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5

Rockoff, ‘The United States’, 101–3. John Jeffries, Wartime America： The World War II Home Front (Chicago, Ill.,1996), 95–6, 102; David Kennedy, The American People in World War II (New York, 1999), 351–3.

在英国和美国，女性的动员代表着相当规模的劳动力净增，数百万女性，尤其是已婚女性，选择加入劳动大军。在美国，女性劳动力在1940—1944年增加了520万人，其中340万已婚（大部分情况是她们的孩子已经大了），还有83.2万人是孤身一人。 尽管表面上增幅惊人，但绝大多数美国女性还是待在家里，她们中的许多人在为红十字会做一些志愿工作，如收取债券款，或者帮人照顾孩子。战争期间有200万女性实际上离开了全职岗位，其中许多女性则选择根据自己的需要入职和离职，只有1/5的女性劳动力在制造业工作。那些接替男性的女性大部分在办公室、银行、商店和联邦机构供职。 美国政府拒绝任何征召女性参军的想法。美国社会对寻找战时工作的女性大潮的态度，起先与对女性参军的态度一样三心二意。但随着防务企业出于必要而开始招收和训练女性时，男性管理人员才渐渐放下自己的偏见。

Klein, A Call to Arms, 354. Gerald Nash, World War II and the West： Reshaping the Economy (Lincoln, Nebr.,1990), 77–8. Geoffrey Field, Blood, Sweat and Toil： Remaking the British Working Class, 1939–1945 (Oxford, 2011), 129–30, 145.

人们很快发现，女性是比许多男性更可靠的工人——她们认真、有组织、机灵，而且富有耐心——于是军工业招收的女性数量从1942年起逐年递增。“让男人见鬼去吧，”一名航空工业主管对记者说，“给我女人。” 到这个阶段，在加利福尼亚州某些新建的大型飞机工厂中，女性超过了一半，这里的规模化生产方式更适合不那么熟练的女性工人，并能降低工作的体力负担。 英国的模式也与此大致相同，在战争第一年，新招收的女性工人只有32万人，军工厂雇主不愿意使用女性，因为他们还要去训练她们如何与男性共同工作，许多时候男性工人也讨厌这种对劳动大军的所谓“污染”。英国的女性就业人数从1939年的620万人增加到1943年的770万人，但和在美国一样，许多新参加工作的女性更愿意在白领岗位上接替男性。为了应对战时需要，英国在1942年和1943年少量招收女性来工作：先是招收年轻的单身女性和无孩寡妇，1943年又开始招收没有子女的有夫之妇。大部分女性工厂工人原先已经在民用工业领域工作过，现在只是转入了制造军用装备的工厂而已。

女性工人的岗位调整在德国和苏联经济中也很重要，在这两个国家，职业女性的比例已经很高，实际上在战争开始时这个比例就已超过英美最终达到的水平（见表4.3）。在德国，15—60岁女性的就业率在1939年时已达52%，而美国在战时高峰时也只有36%，英国是45%。

表4.3 本国劳动队伍中的女性比例（%）

注：苏联1=全部公共就业部门；苏联2=集体农场劳动力。

在苏联，女性加入了所有劳动部门，这与国际惯例是不同的。根据国际惯例，1940年工业劳动力中女性占40%，1943年占53%；战前交通业工人中女性占21%，1943年占40%；诸如此类。在德国和苏联，大部分新增的女性军工工人是从民用工业转来的，她们原先的工厂要么转产军工产品，要么作为非关键性产业而被关闭，她们都不是净增人力。女性在苏联是劳动力征召的对象，只有太老、有病或者照顾孩子走不开的人才不用工作。

Yamashita, Daily Life in Wartime Japan, 16; Martin, ‘Japans Kriegswirtschaft’,281; Johnston, Japanese Food Management, 244.

在德国，政府曾动过征召全部女性人口的想法，但最终还是只能靠招收年轻的单身女性，她们别无选择只能去工作，德国还鼓励有子女的已婚女性去上6—7个小时的半天班，1944年，在1480万已经就业的女性之外，又有350万女性选择了这种方式。还有数百万女性在民防、急救部门或纳粹党临时机构中当志愿者。德国原本希望在1944年达成国内劳动人口中女性占比最终超过51%的目标，但这一努力为盟军的轰炸所阻，轰炸把数百万女性和儿童赶到了乡村，让这些妈妈失去了为战争工作的可能性。当日本在1945年遭到猛烈轰炸时，女性构成了国内劳动力的42%，主要是在农业和商业领域。日本从1941年开始征召16—25岁的年轻女孩，并招来了100万人；1943年9月，征召范围扩大到了14—15岁的女孩子，又招来了300万人。女性最终还被送到了矿场，战争期间矿场的女性人数翻了一番。

Parker, Manpower, 435–6; Jeffries, Wartime America, 96. Leila Rupp, Mobilizing Women for War： German and American Propaganda (Princeton, NJ, 1978), 185; Jeffries, Wartime America, 90–91; Klein, A Call to Arms, 710.

数百万女性为战争而工作的事实并未能终结性别歧视，也没有促成更多的性别平等。女性很少从事监督、管理之类的工作，也很少做对技能要求很高的工作。那些在白领岗位工作的女性干的常常是文员、秘书或勤务之类的低薪工作。成为匠人、领班或熟练工人的美国女性比例在战争期间仅仅从2.1%增长到了4.4%。1944年，女性的平均收入是每周31美元，男性则能挣55美元，即便干的工作都差不多。在英国，女性的平均薪水仍然只有男性的一半。 成年和未成年女性的工作环境常常不是她们能长期承受的，除了伊丽莎维塔·科谢金娜和其他数百万苏联女工——她们被强迫持续工作，直到身体崩溃。那些习惯于以雇用男性为主的公司在为女性提供休息室和医疗设施时十分迟缓，并希望她们也能适应10个小时的轮班制。当女性由于疲劳、疾病或家庭问题而出现更高的缺勤率时，男性对她们的歧视反而加深了。许多女性面临着更甚于男性的压力，她们需要在工作和睡眠以外的时间里照看小孩，领取配给口粮，并操持家务。为了帮助她们做好这些双重工作，国家会提供儿童日托服务。1944年，德国幼儿园可以接纳120万名婴儿；美国建立了超过3万家日托中心，尽管政府不情愿将此视为国家义务，而这些中心也仅仅吸纳了13万名儿童。媒体曝光了一些看护中心管理糟糕、工作人员对儿童需求漠不关心的情况，导致一些需要外出工作的母亲宁愿将年幼的孩子独自留在家中，这促使全国范围内都开始讨论“钥匙儿童”的困境以及青少年犯罪问题，据说后者是因儿童得不到照顾而变得更加严重的。

Lary, The Chinese People at War, 161. Eckert, ‘Total war in late colonial Korea’, 17–21, 24–5. Hara, ‘Japan： guns before rice’, 246; Michael Seth, A Concise History of Modern Korea： Volume 2 (Lanham, Md, 2016), 83.

对那些“新秩序”帝国来说，还有一处劳动力资源可供开发。它们可以从占领区招收工人以填补国内劳动力的缺口，大部分时候是强征。在占领区的建筑工地、道路和铁路修建工地，以及农场和工厂里，还有数百万人为占领军工作。在欧洲，估计有2000万人为德国的订单工作，在日本的亚洲新帝国里，也有数不清的人为日本而劳作。在中国东北、内蒙古，以及朝鲜和日本本土，大批中国工人被强征来为日本的战争机器干活儿。1942—1945年，约260万中国人实际上成了奴隶，在恶劣环境下工作，而且没有薪水。 日本殖民地朝鲜的工人们情况稍好一些，因为日本已在朝鲜半岛建立了服务于战争的工业体系，而该体系对当地劳动力的需求量很大。1933年，只有21.4万朝鲜人在工业、建筑业和运输业中工作，到1944年，这一数字就达到了175万人，其中40万人就职于制造业部门。几乎所有朝鲜人都被视为最低等级的劳动力，但从战时生产需求中获益的朝鲜工程师、商人的数量还在增加。 其他朝鲜人就没这么好运了。强制劳动计划也被扩大到了日本殖民地，到战争结束时估计有240万朝鲜人——占日本工业劳动力的1/4——在日本的工厂和矿场中工作，他们的工作条件就远没那么好了。

Mark Spoerer, Zwangsarbeit unter dem Hakenkreuz (Stuttgart, 2001), 221–3 ;Johann Custodis, ‘Employing the enemy： the economic exploitation of POW and foreign labor from occupied territories by Nazi Germany’, in Scherner and White (eds.), Paying for Hitler's War, 79. Ulrich Herbert, Fremdarbeiter： Politik und Praxis des ‘Ausländer-Einsatzes’ in der Kriegswirtschaft des Dritten Reiches (Bonn, 1985), 56–8; Gustavo Corni, ‘Die deutsche Arbeitseinsatzpolitik in besetzten Italien, 1943–1945’, in Richard Overy, Gerhard Otto and Johannes Houwink ten Cate (eds.), Die ‘Neuordnung Europas’： NS-Wirtschaftspolitik in den besetzten Gebieten (Berlin, 1997), 137–41. Spoerer, Zwangsarbeit, 50, 59–60, 66; Bernd Zielinski, ‘Die deutsche Arbeitseinsa tzpolitik in Frankreich 1940–1944’, in Overy, Otto and ten Cate (eds.), Die ‘Neuordnung Europas’, 119. Corni, ‘Die deutsche Arbeitseinsatzpolitik’, 138–9.

德国的战争经济规模比日本庞大得多，因此对劳动力的需求也更加迫切。在整个战争期间，这个国家一直依赖于使用非德国劳动力作为劳动大军中越来越大的一部分。到1944年底，有820万外国人在德国和被德国吞并的地区——所谓“大德意志”——与2800万德国本国工人一同工作。据估计，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共有1350万—1460万外国工人、战俘和劳动营囚犯在德意志的帝国填充德国的人力资源池，1944年时这个数字超过了平民劳动人口的1/5。 外国劳动力来自许多国家，希特勒政府对他们分门别类，予以差别对待。有一小部分外国工人是自愿劳工。早在1939年春，就已有43.5万外国工人为了工作机会和大规模扩军带来的更高薪水而来到德国。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自一年后就沦为德国占领区的邻国。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来自德国的盟国意大利，这部分人在1941年时达到27.1万。 1940年德国征服荷兰与法国后，又有相当数量的志愿者越过边界来到德国公司工作：约有10万荷兰工人和18.5万法国工人。1939年，在波兰的被吞并地区，估计有300万波兰人为德国工作。 这些自愿劳动力中许多人并不那么自愿。经济压力有时会伴随着失业率的上升，当被占领国的产能下降时，工人就会到德国去找工作。在意大利，墨索里尼向希特勒承诺不断为德国输送意大利工人，以换取德国提供关键的战争物资。随后，各地法西斯党官员开始鼓励或者迫使意大利农业和工业从业者向德国迁移。两个独裁者之间的一份战时协议迫使意大利政府支付旅德工人需要寄回意大利家里的那部分薪水。这样，德国经济不仅得到了劳动力，还不用承担全部薪酬。

Spoerer, Zwangsarbeit, 45–7, 62–5; Zielinski, ‘Die deutsche Arbeitseinsatzpolitik’,111–12.

同样占便宜的还有对战俘劳动力的利用。除了苏联和日本外所有参战强国都在1929年的《日内瓦公约》上签了字，公约规定只能在与战争不直接相关的部门使用战俘劳动力。德国人在对待英美战俘时对这一限制多少还抱着谨慎态度。他们对待1939年时被带入德国本土的30万波兰战俘时也遵守了这一公约，这些波兰战俘被送到德国农场工作，这是公约允许的。9个月后，德国军队俘虏了160万法国士兵，其中1/3本来就是农场工人。超过100万法国俘虏被留在德国，其中一半像波兰人一样被送到农业部门。然而，随着工业劳动力需求的激增，德国人也找到了规避《日内瓦公约》限制的办法。既然在德国看来波兰这个国家已经不复存在，那么这些俘虏也就可以被给予国民待遇，去做不受《日内瓦公约》限制的工作了。为了规避国际法对使用法国俘虏的限制，德国在1943年4月创立了一个特殊的俘虏类别：“改造”俘虏。德国每放回一个被强制从法国送到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工人，就要有一名俘虏自愿转为“平民工人”在德国工作，这样他就能成为工业劳动力并正常获得薪水。到1944年中期，约有22.2万法国俘虏利用了这一协定。

Corni, ‘Die deutsche Arbeitseinsatzpolitik’, 143–9.

那些从东欧和南欧抓来的俘虏就远不是这个情况了。使用苏联俘虏没有任何法律问题，因为苏联没有在《日内瓦公约》上签字。在苏德战争的第一年中，大部分俘虏要么自己死去，要么被杀，希特勒直到最后才勉强同意在“大德意志”地区使用苏联战俘。但被使用的苏联战俘的数量一直很少——到1944年8月只有63.1万苏联战俘在德国干活——因为许多俘虏在东方为德国军队和占领当局做事。1943年9月，意大利投降时被前盟友抓作俘虏的意大利士兵也不受公约保护。被送往德国的60万意大利人被定为“军事拘押人员”而非战俘，因此要他们干什么活儿都可以。这些意大利被拘押人员被德国当局和许多德国民众视为轴心国事业的叛徒，因此吃得差，住得差，工作中也备受伤害和侵扰。到战争结束时有4.56万人死于囚禁。

Herbert, Fremdarbeiter, 83–90, 99. Spoerer, Zwangsarbeit, 73–80; Herbert, Fremdarbeiter, 157–60, 271.

1942年的劳动力短缺是无法靠自愿移民和使用战俘来填补的。1942年春，德国政府更想要在整个德占区的人口中强征劳动力到帝国干活。这一变化的标志是1942年3月图林根州纳粹党大区长官弗里茨·绍克尔被任命为劳动力分配全权代表。强制劳动此前已经被用在了波兰人身上，到1941年底，有超过100万波兰人在德国卖力，大部分是在农业和采矿业工作。 绍克尔的职责是找到多得多的工人来扩大军工部门。这一策略在东方实施起来比在西方占领区更容易。1941年12月，德国对当地所有15—65岁的男性和15—45岁的女性实施了普遍劳役制度。也有一些工人是自愿的，一些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笑着登上前往德国的火车的照片被用来鼓励其他人一同前往。但同往者寥寥无几，1942年春季，强制劳动演变成了对苏联年轻男女的定期武装抓丁，许多人是被地方协作者抓走的，这些协作者都从德国当局那里领到了劳工数量指标，并可以随意使用任何需要的办法来抓人。第一年有148万人被送往德国，但其中有30万人因为太老、有病或怀了孕而被退了回来。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抓人一直在进行，到1944年8月，210万苏联工人被抓到德国，其中女性略超一半。他们都被迫佩戴写有醒目的“O”字母的袖标，意思是“东方工人”（Ostarbeiter）。

Zielinski, ‘Die deutsche Arbeitseinsatzpolitik’, 121–3, 131; Spoerer, Zwangsarbeit,64–5. Zielinski给出的被驱逐者的人数是85万至92万，其中包括在四次“行动”之外被驱逐的人。 Corni, ‘Die deutsche Arbeitseinsatzpolitik’, 150–60.

在西欧和南欧，征募强制劳工则困难重重，因为那里原有的国家并未因德国的占领而消亡。法国劳工的征募必须与在维希的贝当元帅政府协商一致。1942年6月，绍克尔与法国总理皮埃尔·赖伐尔达成协议，法国要为德国工业提供15万工人。赖伐尔仍然希望德国能打赢，于是同意授权法国劳工当局开始强制登记并分派工人到德国去干两年活儿。这被证明很难实施，于是在1943年2月，法国实施了强制劳役制度，要求所有20—50岁的适合劳动的人为德国服务，无论在法国还是在德国。1944年，约有400万人直接为德国占领军工作，而1942—1944年的四次所谓的“绍克尔行动”（“招聘行动”）则网罗了72.8万男女并把他们送往德国。 荷兰和比利时的“行动”又另外网罗了约50万人。意大利向盟军投降后，绍克尔又来到罗马，要求在德军占领的2/3亚平宁半岛上采取相似的行动。他的目标是再拉走330万意大利工人，但最后只拉到了微不足道的6.6万人，此外还有意大利军事拘押人员和10万在意大利退出战争时进入德国的自愿移民。 到了这个时候，各地老百姓已经明白了劳工征募意味着什么。在意大利和法国，年轻男女纷纷离开家园加入抵抗运动，或者找其他办法躲避被抓。由于后期的“行动”收获甚微，加上盟军对德国本土持续不断的轰炸，德国再次改变政策。生产合同现在被分散下发到占领区，这样需要被强制征发到德国本土工作的工人就不需要那么多了。

Custodis, ‘Employing the enemy’, 95.

各类外国工人的待遇各不相同，但都很差，在最差的情况下，恶劣的待遇导致所有强迫劳动者的战时死亡率高达18%。 那些西欧的工人稍好一些，他们的食品配给水平与德国人差不多，至少在战争最后一年出现普遍粮食短缺前是如此。他们并不是人们常说的奴工，而是领取固定工资。扣除特别税和食宿费之后，每周平均还能剩下约32马克，德国工人则是43马克。如果生病或遇到事故，他们还能享受与德国人相同的福利。他们会受到宵禁的限制，他们可以使用的生活福利设施和商店也会受到管控，若是违纪或违约，他们会受到与德国工人相同的严苛规章的处罚，如果一直不守规矩，他们也会被送到集中营去。

Cesare Bermani, Sergio Bologna and Brunello Mantelli, Proletarier der ‘Achse’： Sozialgeschichte der italienischen Fremdarbeiter in NS-Deutschland 1937 bis 1943(Berlin, 1997), 222. Elizabeth Harvey, ‘Last resort or key resource? Women workers from the Nazi occupied Soviet territories, the Reich labour administration and the German war effort’,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26 (2016), 163.

另一方面，东方工人的待遇就截然不同了。他们通常住在工作地点旁边的简陋工棚里，行动受到严格管控，他们每天工作10—12个小时，扣除质量低劣的伙食费和住宿费后，每周只能挣到不超过6马克。尽管许多人发现这里的条件比他们老家苏联的条件还要优越不少，纪律上也没有太多不同，但东方工人的生产能力起初还是比德国工人和西欧工人低不少。1942年实施的一次对外国工人的调查发现，法国工人（此时大部分还是自愿来的）的生产能力约为德国工人的85%—88%，苏联人的这一数字是68%，波兰人是55%。 当局很快意识到改善食品供应和增加薪水会提高生产能力。于是东方工人的工资在1942年涨到平均每周9.8马克，1943年达到标准的工人更是能拿到每周14马克。最能干的东方工人是女性，她们很快被大量送去制造武器和军用装备。绍克尔很想招收苏联女性，因为在他看来她们加入工业劳动大军时表现出了健康的耐力。“她们能工作10个小时，”1943年1月，他对一名德国官员说，“而且男人能干的活儿她们都能干。”她们如果在开始工作后怀孕，就会被强迫流产或者把婴儿丢在家里，然后被直接拉回工厂。 据1944年时的计算，她们的生产能力是德国工人的90%—100%；而主要在建筑和采矿业工作的苏联男性工人则只能达到德国工人的80%。

Spoerer, Zwangsarbeit, 186. 这些数据是根据1943—1944年德国的四项彼此独立的调研结论得出的。 Rüdiger Hachtmann, ‘Fordism and unfree labour： aspects of work deployment of concentration camp prisoners in German industry between 1942 and 1944’,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55 (2010), 496. IWM, Speer Collection, FD 4369/45, British Bombing Survey Unit, ‘Manuscript Notes on Ford, Cologne’. Spoerer, Zwangsarbeit, 226; Herbert, Fremdarbeiter, 270–71. Custodis, ‘Employing the enemy’, 72.

所有调查都显示，来自南欧的工人无法有效地工作，至少来自希腊的所有强征劳工是如此。无论在哪里，他们的生产力水平只有德国人的30%—70%。在被送到建筑工地上干活的战俘中，英国战俘是最差的之一，其生产力水平不足德国工人的一半。 在许多地方，他们喜欢磨洋工而又不守纪律，这体现了他们对强迫劳动和对外国人被施加的严厉管控的抗议。尽管如此，来自德国以外的劳工却是不可或缺的。为了从外国劳工身上榨取更多，德国劳工阵线请来工作心理研究所对50万外国劳工做了能力测试，以确保他们都被分配到与其能力相适应的工作中。劳工计划甚至发展到了把身体虚弱的集中营囚犯送到工厂去干活，他们在那里或许活不了几个星期。 所有外国工人都比德国工人更守纪律，尤其是占相当大比例的女工。1944年，科隆市福特工厂中德国工人的日均缺勤率在高峰时达到25%，但外国工人平均只有3%。 1944年8月，外国工人占农村劳动力的46%，占所有矿工的34%，占所有工业工人的1/4。 在军工领域，1/3的劳动力是外国工人，他们被迫为这个发动侵略、把他们掳掠至此的国家制造军事装备。

Hachtmann, ‘Fordism and unfree labour’, 505–6. 关于在这里使用“奴工”一词是否恰当的争论，见Marc Buggeln, ‘Were concentration camp prisoners slaves? The possibilities and limits of comparative history and global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53 (2008), 106–25。

1944年，随着对外国劳工的强征进入尾声，反抗和逃跑也越发普遍，集中营系统提供的工人数量便增长起来。1942年8月德国各个集中营中有11.5万名囚犯，到1944年8月达到525286人，1945年1月更是达到714211人。此时几乎所有的囚犯都不是德国人——有抵抗战士，有政治反对派，还有不听话的外国工人，以及逃过驱逐和灭绝营大规模屠杀的犹太人。1942年春，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党卫队组织成立了经济管理总局，以更充分地利用集中营可用的劳动力资源和被迁徙的犹太人。被赶往屠杀营的犹太人中的1/5被选出来成为劳动力，主要是年轻男性和女性。这些囚犯实际上就是奴工，他们在党卫队企业里做工，或者被数百家德国企业少量雇用，这些企业每使用一名熟练集中营工人，就要每天向帝国财政部缴纳6马克，不熟练的男工和女工则是4马克。 到战争结束时，德国各地的集中营数以千计，一队队疲惫而瘦弱的劳工穿着破衣烂衫，被德国看守推搡、胁迫甚至屠杀的场景随处可见。他们的处境格外凶险，尽管德国当局的目标只是尽可能多地从这些不幸的囚犯身上榨取劳动力，这是总体战残酷而荒诞的一幕。

Wolf Gruner, Jewish Forced Labor under the Nazis： Economic Needs and Racial Aims, 1938–1944 (New York, 2006), 63–75, 282. Spoerer, Zwangsarbeit, 228–9.

处于劳工生态链最底层的是被动员劳动力中的犹太人受害者。德国劳动管理部门早在1938年就引入了犹太人强制劳动计划。犹太男性被迫登记参加强制劳动，到1939年夏季，有2万犹太人在隔离单位中干活，主要是在德国境内的建筑工地上；1941年，集中营和分营区的广泛网络中有了5万人，有些分营区一次只有几名工人在干活。被占领的波兰也沿用了相同的模式，那里有约70万犹太人在强制劳动计划中干活，这一计划与党卫队操纵的集中营系统是相互独立的。 他们此时还不是囚犯，但是1941年党卫队从常规劳动管理部门手中接管了犹太强制劳动计划；隔离劳动的所有一切都被并入更大的集中营系统，灭绝营中的犹太人也开始被选出来充当劳力而非被立即杀掉。劳动力的短缺意味着迟至1943年初还有约40万犹太人强制劳工在“大德意志”地区和被占领的波兰做工。犹太劳工的工作生活条件被故意弄得比其他囚犯和强制劳工的恶劣，但经济压力也意味着这些人通常不会立刻被累死。当这些被视为德意志的帝国命定之敌的男男女女被榨干最后一丝劳动力之后，死亡才会随着营养不良和疾病而渐渐到来。不同类型的强制劳工和奴工的准确死亡数字很难计算，但党卫队集中营系统中劳工的预期寿命都达不到一年。估计有270万劳工死亡，其中许多来自集中营系统，这当中又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欧洲各地的犹太人。 这种死亡率显示总体战也有其非理性的局限性，因为政府正在努力解决作为优先事项的种族主义和战时经济需求这对矛盾冲突。

Golfo Alexopoulos, Illness and Inhumanity in Stalin's Gulag (New Haven,Conn., 2017), 160–61, 208–9, 216. Golfo Alexopoulos, Illness and Inhumanity in Stalin's Gulag (New Haven,Conn., 2017), 197–8; Wilson Bell, Stalin's Gulag at War： Forced Labour, Mass Death, and Soviet Victor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Toronto, 2019), 8–9, 157–8.

苏联对囚犯劳动力的利用也暴露了相同的矛盾。在由59所部级劳动营、69所省级劳动营，以及在战前10年里首次建立的强制劳动聚居地组成的国家级体系中，长时间劳作是强制性的。战争期间，约有2/3的囚犯在工业领域工作，其余在矿业和林业领域，他们的工作环境粗陋而且残酷。营地管理者被要求最大限度地榨取劳动力，并将“工日损失”最小化，但战争期间的粮食不足、每天长达16个小时的工作，以及最低限度的健康服务意味着平均有约1/3的犯人患病、无法继续工作或者死亡。 斯大林本人也会常常查看犯人的生产表现以确保他们没有脱离为战争而进行的工作。那些工作达不到预设标准的囚犯会逐渐失去供给，而超额完成工作的人则会获得假期和额外的口粮作为奖励。那些病重无法工作的人被放了出去，以为仍有劳动力可供榨取的劳工腾出地方。1943年4月，政府发布“对德国法西斯敌人、奸细和祖国叛徒及其帮凶的惩罚措施”法令，建立了特别的苦役营，里面的囚犯工作时间更长，不分寒暑，没有休假，在体力要求最高的地方干活。这些囚犯和德国奴工系统中的犹太人一样，实际上都会干到累死，为急缺工人的苏联战争机器贡献出自己的最后一点劳动力。从1941年1月到1946年1月，有93.2万名囚犯消失，这证明了一个致力于为总体战榨取劳动力的监狱管理体系根本没有效率。

反抗和生存

这些男工女工在各个国家的工作条件天差地别。在美国和英国（不过帝国领地不含在内），随着战争进行，工人们享受着合理的战时生活标准，收入和储蓄都在增加，还有权加入工会，只要他们愿意。德国的工人队伍（不包括囚犯和强制劳工）吃得没那么好，没有工会保护，当城市开始遭到轰炸后还遭遇了工作环境的急剧恶化。苏联和日本的工人队伍在整场战争中都面临着营养不足、超时工作、严酷管理和生活标准快速下降等难题。在车里雅宾斯克，工人们忍受着刺骨的寒冷，得不到充足的供暖，缺乏安全保护，而且不断受到惩罚的威胁。人们经常可以看到有些女孩子工作时穿不上鞋子或靴子，她们的双脚因为冻伤而肿大、溃烂。

尽管经历各不相同，这些工人和消费者都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他们都不得不去对付严厉的工作管理、长时间的工作、无穷无尽的物资短缺（不是数周数月，而是最终长达数年），而且不知道这种苦难何时才能结束。随着战争机器吸走了越来越多通常应该供应给民营经济的资源，总体战动员给平民带来了格外沉重的负担。很难解释他们是如何应对的，也没有一套解释能覆盖差异如此巨大的政体、社会结构和经济系统而不扭曲。总体战成了数百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爱国主义和对敌人的仇恨或许能支撑工人们一段时间，但时间长了就不足以成为工作动力了。胜利或失败的前景显然起了一定的作用，尽管德国和日本民众面对即将到来的军事崩溃时仍然顽强坚持，而英国和美国的公众却在1944年胜利临近时越来越多地显示出消沉的迹象。

TNA, FO 371/46747, Col. Thornley to G. Harrison (Foreign Office), enclosing the ‘Jupp Report’, 26 Feb. 1945.

要知道，大部分工人的工作动机是出于诸如挣工资之类的个人考虑，并非受宣传影响而为战争全力投入。战争提供了充分就业的机会、挣更多钱的机会（即便在苏联，那些超过生产标准的人也能获得额外的口粮和其他奖励）、为和平到来后恢复花销而存钱的可能性、学习新技术并提高工资水平的机会，或者，对女工而言，挣取比战前更高的工资并以此获得更大独立性的前景。有一个例子或许能说明工人们在多大程度上用他们自己的话语使对他们的动员合理化。1943年，一名瑞典商人对汉堡市的码头工人进行了抽样访谈，想要了解是什么驱动着他们为这个政治上没几个人认同的政府工作。受访者一致表示自己要为了德国的胜利去努力工作，因为他们不想回到大萧条年代的失业和艰难中去。他们说，盟军的胜利可能会导致对德国的肢解（确实如此）和他们自己的贫困。最重要的是，德国工人们不想去冒被指责为“背后捅一刀”、背叛自己国家军队的风险。在战争最后一年里，英国的政治宣传试图鼓励德国工人反抗独裁政府，但是1945年初，从鲁尔-莱茵兰地区秘密获得的报告则显示，工人们既不愿也不会去重演1918年那一幕。“纳粹德国没有革命的环境，”一份报告说，“既没有领导，也没有组织。”工人们已经准备好要在战败后重建一个新德国。

TNA, LAB 10/132, Trade Stoppages： weekly returns to the Ministry of Labour 1940–1944; Field, Blood, Sweat, and Toil, 102–3.

这个问题还有另一面。对大后方的人民来说，他们如果起来抗议长期的战争和遭受的苦难会面临什么样的前景？这正是所有参战国政府都想要避免的结果。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工人反抗情况和他们身处的社会与经济条件恰恰相反。在条件至少不逊于平时的美国和英国，尽管工会在战争初期就同意只要政府尊重工人利益就可以推迟罢工活动，但工人抗议还是此起彼伏。在英国，未经许可的罢工行动导致了平均每年180万工日的损失；1940年英国有940起罢工，1944年达到3714起，尽管90%的罢工持续不到一个星期。有些罢工只是为了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例如“女工头太盛气凌人”或者“不想和爱尔兰人一起工作”等），但它们反映的只是工人们因任务分工、纪律、工作替代性或工资等方面的利益而产生的争议，而不是表明他们反对战争本身。

James Atleson, Labor and the Wartime State： Labor Relations and Law during World War II (Urbana, Ill., 1998), 142; Richard Polenberg, War and Society： The United States 1941–1945 (Philadelphia, Pa, 1972), 159–72. Kennedy, The American People in World War II, 213–19; Klein, A Call to Arms,624–6.

在美国，工会想要维持不罢工的承诺，但战争头几年飞涨的物价和加薪的不公平还是导致了未经准许的工人反抗。战争期间共发生了14471起“野猫”罢工，尽管这里面也没几次能持续超过一星期，超过两星期的只有6%。美国的罢工也是为了薪水和工作环境，而与战争无关，但政府对此的回应比英国要强硬得多。 即便在战争爆发前，当制造了美军1/4战斗机的加利福尼亚州北美飞机工厂发生大罢工时，2500名士兵就奉命接管工厂，用枪逼着工人复工。战争期间的工人反抗会被公众视同于背叛。1943年，为了回应宾夕法尼亚州无烟煤矿的大罢工，国会没有采纳罗斯福的提议，而是通过了《史密斯-康纳利法》（又称《战时劳工纠纷法》），授权政府接管对战争至关重要的公司，并对不合法罢工的挑头者提起刑事诉讼。当年12月，新法律就派上了用场，当时一场蓄意的铁路罢工使得联邦政府接管整个铁路网长达三个星期，直至工会出面接受国家制定的薪水方案为止。 商业领袖也不能例外。战争后期，一家公司的总裁拒绝接受关于“没有工会的工厂里的新工人必须加入工会”的规定（这让工会人数在战争期间从1000万增加到1500万），于是美国总检察长亲自带着一队穿着军服的士兵把他从他的办公室里赶了出去，并接管了这家公司。

Rice, ‘Japanese labor in World War II’, 34–5, 38. Martin, ‘Japans Kriegswirtschaft’, 282; Yellen, ‘The specter of revolution’, 207–11. Howard, Workers at War, 172–5. Kragh, ‘Soviet labour law’, 537–40.

在一些国家，无论是轴心国还是盟国，这种程度的工人反抗都是不可能的。在这些国家里，罢工都是非法的，人人都知道参加工厂罢工有多么危险。反抗被视为政治问题，这不是对工人利益的维护，而是要挑战为战争所做的努力、挑战政府。在德国和苏联，屡教不改的违反者会被送进集中营或劳动营。然而在日本、中国和苏联，恶劣的工作环境还是会导致自发的不满，或者引起一些人想要通过换工作来逃避恶劣环境和低工资。日本的工会甚至在1939年之前就受到了限制，1940年更是彻底被禁；1939年工会还有36.5万会员，到1944年一个也就没有了。尽管如此，警方在1944年还是记录了216起工厂抗议，尽管卷入其中的工人总数不足6000人，只是工人队伍的很少一部分。有些工人的抗议方式是磨洋工或者偷工减料，甚至有时还会抗命不遵。 工人队伍中任何可能的共产主义迹象都会受到密切监控，所有嫌疑者都被逮捕并受到酷刑。安全部队对那些捕风捉影的证据做了夸大的报告，以表明共产主义的渗透正在加强，但革命的威胁实际上都是幻觉。 在中国国防工业中，工人们都处于军事化管理和严格的工厂制度约束之下，尽管如此还是有数以千计的人冒险逃走，以此作为间接的反抗。企业报告说熟练工人每年都要换掉一半，并责怪共产党煽动劳工前往解放区，但实际上工人们逃走后常常只是随便找一份没有那么多压迫、能多挣些钱或粮食的工作而已。那些被抓住的人会被武装警卫押回来，扣罚工资和粮食。 在苏联，工人们可以去向工厂的共产党官员说说委屈，但这常常很危险。工人们除非得到指示，否则不能离开工厂，但擅自旷工成了他们挑战恶劣工作条件或特殊虐待的间接方式。此举表面上看风险很大：根据1942年1月一项政府秘密决定，国防工业中任何工人未经请假擅自离岗，都要在一天内上报军事检察官，他们可以对离岗者判处最高送入劳动营5—8年的惩罚。这个规定很愚蠢，最后大部分判决是缺席审判，因为逃走的工人再也找不到了；有时候，被判罪的工人实际上已经死了，或者被抓去当兵了；在其他情况下，检察官会谴责管理人员没能提供良好的环境从而逼走了工人。