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4

在粮食不足的地方，包括在1941—1942年失去了3/5耕地和2/3粮食供应的苏联，各国政府都在努力维持民众（尤其是工人和矿工）适当的热量摄入量，而且通过实施配给制来确保对越来越少的粮食做出公平分配。配给量从来都不是人人相同的——德国矿工和钢铁工人每天能获得4200卡路里的热量，“普通”消费者只有2400卡路里——随着战争的发展，苏联、日本和德国被证明就连保证配给供应都有困难，但只有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日本的粮食供应才彻底中断。军队拿走自己的份额后，再想要维持战前的粮食供应标准就是不可能的了。各国政府都选择增产高热量粮食，而非蛋白质、脂肪和新鲜果蔬，这意味着对大部分城市消费者来说，他们的饮食单调乏味，维生素含量越来越少。这种饮食虽然能让人活下去，但时间长了就会损害健康。欧洲北部的关键主食是土豆，意大利是小麦，日本和中国则是稻米。土豆易于种植，即便在贫瘠的土地上也可以生长，而且营养丰富。在英国，土豆产量在1940—1944年增长了50%多；在德国，土豆消费量比战前水平增加了90%。 苏联1944年的土豆产量比战前提高了134%，因为对许多苏联人来说，即使是那些在集体农场工作的人，这是仅有的营养来源。1942年4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哈伊尔·加里宁甚至为土豆发出了全国呼吁：“你如果想要加入战胜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战争中来，就必须种植尽可能多的土豆。”

Alberto De Bernardi, ‘Alimentazione di guerra’, in Luca Alessandrini and Matteo Pasetti (eds.), 1943： Guerra e società (Rome, 2015), 129–30; Vera Zamagni,‘Italy： how to lose the war and win the peace’, in Harrison (ed.), The Economics of World War II, 191. Takafusa Nakamura, ‘The age of turbulence： 1937–54’, in Nakamura and Odaka (eds.), Economic History of Japan, 71–3; Johnston, Japanese Food Management, 161–4; Yamashita, Daily Life in Wartime Japan, 38–9.

其他主食则被证明更难保障。在以玉米和小麦为饮食主要成分的意大利，农业产量相较战前水平不断下降，而出口粮食以获得战争机器所需的石油和原材料令粮食供应雪上加霜。到1943年，粮食净产量下降了1/4，使得配给口粮的热量降到了微不足道的990卡路里，尽管大部分粮食是在供给制体系之外生产和消费的，当然这样的话价格就会飞涨了。 稻米被证明是最难供应的农产品，吃稻米的不仅有日本人，还包括被战火波及的亚洲其他地方的人。从1941年4月起，日本的城市消费者每天的配给额是330克米——可提供基础的1158卡路里热量，此外还有少量其他食品配给加以补充。1944—1945年，来自帝国领地的大米供应因美军的海上封锁而崩溃，使得粮食消费量较战前水平下降了几乎1/4，此时，城市消费者每日摄入的热量已经下降到了1600—1900卡路里，而这不足以维持长时间的工作。

Corni and Gies, Brot. Butter. Kanonen, 424–38; Freda Wunderlich, Farm Labor in Germany 1810–1945 (Princeton, NJ, 1961), 297–9. Alec Nove, ‘The peasantry in World War II’, in Susan Linz (ed.), The Impact of World War II on the Soviet Union (Totowa, NJ, 1985), 79–84. Broadberry and Howlett, ‘The United Kingdom’, 59, 61–3.

粮食匮乏地区的农业生产面临着许多共同的问题。男性劳动力被大批征入军队；农业机械和器具用坏了常常得不到替换；化肥要和炸药争夺同样的配料；役畜和拖拉机也被军队征走了。在德国，人造肥料的供应量在战争年月里下降了一半，分配给农具的铁的配额在1941—1944年从72.8万吨跌到33.1万吨，战争头几年的动员就征召走了约45%的男性劳动力，把许多农田丢给女人去打理。到1945年，德国本地农业劳动力的65%是女性，还有大批外国劳工和战俘来帮忙。 在苏联，农业机械从集体农场中消失了，肥料的生产优先级很低，男性劳动力也只剩下了一小部分。到1944年，4/5的农村劳动力是女性。一组组女性用绳子将彼此拴在一起，拖动本应由牲口来拖曳的犁。 只有英国例外。战前，英国70%的粮食供应依赖海外进口。现在，船运能力的紧张和德军的潜艇战迫使英国政府采取了迅速提高国内农业产量的计划，此举意味着要投资农业机械、器具和肥料以协助转变。于是，拖拉机产量增加了48%，脱粒机产量增加了121%，土豆削皮机产量增加了381%；役畜基本上没有被征用，因为英国陆军几乎完全实现了机械化。英国国内的粮食产量从1939年的420万吨增长到1944年的740万吨，这有效填补了进口粮食的缺口，令英国在整个战争中都不必对面包实行配给供应。 早在战前就已启动的农业现代化和增加营养政策，足以保障英国人比其他任何粮食匮乏地区的消费者都要吃得更好。

Johnston, Japanese Food Management, 116–18. 关于英国和美国的情况，见Lzzie Collingham, The Taste of War： World War Two and the Battle for Food (London, 2011), 390, 418；关于日本的情况，见Yamashita, Daily Life in Wartime Japan, 55。 Moskoff, Bread of Afliction, 108–9, 175.

既然粮食供应如此关键，那么总有办法来补充配给量并增加国内民众的每日热量供给——有些合法，有些则未必。对主食的需求导致了牧场的缩小和耕地面积的增加。其结果令人惊讶。英国农产品的热值从战前最后几年到1944年几乎翻了一番。在日本，政府坚持推广高热量作物，其他50种不同的农作物，包括水果、花卉和茶叶则受到限制或禁止。 扩大耕地面积也是有可能的，只要简单地通过鼓励民众，尤其是城市民众自行种植作物就行。在美国，到处都在鼓励开辟“胜利菜园”，有2000万个这样的菜园被播种（1943年这样的菜园里的番茄产量创了纪录），英国民众则被劝说把草坪和小块土地全部种上蔬菜和水果。1943年，英国有150万处小块菜地，为单调的伙食提供了重要的时令果蔬。在日本，铁路线旁边和学校操场上都种上了庄稼。 这种小块耕地被证明是苏联工人的救星。1942年4月，克里姆林宫发布一条法令，允许城市工人自行开垦耕地，到1944年已有1650万块这样的小块耕地，可以生产蔬菜、水果甚至是肉类。由60万名武装志愿者组成的小型军队充当了守卫，以防止饥民前来偷盗。

Collingham, Taste of War, 388–9; De Bernardi, ‘Alimentazione di guerra’, 131;William D. Bayles, Postmarked Berlin (London, 1942), 18–20, 24; Johnston,Japanese Food Management, 202.

如果缺口补不上，那还有掺假和代用品两个选项。1942年，英国的白面包变成了浅褐色，当时磨坊主被命令从谷物中提取更多的残渣；日本的白米也变成了褐色的，原因相同。在日本，农业部下属的替代食品处用干橡子、藤蔓、桑叶和面粉混合开发“粉状餐食”的努力基本失败。但在德国，从纺织品到咖啡的各种代用品大行其道，尽管不怎么受欢迎。茶叶是用野生植物和浆果做的，咖啡则主要来自大麦。柏林人很快为这些产品起了不好听的绰号：咖啡被称作“黑鬼麦”，自己不得不喝的掺了假的奶粉则被称作“死人汁”。1941年，一本题为《不要浪费》的小册子在意大利流传开来，教公众烹饪用面包屑做的“仿制鱼”和“仿制肉”、不含糖和鸡蛋的“自足”甜点，以及不含咖啡的咖啡。

Owen Griffiths, ‘Need, greed, and protest： Japan's black market 1938–1949’,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35 (2002), 827–30. Van de Ven, 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285–6.

如果这都不行，还有黑市向人们招手。实际上处于受控食品和配给制之外的市场更多是灰色的，而非黑色。在苏联，政府乐于见到从小块自留地上生长出来的食物在不受价格管控的情况下被卖出去。非配给食物的价格涨了10倍多，大部分城市工人是买不起的。意大利和日本都与苏联一样有大量乡村人口，当局也乐于对下乡买粮食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饥饿的市民们会拿出所拥有的一切来换取额外的粮食。在日本，孩子常常被送到农村，这不仅是因为小孩更容易引起农夫的同情，也是因为即便他们干了其他什么坏事，警察也不太会惩罚他们。日本的黑市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随着粮食不足而出现。1938年，日本组建了“经济警察”以控制人口逃离和操控价格，在组建的头15个月里，他们抓捕了200万人。如果城市家庭想要活下去，那么非法交易就要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最后警察的约束和控制也都没什么用了。 在中国，军统的秘密警察也负责追查囤积居奇、走私，以及在中国政府、地方军阀和日本占领军之间的三不管地带存在的黑市。在这里，数以百万计的罚金也同样没能控制住非法交易。

Corni and Gies, Brot. Butter. Kanonen, 414–15. Zweiniger-Bargielowska, Austerity in Britain, 54.

在那些配给体系运转得更有效、管控组织得更好的社会里，非法交易被视为犯罪，并得到了相应的处理。德国早在1939年9月4日就颁布了一项反经济犯罪的法令，将任何规避粮食供给管控和配给制度的行为都囊括其中。最高的处罚可以是死刑，有几起影响重大的案例被视为对人民的背叛，罪犯被处决。 但这里仍然存在灰色地带，好友之间或者和可靠的店主间可以有一些小违规，即便风险仍然很高。在配给制仅覆盖小部分食品种类的英国，问题则是要控制地方零售商的自行提价行为——这可能会引发通货膨胀。在适当的监督体系建成之前，这被证明很难实现，但体系一旦建成，这方面的检举数量便急剧增长。在战争期间，食品部发起了不少于114488起针对非法交易和违反市场管控的起诉，但惩罚最多不过是罚款或短期监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个粮食供应更加丰富而且多样化的欧洲参战国里，食品违法事件却在整个战争期间不断增加。

Corni and Gies, Brot. Butter. Kanonen, 494–7; Johnston, Japanese Food Management,169–70.

各国官方都担心粮食供应不力会妨碍动员民众参战，但这种担心被证明并未成为现实，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的革命危机也没有重演。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能公平地拿到粮食。政界和商界精英能吃得更好，而且他们对此毫不避讳，正如任何参加过克里姆林宫宴会或者与温斯顿·丘吉尔共进过晚餐的人看到的那样。德国的纳粹党党魁可以进到存放着烟草、咖啡和山珍海味的秘密仓库里去。在东京，高档餐厅仍旧可以在普罗大众面黄肌瘦时继续为日本的富人服务。城镇和乡村的反差也很大，只有苏联例外，那里的集体农场只允许保留一小部分庄稼收成，多余的粮食都会被征走。各国还采取措施控制农村“自给者”（德国人的说法）保留的农产品数量，它们建立了一套复杂的规则，为每个人规定了面包、肉类、黄油、鸡蛋和牛奶的配额。在日本，大米市场是政府控制的，每个农家都有固定的配额，以限制种植人口吃掉的农产品的数量。 尽管如此，绕过这些管控的办法总是有的。那些为了躲避轰炸而逃到乡下的德国人和日本人发现了各种各样数量充足的在城市久未见过的食品，农民们也不介意冒着严重的违法风险去私自屠宰牲畜和私藏粮食。

De Bernardi, ‘Alimentazione di guerra’, 131 (based on research by the demographer Luzzatto Fegiz in post-war Trieste). Wendy Goldman, ‘The hidden world of Soviet wartime food provisioning：hunger, inequality, and corruption’, in Hartmut Berghoff, Jan Logemann and Felix Römer (eds.), The Consumer on the Home Front： Second World War Civilian Consump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xford, 2017), 57–65.

在最为脆弱的国家，城市消费者始终只能靠极其匮乏的食物为生。意大利的战后统计显示，在1942—1943年，该国700万—1300万城市居民的粮食供应“低于最低生理需求”；在战争中期，苏联和日本的口粮供应也不足以维持正常的身体状态。 苏联和日本都基本控制住了饥荒，只有日本出现过一些苗头，但在这两个国家里，工人吃着这样的伙食去干活，意味着他们会一直饿肚子，其健康也会受到损害。虽然名义上人人都有配给定额，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能真的拿到手。有时候，官员们还会偷偷拿走分配给饥饿的工人们的粮食自己吃。 不工作的苏联公民完全没有配额，战争期间不知道有多少人死于饥饿。很难说清楚工人们是怎样靠着这点又少又差的饮食，常常在寒冷而恶劣的环境下每天工作10—14个小时的。这两个国家都有工人因营养不良和工作过度而死在自己操作的机器旁，这是在严厉管控的国家中为保障集体利益而施加严重社会压力的结果。

Johnston, Japanese Food Management, 136; Yamashita, Daily Life in Wartime Japan, 37. Jeremy Yellen, ‘The specter of revolution： reconsidering Japan's decision to surrender’,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35 (2013), 213–17.

随着从德军手中夺回失地，苏联工人的境况有所改善。但1945年时日本的城市人口则面临着饥荒。日本从帝国领地运回的大米从1941—1942年的230万吨下降到1944—1945年的区区23.6万吨，本土的产量也在战争最后一年从1000万吨跌到580万吨。 物资进口遭到美军潜艇和空中封锁的沉重打击，这些打击在1945年摧毁了日本商船队的4/5；轰炸把800万难民赶到了农村，打乱了粮食收获和食品分发。夏季的人均消耗下降到每天1600卡路里，但这个平均值掩盖了巨大的差异。这一危机令日本的保守派精英担心食物短缺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甚至引发沙皇俄国发生过的那种共产主义革命。1945年6月，裕仁天皇的私人顾问木户幸一警告说，粮食危机很可能意味着“状况会变得无可挽救”。尽管常规空袭和原子弹轰炸导致了普遍的社会混乱，但革命危机并未成为现实，不过裕仁天皇于8月10日最终做出投降的决定至少有一部分是为了避免饥荒灾难的社会后果，而这样的灾难可能会在军事冲突结束前就从内部毁灭日本帝国。

Klemann and Kudryashov, Occupied Economies, 281–2. Mark Mazower, Inside Hitler's Greece： The Experience of Occupation 1941–1944(New Haven, Conn., 1993), 27–30. Violetta Hionidou, ‘Relief and politics in occupied Greece, 1941–4’,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48 (2013), 762–6.

在欧洲和亚洲，饥荒都是战时混乱的最终结果。尽管有时候天灾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最大的饥荒主要还是人为造成的。在被占领的希腊，德国军队觉得自己要靠山吃山，于是从1941年4月起他们就夺走了所有储备的粮食，还抢走了驮畜以运输这些粮食。德军的掠夺毫不留情，完全不考虑希腊城市人口的需要。希腊傀儡政府也试图组织配给制，但在130万小农的抵制下失败了，他们拒绝把粮食按规定价格售出，而是私藏起来卖到黑市上。 到1941年秋季，雅典-比雷埃夫斯主城区的粮食需求只有不到1/4能得到满足。面包只能不定期供应，且供应量从每人每天300克减少到100克；红十字会和其他慈善机构开设的施食处只能养活15万人，而挨饿的超过100万人。 9月，虽然饥荒临近，但德国占领军却拒绝施以援手，他们认为这是意大利的占领区，应当由意大利来负责。于是意大利运来了一些粮食，但不足以应对供应和运输方面的危机。从中立国进口粮食也为英国的海上封锁所阻。在雅典，1941—1942年冬季的死亡率达到先前的6倍，大部分虚弱的人因无法继续抵抗饥饿或疾病而死。1942年2月，英国政府在巨大的公众压力下同意放宽封锁，但直到6月，一个旨在组织分发送过封锁线的粮食的瑞典-瑞士救援委员会才得以成立，大批粮食直到秋季才被最终运来。8月，有88.3万雅典人从施食处领取食物，约占人口的80%。 在整个沦陷期间，粮食缺乏始终如影随形，但从1942年到1943年，饥荒还是逐渐缓解。据红十字会统计，在1941到1944年，至少有25万人直接或间接死于饥饿和营养不良。

Roy, India and World War II, 129–30; Sugato Bose, ‘Starvation among plenty：the making of famine in Bengal, Honan and Tonkin, 1942–45’, Modern Asian Studies, 24 (1990), 715–17. Yasmin Khan, The Raj at War： A People's History of India's Second World War(London, 2015), 208.

在亚洲，三场大饥荒夺去了估计超过700万人的生命。其中两场发生在仍处于盟军控制下的地区，即印度东北部的孟加拉邦和中国的河南省；第三场则发生在日占法属印度支那的北部湾地区。饥荒在一定程度上与气候有关——霜冻、暴风或干旱——但自然因素带来的粮食损失还不足以导致大规模饥荒。在这三场饥荒中，粮食匮乏都是战争导致的市场扭曲和分配不公的结果。孟加拉邦遭到了失去缅甸稻米供应的冲击，在1942年，小农场生产的稻米被投机商囤积居奇。米价也从1942年11月的1孟德（约合37千克）9卢比涨到次年5月的30卢比，超过了贫困的失地劳工和过早卖掉仓中稻米的农民的承受能力。印度政府的做法更令情势雪上加霜，他们买走了粮食以供应加尔各答的工人，并允许大米自由交易。当饥荒到来时，政府没能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而且那些原本可以将稻米从富余地区运过来的船只要么被停用，以免被日军夺走（6.65万艘船艇中的2/3），要么被用来打仗了。 其他邦的富余粮食没能被用来支援孟加拉。当局花了不少时间才承认出了问题：一位英国总督还指责了印度媒体描绘的死亡和濒死的画面，要求宣传部门反对“无益的恐怖故事”。直到1943年10月，政府才最终采取措施实行配给制并分发手中的稻米，此时已有估计270万—300万孟加拉人饿死。

Bose, ‘Starvation among plenty’, 718–21.

在中国中北部省份河南，从缅甸和越南进口的稻米减少使得1942年的歉收雪上加霜。大地主和投机商把粮食从贫穷的农民手中买走囤积起来，而耕牛和男性劳动力的流失又降低了当地的生产力。相邻省份不愿提供多余粮食，国民政府也没能采取什么有效救济。从1942年10月到1943年春，约有200万—300万人饿死，约占当地人口的1/3。中南半岛上发生的事情也基本相同，日军于1942年8月和当地维希法国当局签署协议，每年从当地征用100万吨最优质的大米。于是，殖民当局开始向数百万小农征收粮食，而米价上涨则刺激了富商去囤积稻米。于是，从1943年下半年到1945年夏，越南东京地区的民众一直面临着饥荒或半饥荒的状态，1/5的人死亡。 在上述三场大饥荒中，粮食缺乏都是由军队对粮食的占用、中间商的贪婪和当局的不称职或冷漠等人为因素造成的。

男工女工加油干

Sparrow, Warfare State, 161–2; Martin Kragh, ‘Soviet labour law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War in History, 18 (2011), 535; Werner, ‘Bleib übrig’, 178.

除了财政和粮食，总体战的大规模动员还意味着对健全平民劳动力的大规模动员。这一现象正是战前对“总体战”定义的核心：所有人力资源都要服务于唯一的目标，即夺取胜利。这是个非凡的论断，同样根植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胜败的反思，它不仅仅是一个漂亮的新词。所有参战国政府都想要以同样的目标动员起所有的劳动人口，当劳动力资源被证明不够用时（几乎到处都是如此），他们就会想办法在可工作人口边缘动员新的劳动力资源。工人们是在不同于军队的另一条战线上战斗，但对他们的定义与军队相近。美国的宣传机构呼吁工人们将自己视为与海外大兵们并肩作战的“生产战士”。苏联的劳动法真的把工人定义为军人。1941年12月26日的法令将旷工者定义为“逃兵”，最高能判8年劳改。尽管德国工人没有被正式军事化，但盖世太保组织的条件艰苦的“劳教营”却提醒着人们，“战争中每个人都必须贡献出最大的劳动力”，否则后果自负。

参战国及其各个部门别无选择，只能组织起对劳动力的动员和分配。劳动力战略被认为是如此重要，以至于负责劳动力分配的机构实际上享有绝对的权力。这些部门在大多数情况下与掌控战争经济的其他架构相互独立，因此劳动力分配和生产计划的结合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有些情况下，负责劳动力分配的机构本身就是分裂的。在美国，国家战争劳动委员会不得不与战时人力委员会协调政策（这是美国在战争中成立的多得惊人的112个新部门中的2个）。在德国，劳动部不得不与纳粹党党魁操控的两个部门相互竞争，这两个部门是罗伯特·雷（Robert Ley）下属的德国劳工阵线和弗里茨·绍克尔（Fritz Sauckel）下属的劳动力分配全权代表处，后者于1942年成立，以增加对外国劳动力的征用。在这两个案例中，统一劳动力计划的缺失削弱了生产最大化的动力。

TNA, LAB 8/106, memorandum by the minister of labour for the War Cabinet,‘Labour Supply Policy since May 1940’, 17 July 1941; Bullock, Life and Times of Ernest Bevin, ii, 55. Sparrow, Warfare State, 163; Klein, A Call to Arms, 626–88, 748–50.

在英国，劳动力政策更加集中。劳动力分配（很快改为征召）依据1939年4月的《国家劳动力征召法令》和三个月后发布的《人民动员法令》执行，两者为战争建立了全国范围的劳动力计划。在将工会领导人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任命为丘吉尔1940年内阁的劳工大臣之后，英国政府发布了《国家勤务法》，以将劳动力分配到需要的地方，并赋予贝文一定程度的执行权，他本人也对内阁同僚承认道：“这在这个国家是史无前例的。” 国家就业登记措施的引入让贝文获得了对整个人力结构的全局视角，简化了战争过程中劳动力资源的重新分配。这样的权力在美国是不可能存在的，那里抵触国家控制的传统十分强大。失望的罗斯福最后在1944年1月想要推动国会引入《国家勤务法》以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但遭到广泛抵触，法案最终未能通过4月的参议院投票。一名记者称赞说，这次投票决定了“这个国家不会陷入独裁”。尽管如此，美国还是制订了鼓励人们流向战时岗位的劳动力分配计划。美国战时人力委员会把不少于3500万工人分配到了不同的岗位上，但这些人都是自愿的，而非被征召过来的。

IWM, FD 3056/49, ‘Statistical Material on the German Manpower Position during the War Period 1939–1943’, FIAT report EF/LM/1, July 1945, table 7; G.Ince, ‘The mobilisation of manpower in Great Britain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14 (1946), 17–52;William Hancock and Margaret Gowing, British War Economy (London, 1949),453. Johnston, Japanese Food Management, 95, 99. 1944年，英国的失业人数仅有5.4万人，见Henry Parker, Manpower： A Study of Wartime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London, 1957), 481。

各个参战国就业结构的主要差异在于劳动力向农业集中的程度，这种集中程度在日本、意大利和苏联很高，在英国则非常低，那里的工业和服务业占用了大部分劳动力。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更高的经济体中，核心问题在于将工业劳动力从民用品生产转移到与战争相关的项目上，而非吸收工业之外的劳动力。在德国，直接为战争进行生产的工业劳动力从1939年的22%增加到1943年的61%，制造业工人占比则从28%增加到72%；在英国，重要性较低的工业领域失去了40%的劳动力，而1943年又有1/3的工业劳动力集中到了武器的直接生产中。 在有着庞大农业部门的国家，乡村劳动力会被征入工业生产，必要的话还要接受培训。战争期间，日本将190万农业人口征入军备部门当工人；1941年，苏联有近50万年轻人从农村走进劳动预备学校，在那里学习战争工业关键岗位所需的技巧；在意大利，工程技术人员的不足促成了战时培训计划，对象是乡村和手工业行业的人。 在美国，农场劳动力在1940—1945年减少了近100万人，而所谓的第一工业集群（囊括了大部分军备制造）的劳动力则从1940年的530万人增加到3年后的1100万人，它们吸收的不仅有农场工人，还有消费者和白领阶层。各经济体在可用的失业和半失业人力资源的规模方面差异也很大。德国甚至在战争爆发前的1939年就面临彻底的完全就业局面；苏联也说自己没有失业人口可用，这就是为什么年轻女孩子要在恶劣环境下每天工作10个小时。另一方面，英国在1940年夏仍有100万失业人口；美国则有超过800万人失业，另有数百万人就业不足。到战争结束时，美国的失业人数可以忽略不计——6500万就业人口对67万失业人口——而英国1944年的平均失业人数只占劳动力的0.6%。

Kragh, ‘Soviet labour law’, 540. Rice, ‘Japanese labor’, 31–2; Uchiyama, ‘The munitions worker as trickster’, 658–60. Sparrow, Warfare State, 113–14.

无论劳动力结构如何不同，随着战争的进行，所有参战经济体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工人不足。军队的需要和为其余人口提供至少最低限度供应的需要，决定了为战争提供武器、装备和物资的劳动力的规模。工人尤其是熟练工人的急缺在战争最初几个月里便已显露无余。尽管人们想要把工人们限制在当前的岗位上以控制劳动力流动，但对劳动力的需求还是促使工人们向薪水更高、条件更好的地方迁移，而雇主或工厂主们也会因为急需更多的劳动力而雇用那些没有证件的工人，这让问题雪上加霜。在苏联，尽管有严厉的惩罚，但战争期间上报的工作中的“逃兵”案例还是达到188万起，可许多逃离者只是在别处找了份新工作而已，仍然在为战争做贡献。 工作中的“逃兵”在日本也很普遍，有些大雇主会找到办法劝劳动者冒着擅自流动的风险前往新岗位，并为他们伪造必需的证件。有些工厂主会给工人发“黑薪水”，但这与厚生省的努力背道而驰，厚生省想要限定薪资，并将工人流动限制在1941年10月引入的“国家作业体系”和4个月后发布的《劳动变更控制法》的管辖之内。 在美国，工人们不会受到法律制裁和劳动营的威胁，因此很难与工会达成关于工人不经批准就不能换工作的战时共识。约有2500万美国人跨过县界和州界去寻找更好的工作，包括100万来到北方工业城市找机会的南方黑人。而在此时，种族歧视也随着黑人的迁徙而来。兵工厂中只有3%的雇员是黑人，因为雇主认为他们缺乏足够的专业技能。

G. C. Allen, ‘The concentration of production policy’, in Norman Chester (ed.),Lessons of the British War Economy (Cambridge, 1951), 166–77. IWM, EDS/AL 1571, ‘Arbeitseinsatz und Einziehungen in der nicht zum engeren Rüstungsbereichgehörenden Wirtschaft’, OKW report, 9 Jan. 1941, p. 3; Rolf Wagenführ, Die Deutsche Industrie im Kriege (Berlin, 1963), 47–8.

这些缺口有许多办法能解决。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延长工作时间和增加班次。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年长还是年幼，10—12小时轮班制成了许多工人在战时的日常，日夜不停。在日本和苏联，工人们要每周工作7天，没有假期，这一要求让许多人常年处于疲病交加之中。在对消费品、艺术、服务行业等非关键岗位进行的所谓劳动力“梳理”中，被重新分配的工人不仅会被征入军队，也会成为军事工业中新的劳动力。在英国，1941年3月启动的“生产集中”计划使得政府有权关闭29个工业部门中的企业，并把它们的资源重新分配到各个行业最大、最高效的核心企业中。 德国的“梳理”工作在整个战争中一直在进行，但是最大规模的劳动力迁移则发生在战争头两年。在德国庞大的手工业部门中，1942年有40%的工人被转移到了军工岗位，其中许多人是年长的熟练工人；消费品工业中的男性劳动力在1940年夏季减少了超过50万人，这些人都去军事工业供职了。

Lutz Budrass, Jonas Scherner and Jochen Streb, ‘Fixed-price contracts, learning,and outsourcing： explaining the continuous growth of output and labour productivity in the German aircraft industry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Economic History Review, 63 (2010), 131. 英国的数据取自TNA, AVIA 10/289, memorandum for Ministry of Aircraft Production, ‘The supply of labour and the future of the aircraft industry programme’, 19 May 1943；德国的数据取自IWM, Box 368, Report 65, interro gation of Ernst Blaicher, head of Main Committee Tanks, p. 12; IWM, 4969/45,BMW report, ‘Ablauf der Lieferungen seit Kriegsbeginn’, n.d., p. 25。 德国的数据取自Rüdiger Hachtmann, Industriearbeit im ‘Dritten Reich’ (Göttingen,1989), 229–30；苏联的数据取自Harrison, ‘The Soviet Union’, 285–6。

生产的“合理化”也能取得很大效果。更有效的工厂布局、专用机器设备的更广泛使用，以及基于更大型工厂流水线生产的规模经济，这些都是降低劳动力投入并增加工人人均产出的途径。在英国和德国，国家调查员会在工厂之间走访，找出不良做法，并强迫企业采取各行业内明星企业的方式。军工业的效率提升十分显著，其中许多做法是根据工厂工人的建议而改进的。在德国，1941年有3000家企业设有建议体系，1943年则达到3.5万家。提出有效建议的工人会得到奖金或额外口粮。 在英国电气公司，每一架“哈利法克斯”轰炸机的生产在1942年4月需要487名工人，一年后只需要220人。当德国在1943年为Ⅲ型坦克的生产引入流水线制造时，每辆坦克所需工时从4000降到了2000；德国航空发动机的生产合理化使得宝马公司每台发动机的工时数从1940年的3260降到1943年的1250。 其结果便是与战争相关的工业企业的生产效率（以人均产出为准）显著提升。在苏联，规模化生产方式被广泛使用以应对战时需要，国防工业工人的人均价值贡献从1940年的6019卢布增长到1944年的18135卢布。所有战争经济体都获得了同样的成就，而农业和消费品行业的生产效率则普遍停滞不前或下滑，因为接替被动员者的都是些未受过训练的工人。

Harrison, ‘The Soviet Union’, 284–5; Wunderlich, Farm Labor in Germany, 297–9 ;Johnston, Japanese Food Management, 244.

为了应对军队的男性流失和战时工农业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动员女性也是头等重要的。就像女性志愿参军一样，在大后方的女性也明白自己是所有总体战行为的一分子，而不仅仅是流失的男性的战时替代品，尽管许多关于战时女性动员的叙述都会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女性作为工人、选民、政党党员或志愿者的地位在战前社会中并不亚于男性。无论在哪里，女性在战前的工人队伍中都占据相当大的比例，这个比例在美国和英国稍低（战争爆发时约为26%），在德国和日本较高（分别为37%和39%），在苏联最高，达到40%。在英美两国，女性就业人数都在战争期间大幅增长，而在其他国家女性就业的机会就少得多，女性要么从民用品生产转向军工生产，要么在没有男人的帮助下继续独自操持商店、办公室或农场。导致工业领域女性就业规模差异的主要因素仍然是农业产业的性质。在苏联、日本和德国，农村劳动力约占工作人口的1/3到一半，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女性。农场中女性对男性的比例随着战争持续而不断提高：在苏联，1941年时集体农场有一半的劳动力是女性，1945年时则有80%；在日本，女性在1940年占农村劳动力的52%，1944年占58%；德国女性在1939年占本地农村劳动力的54.5%，1944年占65.5%。 这些女性对战争来说不可或缺，因为粮食供应是高度优先的，所以不存在把她们重新安排到工业领域的问题。在总体战的背景下，女性农场工人和工业中的女性一样，都是生产一线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