还是严格执行了这一最低标准，尽管这并不包括任何被视为非必要的食品或家居用品。1941年，一名美国记者观察到，德国的生活“完全是斯巴达式的”，但可以承受。 和英国一样，民众也被希望对旧的衣服、鞋子和家具加以“修补和再利用”。1943年和1944年德国城市受到猛烈轰炸，迫使德国重启消费品生产以应对家居用品的损失，但许多被炸毁的东西要靠从被驱逐和杀害的犹太人那里抢来的家具、服装和鞋子来弥补，这些掠夺来的物品堆满了仓库。

Garon, ‘Luxury is the enemy’, 41–2. Akira Hara, ‘Wartime controls’, in Nakamura and Odaka (eds.), Economic History of Japan, 271–2, 282; Martin, ‘Japans Kriegswirtschaft’, 279. Harrison, ‘The Soviet Union’, 277–9, 290–91.

对日本和苏联的战时消费者来说，情况则完全不同。这两个国家的生活标准原本就比较低，总体战的需求还吃掉了民众所需的很大一部分资源。在日本，民生供应的优先级很低，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就在持续下降。政府宣传一直强调要过朴素节约的生活。1940年，新的消费品生产管制规则出台后，“以奢为敌”就成了日本战时文化中的常用说法。 除了粮食供应之外，其他民用品的生产厂家要么被关闭，要么把资源投向军工生产。1943年4月制订的一份每日需求计划关注了粮食、家用燃料和纺织品，但同年纺织工业已经完全转向了军工生产。政府原本的目标是把民用消费降低1/3，但随着战局急转直下，政府越发坚持军事要绝对优先，消费品的生产也随之锐减。1944年，消费品生产降至战前水平的一半，到战争结束时更是只剩下约1/5。 在苏联，民用品供应同样要为军事工业让路，降到了战前水平的约1/3。按固定价格计算的零售贸易额从1940年的4060亿卢布降至1943年战时的1470亿卢布。据估算，到1943年，苏联平均家庭消费额较战前数字下跌了约60%，而这一战前数字按欧洲标准来说原本已经很低。大部分消费者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政府决定允许价格水平差异化。配给食品和战争物资的价格是受控的，但所有其他商品都要承受需求的压力，并处于快速通货膨胀之中。薪酬却跟不上这个节奏，导致大部分苏联消费者的处境比官方数字显示的更加糟糕。 所有关于苏联战时生活的描述都凸显了普通民众的极度贫困，但和20年前压垮了沙皇俄国的大后方危机不同，苏联还有刚刚够用的粮食和燃料来阻止社会崩溃。

C. B. Behrens, Merchant Shipping and the Demands of War (London, 1955), 198. Rockoff, ‘The United States’, 93. Rockoff, America's Economic Way of War, 179; Wilson, ‘The United States’, 179. Mark Harrison, Soviet Planning in War and Peace, 1938–1945 (Cambridge, 1985),258–9; William Moskoff, The Bread of Afliction： The Food Supply in the USSR during World War II (Cambridge, 1990), 121–2.

最重要的是，日本和苏联的例子显示了粮食作为维持民众正常工作和战争意愿的关键因素的重要性。所有国家的政府都会认同丘吉尔的要求：“任何事都不能妨碍维持本国人民的耐力和决心所必需的物品的供应。” 对农业产量的控制和粮食贸易的持续进行是战争动员在更大范围内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只有粮食有富余的美国和英国自治领才能做到在高军事需求、粮食大量出口的情况下让喂饱人民这一问题不那么急迫，但即便是这些地区也不得不采取限量配给措施并控制粮食供应。美国的大部分人在战争期间吃的和战前差不多，如果没有变得更好的话。他们的日均卡路里摄入量较20世纪30年代的水平还提高了：1938年人均3260卡路里，到1943年达到战时高峰的3360卡路里。 尽管肉类、咖啡、糖和奶制品最后还是实行了配给制，但配给量也和通常标准相差无几。美国的年人均肉类消耗量从143磅（约65千克）增长到1944年的154磅（约70千克），从而将美国人饮食中的蛋白质含量推高到创纪录的水平，而且官方数据还低估了被称为“宽松肉”的黑市肉类消耗量，这些肉类都是从国家控制系统外的农场和屠宰场流出来的。 对盟国的战争机器而言，更重要的是美国愿意通过《租借法案》无偿提供大量粮食和饲料；对苏联的战争机器而言，这440万吨粮食并不能完全解决粮食问题，但对于饥饿的苏联士兵和民众而言，这却为他们的生存提供了重要保障。

Gustavo Corni and Horst Gies, Brot. Butter. Kanonen. Die Ernährungswirtschaft in Deutschland unter der Diktatur Hitlers (Berlin, 1997), 478–9; Zweiniger Bargielowska, Austerity in Britain, 37. Moskoff, Bread of Afliction, 2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